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澳大利亚是什么战略关系

⑴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4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在海南省博鳌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双方一致同意构建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总理年度定期会晤机制。

2013年4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同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举行会谈，双方正式启动两国总理年度定期会晤机制，确定建立外交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等机制。在经贸领域，加强双边金融货币合作，开展人民币与澳元直接交易。

中国外交方式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中国一贯主张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而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异同为标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许多国际性组织成员国。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

⑵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总的来讲，中澳关系还是基本稳定的，相对于历史而言，中澳关系总体态势良好。

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陆克文是个中国通，而胡主席私交也不错，他的儿子还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表示，将制定一个为期五十年的中澳战略。

相关介绍：

澳大利亚（Australia），全称为澳大利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788年至1900年，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01年，殖民统治结束，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澳大利亚一词，意即“南方大陆”，欧洲人在17世纪初叶发现这块大陆时，误以为是一块直通南极的陆地，故取名“澳大利亚”，Australia 即由拉丁文 terraaustralis （南方的土地）变化而来。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拥有很多自己特有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

澳大利亚领土面积761.793万平方公里，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全球第12大经济体，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放养绵羊数量和出口羊毛最多的国家，被称为“骑在羊背的国家”。

⑶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截止到2020年7月11日，中澳关系开始走向紧张状态。

大利亚对华人以及亚裔的歧视和冲突愈演愈烈，而我国文化旅游部也是紧急告诫中国公民切勿前往澳洲旅游。在澳洲，可以在街上看到"有素质"的澳大利亚公民对着国人直接喊着"新冠病毒"，同时澳大利亚某大学的食堂也在门口直接摆明不招待中国人。

此等行径实在是令人气愤，时至今日疫情的来源已经被国际组织证实为自然来源，可部分澳大利亚人却还在肆意诋毁国人。不仅如此，美国这种污蔑行为也早已不攻自破。只不过澳大利亚的政府当时用力过猛，导致现在澳大利亚反而成为了反对华人的“第一阵营”国家。

(3)中国与澳大利亚是什么战略关系扩展阅读：

中澳关系的对峙并非是一日之寒，这要从澳大利亚总理Malcolm Turnbull镇压封锁外国政治捐款开始。中国对澳大利亚资产的持续收购，包括住宅、港口等，这一直是引发经济紧张的一个原因。Turnbull上台后，经济紧张局势进一步扩大。虽然Turnbull所拟议的法律并不是特别针对中国的，但是澳方政府将这一法律与反对派参议员Sam Dastyari与中国的关系联系了起来。

15个月内，这位工党参议员已经下台了两次，一次是因为2016年Dastyari在南海争议问题上公开支持中国，而工党则支持与之相反的海牙法庭裁决。另一次是2017年11月，由于他与中国商人黄向墨的关系。Dastyari曾经私下会见黄，并提醒他手机可能正在被进行安全窃听，引发了Turnbull抨击他“给外国人提供反监听建议”。

一份分析认为，Dastyari自2013年进入参议院以来，就超过115个有关中国利益的问题对国防部官员提出质疑。这使得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越发担忧中国软实力扩张问题。例如，2012年，电信巨头华为由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考虑而被澳方禁止招标国家宽带网络，而中方与澳大利亚国家科学机构的合作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担心这些研究可以被用于军事目的。

对此，中国方面表达了对澳大利亚媒体的谴责，认为这些“偏执狂的”(paranoid)报道不实，并且“反映了典型的反华情绪”，同时指责这些报道使得“中国学生与在澳的华人社区受到不实诽谤”，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则敦促澳大利亚加深与中国的关系。

⑷ 奥大利亚为什么跟中国有仇

首先，澳大利亚是典型的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是战略同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向政治影响力的转变，势必对近区域的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产生冲击，对澳大利亚独占大洋洲的局面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是原材料的进口大国，而澳大利亚是原材料出口大国，两者经济既互补又博弈，澳大利亚害怕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会冲垮本国的工业体系。另外，你说的远是不存在的，当中国突破第一岛链之后，就与澳大利亚直接面对了，澳大利亚在防患于未然。

⑸ 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是什么

澳大利亚与中国只是邻国的关系，没有什么特殊的，澳大利亚与美国关系比较好。

⑹ 为什么中国被称呼友敌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怎样

1、经济上合作，政治上不和睦。
澳大利亚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南半球就他一个国家。典型的地广人稀，原则上来说应该具有独立的政治形态，但是由于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所以他们对于英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简单来说政治上和英美一脉相承来包围中国。加上地缘政治原因他们与中国距离遥远不过是隔空放话因为距离远，不太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但是他们可以隔岸观火搅乱局势。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一个是因为文化差异，1840以后西方国家不断丑化或者奴化中国人，这是不争的实时而且也获得了不小从成就。他们不过想延续而已。之前因为有经济实力，确实有实力傲视。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甚至逐步影响到了澳大利亚本土经济命脉，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政治形态对立来鼓动“民意”对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政治喊话，喊来喊去就那么几个主题这里不赘述。
由于他们自身经济在萎缩因此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西方国家自身泥潭还没有出来，所以帮不上太大的忙，目前有能力大量入住资本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中国，因为中国一般情况下可以动用国家力量引导外部资金流向。而中国在一些技术，市场、管理模式确实落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也需要与澳大利亚合作。
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上各取所需，政治上相互提防，但是不敌对。毕竟都算是大国，下属员工民间偶尔炒个小架骂几句常事。但是一般情况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

⑺ 两国关系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中国按照外交关系亲疏，从1996年开始将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分类，按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单纯建交、睦邻友好、伙伴、传统友好合作以及血盟5种关系。其中，伙伴关系被分为：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意为共同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并在军事、战略方面合作以及国际舞台上展开合作。“战略协作”指除战略合作的内容外，双方还将在军事、战略的技术方面协作互助。“全面战略伙伴”：在战略的各个方面展开合作。“合作”主要指经济某些方面的合作；“全面合作”指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是指互不对立，并遵守“求同存异”原则，不攻击某个特定的第三国。以中国建有伙伴关系的国家或组织，通常属于中国的邻国或者在国际有一定影响力。“建设性”或“创造性”伙伴关系意为：双方本为敌对阵营，但希望通过合作与沟通，增加互信与双赢，建设真正的伙伴关系。以下由高向低排列：与中国有血盟关系的国家：暂无（中韩建交前，朝鲜为中国唯一有血盟关系的国家，但由于中韩建交，中朝外交等级降低为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与中国有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缅甸、老挝、柬埔寨、朝鲜与中国有“伙伴关系”的国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巴基斯坦、法国、巴西、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意大利、西班牙、非盟、葡萄牙全面伙伴关系：英国、德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埃及、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东盟、墨西哥、欧盟、南非、尼日尔爾利亚、加拿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克罗地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秘鲁、智利、罗马尼亚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埃塞俄比亚合作伙伴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波兰伙伴关系：阿尔巴尼亚、蒙古国与中国有睦邻友好关系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文莱、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国家战略性合作：菲律宾全面合作关系：澳大利亚与中国有其他的外交关系的国家：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战略互惠关系：日本

⑻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

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不再就任中国岚桥集团顾问职位。做出此项决定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外国影响透明法》将于3月1日生效。根据这部法律，凡为外国政府工作的人，都应被列入到澳大利亚外国代理人清单。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安德鲁·罗布对此决定的解释是，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了"。罗布是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设计师。从部长岗位退下后，他曾为山东枫桥集团工作。这家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工作。据安德鲁·罗布本人介绍，他做的研究内容是，澳大利亚一流健康产业经验能否在中国适用。"在我的报告准备正式呈递给中国政府之际，枫桥公司突然接受建议，不要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中澳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不管怎样，报告最终还是要被扔入纸篓。"《悉尼先驱晨报》援引罗布的话写道。

中国敦促澳大利亚克服“信任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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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敦促澳大利亚克服“信任赤字”
目前，中澳关系正经受不妙阶段。所有这些，都源于反对派 — 工党议员主席邓森（Sam Dastyari）的离职。他被指控，在澳大利亚为亲中国路线进行院外活动。但是，并未提供邓森与中国政府部门有关系的确凿证据。只是中国商人黄向墨曾为工党提供过献金。这引发邓森反对派的置喙。其结果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不得不离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人黄向墨对澳大利亚两大党派都有资金上的支持，并和时任总理特恩布尔以及反对派领袖比尔·肖腾都照过相。最终，黄向墨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获得公民身份的申请也被驳回。政府开始推动法律修正案，禁止外国为政治机构提供献金。此外，还制定了《外国影响透明法》。这部法律，很大程度上重复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按照法律规定，不允许外国介入澳大利亚的政治进程。文件要求，建立外国代理人清单。

恰恰是为了不被列入这份清单中，除了安德鲁·罗布外，其他一些澳大利亚前政治家也不再与中国公司、包括私企进行合作。维多利亚州前部长约翰·布隆比不再担任华为澳大利亚公司经理一职。原因是，处于国家安全考虑，华为公司被禁止参与5G项目。再有，前外长鲍勃·卡尔也从澳中关系研究院离开了。而这家智囊中心，也同样由黄向墨提供资金。似乎，前政治家都在撇清与中国机构的关系。但这种减少接触，首先受打击的是澳大利亚。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

专家：2019年中国有能力对澳大利亚施加现实影响以顶住西方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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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2019年中国有能力对澳大利亚施加现实影响以顶住西方的压力
他说："澳大利亚过去把重心放在日本，现在可能会加强与印度、韩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这四家和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加起来大概也只是刚刚与中澳的贸易额齐平。所以，要想替代中国是比较艰难的。能够看到，近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在谈到华为问题时的态度已经不像开始时那样强硬了，口风都有一些松动。这就说明澳大利亚也开始效仿新西兰，不再一味追随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态度也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必过多解读或担心澳大利亚是否会一味追随美国。"

但问题在于，一旦与中国关系交恶，美国是否能够支撑澳大利亚的经济。澳大利亚大多数出口运往中国，且多为原材料商品，很容易找到替代来源。北京给出明确信号，完全有可能做到这点。比如，据路透社资料，中国已在延迟澳大利亚煤炭的海关办理工作。澳大利亚发出的货轮，似乎在中国港口都要停留45天。而在之前，办理速度要起码快一倍。中国为煤炭进口实施配额制。此外，这些产品还有经过专门的生态标准检测。周戎补充道。

他说："中国在煤炭进口对澳大利亚设置了一些限制，澳大利亚优质硬焦煤现货价格也的确会因此受到很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没有必要将此事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对相关国家煤炭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环保原因，我们并不是针对澳大利亚。只能说，进口哪些国家的煤炭是中国自己说了算，我们限制谁或不限制谁也是根据国内需要而定。因此，至于澳方有些声音称，‘中国宁可煤炭出现供给不足，也不再与澳大利亚维持贸易关系'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唯一一个变化是，去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额被美国所超过，现在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国。而且中国并没有说不再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有些限制并不是永久性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煤炭往来还会持续下去。"

另外，中国考虑到外部政治分歧，正极力对进口实施多元化。比如，同样的高质量焦煤，可从俄罗斯大量进口。而葡萄酒类产品，可从拉丁美洲国家进口。但澳大利亚，想要找到可替代的贸易伙伴，却是一个大问题了。据毕马威资料，澳大利亚超过38%的出口是前往中国的。

⑼ 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当前发展战略是什么

自从1972年12月中澳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中澳之间贸易增长远高于同期双方对外贸易的增长率。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入世以及双方自贸区谈判的开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亚也长期位居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2014年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必将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双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四十多年来，经济水平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两国间的贸易总量都获得了巨大提高。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近20年，双边贸易发展更加迅速。
1995年至2014年，中国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从2808.63亿美元增长至43003.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44%，澳大利亚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从1104.23亿美元增长至4679.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90%，而与此同时中澳之间的贸易额却从42.11亿美元增长至1368.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11%，高于中国和澳大利亚各自对世界的贸易增长率。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澳的贸易额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澳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增加至23.29%。如图1所示，1995—2014年中澳贸易额稳步上升，尤其是2001年之后上升态势更为迅猛。中国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而且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下面通过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中澳贸易的迅速发展。

图1 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图1 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当前澳大利亚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与新加坡，图2显示了这些国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在澳大利亚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到，在1995—2014年之间，澳大利亚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比重逐步下降，与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49%下降至7.28%，与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7.62%下降至12.52%。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与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大约维持在3.5%至6.5%之间，波动幅度较小。然而，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却从4.19%增长至27.41%，增长了23个百分点。从时点上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额所占比重分别于1999年、2005年与2009年顺次超越韩国、美国与日本，跃居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图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比重

图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比重
(二)双边贸易结构不尽合理
相对于贸易规模的迅速发展，中澳之间的贸易结构并不十分合理。先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见图3)。从图3可以看到，1995—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于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三类商品中，还有少量的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SITC7商品的比重在不断增长，从1995年的18.15%增长至2014年的39.20%，增长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SITC8商品却在不断减少，从1995年的48.58%减少至2014年的29.29%，减少了20个百分点;而其他类产品的贸易却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出现大幅的增长或减少。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出口比重的提高，反映了中国的贸易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这本身是一个贸易结构优化的表现。

图3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图3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再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见图4)。从图4可以看出，1995—2014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一直占据着绝对比重，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8年，SITC2产品占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比重达到了最高值，即84.53%，此后一直维持在70%的水平之上。除了SITC2产品，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较多的商品还包括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SITC0(食品和活动物)和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等，但比重都不高，2014年它们的比重分别为12.19%、4.07%、3.28%。总体上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类产品，但这反映了中国的需要，因而虽然不尽合理，但也不是一个坏现象。

图4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图4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三)双边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
首先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关系。通过表1不难看出，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度连年提高，已经从1995年的0.58%上升到2014年的1.32%，上升了将近1个百分点。具体到各项数据，1995年，中澳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50%，2014年该比重已经增长为3.18%，增加了将近2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6%增长至4.99%，上升了3个百分点;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09%增长至1.67%，较同期贸易总额占比与进口额占比增速略缓。

表1 1995-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单位：%)

表1 1995-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单位：%)
再来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关系(见表1)。很显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高，同时也上升更快。1995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1.14%，到2014年则上升至9.41%，上升了8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1995年，中澳贸易总额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3.8%，2014年该比重增长至29.24%，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2.83%增长至17.20%，上升了14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4.88%增长至40.62%，增长了近36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出口对象国。
(四)中国对澳贸易逆差加剧
整体来看，在中澳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一方，而且近年来中国的逆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图5显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在1995—2014年之间的变化，可以按照金额简单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2003年，这一阶段贸易逆差额较低，始终处于20亿美元以下的水平;第二阶段是2004—2007年，这一阶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开始明显扩大，金额迅速超越50亿美元但处于小于100亿美元的水平;第三阶段即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超过100亿美元大关后连续突破多个整数关口，达到了600亿美元以上。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矿产品，其中尤以铁矿石和铜矿砂居多，而在2004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矿产品需求持续增加，而同时矿产品的价格快速攀升，出现了所谓“量价齐升”的局面，导致了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金额的更快增加。以2008年为例，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平均增长了95%以上，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性价比，且我国对铁矿石具有刚性需求，因而我国还是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铁矿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日益增加，而澳大利亚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贸易逆差。随着中澳自贸区的成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将不断扩大，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内将会不断拉大。如何发展中国的优势资源禀赋，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范围以促进贸易平衡，已经成为中澳贸易良性发展和经济合作长期持续的重要议题。

图5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金额

图5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金额
二、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其中包括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些影响因素，才能找到正确的策略以推动中澳贸易的发展。下面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方面给予分析。
(一)有利因素
1.“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一带一路”是我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最主要的国际战略。虽然澳大利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但是秉持“开放”的理念，《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包含“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这就将澳大利亚涵盖在内。此外，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次表达参建“一带一路”的意愿，谋求与中国的更深层次合作。澳大利亚不同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小国，作为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具有更为成熟的市场机制，在农业科技、高等教育、现代医疗、环境保护、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领先于中国。因此，我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契机，积极开展同澳大利亚的合作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二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及运输设备制造、航空航天、供电和发电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澳大利亚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合作研究、旅游等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必将会给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尤其是在相互投资及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2.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
中澳自贸协定在竞争中立、负面清单与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国迄今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将会使中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使双方在农业、教育、旅游、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健康养老等领域具有更多的机遇，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意义重大。在货物贸易领域，在协定生效时双方85.4%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将对中国进口的全部货物实现零关税，中国也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的96%以上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双方的关税减免远远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降税水平，这无疑会大大促进双方的贸易发展。在服务贸易领域，澳大利亚以负面清单形式对我国开放除法律、房地产等领域之外的绝大多数服务部门，“非禁即行”的开放模式大大拓宽了中国向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准入范围，将给中国服务提供者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澳大利亚是首个以负面清单模式对我国做出服务承诺的国家，这也将是我国未来对外开展服务贸易谈判的重要方式。另外，中澳自贸协定也在国际投资方面解除了诸多原有的政策限制并提供了激励措施，这无疑会推动两国之间的国际投资，而两国间投资的增加无疑会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
3.RCEP的持续推进
应该说，有了中澳自贸协定，RCEP对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的作用就相对弱化了。但是，由于有TPP的预期负面作用和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各种影响的存在，RCEP对于加深和巩固中国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TPP使澳大利亚靠近美国，RCEP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融合，RCEP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TPP的负面影响，削弱美国强加在中澳经济关系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基于此，RCEP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应对TPP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来看，TPP在经济开放方面的标准是当今全球各经贸合作协议中最高的，而且要求各谈判国对经济制度法规进行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均要求标准统一，这给其谈判带来了一定难度。而RCEP谈判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在东盟与各国的自贸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其标准相对较低且更加务实，因而其达成较TPP容易。还有，TPP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伴随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RCEP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目的，因而也更容易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总的来说，RCEP的成立终将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将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和更长的时间里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往来与合作。
4.双方贸易互补性较强
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国人力资源丰裕，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按SITC6(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SITC8(杂项制品)生产与出口上具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因而如前所述，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主要是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与SITC8(杂项制品)。然而，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却由于特殊的国情即“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并不是所谓的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商品，恰恰以农产品与原材料为主。如前所述，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商品中SITC0(食品和活动物)、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与SITC3(矿物原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三类商品的比重始终维持在80%以上，其中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始终维持在70%以上。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与澳大利亚相互出口的商品结构完全没有重叠或仅有较小的重叠。中澳两国由于各自“国情”不同，自然禀赋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使得两国贸易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为未来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空间。
(二)不利因素
1.美国因素的不利影响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之一，两国之间具有长期的亲密而稳定的关系，因而我国同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必将受到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与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快速增强，这强化了美国抑制中国的愿望。TPP就是美国抑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和“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此外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也具有同样的战略目的。在这两个协议中，澳大利亚都是重要成员国，而美国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增强了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愿望，它需要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避免可能的孤立与利益损失。因而，其一方面参与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另一方面又同中国这个非TPP协议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美国不情愿其重要盟国与中国加深经济合作，所以会不断施加负面影响和阻碍措施。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民币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都会持续存在，具有加剧和缓和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不断影响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的发展。
2.中澳贸易结构的单一性
中国与澳大利亚货物贸易进出口结构十分单一，对两国贸易的更大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限制。如前所述，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70%以上集中在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进一步讲主要集中在铁矿石与铜矿砂上。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总量巨大，对于两国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旦铁矿石进口出现问题必将对两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 与SITC8(杂项制品)，其中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占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比重高达40%。在SITC7产品方面，我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竞争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尤其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后实施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对我国向澳大利亚出口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形成了一定的并可能是长期的冲击。同时，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SITC8(杂项制品)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来自东南亚、南亚的制成品及杂项制品对我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逐步加大，而东南亚国家与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进口多元化政策也将对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SITC6与SITC8造成压力。
3.中澳服务贸易水平差距明显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科技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进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约为1/5，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成为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支撑。很显然，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能否快速健康地发展并达到一定的高度，关键因素是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水平是否相当。如果服务贸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就会使贸易主要在产业间进行，限制产业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进而限制服务贸易总量的扩大并因为贸易差额扩大而产生摩擦。而从实际来看，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作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存在明显的差距。2014年服务业跃升为澳大利亚最大出口产业，而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2.3%，中国在金融、保险、教育、培训、医疗等服务行业方面都与澳大利亚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尽管澳大利亚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以负面清单方式向中国做出了服务贸易承诺，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服务业水平的差距限制了中国对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快速增加。
4.双边投资发展失衡
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双边投资发展滞后或者失衡，势必影响贸易的良性发展。目前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投资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投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即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金额;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主要集中在矿业和房地产业。具体来看，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额是32967万美元，仅占世界对中国投资总额(11758260万美元)的0.28%，远远低于同期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额(分别为705817万和281987万美元);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为345798万美元，占中国对世界投资总额(10784371万美元)的3.21%，略低于中国对美国投资额(387343万美元)，并高于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281987万美元)。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方面，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外资第一来源国，而中国投资的44.67%流向了房地产行业。与此同时，矿业仍是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首位产业。
(一)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深双方经济联系
应对外部负面影响(如美国干扰)的最好策略是加深双方的经济联系、增强政治互信和经济依赖。“一带一路”战略为加深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一定要积极推动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合作，并与之一起消除经贸合作障碍、提高经贸合作效率。一方面，双方政府要切实简化通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促进中澳之间货物与人员流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澳大利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两国在港口、铁路与航空之间的互联互通，构建“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运输网络，提高两国之间的货物与人员运输速度。具体来讲，在海运方面，中国应当增加通向澳大利亚的航线，提高两国之间的货物吞吐量;在道路运输方面，根据自贸协定负面清单规定，澳大利亚将对中国道路运输服务提供商开放除出租车和公共交通外的国内运输服务市场，中国政府应当鼓励中国企业积极介入，并适时推进我国的高铁进入澳大利亚;在航空运输方面，澳大利亚将对中国空运服务提供者开放国内出航权业务外的空运服务市场，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也允许外资持股，中国政府都应当积极推动企业参与。
(二)以农业贸易合作为突破口拓展中澳贸易领域
当前，中澳贸易结构单一，已经限制了中澳贸易总量的扩大。因此，中澳两国政府必须加强合作，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拓展贸易合作的新领域。从两国资源禀赋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限于以往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并未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中澳两国政府可以将加强农产品贸易作为拓展中澳贸易领域的突破口，切实推进农产品贸易合作。中澳两国都是农业大国，两国农业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小麦贸易，双方1984年签署了农业合作协定并建立了部长级农业联委会机制，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积极鼓励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多次表达欢迎中国农业企业投资的意愿。就当前中澳的贸易结构来看，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所占份额仅有10%，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农产品所占份额不足3%。从此次签署的中澳自贸协定关税减免来看，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减免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自贸协定生效时澳大利亚对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农产品税目和贸易额占比均达到约99%，这无疑会给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更多的出口机会。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必将带动许多工业产品贸易的扩大，这也在客观上拓展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领域。
(三)依托负面清单模式加强中澳之间的服务贸易合作
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清单模式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其将大大促进我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相对于中澳货物贸易来说，中澳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与货物贸易的地位极不相称，因而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在利好政策下构成了未来中澳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向。根据澳方列示的负面清单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对中国服务提供商所作出的限制并不是很多，开放力度较大。根据负面清单，澳方在专业服务、电信服务、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与运输服务方面仅做出了适当限制。例如，在电信服务领域，负面清单规定中国企业可以在澳大利亚设立独资电信公司，没有地域和业务范围限制，中资企业还可以入股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但所有外资持股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5%。从电信服务来看，澳大利亚几乎放开了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开放程度较高。此外，澳大利亚对建筑、环境和旅游服务等部门基本没有限制，这意味着上述领域将向中国服务提供者完全开放，这使得中澳双方在服务贸易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则通过“正面清单”的模式考虑了澳方在银行、证券、电信、法律、教育和建筑等部门的重点诉求，相较于澳方开放程度相对较小。在未来我国还应通过“负面清单”积极同澳方开展相关谈判，进一步开放我国服务贸易市场，促进双方服务贸易发展。
(四)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促进中澳双边国际投资
为了推动和扩大中澳双边国际贸易，中澳两国政府必须重视和推动双边国际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中澳自贸协定进一步开放了中澳双方互相投资的领域，相应的投资门槛不断放宽，投资限制不断减少，为双方的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澳双方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两国之间国际投资的失衡现象，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国际投资。首先，中国政府应该通过积极宣传投资政策，鼓励澳大利亚公司到中国投资，尤其是通过微观政策的激励以及地方优惠措施引导澳大利亚公司投资到中国的农业、环保等较为薄弱的领域。其次，中国政府应该通过融资、保险等优惠政策，鼓励中国公司投资到澳大利亚矿产、房地产等之外的产业，改变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同时，中澳双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监督中澳自贸协定中各自承诺的实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互利的交流机制，及时协调和解决双边投资中出现的争端，落实先行磋商制度、公共福利政策措施排除仲裁制度、建立仲裁员名单制度以及合并仲裁制度等四种国家争端解决制度的实施。最后，双方政府在中澳自贸区建设中，应不断提高中澳之间的投资自由化水平，彼此给予对方更具开放导向和透明度的投资环境，推动中澳双边投资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