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變革幾十年現在怎麼了

① 俄羅斯經濟為什麼衰落了

1.地廣人稀，經濟發展不平衡

俄羅斯是典型的中高緯度國家，較高的緯度使得氣候變得寒冷，人口生育率遠遠低於其他中低緯度國家。加上俄羅斯欲罷不能的酗酒傳統，人口增長率始終不高，嚴重影響了俄羅斯的長遠發展。

而且寒冷的氣候也使得俄羅斯縱然海岸線漫長，卻缺乏優良的港口。再加上國際環境的惡化，俄羅斯事實上正在變得越來越封閉。

而封閉的環境也影響了領導人的戰略眼光。今天的俄羅斯，雖然國土面積廣大，但是其重心仍然是只佔俄羅斯1/4的歐洲部分。在面積廣袤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俄羅斯領導人始終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使得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經濟發展長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

② 俄羅斯為什麼現在不行了

嚴峻的俄羅斯經濟形勢
1．遭到慘敗的「休克療法」。「休克療法」是葉利欽總統聽取了以政府總理蓋達爾為首的激進派的意見，於1992年初開始實行的極為激進的全面改革措施。共基本內容是：在最短期間內全面放開物價，大規模地急速地推行私有化政策；提高稅收，增加財政收入，緊縮銀根，普遍減少國家對企業的支持和補貼。
2．成效甚微的「私有化」。俄羅斯聯邦於1991年7月3日頒布了《俄羅斯聯邦國有和
市有企業私有化法》，1992年6月11日頒布了《俄羅斯聯邦1992年國有和市有企業私有化國家綱領》。

俄羅斯經濟陷於困境的原因分析
在俄羅斯，產業結構十分不合理，生產壟斷性特別強。這種情況大大地限制著企業之間的競爭，頑固地阻礙著體制轉軌的進行。
1．政局不穩，改革難行。動盪的政治局勢包括多方面，諸如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民族矛盾激化，社會治安混亂等等。

2．脫離實際，步伐過急。1991年末蘇聯解體後，1992年一開始俄羅斯政府便聽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開始實施了所謂的「休克療法」。」

3．宏觀失控，協調不力。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制定改革方案，既要有長遠規劃，又要有短期安排，既要有總體設計，又要有分項措施。在改革的實踐中，既要搞好宏觀調控，又要把微觀搞活；既要有統一步調，又要有各自的做法。

4．企業、地區之間聯系混亂。獨聯體、經互會國家之間聯系驟減各層次之間聯系的中斷和削弱，是俄羅斯經濟改革步履艱難的另一原因。

5．龐大外債壓力沉重，「巨額」外援很少兌現。龐大的外債是阻礙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

③ 俄羅斯為什麼幾十年前是超級大國但現在怎麼是發展中國家了

俄羅斯的前身的前蘇聯，你的問題是想問前蘇聯如何從一個超級大國一步步走入衰落的嗎？？

蘇聯走向衰落主要是體制僵化，經濟衰退，整體政府腐敗貪婪，民心散喚

你可以看一下《蘇聯演變進程中的意識形態研究》和《戈爾巴喬夫改革與蘇聯的毀滅》，這兩本書裡面講得很詳細。大概是蘇共的指導思想由馬列主義逐漸轉向修正主義，最後完全倒向西方。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和遏制戰略、超遏制戰略。蘇共脫離人民群眾、戈爾巴喬夫改革背離馬列主義等。

如果真的有興趣，可以去看下蘇聯的起起伏伏：http://ke..com/view/261966.html?wtp=tt

還有蘇聯的解體原因：http://ke..com/view/34098.htm

輝煌一過不復返，當初的蘇聯是何等的榮耀，不過現在的俄羅斯發展也在逐漸強大

④ 俄羅斯發展現狀以及未來發展障礙

1992年，俄羅斯選擇了「私有化」的道路，受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這種私有化沒有採取「漸進式」的方法，相反，當時的領導者接受了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的建議採取了所謂的「休克療法」 [1] ，妄圖通過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速實現所有制形式的變革，從而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然而事實卻證明，這種激進式的改革方案不但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甚至還激化了舊有的一系列社會矛盾，把俄羅斯人民拖入了苦難的深淵。現在，俄羅斯的領導人回過頭來重新審視自身的改革歷程時才認識到，經濟體制轉型是一個極其復雜、困難和長期的過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然而，由於巨大的政策慣性，「休克療法」的傷痛至今難以抹平。
從1991年俄羅斯出現明顯衰退開始（當年GDP比上一年下降9%），俄羅斯經歷了連續6年的經濟負增長，到1997年剛剛出現復甦跡象（GDP比上一年增長0.4%），1998年8月17日起又遭受了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據統計，俄羅斯在整個90年代GDP下降了50%多 [2] ，截至1998年，俄羅斯的GDP僅相當於美國的1/18強，中國的1/2弱 [3] 。居民的人均實際收入甚至下降了80% [4] ，約有6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通貨膨脹極其嚴重，物價上漲了6 000多倍，很多人的存款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俄政府面臨的債務問題也十分嚴峻，俄羅斯現在的負債率極高，每年都有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到期，使國家經濟發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與此同時，俄羅斯的資本外逃現象卻極為嚴重，基本每年都有200億美元左右通過「地上」和「地下」的各種途徑流失，這對原本資金就十分短缺的俄羅斯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經濟上的動盪必然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經濟狀況的持續惡化導致社會失業率急劇上升。與此同時，貧富差距也迅速擴大，20%的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60% [5] ，而這種差距多數是由於少數人利用手中特權產生的，這種收入的不公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也導致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和黑社會組織的猖獗。俄羅斯的政局也處於不斷的動盪之中，反映了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沖突。這種現象又反過來進一步使經濟趨於惡化 [6] 。
總之，1998（包括1998）年以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道路可謂是荊棘叢生，這種狀況直到1999年才有所改觀。1999年俄羅斯的GDP出人意料地增長了3.2%，達到44 760億盧布，這種增長勢頭使一些人相信，俄羅斯經濟將要走出低谷。隨後兩年俄羅斯經濟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點，2000年和2001年俄羅斯GDP分別增長了7�7%和5�7%，實現了連續三年的經濟增長，實屬不易。很多專家學者就此下了斷言：俄羅斯經濟的潛能已經開始釋放，發展前景一片光明，俄羅斯將在10～20年裡重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強國。對此觀點我們不敢苟同，只從量上來推斷是不夠的，如果經濟僅僅是數量上的增長的話，那隻是經濟增長，而不是經濟發展。事實上，經過冷靜的思考和對俄經濟形勢有了總體的把握後人們就不難發現，俄羅斯前方的道路並非坦途，還有著許許多多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那麼，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約著俄羅斯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經濟發展呢？下面我們就談談自己的看法。

⑤ 俄國19世紀末社會現狀

一、政治：

這是俄國政治制度轉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進程，國家通過一系列改革實現了從傳統的管理組織向借鑒西方經驗的、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行政體制的轉變。19世紀70年代俄國參照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制模式，建立了近代政治體制：建立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機構，有利於政治的民主化。但實際權力仍為沙皇任命的行政官僚掌握，落後的政治體制嚴重地阻撓著經濟體制的徹底解體和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19世紀末的俄國社會還是一個封建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生活極其艱辛，而上層統治者還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

二、經濟：

1、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
2、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
3、一戰前夕，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中起重要作用
4、1903年，俄國封建落後，各種矛盾突出。
5、俄國發展依賴外國資本，資本主義發展不獨立。

三、農業：

封建農奴制殘余，農民在改革後處境依然艱苦。他們的政治被壓迫，經濟上仍然依附於地主。他們承擔著贖金、貸款的利息和各種手續費的盤剝以及土地稅、自治稅和村社捐稅等各種稅務的重壓。農民階級一方面分化出少數富農，他們擁有優良的牲畜、農具和大量土地資金，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他們不但買賣土地，還進行貸款。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多數破產的農民，他們不但失去了土地，而且喪失了其他物質資料，淪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

四、文官制度：

國家官員制度漸趨完善,最終確立了官員制度的基本運行原則,建立起國家官員的選拔、晉升、管理、培養、監督和社會保障等一整套制度。

(5)俄羅斯變革幾十年現在怎麼了擴展閱讀：

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時代，正是一個風起雲涌的變革時期。從19世紀末起，以重工業為中心的俄羅斯工業體系得到完善，尼古拉二世的資本主義改革造成了俄國國內不小的社會矛盾。

而俄國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大量農民破產，社會矛盾激化。面對這些情況，他從維護統治的角度出發，繼續對內改革，對外擴張。

尼古拉二世積極推行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政策、瘋狂地對外侵略擴張。 還在遠東之行時，中國和朝鮮的領土與財富已為皇太子尼古拉所垂涎。

九十年代，俄國開始修築橫貫西伯利亞大鐵路。

尼古拉為這條鐵道奠基，並當了修築這條鐵道的名義監督。

這表明他企圖通過鐵路加強對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控制、在遠東爭奪霸權的迫切心情。

登上皇位後，他更是野心勃勃。他已經是「全俄皇帝和專制君主，兼波蘭國王、芬蘭大公等等」，卻還夢想給自己再加上「中國皇帝」、「日本天皇」等等稱號。

⑥ 俄羅斯未來幾十年後的處境是怎樣的

更糟，遠東和歐洲部分的聯系名存實亡
經濟進一步惡化，人口縮減，有可能四分五裂

看看俄羅斯現在這樣子就知道了，普京的10年是俄羅斯去工業化的10年，俄國全靠賣資源過日子，現在油價下跌，俄國經濟原形畢露，已經徹底完蛋了

而且普京還是奉行對外第一，對國內經濟視而不見，不搞產業升級，國內基建一塌糊塗
看看夜間的衛星圖，現在俄國人口正在向歐洲部分集中，亞洲部分，尤其是中西伯利亞部分快成無人區了，當地俄羅斯族人口密度下降

遠東地帶更偏向中國、日本、韓國，和歐洲部分的離心趨勢不斷加強
加上俄國人口的衰弱，未來很可能遠東部分分裂

⑦ 俄國歷史上經歷了幾次大的改革為何改革成效如何有什麼負面影響

兩次，分別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1861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
1，彼得大帝的改革：身為第三代沙皇亞阿力克賽一世之子，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吸取歐洲新教國家的經驗，為俄國重建了新的秩序，徹底改變各項因循自拜占庭以來的傳統。有鑒於父親曾經因為宗主教尼康的宗教改革運動而短暫蒙羞，彼得大帝藉由俄羅斯宗主教亞德里安（Adrian）1700年去世的機會，停止宗主教的選舉。在歷經宗主教職缺長時間的空窗期後，他並於1721年正式廢除主教制度，以「神聖宗教會議」取而代之；至此，原來教會的中央行政單位就成了國家組織的一環。由沙皇特派的行政官員（「高級教會庶務員」）得出席所有會議，甚至監督管理教會事務。此外，彼得大帝也頒布瑣碎的宗教規章，作為俄國境內所有宗教活動的運作細則。當時教會內部由於守舊派勢力的分裂，無法推舉有力的發言人捍衛自身權利，只有走向被動接受一途。在彼得大帝的革新下，俄國教會邁向歷史的新紀元，直到1917年，其帶來的結果並非都是負面的。例如，彼得大帝的教會顧問群皆是畢業於基輔學院的烏克蘭高級主教，他們為俄國引進西方的神學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得大帝的好友－普斯科夫市的樞機主教費歐凡·普克波維奇（Feofan Prokopovich）。整個18世紀，俄國教會持續在亞洲進行宣教工作，也興起許多宗教作家及聖徒，包括佛羅尼斯的聖米喬芬（St. Mitrofan of Voronezh, 死於1703年）、列東斯克的聖提康（St. Tikhon of Zadonsk, 死於1783年）－一位德國路德宗喬安·阿恩特（Johann Arndt）和德國敬虔主義的仰慕者－，以及其他傑出的高級主教和學者如莫斯科的大主教柏拉圖·李夫辛（Platon Levshin, 死於1803年）。所有挑戰沙皇對教會影響力的嘗試，最後總以失敗告終，其中羅斯托夫的大主教亞斯尼·麥特耶維奇即因為反對凱薩琳女皇所主張的教會屬性世俗化，遭到罷黜且死在獄中（1772年）。當時的俄國彌漫著一股世俗化的官僚氣息，對於隱修主義的復興顯得相當不利，即便如此，來自基輔的年輕學者派西·威力克夫斯基（Paissy Velichkovsky, 1722-94）依然促使了復興的發生，隨後也成為羅馬尼亞寧次男子修道院的院長，他所譯《慕善集》的斯拉夫語版本間接造成了19世紀俄國靜修傳統的復興。
2，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1861年俄國廢除農奴制、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革。19世紀上半葉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農奴制陷入嚴重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嚴重障礙。俄國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戰爭中慘遭失敗，充分暴露了農奴制度的落後性和腐朽性。國內農民起義連綿不斷，農奴工人運動方興未艾，革命民主主義思潮風雲激盪著，革命形勢一觸即發。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公開承認改革的必要性，認為從上面解決要比由下面解決好得多。從1857年起，各種政治派別就如何廢除農奴制問題展開激烈交鋒。地主——農奴主階級始終持頑固反對立場，自由派（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張帶土地解放農民，但要實行贖買，旨在促使農民分化，走普魯士式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為首的平民知識分子鮮明地提出無償解放農民的主張。1861年2月19日（俄歷）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署了「關於農民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法令」，規定：農民獲得人身自由，有買賣、開辦和經營工廠、手工作坊的自由，有受教育、服兵役、起訴等權利，有自由通婚和處理家庭事務的權利，地主不得交換、買賣農奴；農民獲得一定數量的份地，農民的份地可贖買成私產。農民在贖買份地之前，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交納貨幣代役租和工役租；地主要求贖買份地的贖金要一次付清。為此，國家鑒於許多農民無力一次償付贖金，由政府給農民貸款，農民則可先償付國家贖金的1/5或1/4，余者分49年內償還，每年還6％；在劃地界時，農民在得到應得的份額後，地主可從農民原種份地中割去其中最好的部分，稱為「割地」；為了加強對農民的管理，保留村社制，實行連環保等等。1861年農奴制的廢除是俄國一系列改革的開端。60年代至70年代上半期，沙皇政府又實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地方自治局改革、市政改革、司法改革和軍事改革等等。1861年的改革雖然保留許多農奴制殘余，如工役制，但是廢除了農奴制，加速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封建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促使俄國的封建君主制向資產階級君主制的轉化。

⑧ 今日俄羅斯現狀.

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識界稱為「社會轉型期」、「民主制時期」或「後社會主義時期」。由此稱謂可知，這不是一個單向度發展的自然的過程，而是充滿著矛盾與坎坷的「艱難時世」。在這個「艱難時世」中，俄羅斯新聞業經歷了一場裂變，死而復生，卻又命運多舛：自由了，無權威、無約束了，卻也分散了，疏離了，各行其事了……。通過對這一時期俄新聞業種種表象的分析，我們或可探知俄羅斯政治變革乃至整個俄羅斯社會運行的軌跡。

轉型十年間，俄羅斯新聞業發生了以下諸方面的變化：

從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體前的蘇聯對新聞業實行的是垂直管理。在這種垂直管理模式下，報刊一般被分為若乾等級——中央的；加盟共和國的；邊疆區、州、自治共和國的；一般城市和地區的；工礦、學校、農庄等企事業單位的。各級報刊均處於蘇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並接受各級黨委（或黨領導的企事業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全蘇新聞社——塔斯社為這些報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報紙通過傳真傳遞到全國各個城市。

蘇聯解體後，這種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區域性的、橫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這種模式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由於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的行政管理體系逐漸弱化，加上郵政系統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國性報紙在地方上已經很少能夠見到了。而此時地方報紙在地方政權的管理和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數量急劇增加（據說地方報紙遠遠多於聯邦區、市的數目）。對地方報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對報刊的影響「十分積極」，報刊只要與政府有關系，要錢不成問題，甚至可以通過政府預算獲得財政支持。地方報紙又細分為「州報」和「市報」（有如城市報紙和農村報紙）。這兩類報紙還時常展開競爭，有時甚至相互敵視。不過總的來說，無論州報還是市報，地方報紙總是比中央報紙更受歡迎。道理很簡單，地方報紙與當地讀者更為接近，因而能夠更好地滿足他們的信息（與廣告）需求。

電子傳媒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蘇聯時期，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廣播網路，有線廣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裝在居民家中，接通後可以收聽三套廣播節目（兩個全國頻道和《燈塔》）。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達每家每戶。1990年7月戈爾巴喬夫「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頒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對廣播媒體的壟斷，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黨、政治團體和組織開始在體制外獨立創辦廣播電台。1990年8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正式生效後，各類地方性非國有電台以及商業電台數量激增。目前，俄地區性的廣播市場還在不斷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類廣播電台62座，聖-彼得堡31座，羅斯托夫29座，斯維爾德洛夫斯克29座①。顯而易見的是，經濟狀況越好的地區，廣播電台的數量就越多，非國有電台的數量也越多。

國家在電視領域里的壟斷地位幾乎是同時被打破的。聯盟解體後，地方上很快就出現了非國有的電視公司和電視節目製作基地。到目前為止，除了少數幾個經濟落後的地區外，絕大多數聯邦主體都擁有了非國營的地方電視台。它們與中央電視台是合作與交流的關系，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地方與中央最常見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證自己節目（和廣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適當安排時間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節目（首都非國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說，在今天俄羅斯電視領域，「前鋒」與「邊鋒」的區別已經不太明顯了，「邊鋒」有時「前鋒」的地位更加突出。

總之，經過十年的發展，俄羅斯新聞媒體已由單一的國家成分變為國家的、地方政府的、編輯部集體的、私人的多種成分並存，在媒體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樣化的網狀結構。然而由於各聯邦主體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不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佔有的不同以及傳播技術水平方面的差異，其媒體市場往往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莫斯科的媒體市場不同於聖-彼得堡的；這兩個地方的媒體市場又不同於烏拉爾、西伯利亞、塔塔林的。媒體市場的多樣性固然可喜，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由於地方媒體與中央政府漸趨疏離，後者又缺乏主導性或引導性的新聞媒體，因而在一些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很難形成一致的輿論。即便在是在國家以法律形式做出決策的情況下，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性、攻擊性的言論仍不絕於耳（如《土地法》頒布後的一片責罵聲）。這給中央決策的貫徹實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羅斯之所以出現立法多且快，總統令滿天飛卻執行不力的現象，與輿論的分散化不無關系。輿論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後果，還導致了人心的渙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傾向，使得民族、地區間的各種問題益發突出。俄羅斯一位哲學學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們現在擔心的不再是烏克蘭、喬治亞從獨聯體中分離出去，而是聖-彼得堡、加里寧格勒從俄羅斯分離出去。此言雖然有些誇張，但道出了一個隱憂，即俄羅斯本身存在著分離化的傾向。正因為如此，俄現任總統普京上台後著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輿論，重新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然而轉型期已持續十年，恐怕是積重難返。

第二、從事業單位到商業機構

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不但為其所屬報紙（實際上是所有報紙）制定宣傳方針、確定組織機構及人事安排、通過行政手段保證其信息來源，而且通過國家預算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可以說，那時的新聞媒體在經濟上全無後顧之憂，只需作為黨的宣傳工具發揮作用即可。

聯盟解體後，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後，新聞媒體幾乎全部被拋入市場經濟的汪洋之中。國家起初試圖為媒體提供部分補貼（後補貼取消），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媒體四處求援，尋找經濟靠山，成為自謀生路、自負盈虧的實體。由此開始了媒體的商業化的過程。

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媒體開始分化，形成了三種所有制形式。

一種是國家所有。國家（俄聯邦政府和議會）直接控制的媒體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羅斯新聞社、俄羅斯公共電視台（OPT）、俄羅斯廣播電視台（PTP）、《俄羅斯新聞》、《俄羅斯報》等。對這類媒體，俄政府通過聯邦預算給予撥款，或在其中佔有股份。這類媒體雖然仍具有相當的政治色彩，但其職能僅限於傳達政府政令、發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聞信息，已不再作為新聞宣傳工具發揮職能。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直接控制的媒體是特殊的一類，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討。

二是寡頭、政黨所有。寡頭是俄社會轉型的產物。在私有化的過程中，俄國內形成了數額巨大的私有資本。為了創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輿論環境，這些私有資本的持有者通過投資、融資等形式在短期內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體。由於有雄厚的集資金作後盾，這些媒體的規模急劇擴大，成為如俄羅斯人所說的「媒體帝國」。而這個「媒體帝國」的國王就是以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為代表的媒體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體有《獨立報》、《新消息報》、《生意人報》、《新報》以及電視6頻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體有《今日報》、《綜述》月刊和獨立電視台（HTB）。據俄羅斯業內人士介紹，普京上台之前，就影響而言，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著俄70%的媒體市場。這些被「收編」的媒體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寡頭們的喉舌。1996年總統選舉中，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聯合起來，調動其控制下的全部媒體的力量，最終把自己擁護的候選人葉利欽推上了總統寶座。普京執政期間，發生俄「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事件（2000年8月12日）。當時普京正在度假，沒有前往援救現場。反對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輿論推波助瀾，惡意炒作，對普京展開了猛烈攻擊。這堅定了普京打擊媒體寡頭的決心。他一方面利用總統權力對媒體進行整頓，在政策上向國家媒體傾斜；一方面利用經濟手段，迫使寡頭在某種程度上從新聞領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橋—媒體」集團讓出獨立電視台的部分股份，進而讓出領導權，摧毀了古辛斯基的媒體帝國；2001年底又把別列佐夫斯基的TB—6作為整肅對象。但時至今日，寡頭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他們仍舊利用手中的媒體與政府唱對台戲。

蘇聯實行多黨制後，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團，在這些政治利益集團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政黨。1993年年底俄議會選舉前，俄羅斯已有十幾個較大的政黨，其中的一些在國家杜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後，為了獲得廣泛支持，穩固自己的權力，又建立了多黨執政聯盟。這些政黨和聯盟均擁有或掌握一定的新聞媒體，用以宣傳自己的執政方針和綱領。各政黨的資助是這類媒體的經費來源，它們經營的好壞，取決於其所屬政黨實力的消長。

三是自主經營者所有。1990年10月蘇聯新聞法正式生效兩個月後，就有700多家報刊登記注冊。其中除了政府、政黨創辦的報刊外，大部分為社會團體、各類組織和公民個人所有（蘇共解體、蘇聯解體後，原中央一級的大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工人論壇報》、《莫斯科共青團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化報》等轉而變為「獨立報紙」，重新注冊後的所有者由蘇共中共改為各報新聞集體）。俄羅斯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後，尤其是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後，國家取消了對紙張及印刷費的補貼，發行方面的保障也沒有了。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這些「自主經營者」擁有的報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接受外資援助，如《真理報》（後又撤資），有的成立報業聯合體，如《消息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等。為了吸引讀者，擴大發行，許多報紙採用早年西方小報的做法，大量刊登聳人聽聞的消息、低級庸俗的娛樂材料，大肆揭醜，大力炒作，以強勁的視覺沖擊力招徠讀者。創辦於1919年、曾經有著輝煌歷史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就被認為具有「小報品質」（從它的版面上已絲毫找不到當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團員員報》的影子）。目前該報在競爭激烈的莫斯科報紙市場上穩占第一位。據說它的成功就在於「廣泛運用了聳人聽聞和揭醜新聞的手法」②。聖-彼得堡的《戈比報》在讀者中廣受歡迎，也是因為它以輕松的的筆調、通俗的語言大量刊登離奇的傳言和庸俗的笑料。

這些報紙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發行費和廣告費，因而在其機構設置中，廣告、發行等經營部門佔有顯著位置。為了和讀者搞好關系，樹立形象，擴大影響，許多報社還成立了公共關系部門。俄媒體內部職能部門的重新設定說明，俄羅斯的新聞媒體已經完全商業化了，它與蘇聯時期的新聞宣傳系統已經沒有了任何共同之處。

在以上三種媒體所有制形式中，前兩種由於有著強大的財力支持，穩定性比較強（政治因素另作考慮）。但寡頭媒體和政黨媒體代表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集團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報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觀」、「公正」。第三種媒體歸屬形式決定了其發展的不穩定性。事實上，在俄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報刊發行費大幅度提高，已有許多報紙不得不減少出版次數、壓縮版面、裁員以至停刊。這類報紙將廣告作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計迎合大眾，難以擺脫庸俗化的傾向。

從印刷媒體唱主角到電子傳媒唱主角

俄羅斯是一個喜愛閱讀的國家，其報刊發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幾位。曾有一段時間（80年代末期），《真理報》發行量達到1100萬份，《消息報》800萬份，《共青團真理報》高達1700萬份。當時莫斯科的報刊零售點時有長隊出現，過了早8點，大部分當日報紙就已告罄。那是怎樣的繁榮景象。今天俄羅斯報刊出版業已風光不再。媒體走上商業化道路以後，報紙、雜志等印刷媒體的數量雖然在增加，市場卻日漸萎縮，發行量逐年減少。下表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俄羅斯報刊發行情況（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數 零售分數（千） 一份報紙的平均零售數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說明：直至2001年年底，報刊發行下滑的趨勢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二：一是俄民眾經濟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蘇）居民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報價也相對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只有幾個戈比，一個家庭訂閱十幾份報紙是很正常的事。俄實行自由價格政策（私有化）以後，由於紙張、印刷和發行費用猛增，成本提高，報紙價格也長上來了。目前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一般在3、5—5盧布之間，隨手買上兩份報紙，就要花費10個盧布左右。而俄羅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為1500盧布上下（約為50美金。另據報紙報道，目前俄尚有近百萬人生活在最低工資—300盧布的水平線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盧布計算，倘若訂閱十份報紙的話，其花費正好與工資數額相抵。因此，對俄國普通民眾來說，像從前那樣訂閱報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事實上，目前俄羅斯家庭的報刊訂閱量已從十幾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眾政治興趣減弱。90年代初期俄民眾對報刊的興趣，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改革的興趣。他們盼望通過眼前的政治、經濟改革消除腐朽、落後的東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國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報刊恰恰被作為了改革的輿論先導。因此他們對報刊給予了極大的觀注。但是改革十年，他們並沒有看到預期的結果，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久而久之就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對改革的急先鋒——報刊失去了信任與好感。一項社會調查結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羅斯人對新聞媒體（和教會）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這個比例數下降到30—40%。具體到報刊，今天只有13%的俄羅斯人認為報刊可信（對電視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約為36%）④。

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將注意力轉向了電視。從經濟的角度講，電視是一種廉價的媒體，除了一台電視接收器外，幾乎不需要任何支出（電費的支出不記入內），人們從中既可獲取新聞信息，也可獲得娛樂。這使電視迅速取代了報紙的地位，成為擁有受眾最多的媒體。目前電視已經成為俄羅斯人了解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據稱有40%的人每天通過中央頻道獲取新聞（而通過全國性報紙的獲取新聞的人不超過20%）⑤。廣播的普及率也高於報紙。199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82％的俄國人相對定時收聽廣播，完全不聽廣播的只佔18％⑥。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同樣分走了報刊市場（甚至電視市場）的「一杯羹」。盡管目前俄網路基礎設施尚不完備，與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上網人數也達到了1000萬。更由於許多報紙、雜志、廣播電台、電視台都有了自己的電子版，上網獲取新聞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年輕人中尤其普遍）。

這樣一來，過去大而統一的報刊市場和相對穩定的讀者群體就不復存在了。受眾由印刷媒體分流至電子傳播媒體，又由電子傳媒分流至新媒體，由此形成了不同媒體種類、不同層次、分布廣泛的受眾市場。

第四、從馬列主義到西方理論

蘇聯解體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盡管國內新聞學界時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論爭，但佔主導地位的新聞理論始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理論。當時的新聞媒介被稱作「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簡稱 СМИП），其職能是列寧所歸納的「集體的宣傳員、集體的鼓動員和集體的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聞理論觀不但對新聞實踐起著的直接的指導作用，還被規定為大學新聞院系的主體課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專業課程設置中，這類課程就佔有較大的比重，如「蘇聯新聞學概論」（以列寧報刊理論為主）、「黨和蘇維埃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外國共產主義及工人報刊史」、「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等。

蘇聯解體後，新聞理論及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早在1986年蘇共27大報告中，就改稱「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МИП）為「大眾新聞工具」（СМИ），這個概念被廣泛使用和普遍接受還是在解體以後。這一時期，列寧的新聞思想不再被人們提起，原蘇聯的新聞模式也被作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專業課中，「蘇聯新聞學概論」、「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之類的課程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新聞理論導論」（以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為主）「信息基礎理論」、「外國新聞史」、「外國大眾新聞媒體經驗對我國媒體發展的意義」等課程。在各類新出版的新聞學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第四等級」之類的概念已屢見不鮮，李普曼、拉斯韋爾、施拉姆、哈貝馬斯等西方學者的名字以及他們的理論也為人們耳熟能詳。

俄新聞理論界的情形反映了整個俄羅斯理論界的現狀：舊有的理論體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論框架又沒有建立起來，於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論，以填補空白。俄新聞理論界熱衷引述的理論主要有：

1.自由報刊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西方早期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十分推崇，認為它所主張的報刊不受政府幹預，新聞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權、采訪權、發布權，可以自由發布任何新聞和發表任何意見的主張，是俄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為此他們對蘇聯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有著很高的評價，認為他開輿論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總統。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今天，自由報刊（報刊自由）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已經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結果是，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報刊自由的理解」。他認為目前對新聞自由最大的威脅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權的產生。他同時援引「報刊的社會責任理論」，認為「自由和責任是不可分的。在我們的新聞中，那些不可靠的、不準確的信息和浮躁的舉動，直接導致大部分讀者對報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認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認識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⑦

2.「第四種權力」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的思想引申而來的報刊的「第四種權力」的觀點十分贊賞，認為自由報刊應當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到某種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聞學者看來，1990—1993年的三年間，就是俄「第四種權力」發揮作用的「黃金時期」。1990年通過了蘇聯第一部新聞法，緊接著又宣布蘇共停止活動，黨的報刊就像其他社會組織的報刊一樣被轉到了新聞工作者手中。這一年又先後創辦了獨立的「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和《獨立報》，它們「開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種權力』，把自己和國家對立起來，力求度獨立於所有的國家機構」。但是由於經濟原因，這一時期很快結束了。這之後出現的一些新問題，諸如政府施加影響、媒介寡頭的壓力等，都使人們更加懷念那一時期，並大造輿論希望有朝一日媒體重返「第四種權力」。

3.「公共領域」理論

「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其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來的。近年來，隨著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在俄羅斯的興起，這個概念也被人們廣泛運用。按照哈貝馬斯的解釋，在私人領域和政治權力之間，有一個公共領域，在這個既區別於政治、又區別於市場的空間里，人們可以對權力機構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評判，以消除社會對抗，維護公眾利益。俄學者認為，為了使公共領域在現代條件下發揮職能，必須有公共媒體。而在諸種公共媒體中，公共廣播電視起著特殊的作用。這種公共廣播電視「依靠用戶的支持，有時是國家的支持，在財政上獨立於廣告主」，是一種社會 — 權力機構。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指出：「目前俄羅斯國家頻道向社會 — 權力機構的演進，原則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國家電視頻道）公開表示有時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為的意圖的話，它就可以被稱為是公共電視台」⑧。但是新聞學界也有人指出，談公共媒體為時尚早，因為公共領域在俄羅斯遠未形成。

經常被俄新聞學界引用的西方理論還有其他一些，也有學者在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發展。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而言之，十年轉型期，俄羅斯媒體從體制、結構到運行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變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從經濟角度看，它由計劃統籌變為市場運作；從技術角度看，它擺脫了「孤島」狀態，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中，俄新聞理論工作者試圖從建立（援引）一套關於傳媒自由與責任的理論出發，進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業體系，以實現自身良性循環，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事情並不像預期的那麼順利。「經濟的無效性，媒介巨頭的無責任心以及新聞記者對低級趣味的迎合」，都使媒體發展呈現出曲折多變的特點。對此扎蘇爾斯基有一個生動的比喻，說目前俄新聞媒體如同沿著向下運行的電梯奮力地向上攀登。對俄媒體發展的前景，他認為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樂觀的。經濟改革的成功將創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場，大眾傳媒將獲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識水準的受眾以及多元化、多樣性的廣告市場的支持。結果是高質量報紙的銷量大增，最終將消滅政治化新聞和犯罪新聞，報道範圍將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種是悲觀的。國家的作用增強，以至於媒體成為宣傳和公關的一種結合物。同時還會出現庸俗出版物 — 從占星術到媚俗新聞，甚至還會出現淫穢書刊出售商，報道的范圍縮小。第三種是經濟領域中的不景氣現象將直接導致傳媒業的不景氣。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質量刊物的發行量下降，而庸俗報刊的銷量增長，影響擴大。報道範圍將會縮小」⑨。上述哪一種可能性將會變成現實，最終取決於俄羅斯政治、經濟的改革方向和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

PS:樓主要寫論文的,我這里給你一篇張允諾先生寫的<<對蘇聯新聞業歷史命運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80周年紀念 日。筆者寫作本文時，還無法預測人們將會怎樣紀念這個不尋常的日子。不過這些年來，國際進步輿論界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評論。許多人認為這里既有外因也有內因，既有近因也有遠因。從根本上說，蘇聯建國幾十年，一是經濟建設沒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切實提高；二是沒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專擅，群眾受壓。這兩個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滿，可又未能正確解決，終於導致覆舟之禍。當然，這種反思尚未終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一定會從社會主義運動這一重大挫折中領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訓。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隨著經濟建設的開展，蘇聯人民曾經創建了宏大的社會主義新聞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活躍著幾十萬熱愛祖國、忠於職守、富於獻身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他們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尤其在衛國戰爭年代，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聞作品團結和鼓舞人民，為戰勝法西斯入侵譜寫了光輝的篇章。衛國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又以自己的勞動，恢復並建立起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新聞網路。這種網路以黨的機關報（台）為核心，包括眾多的專業報（台），從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級層層辦報（台），形成上尖下寬的金字塔形結構。截止1986年，全蘇已有各類報紙8000多家；其中日報713種，期發一億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這樣宏大的蘇聯新聞業體系，在1991年的最後幾個月內，隨著蘇聯的解體也嘩啦啦似大廈傾覆般地迅速瓦解。從此以後，這片土地上再沒有以黨的機關報為核心的新聞體系了。原先的黨報紛紛改成民營的獨立報紙，艱難地自籌資金，慘淡經營；其它他專業報更是在市場經濟中顛簸掙扎，各奔前程。幾份全國性的機關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勞動報》，在改為同仁報紙以後，影響和地位固然遠非昔比，發行量也只有當年的一個零頭，由一、二千萬份降為幾十萬、一百多萬份。這一切當然都不足怪，舊的新聞業體系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基礎不復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世界新聞業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是報業生存的基礎，政治是報業生存的條件，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支持並制約著特定的報業的生存和發展。蘇聯新聞業的瓦解只是再次證明了這一歷史規律而已。但是，世界新聞業的歷史還告訴我們，報業並不總是被動地受制於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它往往反作用於社會經濟和政治，這種反作用力有時還是十分強大的。且不說急風暴雨般的革命時期報業在摧毀舊的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作用，就說在既定的歷史階段或社會形態之中，報業也常常會以自己的反作用力，促使社會經濟和政治發生種種變化或調整，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和歷史的潮流。本世紀以來，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由新聞界帶動社會輿論，掃除政治運作過程中的弊端、障礙或危機，使之不至於發展為危及根本政治制度的爆炸性局面，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是阻止執政當局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實施，有的是制止違背民意的某項條約的簽訂，有的是把營私舞弊的官員趕下台，凡此種種都體現了新聞業對政治的反作用力，這種反作用力對於及時調整政治運作，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的長治久安，實在是大為有益的。可是蘇聯新聞業在幾十年的歷程中從來沒有可能做到這點，結果只好與生長它的母體——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共存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劇。

蘇聯新聞業的這種悲劇命運當然並非偶然，這是由它的基本體制所決定的。自從列寧去世以後，蘇聯新聞業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一樣，逐步形成了一種高度集中、高度封閉的體制。在這里媒介完全工具化、報道完全宣傳化、言論完全統一化、領導完全集權化。新聞媒介是執政當局

⑨ 俄國社會發生了怎樣轉型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一直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但在今天，顯然有必要從一個更為寬廣和更為深入的視角，重提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話題。

這里所說的「俄羅斯體制轉型」，專指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與一黨壟斷的傳統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社會的歷史性轉換。從一般的意義上說，起自於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的俄羅斯體制轉型迄今已有10年，這10年體制轉型的實踐無論為社會轉型問題的橫向比較，還是從歷史延伸中作縱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積累。十年的歷史沉澱也多少使人們有了一個較為冷靜的心態，對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作一番較為客觀的評判。

近年來，無論是俄羅斯本身，還是國內國際學術界都有不少以這一內容為主題的重要著作與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問世，為研究轉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其次，就俄羅斯體制轉型這一問題本身而言，在當前又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就俄羅斯自身來說，隨著普京總統的執政，一個重新思考過去、重新定位未來的過程正在俄羅斯政界學界自然而然地展開；就國際社會而言，以蘇聯解體為最終標志的冷戰體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後冷戰時期的大國關系變遷到了一個相當關鍵的時刻。幾乎在各大國，當然尤其突出地表現於美國，正在展開一場全面的外交政策大爭論，其中在判斷未來美俄關系及其它大國關系走向時，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提了出來，需要對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最後，中國改革開放20餘年的成功，並不等於我們不需要對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作全面觀照，尤其是當中國正面臨著新一輪的向國際社會開放和深入考量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關鍵時刻，重新思考俄羅斯社會轉型的發生、路徑及其未來走向問題，顯得更為重要。

一、俄羅斯體制轉型的發生。

俄羅斯體制轉型的發生問題包括轉型的動因、轉型的前提，以及轉型的起始方式等內容。轉型的動因是指：從1992年起俄羅斯全面地推行從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與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轉 變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這個問題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也就是蘇聯到底為什麼會解體的問 題。轉型的前提所指的問題是，1992年開始的體制轉型是在什麼樣的先前體制基礎上發生的。以另一種表達，也即是蘇聯解體所結束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性質的社會的問題。轉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問題是，90年代初期俄羅斯社會轉型以制度的重大變化為起始點，那末這樣的一種變化為何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發生。顯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葉利欽時期體制轉型的路徑選擇。

首先來看1992年葉利欽體制肇始的起因，這一問題密切關聯著蘇聯解體的原因問題。盡管關於這一問題的探討已有浩如煙海的著述，但如果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作一個鳥瞰式的概括 ，大概可以有以下這樣幾個方面：第一，把蘇聯解體視作為是20世紀最後的幾十年間國際社會一系列重要變化的結果，其中包括市場化與民主化浪潮的擴展，包括軍備競賽高度抗爭中蘇聯的失勢，包括東歐劇變、兩德統一這樣的重大國際事態，也包括蘇聯式傳統意識形態的逐漸式微。第二，把蘇聯解體看作為是70 年蘇聯歷史延續的結果，或者看作為是一個更長過程中一個帝國興起與衰落的自然過程。在這一視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擴張過度必然導致敗亡」的帝國興衰邏輯，也包括著東西方文明結合部背景之下，俄國歷史獨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於先進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現代表現方式。第三，把蘇聯解體看作是現代化過程中一系列社會轉型的自然表現。這種比較肯定的表述主要來自於西方學者，這里包括：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後由赫魯曉夫開始的改革進程的自然庚續；是傾向於西方文明的一個歷史長時段中的一個環節等等分析。最後，側重於從偶然性事件、或者從宏大結構中的某個側面或某些要素方面來描述蘇聯的解體。比如，從1991年8.19事件乃至從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心理；比如，從前蘇聯的既得利益集團希望通過制度轉換，實現個人所有制，來確保個人 與集團利益等等來分析蘇聯解體。有人認為，如果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麼也許蘇聯的解體問題可能完全會以另一種方式，或在另一個時間出現。

也許十年的時間不足以對蘇聯的解體問題作出全面分析，但看來上述四個方面中任何單獨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終極原因。更為現實的判斷是從這四個方面的相互交融與綜合中去得出結論。任何宏大社會的歷史變遷，看來只能從比較復雜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 到真諦。

與90年代俄體制轉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轉型的前提，即如何斷定蘇聯解體前的社會形態問題。綜合起來看，至少可以從這樣幾個角度來加以觀察。第一種方式是傳統意識形態的劃分方式，也即把解體前的蘇聯社會形態認同為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的一種認定既是前蘇聯憲法法律制度的規定，同時，也是西方學術界相當普遍的一種認同。問題在於，前蘇聯最後幾十年這樣的一種在利益劃分上傾向於特權階層，在資源分配上絕對地以軍重工業為優先，在意識形態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後於時代發展，同時，在對外關繫上又以擴張稱霸為政策原則的國家，能不能簡單地以「社會主義」相稱許。也許人們未曾忘卻我國當年還把前蘇聯稱作為「社會帝國主義」，鄧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還要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這里包含著對蘇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質疑。總之，解體前蘇聯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一個人們所嚮往的公正、進步、繁榮、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蘇聯解體更不是，也不應該認為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終結。第二種方式是從政治學范疇出發對前蘇聯時期社會型態的斷定。俄國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深入的探討，一個比較普遍的觀點是：認為從前蘇聯體制向「後共產主義體制」的轉型早就開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魯曉夫，最晚也是自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就戈爾巴喬夫時期而言，有人將其稱之為是後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時期，也有人稱其為是「橫向層面上日常政治領導與管理的非全權主義和垂直層面上確保功能與價值統一的新全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聯合。」無論是哪一種方式的表述，戈爾巴喬夫時期社會形態的特點是，第一 ，民主轉型沒有任何可靠的社會結構基礎作為支撐；第二，全權主義的傳統結構不可能在短時期中被全盤取消，新中有老，新老交替是一個必然現象。也正因為客觀存在著這樣復雜的結構關系，所以戈爾巴喬夫時期，以及爾後的體制轉型有著多種發展的可能性與選擇性，並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構想，蘇聯解體後的這一地區必然地趨向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國式的民主與市場經濟。

現在再來看體制轉型的起始方式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的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研究中相當強調這種普遍性轉型過程中的國別差異性與特殊性，甚至認為，這種差異性與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轉型的方式與取向。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前蘇聯地區之所以制度轉型是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進行，而沒有出現如同前南斯拉夫地區那樣的大規模戰爭局面，這得之於前蘇聯——俄羅斯的特殊條件。首先，前蘇聯是一個擁有超級核武庫的大國，單從這點而言，西方國家就不願意看到這個國家的重大事變導致動亂乃至引發核災難。同時，在蘇聯傳統意識形態日益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運動，甚至更為久遠的反斯大林運動，對於摧毀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起到了極大作用，特別使得傳統意識形態逐漸地不能再發揮維護傳統體制的作用。廣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機是確實存在的，很少人願意為信仰而進行暴力斗爭，甚至1991年8.19事件中，「8人委員會」都不敢輕易使用武力，這在客觀上使得在發生蘇聯解體這樣大規模社會激變之時，意識形態的交鋒不那麼容易轉化成為社會對抗。再次，由於蘇聯解體的重大社會變化過程中，前蘇聯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渠道與手段重新取得了社會地位（如通過各級政府的留用），重新掌握社會財富分配渠道（如通過私有化），往往國有企業的經理們又重新成為私有化的企業主。社會管理階層以這種方式保持相 對穩定，也大大減少了全面動亂的可能性。最後，俄羅斯內部民族孤立主義的增長，不是希望成為前蘇聯帝國內部的領袖民族，而是僅希望維持現有邊界；不輕易推動單一語種移民傾向出現，而是竭力維持各民族的共處，這使得俄羅斯當時並未發生類似於前南斯拉夫地區塞爾維亞族與其他民族的火拚。

像前蘇聯這樣一個曾經與西方高度對抗的超級大國，但卻在西方壓力之下，以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轉變，這在國際關系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先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更為詳盡深入的發掘，但無論如何，和平地進入轉型這一現象，對爾後俄轉型進程的展開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

二、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路徑選擇

如果把俄羅斯體制轉型視為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的話，那麼這一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就是一個重要問題。路徑選擇的問題不僅體現出轉型中一個民族對體制轉換中模式選擇的判斷力，而且也體現出轉型中民族對模式選擇與本土環境這種相互關系的理解深度。也即路徑選擇問題不光提出了選擇哪一種先進的制度模式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被選擇的制度模式與特定國情是否合適的問題。

當葉利欽在1992年1月2日起大刀闊斧地推進「休克療法」政策，在緊縮銀根的前提下，在相當短的時間里大幅度開放物價，推動貿易自由化，實行盧布的可自由兌現，以及迅速地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之時，一般地認為，俄羅斯的體制轉型作出了「新自由主義」的路徑選擇。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策相匹配，葉利欽大力推動多黨體制，推動新?媒體的自由化政策，並且至少在形式上以全民選舉的方式實行國家領導人的更替，應該認為葉利欽是力圖以政治民主化來為經濟自由化創設環境。甚至在外交上，葉利欽曾設想通過向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邊倒的政策，大力與西方國家發展關系，力求通過內部的轉型和親西方的對外關系，「回歸北半球民主社會」，「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個成員」。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外交戰略設定等幾個方面的情況綜合起來看，俄羅斯無疑是以自由主義原則為路徑選擇的基本取向。這一點在國際國內學術界沒有太大的爭議。

問題在於，以自由主義路徑選擇為起點的俄羅斯十年轉型究竟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結局，或者說是階段性的結局嗎？這是一個相當值得觀察的問題。

先來看經濟體制的問題。「休克療法」將近十年之後，令人非常吃驚的現象是，甚至連俄國的激進自由主義者都對目前的體制狀況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雖然他們也仍然以「資本主義」 這一范疇來描述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形態，但在「資本主義」這一范疇之前，加上了種種限制，稱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形態為「等級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 或者「犯罪資本主義」，諸如此類。在這樣的體制之下，是誰在資產佔有和經濟決策方面占據主導地位呢？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官僚依然在整個經濟體制中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市場運作規則還是市場份額的切割都依然是政府官員起著支配作用，企業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在一邊，這種觀點尤其在普京總統加強中央管理的背景下得到加強。另一種觀點認為，迄今為止的俄經濟運轉主要是依靠大的壟斷集團來進行，一方面是俄羅斯特有的國情（如地域廣大，自然資源豐富）決定了壟斷集團形成的便利性；另一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大大促進了寡頭財團的形成，他們既靠廉價收購國有企業，又靠占據商業銀行代替國家發放貸款的特殊地位，形成產業金融集團。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政治運作基本依靠寡頭集團，而普京時期的寡頭集團作用盡管受到阻厄，但其影響仍然巨大。第三種觀點認為目前過渡階段的背景之下，究竟誰起主導作用的問題很難斷定。他們認為，目前的資源分配與經濟決策完全是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關系的博奕過程中得以完成。認為普京取代葉利欽之後，這一情況有所好轉，「國家化」的進程對「私有化」進程佔有上風，但從體制安排角度看，各利益集團間相互關系仍不十分清晰，利益集團與政府間的關系也仍在發展變換之中。

即使僅從目前關於俄經濟體制狀況的爭論中，仍然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盡管俄羅斯憲法制度已經明確規定了尊重私人所有制，但是俄實際經濟運作過程中的產權界限依然非常不明確。國民經濟中軍工部門佔有絕大部分比例這一基本事實阻礙了產權的分化與重組；而俄官僚利益集團非常善於在向市場轉換過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適應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需要，這一點也使產權明晰化相當困難。第二，當前的體制運作情況很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經濟模式：當時俄國官僚與企業家、商人混為一體，「公私不分」；整個社會彌漫著對商人階層與商業精神的極度疑慮；現代化的進程向國庫提出了漫無節制的財政要求，使得國家對企業有著非常緊迫的稅收需求，客觀上限制了企業的自由發展。還有人認為，目前的俄國形勢有點類似於西方國家由大蕭條向「羅斯福新政」的過渡階段，需要國家擴大需求、刺激經濟，但是俄目前由於對世界經濟的過度依賴、新的壟斷格局的形成、政權與資本的合流、政府對金融業的寄生性、大量中小企業的產生乃至農地私有化還都非常困難，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新政」降臨仍需時日。

如果與多數南歐、拉美、中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相比較，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路徑切入顯得尤為突出。在上述國家，一般而言是遵從了這樣的路徑選擇：

首先是在「國家守夜人」發揮作用的前提下，是在對古典的市場理念進行改造，並且在民主力量相對而言得以合作的基礎上推進市場化；具體地說，盡管各國進程有所不同，大體上說，是首先進行激進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體制，然後不同程度實行社會領域的改革，以保障經濟再分配的有效性和竭力使其成為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有不少國家僅僅是在最後，再推動經濟領域的結構性改革。而俄羅斯是與其相反，葉利欽當年是在首先鼓吹「民富國窮」的原則基礎上，大大弱化國家對整個體制轉型的監控；其次，是在不具備上述一系列鋪墊的情況下，在產權制度與經濟結構領域一攬子全面啟動改革；尤其是由於這一系列重大變化出現在俄羅斯這樣一個極難控制的大國。這樣，就難免出現以「自由主義」方式切入體制轉型，而以「犯罪的、寡頭的、官僚等級制的資本主義」而告終的局面。

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也即從表面上看，或者以90年代前期西方一般的評價來看，俄羅斯已經實行了「民主改革」，何以也不能使經濟體制轉軌更見順利呢？這涉及到對90年代以來俄羅斯政治體制改革的評價。

與對俄羅斯經濟體制的評價相近似，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術界同行，包括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更傾向於在「民主體制」、「權威體制」、「寡頭體制」、「混合體制」這些評價中，選擇後者，也即「混合體制」來界定俄政府體制轉型的現狀。俄羅斯自90年代之後固然推行了全民選舉，推行了言論解禁，實行了多黨制度，但是不少學者仍不同意簡單地使用「民主體制」來描摹當今俄國政體。一則是因為選舉制度仍大有政治技巧、「禪讓」等其他非選舉因素的介入；二則是因為當今俄國的「言論自由」也多為「有管理的言論自由」；三則俄目前政治運作仍大量通過非政黨形式，而現有政黨也缺乏相應的穩定的社會利益集團作為基礎，因而俄政黨制度也仍在成熟的過程中。所以，不是簡單地以「民主體制」來界定俄政治體制現狀，有一定的道理。同時，俄政治體制也並非簡單的權威體制。從成文法律上看，俄總統具有遠遠超過美國、法國等總統制國家的權利，但是，在真正權力運行過程中，俄總統本身會受到許多制約。至於不用「寡頭體制」的定義，不光由於寡頭集團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並不穩固，而且寡頭與政府、寡頭與民眾的相互關系仍有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因此，也不能簡單以「寡頭體制」來界定俄羅斯政治體制。

之所以採用「混合體制」這樣的范疇來界定俄目前的政體，也並非因為俄政體格局一片混亂，無法名狀，事實上還是有著一些很突出的特點值得關注。首先，就俄政治體制而言，確實同時具有民主制、權威制、寡頭制各自的一些特點，而不能簡單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種體制形式。應該看到俄羅斯寡頭集團以政府為背景，以壟斷性的國有大企業為基礎，整體上具有難以撼動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一部分受到阻遏，但是從全局看，無論就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就其資金的集中程度，甚至就其政治影響來看，如若將其全部剪除，一則不能，二則也不利。就「權威體制」這樣的概括而言，確實應該重視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在俄政治管理中的至關重要性，而且往往總統是集立法與行政大權於一身。甚至也不應該簡單地否定以「民主體制」這樣的范疇來界定俄目前體制現狀的某些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也對遏制專權和社會兩極分化起到一定作用。其次，用「混合體制」界定目前俄政治體制，還有其特殊的含義：第一，目前各種政治利益集團（包括官僚集團、寡頭集團）和各種政治派別（包括以「右派聯盟」形式出現的自由派、以共產黨形式出現的反對派和以「團結黨」面目出現的中間派）還沒有一個能夠占絕對統治地位。俄政治格局從原則上說呈「極化」狀態；第二，目前俄政治格局內的各種政治設施、各種利益集團、各種政治派別，簡言之，各極之間還缺乏一種相互間的吻合性，雖然無論在葉利欽，還是在普京時期都曾通過各種政治安排來加強俄政治系統內部「各極」、「各派」、「各方面」之間的內部吻合性，但看來，這種努力的效果還尚在體現的過程中。

從轉型十年的長過程來看，從「新自由主義」的路徑切入而得到的是一個「混合型體制」的（階段性的）轉型結局，多少是一個富於戲劇性的結果，至少也是一個令當年作出路徑選擇的決策者大出意外的結果。

三、俄羅斯社會轉型的走向

俄羅斯經濟學家、現任政府經濟顧問的符拉基米爾·毛早年曾將俄羅斯轉型與拉美國家的體制轉型做過一個比較。他的結論是認為：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式的體制轉型很可能落到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狀態，而以平民主義而告終的結局。他的理由是，俄羅斯與當年拉美國家一樣，具有發生從自由主義轉向平民主義的共同背景：第一，自由主義導向下產生的經濟結構二元化趨勢往往會轉化為激烈的社會矛盾；第二，平民主義相當容易在缺乏民主傳統、政治設施不穩定、政黨力量相對薄弱的條件下產生；第三，平民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以改革為口號的全面推行緊縮政策，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反對；第四，外部反對性政治壓力之下的民族主義崛起，民族主義往往是平民主義的同盟軍。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普京總統治下的俄羅斯體制轉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與早年自由主義體制路 徑切入相異的方向。雖然，普京依然堅定地推行以自由主義為方向的市場化改革，但顯然越來越強調「政府守夜人」的監護作用；雖然普京從未放棄政治民主的口號，但可以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雖然普京的外交依然注重西方，但他所強調的「回歸歐洲」 和加強與東方國家發展關系顯然包含著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歐亞主義取向。

也許，從俄羅斯十年社會轉型中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簡單地論斷非歐美文明背景的國家（尤其是大國）經過制度變遷能夠成長為歐美型市場經濟與民主國家的這一判斷是缺乏根據的。體制轉型過程要遠比任何非社會系統的輸入或輸出復雜得多，更多地關注模式選擇與本土環境的互動與相互適應也許才是體制轉型問題的關鍵所在。

⑩ 俄國的十月革命現在又白革了,又回去了你說這不是瞎折騰嗎,為什麼

不能這么說。十月革命以後誕生的蘇聯，還是留下了一些遺產的，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需要買俄羅斯的武器，不是僅僅作為補充，他們的確技術比我們高明。在航天方面，他們一年發射50顆衛星，我們遲遲搞不出的大推力火箭，他們早就不在話下，連低溫大推力都藉助韓國的羅老號等試驗成功。空間站技術也是蘇聯的底子，大量的核潛艇和良好的洲際導彈能力，讓美國的反導系統總是不夠用。。。

總體上，還是感覺俄羅斯的安全形勢，比我們好，我們到現在收不回台灣，陸上大片的領土爭端得不到解決，還不斷的產生海洋領土被侵佔的問題。美國總是為所欲為的和我們搗蛋，明明我們可以做到和他不產生領土爭端，但是他們就是沒有爭端也要製造爭端。。。我們有資格瞧不起蘇聯的成就嗎？

最近看到一片文章，一位俄羅斯評論人士寫的，用了20年，到現在俄羅斯人也無法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而是思想散漫，甚至都到了缺乏民族認同。。。可見舊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身，是有生命力的，不是那麼容易替代，這也是蘇聯的遺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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