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出口现在怎么样了

Ⅰ 截至9月底澳葡萄酒对华出口暴跌92%，对该国葡萄酒行业的发展有何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显示，2020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1%，达到7.83亿美元，为六年来最低水平。2月28日（路透社）-根据澳大利亚的年度记录，2020年，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了10亿美元（约55.15亿元人民币），其中45%投资于房地产，40%投资于采矿业，15%投资于制造业。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

澳大利亚研究所引用的数据反映了中澳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中澳经贸合作与投资本质上是互利共赢。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去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3.3%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投资急剧下降，值得澳大利亚认真考虑。

Ⅱ 澳葡萄酒管理局：澳葡萄酒对华出口暴跌92％，中国葡萄酒市场怎么样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公布数据表示，澳大利亚葡萄酒对华出口暴跌9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运输成本增加等。中国在此之前，可以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葡萄酒市场，澳大利亚葡萄酒对华出口的数量也是非常多，没想到却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出口量暴跌。

毕竟葡萄酒的种类也是非常多，不仅有红葡萄酒，还有白葡萄酒和香槟等，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而且葡萄酒的应用场所在未来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再加上电商平台的发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葡萄酒市场的发展。

Ⅲ 澳大利亚停止出口铁矿石时间

澳大利亚没有停止出口铁矿石。由于铁矿石的出口规模逐渐减小，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如果剔除人口增加产生的收益，那么澳大利亚的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状态。由于巴西力拓集团、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纷纷下调了铁矿石年度产量预期，加上钢铁生产过程中的肥料利用率得到提升，我国对于铁矿石和冶金煤的进口需求开始下跌。

Ⅳ 澳大利亚的经济概况综述

具有竞争力的经济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在世界各国中显得尤为突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竞争力、更加灵活和更有生机，尽管不能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但澳大利亚的经济实力却比瑞典、比利时和瑞士强大。澳大利亚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利率；政府办事有实效，劳动市场灵活，商业具有竞争力。

高增长、低通货膨胀

澳大利亚1998-99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4.4％，仅次烂陵于前一个年度所创下的4.8％的纪录，预计，下一个年度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5％，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内需更趋稳定，但仍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计平均水平；伴随着强劲增长势头的是低通货膨胀；澳大利亚9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为2.1％，与之相比，欧盟同期为3.1％，美国为2.9％。

低通货膨胀带来的是低利率。1996年年中以来，澳大利亚的官方利率降到了60年代以后从未有过的水平，而60年代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极低。这一骄人的经济表现基于生产率的显着提高；如今，澳大利亚的生产率高于美国。90年代，多因生产率（如劳动力与扰宽资本资产结合的生产率）年均增长了1.8％。

在1997-98、1998-99两个年度中，澳大利亚实现了根本性的预算赢余，预计，1999-2000年度澳大利亚还会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经济表现强劲的原因

澳大利亚有一个全面的经济政策大纲

为了确保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澳大利亚推行了积极的政策改革。

澳大利亚的体制健全、稳定、富有竞争力，为商业决策提供了保障，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具有：

1.良好的预算实况-盈余；

2.世界一流的金融监督制度；

3.完善、为商业服务的公司法和破产制度；

4.存在实质性竞争的主要行业，如电信、电力、煤气等行业；

5.高度开放的经济，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极小；

6.改革了的劳动市场和税收制度；

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劳动市场的规章制度和政府为劳动市场提供的帮助进行改革；其中，对工作场所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将由仲裁法庭决定工资改为劳资双缓历亮方直接协商，以确保工资和雇佣条件与各工作场所的实际情况相符。

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的劳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导致了90年代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往复杂、主要由仲裁法庭作决定的劳资关系体系现在让位给了更民主的办法。很多情况下，工作场所协定可以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达成。

由于上述改变，劳动市场对经济的变化更为敏感，减少了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率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1998年12月至1999年12月间，就业率上升了2.9％；同期失业率则下降至7％以下，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因为对劳动市场和固定工资及雇佣条件进行了改革，才使得近期强劲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增长。

澳大利亚的出口基地在过去15年中越来越多元化，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新的国际商机，另一方面也由于澳大利亚的商业因低关税和微观经济改革而更具竞争力；现在，制成品出口（280亿澳元）和服务业出口（250亿澳元）已超过矿产和农产品的出口（分别为250亿和230亿澳元）。

澳大利亚的税制改革

澳大利亚政府正对税制进行改革，具体方法是通过扩大间接税来源、简化程序、减少错误做法和改进公平性来降低收入税；2000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将征收商品和服务税（GST），同时对商业税进行多项改革。

商品和服务税是一种适用范围广的增值税，它将取代效率低下的间接税，包括出口商和制造商所承担的批发税，商品和服务税（10％）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但股票交易将不征收印花税。

改革将使商业成本每年减少70亿至80亿澳元，出口成本减少35亿多澳元，所有措施均已立法；对商业税的改革包括降低公司税率，2000-01课税年度，公司收入税将从36％降为34%，此后更降至30％。

澳大利亚与世界金融界

由于在国内、国际上取得骄人的经济纪录，澳大利亚在世界金融界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澳大利亚是：

金融稳定论坛的成员，该组织由"七国集团"的成员加上其它四个国家组成；

新近成立的"二十国集团"成员之一，该组织对国际金融体制具有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是亚太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股票和期权交易所；悉尼期货交易所在同类交易所中仍是该地区和最先进的。

澳大利亚正日益成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它拥有：

1.规范、完善的金融制度；

2.有深度、流动和透明的市场-可供给多种复杂、高级的产品，如 股票、债券和管理资金；

3.世界一流的通讯系统；

4.能讲多种语言、具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

5.世界一流的金融管理体系。

未来的澳大利亚经济

“下一个十年对澳大利亚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经济、就业、基础设施、服务和生活水准将进一步提高，于本地区，在许多方面，甚至于世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彼得·科斯特洛

2000年及其后，随着世界经济好转、人们得到政府税制改革的裨益，澳大利亚的经济还将继续强劲地增长。

由于改革范围广、生产率提高显着，澳大利亚能够保持其非通货膨胀性的经济增长，且保持增长率在或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澳大利亚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而不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经常项目下赤字（CAD）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在过去20年里的平均经常项目下赤字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5％。预计，1999-2000年度的经常项目下赤字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5％。

澳大利亚政府已实现预算赢余，现在的经常项目下赤字主要由私营部分的交易造成，包括私人投资和借款；随着改革的广泛深入，私人投资和借款的基础也将变得更加牢固。

澳大利亚将继续是主要的商品出口国，澳大利亚人在生产复杂而高级的产品上占有很大优势，从汽车零部件到快速渡轮；在服务业上同样占据优势，从旅游到电脑、教育和金融服务等；由于电信基础完善，澳大利亚完全有条件在电子商务和网上时代取得成功。

技术的彻底革命和亚太地区势不可挡的变化将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空前的机会-澳大利亚人将因坚决、持续的经济改革从这些机会中获益。

Ⅳ 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当前发展战略是什么

自从1972年12月中澳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中澳之间贸易增长远高于同期双方对外贸易的增长率。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入世以及双方自贸区谈判的开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亚也长期位居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2014年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必将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双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四十多年来，经济水平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两国间的贸易总量都获得了巨大提高。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近20年，双边贸易发展更加迅速。
1995年至2014年，中国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从2808.63亿美元增长至43003.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44%，澳大利亚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从1104.23亿美元增长至4679.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90%，而与此同时中澳之间的贸易额却从42.11亿美元增长至1368.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11%，高于中国和澳大利亚各自对世界的贸易增长率。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澳的贸易额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澳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增加至23.29%。如图1所示，1995—2014年中澳贸易额稳步上升，尤其是2001年之后上升态势更为迅猛。中国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而且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下面通过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中澳贸易的迅速发展。

图1 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图1 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当前澳大利亚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与新加坡，图2显示了这些国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在澳大利亚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到，在1995—2014年之间，澳大利亚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比重逐步下降，与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49%下降至7.28%，与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7.62%下降至12.52%。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与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大约维持在3.5%至6.5%之间，波动幅度较小。然而，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却从4.19%增长至27.41%，增长了23个百分点。从时点上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额所占比重分别于1999年、2005年与2009年顺次超越韩国、美国与日本，跃居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图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比重

图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比重
(二)双边贸易结构不尽合理
相对于贸易规模的迅速发展，中澳之间的贸易结构并不十分合理。先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见图3)。从图3可以看到，1995—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于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三类商品中，还有少量的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SITC7商品的比重在不断增长，从1995年的18.15%增长至2014年的39.20%，增长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SITC8商品却在不断减少，从1995年的48.58%减少至2014年的29.29%，减少了20个百分点;而其他类产品的贸易却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出现大幅的增长或减少。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出口比重的提高，反映了中国的贸易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这本身是一个贸易结构优化的表现。

图3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图3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再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见图4)。从图4可以看出，1995—2014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一直占据着绝对比重，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8年，SITC2产品占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比重达到了最高值，即84.53%，此后一直维持在70%的水平之上。除了SITC2产品，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较多的商品还包括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SITC0(食品和活动物)和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等，但比重都不高，2014年它们的比重分别为12.19%、4.07%、3.28%。总体上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类产品，但这反映了中国的需要，因而虽然不尽合理，但也不是一个坏现象。

图4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图4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三)双边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
首先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关系。通过表1不难看出，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度连年提高，已经从1995年的0.58%上升到2014年的1.32%，上升了将近1个百分点。具体到各项数据，1995年，中澳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50%，2014年该比重已经增长为3.18%，增加了将近2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6%增长至4.99%，上升了3个百分点;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09%增长至1.67%，较同期贸易总额占比与进口额占比增速略缓。

表1 1995-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单位：%)

表1 1995-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单位：%)
再来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关系(见表1)。很显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高，同时也上升更快。1995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1.14%，到2014年则上升至9.41%，上升了8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1995年，中澳贸易总额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3.8%，2014年该比重增长至29.24%，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2.83%增长至17.20%，上升了14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4.88%增长至40.62%，增长了近36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出口对象国。
(四)中国对澳贸易逆差加剧
整体来看，在中澳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一方，而且近年来中国的逆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图5显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在1995—2014年之间的变化，可以按照金额简单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2003年，这一阶段贸易逆差额较低，始终处于20亿美元以下的水平;第二阶段是2004—2007年，这一阶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开始明显扩大，金额迅速超越50亿美元但处于小于100亿美元的水平;第三阶段即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超过100亿美元大关后连续突破多个整数关口，达到了600亿美元以上。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矿产品，其中尤以铁矿石和铜矿砂居多，而在2004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矿产品需求持续增加，而同时矿产品的价格快速攀升，出现了所谓“量价齐升”的局面，导致了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金额的更快增加。以2008年为例，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平均增长了95%以上，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性价比，且我国对铁矿石具有刚性需求，因而我国还是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铁矿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日益增加，而澳大利亚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贸易逆差。随着中澳自贸区的成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将不断扩大，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内将会不断拉大。如何发展中国的优势资源禀赋，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范围以促进贸易平衡，已经成为中澳贸易良性发展和经济合作长期持续的重要议题。

图5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金额

图5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金额
二、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其中包括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些影响因素，才能找到正确的策略以推动中澳贸易的发展。下面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方面给予分析。
(一)有利因素
1.“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一带一路”是我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最主要的国际战略。虽然澳大利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但是秉持“开放”的理念，《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包含“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这就将澳大利亚涵盖在内。此外，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次表达参建“一带一路”的意愿，谋求与中国的更深层次合作。澳大利亚不同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小国，作为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具有更为成熟的市场机制，在农业科技、高等教育、现代医疗、环境保护、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领先于中国。因此，我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契机，积极开展同澳大利亚的合作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二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及运输设备制造、航空航天、供电和发电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澳大利亚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合作研究、旅游等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必将会给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尤其是在相互投资及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2.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
中澳自贸协定在竞争中立、负面清单与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国迄今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将会使中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使双方在农业、教育、旅游、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健康养老等领域具有更多的机遇，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意义重大。在货物贸易领域，在协定生效时双方85.4%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将对中国进口的全部货物实现零关税，中国也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的96%以上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双方的关税减免远远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降税水平，这无疑会大大促进双方的贸易发展。在服务贸易领域，澳大利亚以负面清单形式对我国开放除法律、房地产等领域之外的绝大多数服务部门，“非禁即行”的开放模式大大拓宽了中国向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准入范围，将给中国服务提供者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澳大利亚是首个以负面清单模式对我国做出服务承诺的国家，这也将是我国未来对外开展服务贸易谈判的重要方式。另外，中澳自贸协定也在国际投资方面解除了诸多原有的政策限制并提供了激励措施，这无疑会推动两国之间的国际投资，而两国间投资的增加无疑会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
3.RCEP的持续推进
应该说，有了中澳自贸协定，RCEP对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的作用就相对弱化了。但是，由于有TPP的预期负面作用和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各种影响的存在，RCEP对于加深和巩固中国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TPP使澳大利亚靠近美国，RCEP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融合，RCEP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TPP的负面影响，削弱美国强加在中澳经济关系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基于此，RCEP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应对TPP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来看，TPP在经济开放方面的标准是当今全球各经贸合作协议中最高的，而且要求各谈判国对经济制度法规进行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均要求标准统一，这给其谈判带来了一定难度。而RCEP谈判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在东盟与各国的自贸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其标准相对较低且更加务实，因而其达成较TPP容易。还有，TPP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伴随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RCEP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目的，因而也更容易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总的来说，RCEP的成立终将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将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和更长的时间里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往来与合作。
4.双方贸易互补性较强
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国人力资源丰裕，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按SITC6(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SITC8(杂项制品)生产与出口上具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因而如前所述，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主要是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与SITC8(杂项制品)。然而，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却由于特殊的国情即“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并不是所谓的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商品，恰恰以农产品与原材料为主。如前所述，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商品中SITC0(食品和活动物)、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与SITC3(矿物原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三类商品的比重始终维持在80%以上，其中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始终维持在70%以上。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与澳大利亚相互出口的商品结构完全没有重叠或仅有较小的重叠。中澳两国由于各自“国情”不同，自然禀赋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使得两国贸易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为未来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空间。
(二)不利因素
1.美国因素的不利影响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之一，两国之间具有长期的亲密而稳定的关系，因而我国同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必将受到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与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快速增强，这强化了美国抑制中国的愿望。TPP就是美国抑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和“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此外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也具有同样的战略目的。在这两个协议中，澳大利亚都是重要成员国，而美国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增强了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愿望，它需要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避免可能的孤立与利益损失。因而，其一方面参与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另一方面又同中国这个非TPP协议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美国不情愿其重要盟国与中国加深经济合作，所以会不断施加负面影响和阻碍措施。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民币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都会持续存在，具有加剧和缓和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不断影响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的发展。
2.中澳贸易结构的单一性
中国与澳大利亚货物贸易进出口结构十分单一，对两国贸易的更大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限制。如前所述，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70%以上集中在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进一步讲主要集中在铁矿石与铜矿砂上。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总量巨大，对于两国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旦铁矿石进口出现问题必将对两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 与SITC8(杂项制品)，其中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占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比重高达40%。在SITC7产品方面，我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竞争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尤其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后实施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对我国向澳大利亚出口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形成了一定的并可能是长期的冲击。同时，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SITC8(杂项制品)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来自东南亚、南亚的制成品及杂项制品对我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逐步加大，而东南亚国家与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进口多元化政策也将对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SITC6与SITC8造成压力。
3.中澳服务贸易水平差距明显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科技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进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约为1/5，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成为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支撑。很显然，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能否快速健康地发展并达到一定的高度，关键因素是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水平是否相当。如果服务贸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就会使贸易主要在产业间进行，限制产业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进而限制服务贸易总量的扩大并因为贸易差额扩大而产生摩擦。而从实际来看，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作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存在明显的差距。2014年服务业跃升为澳大利亚最大出口产业，而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2.3%，中国在金融、保险、教育、培训、医疗等服务行业方面都与澳大利亚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尽管澳大利亚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以负面清单方式向中国做出了服务贸易承诺，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服务业水平的差距限制了中国对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快速增加。
4.双边投资发展失衡
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双边投资发展滞后或者失衡，势必影响贸易的良性发展。目前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投资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投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即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金额;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主要集中在矿业和房地产业。具体来看，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额是32967万美元，仅占世界对中国投资总额(11758260万美元)的0.28%，远远低于同期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额(分别为705817万和281987万美元);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为345798万美元，占中国对世界投资总额(10784371万美元)的3.21%，略低于中国对美国投资额(387343万美元)，并高于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281987万美元)。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方面，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外资第一来源国，而中国投资的44.67%流向了房地产行业。与此同时，矿业仍是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首位产业。
(一)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深双方经济联系
应对外部负面影响(如美国干扰)的最好策略是加深双方的经济联系、增强政治互信和经济依赖。“一带一路”战略为加深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一定要积极推动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合作，并与之一起消除经贸合作障碍、提高经贸合作效率。一方面，双方政府要切实简化通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促进中澳之间货物与人员流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澳大利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两国在港口、铁路与航空之间的互联互通，构建“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运输网络，提高两国之间的货物与人员运输速度。具体来讲，在海运方面，中国应当增加通向澳大利亚的航线，提高两国之间的货物吞吐量;在道路运输方面，根据自贸协定负面清单规定，澳大利亚将对中国道路运输服务提供商开放除出租车和公共交通外的国内运输服务市场，中国政府应当鼓励中国企业积极介入，并适时推进我国的高铁进入澳大利亚;在航空运输方面，澳大利亚将对中国空运服务提供者开放国内出航权业务外的空运服务市场，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也允许外资持股，中国政府都应当积极推动企业参与。
(二)以农业贸易合作为突破口拓展中澳贸易领域
当前，中澳贸易结构单一，已经限制了中澳贸易总量的扩大。因此，中澳两国政府必须加强合作，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拓展贸易合作的新领域。从两国资源禀赋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限于以往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并未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中澳两国政府可以将加强农产品贸易作为拓展中澳贸易领域的突破口，切实推进农产品贸易合作。中澳两国都是农业大国，两国农业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小麦贸易，双方1984年签署了农业合作协定并建立了部长级农业联委会机制，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积极鼓励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多次表达欢迎中国农业企业投资的意愿。就当前中澳的贸易结构来看，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所占份额仅有10%，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农产品所占份额不足3%。从此次签署的中澳自贸协定关税减免来看，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减免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自贸协定生效时澳大利亚对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农产品税目和贸易额占比均达到约99%，这无疑会给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更多的出口机会。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必将带动许多工业产品贸易的扩大，这也在客观上拓展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领域。
(三)依托负面清单模式加强中澳之间的服务贸易合作
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清单模式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其将大大促进我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相对于中澳货物贸易来说，中澳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与货物贸易的地位极不相称，因而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在利好政策下构成了未来中澳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向。根据澳方列示的负面清单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对中国服务提供商所作出的限制并不是很多，开放力度较大。根据负面清单，澳方在专业服务、电信服务、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与运输服务方面仅做出了适当限制。例如，在电信服务领域，负面清单规定中国企业可以在澳大利亚设立独资电信公司，没有地域和业务范围限制，中资企业还可以入股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但所有外资持股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5%。从电信服务来看，澳大利亚几乎放开了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开放程度较高。此外，澳大利亚对建筑、环境和旅游服务等部门基本没有限制，这意味着上述领域将向中国服务提供者完全开放，这使得中澳双方在服务贸易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则通过“正面清单”的模式考虑了澳方在银行、证券、电信、法律、教育和建筑等部门的重点诉求，相较于澳方开放程度相对较小。在未来我国还应通过“负面清单”积极同澳方开展相关谈判，进一步开放我国服务贸易市场，促进双方服务贸易发展。
(四)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促进中澳双边国际投资
为了推动和扩大中澳双边国际贸易，中澳两国政府必须重视和推动双边国际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中澳自贸协定进一步开放了中澳双方互相投资的领域，相应的投资门槛不断放宽，投资限制不断减少，为双方的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澳双方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两国之间国际投资的失衡现象，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国际投资。首先，中国政府应该通过积极宣传投资政策，鼓励澳大利亚公司到中国投资，尤其是通过微观政策的激励以及地方优惠措施引导澳大利亚公司投资到中国的农业、环保等较为薄弱的领域。其次，中国政府应该通过融资、保险等优惠政策，鼓励中国公司投资到澳大利亚矿产、房地产等之外的产业，改变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同时，中澳双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监督中澳自贸协定中各自承诺的实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互利的交流机制，及时协调和解决双边投资中出现的争端，落实先行磋商制度、公共福利政策措施排除仲裁制度、建立仲裁员名单制度以及合并仲裁制度等四种国家争端解决制度的实施。最后，双方政府在中澳自贸区建设中，应不断提高中澳之间的投资自由化水平，彼此给予对方更具开放导向和透明度的投资环境，推动中澳双边投资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

Ⅵ 2023年全年澳大利亚锂产品出口情况是怎么样的

澳大利亚政府工业、科学与资源部日前发布的资源与能源季报显示，2022-2023财年澳大利亚锂出口收入增加唤郑到161亿美元，是2021-2022财年49亿美元出清派口额的3倍多，2023-2024财年将达到170亿美元，这将使锂成为澳大利亚第六大资源和能源商品出口。答链贺
该部门预计，澳大利亚锂产量每年平均增长将超过18%，碳酸锂当量（LCE）从2021-2022财年的335,000吨增加到2022-2023财年的399,000吨和2023-2024财年的470,000吨。

Ⅶ 2022年澳大利亚进口额与出口额对比

2022年1-3月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总值为1786045.32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增梁伏虚长了379415.2万美元,同橡燃比增长27.3%;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商品总值为3278613.32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1962671.66万美元,同厅岁比下降7.5%。
2022年1-3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差额为-1492568万美元,2021年1-3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差额为-1966457.71万美元。

Ⅷ 澳大利亚第三季CPI同比增长7.3%，预估7.0%，当地经济形势如何

澳大利亚当地的经济形势非常相当不错，并且就业率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

虽然澳大利亚名义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却存在着严重依赖能源业发展的问题，所以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一结构经济的发达国家。

一、澳大利亚当地的经济形势相当不错。

澳大利亚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受到疫情的太大影响，就是因为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全球能源的价格出现了飞速上涨的趋势，再加上澳大利亚本身就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能源资源，这使得澳大利亚通过出口大量的能源资源赚取了很多的收入，所以澳大利亚当地的经济形势才会非常不错。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澳大利亚这么丰富的能源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