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伊克拉學校怎麼樣

⑴ 零點伊克拉皮鞋質量怎麼樣

0.1克拉皮鞋的質量還是很好的，這種款型也是很好的，而且穿在腳上很舒服，外觀很漂亮的。

⑵ 怎麼理解每種哲學都有來自它所處時代的印記，舉個例子

物理學需要哲學，哲學需要物理學

文章選自：

《科學文化評論》2019年第2期，第107-119頁。

「反對哲學」是一位當代偉大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基本粒子物理「標准模型」的奠基人斯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寫的書中有一章的題目。溫伯格雄辯地論證，哲學對物理學的損害多於幫助——盡管它有時可能提供好的見解，但它通常是物理學家自身不得不擺脫掉的緊身衣。更激進的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寫下了廣為人知的一句話——「哲學已死」。他的理由是：過去往往由哲學家探討的大問題現在都由物理學家接手了。類似的看法在科學家中廣為流傳，而且科學家們也毫不掩飾。美國科普界一位著名人物內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用相同的風格公開宣稱：「……我們了解膨脹的宇宙，……我們了解量子物理，……這每一項都遠超整個哲學家群體坐在座椅里所能推導的范圍，……（他們）本質上已經過時了。」

我不同意這些意見。在本文中我給出一些反駁的論證，我會論證哲學在科學的發展中始終扮演著必不可少的角色，尤其是物理學的發展；而且，大概將繼續如此。

這是一場由來已久的論戰。關於這個，古典時期的雅典上演過有趣的一幕。那時，這個城市裡正處在黃金歲月的青年們在著名的學校里受教育。其中有兩所學校格外突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學校和柏拉圖建立的學園（Academy ）。兩者間的競爭是白熱化的，就像劍橋和牛津之間的競爭，但不僅僅是質量上的競爭：兩個學派之間的教育方法迥異。伊索克拉底提供高水平的實踐教育，教給雅典的年輕人當政治家、律師、法官、建築師等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另一邊，學園則著重於討論關於基礎的一般問題：什麼是正義？什麼應該是最好的法律？什麼是美？物質由什麼構成？柏拉圖給這種發問的方式起了一個不錯的名字：哲學。

兩大學派的分歧根深蒂固。伊索克拉底對柏拉圖的獲取教育和知識的方法，批評得很直接：

那些做哲學的人，那些裁決著證明和論證的人……習慣於質詢，但對他們的實踐職責卻從不做出貢獻……即使他們恰好有能力掌控某事，他們也自動把它搞壞，而那些沒有任何（哲學）論辯的知識的人，如果受到了（具體科學的）中訓練並擁有正確的觀點，實際上全都做得更出色。所以對於科學，哲學是毫無用處的。

這明顯類似於那些認為哲學在科學中沒有任何作用的當代科學家們的觀點。

碰巧，柏拉圖學園里有一位優秀的年輕學生寫了一篇短文，回應伊索克拉底的批評。這就是古代著名的文章——《勸勉篇》（ Protrepticus ）。它只有一部分留存了下來，而且我們只能通過對後人的大量引用進行重構，來了解這篇文章。由多格·哈欽森（Doug Hutchinson）和蒙特·蘭索姆·瓊森（Monte Ransome Jonson）領導的一批古典學者最近完成了一次對它的新的重構，現已可以在線閱覽。《勸勉篇》大概是以給兩種相反立場辯護的兩人間的對話這種形式寫成的。文本的現存部分，已足以讓人理解這位年輕學生為給哲學辯護而回應伊索克拉底時所提出的主要論證。

這位聰明的年輕人創作完這個小冊子之後離開了雅典，但最終又回來開了他自己的學園，且事業有成。他的名字正是亞里士多德。

科學和哲學2000年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更有可能的是——還加強了亞里士多德為反對伊索克拉底指控哲學無用而替哲學做的辯護。他的論證現在看來仍相當中肯，我從中受到了啟發，以在此回應當前這些認為哲學對物理學無用的斷言。

貳

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個論證來自這樣一個事實：

一般性的理論能夠支持、且往往有助於實踐的進步。

我將這件事分為兩個方面：第一，以往哲學與科學之間的相關性；第二，哲學在今天是否就與科學無關了。我們先談第一點。

時至今日，2000年過去了，在這期間，哲學和科學都得到顯著的發展，哲學對科學的影響的歷史證據數不勝數。

以下是從天文學和物理學中舉出的一些表明這種影響的例子。我將只提幾個例子。在古代天文學中，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地球是圓的，以及它的大小，還有太陽和月球的大小，地球到日、月的距離，行星在天空中的運行，和現代天文學與現代物理學得以萌生的一些基礎；而這種古代天文學正是哲學的直接產物。引發了這些進展的核心問題都是在學園（ Academy ）和呂克昂（ Lyceum ）中提出來的，並且這些問題都是來自於理論而非實踐的關切。盡管很多個世紀之後，伽利略和牛頓從先前的物理學和天文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主義的世界觀——向前邁出了巨大的步伐，他們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前得到的成果。伽利略和牛頓擴展了之前的知識，對其進行重新解釋、重新構造，並且在其上構築新的東西。尤其是伽利略的思考，如果沒有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就會顯得不可理喻。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伽利略對柏拉圖思想的追溯，即對隱藏在表象背後的理想數學秩序的追尋，其工作也是不可理喻的。伽利略受一種狂熱的柏拉圖主義的指引。牛頓在其著作中，也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許多想法對古代哲學、尤其是德謨克里特的借鑒，例如空無一物的空間、原子論、自然直線運動等概念，這些最初都源自哲學上的動機。此外，他關於時間、空間本質的重要探討正是建立在他與笛卡爾之間的討論和辯駁。

不過，哲學對物理學的直接影響決不只限於近代物理剛誕生的時期。在每一步重要進展中，都能看出來這種影響。例如20世紀：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進展就受著哲學的強烈影響。如果沒有了關於時間的哲學，它們就會不可理喻。量子力學萌發於海森伯（Heisenberg）的一種直覺，這種直覺根植於他察覺到的當時他所處的強烈的實證主義哲學氛圍：只限於對那些可觀測的事物，人們才能獲得知識。海森伯1925年的奠基性論文明確談到這一點：

本工作的目標是僅僅基於原則上可觀測的量之間的關系來為一種量子力學的理論奠定基礎。

同樣，明顯是一種哲學上的態度，引導了愛因斯坦發現狹義相對論：把范圍限制在可觀測事物上，我們就認識到同時性這個概念是有誤導的。愛因斯坦明確承認了他對馬赫和龐加菜的哲學著作的借鑒。沒有這些思想的輸入，他的狹義相對論也將是不可理喻的。盡管不是來自同一種影響，但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所受的哲學影響甚至更強烈。他再一次明確承認了他對哲學的借鑒，這次是來自萊布尼茨、貝克萊和馬赫的批判性思考。愛因斯坦與哲學之間的關系確實很復雜：比如他承認對他來說，叔本華曾有過令他信服的影響。這一點在他的物理學中就反映得不大明顯，但是叔本華關於時間和表象的觀念，可能不難從愛因斯坦導向了廣義相對論的想法中辨認出來；這種影響也被人們研究過。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年輕時，居然有著如此明顯的對哲學的關注——他在15歲時就閱讀康德的三大《批判》——這真的是個巧合嗎？

為何有這些影響？因為 哲學可以提供產生新的想法、新穎的視角、和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哲學家擁有物理學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但在訓練和培養物理學家時這些東西卻缺失掉了：概念的分析，對含糊性的關注，表達上的精確性，在標準的論證中找出缺漏的能力，創造出全新的視角，發現概念上的薄弱環節，找出備選的其它概念性解釋。對此沒人比愛因斯坦自己講得更好了：

關於歷史和哲學背景的知識給了我們得以擺脫同一代大部分科學家所陷入的偏見的那種獨立性。這種由哲學洞見帶來獨立性——依我的觀點——是把單純的手藝人或專家與真正在追尋真理的人區別開的標志。

有時，還有講得更強硬的說法：「如果沒有首先得到哲學的准許，科學家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因而，如果去讀最偉大的科學家們說過的、關於哲學的用處的言論，比如海森伯、薛定諤、玻爾、愛因斯坦，我們會發現他們表達的意見完全跟霍金、溫伯格相反。

叄

下面是亞里士多德的第二個論證：

那些否認哲學的功用的人，所做的亦是哲學。

這決不是乍一看起來那麼無聊。讓我們來審視一下溫伯格和霍金寫下了什麼。他們二人都獲得過重大的科學成果。比如溫伯格，找到了描述基本粒子之間相互作用的正確的對稱群，而霍金則發現了黑洞是熱的，並且計算了它們的溫度。在做這樣的事情時，他們在搞科學。在寫下「哲學對物理學沒有用」或「哲學已死」之類的東西時，他們不是在搞物理。那麼他們在干什麼？他們是在反思什麼是發展科學的最好方式。

這里的問題就是科學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science ）。科學哲學中一個中心關切當然是仔細追問：做科學是怎麼做的，以及有可能怎麼做就會更有效。優秀的科學家會反思他們自己的方法論，而且溫伯格和霍金也的確這么做了，這很好。但又怎樣呢？

他們表達了有關科學方法論的一種明確的（certain）觀念。這就是關於科學一貫如何運作以及應當如何運作的永恆的真理？這就是對我們現有的科學的最佳理解？

都不是。追溯這種觀念的來源其實並不難。它源於邏輯實證主義的背景，而邏輯實證主義後來又被波普爾和庫恩所修正。當下理論物理學中佔主流的方法論意識形態，就是從他們二人的可證偽性和科學革命這兩個概念而來，二者在理論物理學家中十分流行；它們常被提及，並被普遍用於指導研究方向和評估研究工作。

因此在斷言哲學無用時，溫伯格、霍金和其他「反哲學」的科學家們實際上正是在向某些科學哲學家們（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致敬，他們或是曾閱讀過其作品、或是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吸取過其觀念。這種印記是不可能出錯的。當他們把哲學視作一堆偽命題——偽命題是指，組成這種命題的字詞沒有真實的含義（proper meaning）一堆被反復地像內爾·德·格拉瑟·泰森那樣嘲諷的東西，這些批評都不難追溯至維也納學派的反形而上學立場。在這些反對哲學的詛咒背後，人們幾乎能聽到維也納學派的口號：「不要形而上學！」

於是，當溫伯格和霍金聲稱哲學無用時，他們其實是在表達他們對一種特定的科學哲學的支持。原則上，這倒沒有什麼錯；但問題是，它並非一種很好的科學哲學。

一邊是牛頓、麥克斯韋、玻爾茲曼、達爾文、拉瓦錫和如此眾多的大科學家們，他們以（跟上述立場）極為不同的方法論觀點進行工作，做出了非常棒的科學工作。另一方面，自卡爾納普、波普爾、庫恩以來，科學哲學一直在發展，並認識到科學得以有效開展的方式遠比這幾個思想家的分析中所描繪的那樣更為豐富和微妙。 溫伯格和霍金的錯誤在於把某種特定的、受限於歷史條件的、對科學的有限的理解，當作好像是科學自身永恆的邏輯似的。他們的立場的弱點在於沒能認識到其脆弱的歷史偶然性。他們把科學當作具有一種明確的、不容爭議的方法論的學科，好似從培根到探測出引力波以來一直絲毫未變，或者好似我們在做科學時應該做什麼和怎麼去做都是完全顯然的。

實際情況與此大為不同。科學在不斷重新思考著對自身和對其成就、方法、工具的理解。這種靈活性對於它的成功十分重要。讓我們考慮一些物理學和天文學中的例子。在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異常成功的預測性理論的啟發下，天文學的真正目標就是找到輪子的恰當組合，來描述圍繞地球旋轉著的天體的運動。但與預期相反，事實表明地球它自己也是這些天體中的一個。而且尤其在哥白尼之後，真正目標變成找到運動天球（moving sphere）的恰當組合，來描述圍繞太陽旋轉著的天體的運動。但又一次與預期相反，事實表明，抽象橢球形軌道比球形的更好。後來到了牛頓之後，物理學的目標逐漸清楚了，就是去找到作用在物體上的力。與這一計劃相反，事實表明，世界最好是用動力學的場而不是物體來描述。在法拉第和麥克斯韋之後，事情清楚了，物理學是要去找隨著時間流逝的、位於空間中的運動定律。與假設相反，事實表明，時空自身也是動力學的。在愛因斯坦之後，事情終於清楚了，物理學必須只去尋找自然中的決定論定律。又與預期相反，事實表明我們最多給出概率性的定律。諸如此類。對於科學家們心中所認為的科學是什麼，有過不斷變化的定義，比如：從被觀測現象推出的一般定律，找到自然的終極組成，解釋經驗觀測中的規則，找到能把這個世界講得通的暫時的概念框架（最後這一個是我喜歡的）。

科學不是照著刻在石頭上的方法來做的項目，有著限定好的客體，或者有個固定的概念結構。它是我們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而永遠在演進著的努力。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它會一再違背它自己的准則和它自己宣稱過的方法論假定。

當下一種對於科學家究竟在幹些什麼的常見的描述——正如我們今天在學校學到的那種——就是收集數據（觀察、實驗、測量）並以理論的形式講通這些數據。 數據和理論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人們對此遠沒有達成共識，因為並不清楚我們是怎麼從數據得到理論的，而且也不清楚數據本身又是怎樣承載著理論的（theory-laden）。但是讓我們忽略掉這一點。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獲得了新數據，理論也在演化。在這種圖景里，科學家被描述為理性的存在者，他們用他們的才智——一種特殊的語言、也是一個良好地建立起來的文化的和概念的結構——來做這個游戲。

這種圖景的問題在於，這個概念結構也在演化。 科學不僅僅是我們不斷增加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經驗信息的總和與一串改變著的理論，它也是我們概念結構的演化進程。它是我們在既有知識水平上，對把握這個世界的最佳概念結構的不斷追尋。對概念結構的修正需要從我們自己的思考中獲得。這非常像奎因（Quine）經常引用的奧托·紐拉特（Otto Neurath）寫下的那個美妙比喻——一名水手只能在他航行的途中修補自己的船。

「學習」和「概念轉變」這兩者的互相纏繞，這種靈活性，和這種方法論與目標的不斷演化，在歷史上發展成了實踐科學與哲學反思之間的持久對話。這是為什麼很多科學被哲學反思所深刻地影響的進一步緣由。科學家的這種觀點，無論他們喜不喜歡，是滲透著哲學的。

在這里我們回到亞里士多德：「哲學提供了研究必須該怎麼去做的導引。」

不是因為哲學能對科學的正確方法論一錘定音（這正是與霍金和溫伯格的哲學立場相對立的），而是因為哲學中有很多概念工具可用來處理概念的連續變遷。 那些否認哲學在科學進步中所起的作用的科學家，正是那些自以為找到了終極方法論的人。結果是，他們的頭腦對將來所需的概念靈活性更加封閉。他們是被他們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俘獲的人。

肆

我認為可以給出一個更強的例子。我相信近幾十年理論物理學的突破之所以相對貧乏，原因之一就是今天許多物理學家把錯誤的科學哲學當作寶貝。波普爾和庫恩——在理論物理學家中如此受歡迎——對於好科學的工作方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了啟發，但他們的科學圖景是不完整的。我懷疑，如果把他們的見解當作約定俗成並且一概接受，就會誤導科學研究。我們來看看為什麼是這樣。

庫恩對於非連續性和不可通約性的強調誤導了很多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讓他們輕視科學知識的可怕的積累性方面。波普爾對於可證偽性的強調——這本來是一種劃界准則——也已經被誤解為是用於評價的准則。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災難性的方法論混淆：在尋找新理論時，過去的知識是無關緊要的；而各種還沒被證明的想法都同樣有趣，各種還沒被測量到的效應都同樣可能發生，理論家的工作就在於讓任意的可能性從天而降，然後發展它們，因為所有沒被證偽的東西事實上都有可能是正確的。

這就是當下的「幹嘛不做？」意識形態：任何新想法都值得研究，僅僅因為它還沒被證偽；任何想法都有同樣的可能性，因為在知識的路途上往前走一步就會出現在過去知識基礎上無法預知的庫恩式不連續性；任何實驗也都同等有趣，只要它檢測了什麼沒被測過的東西。

我認為這種方法論上的哲學導致了物理學中堆積如山的無用的理論工作和許多無用的實驗探究。

在無邊界的可能性空間中任意地跳躍，從不是做科學的有效方式。原因在於兩方面：首先，可能性實在太多，純靠碰運氣找到好的選擇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計；更重要的是，大自然總是在震驚我們，我們這種有限的生物遠不如我們自認為的那樣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當我們覺得自己試探得夠廣的時候，大多數情況我們只是在變了方式地老調重彈：真正能起作用的創新不是僅憑猜測就能找到的。

那些真正起了作用的最劇烈的概念轉變和最離經叛道的想法，事實上總是嚴格地被激發出來的，並且幾乎是被海量的新數據、或對現有成功理論的內在矛盾的全面分析所倒逼出來。科學是靠連續性來運作，而不是靠不連續性。

前者的例子——被數據逼出來的創新——是開普勒的橢圓和量子理論。開普勒不只是「冒出來了」運用橢圓的「想法」：在他看見橢圓之前，大自然不得不把橢圓「潑撒」到他臉上。他用橢圓來近似模擬火星的本輪-均輪運動，並震驚於這種近似比他原來的模型效果還好。類似地，20世紀初的原子物理學家長時間與基本定律中蘊含的不連續性概念斗爭，竭盡所能地拒絕光譜學已經給出的明確信息，換句話說，力學的最核心部分其實已經出現了不連續性。這兩個例子中，重要的新想法都是在數據面前被迫出現。

第二種情況的例子——由舊理論而來的激進的創新——是日心體系和廣義相對論。無論是哥白尼還是愛因斯坦，都沒有顯著依賴於新數據。他們都從對成功的、被公認了的理論進行深刻分析開始：托勒密的天文學、牛頓的引力和狹義相對論。他們從中發現的矛盾和原因不明的巧合，開啟了通向新的概念構想的道路。

無論哪種情況，都不是僅從尚未被證偽的理論中撈出一些，然後對它們帶來的結果檢測一下。相反，是基於廣泛且不斷積累著的經驗和理論知識的、對歸納法的巧妙的運用，提供給了我們前行的線索。認真地考察在經驗上已獲得成功的洞見，我們才能前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是個「新想法」：它是愛因斯坦對伽利略相對論為何在很大范圍能成立的領悟。這里沒有不連續性：事實上，這是一種最佳的連續性。這是面對那些人僅僅因為麥克斯韋方程就急於拋棄速度相對性時，愛因斯坦表現出來的極富洞察力的「保守主義」。

我認為這個教訓被太多的當代理論物理工作忽視了，大量研究方向都太急於拋棄掉我們關於大自然所找到的東西。

諷刺的是，其實近來的實驗物理重大進展正是對今天理論物理中隨意猜測作風的反駁。最近，基礎物理中出現了三大實驗結果：引力波、希格斯粒子、LHC中超對稱的缺失。這三者都驗證了舊的物理學，並否證了那些廣為傳播的猜測。在這三個例子中，大自然告訴我們：不要如此隨意地猜測。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這幾個例子。

對引力波的探測——這已被授予了諾貝爾物理獎——是對問世一個世紀之久的廣義相對論的完全證實。但不僅如此。最近幾乎同時探測到的雙中子星合並所帶來的引力和電磁信號（這一事件稱為GW170817）以14個數量級的程度一次性提高了我們對引力和電磁場傳播速度之比的認識。我們經驗知識的這一重大積累的後果是，我們不得不排除掉一大批廣義相對論的替代方案，一大批理論學家近幾十年一直在研究這些方案——同時證實了百年之久的廣義相對論才是目前關於引力的最佳理論。

希格斯粒子在CERN被探測到之事已被廣為宣傳，這證實了粒子物理的標准模型（由溫伯格等人所創立）是高能物理的現有最佳理論，反駁了受到很多關注的後續替代方案。

當大型強子對撞機在日內瓦已投入運行時，CERN對發現希格斯粒子的強調，也隱瞞了高能物理的這一特殊探索中暴露出的真正意外：超對稱粒子並不存在，盡管一代理論物理學家期待能找到它們。盡管筆墨匯聚成河、遐想不斷飛馳，極小超對稱標准模型（minimal 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卻突然發現自己陷入深層的困境。所以，大自然再次嚴肅地回絕了大批理論物理學家所相信的這些任意的猜測。

我認為，大自然對理論物理學當下的方法論的一再息慢，應該能引發我們在哲學態度上保持一定的謙虛，而不是狂怒。

我懷疑這個問題一部分就出在佔主導地位的波普爾和庫恩思想誤導了當下的理論探究。物理學家對已確立的成功理論太不當回事。由於庫恩對橫跨科學革命的不可通約性的強調誤導了他們，他們不能從人們已知的東西上建構，而這（從已知的事情出發）正是科學一直在前進的方式。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許多想把引力統合進基礎物理其它部分的嘗試，都拋棄了廣義相對論中的背景獨立性。

此外，對可證偽性的強調，使許多物理學家陷入對科學知識的一個根本方面的無知：即，可靠性是有程度的，並且可信賴的程度可以達到非常之高，即使沒達到完全的確定。這種無知導致了一種雙重的負面效果：在科學的進展中把已成功理論中的洞見當作無關緊要（因為它們可能明天就被證偽），以及不懂得一種探索即使還沒被證偽也可能只有很小的可信度。

科學事業是建立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基於新的數據或新的理論發展，這種可靠性會被持續更新。科學界近來關注的對確證的貝葉斯式解釋，在科學哲學中是很常見的，但在理論物理學界多半被無視掉了。在我看來，這是具有負面效應的。

我在這里想要做的不是一種對波普爾和庫恩的批評。他們的著作是清晰而富有洞見的。我想指出的是，對他們觀點的一些頭腦簡單的理解版本，被很多物理學家太隨意地當成了科學方法論的最終定論。

當代物理學遠遠沒有對哲學「免疫」，而是深刻地受哲學影響。但是缺乏認識到這種影響所需的哲學意識，並拒絕聆聽那些嘗試對此進行彌補的哲學家，是物理學的弱點的來源。

伍

下面是《勸勉篇》里的最後一個論證：

科學越是處於嚴重的混亂和困惑中，越需要哲學。

今天的基礎物理正在經歷一輪深刻的概念轉變，這是因為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成功，和目前依然缺失一種能被人們認可的引力的量子理論這一情況所導致的公開「危機」（在庫恩的意義上；我倒是寧願稱為「機會」）。這就是為什麼一些科學家，包括我自己這種做量子引力的，更敏銳地察覺到了哲學對於物理學的重要性。

下面列舉一些當下最理論物理中探討的話題：什麼是空間？什麼是時間？什麼是現在？世界是決定論的嗎？我們需要引入觀察者來描述自然嗎？物理學是根據「實在」來架構還是根據「我們的觀察物」來架構更好，或者還有第三種選擇？什麼是量子波函數？究竟「涌現」意味著什麼？意在刻畫宇宙全體事物的理論有意義嗎？認為物理定律也在演化這種想法有意義嗎？對我而言，探討這些話題，來自過去和當下的哲學思考的養料顯然不容忽視。

在圈量子引力這一我本人所在的技術領域中，牛頓時空被重新解釋為在量子意義上呈現為顆粒狀的、概率性的、漲落著的某種事物所展現出來的東西。空間，時間，粒子和場融為一個單一的實體：一種並不存在於時間或空間中的量子場。這種場的變數只要求子系統間相互作用的明確性。這一理論的基本方程沒有顯式的時間或空間變數。幾何只在近似中出現。客體存在於近似中。實在論被一種強烈的關系論所調和。我認為我們物理學家需要跟哲學家一起探討，因為我認為我們弄通這些東西需要他們的幫助。

陸

最後，我想再簡要談幾句相反方面的問題：科學對於哲學的相關性。

我之所以要談這個，只是因為：科學界一些反對哲學的表態，不過是對哲學和其它人文學科某些領域中的反科學態度的一種回應。

現在後海德格爾（post-Heideggerian）氛圍統治了「大陸」的一些哲學系，在其中，對科學的無知成了值得自豪表現的事情。科學不是「真正的」知識；它錯失了真的知識。「……植物學家的植物不是田畔花叢；地理學家標定的河流『發源處』不是『幽谷源頭』。」這種語境暗示著只有「田畔花叢」和「幽谷源頭」才是重要的。

另一個今日知識界的分支——社會學中也有一例：「任何人都沒有義務要採取某種特定的世界觀來描述20世紀的科學發展」。這種論調要麼是無聊的（「沒人強制你有智力」），要麼是誤導性的，所謂「誤導」，在詞源學意義上講，就是「導向錯誤的方向」。

我現在明白了這一點：正像最好的科學緊密聯系著哲學一樣，最好的哲學也將緊密聯系著科學。過去顯然一直是這樣：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笛卡爾、休謨，到康德、黑格爾，到胡塞爾、路易斯，最優秀的哲學總是緊密地與科學協調。過去不曾有任何一位偉大哲學家，不時時刻刻嚴肅地對待他們時代的科學所提供的知識。

科學史，我們的文化中一個完整的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它還遠不能回答我們想問的所有問題，但它依然是一種極為強大的工具。它可以處理不計其數的問題，包括那些關涉我們自身的問題和把宇宙當作一個整體來討論的問題。我們的所有知識，是來自極為不同的領域的許多貢獻的結果，從科學到哲學，當然還有文學和藝術，還有我們對它們加以整合的能力。在我看來，那些貶低科學的哲學家——這些人還不少——在嚴重地傷害理智與文明。當他們說全部領域的知識都滲透不進科學，以及他們才是懂得更多的人的時候，他們就讓我想起那兩個坐在公園長椅上的小老頭：「啊」，其中一個顫抖著聲音說，「瞧這幫聲稱能研究意識還有宇宙起源的科學家啊。」「噢」，另一個說，「真荒唐啊！他們當然搞不懂了。我們才可以！」

⑶ 有伊克拉國嗎

有伊拉克國

⑷ 歷史上國外著名教育家有哪些

1、蘇格拉底，是一個希臘語（雅典）哲學的創始人之一。西方哲學，並為第一道德哲學家所述的西方倫理思想的傳統。他是一個神秘人物，沒有作品，主要通過他後來的古典作家的著作而聞名，特別是他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

⑸ 菲律賓哪些景點最受歡迎

1、百勝灘
百勝灘瀑布世界聞名，景色秀美，急流泛舟活動驚險刺激。 百勝灘河的自然景色優美，泛舟於河上進入熱帶峽谷後，遊客可看到野生植物和野生動物。 百勝灘位於位於馬尼拉南部92公里，從馬尼拉乘車或開車不到兩小時就可到達。百勝灘是世界著名的旅遊景點，瀑布落差約有100米，以刺激緊張的泛舟活動而聞名。泛舟河上，沿途可欣賞由岩壁和熱帶樹木所形成的溪谷美景。折返點水量極其充沛，空氣清新涼爽。 交 通公共汽車：可在位於EDSA的BLTB車站（BLTB Co. Bus Terminal）乘車，每天一班，中午十二點在EDSA車站發車，每天下午0到達百勝灘。 自駕游：開車從馬尼拉經過南部高速公路（South Expressway）到卡蘭巴（Calamba）。
2、馬里基納鞋博物館
馬里基納鞋博物館位於菲律賓馬里基納市黎剎大街一側，是當地的主要旅遊景點之一！這是該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鞋博物館。博物館所在位置屬於馬里基納市的鞋業製造中心，博物館旁邊就是菲律賓著名的奧拓鞋業集團。從外觀上看，馬里基納鞋博物館與周圍的民居並沒有大的差別，整個博物館佔地面積不過200平方米。然而，走進博物館內，上千雙鞋子、數千個鞋模子以及一個近2米高的高幫皮鞋將會呈現在遊客面前，蔚為大觀。整個鞋博物館分為兩層，一層主要為鞋陳列區，其中包括菲律賓的前第一夫人伊梅爾達捐贈的800雙鞋，既有外國名貴皮鞋，也有本地生產的菲律賓涼鞋。據說這位菲律賓前第一夫人曾擁有3000多雙鞋，一層展區正中央的牆上還掛有她的畫像。此外，博物館的一層還展示有菲律賓歷任總統、部分參議員或政客、馬里基納市長、大使以及部分外國元首們捐贈的鞋子。還有一個展櫃專門陳列來自中國、日本、韓國、土耳其、巴西等國的傳統鞋子，如北京的布鞋
3、巴拉望博物館
巴拉望博物館坐落於巴拉望省的普林塞薩港，成立於1991年，是收集與巴拉望歷史相關文物的中心，館內分為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人種學以及歷史學等，讓遊客可以從方方面面來了解巴拉望。巴拉望博物館展示了巴拉望的歷史、文化、音樂以及美術工藝，其歷史部分講述了15世紀基督教傳入巴拉望，這不僅僅具有宗教意義，更具有國際歷史意義，基督教的傳入使得巴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宗教省。人類學所收藏的塔邦人頭蓋骨化石是博物館的最大特色，據說已有23000年的歷史，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菲律賓人的頭蓋骨。考古學部分收藏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罐子，已被列為國寶級文物，成為館內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還收藏了瓷器、早期居民使用的狩獵工具、樂器、銅器、塔博洞出土的一些原始工具以及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從庫約（Cuyo）出土的一些文物。巴拉望博物館還有一個能夠為研究巴拉望提供豐富資料的圖書館，館內的書籍大都是與巴拉望相關的。博物館的開放時間
4、卡加延德奧羅
卡加延德奧羅位於棉蘭老島北部，城市南部與布基農省接壤，北面為保和海，始建於1871年，是一個深水港口城市，是菲律賓北棉蘭老的區域中心和東米薩米斯省的首府。卡加延德奧羅是菲律賓極具魅力的城市，以古老的城堡、散落著的雄偉教堂、各具特色的公園、銀珠飛濺的瀑布和植被覆蓋的崖壁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位於市中心的金-誼公園始建於1900年，是紀念和瞻仰菲律賓前總統拉蒙•麥格塞塞、菲律賓獨立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安達斯•波尼斯奧以及當地偉人的地方，見證著卡加延德奧羅人民的英勇和悠久的歷史。優美的文森特拉拉公園擁有鬱郁蔥蔥的古老紅木和齊全的活動設施，是人們進行晨練、舒緩身心的好去處，也是當地著名的娛樂活動中心。位於聖奧古斯汀大教堂和加斯特公園附近的城市檔案博物館，藏有數量豐富的古董、當地知名顯赫家族的紀念品以及全面展現卡加延德奧羅悠久歷史的畫廊。除此之外，神秘莫測的洞穴探險也吸引了眾
5、阿亞拉博物館
阿亞拉博物館坐落於菲律賓的馬卡迪市，建立於1967年，是菲律賓最重要的關於文化和藝術的博物館，旨在回憶過去，記錄現在，記載了菲律賓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博物館的的固定展品有立體模型、海事船舶、菲律賓藝術先驅、祖先金飾、刺綉等，其中立體模型包括有60多個，講述了從史前時期至菲律賓獨立這段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海事船舶主要收集了菲律賓在各個時期所用到的不同類型的船隻，這些船隻為菲律賓的航海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藝術區域則是講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菲律賓的藝術，收集了菲律賓偉大藝術家的藝術作品；祖先金飾主要收集了16世紀之前的1000多件黃金手工藝品，包括由黃金打造的腰帶、耳環、項鏈、戒指、手鐲、手鏈等。除了特有的固定展覽外，阿亞拉博物館也會定期舉辦特殊展覽，大部分是與視覺藝術、人種志學相關的展覽，同時也會有相關的國外展覽，讓遊客不僅可以了解本國的歷史文化，與此同時也欣賞世界藝術。Ayala M
6、馬可斯紀念館及陵墓
馬可斯曾於1965年—1986年就任菲律賓的總統，他在職初期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菲律賓經濟的發展，但後來在國內進行-統治，侵犯民權，重用自己的親信，管理逐漸-；1972年9月23日馬科斯政府宣布在全國實行軍事管制，解散國民議會，停止一切政黨活動，並禁止-，-和--。1983年8月反對黨領袖貝阿基諾（Benigno Aquino）從美國回國在馬尼拉機場遇刺身亡，引起了抗議浪潮；1986年2月22日晚，原-長和代理總參謀長發動兵變，佔領國防大樓，馬可斯隨後離開菲律賓，-夏威夷。1989年馬可思在夏威夷去世，他的遺體被送回家鄉。馬可斯紀念館及陵墓位於巴塔克市中心，陵墓是安放馬可思遺體的地方，到過這里的遊客都說這里非常陰森，因為內部沒有燈，只有蠟燭照明，唱詩班的音樂也非常低沉；紀念館里陳列著馬可思生前用過的物品、他的軍功章、作品、書桌等，牆上掛著他和妻子的照片。
7、克拉瑞故居
克拉瑞故居位於菲律賓的保和省，歷史可以追溯至1840年，為傳統的菲律賓-西班牙建築風格，使用了硬木的大厚木板而建，尼巴葉覆蓋的傾斜屋頂使其別具風格，雖然經過幾百年的風吹雨打，但是房子依然保持著原始的風采。克拉瑞故居是一座典型的19世界保和富人的豪宅，至今已有167年的歷史，曾被保和省前省長安尼斯托•瓦列斯•克拉瑞以及他的兒子居住，現在開辟為博物館，並且已被列為國家歷史遺產。這個豪宅目前作為收藏19世紀文物的博物館對外開放，包括有豐富雕刻花紋的木床、梳妝台、古老的搖椅、菲律賓婦女的服飾、國服巴榮、古董罐子、燈、廚房用具，此外，還收藏了很多書籍，一本英語語言的字典引人注目。菲律賓-西班牙建築風格的克拉瑞故居分為兩層，二層有很多大大的百葉窗，可以調節室內的氣溫。在博物館的一層，有一家由克拉瑞家族的後裔經營的舒適精巧和令人愜意的咖啡廳，供應一些在城市裡已經找不到蹤跡的保和當
8、埃爾尼多海洋保護區
野生動物和海洋生物的保護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問題，更是一個國際性問題，每個國家都在竭盡全力來保護那些瀕臨危機的生物，以便於下一代可以更好地觀賞和學習。菲律賓也是致力於動物保護的一個國家，它所建立的埃爾尼多海洋保護區就很好的保護了野生動物和海洋生態系統。埃爾尼多海洋保護區位於巴拉望省的西北部，為菲律賓最大的海洋保護區，佔地面積96000公頃，有著多樣的生態系統，如雨林、紅樹林、白沙灘、珊瑚礁以及據說至今已有兩億五千萬年的石灰石懸崖。保護區是菲律賓目前主要的高檔旅遊目的地之一！自然景觀得天獨厚，有著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其中有100種鳥類、3種瀕危的海龜、種類繁多的魚和蝠魚。保護內潔白的海灘成為3種瀕危的海龜的棲息地，也成為它們繁育後代的場所。埃爾尼多海洋保護區內五彩斑斕的珊瑚礁讓人大開眼界，成為知名的潛水勝地。在一年的某些時候，潛水者還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稀少的海洋哺乳動物---海牛或當地人稱的
9、沉降的鍾樓
沉降的鍾樓位於北伊羅戈省的拉瓦格市，已經成為拉瓦格最知名的城市地標，也是參觀這個城市的首選景點。鍾樓高45米，建造於1612年，是西班牙人在菲律賓所建造的最高的以及最堅固的教堂鍾樓。之所以叫做沉降的鍾樓，是因為這個鍾樓正在神秘的一點點下沉，鍾樓會自己下沉嗎？經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發現鍾樓建在沙質地基之上，沉重的鍾樓迫使其一點點下沉，並且它周圍的街道自從18世紀不斷被抬高。最能證明鍾樓下沉的證據就是曾經人們騎在馬背上就可以進出塔樓，但是現在，遊客們不得不彎腰才能進入，可見已經下沉不少。一般的塔樓都距離教堂比較近，然而這個塔樓卻比較遠，究其原因原來是防止強地震發生時塔樓會倒向教堂。現在很多人都開始懷疑鍾樓現在45米的高度，人們認為鍾樓的實際高度肯定高於45米，400年來肯定下沉了不少。沉降的鍾樓目前依然在履行其幾百年的任務，那就是敲響鍾樓上的大鍾來召集天主教教徒。Sinking Bell
10、依望監獄和勞改農場
依望監獄和-農場位於巴拉望省的普林塞薩港，在西班牙殖民者統治期間，巴拉望就成為一個犯人的審判和放逐地點。它建立於美國殖民地時期的1904年，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監獄和-農場，沒有圍牆，沒有柵欄，並且監獄中的犯人從未有過逃跑的念頭。依望監獄和-農場佔地面積37英畝，犯人們白天在農場勞作，種植椰子樹、水稻和其它農作物。他們之所以沒有逃跑之心有三個原因，一是這里沒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只有綿延的山脈，出去之後也面臨死亡，二是犯人在服刑期間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經營他們的土地而不必受到看管，三是犯人可以在很多工藝品商店工作來賺得收入，而不是天天在監獄中受到各種折磨。與其說是依望監獄和-農場是一個監獄，不如說是一個農場，犯人沒有想像中受到嚴重的懲罰，而是獲得了相對的自由。目前的農場是一個受遊客歡迎的購物場所，遊客可以在此買到手工藝品和巴拉望島紀念品。Iwahig Prison and Penal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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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伊索克拉底創辦修辭學校的目的是什麼

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開辦了一所修辭學校。此後的近40年時間內，他主要以教學為業。公元前351年以後，伊索克拉底的主要精力放在寫作上。他本來有志成為一名演說家，但由於嗓音沙啞，因而一生從事修辭學校的研究和教學。伊索克拉底創辦修辭學校的目的就是要培養演說家和善於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他認為，一個優秀的演說家必須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因而在他的學校里，除了修辭學外，還教授文學、哲學、歷史、法律等。由於他本人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因此他極力主張教學內容應該與現實緊密聯系起來。

⑺ 世界上有哪兩位外國人可以跟孔子媲美對世界有何影響

世界上伊索克拉底和伊壁鳩魯他們兩個人是可以跟孔子媲美的，對世界的影響如下，孔子它是有名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儒家學派的，他開創了自己的講學，倡導人們以仁義為信念來教學。帶領著弟子去外國遊玩，去世之後，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把他的思想記錄起來，在我國古代，很少有教育家的地位可以和他媲美。像是伊壁鳩魯他的教育觀念是非常純粹的，而且他也是不要求回報的人，所以他開的學校都是努力或者是婦女都可以的。他也要求婦女來學校學習，甚至還會帶著孩子來聽課，女性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作為教授在去世之後，也得到了人們的敬仰，所以他的理念也被幾個世界當作思想，被人們反省著走向了幸福的生活

⑻ 世界上唯一能跟孔子劃等號的兩個外國人究竟會是誰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

孔子早年開辦私學，聚徒傳授所學，並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概念，讓普天下的老百姓都獲得了求學的機會。可以說，孔子是與伊壁鳩魯、伊索同樣偉大的大教育家。在這些距離我們有千年歷史的教育家身上，我們能發現許多相同之處。

或許，正是“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⑼ 柏拉圖，他在約公元前387年之際，創立了什麼

柏拉圖，他在約公元前387年之際，創立了阿卡地米學園。

第一個類似於現代大學的高等教育的學校，是由伊索克拉底在雅典創立的。他著重道德與實用。他把文法、算術、論辯和文學作為初級訓練的基本科目。他的學生一般都在上大學的年齡，在他門下學三四年，他對他們的訓練不著重探討知識的理論基礎，而專學如何把他們所知的東西在演說和文章中闡述出來的藝術。

他本人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種倫理學的理論，但他接受傳統道德的最高標准。他提倡的不是個人野心和城邦私利，而是全希臘的整體利益；因為他真誠相信個人和城邦的最高利益就在於促進希臘的統一。他對學生的作品考核甚精，並以自己有關泛希臘時政的論文和演說作為他們的範例。

由於伊索克拉底也收學費，他的批評家把他歸於智者一流，但他的著述表明他從事教學是出於自己的信念，他高度尊重個人和民族的榮譽，對當代的政治和社會難題也至為關心。他希望他的學生能給政壇帶來比較開明的政治家風度。

公民階級每家擁有兩個不能轉賣的田莊，在教育和政治活動上享有充分的閑暇。在它的憲法中，柏拉圖想把君主制與民主制的優點熔於一爐。法律本身就是統治者，但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卻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已變得極其公正聰明，自覺遵守一切法律。

斯塔吉魯士人亞里士多德（約公元前385—前322年），在柏拉圖老年時曾任學園教員達二十年之久，後來又在萊西昂開設了另一個競爭性的學術研究機構（公元前335年），他對城邦教育的重要性和柏拉圖有同樣的看法。既然只有人能自覺地指導其行為，因此政治家的任務就是指導城邦走向正確的生活。政治家的主要助手就是教師。

教育著重訓練公民們既具有對正道的認識又能身體力行。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國家教育應是強制性的，公民各級成員都要普遍受教育，學習科目也和柏拉圖在《理想國》和《法律篇》書中所舉一樣。正確的生活是一種雙重的生活：一方面是在實踐理智指導下的良好的公民生活，一方面是從事作為哲學的核心的沉思生活。

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也是在經濟、階級結構，與當代商業、資本活動隔絕等方面追隨著斯巴達的模式，它同樣也是一種混合的憲制。教育者的政治目的就是使公民的良知和立法者的賢明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城邦的各級、各部分都具有整體的"靈魂"和信念。

伊索克拉底是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聯邦的框架之中調整城邦的自主自治之權，並相應地設想其教育體系，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卻都把城邦、實際上在物質條件方面還只是斯巴達式的城邦看作人類政治存在的最高形式（雖然他們也批評過斯巴達的政治體制及其目的）。

初看起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保守主義很是奇怪。但是他們正確地觀察到希臘城邦已產生了文明人類的最優秀成果，而他們對城邦未來可能性的信念並未動搖。面積的限制是必要的，只有這樣公民才能相互了解並熟悉其統治者，從而真正成為整體之一員。他們想把城邦和一種新的宗教結合起來似乎更令人難解，因為，最高決策者成了思想家而非務實的男女，而這些思想家同時又必須是城邦的統治者。

在我們看來，這樣一種理智的宗教似乎是一種超越種族和政治問題之上的世界宗教。柏拉圖可能也做如是想。但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希臘人才"天賦"這種領悟力。他們兩人都認為最高的理解力只能存在於有知識的貴族之中。

由於這一點，他們的理想國的治國之方在我們看來是非自由的，但他們認為完全必需。我們相信普及教育是達到平等的途徑，這實際是一種民主政治的教義，他們對知識貴族的信念卻使他們認為由少數賢明之士治理的集權體制是必需的。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相信其他公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這種權威的統治，但他們始終未能克服如下一種基本困難：使他們的思想家願意成為統治者、立法者或委員會人員。因為他們的最高效忠對象已是越出城邦局限的理智宗教了。

⑽ 伊索克拉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出生於雅典一個富裕的樂器作坊主之家，受過良好的教育。伊索克拉底是著名修辭學家高吉亞和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希臘修辭學的創立者。他不是那種登台講演的演說家，而是撰寫演說詞的專家。他的某些演說詞，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政論文章。他不是活躍於政治舞台上解決日常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的政治家，但是，他經常以文章的形式發表自己的政見，提出建議，試圖以此影響當權者，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