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相當於中國什麼職位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相當於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持有建議權，可直接向總統匯報國際局勢，以及對某一地區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意見可以影響總統最後拍板。
行政級別超過內閣部長，相當於聯邦副總理。
帕特魯舍夫目前是俄國家安全秘書，也是普京特別信得過的人。
② 俄羅斯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和拉夫羅夫哪個職位高
拉夫羅夫。佩斯科夫只是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拉夫羅夫是俄外交部部長。
③ 1974年，朝陽群眾抓捕克格勃立大功，蘇聯方面多年不知是咋暴露的
前幾日，著名鋼琴家李某違法被朝陽群眾舉報後，「朝陽群眾」這個特殊的組織再次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在近幾年的 娛樂 圈新聞、法制新聞中，「朝陽群眾」的存在感可是相當不低。
有人盤點了朝陽群眾曾經舉報過的違法犯罪的明星，竟達十幾人之多， 其中不乏如寧財神一樣廣為人知的著名編劇。可見朝陽群眾在面對違法犯罪時絕對是「一視同仁」，通通舉報沒商量。
在見慣了「朝陽群眾」的神秘與強大後，甚至有網友調侃稱「朝陽群眾」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P.S，其 他四大王牌分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蘇聯克格勃，以色列摩薩德，英國軍情六處。
少為人知的是，朝陽群眾還曾經與其他王牌情報組織之一「交手」過——1 974年，朝陽群眾協助警方抓捕住了蘇聯克格勃的間諜。
1974年1月15日晚，一輛牌照為「使01-0044」的白色伏爾加牌轎車悄悄駛出了蘇聯駐華大使館，在夜色的掩護下向北京的東北郊駛去，最終在西壩河橋附近一處較為陰暗的地方停了下來。
不久後，橋車上下來了兩個人，他們似乎提了什麼東西，向著西壩河橋下走去。兩人離開後，這輛伏爾加轎車也快速離去了。
能夠乘坐使館專車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使館的工作人員。令人疑惑的是， 蘇聯使館的工作人員為什麼在很晚的時候去到北京比較偏僻的地方，而不是好好在使館內休息呢？
答案很快便揭曉：過了一會兒，西壩河橋另一面出現了另外兩人，他們簡單寒暄了幾句之後，便交換了各自的物品—— 來者將自己所帶的口罩交給了使館工作人員，使館工作人員將自己手上的深色旅行包遞給了對方。
看幾人溝通之順暢，交換物品之迅速，顯然不是第一次見面溝通了。但這次略微有些不一樣：就在他們即將離開的時候，紅色的信號彈躥上了天空， 三百名早就埋伏好的警察和朝陽區群眾沖了過來，將這四人繩之以法。
直到被抓捕，蘇聯使館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這次接頭如何被泄露了消息。
很快，中方緊急召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將五名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使館人員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予以驅逐出境。
人民日報在五天後便報道了整個事件， 1月23日，《人民日報》再發文報道《蘇修間諜落網記》。 作為我國的黨報代表，全世界矚目的中國官方態度，中國相當於揭下了蘇聯的遮羞布。
據說，此事令當時的克格勃頭目安德羅波夫惱火異常，他認為此事讓克格勃丟盡了臉。
然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間諜如何敗露對於蘇聯方面來說都是一個謎。 中方心中當然清清楚楚，這次特大間諜案破獲的關鍵，就是間諜本人——李洪樞。
對於李洪樞的出身有著不同的說法。有媒體報道稱，他原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解放後家庭成分被劃分為地主；他因此而不甘心，於1967年非法越境進入蘇聯。
根據李洪樞自己的說法， 他是黑龍江雙鴨山人，當年偷渡是為了「探親」——他的兄嫂於早幾年的時候偷渡邊境，跑到了蘇聯生活。
早年偷渡到蘇聯生活的兄嫂成為了李洪樞叛國的理由：他說， 是因為自己的親人在蘇修手中，他才不得不為蘇聯諜報機關效力的，否則他親人的安全將無法得到保證。 這種說法真實性已經無法考證。
「偷渡」對於如今的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遙遠的詞彙，我們一般所見的是其他國家的人通過邊境想要偷渡到我國。 但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從中蘇邊境偷渡到蘇聯不是一件罕見的事情。
但是無論何時，「偷渡」都是妥妥的犯罪行為，一旦發現肯定要承擔法律責任。在中蘇關系已經惡化的20世紀70年代，偷渡到蘇聯的人都會按叛國投敵論處。
當時的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到什麼程度了呢？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組織了上萬人的遊行隊伍，輪番到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前示威。
說是「示威」，實際上無異於攻擊——遊行隊伍拿著磚頭、墨水瓶等硬物砸向大使館，導致主樓和兩側宿舍樓一至三層的窗戶幾乎全部碎掉了，某些地方四層的窗戶也碎掉了。
而當中方大使館試圖緩和關系，邀請蘇聯外交部有關人員於1971年2月9日到使館觀看京劇《智取威虎山》的時候， 蘇聯《消息報》很快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智取威虎山》。
顯然，作為蘇共官報，《消息報》的態度代表了蘇聯官方的態度。因此，我方大使館經請示取消了電影招待會，並嚴正指責蘇聯的行為影響了兩國關系正常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偷渡到蘇聯的人被判定為「叛國」是不冤枉的。
而這些偷渡客中，的確有很多出賣了自己的祖國—— 最開始的偷渡客提供給了蘇聯方面一些情報，包括地方黨組織結構、人員名單、駐軍情況等。 這讓蘇聯情報部門意識到了其中隱藏的機會。
因此，蘇聯開始將偷渡客劃分類別，從而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第一類是幾乎不能給蘇聯提供任何情報，本身也沒有價值的人，他們會被遣送回國。
第二類是一些中俄混血兒，或者地方黨政幹部，蘇聯允許他們定居境內。
第三類是一些比較聰明，有特殊身份或掌握一些特別技術的人，這些人經過情報部門的考察和培訓後，會成為間諜派回中國國內。
李洪樞就屬於最後一類。專案組成員劉復之的回憶錄中寫明了他受到重視的原因—— 李洪樞是吉林大學化學系畢業生。
據李洪樞自己的供詞所說，他於1967年4月偷渡到蘇聯，1970年便被送去莫斯科，接受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機關的特務訓練， 並於1972年6月接受派遣任務從新疆額爾齊斯河口越境潛回國內。
看這已經堪稱成熟的培訓流程，偷渡回國的口岸選擇，可想而知李洪樞雖然是這批被培訓的偷渡者中最出名的一個，但絕不是唯一一個。
這一點，當時我國的公安部門也看得清清楚楚 。因此，在李洪樞偷偷潛回國內後二十幾天，我國安全機關已經秘密逮捕了他。
當年叛逃出國，在蘇聯接受了好幾年訓練的李洪樞，在思想上已經非常抗拒自己的祖國了。
因此，當我國安全機關試圖逆向利用他的時候，李洪樞表現出了極端的不配合——他始終沉默著，不聽任何人的勸告，也不配合任何行動。 中途，他甚至偷偷逃跑過一次。
之前被捕的時候因為事發突然，李洪樞沒有來得及向自己的上峰通報。而這次逃跑的時候，李洪樞借機給蘇聯大使館打了一個電話。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蘇聯大使館沒有將他的求救當回事兒—— 也許是因為時間緊迫，他沒有講清楚；更可能的是，蘇聯方面原本就不缺這一顆「棋子」。
很快，在一片高粱地中，李洪樞被再次捕獲。仍然不配合的他甚至沒有在一開始就交代自己曾經給蘇聯大使館打過求救電話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經引起了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注意—— 周總理親自指揮此案， 並成立了以解放軍少將李震為組長的專案組，組員包括時任北京市市委書記、北京衛戍區司令、北京市公安局正負局長等。
可見，當時中國在反間諜上絕對是下了苦功夫。
李洪樞本人倒不至於這么重要，畢竟他剛剛偷渡回國內，還沒來得及給蘇聯方面傳什麼有價值的情報。
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突破口： 證明蘇聯在不斷向中國派遣間諜，也是中國撕開蘇聯在中情報組織的豁口。
可惜，這個「豁口」在二次被捕，明知道逃掉的希望已經非常渺茫的時候，依然保持著他的沉默，展現出不配合的態度。
這也難怪，畢竟一方面他接受了蘇聯多年的洗腦， 另一方面他也擔憂自己的安全和前路：誰會相信一個投敵叛國的人呢？
專案組為了撬開他的嘴，讓他能夠反過來為我們所用耗盡了心思。最終，決定採取軟化的政策。
成員們吃住都同李洪樞在一起，就連辦案的時候都不避著他； 中央還特別交代，誰都不需對李洪樞懷有敵意，當著他的面說話不可以吞吞吐吐，不可以造成新的隔閡。
專案組成員們身體力行，努力將李洪樞當作自己真正的「同志」。他們一起吃喝，甚至一起打撲克、一起聊天。
李洪樞的心思也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發生著變化。 他開始不用敵對的眼光看大家，不時時刻刻擺出一副防禦的姿態，可以跟大家一起開玩笑，甚至一起玩了。
有一段時間，李洪樞的糾結是非常明顯的。他有的時候會和大家一起笑，有的時候卻坐在角落裡心事重重的樣子；有的時候跟大家一起吃喝，有的時候卻會絕食，什麼都不幹。
任誰都看得出來，李洪樞已經有所改變，正在和被蘇聯洗腦的自己作斗爭。專案組成員們將這一可喜的變化匯報給了周總理，總理批復道： 「對李洪樞繼續採取感化政策。」
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李洪樞原本就是中國人，在感受到來自同胞的溫暖後，他轉變了， 同意作為 「雙面間諜」 ，為中方所用。
專案組也進行了下一步：麻痹蘇聯情報組織。他們請示總理，先讓李洪樞放出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給蘇聯情報組織，以迷惑對方。
例如，在國防部長換任的時候，提前三天告訴李洪樞誰即將繼任國防部長一職 ，三天後這個消息才會見報。
盡管只提前了三天， 但是這個情報證明了李洪樞可以窺見中央高層的任命，會讓蘇聯方面感受到李洪樞的價值。
有些情報則是故作神秘，例如東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一個土包，有可能是軍事工事等等。還有一些真真假假的部隊調動，既保持李洪樞的價值，真假參半又能夠迷惑蘇聯軍方。
很快，李洪樞接到了新的任務，要求他在黑龍江甘南縣與蘇聯情報人員碰面。這是他們一早就確認好地接頭點，但是距離北京太遠了。
專案組成員們也十分糾結——太遠了，行動不便，而且也怕李洪樞在路上跑掉。 思前想後，他們最終還是決定冒險一試：幾名專家陪同李洪樞一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到達了甘南縣。
大家的努力沒有白費，李洪樞沒有逃走，還在這兒接到了最新指令： 1974年1月15日晚八點半，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等待接頭。接頭人將給他最新的電台、密碼、手槍和活動經費。
專案組們努力了近兩年時間，不斷感化李洪樞，「放長線釣大魚」，終於有了收獲。他們高興地將最新情況報告給了總理，總理也說： 「可以破案了！」
在警方力量不夠的情況下， 朝陽群眾自覺組織起來，幫助盯梢，排查周邊可疑人員，以及服從專案組成員安排提前撤離西壩河一帶。
就連附近居民家的狗也被餵了酒饅頭，醉倒後被塞到了床底下。 在實施抓捕的時候，群眾們主動成為了候補力量，幫助警方捉拿犯罪嫌疑人。
那天，蘇聯方面聯絡人按照原計劃出發。為了保證隱蔽，他們做了許多准備。
乘坐在那輛使館專車中的一共有五個人，分別是蘇聯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謝苗諾夫夫婦和武官處翻譯科洛索夫。
其中，負責下車與李洪樞接頭的只有謝苗諾夫和科洛索夫兩個人，其他三個人都是他們的掩護。 為了在中途停車的時候不易被發現，他們還改裝了 汽車 的尾燈，使之在踩剎車的時候不會發亮。
夜晚九點十分左右，兩位駐華使館秘書躲進了橋洞里；約過了二十五分鍾後，李洪樞和另一名同夥前來接頭。
幾個人簡單對了暗號後，李洪樞便給出了准備好的線索——用密封塑料底封在了白口罩內部，謝苗諾夫則給出了裝著新電台、經費的旅行包。
就在此時，我公安機關同民兵、群眾一起一擁而上，將幾人順利抓獲。證據也沒有被錯過—— 謝苗諾夫為了脫罪，將白口罩扔進了附近的河溝里，但是被朝陽群眾們撈了起來。
這只寫了中國重要情報的白口罩，以及手提包里的電台聯絡頻率時間表，蘇聯特務機關的「指示信」，在中國秘密建立反革命組織的綱領等成為了最好的證據，幾人在進行特務活動而不是什麼其他的「朋友會面」的事實板上釘釘。
而這一切不僅被參與行動的人看在了眼裡，也被到來的攝像機記錄了下來。
恰在此時，那輛小轎車在兜了一圈後回來了，它是來接謝苗諾夫和科洛索夫回使館的。
於是，車上的三名協助從事間諜活動的人也一起被抓捕歸案。這天晚上車上的五個人，便是後來被驅逐出中國的五名蘇聯外交人員。
此案破獲後，總理十分高興，說道： 「你們立了一大功，李洪樞也立了一大功。」
因此，為了讓他安定地生活下去， 李洪樞改名換姓，成為了北京的一名普通公民，被分配到北京一個工廠工作，娶妻生女。 他人生中傳奇的部分就此謝幕。
對於蘇聯和中國來說，間諜抓捕歸案、驅逐出境只是開始。接下來，中蘇之間還有一場「仗」要打—— 一場輿論宣傳仗。
中方詳盡的長篇通訊引起了國際 社會 的轟動，蘇聯名望一時之間大跌。盡管各國都免不了存在間諜活動， 但這樣被赤裸裸地揭露出來，其他國家就算是出於維護自己「正義」形象的需要也要譴責蘇聯。
一向與蘇聯水火不容的西方報刊全文轉載了這篇通訊，並將其中的細節專門拿出來津津樂道，甚至有報刊評價稱這是 「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的中國現實版」。
中國這次間諜案也使得很多國家引以為戒，開始尋找並驅逐國境內的蘇聯間諜。
為了進一步進行反諜宣傳，公安部專門舉行了《打擊蘇修間諜展覽》，一些國家領導人、外國兄弟黨負責人都曾經前來參觀過。
1977年，國內還以李洪樞一案為原型，拍攝了許多部反國際間諜的影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叫做《熊跡》。
這些影片無不揭露了克格勃特工的活動，受到了國內外觀眾的一致歡迎。
蘇聯方面不甘示弱，曾經策劃過一起「間諜案」誣陷中方大使館成員。這名不幸的外交人員名叫關恆廣。
當時，中國已經預計到了蘇聯可能會抓一名我方外交官，於是緊急通知駐蘇大使館做好相關應急准備，大使館也通知了所有工作人員一律不出門，全部在家休息。
然而還是有一人被抓住了，此人就是關恆廣。在蘇聯大肆調查下， 終於找到了這名已經在回國探親途中的中國外交官，當時他乘坐的火車已經到了西伯利亞境內。
克格勃立刻派出特工用飛機追趕關恆之所在的火車，准備用他來「交差」和反誣陷中國。
1974年1月19日，中國抓獲蘇聯間諜四天後，在已經接近中蘇邊境的蘇聯伊爾庫茨克市，蘇聯特工終於登上了關恆廣所在的火車，並徑直奔向了他所在的車廂。
剛好，關恆廣身邊的座位上沒有人。於是，克格勃的計劃上演了：
無辜的關恆廣當即被克格勃特工抓了起來，用直升機押送回莫斯科。緊接著，蘇聯效仿中國的做法，以 「企圖向蘇聯女公民索取軍事性質情報」 的罪名將關恆廣宣布為 「不受蘇方歡迎的人」 ，被限期離開莫斯科。
當然，關恆廣回到國內後受到了熱烈歡迎，被帶上了大紅花，也被告知： 「你受委屈了！」
蘇聯方面的「反擊」沒有到此為止。時隔四十年後，俄羅斯《絕密報》在2014年12月披露了當年的另一個內幕： 蘇共中央秘書處也曾決定 「用從特殊渠道獲得的一些材料製作稱影視片，揭露中國情報機構特工的活動。」
安德羅波夫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惜，正如《絕密報》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些間諜材料中幾乎不含任何細節，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空穴來風的宣傳品。
因此，他想要像中國的反諜宣傳片一樣為大眾所知、甚至向全世界播放，基本都是一個空想。
甚至，安德羅波夫還曾經設想這種影視作品可以 「降低中國情報部門反蘇的偵察、破壞活動的規模」 ，還可以在國際 社會 上 「營造對我們（蘇聯）有益的 社會 輿論氛圍」。
顯然，粗製濫造的影片和真實的故事是不一樣的，安德羅波夫所設想的一切都不可能成真。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克格勃出品的第一部反映「中國間諜」的作品《郭秀山的供狀》在蘇聯國內收獲最多的評論是： 「無聊之作！」
在中蘇關系緊張的情況下，這種宣傳與反宣傳活動更多出於政治目的。好在這場鬧劇最終也迎來了結局： 勃列日涅夫執政晚期意識到了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做出了許多彌合中蘇關系的努力。
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在大勢面前也沒有堅持自己的個人立場，而是主張「改善中蘇關系」。因而，這場間諜宣傳戰就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