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為什麼西化失敗

A. 蘇聯為什麼會由強變弱

俄羅斯的興衰之鑒

「如果戰略錯了，那麼，將軍在戰場上的指揮才能，士兵的勇敢，輝煌的勝利，都將失去它們的作用！」馬漢談論戰爭的一句話，同樣適用於國家安全戰略的選擇。俄羅斯數百年跌宕起伏的國運，是觀察國家安全戰略選擇得失最好的標本。有人說，俄羅斯是一個不適應順境的民族，總是在經過不斷拼搏達至巔峰時陡然跌落；同時，俄羅斯又是一個勇於在

逆境中奮進的民族，總會在跌落後開始新一輪的拼謹冊搏和崛起。於是俄羅斯的歷史呈現出一條縮命式的螺旋軌跡。

走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國家安全戰略是「協調地發展和運用國力手段以達到國家安全目標的藝術和科學」。在一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選擇何種發展道路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借鑒西方經驗是俄羅斯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而不顧民族特性一味追隨西方又導致其陷入發展的困境。

俄國的強大始於彼得一世的歐化改革，形成於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初登皇位的彼得以其敏銳的眼光和罕見的魄力促使「野蠻的俄羅斯人採用西歐成果」，使俄羅斯從一個偏居一隅的窮國一躍成為歐洲強國。葉卡捷琳娜二世則推動俄羅斯在西方化道路上繼續前進，將法國的啟蒙思想引入俄羅斯，導致了俄羅斯自己的啟蒙運動。

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之所以能通過西化改革使俄羅斯走上強國之路，重要原因在於始終保持了俄羅斯的民族特色。俄羅斯每一次成功的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東方本體上的一次嫁接，其結果是在政治上進一步強化了其東方性。東方化往往成為西方化的條件，西方化則進一步鞏固了東方化。

在這方面，葉利欽總統早期「全面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戰略選擇給俄羅斯帶來的困境則是有力的反證。採取對美國搭車依附的戰略，一廂情願地向西方表露心跡；把「休克療法」作為經濟復興的選項；把單方面拋棄意識形態和嫁接西方的價值觀作為最佳安全模式；使俄羅斯陷入了政治經濟困境和文化價值取向上的迷惘。此後葉利欽在歐洲大西洋主義、斯拉夫主義和新歐亞主義的爭辯中忽左忽右，也使俄羅斯在國家安全和發展方向上缺乏了明確的目標。

普京總統的西方政策較為務實、靈活。出於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的考慮，他一度延續了葉利欽後期的外交政策，在反恐與戰略穩定等問題上向美國做出了重大妥協與讓步。但不同的是，普京的西方政策更多是「以退為進」的戰略考慮，追求的是國家利益、綜合國力與現實格局之間的一種平衡。因此，普京奉行的歐亞主義安全戰略中融入了大西洋主義和斯拉夫主義數晌宴的成分，並不時調整各種成分比重。這正是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得以崛起的關鍵所在。

根據國家實力拓展國家利益

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始終把實現大國地位作為其孜孜以求的長期戰略目標。歷代沙皇頻繁發動戰爭，不斷進行領土擴張，積極爭奪出海口。沙俄之所以能夠通過戰爭將領土擴張近10倍，原因之一就在於能夠根據國家實力的不斷提升，靈活及時地調整戰略目標。

伊凡四世盡管胸懷實現「第三羅馬帝國」的夢想，但根據俄國當時的實力，只能憑借地域性蠶食體制按照先東後西、先弱後強的順序不斷向鄰近地區擴張。他也曾試圖打通波羅的海出海口，但受制於有限的國力，並招致西歐強敵的一致抵抗，終於沒能實現。

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盡管國力有所提升，但每次發動戰爭總是盡可能避免兩線作戰，尤其避免兩線均對強敵作戰。面對北線的瑞典和南線的土耳其兩個強敵，彼得運用聯盟戰略先穩住相對較強的瑞典，集中力量對土作戰；隨後再以同樣方法對付瑞典。一旦他錯估形勢，便會遭到巨大失敗。

在蘇聯後期，決策者們對國際格局、本國國力及所處的發展階段缺乏清醒認識，造成了國家戰略的錯位。長期以來，把准備與資本主義暴力爭奪且戰而勝之作為最高戰略目標。過高的戰略目標與有限的戰略手段的矛盾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葉利欽在「親西方」外交陷入困境的情況下，無視俄羅斯實力已被嚴重削弱的事實，依然以世界大國自居，推行與西方對抗的外交方針。面對波黑沖突、北約東擴、北約入侵科索沃等嚴重侵害俄羅斯國家利益的行為，虛弱的國力只能使葉利欽強硬的態度一步步後退，逐漸暴露其底線，並最終陷入戰略被動的局面。

普京作為一個精明務實的漸進主義者，從現實國家利益出發，量力而行，在策略性讓步和妥協換取實際利益。俄羅斯不強調其大國地位，不等於不追求大國地位。普京要做的是恰當充分利用俄的地緣戰略優勢，以薯銀及能源和軍事工業等戰略性資源，使俄羅斯的大國雄心符合國家實力。換言之，就是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從而提升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最終實現其大國夢想。

處理好內部與外部安全的關系

國內革命徹底摧毀了沙俄帝國大廈，「八一九」事件則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導火索。這充分表明，決定一個國家、一種制度安全的決定性因素，是人民的選擇，是內部的穩定。僅關心外部安全，而忽視內部因素(經濟、人民富裕水平、社會民主化程度)，可能會破壞整個國家安全體系。

歷代沙皇都把對外進行領土擴張，爭取貿易通道和海外市場視為統治者的最高利益，但往往忽視國內民眾的基本生存權益，致使國內階級斗爭不斷深化。在沙俄軍事史上，國內爆發大規模武裝起義，每每使政府在國外進行的擴張戰爭陷入被動。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起義使葉卡捷琳娜二世發動的第一次對土戰爭陷於內外交困的處境，被迫降低條件與土耳其停戰言和。一戰時期，俄國蓬勃興起的革命運動，不僅促使沙皇軍隊在大戰中失敗，而且從根本上埋葬了沙皇制度本身。

蘇聯領導人也是把與西方陣營爭奪勢力范圍作為國家安全的主要方向，把主要精力用於國際而不是國內經濟建設，使蘇聯人民的生活陷於貧困當中，國內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苦心追求的國家安全不僅沒有得到保障，反而變得更加脆弱。長期忽視國內民族問題，致使分裂主義勢力急劇擴張。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講，「蘇聯不是被別人打垮的，是自己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了國家的衰落與解體。」

葉利欽時期，「休克療法」使俄羅斯國內經濟長期處於危機狀態，國家實力遭到嚴重削弱。由此衍生的國內政治矛盾激化、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和犯罪現象泛濫、武裝力量戰鬥力下降等問題，直接沖擊著政權的穩定。在車臣分裂勢力日益坐大時，俄政府卻一度採取姑息態度，默認了車臣的自主地位和分裂政權，致使車臣危機不斷升級，並直接導致了兩次車臣戰爭的爆發。

普京執政後，改變了將外交凌駕於內政之上的做法，踏踏實實地解決國內問題，特別是國內安全問題。通過打擊金融寡頭、控制戰略資源逐步恢復國內經濟秩序；建立垂直權力體系，加強對地方的領導；堅決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普京也絲毫沒有放鬆對外部威脅的警惕，依然將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保衛國家安全、追求大國地位的重要支柱。

平衡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

國家安全環境的改善從根本上來講是依靠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力和軍事力是綜合國力中的一對關鍵要素，二者對立統一。經濟力的提升需要加強國防以提供支撐和保護，軍事力量的加強又依靠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是提升國家綜合實力、保障國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沙俄崛起過程中，軍事力量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傳統延續並影響到了蘇聯時代。以軍事實力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思想，促使國民經濟高度軍事化，從總體上削弱了國家實力，損害了國家的穩定，降低了國家的安全水平，並最終成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與美國進行的軍備競賽進一步推動了蘇聯的國民經濟軍事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了頂峰，並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把保障國家安全建立在龐大的軍事工業基礎之上，片面發展軍工企業，導致蘇聯經濟結構嚴重畸形。高峰時期，國民生產總值近20％被用於軍事領域。有人曾形象地將軍備競賽稱為國民經濟的「吸血鬼」，顯然很有道理。

葉利欽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蘇聯解體之初，基於國家不存在大規模戰爭威脅的樂觀判斷，把大幅裁減軍隊員額，削減國防開支、合並有關軍兵種作為軍隊改革的主要內容。軍費嚴重短缺不僅影響和制約了俄軍改革進程，還導致戰備程度和作戰能力的嚴重下降。第一次車臣戰爭就是最好的例證。當然，國家經濟的嚴重滑坡是俄緊縮國防開支的原因之一，但過分削減軍事開支顯然不是解決經濟危機的良策。相反，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利益的有力手段。改變蘇聯時期嚴重畸形的經濟結構是一項長期任務，在無法迅速提升綜合國力的其他指標的情況下，軍事實力仍是俄羅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

正確運用聯盟戰略

俄羅斯一直將軍事聯盟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彼得一世藉助於同波蘭、丹麥和薩克森結成的北方同盟，取得了北方戰爭的勝利；葉卡捷琳娜二世通過建立俄普奧同盟、「塔爾果維茨同盟」，三次肢解了波蘭；亞歷山大一世則在英法瑞等歐洲大國間巧妙周旋，利用俄法同盟恢復元氣並取得了抗法戰爭的勝利。

受傳統的影響，蘇聯時期的集體安全思想具有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色彩，「在聯盟中占據主導地位、首先保障蘇聯的安全」成為聯盟戰略的出發點。在二戰前，蘇聯為建立「東方戰線」防禦帶，先行佔領波蘭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後將波羅的海三國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並佔領了芬蘭、羅馬尼亞的部分領土；同時蘇聯倡議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以便藉助英、法等國的力量來遏制德國法西斯的擴張。因英、法兩國試圖將禍水東引，對德實行綏靖政策，致使蘇聯的設想落空。蘇聯只好轉求自保，於1938年8月23日與德單獨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些做法不僅沒有換來和平的外部安全環境，反而在政治軍事及道義上都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冷戰時期，蘇聯一方面與美國進行全面對抗，大搞軍備競賽；另一方面以家長自居，粗暴干涉他國內政。這種過度追求蘇聯治下的集體安全的霸道行為，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對它充滿戒心和警惕，使它變得更加孤立。

蘇聯解體後，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成為國際社會動盪的主要根源，建立地區和全球安全機製成為俄羅斯的迫切需要。在擺脫了立國初期對獨聯體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之後，俄羅斯在安全領域加緊推進地區軍事一體化，構築以俄羅斯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系，以抗衡北約東擴和美國對該地區的滲透。與冷戰時期不同，獨聯體集體安全建立在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不幹涉內部事務、集體防禦等原則基礎上。但實力因素和安全需求決定了俄羅斯仍將擁有主導地位，在地區安全總是上起決定作用。

國家安全中的地緣因素

地理即命運。俄羅斯的安全始終與其獨特的地緣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到確保獨特的歐亞大國安全，地緣政治思想已滲透到俄羅斯國家政治、軍事、外並等各個領域。

控制和擴張領土，建立「緩沖地帶」和「勢力范圍」——這是俄羅斯民族傳統的安全模式。早期的俄羅斯地處東歐大平原，沒有任何保障安全的屏障，就像「沒有護欄的嬰兒車」，曾多次受到大國的侵略。於是消除不安全感就成了俄羅斯歷代統治者追求的目標，途徑是拚命向外擴張，最大限度地擴張疆域，把「嬰兒車」造得越大越好。

沙俄的東征西討、爭奪出海口，蘇聯的「東方戰線」、華約組織，俄聯邦的「近鄰政策」無不體現著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思想。在18世紀到整個20世紀的200年間，俄羅斯有128年在打仗，進行了36場對外戰爭和4場內戰。對領土擴張的過度追求，最終導致俄羅斯背上管理和發展這片遼闊土地的沉重負擔，成為軍事實力強大而國民經濟脆弱的「跛足巨人」。

戈爾巴夫看到了蘇聯存在的問題，但他認為在消除意識形態的分歧後，俄美兩國將會建立起沒有陰影的友誼。面對華約解散、蘇聯解體後極為不利的地緣戰略環境，葉利欽曾把維護國家安全的希望寄託在融入西方社會的外交政策上。北約東擴打破了俄羅斯浪漫的地緣政治幻想，新歐亞主義作為一支地緣政治流派異軍突起，影響著俄對外政策的走向。目前俄羅斯的客觀地緣政治需求，是「必須為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之一得到發展而提供有利條件」。據此，俄羅斯確立了以獨聯體為優先，以歐洲為重點，東西方並重的外交政策。把在地緣政治、經濟、安全、文化、歷史傳統與俄有著不可分割聯系的獨聯體視為穩定周邊，視為抗衡北約東擴、重新樹立世界大國地位的重要依託；把建立穩定的獨立國家聯合組織，使其在經濟和政治上實現一體化，並且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占據應有的地位，作為俄對獨聯體國家安全政策的戰略目標。

李抒音

http://news.sina.com.cn/o/2006-07-22/09079535930s.shtml

B. 俄羅斯已經全盤西化了，但為什麼還是沒有融入西方社會

俄羅斯要想加入西方， 伏低做小，也不想如願，是由以下四個原因決定的。

俄羅斯歷史上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大家看世界歷史，沙皇俄國從一小塊地方開始擴張，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領土的貪婪超過俄羅斯，經歷幾個世紀的擴張，終於成為現在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

這一點歷史，放在哪個國家的眼裡，能放心得下？

俄羅斯做為前蘇聯的主要繼承者，和西方國家對抗了半個多世紀，現在西方國家的這一代領導階層，一直延續仇視俄羅斯，在思想上也根本接受不了俄羅斯，消弱分解俄羅斯，還是西方國家的戰略目標。

從1922年蘇聯建國起，就定下國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逐漸和西方社會形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都很霸氣，讓西方國家疲於應對。

這也讓西方國家印象深刻，一時半會兒是忘不了的。

在西方國家的各種手段下，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但是一直採取對蘇聯繼承國俄羅斯窮追猛打的策略，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不給俄羅斯翻身的機會，所以也不會接受俄羅斯融入西方社會。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長期滲透和圍困之下，受經濟問題困擾的蘇聯解體了。蘇聯解體的主要功臣就是葉利欽，他是蘇聯的一個親美的公知，以為走上資本主義就可以得到西方的認可，但現實狠狠打了葉利欽的臉。

事實證明他們真的想多了，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且不說是否走資本主義路線根本就不是西方國家接納與否的唯一參考，比如今天的美國和君主制的沙特依然打得火熱。就算俄羅斯真的走上了西方國家想要的資本主義路線，西方國家也不會來者不拒，比如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德國和日本就曾遭受到反法西斯同盟的無情吊打。

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它需要一個假想敵的角色，所以不管俄羅斯如何努力，這樣的宿命都難以扭轉。

綜上所述，不管俄羅斯怎麼伏低做小，也不會融入西方。

C. 俄羅斯為何與西方國家不和

俄羅斯曾經想融入西方，一夜之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核潛艇封存、彈道導彈拆毀……西方怎麼回應的呢？北約東擴到鵝毛家門口，支持車臣反政府武裝，拒絕俄加入WTO……

問題在於俄羅斯太大了，人家明白無誤的說了，游泳池裡放不下大象洗澡，除非鵝毛繼續分裂，可擴張成性的俄羅斯不肯啊，車臣戰爭打了兩次，最終車臣留在俄聯邦內。

此外地域上，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俄認為自己屬於歐洲，可是歐洲的邊線包含遠東地區嗎？宗教上，俄信奉的東正教屬於基督教的分支，傳統的歐洲國家心理上認為自己是正宗的基督教，上帝的子民，一直排斥俄羅斯。歸宿感一直是鵝毛糾結的問題。

冷戰時代，相同社會制度的中蘇聯盟，最後走向分裂，甚至戰爭。冷戰結束，社會制度的差別，在國際交往中地位更低了。還是英國人的利益至上佔主流，即使歐盟內部，至今無法一個聲音說話。

因為向西走失敗，俄羅斯只能轉向東方。共同的地緣利益，促使北極熊和兔子抱團取暖。俄羅斯的工業品基本被西方國家封堵，冷戰結束後，俄傳統的軍工市場也瓦解，軍工企業開工不足，甚至揭不開鍋；一直被西方制裁的兔子，面對胎毒勢力，急於更新武器，兩國一拍即合。
高水平的軍售意味著准同盟關系，兩國共同受到美麗賤的戰略壓力，作為大國，誰也不肯屈服美帝腳下，相互走進是很自然的事

D. 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為什麼失敗

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失敗原因
（1）商品購買實行貨幣加購物票制度，流動性過剩，存在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雖然這種壓力是隱性的。國內需求同供給存在結構性差異，這種差異在由於出售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而形成的強大購買力的作用下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長期的貨品短缺與貨幣過剩，在市場經濟開放的短時間爆發出來，必然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在嚴重的通貨膨脹下必然投機盛行、生產遭到破壞，無法生產出足夠商品來彌補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缺口，勢必造成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更嚴重的投機、生產停滯，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2）國內證券市場發展不夠成熟，老百姓沒有形成證券化收益理念，追求短期現金收入的結果是大量拋售手中的國企私有化證券，造成國企私有化證券價格的暴跌，從而造成國有企業的賤賣。前蘇聯的證券市場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不論是從證券市場的立法、金融工具的品種、市場發展程度的角度來看，其發展狀況都不成熟。
（3）由於國有資產私有化造成的大規模的產權交易使得國內貨幣需求激增，迫使央行發行大量的貨幣，使得盧布大幅貶值，而突然放開匯率管制和國內的通貨膨脹使得市場紛紛拋售盧布購買美元，進一步促使了盧布的貶值。由費雪方程式MV=PT可知，當產權交易規模激增時，大量的資產進入流通領域，T急劇變大，在貨幣流通速度V不變的情況下，要保證物價水平P不大幅下降，央行就必須發行貨幣使M增大。而產權交易不像商品和勞務交易具有穩定性，其交易量會在短時間內大幅減少，從而使得央行發行貨幣使M增大後T又減少，結果是物價水平P大幅上升，造成嚴重通貨膨脹。而由於匯率管制突然放開，在國內存在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市場紛紛拋售盧布追逐外幣，迫使盧布大幅貶值，國內的高通脹加上盧布的大幅貶值使得市場上形成恐慌性拋售盧布的浪潮，導致惡性循環。
通過以上對俄羅斯私有化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以下幾個基本因素：國內是否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證券市場的發展程度；國內供需是否存在結構性矛盾；國內貨幣是否存在超發的現象；匯率的波動和國家對匯率的干涉

E. 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怎麼被歐洲排斥

●在俄羅斯的社會發展進程中，「西化」成為歷史長河的主流。可以說，「西化」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
●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並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從古至今，西方人始終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
●在蔑視俄羅斯文明的同時，西方又對俄羅斯「坐大」懷有強烈的恐懼。這種復雜的情感導致了西方對俄羅斯政策的搖擺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想把俄羅斯作為「小兄弟」納入自己的體系，但更多的則是對俄羅斯的排斥與遏制

7月18日，《環球時報》刊登了鄭羽先生的文章《俄羅斯能融入西方嗎》，文章從俄羅斯國際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國家安全基本理念的角度論證了俄羅斯不會徹底融入西方的觀點。筆者十分贊同鄭羽先生的意見，但同時認為，與現實的戰略因素相比，傳統的歷史文化因素在更深的層面和更長的歷史時段上制約著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互動，盡管融入西方是俄羅斯長期的歷史追求，但斯拉夫文明的特性以及西方文明對斯拉夫文明的「歧視」，決定了俄羅斯不可能徹底融入西方。
融入西方：俄羅斯長期的歷史追求
從出現國家的那一天起，俄羅斯大致經過了基輔羅斯、韃靼人統治下的羅斯、莫斯科公國、沙皇俄國、蘇維埃俄國和當代俄羅斯六個歷史階段。其間，俄羅斯經歷了五次主要的社會文化轉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韃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以及當代俄羅斯對社會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說，「西化」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
俄羅斯19世紀的哲學家、西歐派的代表人物恰達耶夫曾說，「我們從來不曾屬於東方。東方有東方的歷史，其歷史與我們的歷史毫無共同之處」。他甚至坦言：「俄羅斯會因與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會因西方遷就地同意將我們納入其行列而感到驕傲。」對西方的強烈嚮往使西歐派對本土文化持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強調俄羅斯只有放棄東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著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前進，才能實現社會進步。
在俄羅斯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程度的「西化」成為歷史長河的主流。古羅斯在與拜占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淺。基輔羅斯經「羅斯受洗」而皈依東正教，從而間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擺脫蒙古人的統治後，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推動下「西化」強國。19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在軍事上戰勝了拿破崙，而後者卻成為思想和制度上的贏家。20世紀末，推崇「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的戈爾巴喬夫再次表現出了對西方的渴望，葉利欽則一度把俄國政治思想中從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普京上台後，也多次強調斯拉夫文明與歐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羅斯的歷史選擇。普京的助手亞斯特任布斯甚至宣稱，「俄羅斯哲學界和政治界理解的歐亞主義，沒有給俄羅斯帶來任何好處。只有選擇歐洲道路，俄羅斯才能盡快進入正常生活國家和社會的圈子。」
歐洲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
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並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從古至今，西方人始終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
對不同文明的態度首先取決於對不同文明的界定。西方人認為：「歐洲的個性是在中世紀時以基督教的形式確定的……東歐的宗教後來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羅馬傳過去的，從此，西歐與東歐的發展方向就不同了。」塞繆爾·亨廷頓把歐洲文明的界線限定在「基督教的范圍結束、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范圍開始的地方」，不僅將其視為「歐洲文化的邊界」，還視為「冷戰後歐洲和西方政治經濟的邊界」。
西方人認為俄羅斯文明與歐洲文明有著明顯差異。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中談道，「俄國位於歐洲的邊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沖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亨廷頓強調，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歷過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歷史現象，「西方文明八個特徵之中的七個———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制機構、個人主義—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歷無緣」，「俄羅斯文明是基輔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和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這些影響造成一種社會和文化，它們與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共同之處。」
由於「在20世紀之前，歐洲對俄國的影響比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大得多」，因而西方人在俄羅斯人面前有了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就連俄羅斯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個醜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來，彼得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國開創了現代化和西方化，但另一方面又鞏固了專制體制、強化了俄羅斯的「亞洲特性」。西方還認為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乃至蘇聯領導人都遵循著彼得的模式，在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俄國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同時加強獨裁權力。《歐洲的沒落》一書的作者霍洛勃恩·哈傑甚至稱「西方與俄國的文化差異並沒有因『俄國的西化』而消除。」
冷戰後俄羅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沒有贏得西方的信任。撒切爾夫人在剛剛出版的新著《國家戰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中強調，「盡管許多年後俄可能最終成為一個穩定、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它由地理、種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決定的，既屬歐洲又屬亞洲、既屬東方也屬西方的特性不會改變，俄羅斯決不可能完全成為西方國家。」
歐洲「恐俄症」與遏制俄羅斯
西方人對俄國的歧視並沒有阻礙俄羅斯登上歐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並且驚人地迅速取得顯著地位。這使西方人對俄國的認識更增添了復雜因素：在蔑視俄羅斯文明的同時，他們又對俄羅斯「做大」懷有強烈的恐懼。這種復雜的情感導致了西方對俄羅斯政策的搖擺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想把俄羅斯作為「小兄弟」納入自己的體系，但更多的則是對俄羅斯的排斥與遏制。
在西方人眼裡，對俄羅斯崛起的擔心與恐懼首先表現在對俄羅斯擴張野心的誇大，似乎俄羅斯是歐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這種恐懼導致了西方人對俄羅斯歷史的誤讀、對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先入之見。一些西方人甚至說，「我們只能把俄國人的過去看作是一條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亂七八糟的掛毯，在它的圖案中，成功與失利、勝利與慘敗、佔領者的盛日與流血割地的痛楚，錯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事實使俄國人不會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質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認為沖突是家常便飯，秩序是不穩定的」。
西方對斯拉夫文明的歧視和對俄羅斯崛起的恐懼決定了他們遏制俄羅斯的必然政策。用基辛格的話講，「俄羅斯是一支龐大可怕的力量———神聖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須以合作或對抗來加以遏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英國聯合其他西方強國，竭力限制俄羅斯勢力的膨脹。1871年法國革命後，亞歷山大二世取得了1877—1878年對土耳其戰爭的勝利，但是《聖斯特法諾條約》所取得的戰果再次遭到西方列強外交家的巧取豪奪。一戰結束之後，西歐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但俄羅斯（蘇聯）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喘息，外國軍隊的干涉、在外國鼓動下的少數民族獨立使蘇聯始終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二戰前，納粹德國在歐洲勢力的膨脹不僅沒有引起英法等國的警醒，反而使後者得意於終於可以借他人之手削弱俄羅斯於無形，因而無論是慕尼黑陰謀，還是拖延建立中歐集體安全體系，都成為西方「禍水東引」的組成部分。二戰後，西方對蘇聯的恐懼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喬治·凱南強調「不能靠零零星星的舉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長期政策對蘇聯予以有效反擊」。於是，就有了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有了「艾森豪威爾主義」，有了冷戰的爆發。
直到今天，西方也沒有放鬆對俄羅斯的擔憂，基辛格建議美國要警惕俄羅斯這一「式微中的帝國企圖在周邊鄰國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布熱津斯基宣揚應促進一個「民族和民主的俄羅斯」的出現，以消除其對西方的「威脅」。而其必要條件是：第一，俄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蘇聯范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政治和安全關系不表示異議」，無權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體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外」。
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並沒有放棄遏制俄羅斯的政策。無論如何粉飾，北約東擴的重要目標就是防範俄羅斯的崛起。就是在進入所謂「後冷戰時代」的今天，俄羅斯也沒有完全獲得西方的信任。與支持俄羅斯的經濟復興相比，西方更關心的是拔除俄羅斯的「利齒」，在今年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西方不惜大慷其慨，拿出200億美元要俄銷毀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
總之，盡管「融入西方」是俄羅斯主觀上強烈嚮往的歷史夙願，但俄羅斯文明的特質和西方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只能使俄羅斯處於一種「東西兩難」的尷尬境地，「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

F. 「回歸歐洲」：俄羅斯有幾道難過的關

一、普京為俄羅斯定位
四年前普京剛剛上任不久，一次在回答記者提問「我們要不要為俄羅斯重新尋找一條 特殊的道路」時，普京堅定地回答說：「什麼都不需要尋找，一切都已經找到。……俄 羅斯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但我們是西歐文化的一部分。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價值。 無論我們的人在哪裡生活，無論是在遠東，還是在南方，我們都是歐洲人。」普京特別 強調：「我們將積極保持在我們的地理和精神存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把我們從那裡排 擠出來，我們將尋找盟友來強化自己。否則怎麼辦?這是必需的。」(註： )
後來普京又多次明確表示，俄羅斯「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我們始終是歐洲人」 ，「我們的理念是歐洲的」，「從地理、文化和經濟統一的觀點來說，俄羅斯與以往一 樣是歐洲的一員。」尤其是在2002年1月出訪之前，普京在接受波蘭記者采訪時又一次 明確表示，就地理角度而言，俄羅斯是個歐亞國家，「但從文明角度而言，俄羅斯是一 個擁有歐洲文明的國家」。他就此認為，界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的屬性， 文明是首要因素。「盡管俄羅斯東西部之間物質生活水平不盡相同，但俄羅斯人民是同 一文化下的人民。從這種意義上講，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因為它具有歐洲特徵，這 是毫無疑問的。」(註：夏亮：「普京和西方說理」，載《環球時報》2002年1月21日。 )2002年普京在國情咨文中再次強調：「我們的重點絕對是歐洲。」年底的一次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有52%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最終應該加入歐盟。俄羅斯這種加速「回歸 歐洲」，形成統一「大歐洲」的願望在「9·11」之後，隨著2003年4月波蘭、匈牙利、 捷克等10個中東歐國家簽約，並於2004年5月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國後而日趨強烈。
二、伊拉克戰爭為俄羅斯提供機遇
「9·11」事件發生後，俄羅斯與歐洲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伊拉克戰爭的爆發更加推 動了這一進程。這一進程顯示了以下幾個特點：
1.合作領域不斷擴大
俄羅斯在與美國密切合作的同時，把擴大發展與歐洲的關系作為主要戰略目標，與德 、法、英之間的關系迅速升溫，與義大利的關系進一步加強，尤其是與法國的關系有了 明顯改善。面對北約和歐盟的快速東擴，俄羅斯一反激烈對抗的態度，採取了積極合作 的姿態，從而在許多場合占據了主動。
在俄羅斯的積極倡導下，2003年5月底，歐盟和俄羅斯首腦在聖彼得堡首次聚會，討論 了建立歐洲共同經濟區和創建所謂「無裂痕」的大歐洲問題。在這次會上，雙方還簽署 了一個《聯合聲明》，提出為了提高雙邊合作的有效性，決定將現有的雙邊「合作委員 會」改建為俄歐「常設夥伴關系委員會」。
另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在2003年11月份普京在義大利羅馬會晤了歐盟現任輪值主席 國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和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雙方領導人簽署了一個《聯合聲明 》和關於在科技領域如何促進歐洲刑警組織與俄羅斯警方合作的重要協議，決定致力於 實現在經濟、安全和文化等領域內的「全球戰略」。普京在會晤後表示，歐盟與俄羅斯 將加強「戰略性夥伴關系」，以實現歐洲大陸的穩定、安全和繁榮。普京特別強調，歐 盟與俄羅斯必須在各個層次上進行「實質性的、靈活性的、有效的對話」，以解決一些 妨礙雙邊合作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繼續加強合作。(註：《解放 日報》2003年11月8日。)
顯而易見，俄羅斯對目前回歸歐洲的速度和現狀是不滿意的。但這並沒有妨礙俄歐之 間進一步加強發展經濟往來，擴大合作領域。近年來雙邊的貿易額逐步擴大，歐盟對俄 的投資不斷增加，俄對歐的能源出口也日愈增多。除此以外，俄羅斯與歐洲合作還表現 在軍事層面：高層互訪頻繁，聯合軍事演習大幅度增加，軍事技術合作加強。(註：200 2年9月25日，俄與北約軍隊在莫斯科以東的一個軍事基地舉行了為期3天的聯合軍事演 習，俄、北約及歐洲—大西洋夥伴關系委員會的30多個國家的1200多名軍人和觀察員參 加了演習；2003年6月，俄羅斯首次派軍艦參加了北約代號為「波羅的海行動——2003 」的海軍聯合演習；7月，俄還第一次派兵參加了北約在烏克蘭境內舉行的「和平盾牌 —2003」多國軍事演習；8月，俄在遠東地區和太平洋海域舉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據 報道，2004年，俄羅斯和北約軍隊還將舉行21次戰術聯合演習，其中在俄羅斯境內8次 ，在北約國家境內13次。如此頻繁的軍事演習，自蘇聯解體以來還是第一次。)
2.「20國機制」逐步完善
「20國機制」的建立標志著俄羅斯與北約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02年5月的羅 馬峰會取代了1997年成立的俄羅斯—北約常設聯合理事會，該機制的建立使俄羅斯和北 約在打擊恐怖主義、防止核擴散、軍備控制、處理地區危機、海上救護以及參加國際維 和行動等9個領域均可以平等的身份進行合作。伊拉克戰爭剛剛開打不久，普京就任命 了經驗豐富、威望較高的大將銜高層專家康·托茨基為常駐北約代表，足見俄羅斯對加 強與北約關系的重視程度。俄羅斯的目的是，通過改善與北約的關系，提升自己在國際 舞台，尤其是在歐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力圖首先通過靠近北約來達到吸引歐洲國家 對俄的經濟援助，早日實現回歸歐洲的夢想。
3.歐盟態度積極、主動
普羅迪在與普京會晤時明確表示，歐盟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洲其他國家加強合作愈 顯重要。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正在逐步對整個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產生影響。因此普羅迪在 解釋歐盟2002年底提交的題為《塑造一個新歐洲》的工作報告時表示：「一體化是新領 域，是司法和內政、共同物價和安全政策、防務合作和基本政治價值等關鍵問題。這些 問題涉及國家主權的核心，需要比80年代、90年代更高的政治協調。」(註：參閱邵進 ：「從中東看歐盟東擴的前途」，載《世界形勢研究》2003年10月15日。)
歐盟要與美國競爭和抗衡，強化司法、安全等領域，沒有俄羅斯的支持與合作終究是 難圓的夢。無論是從地緣、政治、經濟還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僅中東歐國家，而且 西歐國家也都同俄羅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歐盟要順利實現東擴，繞不開俄羅斯的利 益。因此只有在同俄進行戰略合作，雙方都做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雙贏的目 的。歐洲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穩定的俄羅斯。
4.法國與俄羅斯的關系得到改善
法國與俄羅斯在車臣問題上一直齟齬不斷。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里，很長時間沒能理 順同希拉克的關系，因車臣問題兩國爭吵得相當激烈。直到後來普京在日本與希拉克會 見過後，兩國關系才有所改善。但在2002年初普京和希拉克又發生了一場面對面的「論 戰」，使兩國關系罩上了一層陰影。美國執意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為兩國改善關系提供了 機遇，戰爭初期，法、德、俄三國並沒有聯合意向，直到法國威脅要使用否決權。先是 三國外長發表了聯合聲明，然後三國元首又聚會彼得堡，進一步協調了立場。雖然三國 投了對美國的贊成票，但發出的信號才是更加重要的，即今後在其他重大國際問題上， 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仍將共同磋商，協調立場。從此，法國與俄羅斯的關系有了一個巨大的進展，有學者樂觀地把它概括為「巴黎—柏林—莫斯科軸心」，法國將起核心作 用。(註：參閱郭京花：「獨立務實的法國外交」，載《世界形勢研究》2003年7月9日 。)
三、俄羅斯回歸歐洲的幾道難關
歐盟和俄羅斯的積極合作絕不表明俄羅斯已經得到歐洲的認同，而是恰恰相反，有幾 道難關：
1.難關之一：難以屈人之下
首先，「回歸歐洲」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除了涵蓋西方化的內容外，還包括在國際 行為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區重大問題上以西方集團的利益為重點，與歐洲國家保持統一 ，至少是沒有原則性的分歧。如果在這一意義上用「回歸歐洲」的概念來衡量，俄羅斯 不僅現在沒有回歸歐洲或者西方，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做到「回歸」。
俄羅斯所追求的「回歸」，主要是指地緣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歐洲定位。自從出現 國家的那一天起，俄羅斯大致經過了基輔羅斯、韃靼人統治下的羅斯、莫斯科公國、沙 皇俄國、蘇維埃俄國和當代俄羅斯六個歷史階段。其間，俄羅斯經歷了五次主要的社會 文化轉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韃靼文化的鍥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傳 入以及當代俄羅斯對社會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說「西化」一直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 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註：馮玉軍：「西方威嚇排斥俄羅 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從俄羅斯獨立後十幾年來所經歷的變化看，俄羅斯政府在政治和經濟制度轉軌的基本 取向上是一直以西化為目標的，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特別是作為這種關系標志的俄 美關系卻一直處於動盪狀態，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處於僵化的狀態。因 此，決定俄羅斯是否能夠成為西方的一員，關鍵因素並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 態是否西方化，也不是東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異。最主要的問題是，俄羅斯根本 就不願意放棄在國際政治權力體系中大國的自我定位，不願意屈人之下。
其次要解決的是俄羅斯自古以來長期形成的安全觀。俄羅斯民族國家在長期對外交往 的歷史中，形成了一個較為獨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國的國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在 周邊地區是否存在著安全緩沖地帶或對該國友好的國家群。美國一位歷史學家在談到這 一思想的來源時曾經認為：「既然莫斯科國沒有防禦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夠得到合理的安 全，既然莫斯科國同它的鄰國有不能和解的緊張狀態，那麼，它在為政治生存而斗爭的 少數選擇中，就選定了在它和它的敵人之間保持盡量大的距離。」為了尋求安全，「莫 斯科國向南擴張，伸張到捷斯納河和上頓涅茨新月形一帶，結果在伊凡三世統治結束時 ，莫斯科國的版圖伸展到具有戰略意義的草原，使它比較容易地防禦來自克里米亞的攻 擊。」(註：[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三聯書店，1978年8月，第 232頁。)從那時起，尋找天然疆界以抵禦外部進襲的安全理念，就成為歷代沙皇瘋狂對 外領土擴張的重要動機之一。這種安全理念在近現代民族國家基本形成，國家疆界基本 固定的條件下，進一步衍化為在鄰國扶植對本國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帶的思想。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認為蘇俄政權面臨的安全形勢「最主要特徵是 孤立無援」，指望喚起和推動世界革命以確保本國安全。斯大林執政時，蘇德簽訂互不 侵犯條約，蘇聯趁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之機，迅速出兵波蘭，然後又相繼出兵羅 馬尼亞、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建立了圍繞整個西部邊界的安全帶。根據這一安全理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先後在東歐建立了共產黨情報局和華沙條約組織以對抗 西方。
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歐安組織的框架下，由俄羅斯和北約共同維 護中東歐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使該地區成為屏障和緩沖帶。因而，在2002年5月14日建 立俄羅斯—北約「20國機制」的會議上，俄外長仍然表示反對北約東擴。俄羅斯仍將北 約視為潛在的安全威脅，也是這種思想的反映。此外，在對等裁軍和核安全觀念上，俄 羅斯與歐洲國家的差別也很大。
2.難關之二：歐洲不認同俄羅斯
俄羅斯人始終難以理解的是，自從戈爾巴喬夫主動拉開「鐵幕」以來，至今已經過去 十幾個年頭，為什麼歐洲的大門不但沒有朝烏拉爾的方向打開，反而偏向了安卡拉。
對於普京總統提出的俄羅斯加入歐盟的問題，歐委會主席普羅迪的回答常常是含含糊 糊的，要麼說「對於我們來說你們太龐大了」，或者是直接了當地加以拒絕。在一次記 者招待會上他毫不客氣地說：「認為自己是歐洲人的人很多，如亞美尼亞或者紐西蘭， 但這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進歐盟的理由。」(註：，俄羅斯《新時代》雜 志2002年12月29日，第16頁。)由此可見，俄羅斯國家的大小並非是被排斥在歐盟之外 的正當理由。那麼問題出在哪裡?
歐洲人不但根本就沒有把俄羅斯劃入西方文明之列(盡管俄羅斯主動結束了冷戰並不斷 加快西化的速度)，而且還認為俄羅斯的所謂回歸根本是不可能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 夫人在不久前剛剛出版的新作《國家戰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中就徹底否定了這種可 能。她認為：「盡管許多年後俄可能最終成為一個穩定、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 它由地理、種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決定的，既屬歐洲又屬亞洲、既屬東方也屬西方 的特性決不會改變，俄羅斯決不可能完全成為西方國家。」(註：轉引自馮玉軍：《西 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這位鐵娘子的話反映了歐洲人 的心理。
俄羅斯不為西方所認同的主要原因應該從歷史和文化的根源上尋找，主要有三個因素 ：
第一，歐洲自古以來就有排斥俄羅斯的情結。對不同文明的認同與否首先取決於對不 同文明的界定。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雖然同意「俄羅斯人是歐洲的一個民族」 的說法，然而他對俄羅斯文化的歐洲定位卻持反對意見。他認為：「俄國位於歐洲的邊 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沖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 經歷完全不同於其它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註：[美]斯塔 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頁。)塞繆爾·亨廷頓則是毫不客氣地把俄羅斯排斥在西方文 明的門檻之外。他認為，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歷過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歷史現象，「西 方文明八個特徵之中的七個——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制機 構、個人主義——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歷無緣」，他據此斷定：「俄羅斯文明是基輔 羅斯和莫斯科公國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及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註：[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年3月，第184頁。)這些影響造成一種社會和文化，它們與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共 同之處。(註：[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三聯書店，1978年8月， 第4頁。)
可見，西方人不僅僅對俄羅斯文化持否定態度，從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 而且從古至今在骨子裡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顯然，地理因素和文化、歷史發 展的不同是西方排斥俄羅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歐洲在文化上有超過俄羅斯的優越感。在18世紀以前，歐洲無論是在經濟上還 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俄羅斯先進得多，歐洲對俄羅斯的影響也遠比俄羅斯對歐洲的 影響大得多。因而歐洲人在俄羅斯人面前一直有著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俄羅斯的所謂「 西化」也被歐洲人視為是一個「怪胎」。在西方人看來，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國 開創了現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鞏固了專制體制、強化了俄羅斯的「亞洲特性 」。不僅如此，西方人還認為，無論是葉卡捷琳娜二世還是亞歷山大二世，乃至蘇聯的 歷代領導人遵循的都是彼得一世的模式：在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俄國西方化和現代化的 同時，也在加強自己的獨裁權力。《歐洲的沒落》一書的作者霍洛伯恩·哈傑甚至認為 「西方與俄國的文化差異並沒有因『俄國的西化』而消除。」(註：參閱馮玉軍：「西 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這種差異隨著俄羅斯向西方的不斷靠近能否最終消除，現在還是未知數。從蘇聯解體 十幾年以來俄羅斯發展的情況來看，也許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第三，歐洲人對俄羅斯在心理上存有恐懼感。對俄羅斯崛起的擔心與恐懼首先表現於 對俄羅斯擴張野心的誇大，似乎俄羅斯不折不扣地就是歐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這種心理偏向源於西方人對俄羅斯歷史的恐懼。的確，且不談沙皇俄國侵略擴張的歷 史老賬，僅僅翻開20世紀的世界史，俄羅斯幾乎與周邊所有的近鄰都打過仗，盡管有幾 次是被動的。
從俄羅斯的鄰國由西向東算起：俄羅斯與芬蘭發生過2次戰爭；1940年蘇聯紅軍佔領了 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托維亞；和波蘭的第一次沖突發生在1920年，但那時蘇聯紅軍並 沒有佔領波蘭。20年過後，蘇聯和第三帝國一起瓜分了它的領土；後來德國重復了1914 年的歷史，成為蘇聯的近鄰，然後又轉變成敵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羅斯和當時 的奧匈帝國以及土耳其都打過仗；和捷克之間雖然沒有發生過戰爭，但在1968年蘇聯卻 派兵佔領了這個國家，並更換了它的黨政領導人；1941年斯洛伐克加入了納粹聯盟並向 蘇聯宣戰；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和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保加利亞都打過仗，盡管 蘇聯和保加利亞對陣時沒有放過一槍。
再往東看，蘇聯和伊朗之間並沒有開過戰，但是與英國一起曾經在1914年佔領過它； 與下一個鄰國阿富汗似乎並未打過仗，但在1979年到1988年期間蘇聯在其領土上採取過 不少軍事行動；中國在1901年「義和團」短暫的起義期間曾與沙皇俄國打過仗；1929年 蘇聯和中國在遠東鐵路問題上又發生沖突。40年之後的1969年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再 次大動干戈；蘇聯和朝鮮之間倒是從未有過齟齬，僅僅是在1950—1953年間在它的領土 上與美國人打過一仗；和日本之間則是沖突不斷；1904—1905年的俄日戰爭，1938年在 哈桑湖上再次交手，1939年在哈拉哈河開仗；1945年在滿洲里又一次打仗；……。總之 ，俄羅斯與鄰國幾乎都是不打不成交。在20世紀的對外戰爭中俄蘇共損失了950多萬人 。(註：資料來源：[俄]《事實與論據報》2002年6月，第26期。)
由於這些歷史原因，一些西方人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只能把俄國人的過去看作是一 條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亂七八糟的掛毯，在它的圖案中，成功與失敗、勝利與慘敗、 佔領者的勝利與流血割地的痛楚，錯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事實使俄國人不會相信世 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質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認為沖突是家常便飯，秩序是不穩定的。」 (註：轉引自馮玉軍：「西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西方對俄羅斯的恐懼在二戰後達到頂點，喬治·凱南強調「不能靠零零星星的舉措而 只能靠睿智的長期政策對蘇聯予以有效反擊。」(註：轉引自馮玉軍：「西方為何排斥 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所謂「杜魯門 主義」，乃至冷戰的爆發，可以說，都是懼怕俄羅斯的產物。由此西方得出的結論是： 對俄羅斯必須採取遏制的政策。
西方對斯拉夫文明的歧視和對俄羅斯崛起的恐懼感，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採取遏制政策 來對待俄羅斯。基辛格絲毫沒有掩飾這種情感：「俄羅斯是一支龐大可怕的力量——神 聖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須以合作或對抗來加以遏制。」即使是在冷戰結束， 蘇聯解體之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這種擔憂也沒有消失。基辛格甚至建議美國要警惕 俄羅斯這一「式微中的帝國企圖在周邊國家鄰國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布熱津斯基則 大肆宣揚應當促進一個「民族和民主的俄羅斯」的出現，以消除對西方的「威脅」。而 其必要和公開的條件是：第一，俄羅斯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也就是接 受在前蘇聯范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 政治和安全關系不表示異議」，無權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體的歐洲民主國家排除在 外。」(註：轉引自馮玉軍：「西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
既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對俄羅斯的這種擔心仍然難以消除。不久前丹麥一位研究 俄羅斯問題的學者坦陳說：「冷戰時我們非常擔心蘇聯人，因為他們有華約，丹麥與蘇 聯只有一海之隔。冷戰結束了，我們還是擔心俄羅斯，因為俄羅斯的軍力全球第二。今 後俄羅斯走向何方，我們心中沒底。」一位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說得更加直截了當：「 讓我們完全相信俄羅斯人恐怕還需要時間。」(註：南北：「歐俄互相不滿意」，載《 環球時報》2004年2月27日。)
3.難關之三：俄羅斯文化自身的矛盾性
俄羅斯社會發展的這種矛盾性早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明顯地表露出來。彼得一世的改革 既是俄羅斯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同時也是分化最嚴重的時期。 開頭只是表現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後來逐步擴大到社會生活的其它領域並成為俄羅斯 社會發展的鮮明特點。俄國作家弗羅洛夫斯基曾經這樣描述道：「打從一個金屬的騎士 催馬沖向涅瓦河邊的芬蘭花崗石上那個不尋常的時刻起，俄羅斯就分化成兩半了，國家 的命運也分化成兩半。俄羅斯一直充滿了痛苦和悲傷。俄羅斯就像這匹烈馬，在黑暗中 空提起兩只前腿，兩只後蹄卻緊緊地抓住了花崗石的地基。」(註：)有一位學 者把這種欲行又止的俄羅斯解讀為矛盾的兩難抉擇。因為它既想學習西方，同時更想征 服西方，超越西方。
這種矛盾性通過它的雙頭鷹國徽也可以表現出來——顧左右不知所以。如果說，俄羅 斯的雙頭鷹國徽表示的是俄羅斯雄居歐亞大陸的地理特徵，或者是表示俄羅斯同時兼顧 東方和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戰略的話，那麼，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把雙頭鷹解讀為左顧右 盼不知所以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因為「在俄羅斯的歷史過程中有十分明顯的區別於西 歐各國歷史過程並使人想起偉大的東方專制制度的特點」，(註：[俄]德拉奇：「俄國 的文化學理論」，載《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7年第12期。)所以，俄羅斯幾 百年來一直「彷彿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搖擺」不定，同時兼容了國家制度和無政府主義— —專制政治和自由性、殘忍和善良、尋神和咄咄逼人的無神論這一「高度兩極化的民族 」(註：[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1995年8月，第198頁。)特點， 使世界歷史的兩大主流——東方和西方在俄國發生沖撞和互動，由此派生出來的俄羅斯 文化產生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從而具有了既不是純歐洲的，但也不是亞洲的，而 是結合了兩個世界的俄羅斯文化，是「巨大的東方—西方」。(註：[俄]德拉奇：「俄 國的文化學理論」，載《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7年第12期。)十年前俄羅斯 發生文明和文化的失落，除了國家解體等其他原因以外，俄羅斯文化的這種矛盾性也是 其中的原因之一。歐亞主義其實也是俄羅斯文化矛盾性的一種反映。
綜上所述，盡管回歸西方是俄羅斯主觀上強烈嚮往的夙願，但俄羅斯文明的特質和西 方文化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只能使俄羅斯處於一種「東西兩難」的境地，東方和西方這 兩種因素在俄羅斯的精神中還將長久相互角力。因此，回歸歐洲對於俄羅斯而言，將是 一條十分漫長的道路，也許永遠只是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