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高监禁率是什么意思

1. 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怎样对待日军俘虏的

被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士兵不断被送到泰缅铁路的工地上，用自己的生命修建“死亡铁路”。日本工程师认为在崎岖的山区中修建铁路至少要五年，但是日军疯狂驱使6万多盟军战俘以及30多万劳工进行高强度工作，强行18个月修建完成。

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对日本极端仇恨，认为日本在未来会再次武装崛起，对亚太人民造成威胁，应该用最严厉的方式制裁日本。结果澳大利亚审判的日军战犯最多，但是更多犯下罪行的日军战犯在美国以及日本政府的庇护下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2. 澳洲为什么被称为罪犯建立起来的国家

传奇澳洲：16万罪犯建立的国家，此地之前因被嫌弃而抛弃
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经济也算得上比较发达。近年来，更是以留学或者是购房问题在中国炒的热度很高。很多人对于呆呆的考拉和蹦蹦跳跳的袋鼠更是异常喜爱，甚至到了澳大利亚之后会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踪迹。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紧密的国家，似乎大家的关注度过多的停驻在现在，很少有人去关注澳大利亚的过去和历史。

很多人说，澳大利亚这样的新生国家有什么历史值得我们去关注呢？难道它还能比得上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先进吗？当然澳大利亚的文化是没有办法和我们相提并论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身为国际人就不得不了解一些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人必备的生活常识。其实澳大利亚是在1768年才被人发现的，也就是说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澳大利亚才正式成为了世界主流的一份子。
然而，自从十五世纪以来，全世界几乎都沉浸在开辟新航路的狂热之中，为了找到一个通向东方的道路，人们揭开了全新的一页。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最初目的虽然是想要寻找到一个遍地黄金的东方国家，但是最终却差一点毁灭了他们心心念念的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中国的失败也不仅仅是因为殖民者的入侵，自己的不上进还是主要的沦亡原因之一。

一个没有上进心的国家而且已经踏上了衰败之路的国家，最终的命运肯定是会被灭亡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人的到来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
话说回来，自从人们发现了澳大利亚之后，这块土地就陆陆续续迎来了很多的造访者。但是，虽然将来这里会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率先占领这里的却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人。因为荷兰人的造访，打破了澳大利亚的平静，但是他们也同样对这个地方给出了自己的考察结果——土地贫瘠，没有什么占有的必要。或许是荷兰人调查的过程太过草率，或许是他们的技术比较落后，还没有深入到资源丰富的地区，总之荷兰人最终放弃了这片大陆。
而且，在西方人造访之前，澳大利亚始终是处在一片蛮荒之中的。几乎没有什么正式的先进的文明出现。欧洲人的到来又是那么的匆忙，自然也没有对这里做出任何的改变。在那个全世界都风风火火，千帆竞技的时代，这样没有价值的大陆也的确不值得一个强大的而又急于寻找财富的国家为之驻足。

当然在荷兰人放弃了这片大陆之后，英国人慢慢到达了这里。因为英国虽然是起步比较晚的一个西方国家，但是他的实力却绝对不容小觑，所以很快英国人就将目光聚集到了澳大利亚。或许是发现的人不同，在英国人的眼中，澳大利亚是一块发展潜力巨大的大陆，非常值得开发。发现人库克船长甚至还亲自写下了翔实的开发方案。
于是英国决定将本国的罪犯们集中起来，流放到澳大利亚去，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建设。因为北美彼时已经独立，英国罪犯没有了去向，数量与日俱增，新出口的出现直接解决了英国政府一个心头之患。
在当局的支持下，他们决定开发澳大利亚。因为用罪犯来建设一个地区，不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比较划算的。而且这样一来，国内的治安也的确可以稳定不少。虽然那些参加谋划澳大利亚开发计划的官员们并没有料到后来澳大利亚会如此的令人惊叹，如此的富庶，但是他们已经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1787年开始，英国就开始往澳大利亚输送罪犯。这一次的航行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船上的人们已经对大陆非常的向往。本来计划这些人是要前去开辟新大陆的，应该可以减轻本国的压力，说不定还可以为国家带来一部分的额外收入。
但是先期的建设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为罪犯大多数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对于建设可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必须要工匠的帮助和指挥他们才能够有效的建设。而彼时的英国只好捏着鼻子为这里输送物资和工匠，保证这里的假设进程，后来的澳大利亚基本上就是这样被艰难建设出来的。
1788年1月18日，菲利普船长率领战舰押解700多名犯人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之后在1788年的11月26日，英国流放到澳的第一批犯人抵悉尼湾，自此，英开始在澳建立殖民地，以至于最终这一天被定为澳大利亚国庆日。

之后的80年间，共有16万英国犯人被流放到此，澳洲被戏称为囚犯创造的国家。如今的澳洲生活富余，大家都有所了解，这也是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一切.

3. 澳大利亚历史介绍

4. 澳大利亚犯罪率高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后代吗

我们先从“流放罪犯”的渊源说起。
这种惩罚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兴盛于18、19世纪的英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囚犯，被大英帝国政府以流放的形式“送出国旅行”。
被流放到未知的他乡，看似极其残酷，但对于本来必死无疑的死刑犯而言，这已经算是英国王室赏赐的一种极大恩典。
虽然不少犯人因为船上条件恶劣，得病死于航海途中，葬身大海。
那么，英国人最初都把犯人流放到哪里？

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这100多年间，北美殖民地一直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罪犯到了北美后，主要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在鸟不生蛋、人烟稀少的区域的大农场上工作。
从事劳动力密集产业棉花种植的罪犯，则更甚。
自1776年美国独立后，农场主们开始大量减少引入英国罪犯作为奴隶，因为他们发现来自非洲的黑兄弟在价钱上更便宜。
北美的生意不好做之后，英国曾一度停止了流放计划。
由于18世纪的英国正进行工业革命，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满为患，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高居不下。
不久之后，英国本土监狱人满为患，内部治安管理混乱，不列颠政府也颇为头痛。
为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英国政府修紧法律，《血腥法典》（Bloody Code）应运而生，其中对犯罪的定义大幅调整，并把多项罪名的处罚改为死刑。

这时，英国着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建议，不如把罪犯送到新发现的澳洲大陆上从事垦荒工作，让这块“处女地”迅速发展起来，以便为大英帝国服务。
于是，为了彰显大英帝国的“慈悲”，大批死刑犯被赶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航船，哪怕他们本来所犯的罪行并不深。
经过了这十多年的计划部署和事前准备，英国政府终于在1787年开始把第一批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
早期抵达澳洲的罪犯相当自由，除了类似上下班时间的开垦时段必须到位外，基本再无约束，甚至还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澳洲的商品经济，也因为这批人的到来而逐渐发展起来。
混得好的罪犯，在澳洲的日子甚至比英国的工人过得还要逍遥自在。

因此，很多罪犯选择定居在澳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在完成一定年限的开垦工作后可以减刑假释，拥有重新选择工作的权利，甚至还能拿到政府分配的一块安居地。
有奖励就有惩罚。表现不好的犯人会被送到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亚瑟港，入狱监禁。
这么看来，澳洲人的祖先是犯人的观点，似乎是有史可依的？
不，这依然是有色眼镜下的偏见。
1822年，英国出台法例，鼓励国民自愿移居澳洲，并给予一定的金钱资助（至少500英镑）和土地补贴。
1840年后，随着罪犯数量的减少和可控，英国开始减少向澳洲输送犯人；到1868年，流放计划已完全停止，87年间英国总共向澳洲输送了约16万犯人。

光是19世纪的自由移民数量就突破100万，已远超当初流放犯人的总数。
那么，大概只有低于10%的澳大利亚人是罪犯的后代。
大英帝国流放犯人到北美的历史有一百六十年，流放到澳大利亚则有八十多年。
要说罪犯后代，美加的罪犯后代也比澳大利亚要多才对。
澳洲人都是罪犯后代的观念，是赤裸裸的成见。

当年随着罪犯们一同来到这片遥远的南方大陆的还有因政治运动而被流放的人士，也正是在他们的斗争下，地球上曾经最不自由、不平等的土地之一成为了一直存续到今天的现代民主国家。

那么，历史上有哪些我们应该知晓的澳大利亚民主进程的先驱者呢？

由蒙纳士大学托尼·摩尔（Tony Moore）领导的一项名为“犯罪政治项目”（Conviction Politics project）的研究就着眼于当年的罪犯和澳大利亚民主进程间的联系，将目光聚焦为澳大利亚民主铺下基石的两个人群：政治犯和为权益奋斗的普通罪犯。

“宪章派的民主”

在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政治犯中，有一名叫做托马斯·穆尔（Thomas Muir）的男子，他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律师，也是一名渴望推行民主改革的苏格兰激进分子。1793年，他因煽动叛乱被判刑，并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14年。

来到澳大利亚后，他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殖民地初具雏形的法律体系中为了自由辩护。他辩称，被流放的苏格兰人到了澳大利亚仍受监禁是非法的。他主张，既然这些人受到的惩罚只是流放，那么只要他们不回到英国本土，他们就应该享有英国人的自由权利。“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摩尔博士说。

然而他的主张却并未得到当时英国政府的支持，伦敦方面认为这将对罪犯流放输送系统构成打击。

尽管穆尔最终大胆谋划逃离殖民地，但在他的演讲和宣传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在英国，他就普选和工人阶级包容性的激进提案催生了一场被称为“宪章主义（Chartism）”的政治改革运动。

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宪章派成为了英国政坛中的一种新的激进观点。

宪章派的《宪章》：

所有男人都有投票权（普选权）
投票应以无记名方式进行
议会选举每年举行，而不是每五年举行一次
选区应该大小相等
议员应该得到报酬
成为议员的财产要求应被取消

虽然所谓《宪章》六点计划的核心是和平运动，但往往最终以暴力收场。

“澳大利亚经常被称为宪章派的民主国家，因为到1856年及其后的十年，宪章派主张的六个要点中的许多已经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实现了，” 摩尔博士说。

"这是因为[英国]宪章派的领军人物们在1839至1848年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威廉·库法因（William Cuffay）就是这些宪章主义者当中的一员，他被指控策划起义而被流放澳大利亚，之后成了澳大利亚首批工会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他所主导的最有影响力的运动是反对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摩尔博士说该法案将“自由劳动力”束缚在了雇主身上，限制了他们的权利。

根据该法案，未经允许而离职的雇员会被当局追捕。

在被赦免的几十年后，库法继续为罪犯们的民主权力而斗争。

19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开始赋予男性普选权。

威廉·库法因可能曾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宪章主义者。

爱尔兰革命家的脚步

除了宪章主义者，澳大利亚罪犯殖民地中也曾有爱尔兰激进分子的身影。

凯文·奥多尔蒂（Kevin O’Doherty）是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他于1848年因煽动叛乱而被流放。在来到范迪门斯地（Van Dimen’s Land，塔斯马尼亚的旧称）后，他为一本名为《爱尔兰重罪犯》（Irish Felon）杂志的出版作出了贡献。

“这本杂志触及到了殖民的各种问题，包括批评早于他们生活的年代很多的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不公正待遇，” 摩尔博士说。

奥多尔蒂在被保释后移居昆士兰，并最终成为昆士兰的首位卫生部长，引领了多项卫生医疗改革。

另一位爱尔兰革命家威廉·史密斯·奥布莱恩（William Smith O’Brien）则成了停止英国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的关键人物。

他曾被单独监禁在塔斯马尼亚海岸玛丽亚岛上戒备森严的监狱，摩尔博士将他形容为“纳尔逊·曼德拉一样的人物”。

他从牢房中一步步成长为反流放运动的领军人物。这场运动呼吁英国终止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

“运动获得工人阶级和商户的支持，他们希望范迪门斯地从种植园奴役制转向更现代、更公平的经济环境，” 摩尔博士说。

奥布莱恩还曾写过一本书，草拟出理想的民主宪法，与宪章派的议程相呼应。

“在全球呼吁释放奥布莱恩的运动下，他所主张的理念终于被合法化，并从19世纪50年代起开始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逐渐颁布，” 摩尔博士说。

“但是爱尔兰直到20世纪才实现他的主张。”

从爱尔兰叛乱，到昆士兰早期议会，凯文·奥多尔蒂一直保持着他对革命的热情。

普通罪犯的抗争之路

其他许多罪犯是因贫穷所迫而走上犯罪道路，之后被流放澳大利亚的。在那个年代，小偷小摸也是足以构成被流放到世界另一头的重罪。

面对无偿劳动、食物短缺和严苛惩罚，许多来到澳大利亚的男男女女刚一抵境就走上了政治抗争的道路。集体行动就是他们斗争的手段。

据劳动力历史学家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估计，当时至少有40万人次的罪犯因表达异议而受审，这是一股令人震惊的反抗浪潮。

“一般来说，一个罪犯被送上法庭上超过六次，”他说。

"这些案件绝大多数与工作相关的异议有关。"

集体潜逃、罢工和拒绝工作司空见惯。

“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通过偷船彻底逃离殖民地，但更多的人则是搬到了其他地方，只想找份工作，逃离束缚，赚取工资。”

“民主不是由个人的经历建立的——而是建立在要求更多话语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之上的。”

如今，人们正以21世纪的手段来对这些罪犯集体行动予以重新审视。

作为“犯罪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塔斯马尼亚州所有详细的罪犯记录都已数字化。
不平等之恨

到了19世纪末，由于其迅速形成的民主制度和进步的社会政策，澳大利亚被称为世界社会实验室。

摩尔博士说这一事实却鲜为人知。

“从宪章派要求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实现了民主宪法，这远远领先于英国，”他说。

“但是我们甚至不庆祝或理解这一点。”

"在澳大利亚，争取平等的运动始于19世纪中期，因为罪犯从一开始就憎恨不平等。"

在殖民地获得负责任的政府后不久，所有[流放的]英国人就有了选票，议员也有了工资。

澳大利亚人今天享有的许多自由和制度可以追溯到那些经常被遗忘的罪犯们的抵抗和努力，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激进人士，而有的是在来到这里后才变得激进的。

“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地球上最不自由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变成了一片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土地，” 摩尔博士说。

“澳大利亚不仅是世界遥远的一角。”

"如果我们脱离世界历史，那意味着澳大利亚人没有公正地看待自己。"

然而，摩尔博士说，“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从未结束”，并指出了殖民地时期原住民的困境。

“殖民者对原住民实施的殖民化、剥夺、监禁和不断侵权是澳大利亚民主进程的一大障碍，”他说。

"缔结条约和将原住民参与纳入联邦和州宪法仍然是澳大利亚去殖民化和民主尚未完成的事业。"

"这也是今天人们积极斗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