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資本市場什麼時候恢復運行

⑴ 誰給講講亞洲經融風暴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亞洲金融風暴與香港匯股震盪

1、亞洲金融風暴的演進與特點

從今年7月泰國放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而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受沖擊的亞洲各國或地區出現匯市和股市大幅波動（參見表一、表二），並引發全球性股市動盪。目前亞洲金融風暴已持續近6個月，其間大致經歷了較為明顯的三個階段【注1】。
表一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匯市波動[略]
表二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股市波動[略]

資料來源：引自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各期
【注1】除非返渣特別指明，本報告所引資料來自：《香港經濟日報》、香港《信報》各期；李羅力主編《金融風暴：東南亞金融危機透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階段：泰銖危機爆發並波及整個東南亞，各國匯率屢創歷史新低，股市持續下跌。 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取代泰銖對一攬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泰銖危機爆發，當天泰銖匯率下跌20%。一場以泰銖危機開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其他東南亞各國。7月11日菲律賓宣布實行匯率自由浮動。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等國貨幣相繼與美元脫鉤。在匯率制度變動下，東南亞貨幣匯率屢創歷史新低，同時受貨幣匯率下跌影響，東南亞各國股市狂瀉不止。

第二階段：台灣和香港匯市再次受沖擊,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盪。10月17日，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堅守了近四個月後，台灣放棄與美元掛鉤，宣布自由浮動，導致台灣簡世褲匯市和台灣股市重挫。隨後國際金融投機家第四次狙擊仍堅持聯系匯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動用外匯儲備基金維持聯系匯率制。在港幣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銀行相繼提高拆放貸利率和短期同業拆借息口後，港元匯率迅速平穩下來。但這次港元保衛戰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恆生指數就從13601點跌破1萬點大關，跌幅達33.4%。其中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損失高達8000億港元。10月28日後，香港股市大跌導致紐約、倫敦、東京股市震盪，反過來又帶動香港股市劇烈震盪。

第三階段：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韓國和日本。進入11月份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到11月20日，韓元匯率跌至1139兌1美元，跌幅達兩成有餘，以美元表示的國際購買力減少五分之一。接著日本山一證券因1065億日元的外匯虧損和1583億日元的證券交易虧損，於11月24日宣布倒閉，東京股市大幅下跌，隨即帶動紐約、倫敦股攔簡市的連鎖下跌，亞洲金融風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東京外匯市場上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跌破13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創1992年5月以來的最低點。

從上述演進歷程來分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帶有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

（1）以區內國家（或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為序,按多米諾效應方式,由弱到強依次受到沖擊。7月泰銖首先與美元脫鉤，隨後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相繼宣布與美元脫鉤，東亞美元區匯市和股市雙雙受到沖擊。10月，台灣放棄與美元掛溝而自由浮動，台幣與台股遭受重挫，同時香港在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同時，出現股市大幅震盪。11月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隨後日本股市因山一證券倒閉而出現波動，日元兌美元也大幅下降。從本幣貶值和股市跌幅來看，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注2】。其中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東盟國家，幣值和股市損失明顯高於「四小龍」及日本。

（2）金融風暴在區內多次吹襲、反復震盪、相互影響，同時強度逐漸加大，進而波及全球，由此產生較大的破壞性。與九十年代後出現的幾次國際金融動盪【注3】,如1992年的歐洲金融市場動盪、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破產兼並和倒閉危機所造成的破壞相比（參見圖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但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而且危機的強度和破壞力更大。可以預期,經此金融風暴的沖擊, 雖不至於達到使「東亞奇跡」破滅的程度,但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將會明顯放慢,並為該地區的長期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2、亞洲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

從東南亞開始並波及到東北亞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在九十年代以來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動盪加劇的背景下，由於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一些經濟

結構和經濟發展問題,同時受國際投機資本的外部持續沖擊而產生的。因此我們認為，今次亞洲金融風暴既有九十年代後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共同原因，同時又有由自身經濟問題決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參見綜合開發研究院課題組：《東南亞金融危機：理論與政策分析》（唐傑、馮蘇寶、龍隆執筆）,《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個國家出現的100多起銀行破產中，23個國家的直接損失佔GDP比重超過3%，最高（阿根廷）達50%以上。參見《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度會議》，1996年，華盛頓。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10月。

圖一 金融危機的直接損失[略]

資料來源：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第35頁，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

（1）亞洲金融風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動盪加劇的趨勢，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因素則構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擴大，一體化趨勢日益發展，同時出現資金活動日趨國際化、自由化，由此導致巨額國際游資、國際清算資金和國際儲備資金在全球范圍內頻繁調動，從而間接為國際金融動盪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國際資本總額不斷增加，目前已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占其GDP的比重超過100%，美國高達10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從1986年的1880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1.2萬億美元。1996年流入東亞的資金總量達到1087億美元【注4】。結果客觀上導致九十年代後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機與產業政策》，轉引自《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現為外匯和利率波動。1993年--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波動幅度達到3個百分點，1991年--1997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德國馬克、加拿大元也達20-30%。當國際資本為賺取利率和匯率差價而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頻繁進出時，經濟基礎和金融體系存在問題的國家出現金融動盪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隨著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經營品種也不斷多樣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達1200多種,金融衍生交易額也不斷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於經濟發展對資金和投資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為過度投機創造了條件。隨著金融衍生工具這一現代交易手段的推廣,九十年以來以金融詐騙、銀行危機、金融市場動盪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現代操作條件下，具有較大投機性的國際游資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間完成全球不同市場上的大筆投機性交易，實現巨額資金在不同地區的快速轉移，從而為引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金融動盪創造了條件。

第三,在國際金融動盪不斷加劇的趨勢面前,由國際金融市場、本國金融調控和金融機構監管三個層次構成的金融監管卻出現失控和乏力，結果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性的金融動盪與危機【注5】。

(2)亞洲金融風暴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種經濟矛盾的集中爆發。這些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的經濟基礎及金融體系方面的缺陷,便成為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內在原因。

第一，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根據形勢及時調整和轉換，是東南亞國家普遍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東南亞國家普遍選擇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創造並延續了「東亞經濟奇跡」。但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後，先行的「四小龍」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而後來的東盟國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完成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即使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也存在過於迎合外資流向，不但與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趨同，

【注5】胡進、張才進：「全球金融動盪加劇的四大成因」, 《港澳經濟》,1997年第3期。

而且過分集中於簡單加工業。結果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沖擊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東南亞國家出口擴張勢頭放緩，帶動經濟增長下降，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外匯儲備減少，進而對固定匯率產生壓力，最終使金融風暴在區內廣泛爆發。相比之下，在金融風暴中「四小龍」的損失之所以低於東盟國家，從根本上看就是因為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快於後者。

第二，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外貿逆差遞增、經常項目赤字高企、外匯儲備遞減、外資使用效益不高等問題，是構成本次金融危機的直接隱患。以金融風暴發源地的泰國為例來分析【注6】，其危機的隱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埋下。從1990年起，泰國的外貿逆差逐年遞增、經常項目赤字居高不下、外匯儲備每年只減不增，分別從1990年的74.94億美元、72.82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億美元、82.22億美元和41.75億美元。另一方面，泰國的外債從90年代開始也急劇膨脹，從1990年的280億美元，膨脹到1996年的900億美元，僅1998年即將到期的短期外債就達400多億美元，超過其全部外匯儲備。

第三，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東南亞國家在金融體繫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長期債券市場不發達，短期貸款高於長期貸款，非生產性貸款（特別是房地產和消費性貸款）高於生產性貸款，外資大多以短期資本形式進入國內。結果客觀上導致泡沫經濟大量出現。二是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增加普遍高於中央銀行，結果使得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下降，金融動盪得以在東南亞各國普遍出現。三是銀行資產質量不高，金融風險加劇，導致金融危機在區內廣泛產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實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進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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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參見陳曉軍：「泰國經濟金融危機的演變及其初步啟示」, 《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國的貨幣危機及其啟示」,《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達枝：《泰國貨幣危機：教訓及其啟示》,見《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但是在國內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設施不完備，監管措施和監管機構不完善的條件下，東南亞國家過早開放金融市場，必然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動盪。這一點以泰國為例可以看得更為清楚。90年代以來，泰國為吸引外資，先後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的有關義務，取消了經常項目國際支付的限制。1991年，開始減少對資本項目交易的外匯限制。1992年又對外資開放，允許國內投資者直接通過銀行獲得低息的外國資金，導致肆意借貸低息資金。1994年又進一步放鬆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寬出入境時可攜帶的外幣限額，允許持有泰國離岸銀行執照的外國銀行在泰國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等等。但是，在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卻未能完善金融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外匯投機的渠道增加，從而加劇了投機者對泰國金融穩定性的沖擊。此外，日本和韓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第五，政策失誤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從泰國的情況看【注7】，政策失誤主要表現為，一是長期實行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匯率政策,無法與

利用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調節經濟的貨幣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觀政策沒能協調國內經濟平衡目標與國際收支平衡目標的關系,從而產生經常帳戶赤字；三是在外匯管理制度上沒能處理好開產資本帳戶與保護本幣安全的相互關系。

第六，政府不當干預在引發投資者信心危機的同時也加劇了金融風暴。這次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東南亞許多國家一方面採取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等經濟杠桿來調節。如印尼在印尼盾兌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後，為了收緊資金流動，中央銀行把利率上調2倍。另一方面甚至採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市場,如馬來西亞一度採取措施,限制投資人賣空一百種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類似做法，限制外國人進行外匯交易。結果事與願違,馬來西亞宣布限制後，投資人因無法自由買賣而信心大失，資金大規模移出，導致當日吉隆坡股市下挫，並帶動整個東南亞地區股市下跌。印尼的情況也類似，顯示出以限制市場運作的這種短期做法根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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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參見謝多：「泰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失調與貨幣危機」, 《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

3、對香港金融風暴的基本評價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反復沖擊下, 香港不但未能倖免，反而一度成為金融風暴的主戰場。港元數度遭到國際炒家的強烈狙擊，但均被香港特區政府擊退，確保了港元匯率的穩定。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提高利率也導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動，從而引發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為保證港元匯率穩定付出了重大代價。

香港金融危機的產生，既有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出現金融風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經濟基礎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相似，在經濟高度開放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各種背景性因素均會對香港產生直接影響；同時大致相似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產業結構和投資趨向引發的經濟泡沫現象，以及長期實行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則決定了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徵。第二，與東南亞國家不同的是，香港並不存在新興市場化和經濟轉型國家或地區普遍出現的一些共性問題，如過分依賴外資來推動經濟發展，在國內金融體系、金融市場設施和金融監管條件還不成熟時盲目對外開放和實行金融自由化，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和銀行資產質量不高等。與這些國家相比，香港經濟體系和金融制度更為完善，這就使得香港具備了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可靠基礎。第三，受東南亞金融風暴波及而產生的香港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沖擊聯系匯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們認為，港股下跌決不僅僅是由於為穩定港元匯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實際上，對包括「中國概念股」在內的過度投機性炒作，使股市風險不斷積聚，才是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為確保聯系匯率制而調高利率，不過是這種長期積累投機風險的釋放誘因而已。

對於本次香港金融危機，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評價。

第一、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匯率穩定、繼續與美元掛鉤的地區。這表明與區內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具有更為穩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監管體系和經濟基礎，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的能力更為強大。

與東南亞國家相比，香港能夠成功地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進而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原因在於：（1）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經濟基礎穩健，經濟實力雄厚，發展前景良好，盡管還存在一些內部隱患，但仍能從總體上為穩定匯率提供一個可靠的經濟基礎。（2）聯系匯率制度是實現港元匯率穩定的內在機制，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堅持聯系匯率制度的一系列應對操作，客觀上給投資者以極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匯率穩定成為可能。（3）香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億美元），人均則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時財政盈餘和儲備十分可觀，此外還得到外匯率儲備量達1340億美元的中國政府大力支持。這與金融風暴中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和外匯儲備有限的現狀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穩定港元匯率的重要條件。（4）香港金融體系和金融管理體系較為完善，特別是近年來實行了諸如修改銀行條例、實施「會計安排」、「流動資金調節」、「即時結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銀行體系的安全度以及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從而避免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制度和監管體系方面的缺陷，為穩定港元匯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但僅靠提高利率來穩定港元匯率代價沉重。大量事實表明，聯系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穩定器」，在本次金融風暴中香港特區政府成功地捍衛聯系匯率制度，確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體經濟基礎的穩定與健全，從而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可靠保證。從1983年港府推出聯系匯率制度以來，先後成功地渡過了多次政經事件沖擊和港元風潮。實施十多年來，港元兌美元匯價最為低時為7.95:1，最高為7.714:1，港元匯率波幅從未超過2%，充分顯示了該制度在金融危機時期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維護金融秩序和市場信心的有效性。因此，從香港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當然也應看到，在現行操作條件下，香港為保持港元匯率穩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價。

第三，香港為穩定港元匯率而付出的重大代價，客觀上有利於香港未來長期發展。本次金融風暴表明，以金融和地產為核心內容的服務型經濟容易形成泡沫經濟。對香港而言，伴隨經濟轉型而在香港實行多年的高地價高房價政策，以

及近期證券市場上的過度投機性炒作，從長期來看不但增加了香港總體運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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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饒余慶：「東南亞貨幣危機的影響與教訓」，《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經濟的泡沫成分不斷加大，對香港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客觀上要求對此進行調整。我們認為，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損失，實際上就是對香港前期發展模式的被動式過度調整。而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客觀上表明進行這種調整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夠利用金融危機付出的重大代價，來換取對服務型經濟主導條件下的發展路向進行必要的調整，那麼對香港未來長期發展來說，這種代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勢不會大幅回升，同時港元可能再度被狙擊。港股經歷了10月下旬的股災後，其泡沫成分被擠了出來，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難以大幅走好：（1）東南亞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災引起了紐約、倫敦、東京股市的震盪，並反過來影響東南亞及香港股市持續波動。這種相互聯動局面一但形成，由於受慣性影響，一般不會馬上停止。（2）目前亞洲金融風暴仍未有停息的跡象，特別是韓國與日本受沖擊後，有可能進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圍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動盪。（3）在東南亞國家紛紛放棄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度，並導致本國貨幣主動或被動貶值後，香港作為區內唯一保持匯率穩定且仍然實行原來聯系匯率制度不變的地區，相對升值的港元受到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可能性大大增強，進而引發香港股市震盪。

二、金融風暴表明香港經濟仍潛存隱患

1、缺乏彈性的聯系匯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於1983年開始實行的聯系匯率制，本質上是一種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和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通過銀行套戥機制，實現港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注9】。實行十多年來，基本取得了預期效果，確保了香港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穩定（參見圖二）。但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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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參見饒余慶：《走向未來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劉志強、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 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呂汝漢：《香港金融體系》，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9月

次金融風暴來看，聯系匯率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香港未來的發展。

圖二 港元匯率走勢（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轉引自劉志強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第14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1）聯系匯率制存在內部問題，給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雖然套戥機制使得港幣兌美元保持穩定，但由於這種穩定是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與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實現的，因此產生以下兩大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港元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別是在兩國經濟水平有所差異的條件下，兩種貨幣的市值無法反映其國際競爭力與經常項目收支，從而創造出

⑵ 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

自20世紀初期起到20世紀50年代，國際資本市場開始在資本的國際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活動表現出如下特徵：
1、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際資本由歐洲湧入美、澳等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般認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間，國際資本保持高度流動性，並大量由歐洲湧入美國和澳洲等地區。1914年前後，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佔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佔GDP的2%，德國為3%左右。而在資本輸入國中，澳大利亞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機構是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主體。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主要表現為：借款國家政府和部門大量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市場發行固定利息債券；美國的債權人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通過持有過半數的股權（或獨家經營）對其進行控制等。
3、國際資本市場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尤其是國際債券的利率隨時間及國別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調整。
4、資本流動因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及突發性政治經濟事件而初現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導致普遍的債務違約，嚴重打擊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30年代，在貨幣貶值預期普遍存在和戰爭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響下，資本運動大部分採取了短期資金外逃的形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范圍的私人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無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現為在貨幣發行國境外的流動，市場交易行為也大多發生在國外，即歐洲美元交易。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特徵是：
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停留在歐洲市場及歐洲貨幣的范疇。在戰後廢墟上崛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同時，該體系的核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協定則明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規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各國普遍對資本流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嚴格控制下的資本繞開管制在貨幣發行國境外流動，形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雛形。歐洲資本市場既是銀行間市場，又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市場，同時還為大公司提供借貸服務，商業銀行是該市場的核心。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來源廣泛，數額龐大，以多種兌換貨幣計值，充分滿足各種借款需要，商業銀行經營自由，貸款靈活簡便，資金安排迅速。
2、資本流動形式集中表現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資。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流動的主流是大規模的國際援助，以及逐漸復興的直接投資。二戰後歐洲重建計劃引起了龐大的官方資本流動。美國政府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援助計劃導致美元大量流入歐洲。從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下，向聯邦德國提供貸款38.7億美元，1945年12月，美國與英國簽署財政協定，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3、美國在主導官方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成為私人資本流動的主體。根據OECD的國際資本市場統計，1951年，國際債券的發行總額為9.954億美元，其中，在美國市場發行了9.226億美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92.69%，整個50年代，美國為國際債券發行提供了71.601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占當時融資總額的78.21%。進入60年代後，美國商業銀行紛紛擴大國際業務，在國外尤其是歐洲開設分行，這些銀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額資金，積極發展信貸業務，為歐洲貨幣市場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 1973年，隨著匯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動的轉變，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逐漸解除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該時期對資本流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及石油美元的產生。
1、石油危機與石油美元
石油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開始取代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產和消費極不平衡，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石油不到全球總產量的20%，其石油消費量卻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表現。
中東國家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建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致力於改變長期形成的油價過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員國通過參股和收歸國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資源。
70年代初美元匯率下調，西方工業國的製成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隨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石油生產國蒙受重大損失。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後，OPEC成員國一方面加快石油生產國有化進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從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價，把每桶原油定價調整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遭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靈活調整為這些經濟體吸收這種外部沖擊提供了可能。
隨著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順差，1974年達651.7億美元，1980年達928.4億美元，1973年到1981年順差累計達3360.7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盈餘資金，由於石油盈餘資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稱石油美元。
2、石油危機時期全球資本流動的特徵
石油危機時期資本流動的特徵表現為：
①石油美元的積累及流動推動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OPEC成員國可供運用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大部分採取歐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歐洲貨幣貸款總額900億美元中，阿拉伯銀行佔了26.5%。所以，歐洲資本市場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迴流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動掀起了私人商業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高潮，也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長期、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資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員國組織為獲得發達國家比較安全的資產，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貸給了發達國家的私人商業銀行。而70到8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停滯，名義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利率則為負值，私人商業銀行便增加對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國家的籌資額成倍上升。
1982年後，OPEC成員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計過程被迫中斷，這樣，發達國家私人商業銀行向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無以為繼，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貸款的條件急劇惡化。 進入80年代，由於多數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淪為債務沉重的借款國，面臨著債務還本付息的困難，資本流動開始顯示出收縮跡象。
從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間，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總額從1031億美元增加到8420億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4.5%，私人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9.4%，私人信貸在貸款總額中的比例達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債總額中，短期信貸高速增長，國際債務期限明顯縮短，浮動利率債務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經超過全部外債的40%。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壓力不斷上升，從1973年到1982年，還本付息額由179億美元增加到932億美元，還本付息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償債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產油發展中國家過度借貸、結構失衡的同時，80年代起，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該類國家償債危機的爆發。1980年，西方國家先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增長率開始下降，到1982年出現了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急劇惡化，進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經常項目逆差上升，外債還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國家經濟持續衰退的同時，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出現了高利率、高匯率、高通貨膨脹率三高現象。
由於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外債以美元計價的比例很高，美元匯率的上揚直接加重了該類國家實際的債務清償即流向債權國的本金和利息的負擔。
由於美國利率居高不下，其它發達國家也相繼隨之提高利率。七個西方主要工業國短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長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於發展中國家浮動利率外債超過外債總額的40%，利率的上升導致償債壓力的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非石油出口國將多付40億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將為此多支付7.5億美元的利息，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將多支付近200億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後，許多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借的新債主要用於支付利息。
在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債總額為260億美元的波蘭政府無力償付數額為25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本息，拉開了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債務清償危機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匯儲備基本耗盡，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巴西宣布急需175億美元的新貸款來解決清償困難；12月，阿根廷提出與西方債權者進行重新安排債務的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這場債務危機：在拉美，除哥倫比亞和巴拉圭外，其他債務國均相繼要求延長償還債務期限，在非洲，蘇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扎伊爾、尚比亞等10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在亞洲，印尼和菲律賓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解決債務支付問題。
債務危機爆發後，債務國政府、債權國政府、債權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遏止了危機的蔓延。但是，這場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特徵表現為：
1、資本流動規模擴張極不穩定。80年代初期，資本跨國流動的總量由年融資近2000億美元下降到1500億美元左右，累計下降幅度超過20%。1984年後，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總額又出現大幅度上升，三年間累計升幅超過70%，表現出很強的不穩定性。
2、發達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受債務危機的影響程度輕微，並在短時間內快速恢復。1982和1983兩年，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分別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於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後，OECD國家的融資規模快速上升，資本流入數量超過了債務危機前的總水平。
3、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進入長收縮期。非OECD國家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1981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19億美元後，進入長達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資總額一度下降到211億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才超過1981年的水平，達653.42億美元。因此，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收縮期長達10年，這剛好是拉丁美洲國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後，資本流動的規模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的跨國流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附表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1988-199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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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國際市場籌資總額 年度增長率% OECD國家籌資總額 非OECD國家籌資總額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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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最顯著特徵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具體表現為：
1、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義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上升，資本流動性達到很高水平。
在資本流動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的調查，到1998年4月，該交易額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的擴大在不斷加速。
3、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在本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4、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於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於6%的水平，盡管此後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於穩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台，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綜觀國際資本市場市場的百年變遷，我們發展，推動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上述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准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意願；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詳見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繼續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也不僅沒有影響發達工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流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於平均水平，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調能力。
當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於初始階段。80年代後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徵，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的行為。

⑶ 97年經濟危機具體時間，經過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 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伍正談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腔碰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 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清扒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 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