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試述人民幣為什麼加入sdr，加入的後續影響
加入SDR 一籃子貨幣對我國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首先，加入SDR 意味著人民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和IMF 成員國的官方使用貨幣，可大大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舞台的地位。其次，加入SDR 可增加人民幣在國際上的需求，助力人民幣完善和提高國際支付結算、金融交易、官方儲備等國際貨幣職能。最後，考慮到我國目前持有約4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有利於減少我國所需的儲備，可節省資金用於發展和增長。
我們將加入SDR 放臵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框架里討論，從更高的角度看，人民幣國際化、自由浮動匯率、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四位一體」，是互為充要條件，缺一不可的。
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外匯儲備的積累，如同日本在上世紀8、90 年代的進行的「日元國際化」，中國在2000 年後也逐步採取措施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人民幣自由使用性，二是人民幣加入國際儲備貨幣成員。中國爭取人民幣加入SDR，正是努力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必要步驟，也必須出台配套政策措施，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等領域的改革。
過去20年裡，我國一直在以漸進的方式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12 年央行發布「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條件基本成熟」，意味著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進入全面提速階段。宣布本幣實現可兌換，是增強國內外公眾對本國經濟、貨幣和政府的信心的有效手段，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人民幣基本滿足加入SDR 的兩個條件
IMF 對一國貨幣加入SDR 規定了兩個條件：一是該國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量位居所有成員國前列，二是貨幣應「可自由使用」。
中國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同時是世界第三大服務貿易國。WTO數據顯示14 年中國出口佔全球12.37%，高於美國的8.57%、德國的8%和日本的3.6%。所以人民幣早已滿足第一個條件。
對於第二個條件，目前IMF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界定，只是大致有兩方面標准：一是該國貨幣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二是該國貨幣在主要金融市場交易中被廣泛使用。具體可通過該種貨幣在全球官方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券市場和主要外匯市場交易量中的佔比等來考量
周小川認為，人民幣走向可自由使用，主要指擴大人民幣在貿易與投資等實體經濟領域的應用，而不應過多強調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一方面，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人民幣的使用支持實體經濟，促進貿易與投資，從這點看人民幣使用發展較快；另一方面，人民幣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程度與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相關，不會隨我們左右。因此，即使在資本項目未完全兌換的情況下，仍可以推進人民幣可自由使用。
人民幣在某些金融交易方面發展的還不夠充分，但在貿易和投資等實體經濟活動中的使用發展較快，人民幣距離可自由使用的目標並不遙遠。當人民幣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不論別人再定什麼條件、再提什麼苛刻要求，也不能阻擋人民幣進入SDR
人民幣加入SDR 的影響
深化國內債券市場
一個經濟體的貨幣若想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債券市場需要具有較大的規模和充足的流動性。目前各國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重要投資市場即是美國國債市場，因其具有相對較大的市場容量、較強的流動性和較好的風險收益特性。假設到2030 年人民幣已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之一，則中國債券市值佔GDP 的比例將達到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私營債券市值和總債券市值分別佔GDP 的59%和116%
加速推進金融改革
我國當前需要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各項金融改革，漸進審慎開放資本賬戶，提升人民幣廣泛使用和交易的程度，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當前我國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已經實現利率市場化。存貸款市場方面，媒體報道本月將試點個人及企業發行大額存單，敲響利率市場化收兵鑼。當前貸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開，而存款利率浮動上限也分別在14 年11 月、15 年3 月和5月先後擴展至基準利率的1.2、1.3 和1.5 倍。我們推斷年內存款利率調整有可能完全打開浮動區間，完成利率市場化最後一躍。
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面，始於05 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中國央行將進一步退出外匯市場干預，並可能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目前上下2%擴大至上下3%。短期內人民幣匯率不會完全與美元脫鉤，但只有更全面反映市場供求的人民幣匯率才能更有利於SDR 合理定價。
資本賬戶開放方面，我國採取審慎而積極的態度，即「統籌規劃、循序漸進、先易後難、分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的各種舉措將從跨境直接投資（FDI 和ODI）、跨境證券類投資（QFII、QDII、RQFII）以及外債（貿易與項目融資）等三個方面逐漸開展。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15 年中國發展論壇上強調，今年我國將繼續推進金融改革和開放，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十二五」規劃設定的目標之一。
周小川指出 2015年要完成的三項任務：
1. 逐步解除對個人跨境投資，尤其是在海外和國內金融市場投資的限制，使境內外個人投資更加自由；
2. 進一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推出「深港通」並允許投資者在國內和海外資本市場更自由的投資）；
3. 修改外匯管理法規，適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
❷ 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和影響
我知道哈。。。
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
【摘 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經濟失衡會導致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國際經濟失衡和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而國際游資的攻擊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實現條件。從目前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形勢來看,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因而防範國際游資攻擊是制定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
【關鍵詞】金融危機 國際經濟 國際貨幣體系 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 [1 ] 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後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於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裡,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於德國統一後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後,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後,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後,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麼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 [ 2 ]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於雙重製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鬆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並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盪。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盪,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 ]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採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麼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盪乃至金融危機。由於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盪,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於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於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後凈賺15 億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佔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後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 ]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並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 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 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 萬億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 %。2006 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 43 萬億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長約6 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 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 ,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並購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徵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徵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麼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誇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後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誇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麼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後,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 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 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後、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徵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採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 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達到3 % ,境外資本流入後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 %的話,那麼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 %。如果國際游資不是採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 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於30 % ,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 7 %。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採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 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 億美元。800 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並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後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並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後,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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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海外投資為何傾向發展中國家
進入21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被捲入到全球資本流動的潮流中。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不再僅僅是充當國際投資的東道國，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的投資，而是成為國際直接投資母國，大規模對外投資，包括對發達國家投資。近幾年，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強。可以說，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與大發展，是當前國際資本流動領域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對這一現象的特徵及其形成機制，應當認真研究，認真思考。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徵
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FDI)最直觀的特徵就是其迅速發展。表1顯示了2000年以來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情況。數據表明，在網路經濟繁榮和跨國並購高潮的2000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達到創紀錄的1438億美元，大大超越了20世紀90年代600億～700億美元的水平。但隨著網路泡沫破滅和跨國並購落潮，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一路下滑，2003年降為359億美元。此後，經過數年調整，2004年和2005年投資再度大規模攀升，分別達到1128億美元和1175億美元，佔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3.9%和15.1%。2006、2007、2008這三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投資進一步增長，分別達到2153億美元、2855億美元和2927億美元，佔全球對外投資流出量的比重也穩定在15%左右的水平。
表1 2000年～2008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
單位：10億美元，%
區域/國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非洲 1.5 -2.7 0.3 1.2 1.9 1.1 7.1 10.6 9.3
拉美和加勒比 60.0 32.2 14.7 15.4 27.5 32.8 63，6 51.7 63.2
亞洲 82.2 47.1 34.7 19.0 83.4 83.6 144.4 223.1 220.1
西亞 1.5 -1.2 0.9 -2.2 7.4 15.9 23.9 48.3 33.7
東亞 72.0 26.1 27.6 14.4 59.2 54.2 82.3 111.2 136.1
中國 0.9 6.9 2.5 -0.2 1.8 11.3 21.2 22.5 52.2
南亞 0.5 1.4 1.7 1.4 2.1 1.5 14.9 17.8 18.2
東南亞 8.2 20.8 4.6 5.4 14.7 12.0 23.3 45.8 32.1
大洋洲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發展中經濟體 143.8 76.7 49.7 35.6 112.8 117.5 215.3 285.5 292.7
世界 1244.5 764.2 539.5 561.1 813.1 778.7 1396.9 2146.5 1857.7
發展中經濟體的比重 11.6 10.0 9.2 6.3 13.9 15.1 15.4 13.3 15.7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
新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從單純綠地投資向跨國並購轉變。20世紀90年代，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多以較為初級的綠地投資形式進行，且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中經濟體通過跨國並購向海外進軍的步伐明顯加快，包括到發達國家進行跨國並購，收購發達國家的企業。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這一趨勢更顯著加強。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並購主要是由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以及金磚四國等發展中大國引領的，致使發展中經濟體跨國並購佔全球跨國並購的比重大幅上升。從金額上看，1987年～2005年間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在全球跨國並購中的份額從4%上升到13%；從並購數目上看，則從5%提高到17%。2006、2007年，發展中經濟體跨國並購走上高峰，2008年，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整個國際直接投資大幅度下滑，跨境並購也大幅度下滑。但是，從跨境並購交易額看，發展中國家在全部跨境並購中所佔的比重卻分別從2006、2007年的16%、13%上升到2008年的18%。這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全球直接投資包括跨境並購的發展，但發展中國家所受的影響小於發達國家，表現為其在全部跨境並購中所佔比重明顯上升。
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發展的又一個顯著特點是投資的多樣性和投資動因的復雜性。通常，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是利用自己在技術、品牌和知識產權等其他方面的優勢進行投資。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由於常常缺乏明顯的壟斷優勢，故投資基礎很多時候不是壟斷優勢的利用，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對於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國家的跨國公司來說，有可能利用相對優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另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則希望通過到發達國家投資並購學習和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品牌、設備、人才等有形或無形資產；還有一些企業依靠政府的支持以及依賴文化和關系構成的優勢進行投資。此外，還有另外兩個因素推動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向國外：一是許多發展中大國（如中國和印度）的快速增長使它們擔憂關鍵資源和經濟增長的投入會出現短缺，因而展開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海外投資；二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在全球經濟而不是在本國經濟內活動，因此，對國際化抱有強烈願望。
二、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新機制
中國作為亞洲發展中大國，又是金磚四國之一，在此次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與跨國並購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與並購的典型代表。據統計，目前我國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各類企業已發展到3萬多家，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3年～2008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年均增長70%以上，而以跨國並購形式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達到接近50%的水平。表2顯示了2002年～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
表2 2002年～2010年中國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單位：億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流量 27 28.5 55 122.6 176 256 418 433 178.4
增長率（%） － 5.6 93.0 104.7 43.5 45.5 58.6 3.6 43.9
註：*上半年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及國家商務部網站。
近幾年來，中國對外投資不僅增長速度很快，更重要的是，在其迅速發展中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這些特點，既代表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投資的新趨勢，也顯現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新機制。
（一）跨國並購迅速崛起，與綠地投資一起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形式
從1992年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較快發展階段，1992年和1993年，投資金額分別達到40億美元和44億美元。此後，投資額有所回落。直到2001年，基本上在20億美元～30億美元間浮動。2001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幅上升，高達68.85億美元，但此後又一直在30億美元～50億美元間徘徊。從2005年開始，對外投資才真正進入大發展時期，2005年達到創紀錄的123億美元。從2007年起，則每年都在200億美元以上，2008年為559億美元，其中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418億美元，2009年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為433億美元。
在分析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中，更應注意到的一個趨勢是以跨國並購方式進行的投資迅速發展，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已經擺脫了主要為綠地投資的初級階段，跟上了跨國並購的國際潮流。
就整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而言，2005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跨國並購中所佔的比重，按交易額為13%，按並購交易件數則達到17%。2006年，發展中國家跨境並購佔全球跨境並購投資的比重為16%，2007年降低為13%，2008上升到18%，2009年上半年則為16.9%［1］。從中國情況來看，2008年全部的559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中，以跨國並購方式實現的對外投資達到302億美元，佔54%。其中非金融跨國並購達到207億美元，佔全部跨國並購投資的68%。總體說來，中國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中以跨境並購方式進行的投資約占總額的一半左右。這雖然低於全球平均的80%左右的水平，更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幾乎100%的水平，但就中國本身而言，這一比例的增長速度非常迅速，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表3顯示了2008年發展中國家10起最大的跨境交易。其中，中鋁收購力拓的並購案可以列當年全球最大跨境並購案的第8位［2］。
表3 2008年發展中國家10起最大的跨境收購案
單位：百萬美元
收購方 所屬國家/地區 被收購方 所屬國家/
地區 交易額
中鋁公司 中國 Rio Tinto plc 英國 14284
中國聯通 中國 中國網通（香港） 中國香港 7785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 標准銀行集團 南非 5617
淡馬錫控股 新加坡 美林公司 美國 4400
NNS控股 埃及 Lafarge SA 法國 4141
Evraz集團 俄羅斯 IPSCO公司 加拿大 4025
華能集團 中國 Tuas能源公司 新加坡 3072
未披露投資方 沙烏地阿拉伯 Oger電信 阿聯酋 2850
投資者集團 印度 SG國際機場 土耳其 2656
未披露投資方 中國 Avilco ASA 挪威 2501
數據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資料整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全球FDI呈現大幅下降的態勢，2008年和2009年都以30%左右的幅度下滑，而同期中國的對外投資不僅沒有下滑，反而迅速增長。中國企業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展並購成為這一時期對外投資的新特點之一，也是使中國對外投資中並購比例大幅度提高的基本因素。
（二）對發達國家投資迅速增長，與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傳統上，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對外投資以到周邊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為主，其基礎是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這一狀況已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理論所證明。至於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往往是小規模投資，以學習先進技術、獲取新知識、新信息為主要目的，這同樣為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理論中的學習模型和策略競爭模型所證明。
但是，以中國的情況來看，近幾年對外投資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大幅度增加，且多是以大宗並購的形式進行的。表4顯示了到2008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20位國家或地區的情況。
表4 2008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20位的國家（地區）
單位：億美元
序號 國家（地區） 存量 序號 國家（地區） 存量
1 中國香港 1158.45 11 巴基斯坦 13.28
2 開曼群島 203.27 12 加拿大 12.68
3 英屬維爾京群島 104.77 13 蒙古 8.96
4 澳大利亞 33.55 14 韓國 8.5
5 新加坡 33.35 15 德國 8.45
6 南非 30.48 16 英國 8.38
7 美國 23.9 17 奈及利亞 7.96
8 俄羅斯聯邦 18.38 18 尚比亞 6.51
9 中國澳門 15.61 19 沙烏地阿拉伯 6.21
10 哈薩克 14.02 20 印度尼西亞 5.43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表4情況可見，中國對外投資覆蓋的國家和地區雖然在不斷增加，但總體上呈現出兩個趨勢：一是集中於避稅地和有歷史地理淵源的地區；二是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多於向發展中國家投資。
中國香港地區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主要的目的地，佔全部對外投資存量的63%；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屬於典型的國際避稅港，吸納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近20%，合計超過80%以上。除去前三位特殊政策的國家（地區）和中國澳門以外，其餘16個國家中有7個發達國家，9個發展中國家。但從投資總額存量看，投向發達國家的投資占總額的57%，發展中國家佔43%，而且發展中國家高度集中於周邊國家和非洲等資源型國家。
（三）製造業投資與並購迅速發展，投資的產業結構走向高級化
在產業分布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於製造業、批發零售業、服務業、采礦業和建築業。截至2008年末，製造業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最大，為31.3%，上述五大行業共佔78.5%。
在製造業中，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成熟產業技術適用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對外投資，這些投資大多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著眼於相對優勢的利用和過剩產能轉移；另一種情況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並購，雖然起點低，但發展較快。其中，一些國內行業龍頭企業的海外投資和並購往往投向發達國家，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主，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電子通信、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而國內企業並購發達國家的企業也往往是為了獲得對方的技術、知識、品牌、專利、設備、人才等有形和無形資產，通過並購建立核心競爭力。這類投資均屬於產業高級化的投資。近年來發生的許多海外投資並購案例都屬於這類投資，如過去幾年有名的TCL先後收購德國施耐德、法國湯姆遜的彩電部門和阿爾卡特的手機部門，京東方收購韓國現代集團TFT-LCD業務，聯想收購IBM PC部門，上汽集團並購韓國雙龍汽車，海爾收購美國美克電器，以及金融危機以來發生的騰中重工收購悍馬，廣州企業收購法國皮爾·卡丹，北汽收購薩博，吉利收購沃爾沃等。
（四）對外投資動因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對傳統投資理論提出挑戰
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不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對外投資，而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理論則強調相對優勢利用以及學習型投資。但是，近年來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對外投資的全面發展和多元化趨勢，明顯超越了相對優勢和學習型投資的框架。從對外投資的多種形態來說，至少有三類動機在發揮作用：
第一種，以獲取國際資源、原料等為目的投資。發展中大國（後發大國）的經濟崛起必然產生對國際原料能源等的巨大需求，加工製造中心地位更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製成品供應者從而原料需求者。為保障獲得穩定的原料、能源，通過對外投資控制生產能力是一種必然選擇，這促成了大量的跨國投資與並購。
第二種，以利用相對優勢為目的投資。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後發大國的企業競爭力不斷提高，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特色和國際競爭優力。通過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投資利用這些優勢，成為發展中國家企業「走出去」的主導力量之一。
第三種，以尋求壟斷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為目的投資與並購。在早期，這類投資主要是通過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實驗室等小規模機構，試圖接近產業技術中心，掌握最新技術發展趨勢。近幾年，此類投資進一步演變為直接收購某些國外企業或業務，獲得品牌、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以及生產設施、研發團隊、銷售渠道等有形資產，期望通過收購在短時間內迅速形成國際競爭所需要的壟斷優勢，提升產業水平和競爭力。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道路的一些思考
僅停留在特徵與機制的認識上是不夠的。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挑戰是：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理論基礎與發達國家是否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等後發大國）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主流的對外投資道路？
任何經濟活動、經濟行為都是有其經濟理論基礎的。根據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企業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一些企業具有壟斷優勢，如技術、專利、商標、品牌、規模、管理經驗、營銷技巧等。通過國際投資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壟斷優勢進而獲利，是企業國際化的基本動因，而這種優勢也是企業能夠克服海外投資的種種不利條件和額外成本，在競爭中擊敗當地競爭者的保證。也就是說，擁有壟斷優勢是對外投資的必要條件。
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迅速增長，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一般說來並不擁有明顯的壟斷優勢。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壟斷優勢究竟是不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缺乏優勢的企業為什麼大舉對外投資、跨國並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經濟學者開始研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問題，並提出了一系列新解釋。
早期的解釋包括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 •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一些特殊優勢，如小規模製造工藝、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的技術等，這構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基礎）、印度學者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後對技術的吸收、改造和本地化、更適用的技術、發展中投資國與發展中東道國之間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與基礎等形成一些特定優勢）、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維爾和托倫蒂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外國技術並不斷消化、吸收、改造，隨著技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產業也不斷升級並在某些領域有了與發達國家競爭的能力，並沿著周邊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軌跡展開對外投資）等。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包括「兩階段模式」、「學習模型」以及「技術擴散與策略競爭模型」等。「兩階段模式」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通常要經歷虧損階段（第一階段），然後在積累經驗、提高競爭力以後，才會進入獲得利潤的第二階段。「學習模型」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稱為FDI-Ⅰ，將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稱為FDI-Ⅱ。FDI-Ⅰ實際上是一種學習型投資，其目的在於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管理經驗等壟斷優勢。而FDI-Ⅱ是策略競爭型投資，具有一般意義的贏利目的。隨著投資的發展和積累， 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會逐漸轉變為FDI-Ⅱ。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認為，傳統跨國公司理論只注意到利用壟斷優勢，而忽視了對外投資也是形成優勢的過程。跨國投資的過程既可以是發揮優勢的過程，也可以是尋求優勢的過程。
綜觀整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無論是傳統的以發達國家為背景的直接投資理論，還是試圖探索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基礎的新理論，實際上都是圍繞著「壟斷優勢」這一概念展開的。傳統理論將壟斷優勢看作對外投資的前提條件，而晚近的理論將壟斷優勢看作對外投資的目標和結果。據此，判定對外投資是否成功，前者主要看壟斷優勢利用得如何，是否帶來投資收益；而後者則要看是否獲得了壟斷優勢，形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通過海外並購獲取壟斷優勢與核心資產的嘗試，可以說是上述理論的某種實踐基礎。不過，僅僅提出通過跨國並購與投資謀取壟斷優勢仍然是不夠的，因為並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能力展開這樣的投資，僅僅是少數發展中大國表現比較明顯。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家的這些企業可以展開優勢尋求型對外投資？在什麼條件下投資者才能真正獲得有價值的資產，並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優勢與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與跨境並購的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少數「後發大國」的對外投資，這些國家占據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絕大部分。而這些後發大國之所以能夠在對外投資上走在前面，得益於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更得益於「大國效應」，包括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市場規模、高速經濟成長、發展不平衡的多元結構、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充裕、政府的強勢作用等。
然而，即使是後發大國，其優勢尋求型對外投資要獲得成功，實現其初衷，也需要以下條件：
第一，通過海外並購是否能夠真正獲得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發展中國家進行跨國並購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有價值的優勢資產，特別是無形資產，如技術、專利、品牌以及與之相聯的機器設備、人才團隊、資料軟體等，以縮短自主研發和創新的周期，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建立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展開全球競爭。問題是，通過收購的方式是否能夠獲得尚處資產生命周期上升期和持續期的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並非沒有疑問，至少需要拿來證據。一般說來，出售者是不會將生產周期前期技術、核心技術和主線產品、一線品牌出售的，特別是不會出售給未來有可能與其形成正面競爭的同業企業。能夠出售的往往是邊緣技術、非核心資產和生命周期晚期的技術。當然，在商業競爭中，不排除一家公司陷入經營困難時將主流技術和核心資產出售的情況。
第二，通過海外收購獲得的資產是否能夠內部化為自身的資產。通過跨國並購方式獲得的海外優勢資產，包括無形資產，雖然可以在一定時間內使收購者通過這些資產獲利，但發展中國家海外並購更主要的目的是將海外優勢資產內部化為自身的優勢，「嵌入」自己機體之中，與自身既有的資產水乳交融為一體。否則，如果如油水難於相容，或可獲利於一時，但終將成為與自身資產格格不入的附著在體外的異已物，特別是對於品牌、商譽等具有深層文化內涵的資產，以及技術、知識等具有高度路徑依賴特點的資產，更是如此。
一個品牌，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積淀已經成為某個民族、某種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外來者可以將其購得，卻很難「本土化」為自身的東西。經驗地看，還很少有哪個國家的著名品牌是通過海外資產收購獲得的。一國具有國際影響的知名品牌，都是土生土長自主創新的結果。此外，技術與知識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和路徑依賴，除非將自己原有技術路線完全放棄，否則，很難通過直接收購方式使外來技術與自身技術有機融合在一起。
第三，海外並購的結果是將「母體」國際化而不是將「客體」本土化。發展中國家通過跨國並購方式獲取海外優勢資產，目的是為了培育自身競爭力與國際大企業展開競爭，立足於國際市場。因此，這類並購成功與否的依據，主要是看其能否提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並在國際市場上獲利。
然而，通過海外並購方式獲得的資產有可能是已經過氣的資產，或者由於文化土壤不同並購後即貶值，或者無法融入母體而孤立存在。不過，由於後發大國國內市場廣闊，即使發生上述情況仍然可能通過國內市場擴張為並購者帶來不錯的收益，按照一般跨國並購成功的標准衡量，這種並購仍是成功的。關於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的某些既有理論也正是這樣看待問題的。在它們看來，只要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海外投資能為其國內經營帶來利潤並使公司總體業績改善，跨國投資就是成功的。但是，這種狀況雖然符合一般企業海外投資的邏輯，卻不符合如中國這樣的後發大國海外投資的邏輯，因為它無助於改善後發大國的國際競爭力，培養自己的跨國公司。只有當海外並購獲得的資產植根於自身企業體內並帶動整個企業的競爭力提升和國際化經營，海外並購才能被認為是成功的。
❹ 中國企業到俄羅斯投資應注意什麼
進入21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被捲入到全球資本流動的潮流中。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不再僅僅是充當國際投資的東道國，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的投資，而是成為國際直接投資母國，大規模對外投資，包括對發達國家投資。近幾年，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強。可以說，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與大發展，是當前國際資本流動領域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對這一現象的特徵及其形成機制，應當認真研究，認真思考。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徵
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FDI)最直觀的特徵就是其迅速發展。表1顯示了2000年以來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情況。數據表明，在網路經濟繁榮和跨國並購高潮的2000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達到創紀錄的1438億美元，大大超越了20世紀90年代600億～700億美元的水平。但隨著網路泡沫破滅和跨國並購落潮，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一路下滑，2003年降為359億美元。此後，經過數年調整，2004年和2005年投資再度大規模攀升，分別達到1128億美元和1175億美元，佔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3.9%和15.1%。2006、2007、2008這三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投資進一步增長，分別達到2153億美元、2855億美元和2927億美元，佔全球對外投資流出量的比重也穩定在15%左右的水平。
表1 2000年～2008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
單位：10億美元，%
區域/國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非洲 1.5 -2.7 0.3 1.2 1.9 1.1 7.1 10.6 9.3
拉美和加勒比 60.0 32.2 14.7 15.4 27.5 32.8 63，6 51.7 63.2
亞洲 82.2 47.1 34.7 19.0 83.4 83.6 144.4 223.1 220.1
西亞 1.5 -1.2 0.9 -2.2 7.4 15.9 23.9 48.3 33.7
東亞 72.0 26.1 27.6 14.4 59.2 54.2 82.3 111.2 136.1
中國 0.9 6.9 2.5 -0.2 1.8 11.3 21.2 22.5 52.2
南亞 0.5 1.4 1.7 1.4 2.1 1.5 14.9 17.8 18.2
東南亞 8.2 20.8 4.6 5.4 14.7 12.0 23.3 45.8 32.1
大洋洲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發展中經濟體 143.8 76.7 49.7 35.6 112.8 117.5 215.3 285.5 292.7
世界 1244.5 764.2 539.5 561.1 813.1 778.7 1396.9 2146.5 1857.7
發展中經濟體的比重 11.6 10.0 9.2 6.3 13.9 15.1 15.4 13.3 15.7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
新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從單純綠地投資向跨國並購轉變。20世紀90年代，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多以較為初級的綠地投資形式進行，且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中經濟體通過跨國並購向海外進軍的步伐明顯加快，包括到發達國家進行跨國並購，收購發達國家的企業。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這一趨勢更顯著加強。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並購主要是由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以及金磚四國等發展中大國引領的，致使發展中經濟體跨國並購佔全球跨國並購的比重大幅上升。從金額上看，1987年～2005年間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在全球跨國並購中的份額從4%上升到13%；從並購數目上看，則從5%提高到17%。2006、2007年，發展中經濟體跨國並購走上高峰，2008年，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整個國際直接投資大幅度下滑，跨境並購也大幅度下滑。但是，從跨境並購交易額看，發展中國家在全部跨境並購中所佔的比重卻分別從2006、2007年的16%、13%上升到2008年的18%。這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全球直接投資包括跨境並購的發展，但發展中國家所受的影響小於發達國家，表現為其在全部跨境並購中所佔比重明顯上升。
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發展的又一個顯著特點是投資的多樣性和投資動因的復雜性。通常，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是利用自己在技術、品牌和知識產權等其他方面的優勢進行投資。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由於常常缺乏明顯的壟斷優勢，故投資基礎很多時候不是壟斷優勢的利用，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對於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國家的跨國公司來說，有可能利用相對優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另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則希望通過到發達國家投資並購學習和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品牌、設備、人才等有形或無形資產；還有一些企業依靠政府的支持以及依賴文化和關系構成的優勢進行投資。此外，還有另外兩個因素推動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向國外：一是許多發展中大國（如中國和印度）的快速增長使它們擔憂關鍵資源和經濟增長的投入會出現短缺，因而展開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海外投資；二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在全球經濟而不是在本國經濟內活動，因此，對國際化抱有強烈願望。
二、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新機制
中國作為亞洲發展中大國，又是金磚四國之一，在此次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與跨國並購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與並購的典型代表。據統計，目前我國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各類企業已發展到3萬多家，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3年～2008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年均增長70%以上，而以跨國並購形式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達到接近50%的水平。表2顯示了2002年～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
表2 2002年～2010年中國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單位：億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流量 27 28.5 55 122.6 176 256 418 433 178.4
增長率（%） － 5.6 93.0 104.7 43.5 45.5 58.6 3.6 43.9
註：*上半年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及國家商務部網站。
近幾年來，中國對外投資不僅增長速度很快，更重要的是，在其迅速發展中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這些特點，既代表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投資的新趨勢，也顯現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新機制。
（一）跨國並購迅速崛起，與綠地投資一起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形式
從1992年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較快發展階段，1992年和1993年，投資金額分別達到40億美元和44億美元。此後，投資額有所回落。直到2001年，基本上在20億美元～30億美元間浮動。2001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幅上升，高達68.85億美元，但此後又一直在30億美元～50億美元間徘徊。從2005年開始，對外投資才真正進入大發展時期，2005年達到創紀錄的123億美元。從2007年起，則每年都在200億美元以上，2008年為559億美元，其中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418億美元，2009年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為433億美元。
在分析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中，更應注意到的一個趨勢是以跨國並購方式進行的投資迅速發展，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已經擺脫了主要為綠地投資的初級階段，跟上了跨國並購的國際潮流。
就整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而言，2005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跨國並購中所佔的比重，按交易額為13%，按並購交易件數則達到17%。2006年，發展中國家跨境並購佔全球跨境並購投資的比重為16%，2007年降低為13%，2008上升到18%，2009年上半年則為16.9%［1］。從中國情況來看，2008年全部的559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中，以跨國並購方式實現的對外投資達到302億美元，佔54%。其中非金融跨國並購達到207億美元，佔全部跨國並購投資的68%。總體說來，中國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中以跨境並購方式進行的投資約占總額的一半左右。這雖然低於全球平均的80%左右的水平，更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幾乎100%的水平，但就中國本身而言，這一比例的增長速度非常迅速，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表3顯示了2008年發展中國家10起最大的跨境交易。其中，中鋁收購力拓的並購案可以列當年全球最大跨境並購案的第8位［2］。
表3 2008年發展中國家10起最大的跨境收購案
單位：百萬美元
收購方 所屬國家/地區 被收購方 所屬國家/
地區 交易額
中鋁公司 中國 Rio Tinto plc 英國 14284
中國聯通 中國 中國網通（香港） 中國香港 7785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 標准銀行集團 南非 5617
淡馬錫控股 新加坡 美林公司 美國 4400
NNS控股 埃及 Lafarge SA 法國 4141
Evraz集團 俄羅斯 IPSCO公司 加拿大 4025
華能集團 中國 Tuas能源公司 新加坡 3072
未披露投資方 沙烏地阿拉伯 Oger電信 阿聯酋 2850
投資者集團 印度 SG國際機場 土耳其 2656
未披露投資方 中國 Avilco ASA 挪威 2501
數據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資料整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全球FDI呈現大幅下降的態勢，2008年和2009年都以30%左右的幅度下滑，而同期中國的對外投資不僅沒有下滑，反而迅速增長。中國企業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展並購成為這一時期對外投資的新特點之一，也是使中國對外投資中並購比例大幅度提高的基本因素。
（二）對發達國家投資迅速增長，與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傳統上，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對外投資以到周邊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為主，其基礎是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這一狀況已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理論所證明。至於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往往是小規模投資，以學習先進技術、獲取新知識、新信息為主要目的，這同樣為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理論中的學習模型和策略競爭模型所證明。
但是，以中國的情況來看，近幾年對外投資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大幅度增加，且多是以大宗並購的形式進行的。表4顯示了到2008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20位國家或地區的情況。
表4 2008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20位的國家（地區）
單位：億美元
序號 國家（地區） 存量 序號 國家（地區） 存量
1 中國香港 1158.45 11 巴基斯坦 13.28
2 開曼群島 203.27 12 加拿大 12.68
3 英屬維爾京群島 104.77 13 蒙古 8.96
4 澳大利亞 33.55 14 韓國 8.5
5 新加坡 33.35 15 德國 8.45
6 南非 30.48 16 英國 8.38
7 美國 23.9 17 奈及利亞 7.96
8 俄羅斯聯邦 18.38 18 尚比亞 6.51
9 中國澳門 15.61 19 沙烏地阿拉伯 6.21
10 哈薩克 14.02 20 印度尼西亞 5.43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表4情況可見，中國對外投資覆蓋的國家和地區雖然在不斷增加，但總體上呈現出兩個趨勢：一是集中於避稅地和有歷史地理淵源的地區；二是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多於向發展中國家投資。
中國香港地區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主要的目的地，佔全部對外投資存量的63%；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屬於典型的國際避稅港，吸納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近20%，合計超過80%以上。除去前三位特殊政策的國家（地區）和中國澳門以外，其餘16個國家中有7個發達國家，9個發展中國家。但從投資總額存量看，投向發達國家的投資占總額的57%，發展中國家佔43%，而且發展中國家高度集中於周邊國家和非洲等資源型國家。
（三）製造業投資與並購迅速發展，投資的產業結構走向高級化
在產業分布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於製造業、批發零售業、服務業、采礦業和建築業。截至2008年末，製造業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最大，為31.3%，上述五大行業共佔78.5%。
在製造業中，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成熟產業技術適用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對外投資，這些投資大多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著眼於相對優勢的利用和過剩產能轉移；另一種情況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並購，雖然起點低，但發展較快。其中，一些國內行業龍頭企業的海外投資和並購往往投向發達國家，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主，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電子通信、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而國內企業並購發達國家的企業也往往是為了獲得對方的技術、知識、品牌、專利、設備、人才等有形和無形資產，通過並購建立核心競爭力。這類投資均屬於產業高級化的投資。近年來發生的許多海外投資並購案例都屬於這類投資，如過去幾年有名的TCL先後收購德國施耐德、法國湯姆遜的彩電部門和阿爾卡特的手機部門，京東方收購韓國現代集團TFT-LCD業務，聯想收購IBM PC部門，上汽集團並購韓國雙龍汽車，海爾收購美國美克電器，以及金融危機以來發生的騰中重工收購悍馬，廣州企業收購法國皮爾·卡丹，北汽收購薩博，吉利收購沃爾沃等。
（四）對外投資動因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對傳統投資理論提出挑戰
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不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對外投資，而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理論則強調相對優勢利用以及學習型投資。但是，近年來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對外投資的全面發展和多元化趨勢，明顯超越了相對優勢和學習型投資的框架。從對外投資的多種形態來說，至少有三類動機在發揮作用：
第一種，以獲取國際資源、原料等為目的投資。發展中大國（後發大國）的經濟崛起必然產生對國際原料能源等的巨大需求，加工製造中心地位更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製成品供應者從而原料需求者。為保障獲得穩定的原料、能源，通過對外投資控制生產能力是一種必然選擇，這促成了大量的跨國投資與並購。
第二種，以利用相對優勢為目的投資。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後發大國的企業競爭力不斷提高，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特色和國際競爭優力。通過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投資利用這些優勢，成為發展中國家企業「走出去」的主導力量之一。
第三種，以尋求壟斷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為目的投資與並購。在早期，這類投資主要是通過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實驗室等小規模機構，試圖接近產業技術中心，掌握最新技術發展趨勢。近幾年，此類投資進一步演變為直接收購某些國外企業或業務，獲得品牌、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以及生產設施、研發團隊、銷售渠道等有形資產，期望通過收購在短時間內迅速形成國際競爭所需要的壟斷優勢，提升產業水平和競爭力。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道路的一些思考
僅停留在特徵與機制的認識上是不夠的。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挑戰是：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理論基礎與發達國家是否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等後發大國）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主流的對外投資道路？
任何經濟活動、經濟行為都是有其經濟理論基礎的。根據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企業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一些企業具有壟斷優勢，如技術、專利、商標、品牌、規模、管理經驗、營銷技巧等。通過國際投資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壟斷優勢進而獲利，是企業國際化的基本動因，而這種優勢也是企業能夠克服海外投資的種種不利條件和額外成本，在競爭中擊敗當地競爭者的保證。也就是說，擁有壟斷優勢是對外投資的必要條件。
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迅速增長，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一般說來並不擁有明顯的壟斷優勢。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壟斷優勢究竟是不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缺乏優勢的企業為什麼大舉對外投資、跨國並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經濟學者開始研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問題，並提出了一系列新解釋。
早期的解釋包括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一些特殊優勢，如小規模製造工藝、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的技術等，這構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基礎）、印度學者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後對技術的吸收、改造和本地化、更適用的技術、發展中投資國與發展中東道國之間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與基礎等形成一些特定優勢）、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維爾和托倫蒂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外國技術並不斷消化、吸收、改造，隨著技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產業也不斷升級並在某些領域有了與發達國家競爭的能力，並沿著周邊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軌跡展開對外投資）等。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包括「兩階段模式」、「學習模型」以及「技術擴散與策略競爭模型」等。「兩階段模式」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通常要經歷虧損階段（第一階段），然後在積累經驗、提高競爭力以後，才會進入獲得利潤的第二階段。「學習模型」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稱為FDI-Ⅰ，將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稱為FDI-Ⅱ。FDI-Ⅰ實際上是一種學習型投資，其目的在於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管理經驗等壟斷優勢。而FDI-Ⅱ是策略競爭型投資，具有一般意義的贏利目的。隨著投資的發展和積累， 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會逐漸轉變為FDI-Ⅱ。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認為，傳統跨國公司理論只注意到利用壟斷優勢，而忽視了對外投資也是形成優勢的過程。跨國投資的過程既可以是發揮優勢的過程，也可以是尋求優勢的過程。
綜觀整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無論是傳統的以發達國家為背景的直接投資理論，還是試圖探索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基礎的新理論，實際上都是圍繞著「壟斷優勢」這一概念展開的。傳統理論將壟斷優勢看作對外投資的前提條件，而晚近的理論將壟斷優勢看作對外投資的目標和結果。據此，判定對外投資是否成功，前者主要看壟斷優勢利用得如何，是否帶來投資收益；而後者則要看是否獲得了壟斷優勢，形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通過海外並購獲取壟斷優勢與核心資產的嘗試，可以說是上述理論的某種實踐基礎。不過，僅僅提出通過跨國並購與投資謀取壟斷優勢仍然是不夠的，因為並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能力展開這樣的投資，僅僅是少數發展中大國表現比較明顯。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家的這些企業可以展開優勢尋求型對外投資？在什麼條件下投資者才能真正獲得有價值的資產，並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優勢與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與跨境並購的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少數「後發大國」的對外投資，這些國家占據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絕大部分。而這些後發大國之所以能夠在對外投資上走在前面，得益於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更得益於「大國效應」，包括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市場規模、高速經濟成長、發展不平衡的多元結構、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充裕、政府的強勢作用等。
然而，即使是後發大國，其優勢尋求型對外投資要獲得成功，實現其初衷，也需要以下條件：
第一，通過海外並購是否能夠真正獲得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發展中國家進行跨國並購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有價值的優勢資產，特別是無形資產，如技術、專利、品牌以及與之相聯的機器設備、人才團隊、資料軟體等，以縮短自主研發和創新的周期，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建立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展開全球競爭。問題是，通過收購的方式是否能夠獲得尚處資產生命周期上升期和持續期的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並非沒有疑問，至少需要拿來證據。一般說來，出售者是不會將生產周期前期技術、核心技術和主線產品、一線品牌出售的，特別是不會出售給未來有可能與其形成正面競爭的同業企業。能夠出售的往往是邊緣技術、非核心資產和生命周期晚期的技術。當然，在商業競爭中，不排除一家公司陷入經營困難時將主流技術和核心資產出售的情況。
第二，通過海外收購獲得的資產是否能夠內部化為自身的資產。通過跨國並購方式獲得的海外優勢資產，包括無形資產，雖然可以在一定時間內使收購者通過這些資產獲利，但發展中國家海外並購更主要的目的是將海外優勢資產內部化為自身的優勢，「嵌入」自己機體之中，與自身既有的資產水乳交融為一體。否則，如果如油水難於相容，或可獲利於一時，但終將成為與自身資產格格不入的附著在體外的異已物，特別是對於品牌、商譽等具有深層文化內涵的資產，以及技術、知識等具有高度路徑依賴特點的資產，更是如此。
一個品牌，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積淀已經成為某個民族、某種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外來者可以將其購得，卻很難「本土化」為自身的東西。經驗地看，還很少有哪個國家的著名品牌是通過海外資產收購獲得的。一國具有國際影響的知名品牌，都是土生土長自主創新的結果。此外，技術與知識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和路徑依賴，除非將自己原有技術路線完全放棄，否則，很難通過直接收購方式使外來技術與自身技術有機融合在一起。
第三，海外並購的結果是將「母體」國際化而不是將「客體」本土化。發展中國家通過跨國並購方式獲取海外優勢資產，目的是為了培育自身競爭力與國際大企業展開競爭，立足於國際市場。因此，這類並購成功與否的依據，主要是看其能否提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並在國際市場上獲利。
然而，通過海外並購方式獲得的資產有可能是已經過氣的資產，或者由於文化土壤不同並購後即貶值，或者無法融入母體而孤立存在。不過，由於後發大國國內市場廣闊，即使發生上述情況仍然可能通過國內市場擴張為並購者帶來不錯的收益，按照一般跨國並購成功的標准衡量，這種並購仍是成功的。關於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的某些既有理論也正是這樣看待問題的。在它們看來，只要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海外投資能為其國內經營帶來利潤並使公司總體業績改善，跨國投資就是成功的。但是，這種狀況雖然符合一般企業海外投資的邏輯，卻不符合如中國這樣的後發大國海外投資的邏輯，因為它無助於改善後發大國的國際競爭力，培養自己的跨國公司。只有當海外並購獲得的資產植根於自身企業體內並帶動整個企業的競爭力提升和國際化經營，海外並購才能被認為是成功的。
❺ 最新的全球FDI排名怎樣前25名國家是哪些
1.美國 2.英國 3.中國 今日公布的預測報告顯示，美國將繼續成為外國直接投資(FDI)的首選目的地，今後5年，它將吸引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外國直接投資。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完成的一份全球投資前景報告預測稱，今年，全球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將躍升22%，達到1.2萬億美元，超過了2005年的9550億美元，創下2000年以來最高水平。 不過，隨後幾年的增速預計將會有所放緩，部分原因是對新興市場的投資減速，以及工業化國家針對外資並購出現了政治上的抵制趨勢。報告稱，外國直接投資直到2010年才能達到2000年1.4萬億美元的峰值。 美國今年將吸引近19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超過2005年的1100億美元。報告稱，盡管英國今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將低於去年的1640億美元，但仍將以1300億美元的流入量，位列全球第二。去年，由於出現了幾宗大型並購案，英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出人意料地高達1640億美元。 中國排名第三，2006年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預計將增至865億美元，高於2005年的790億美元。法國緊隨其後（預計今年為680億美元）。 報告指出，預計2006年至2010年間，上述排名將保持不變。外國直接投資仍將集中於相對較少的幾個國家，排名前10的投資接受國所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量，將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總體而言，大部分投資將通過跨國並購活動流向發達國家，但香港也躋身全球前10位，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和印度則位列20強。 報告預測，在對外投資方面，歐盟(EU)仍將是外國市場最大的直接投資者。 經濟學人智庫的羅賓�6�1鮑(Robin Bew)表示，上述預測是基於「受限的全球化進程」的假設而作出的。這種假設認為，針對外國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影響，各國政治上的擔心日益加劇，限制了跨國資金流動，但沒有形成嚴重破壞。 很多國家，尤其是法國和美國，最近都曾試圖阻撓外國投資者收購本國公司，當交易涉及發展中國家的買家時尤為如此。中海油(CNOOC)去年競購美國優尼科(Unocal)就遭遇挫敗，而印度鋼鐵巨頭米塔爾(Mittal)頂住法國政府的反對，才在今年初拿下了法國阿塞洛(Arcelor)的控股權。 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經濟民族主義也開始抬頭。報告指出：「盡管中國將繼續對外資開放……但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顯示，有人開始認為中國過於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報告稱，這些反應表明，樂觀的全球投資前景存在潛在風險。 譯者/ 牛薇
❻ 世界第二大美元資產國是哪
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12日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連續第三年下滑，但中國吸引外資總量逆勢上漲，繼續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
當天發布的《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說，受美國稅改政策以及部分經濟體加強外資項目審查的影響，去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1.3萬億美元，較2017年減少13%，連續第三年出現下滑。
貿發會議秘書長穆希薩·基圖伊表示：「外國直接投資繼續困在危機後的低點。這對國際社會應對貧困和氣候危機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戰來說，不是個好兆頭。」
具體來看，2018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總額減少27%，降至2004年來最低。其中，美國稅改導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資本迴流美國，致使去年歐洲吸引外資總量減半；而受「脫歐」影響，英國外資流入也大幅減少了36%；另外，美國FDI流入量也縮水9％至2520億美元，但美國仍是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
與發達經濟體FDI流入量銳減相比，去年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FDI呈現小幅增長態勢，增幅為2%。同時，發展中經濟體吸引FDI佔全球總額的比重升至54%，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資流入增長4%，成為全球外資流入最多的地區。
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FDI流入量增長近4%，達約1390億美元，繼續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貿發會議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表示，中國投資環境的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化，是中國保持對外資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報告預測，2019年全球FDI有望溫和復甦，預計增長10%，約達1.5萬億美元，但仍低於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完）
附報告全文：
聯合國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發布稿
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主編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
日內瓦萬國宮
2019年6月12日
一、全球投資趨勢和前景
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繼續下降，減少13%至1.3萬億美元。這是全球FDI連續第三年下降。主要是由於美國2017年底實施的稅改促使美國跨國企業在2018年前兩個季度將大量留存的海外收益匯回，導致發達國家中一些傳統外資流入大國的FDI流入出現負增長。此外，部分主要外資吸收國加強外資項目審查機制，將一些大型外資項目拒之門外，也減少了外資流入。
1.外資流入趨勢
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了了27%，降至2004年來最低。流入歐洲的投資減少了一半，不到200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資金匯回導致了幾個主要外資流入國出現凈流出。流入愛爾蘭和瑞士的FDI分別為- 660億美元以及– 870億美元。受脫歐進程影響，英國外資流入也大幅下降了36%。流入美國的外資也減少了9％，至2520億美元。這主要是由於跨境並購下降了三分之一。流入澳大利亞的FDI達到6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小幅增長，增長了2%。由於發展中經濟體外資流入的增長以及發達經濟體外資流入的大幅下降，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FDI的比重上升到54%，創歷史新高。
· 雖然非洲許多較大的外資接受國吸收外資水平下降，但流入該地區的FDI仍然增長了11%，達460億美元。這一增長得益於對資源的持續投資、投資的多樣化以及南非在持續幾年投資低迷後的復甦。
· 作為全球外資流入最多的地區，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資流入增長了4%，保持穩定。該區域公布的綠地投資項目的金額翻了一番，從2017年的停滯狀態強勁反彈，顯示了持續的投資活力。
·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外資下降了6%，未能保持2017年的增長勢頭，重回過去長期下滑的局面。該地區外資仍然比大宗商品繁榮時的峰值低27%。
流入轉型經濟體的FDI在2018年繼續呈下降趨勢，減少了28％至34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入俄羅斯的資金減少了49％。
在全球前20大外資流入目的地中，發展中及轉型經濟體仍佔一半。美國仍是最大的外資接受國，外資流入達2520億美元；其次是中國，為1390億美元。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分別排在第3和第4位。
2.對外投資趨勢
2018年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大幅下降了40%，為5580億美元。美國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迴流使美國對外投資出現負的凈流出，導致美國未能進入2018年全球20大對外投資經濟體名單。但歐洲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增長了11%，達到4180億美元。法國成為第三大投資來源國，2018年對外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
發展中經濟體對外投資下降了10%，降至4170億美元。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投資下降了3%，為4010億美元；中國對外投資連續第二年下降。拉美和加勒比的對外投資急劇下降。
3.進入模式
2018年下半年全球並購交易出現增長，緩沖了美國稅改導致的全球FDI的下降。全年跨境並購額增長了18％。這主要由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推動的。
2018年全球綠地投資出現反彈，同比增長41%，達9610億美元，但各地區很不均衡。製造業綠地投資扭轉了長期下滑趨勢，已宣布的項目金額同比增加了35%。大部分綠地投資發生在亞洲，但非洲的綠地投資也大幅增長了60%，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綠地投資急劇下降。
4.全球FDI前景
隨著美國稅改對美企海外收益回匯的影響逐漸減弱，預計2019年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將出現反彈。綠地投資對全球FDI趨勢有預示作用。2018年宣布的綠地項目同比增長了42%，表明跨國公司計劃在今後幾年擴大投資。
但受投資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地緣政治因素影響，2019年全球FDI的復甦將是溫和的，預計增長10%，約1.5萬億美元，仍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
自2008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趨勢呈現長期低迷的趨勢。主要原因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回報率下降、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呈現輕資產傾向以及全球投資政策環境惡化。
國際生產日益呈現輕資產特點，其持續擴張很大程度上是由無形資產以及非股權形式的國際生產方式驅動的。這體現在特許權使用費、許可費和服務貿易的增長明顯快於外國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的增長。2018年全球100強跨國公司的排名也證明工業跨國公司正在下滑，一些企業甚至掉出了榜單。
跨國公司是全球研發的主要投入者。全球100強跨國公司的研發支出佔全球企業研發的三分之一以上。科技、制葯和汽車企業是最大的研發投入者。發展中經濟體100強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與銷售額之比）明顯更低。跨國公司在研發領域的綠地投資相當可觀，且保持增長。過去五年，跨國公司共宣布了5300個海外研發項目，占綠地投資項目的6%以上，高於之前五年的4000個。45%的項目位於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大多數與研發有關的外資項目都是附加值相對較低的設計、開發和測試活動，而不是基礎研究。
國有跨國公司數量穩定，但國外收購放緩。全球有近1500家國有跨國公司，與2017年持平。歐洲跨國企業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多，另外45%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其中18%來自中國。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國有跨國公司佔16家。國有跨國公司的並購額佔全球的比例從2008 - 2013年年均超過10%逐漸下降至2018年的4%。
二、全球投資政策最新發展
1.外國投資限制和法規不斷增長
2018年，約55個國家和經濟體出台了至少112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政策措施。其中三分之二的措施致力於自由化、促進和便利新的投資。34%的措施對外資作出了新的限制或規定，這是自2003年以來的最高比例。它們主要反映了對關鍵基礎設施、核心技術和其他敏感商業資產的外國所有權在國家安全方面的關切。針對國家安全問題，發達國家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由於政府幹預，2018年許多超過5000萬美元的跨境並購均告失敗。至少有22筆交易因監管或政治原因被凍結或撤銷，為2017年的兩倍。出於國家安全考慮，9起被暫停，3起因反壟斷主管機構的關切而被撤銷，另外3起因其他監管原因被中止。此外，有7筆交易因東道國當局的批准延遲而被放棄。
2.各國在加強外商投資的審查機制
近年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查變得更加普遍。至少有24個國家(佔全球FDI總量的56%)建立了專門的外國投資審查機制。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最初是作為限制外國參與國防工業的一種手段。此後逐漸擴大到保護其他戰略性產業和關鍵基礎設施，現在則被用來保護被認為在新工業革命時代對國家競爭力至關重要的核心科技和技術。
從2011年以來，至少有11個國家引入了新的篩查機制，至少有41項對現有制度的修訂。大多數修訂通過增加接受審查的部門或活動、降低審查門檻或擴大外國投資的定義，擴大了審查的范圍。其他新的法規擴大了外國投資者的披露義務，延長了審查程序的法定時限，或對不遵守通知義務的行為引入了新的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
但總的看，吸引投資仍是國別投資政策的主流。大多數新的投資政策措施仍然朝著自由化和促進及便利投資的方向發展。許多國家取消或降低了各種行業外資准入限制。簡化或精簡外國投資行政程序的趨勢仍在繼續。此外，一些國家為特定行業或地區的投資提供了新的財政激勵措施。
3.國際投資政策制定依然活躍
2018年，簽署了40項新的國際投資協定，包括30個雙邊投資協定和10個有投資條款的其他協定。一些新的協定，包括主要投資國簽訂的大型區域性協定，納入了一些新的條款，將對全球國際投資協定體制產生深遠影響。同時，許多國家還在制定新的投資協定範本和指導原則，以此對未來雙邊及區域投資協定的談判和制訂施加影響。
與此同時，終止生效的國際投資協定數量繼續上升。2018年，至少有24項終止生效，其中20項是單方面的，4項是替代性的(通過新條約的生效)。截至2018年底，終止生效的國際投資協定總數達到309個(其中61%發生在2010年以後)。
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3317個國際投資協定，包括2932個雙邊投資條約和385個有投資條款的其他協定。其中生效的國際投資協定有2658個。
4.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持續增長
2018年，投資者根據國際投資協定提起了71起公開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與過去三年的水平基本持平。投資者國家爭端案件總數已達942起。幾乎所有爭端案件都是基於老一代投資條約。迄今為止，已有117個國家對一項或多項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作出回應。
2018年公布的仲裁裁決中，超過三分之二是基於管轄權或案情做出的有利於投資者的裁決。到2018年年底，602項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案件得到裁決。
三、中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
2018年，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吸收國，吸收外資逆勢上漲，全球排名第二。2018年中國吸收外資創歷史新高，達1390億美元，佔全球吸收外資總量的10%以上。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
中國投資環境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化。2018年，中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禁止和限制類產業不斷減少，服務業以及一些製造行業加大了對外資的開放，取消或放鬆了對外資持股的限制。同時，投資環境不斷優化、便利化。體現在外資流入上，是製造業吸收外資的快速增長和大型並購交易的增長。
中國外資流入有望繼續保持高水平。2019年年初，中國頒布了新的《外商投資法》，建立了外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並宣布了一系列投資便利化以及市場開放的措施，這些都有利於進一步吸引外資。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影響，外國投資者採取了多元化的投資策略，部分外資向東南亞和南亞轉移。但總體來看，流入中國的外資仍有望繼續保持高質量、高水平。
中國對外投資全球排名第二，未來有望保持在較高水平。2018年中國對外投資連續第二年減少至130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當前全球投資政策環境不穩定，保護主義抬頭，主要吸收外資國對外資准入的審查進一步加嚴，將一些大型的並購項目拒之門外。同時，中國加強了對外投資的有序管理，這是中國對外投資下降18%的主要原因。隨著中國企業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的客觀需要和「一帶一路」雙邊合作的推動，以及中國企業在加強出口導向型的對外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減輕貿易戰影響，中國的對外投資將保持在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