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如何在韓國傳播

『壹』 儒學是怎樣傳入韓國的，

很簡單，古代中國過於強大，韓國是附庸小國，年年上供的，自然中國很多東西進入韓國

『貳』 儒教對朝鮮王朝的影響

儒教 儒教是一種人文思想，倫理道德對人產生的教化作用，並非宗教。即，儒教是一種沒有神的宗教。儒教思想從中國傳入韓半島。高句麗百濟新羅這三個國家都很早就發行了與儒教有關的文獻。儒教非常重視人們之間的禮儀。因此韓國又被稱為『東方禮儀之國』。儒教對韓國的社會，文化，教育，個人思想等各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儒教的價值觀念至今仍留在韓國人的心目中，韓國人保持了儒教的風俗、習慣和思維方式。

朝鮮王朝把儒教當作國家統治理念，對佛教進行高壓政策。到了16世紀，儒教對朝鮮時代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根據儒教的理念，以科舉制度（選拔國家官吏的考試）和政治制度為主軸的朝鮮王朝是直到1894年實行『甲午改革』、廢除科舉制度為止，一直是在亞洲的國家當中最深受儒教影響的國家之一。
雖然現在儒教在政治或文化領域不能再發揮原來的作用，可是韓國人的世界觀、生活方式還仍舊以孝、忠、禮等儒教理念為根基，所以可以說韓國人仍然受著儒教的影響。在文廟和鄉教（儒教祀堂），每年農歷2月和8月都對孔子和他的弟子拜祭祀。

韓國儒教文化的存與變化

權容玉

一． 韓國儒學的發展

儒學在韓國的傳播，經歷了與中國若干不同的發展階段。大略公元前二世紀，儒家思想隨同漢字開始轉入韓國以後，儒學在韓國發展的幾個階段如先秦儒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等，在韓國都有相應的影響和表現。公元372年，高句麗設立太學，教授儒家經典。百濟、新羅、統一新羅都非常重視儒學，倂派遣弟子入中國學會中國儒學經典。到高麗末期，朱子學轉入韓國最明顯地發展。到了朝鮮，儒學佔了似乎國教的地位。

韓國朝鮮王朝是以儒教立國的王朝，朝鮮時代的儒教文化曾經是遍布於全國八道的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堪稱 "儒教式通過禮儀"的 "冠婚喪祭"不僅在兩班階層，在庶民階層也得到了普及。其結果是，無論是由巫師掌管的村落范圍內的法事，還是由祭祀官邊讀祭文邊主持進行的洞祭都漸漸發生了變化。儒教思想本身雖源自中國，但在把儒教精神轉化為一種生活文化並加以實行方面，韓國無疑做得更加完備而徹底，這個事實已經得到了今世紀世界上的認同。而韓國的儒教文化中，安東的儒教文化則可謂居於獨特的地位。在以建立完備而徹底的儒教國家為目標的朝鮮社會，安東頗以其儒教文化為自豪，甚至自稱為 "鄒魯之鄉"1)。鄒魯地區本是孔子和孟子的故鄉，也是儒教文化的發祥地，而安東正是今世紀韓國的 "鄒魯之鄉"。正如作為孔子故鄉的中國魯地，在孔子之後的時代仍然占據著儒學中心的地位，還出現了許多儒學家一樣，在韓國儒學史上，安東不僅養育了韓國性理學的集大成者退溪李滉（1501－1570），還相繼涌現出許多儒學名家，也正因如此，朝鮮後期到現今，安東被譽為韓國的 "鄒魯之鄉"。

這樣繼續發展的韓國儒教偶到36年日本統治受到非常大的打擊，但研究儒學及其精神一時也沒有中斷過。尤其是國內政治家學者都保留著它的精神而繼續高揚憂國衷情。因此到國外也都為國家奮鬪努力，經過南北戰爭綿綿地維持發展起來。到了朴正熙政權時代儒學精神同西方價值觀、同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及管理方式相結合，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韓國的現代化。

二．韓國的儒學學派

退溪李滉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在韓國歷史上不僅是最著名的學者，也是非常優秀的教育家。退溪過世以後，他的學術師承集團匯集成的退溪學派, 分成為四大支脈. 即，安東北部以禮安縣為中心的趙穆一脈、安東東部以臨洞縣為中心的金誠一一脈、安東西部以豐山縣為中心的柳成龍一脈和南部以星州牧為中心的鄭逑一脈。除了人們常說的以 "溪門（\'退溪門下\'的簡稱）四大弟子"為中心而形成的這些支脈外，還有以奇大升為中心形成的湖南一脈和以曹好益為中心形成的關西一脈，但他們所展示出的活動能力還不足以發展成為一個學派。

以安東為中心，沿東西南北四脈分化的退溪學派在向下一代過渡的同時，又經歷了不少變化。受 "仁祖反正（1623年，首爾的西人黨派發動軍事政變，驅逐據守在慶尚道南部的北人黨派，從而掌握了政權的事件）" 政治巨浪的侵襲，原與北人派交好的趙穆一脈遭到沉重的打擊，喪失了自立能力，被金誠一一脈和柳成龍一脈吸收。而鄭逑一脈則被首爾的許穆和仁同的張顯光分別繼承，在慶尚道以星州、漆古和仁同等地為中心形成了寒旅學派，首爾的鄭逑一脈則發展成為許穆－李滉－丁若鏞相繼而成的首爾實學派。

經過以上變遷，在安東地區，柳成龍一脈和金誠一一脈逐漸成為學術主流，他們統合了其它小的支脈，並發展成為西厓學派和鶴峰學派。以安東府為中心，東面的鶴峰學派和西面的西厓學派漸漸形成了各自獨立的師承關系，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前半期，但這兩派在學術上並沒有特別大的差別，因而未形成文化差異。也就是說，安東的儒教文化實際上就是指嶺南學派中的退溪學派的儒教文化，說得更具體些，即，400年的時間里植根於安東地區並發展壯大的鶴峰和西厓兩學派的文化。

作為嶺南學派核心的退溪學派的這兩支，是與前代以金宗直的弟子為主形成的嶺南士林派有本質區別的儒生集團。金宗直的弟子中有出身於嶺南的文廟從祠金宏弼、鄭汝昌以及金馹孫、曺偉、表沿末、俞好仁、李胄、李宗准等優秀的學者․文人，他們雖然在數量上只相當於退溪學派的四分之一，但在學術及文學成就方面，比起溪門的得意門生來卻也毫不遜色。但此一派在戊午甲子士禍（1498年和1504年，首爾的掌權派從政治上肅清慶尚道新派勢力的事件，因禍及很多儒生，故稱 "士禍"）中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僅在鄭鵬－朴英－金就文的手中苟延殘喘，如此掙扎尚不足百年，善山的金宗直一脈就斷了香火。這反映了僅以學脈結束的嶺南士林派集團在政治壓力下 "意外身亡"的脆弱。後又經過近百年的時間，因戊午甲子士禍而分崩離析的嶺南士林派才仰仗李滉的嶺南學派而獲重生。

嶺南士林派與嶺南學派之間存在很多差異，其中最大的變化應屬婚姻風俗的不同。兩班的婚姻自古以來就以同等身份內通婚和地域臨近的地域內通婚為原則而進行，在這一點上，嶺南士林派和嶺南學派並無太大差別。但是，嶺南士林派生活在宗法家族制度尚未確立的十五、十六世紀，當時通行的是子女均分繼承製和女婿在妻子家生活的率婿婚制。在這樣的婚姻制度下，孩子從小在外婆家長大，長成娶妻後到丈人家生活，隨著子女漸漸長大，才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到自己家生活，依照這種程序進行居住地點的遷移成為一種習俗。因而，在祭祀中，子女輪流奉祀和外孫奉祀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當時，村落居民的構成也很自然地按親族關系，以與女婿和外孫共同生活的異姓雜居村為主。例如，李彥迪長期生活在慶州良佐洞的丈人家中，而金誠一則在妻子家所在的安東金溪村定居。在臨河縣的水谷一帶建立了全州柳氏一族根據地的柳復起也同樣是依靠從丈人那裡分得的土地才建立起水谷柳氏400年的根基。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樣頻繁的移居生活無可避免地削弱了儒生們的凝聚力及他們抵禦外部沖擊與壓力的能力。

十七世紀以後，隨著以《朱子家禮》為基礎形成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廣泛普及，繼承製度中長子繼承製成為一般規則，以男性為中心的 "家父長"式家族制度也逐漸確立。婚姻制度方面，以迎親（到女子娘家迎娶新娘）為中心的六禮逐漸通行，婚姻形式也按女子出嫁到婆家的形式固定下來。其結果是，因結婚而發生的男子居住地的遷移現象消失，以各家各戶世代相傳的居住地為中心形成的同姓村落迅速增加。作為豐山柳氏的同姓村落而聞名的河回村，就曾經生活著早先已定居此地的安氏和許氏，以及15世紀初隨著柳從惠和裴尚恭遷入而逐漸發展形成的豐山柳氏、興海裴氏連同他們的女婿和外孫，是個多姓氏人口共同生活的異姓雜居村。這種雜居狀態一直延續到17世紀中期，其後，隨著以柳雲龍、柳成龍兄弟的子孫為中心的豐山柳氏的勢力不斷增強，他姓人口或者離開該村，或者淪為豐山柳氏的佃戶，村落本身逐漸演化成為受豐山柳氏支配的同姓村落。

特別是安東地區，作為在韓國同姓村落最發達的地區，這里不僅有兩班貴族的同姓村落"班村"，還有鄉吏和驛吏聚居的中人們的同姓村落，以及沒能成為名人或官員的同姓普通人聚居的民村。到了朝鮮後期，同姓村落數量甚多，已遍及整個安東地區。

三 . 婚班和安東儒教文化

嶺南學派（從地域角度，稱退溪學派為嶺南學派。嶺南是慶尚道的別稱）常通過不遷位祭祀、書院享祀和書院議會等大規模集會來增強自身的凝聚力。然而，嶺南學派之所以能成為從本質上區別於前代的嶺南士林派的另一個集團，最主要是依靠被稱作 "婚班"的牢固的姻親關系，這比起舉行大規模集會來似乎發揮了更大作用。隨著女孩嫁入婆家的婚姻制度確立，幾乎不再有前代那種移居到遙遠的妻鄉或外鄉的情況出現，男孩即便移居，也不會脫離自身所屬的學派的地域范圍。事實上，對於兩班來說，離開故鄉就意味著放棄兩班的身份，因為每移居到一處新的地方，要在當地的鄉案（鄉校的出入資格）和院案（書院的出入資格）上登記入冊並享有兩班的待遇是非常困難的。正如仕途受阻的嶺南學派的儒生們，從十七世紀後半期開始，他們幾乎一生的時間都在自己出生的村落里度過，即便移居他處，也大都離不開生養自己的那片土地。另一方面，女子出嫁後就成了外人的觀念逐漸形成，女子一旦結婚，就意味著要離開故鄉，從此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死後要安葬在婆家的墓地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同一家族世代相傳的嫁出女兒、娶進兒媳的婚姻集團，即形成了"婚班"。由於相同的婚班內以稱呼為中心的社會方言及禮節、儒教禮儀等都大同小異，所以新娘很容易適應，但如果超越了婚班，因為彼此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出現了新娘因不能適應環境而自殺的現象。由於婚班向來重視家族世交，所以大體上按學術上的師承關系或師友關系結交。例如，河回的豐山柳氏在豐山縣一帶和禮泉、義城、軍威、尚州形成通婚圈，而川前的義城金氏則以臨河縣一帶為中心，在禮安、奉化、寧海等地形成通婚圈。

這種通過學脈和婚班共同結成的儒生集團具有堅不可摧的凝聚力。代代相傳、親上加親的婚姻加強了彼此的交流並形成了姻親意識，使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彼此具有血脈相連的親屬關系。特別是河回的豐山柳氏和尚州的東萊鄭氏（鄭經世家族），以及川前的義城金氏和水谷的全州柳氏（柳復起家族），他們的親上加親的程度相當之高，充分顯示了其家族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紐帶關系。這股堅強的凝聚力，成為仁祖反正後仕途受阻的嶺南地區的南人們，在掌權的西人與老論的壓迫下，仍頑強堅持的原動力。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在遭遇朝廷以參與戊申之亂為由，將慶尚道貶為逆鄉、在大邱監營前立下平嶺南碑，且英祖在位的50餘年裡徹底把他們排除在官職之外的劫難時，退溪學派內部也未曾有過絲毫的動搖。當時，慶北地區雖有與李珥－金長生－宋時烈學脈連結而成的老論或少論家族，而且出身庶孽（士大夫的正室之外的妻子所生的孩子）或中人、以業儒（以儒學為業）自我標榜的新鄉（新的士大夫階層，主要由科舉身份低下的中人和庶子出身的人構成）們也歸於老論一族，但仍不足以撼動通過學脈和婚班牢固地建立起來的退溪學派的根基。反倒是那些家族，往往因為周圍找不到適當的人選而不得不與出身寒微或是祖上不甚光彩的家族結成姻親，從而不得不承擔門第等級逐次降低的後果。

資料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0/1/12568.shtml

朝鮮時代的儒教價值觀與女性

1．序言

儒教起初作為反映中國現世的，實用的世界觀和維持能動的社會秩序的原理，從三國時代以後開始，被我國中央統治所利用。尤其進入朝鮮時代以後，排斥了高麗王朝時代作為精神支柱的佛教，闡明要以儒教為根本，實現王道政治，從而對確保王朝的正當性做出了貢獻。從此，儒教即性理學成為維持家庭、社會、國家秩序的基本概念。隨著儒教思想的普及與定著，朝鮮社會從朝廷的文物制度到家庭的細微瑣事的禮儀，出現了廣泛的變化，尤其家族倫理方面的變化比較大。其中，儒教的女性觀被認為對強化父權制社會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實，儒教所要體現的男女關系的理想倫理是，男女，夫婦之間的相互尊重與角色分工。但實際上，從傳統儒教女性觀可以看出男女、夫婦之間的差別與區別的倫理同時並存。差別表現在男性被規定和理解為支配、強健、尊貴，相反，女性被規定和理解為服從、柔順、卑賤，形成對比。區別主要表現在區分居所與職分上。

本文通過分析朝鮮時代的結婚風俗、財產繼承、內外法與貞節觀念中，儒教基本倫理中的男女差別觀和區別觀如何具體表現，來考察女性的地位。

2．結婚制度與女性的地位

在韓國語中，男性娶媳婦時說「去丈家」。這是從「入丈家」由來的，是進入丈人家的意思。「入丈家」怎麼變成結婚的意思的？今天，一說結婚，我們當然地理解為女方去男方父母家。但實際上，我國的結婚風俗，從高句麗以來稱為「婿留婦家」或男歸女家。這就是說，在新娘家裡舉行結婚儀式，一旦孩子大了去男方家。這與中國的婚姻風俗正相反，中國叫「親迎制」，在男方家裡舉行婚禮，女子從結婚開始第一天就住在男方家。之所以出現這種差異，是因為兩國的親族結構和繼承製度不同。中國是父系氏族中心的社會，只有兒子才有財產繼承的權利，沒有經濟權的女性結婚後只能到男方家生活。相反，在我國，與外婆家或妻家也有關系密切的非父系的親族結構。財產繼承方面，直到朝前期，財產均分給兒子和女兒。因此，結婚後的居住形式也就與中國不同了。

但是，這種結婚風俗隨著朱子學的傳播受到了批判。高麗末，鄭道傳認為：因為婿留婦家制度，婦女憑仗自己父母的勢力，輕待丈夫，因而主張親迎制。到了朝鮮時代，這方面的議論更加激化。很多儒學者認為，我們接收中國的禮俗，唯獨在婚姻制度上與中國的陰追陽不同，是陽追陰隨，因此主張改正。朝廷也要積極試行親迎制，世宗17年（1435）第一次舉行了淑信翁主的親迎。但是，傳統的婚姻風俗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變過來，一般的世大夫家仍然固執婿留婦家制。

到了朝鮮中期以後，朱子學逐漸傳開，婿留婦家也作為半親迎的形式留了下來。所謂半親迎，就是說在女方家舉行結婚儀式，但減少住在妻子家的時間。除了時間減縮，在婚姻形態上沒有根本的變化。最近，從新婚旅行中回來，先去新娘父母家，這也是婿留婦家制的遺風。

盡管如此，婿留婦家時間上的減少還是給家庭生活和婦女的地位帶來了不少變化。朝鮮前期，姑娘結婚以後可以留在娘家與父母共同生活，「出嫁外人」觀念並不強。兒子與姑娘的差別也相對較小，財產繼承上也是均分，而且丈父丈母與女婿，外孫與外祖父母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比如，喪服制，在中國，如果親祖父母去世，得穿一年，外祖父母去世得穿5個月，丈人丈母去世得穿3個月。但是在我國，直到朝鮮初期，在前三種情況下，都穿一年喪服，而且如果妻家沒有兒子，女婿或外孫辦理喪事。還有女婿在官職上比夫人的弟弟或孫子優先得到妻家的恩澤。如果妻家被逆謀連累，也與兒子一樣被連坐。

但是，朝鮮後期，婿留婦家時間減少，加強了「出嫁外人」思想。在繼承上，也區別對待兒子與姑娘，兒子當中繼承也相對集中在辦祭祀的大兒子方面。在穿喪服上，外祖父母時穿5個月，丈人丈母時穿3個月，喪期也減少了。如果沒有兒子，可以收養子，再也沒有女婿或外孫為妻家和外祖家祭祀的事情。由此，父系中心的親族製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制度，男性普遍存在「只要有三斗大麥，就不住妻家」的意識。

朱子學對婚姻風俗的影響，除了實施親迎制外，還在禁止婦女再婚上看到。朝鮮朝的儒學者們說「女子有三從之禮儀，不可再嫁」。即婚前從父，婚後從夫，喪夫從子，就是女子的道理。因此，如果丈夫死了，要養活子女，盡對丈夫的義理，不可嫁給別的男人。這純粹是為了維持父系親族制。離婚或死別後，如果婦女再婚，前夫的子女就成問題。如果帶子女再婚的話，前夫的子女與繼父、親父的關系應該如何？是否改子女的姓氏？等等。因此，朝鮮朝乾脆禁止婦女再婚，以保全父系中心的親族制。

禁止再婚的規矩也較徹底，再婚婦女的兒子不可應試科舉考試。不考科舉，不能當官，因此，婦女一考慮兒子的將來，就不能再婚。這種再嫁禁止法，朝鮮初期是沒有的，是在成宗時制定的。當時，朝廷上議論紛紛，朝廷官吏的大多數主張禁止三嫁，因為如果女子早喪夫，父母也早去世，就不得不再嫁。而且如果有父母之命，就有不可能守節的情況，因此，主張允許再嫁，但是禁止三嫁。可是，成宗聽取了46名大臣中4名大臣主張的「餓死是小事，失貞節是大事」的意見，最終禁止再嫁。道朝鮮朝後期，隨著朱子學普及到社會基層，不僅良班，而且庶民女性也同參與禁止再嫁制度，出現了只要接到四柱單子，就守節的極端事例。

以上可以知道，朱子學的收容與普及，使婚姻風俗由婿留婦家改為辦親迎，而且造成了禁止婦女再嫁的，失去均衡的結婚文化。由於開始實行父系中心的親族結構，對婦女的制約加強了，婦女的地位也惡劣了。

3．財產繼承與婦女的地位

從朝鮮初期到朝鮮中期，在財產繼承上子女平等分到父母的財產，朝鮮時代的基本法典「經國大典」詳細記錄了有關子女均分財產的內容。規定：對嫡妻所生的子女，不分性別，長子、次子、女兒均分財產。其中，對負責祭祀的子女多給1/5的財產。如有妾所生的子女，如果他是良人子女妾所生時，可以繼承嫡子女的1/7的財產，賤人子女妾所生的子女可得1/10的財產。即在財產繼承上雖然有嫡子、庶子的身份差別，但沒有長子、次子、男女差別，對子女均分財產。這樣，朝鮮前期的財產繼承問題上，男女享有同等的權利。

「朝鮮王朝實錄」也可以看到，從朝鮮朝建國到成宗時代，找不出在朝廷上因均分財產問題提出異議的例子，相反，子女均分財產的原則得到了朝廷的保護。世宗在位時曾說過：「父母死後想獨占父母財產的，不想分給其他兄弟姐妹的，要嚴懲。」即由國家保障出嫁女的財產繼承權。雖說由國家保障，但財產繼承這種屬於私人的事情不能完全涉及到。所以，按社會習慣進行的情況更多。那麼，在財產均等繼承的制度下，出嫁女的財產是用什麼方式保存的？如果均分得到的財產不能維持和保證，繼承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朝鮮初期，由婦女繼承的財產，出嫁以後也有人管理，婦人的財產還與丈夫的財產區別管理。實錄有不少以「××之妻，×氏之奴婢」的方式表明婦人財產的記錄。買賣、贈與奴婢時由婦人作主。世宗8年3月的記錄「左議政李遠家的奴婢中，有一奴婢是從金××之妻處買的」，從記錄中可以看出夫人在買賣、轉讓奴婢的過程中處於主體地位。夫人死亡時，有子女的，由子女均等繼承財產，如無子女時，財產自然地轉屬於娘家。特別是婦人死亡後，歸屬於丈夫的財產，當丈夫再娶時，財產則轉屬於娘家。朝鮮前期，婦女財產權的行使從某種意義上比現在還安全和有保障。

為了保存和維持屬於他們的財產，不少婦女還提起訴訟和向國家上奏。如有母親對隨意浪費財產的兒子的訴訟；有女兒對母親的財產分配不滿而提起的訴訟。這些說明即便是母親的財產，沒有徵得同意，子女不能隨意處置，子女對財產的均等繼承，也意味著有均等的義務，有義務贍養父母和給父母祭祀。在均等繼承財產制度下，祭祀是由子女輪流做的。朝鮮前期還不清楚是以什麼方式進行祭祖的，但兒子和女兒是輪流祭祀的，即因為有均等繼承財產制，祭祖的義務也由子女共同分享。

當時繼承的財產主要有奴婢和土地。此外，還有房屋、牛、馬、鍋、農具、金銀、日常用品等。奴婢是高麗時代以前當作財產的一部分的，在官僚階層中是顯示身份的一種重要手段。朝鮮時代有「田地十畝等於奴婢一口」的交換比例，這說明當時主要是由奴婢等方式標示，明確其有所主。土地是按面積、收獲量、肥沃程度進行分配。朝鮮後期，不分男女均等繼承財產的制度開始起變化，婦女的財產權開始縮小。隨著儒教倫理在全國普及，以父系為中心的家族制的形成，祭祖和繼承上以長子為中心的現象越來越多。表面上均分，實際上優待長子、長孫，輕視女兒的差別意識開始抬頭。到了朝鮮後期，子女均等繼承財產制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傳宗接代的兒子繼承大部分財產的傾向。即，祭祖由長子負責，長子因此多繼承一些財產。這樣，在朝鮮時代，隨著社會的發展，財產繼承中婦女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即婦女在財產繼承中的地位逐漸縮小。

『叄』 韓國為什麼受儒家學說影響

首先韓國離中國比較近。中國的文化在當時世界上是處於絕對領先地。而韓國當時的還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當中國的儒家文化進入韓國的時候，對韓國產生了絕對的影響力。中國的語言文字同時也傳到了韓國。所以說韓國受儒家學說影響。

『肆』 儒教從何時傳入韓國

關於儒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的問題，眾說不一。一般韓國學者認為，衛滿朝鮮（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漢四郡時代，漢朝的文物典章制度與學術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輸入朝鮮半島，能通中國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學者指出，據中國史籍《魏略》記載，戰國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時，朝鮮侯王與燕國已有交往。「據當時漢字的傳來，可推測漢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傳入、習得。」 這就說明．韓國的儒教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有關儒教何時傳入朝鮮的歷史時期問題的討論上，我國學者認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鮮的傳播的過程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時期：一、傳入時期，約公元三世紀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學傳入朝鮮，經朝鮮三國時期到新羅統一朝鮮。二、發展時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統一的新羅時期，經王氏高麗到李氏朝鮮的建立。三、鼎盛時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並朝鮮。四、衰落時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現在。孔子思想就是在這長達2000年的漫長過程中逐步在朝鮮傳播、紮根，並成為傳統思想的。不管何種說法都應依據歷史為基準。可見有關儒教傳入朝鮮的說法眾說紛紜。
在韓國，至今的社會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國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元代時，中國的《朱子家禮》傳入朝鮮，現在仍然是韓國人家庭倫理的規范基礎。

『伍』 中國的儒家文化，給朝鮮文化體系帶來了什麼影響

漢文化圈，在世界上是與基督教文化圈、伊斯蘭教文化圈和印度婆羅門文化圈平起平坐的文化圈。古代漢文化圈內的國家，受正統中國文化觀念的影響，視中國為世界的中心，接受四書五經的訓誡。這其中，雖然日本學習華夏文化最為系統也最為積極，但朝鮮對於中國儒家思想體系的學習更為全面。

朝鮮在封建制度剛剛確立和發展的初期引入了儒家學說，在社會制度出現轉變的時候，也需要思想文化的支持，這也註定了儒家學說將在這片土地上得到長足的發展。儒學能在朝鮮統治者的倡導之下，成為了治國的正統思想，最終成為了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陸』 韓國儒學的傳入期和吸收期的時差非常大。原因何在

因為韓國人需要自己先懂儒學才能傳播。
「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文化思想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
韓國人民自古就深受儒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思想的影響，極為重視對子女的教育，這種觀念也為韓國推行現代教育制度，進而為經濟高速健康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柒』 儒學如何在日韓的傳播

六世紀時，日本大和貴族通過百濟派往日本的五經博士接受儒家經典，這是儒學在日本傳播的開始。佛教也在六世紀中葉自中國經百濟傳入日本。唐代時中日文化交流出現一個高潮，進行文化交流活動的主要是日本派遣的使節、留學生或求法的學問僧。也有不少中國人東渡日本傳播文化。自630年至894年這二百多年間，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實際到達中國的有十五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團都有眾多隨員，從200名到500名不等。日本留學生大都認真學習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歸國時往往還帶回各種書籍、典章文物、科學儀器。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前後，朝鮮各政權均曾派留學生進入中國學習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搜求儒家經典。788年，新羅設讀書出身科，考試書籍訂有《左傳》、《禮記》、《文選》、《孝經》，精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的人能得到破格擢用。大約在唐建國以前，新羅就象日本一樣用漢字記錄本族語言，稱為「史讀式」。十五世紀時，朝鮮人參考漢字和其他國家的文字，創制28個字母組成的朝鮮文字，一直沿用至今。372年，高句麗設立國家教育機構太學，以漢學為主要教授內容。七世紀中葉，高句麗派遣貴族子弟赴唐入國學直接吸收漢文化。四世紀後期佛教開始由中國傳入高句麗。唐初中國曾派使節進入高句麗講授《老子》，其後高句麗也遣使入唐求佛老之法。道教傳入高句麗後，其聲勢曾一度超過佛教。高句麗墓室壁畫往往取材於中原的神話傳說，採用中原的表現手法，同時又創造了本民族的繪畫特色。四世紀後期稍晚於高句麗，佛教也自中國傳入百濟。百濟不但廣泛吸收漢文化，而且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梁。佛教、儒學最初就是經由百濟傳入日本的。七世紀中葉，百濟也派遣貴族子弟赴唐入國學直接吸收漢文化。

『捌』 儒教在朝鮮的發展

關於儒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的問題，眾說不一。一般韓國學者認為，衛滿朝鮮（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漢四郡時代，漢朝的文物典章制度與學術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輸入朝鮮半島，能通中國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學者指出，據中國史籍《魏略》記載，戰國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時，朝鮮侯王與燕國已有交往。「據當時漢字的傳來，可推測漢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傳入、習得。」 這就說明．韓國的儒教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有關儒教何時傳入朝鮮的歷史時期問題的討論上，我國學者認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鮮的傳播的過程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時期：一、傳入時期，約公元三世紀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學傳入朝鮮，經朝鮮三國時期到新羅統一朝鮮。二、發展時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統一的新羅時期，經王氏高麗到李氏朝鮮的建立。三、鼎盛時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並朝鮮。四、衰落時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現在。孔子思想就是在這長達2000年的漫長過程中逐步在朝鮮傳播、紮根，並成為傳統思想的。不管何種說法都應依據歷史為基準。可見有關儒教傳入朝鮮的說法眾說紛紜。
隨著人們追求學習儒教思想的熱情的增高，人們漸漸的忽略了追根溯源的問題，而投入到對知識的探求和學習中去。據史書記載，新羅先是通過高句麗和百濟接受中國文化的。在時間上較兩國為晚，然而卻有其獨特的發展。為了學習儒學，新羅統一之前就派遣弟子到中國孔子的故鄉來求學。新羅統一後，學習儒經的風氣的形成和同唐朝交通、貿易的日益發展，新羅人開始到唐朝求學的人也比以前大為增多。新羅的統治者為了以孔子思想來指導解決現實政治與現實的社會問題，不僅廣興學校，學習儒學為自己培養治術人才，還效仿唐朝時向以儒學為標準的科舉取士制度。科舉制度的實行，使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知識分子為謀求出路以達官顯貴，便爭相學習儒家經典。社會上的一般人士也更加重視儒學。這成為孔子思想在古代朝鮮傳播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孝、仁」的精神成了統治階級方便維護其統治地位而對民眾宣傳的一個國家的合理的論證。據史籍記載，百濟雖無建立儒教大學的記載，但其受儒教「五經」思想的影響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濟很早就有「博士」的稱謂．他們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經」的「博士」。據日本《古事記》等史書記載，日本最早接觸中國文化是通過百濟的王仁博士。相傳，王仁在日本應神天皇（公元270—公元313年）時，把《論語》、《干字文》等儒教經典傳入日本。由此亦可見「五經」儒學在百濟時代興盛情況的一斑。高句麗時期，在小林獸王二年（公元372年）時正式建立「太學」，以教授儒教經典的「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為主，同時以《周禮》為依據，仿效中國法制，制訂各種律令與社會統治體制。而據現存韓國最古的碑刻資料「廣開土大王碑」的記述，則從高句麗開國君主東明王的治國遺訓：「以道與治」中，即可窺見儒教的影響，而從碑文贊揚廣開土王的治績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實踐。三國時期儒釋道思想與韓國傳統思想結合起來，對於韓國民族精神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新羅統一三國後，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國學」，教授儒教經典,以《論語》、《孝經》為最基本的教材。同時,新羅還派遣大量留學生、留學僧人唐求學，涌現出不少傑出的學者、高僧，如《桂苑筆耕集》的作者崔致遠，《往五天竺國傳》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聞中韓的大學者。高麗朝後期，隨著程、朱性理學的傳入,儒教在韓國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從高句麗末至整個朝鮮朝，儒學大家輩出，學派林立，理論創新，思想深邃，為韓國的儒教傳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高句麗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館」，任命當時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穡、鄭夢周等講授討論朱子學。李朝中葉後，經過多次復雜的政治斗爭，以鄭夢周為代表的理學「道義派」發展起來，並誕生了韓國儒學雙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學由此達到了全盛時期。他們的理學思想都與當時的政治斗爭、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退溪通過理氣性情之辨，為人們提示了正直的真理與行為的標准，給後世以很深的影響，故而有「海東朱子」之稱。栗谷認為。真正的學問必須內基於人倫的德性涵養，外能明物理之治理與富強。因此，他非常強調義理與實利的辯證結合。同時，他在對待其他學派思想時也能在辨證的同時加以積極的融通。他的這些學風，對以後實學思想的開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韓國，人們對於歷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護他們的遺跡、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緬懷。
現代韓國的主要儒教學派代表為韓國當今最著名的儒學學者柳承國、柳正東、安炳周、李東俊等。幾人共同編寫的《儒學原理》成為當今韓國儒學教育的基本內容，同時通過此書也能了解現代韓國學者對儒學思想的理解與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