韓國日本哪個政治地位高

Ⅰ 日本和韓國哪個國家綜合實力更強一些

日本在綜合國力上強於韓國。

國家的綜合實力的幾個指標是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
一、面積：韓10萬平方公里
日37.7萬平方公里
人口：韓5100萬
日1.26億
經濟：韓1.531萬億美元 人均29743美元
日4.872萬億美元 人均38428美元
二、2015年數據:
1、國際競爭力排名指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各國的競爭力相比較，其創造增加值和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的能力。
日本的國際競爭力排名第6位；韓國的國際競爭力排名26位。
2、日比韓要國際化一些，商品全球化更高。日本社會比較有積淀，各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機制。韓國人有點用力過猛，注重外在，流於形式和外表，導致他們沒有豐富的精神世界相對匱乏。
三、經濟。根據數據統計，日本GDP的總量為接近六萬億美元，人均GDP四萬余美元。而韓國的話，GDP總量僅為1萬多億美元，人均GDP為兩萬美元。所以，從日本與韓國的比較得出，無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GDP，日本都遠遠大於韓國。在經濟層面，日本是強於韓國的。
四、軍事方面。
1、空軍：日本沒有遠程導彈，韓國不僅擁有遠程導彈，而且軍演相當頻繁，在空軍方面，韓國強於日本。
2、海軍：日本擁有準航母，能夠搭載垂直起降的F-35B隱身戰機，而韓國在海軍發展上一直比較緩慢，所以海軍，日本強於韓國。
3、「全球火力指數排名」韓國排在日本前面，目前韓國的現役總兵力62.5萬人，日本為24.7萬人；後備役韓國520萬人，日本則是6.33萬人；韓國的國防開支為392億美金，日本461億美金；這樣粗略對比一下，韓國的優勢是大於日本的。日本唯一占優勢的應該就是海自，日本海自的實力明顯強於韓國海軍，日本的潛艇實力明顯高於韓國。此外，還有軍工企業發展，軍費支出等，所以兩國在軍事方面的綜合實力，日本稍強於韓國。
五、在科技發展上，從諾貝爾將得主數量還是科研經費中或是技術專利數量上，都能看到日本高於韓國。
六、文化：
1、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七、綜合以上，日本在綜合國力上強於韓國。

Ⅱ 韓國和日本哪一個國際地位更高

早在二戰之前，日本就成為了全球七大工業國之一，擁有了現代化的軍隊和完整的工業體系，這點不僅把韓國、也把當時的中國遠遠甩在身後。雖然二戰遭受重創，但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在戰後迅速恢復上升，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的GDP已躍居西方世界的第二位。現在雖然被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超過，但GDP仍然位居世界前列，工業生產、高精尖製造能力在世界數一數二。
相比之下，韓國就遜色很多。韓國經濟60年代開始起飛，到1996年，韓國加入了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韓國經濟遭受重創，之後恢復得也較快。
但是韓國不論是在經濟體量，還是在國際影響力方面，都無法與日本相抗衡。而日本以小島國之力在國際體系中謀得了較高的國際地位，除了其自身經濟實力強悍、高科技、製造業產品所向披靡之外，還與其二戰後大規模國際援助，在國際社會上謀得了相對好的名聲分不開（東亞、東南亞這些遭受日本二戰侵略的國家除外）。

Ⅲ 就戰略地位而言韓國和日本誰重要 如果發生戰爭美國會優先保全誰

看中美戰略實力的對比。
如果是美國進攻中國，韓國重要，梁配中神渣譽國控制了，可以盡可能的抵擋美軍，美軍控制了，就有了進攻東游段亞大陸的跳板。
如果中國進攻美國，日本更重要，中國控制日本可以直接威脅到美國關島基地，美國控制日本可以保留第一島鏈封鎖中國。

Ⅳ 韓國和日本屬於同一檔次的國家嗎還是大國和小國的關系

韓國和日本不是謹鍵一個檔次的國家！
日本算是大一點的國家吧！韓國就是算是高晌蠢小國家了。只是戚陪這兩個國家都比較有錢而已！

Ⅳ 同樣受制於美國，為什麼日本看起來比韓國更獨立

這是因為在美國的東亞利益結構當中日本的地位要遠遠高於韓國。美國雖然在日本和韓國兩個國家都有軍事基地，但是日本軍隊的實力要遠遠比韓國強大的多。再加上韓國的戰時指揮權在美國人手裡，所以這也使得韓國在發展上面要更受制於美國，再加上韓國在一些高科技領域上要更加依賴美國，這也就使得韓國要比日本更像是一個附庸國。

不過我們也看到美國東廳衡漏亞地區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大，所以這也使得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經常和周邊國家發生矛盾以及沖突，所以我們也希望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能夠保持克制，只有這樣才能夠維護東亞地區長時間的和平以及發展穩定。這其實對於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有著巨大的幫助。

Ⅵ 為什麼日本財團這么多，但政治卻比三星家族的韓國要好很多呢

因為日本是大國，韓國是小國。小國可能被超大財團控制，大國就不可能了。
不僅日本是這樣，其實美國的財團更牛，但美國也更大，所以美國也不可能被財團控制。

具體說回日本，除了大財團勢力，還有傳統鄭智家族勢力，地方勢力，比如日本農協。
競技層面，日本作為打工，除了有三菱住友豐田這樣的巨型企業，也有任天堂這樣百年的大中企業，小企業更很多。
日本大財團經濟上也沒有壟斷地位。

總結一下就是，韓國沒了三星現代，韓國就完了。但日本沒有三菱豐田三井住友，日本還是很強。

Ⅶ 朝鮮與韓國哪個國際政治地位高一些

韓國比朝鮮更強一些

朝鮮實際是一個被國際政治邊緣化的國家，幾乎被忽視的地位。
如果他不經常打打核武這張牌，向世界撒撒嬌，訛詐一點錢糧，基本沒人有必要想起它來。讓世界對朝鮮有記憶的原因現在看，無外乎是兩件事：1.地緣政治因素。2.核武。

韓國對比朝鮮就好一些，在國際上十分活躍，即便經常性地發發飆，搞搞怪，但大家都大人不記小人過，樂得看它折騰，一條小泥鰍翻不起大浪，但是，韓國畢竟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和大家混個臉熟，彼此總要賣個面子，所以說話的機會也就比朝鮮多了很多，說了不都白說的時候也比朝鮮多。

Ⅷ 中國韓國日本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地位比較

（一）日本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的國際戰略基本上是圍繞它與美國的關系展開的。以美國人的視角從日本的立場出發看待亞洲，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戰爭和佔領淡出歷史舞台，亞洲變得更加重要，而日本的重建和經濟影響力也使它成為這一地區佔有絕對領先地位的經濟強國。事實上，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所尋求的不只是在某一時期充當亞洲與西方的中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及20 世紀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日本經濟在80 年代的全球金融市場中迅速崛起，而這更使得日本完成了從美國的附庸國到支持國的戰略關系轉變。

完成這一轉變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對美國的政策給予了大力支持。[3]它協助完成了對國際金融體系的一些基礎制度的革新，帶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某一時期曾是最大的國際援助貢獻國。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在干預金融市場和重新調整世界主要貨幣幣值等方面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也因此為本國企業在多個生產領域的外向型發展提供了機會。盡管在20 世紀80 年代，日本對美國開放其市場的要求表現出了不情願，但是在90 年代還是慢慢屈從了美國的壓力，開放了其商品、服務及資本市場。

作為美國的堅定支持者，日本把亞太看做一個它可以行使經濟領導權的地區。在各國政府都致力於塑造各自國家經濟發展規劃時，日本政府想利用國際援助、貿易和建議等直接手段領導亞洲，同時以值得效仿並且有吸引力的經濟成功模式對亞洲國家實施間接影響。日本的發展和完善離不開一個發展的、完善中的亞洲。它希望把提高生產力作為焦點，以此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政治上的爭吵並驅散歷史造成的對它的敵意。日本注重拉動出口和對外合理投資，為促進有競爭力的產業的繁榮創造政治條件。因此，地區發展和日本的強大自然地被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所謂的雙贏局面恰恰可以為日本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不對稱披上自由主義的外衣。

事實證明，這個策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20 世紀60 年代，由於其他亞洲國家對日本及它所提出的各種計劃的質疑和敵視，日本為正式的地區融合方案所做的設計紛紛失敗。20 世紀70 年代初，經歷了數次無情拒絕的日本政府轉而關注一些非正式的以市場為基礎的亞洲地區融合方案。它開始青睞一些更為鬆散的非政府機構。這些機構通過吸收盡可能多的成員以擴大日本的影響，有的甚至可以在沒有日本參與的情況下運作。在1985 年日元戲劇性的升值後，日本企業很快發展起全新的大型分包商及子公司網路。現在日本企業的國外供給線在地區范圍內運作，它們為日本的紡織、汽車和電子等行業提供了地區性的基礎結構。無論是生產廠商還是買家都需要這些復雜的多層次安排。因此，日本的對外投資對具體經濟部門接收投資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所在的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日本的介入促進了東亞地區經濟的一體化。派散租而現在，韓國、朝鮮、中國台灣、東南亞以及中國企業更為這種一體化趨勢提供了新的動力。

能夠不斷吸收亞洲出口產品的美國開放市場（先是來自日本，然後是韓國、中國台灣以及新近完成工業化的東南亞國家，最後是現在的中國）是實現地區化進程的結構條件。一個可滲透的亞洲地區經濟的出現，需要美國消費者對亞洲低價產品的「好胃口」，需要美國向亞洲產品開放的市場。而且這完全符合美國的大戰略，那就是支持開放性市場的自由化，尤其是那些正在經歷迅速工業化卻趨向保護主義政策的經濟。如果失去大商場中的美國貨架，就不會有那麼多亞洲經濟奇跡，更無從談起亞洲地區主義。

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更直接地體現了它作為美國支持國的角色。[4]由於受到反戰主義大眾文化的限制，再加上不得不顧及頗有爭議的和塵兆平憲法第九條， 在20 世紀80 年代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政府一直奉行支持美國的政策。這種堅定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顯而易見，委身於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可以得到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對於日本來說，它之所以能做到只把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用在國防開銷上，是因為美國納稅人負擔了大筆費用。隨著日本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擴大，美國也對其施加了更多壓力：美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掘迅是同時也要承擔更多義務。日本的兩位首相中曾根和小泉純一郎一直是美國值得信賴的夥伴，他們都適時地抓住美國政策所提供的政治開放空間，使日本以自信甚至武斷的姿態出現在國際事務中。

（二）中國

中國加入全球市場，逐步發展成一個可信賴的地區強國，而且將會在全球事務中擔當主要角色。這是蘇聯解體後，影響美國帝國體系的最重要的發展趨勢。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已經能夠取代日本，成為在亞洲有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強國。實際上，中國與日本之間仍有很大差距。在2002 年，日本GDP 佔全球GDP 的13.5%，這一數字幾乎是中國GDP 所佔全球GDP數據的4 倍。與購買力平價標准相比，市場調劑外匯能更好地衡量地區經濟活力。日本的市場調劑外匯以4：1 的比例領先中國，而如果按人均計算，這一比例躍升為40：1。經歷了10年的經濟停滯，日本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總GDP 所佔比值從72%下降到65%。在同一時期，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即使是這樣，中國GDP 占日本GDP 的百分比只是從13%增加到了23%。[5]也許在未來會發生一些變化，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直到2005 年中國仍大大落後於作為世界主要出口國的德國。有些記者和政治家在80 年代曾經大肆吹捧日本的經濟發展，現在也有人盲目稱贊中國。不過無論怎樣，確實有一些重大變化正在重塑東亞和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

中國作為一個可信賴的地區強國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這一點可能還沒有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它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6]20 世紀70～80 年代，中國從一個革命者的角色轉變成了一個有現實主義頭腦的國家。中國的政治思路傾向於權力政治。這使得很多觀察家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恥辱之後，中國究竟是不是要恢復往日的光輝？體育中的國際政治、對能源的不斷需求、排外的民族主義、經濟上的重商主義、無不印證著這種猜測。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使很多現實主義理論家沒了用武之地，於是他們捲起鋪蓋，把視線轉移到了東方。在這里，他們看到了一個「有足夠敵對氣氛」的地區，而中國台灣正是那個最有可能被點燃的導火索。[7]

但是中國外交並沒有一直遵循權力政治的思路發展，這種變化使現實主義者們大失所望。中國意識到增強經濟實力和「和平崛起」會帶來更長遠的好處。因此，在美國推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時候，中國成了多邊主義的積極擁護者。從2002 年9 月以來，美國的國家安全策略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把美國定位成了革命者，而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充當了現狀維持者的角色。在反恐的斗爭中，美國政府追求的是長久性的徹底變化。即使在有時間和機會爭取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美國也想擁有先發制人進攻的權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起堅持認為，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所引領的多邊主義時代一樣，國際授權（動武）是合法而且必不可少的。中國既要顧及其領土主權利益，又得考慮多邊主義外交的需要，包括棘手的朝鮮核問題。因此，它必須提倡反對霸權主義。對中國來說，中國式的「跟風」政治是更加合理的選擇，遠比在東亞地區效仿當年歐洲的均勢政治安全得多。

這並不能排除未來中國國家安全政策與美國政府不同部門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中國的運作方式是統一的，而美國不是。幾十年來，正是美國的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之間不斷產生的矛盾，一直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比如在促使日本做出貿易讓步的過程中，美國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來自國會的壓力，可以增加對外談判時行政部門討價還價的籌碼。在中美關系敏感的台灣地區問題上，美國行政部門傾向於支持中國政府（一個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台灣當局在美國國會以及整個美國政治系統所進行的長期游說活動，給一直試圖擴大政治影響的台灣當局提供了迴旋周轉的餘地。在任何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中，國會（對中國台灣）的支持使美國總統不敢輕易放棄這個小島。

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並不會妨礙滲透性地區的形成，而會從結構上成為形成滲透性地區的誘因。這是在美國帝國體系中，中國的上升趨勢所具有的特殊性。散居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不會回歸中國，但是他們會與中國密切合作。[8]19 世紀，成百上千萬中國人離開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到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安家謀生，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中國移民在不同的國家成為當地的經濟精英。他們長期持久的家族關系是他們在地區市場發家致富的關鍵。不斷有亞洲國家在其他新興發展型國家的幫助下創造自己的經濟奇跡。而海外華人的關系網就是連接政治精英和國外企業的重要中介。雖然華人經濟的核心仍然是家族控制，但是很多股份和行政控制權還是逐漸被當地的政治精英們所接管。據報道，20 世紀90 年代的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經濟，單就經濟規模而言，列世界第4 位。

和「亞洲」這個概念一樣，「海外華人」的內涵也是模糊易變的。對於19 世紀散居在外的華人來說，方言、家鄉、血緣關系還有行會都是造成分割的因素，因此他們缺乏統一的認同感。後來，中國又深陷在內戰和革命動亂中。雖然東南亞各地的華人都過著流亡國外的生活，但是這不足以抵消他們在各個國家所形成的不同政治經驗和觀點。如果要定義海外華人的文化特徵，那就是他們幾乎不受限制的機動性。通常，他們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組織、建立在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和責任上，而不是以法律和國家凝聚力為基礎。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這些跨國界的經濟網路成了需要中國面對的一個難題。在1953 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外華人被算做中國人口的一部分。1954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海外華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擁有代表權。[9]但是和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沖突使中國政府改變了政策。華人的民族向心力被視為對這些國家政權的「威脅」。1957 年以後，中國採取鼓勵海外華人獲得當地公民身份的對外政策，並支持華人們接受當地教育。1975 年和1978 年的中國憲法取消了海外華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資格。在過去30 年中，大量海外華人在他們的新家園接受了公民身份。現在海外華人指那些在東南亞出生並擁有當地國籍的華人。他們以很大的比例控制著東南亞經濟。海外華人擁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高達80%的公司法人權，擁有大約40%的菲律賓公司法人權。

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無論是中國中央政府還是各地方政府，都通過鼓勵外商投資、允許匯付、發展旅遊業等方式，努力加強中國迅速發展的經濟和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和中國台灣的關系。巴里·瑙藤（Barry Naughton）所謂的 「中國經濟圈（China Circle）」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以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華人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不斷加強的結果是台灣迅速的產業空洞化。盡管台灣當局試圖抵抗中國經濟的巨大引力，但是現在有近100萬中國台灣商人住在中國內地，這使得台灣當局的努力付諸東流。

從20 世紀70 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吸引了約5 000 億美元的外商投資，這大約是自1945年以來日本得到的全部外商投資的10 倍。據估計，在1985～1995 這10 年中，中國2/3 的外商投資實際上來自國內，一些中國商人利用香港規避國內稅收，真正意義上的外商投資只佔1/3。而1995 年以後，外商投資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 500 億美元的外商投資中，大概一半來自中國台灣，還有一部分額外投資來自東南亞。[10]盡管沒有具體數據，但是隨著亞洲商業網路在全球的擴大，未來海外華人與中國內地之間更加緊密的商業聯系是必然的發展趨勢。中國崛起和亞洲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是由這些非正式、以市場為基礎的商業聯系所確定的，而不是那些正式機構。因此，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不是國內現象，而是一個地區現象。由於身處亞洲，在很多問題上，中國與亞太及美國帝國體系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