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选民最担忧什么

Ⅰ 求文：选举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民主选举与选举民主
伴随又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随之前进了一步。虽然如此，但由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人们往往看不到问题的本来面目，而被其表象所迷惑。尤其是在关于选举与民主的关系，选举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选举并以此来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但这些举行了选举的国家是否真的就是民主国家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么，究竟怎样理解选举民主与民主选举之间的 关系呢？弄清楚这个问题，无疑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1974年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80年代中期菲律宾、韩国的政治变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90年代以来多党民主浪潮登陆非洲，最近发生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变革以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都被看作是第三次民主化大潮中的小高潮。所有这些变革都与政治选举密切相关，有人甚至把二者等同了起来，认为只要实行了选举，就算实现了民主。然而，现代政治生活如此纷繁芜杂，仅是一项选举就能囊括民主的全部内涵吗？选举与民主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选举是民主的直接体现 众所周知，民主的最基本支柱是人民主权。民主的字面涵义就是民众统治，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人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政体中，人们所见到的总是少数人统辖、治理多数人。即使是在仅有数万公民、且公民大会主席和执政官均由抽签决定的雅典，所实现的不过是公民的"轮番为治"，也不是多数人的共同统治。在那里，政治领袖、决策人、领导者即少数人的地位和作用仍赫然在目。正因为如此，"民主"的原则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责难和挑战。例如，柏拉图就曾非难过民主政体，认为"在这种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可以完全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也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 因此，柏拉图公开主张：最好的政体是由哲学家执政的"贤人政治"。至于在漫长的中世纪，"民主"的原则无论在理论还是在事实上，都几乎荡然无存。例如在法国，路易十三不仅公开宣称他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且还公开宣称他的意志就是法律。 但是，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申明的：人毕竟是生而平等的。既然如此，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就应该拥有发言权。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则植根于人的本性，因此，虽然几经掩杀和蹂躏，到了近代，随着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民主的原则终于重新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承认。 当然，正如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承认的那样：民主并不是一幅蓝图或对特定结果的一种承诺。事实上，民主本身不保证任何东西，它既提供成功的机会，也提供失败的风险。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就是：民主的承诺仅仅是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过，人类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自己自由追求获得幸福的人多于由他人赐给幸福的人。这或许正是民主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和期待、民主的原则重新得到发扬的原因之所在。 既然是一种原则、理想，那就注定它与现实之间必然有一定距离。如果说在仅有三、四万公民的雅典，人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原则尚无法实现的话，那么，在人口众多的现代各国，上述原则就几近空想了。于是，近代西方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探索"民主"的涵义。林肯曾把民主定义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熊彼特则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而"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而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亨廷顿把熊彼特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民主政治的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他接着指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 实际上，二战以来，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 熊彼特等政治学家为什么将"选举"定义为民主的本质呢？这是因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字面上的"民主"即所有的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原则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推行的是"多数裁定原则"，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实际上是现实中民主的"可行性原则"，用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的话来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是最适合民主的程序原则。它为什么比全体一致的原则更好呢？简单明了的回答是：多数原则避免了僵局，同时又允许庞大的集体拥有发言权。" 任何形式的现代民主制度都是公民根据多数裁定原则自由地作出政治决策，民主由此可被重新定义为"大多数人的统治"。 既然如此，那么，在实际中，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大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切实有效地体现民主呢？答案是：在选举的时候。因为在选举过程中，体现的是绝对多数原则。谁站在多数一边，谁体现多数人的意愿，谁就是赢家；相反，谁站在少数一边投票，或只赢得了少数人的支持，谁就成了输家。为此，竞选者为了当选，不惜一切代价到处游说，允诺选民提出的意见与要求。因为他们明白，要想取得上台执政的权力，必须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投票支持。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在选举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表达与体现。例如，在美国第43届总统选举中，弗罗里达州的选民最终决定了是布什而不是戈尔入主白宫，民众的统治只有此时才充分的体现出来。 事实上，只有在举行大规模自由选举的地方，公民的"主人"意识才觉醒，他们的积极性、参政热情由此才被激发起来，而这种积极而广泛的参与是民主存在的基础。在我国，早在抗战时期，就曾开展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李公仆先生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生动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民主政治现象：在进行村长选举的日子里，满街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书有"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前进分子作村长"等口号。据公仆先生观察，根据地的人民踊跃参与各种公众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利益，选民参与率各村平均超过百分之八十。民主参政使得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有着一种高度的自尊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参与，民主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很快枯萎。 或许正是出于上述几方面考虑，熊彼特、亨廷顿等政治学家才将选举上升到了民主本质的高度来认识。 二、 选举必须是民主的 选举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通过选举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所有现代的民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举行选举。 但是，选举仅仅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必要充足条件。例如，在斯大林时期，各类选举也定期举行，斯大林几乎每次都能获全体选举者的一致通过。刚刚下台的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和目前仍在任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以及非洲的许多专制统治者也都组织过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有的可能只有一个候选人或一张候选人名单，选举人事实上只能表示同意，此外并无任何其他选择。有的可能提供了几名候选人，但谁是正选，谁是陪选事先都有精密的安排和操纵。诸如此类的选举事实上只不过是统治者为自己的统治增添一个"合法" 光环的手段。与其说是体现多数人的一致、体现民主原则，还不如说是对民主的嘲弄、甚至是强奸。换句话也就是，选举本身必须是民主的，只有民主的选举才能体现民主。 那么，什么样的选举是民主的呢？美国学者珍妮·柯可帕特里克给民主选举下的定义是："民主选举不仅是象征性的，它还是竞争性的、定期的、广泛的和决定性的选举。在选举中，政府的主要决策人由国民选出，而国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去批评政府，发表他们的评论及提供其他选择。" 也就是说，选举是否民主，关键看它是否是自由、公正、广泛、定期举行，是否是竞争性的。 民主政体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人们生而就拥有的自由的权利。人们不仅拥有言论、信仰等方面的自由，也有投票选举的自由。民主选举要求公民积极自由地向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投票，这意味着公民不受任何外界影响，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参加投票不必担心遭到恐吓或报复。现实政治生活中，为了使选举结果有利于自己，包括当政者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积极介入选举过程，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恐吓和武力胁迫）来影响选举。例如，民国初期，袁世凯为了为其"登基"寻找合法的理由，组织了所谓"国民代表"的"选举"和"国体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投票"时，会场外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场内则布置了监视人员，"国民代表"们一个个抖索着在预先印有"君主立宪"四字的选票上书"赞成"二字。可见，这种不自由的选举，其结果恰恰违背了民意。因此，为保证选举的自由公正性，最重要的就是使选举摆脱外界、尤其是当政者的影响与控制。为此，必须设立秘密投票箱，进行秘密投票（无记名投票）。公开性与负责制无疑是民主政体的成功之道，但投票行为本身却是一项例外。容许选民秘密投票是为了使选民在选举中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代表候选人的意见和看法，又不致被候选人及其代表发现和遭致打击报复。此外，在选举过程中，反对党及候选人必须享有言论、集会以及活动的自由。这些自由对于他们公开批评政府、向选民提供其他政策和候选人是必须的。仅仅容许反对者有机会投票是不够的，在选举中阻止反对者广播、控制其集会或审查其报纸都不是民主的。 在自由的前提下，选举还必须是公正的、平等的。也就是说，当人们就政策作最终决定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应当有同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而且，选民的每一张选票应该具有同等的份量，不会因财产的多寡、权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选举史上，出现过两种投票制度：平等投票和复数投票。平等投票，指每个选民有一个投票权，在一次选举中，也只能有一次投票权；而且，一切选民所投的选票效力相等。与此相反，有特殊资格的选民，享有一个以上的投票权，或者他们所投选票的效力，大于普通选民所投的选票，此为复数投票。我国从1953年第一次普选就实行平等投票的原则，并在历次普选中都予以坚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在自己所在的选区以普通选民的身份投下庄严的一票。在一些西方国家，以所拥用的财产额来确定每个人所投的票数。新西兰选举法规定，在县议会的选举中，财产不超过1000镑的人，可投1票；财产超过1000镑而不到2000镑的人，可投2票；财产超过2000镑的人，可投3票。尽管现代西方国家大多取消了不公平的"复数投票"制，但在事实上仍存在各种名目的资格限制，并不是人人都平等地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除此之外，选举还必须是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事先没有任何上级圈定的候选人，并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代表的名额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每个候选人平等地参与竞争，在选民大会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纲"，回答选民的提问。同时，执政党和当政者可以享受职权带来的方便，但不可以通过非竞争的手段操纵选举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现实中，许多政权常常通过制定有利于政府的选举制度，恐吓反对派以及在竞选中动用政府掌握的资源等手段在选举中舞弊。例如，在从1974年到1984年的十年之间，巴西政府定期地修改其有关选举、政党和竞选的法律，企图借此阻止反对派参与竞争的力量的增长。缺乏公开竞争的选举往往导致非民主政体的产生或继续存在。因此，公开地进行竞争是保证选举民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既然民主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统治"，那么，民主选举还必须是广泛的，也就是说，民主选举必须是在大多数人参与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在现实中，不仅古雅典的民主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内部，即使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也一直存在着将社会上某些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不同宗教集团以及妇女排除在外的情况。例如，在南非历史上，作为一种种族寡头制，曾长期将70％的人口排除在政治之外。同样地，在美国历史上，只有拥有一定产业的白种男子才享有选举与被选的权利。这样，即使选举可能是竞争的，公开的，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样的选举并不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同意：只有实现了普遍选举权条件下的选举，才算得上是民主的选举。 最后，选举还必须定期举行。在正常的情况下，选举中的获胜者往往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正如汉语中的那句俗话所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现代，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既然是社会的主体、是主权所有者，当然应该有权随着事态、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自由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正因为如此，在现实政治生活，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对立是相对的。随着单个选民立场和观点的变化（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的每一次演说都会引起这种变化），多数可以变成少数，少数也可以变成多数。这就是选举中的"可改变主义"。这种"可改变主义"也是现代民主机制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之一。但是，如果当选者没有任期限制，或者任期很长，那就等于允许民主竞选中最初的获胜者能够把自己定为永远的获胜者。古罗马时代的恺撒、奥古斯都，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克伦威尔以及法国的拿破仑等人都做过这样的尝试。现代社会中靠推迟选举来维护执政地位的也屡见不鲜。显而易见，即使选举过程非常民主，但如果是"一选定干坤"，这样的选举与其说是民主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民主的寿终正寝。因为，如果否定了"可改变主义"，否定了多数可以变成少数或少数可以变成多数，事实上就等于否定了人民主权，就等于否定了民主。因此，选举必须定期举行。选举上台的政府和执政者必须有明确的任期规定。为了防止政府和执政者滥用人民授权，许多国家甚至还作了提前进行选举以及不得连任等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意志充分反映出来。 三、民主选举与选举民主 由上述可见，选举的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自由、公正、平等、有竞争性的、定期举行的选举的确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能够体现"众人统治"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主张：只要实现了选举，就算实现了民主。这就是政治学中的所谓"选举主义"。然而，事实上，即使是民主选举也不等于民主，民主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必须有选举之外的许多制度保证才能实现。例如，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最后就是以法律诉讼而宣告结束的。也就是说，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 首先是政治自由。显而易见，政治自由是民主的先决条件，有人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互相包容，互为应有之义。例如在古希腊，奴隶显然不可能参加公民大会，否则，奴隶就不成其为奴隶，而公民既然是自由的，他就有权力"要求"并且"获得"执政地位。在近代，虽然在法律上人们普遍获得了自由，但由于宗教改革、产业革命以及三次技术革命使得各国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所谓政治自由，是允许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组建独立的政党和社团，允许不同政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只有当选民们能够在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施政纲领、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政治领袖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时，选民的意志才能充分反映出来。像在我国民国初年、南非种族主义者当政时期以及韩国军人专制时期，当政者禁止其他政党存在，把持不同政见者暗杀掉或投进监狱，然后再进行选举，这样的选举即使程序再民主，也不能真正反映民众的意志。 其次是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古代雅典，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的。当时的雅典虽然仅有三、四万公民，但公民大会的与会代表一般有六千人左右，且每年召开四十次。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频繁、代表比例如此之高的公民大会是不可能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在目前尤其是通过电视。大众传播媒体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影响选民态度、左右选举结果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公众就无法了解情况到事情的真相，从而也就无法通过选举反映出自己的意志。 第三是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健全的法治作保障，民主的原则就不可能贯彻。就拿选举为例，从选民资格的审定、选举程序的制定、投票场所及票箱的安全保卫、选票统计等等，都必须有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做保障。例如美国第四十三届总统选举，最终实际上是以法律诉讼的形式结束的。可以说，没有法律制度保障，任何选举都无法正常进行。 法治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甚至主要不在于保障选举过程，而在于保障选举结果，在于保障民意的贯彻和执行。法治的主体当然是人民群众，法治的客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国家公务人员，就是"官"，包括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以霍布斯为代表。他认为，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彼此之间共同约定：大家都放弃自己的全部权力并把它交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被授予权力的人或会议就是主权者，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其他人一旦交出了权力就只能做主权者的臣民。显然，由此而建立的政体必然是专制主义政体。另外一种观点以卢梭为代表。卢梭认为，主权是由公意、民意构成的，政府官员只是受人民委托而行使权力。人民可以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官吏的权力。所谓法治就是指人民对民选官员权力的限制、改变或收回，否则，即使再民主的选举，也只能意味着专制或独裁的开始，例如像希特勒政权那样。 健全的法律制度不仅意味着人们对自己选出的官员有监督权、限制权以及罢免权等项权力，同时还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中一个可操作的原则是50%+1，即"多数裁定原则"，但是，虽然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少数人的权利和地位却不应被剥夺，它们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在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各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有权组阁执政，但执政党不能凭借其执政地位迫害、破坏、解散少数派政党，少数派政党作为反对党的地位必须由法律来保障。否则，"多数裁定原则"就会演变成"多数专制"，用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话来说就会变成"选举的暴政"。这就是说，尊重、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应该是民主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仅体现大多数的利益，还应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民主的力量与机制。正如卢梭所主张的那样，代议制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是由于他们能随时决定把自己对多数意见的支持转给少数的意见，才不致在投票时失去他的自由。允许改变看法不但是公民持久自由的基础，而且使民主能够作为开放的、自我调整的政体持久存在。少数人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因此，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仅在法律上，还要在实践中保证少数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当然，健全的法律制度同时还应当意味着，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和领导人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似乎不言而喻。但在一些国家，非经选举产生的精神领袖、垂帘听政者、军队首领、高级文职人员等往往独立于选举产生的官员之外而行事，他们往往实际上控制着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傀儡。在这种条件下举行的选举显然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 民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一定水平。虽然大多数政治学家都把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称为民主的，但雅典式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是少数人的民主。它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自由的、立宪主义的大众民主不能同日而语。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自由的、立宪主义的、大众的民主是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所有的富国在政治上都实行了民主制，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非常贫困的国家，目前都未能实现、至少未能充分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文化水平与政治民主之间的这种密切相关性其实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而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即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哲学、宗教活动，才能争取统治。对于饱受战乱之苦且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非洲难民来说，民主选举无异于海市蜃楼，无异于图中梅，画中饼。同样，欧洲各国的民众对于是否加入欧盟、是否加入欧元等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国家还为此进行了多轮全民公决。各不同政党对待欧盟及欧元的态度和策略也直接决定着选民们对其支持与否。这是因为，欧洲的选民对这些事件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引发的利弊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因此，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在中国，目前如果就是否加入WTO来进行全民公决，或者就此由全体选民来决定谁来组阁、谁来当国家主席就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几乎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中国的大多数选民甚至根本不知道WTO是什么，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不可能移植，我们不可能通过移植一部宪法，移植一种选举方法而在一夜之间把一个非民主的国家改造成为民主的。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治家们对民主固然不应坐而论道，但也不应揠苗助长，急于求成。

Ⅱ 仅1个月巴西近6.7万人死于新冠，巴西在疫情之初采取哪些措施

仅1个月巴西近6.7万元死于新冠肺炎，这是巴西自疫情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一个月，巴西全国上下对疫情的发展特别担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现在累计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32万人左右，但是仅仅在今年3月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了6.7万元，差不多占到了总人亡人数的五分之一，可以说现在巴西的疫情人数在不断地刷新着记录，这当然是一件不容乐观的事情。据悉，这次巴西疫情最严重的的地区是圣保罗州，现在圣保罗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些重点的区域已经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现在所有的巴西人都已经意识到疫情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那么巴西的疫情为什么会死亡人数这么多呢？之前巴西政府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又做了哪些措施呢？

现在全球都是一体化的，疫情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全世界都要一起战胜这场疫情。中国的疫情因为政府的有效管控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希望巴西这次的疫情防护措施还不算太晚，也希望巴西能过度过这次疫情难关！

Ⅲ 世界杯将对巴西财政，货币政策产生哪些影响

世界杯从四个方面拉动巴西经济
拉动投资增长，刺激消费增加，促进就业改善，完善基础设施

世界杯可能会给巴西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当前巴西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推高通货膨胀，增加财政负担

巴西政府未来财政政策走向可能会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虽然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措施是巴西抑制通胀的选择，但是紧缩措施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巴西经济今年一季度环比仅增长0.2%，因此政府对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可能会十分慎重。
二是巴西未来仍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这意味着巴西政府缩减财政支出的难度很大。
三是今年是大选年，由于目前支持率明显下降，巴西总统为争取连任已经采取将“家庭津贴计划”规模扩大10%等措施来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当前巴西已经延长了两个企业税收减免方案的实施期限，但此举也会引发对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的担忧。

Ⅳ 急求：巴西的政治(思想、价值观)教育、军事训练方法、人才培养的情况，需要详细！感谢！

【巴西政治】巴西选民教育素质
今年10月有权在巴西总统大选中投票的民众，每5人当中就有1人是文盲或从没上过学校。
据高等选举法院（TSE）资料指出，2010年，巴西一共有1亿3580万选民登记投票，其中约2700万名选民未受教育：800万人是全文盲，1900万人虽识字，但从未进过教室。
情况最糟糕的是东北部，未受教育者占选民的35%；东南部的比例为12%。
不过，由于高等选举法院的资料是选民在申请选举证时填写的内容，不完全反映出他们的现况。
再者，从没上过学校的选民百分比也从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降至今年的。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FMG）政治学教授芮斯（Fabio Wanderley Reis）表示，教育程度和知识较低选民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都较肤浅，且趋向个人主义，所以工党候选人罗赛芙（Dilma Rousseff）有较大机会攫获这类选民的心，因为他们很容易将罗赛芙和巴西总统鲁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的形象联想在一起。
但另一方面，芮斯则强调，工党政府推广的社会福利计画及穷人收入增加，也有很大影响。
到目前为止，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气势相当。Datafolha民调公司3个礼拜前进行的调查指出，工党候选人在教育程度只有初中的选民当中，获得20%的支持率；民社党候选人赛拉（Jose Serra）获得16%。
但赛拉在专上程度选民当中获得的支持率，则较罗赛芙多出3个百分点。调查误差率为上下2个百分点。
今年巴西大选，不只选民当中有文盲，候选人之间亦然。虽然会写字和阅读是法院规定候选人参选资格的基本要求，但仍有5名候选人向高等选举法院登记为“文盲”。
截至2004年，在巴西登记为文盲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学历评估考试，但自2006年起，只需在法院亲笔证明会写字和阅读即可。
巴西总统鲁拉一直对自己的低学历引以为傲，动不动就说自己虽然出身贫穷，只有初中程度，当上总统后却拥有世界各地多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说一个人就算读再多的书，假如没有机会也是惘然。
再看绿党总统候选人席瓦（Marina Silva），虽然从小的生活环境和鲁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仍一心向学，替人帮佣，半工半读至26岁才从大学毕业。
诚然，无论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的人当中，都有道德观念极差者，学历低不等于道德情操也低，反之亦然。姑且不去探讨鲁拉的道德观如何，但他对教育的不重视却显而易见。
假如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那么欠缺良好教育人民的国家基础，不等于建立在一片沙洲之上？
很多巴西选民因为教育程度低，容易听信片面之词。诚如芮斯所言，他们会因基于个人偏见和情感冲动因素，宁可让公民意识沉睡，或根本不知何为公民意识；假如候选人善于诡辩，选民又对事实没有或不愿全面认识，就很容易昧于事理，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或许没有人能希望具影响力的候选人能满足多数民众对生活的期望，或是过度追求完美又不切实际的政治信念与价值观，但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应该还是可能相称而不冲突──至少我这样相信。

巴西的军事：巴西武装力量由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正规军分陆、海空三个军种，现役兵力31．47万人。
预备役部队：134万人，其中第1类预备役111．5万人（其中40万人可以立即征召）、第2类预备役22．5万人。
准军事部队：公安部队38．56万人，受陆军领导，可视作陆军预备役部队。

巴西陆军兵力20万人。编有7个军事司令部、11个军区、8个师部、1个装甲骑兵旅、3个装甲步兵旅、4个机械化骑兵旅、 13个摩步师、1个山地旅、4个丛林旅、1个边防旅、1个伞兵旅、2个海岸高炮旅，3个骑兵警卫团、28个炮兵群、2个工程兵大队和2个陆航直升机旅。
坦克：M－41B／C型287辆。
装甲侦察车：EE－9型409辆、M－8型30辆。
装甲输送车：EE－11型219辆、M－59型20辆、M－113型584辆。
牵引炮：105毫米353门、155毫米98门。
自行炮：105毫米74门。
岸防炮：57毫米、75毫米、120毫米、150毫米、152毫米和305毫米共240门。
火箭炮：108毫米若干门。
迫击炮：81毫米若干门、107毫米217门、120毫米85门。
反坦克导弹：“眼镜蛇”300具。
无坐力炮：57毫米240门、75毫米20门、105和106毫米若干门。
高炮：20毫米、35毫米和40毫米共200门。
地空导弹：“罗兰”Ⅱ型4部。
飞机：3架。
直升机：97架，其中AS－350型26架为武装直升机。

巴西海军兵力6．47万人（含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航母：“巨人”级1艘。
潜艇：T－109型3艘、“奥伯隆”级3艘。
驱逐舰：“基林”级1艘、“艾伦·萨姆纳”级2艘。
护卫舰：“加西亚”级4艘、“尼泰罗伊”级4艘、 “印哈马”级4艘、“大刀”级4艘、“宪法”级2艘。
大型巡逻艇：29艘。
江河巡逻艇：6艘。
扫雷艇：6艘。
登陆舰：4艘。
登陆艇：49艘。
其他辅助舰船：26艘。
陆战队：1．46万人，编有1个两栖师、5个增援营（其中工程兵营和特种作战营各1个）、8个地区治安大队，装备有装甲侦察车6辆、装甲输送车28辆、牵引炮39门、高炮6门，追击炮和无坐力炮若干门，火箭筒若干具。
海军航空兵：1300人，编有5个中队，装备有武装直升机54架，直升机18架。

Ⅳ 巴西最新民调谁的支持率居榜首

4月15日消息，当地时间4月15日，巴西权威民调机构Datafolha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已入狱的巴西前总统卢拉仍领跑大选民意，获得31%的选民支持，位居民意支持率榜首。

巴西今年10月7日将举行总统选举。根据巴西《清白档案法》，卢拉入狱服刑将不能参加总统选举。但是，卢拉所在的劳工党仍坚持将卢拉注册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最终将由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判定其候选人资格是否有效。按法律规定，卢拉所属的劳工党可以在8月15日前确认其参选资格，而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最晚于9月17日作出裁决。

Ⅵ 巴西的资料

巴西联邦共和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数居世界第五。领土位于中南美洲与大西洋之间，与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接壤。巴西拥有辽阔的农田和广袤的雨林。国名源于巴西红木。得益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南美洲第一，世界第十。由于历史上曾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的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

早在6,000年前巴西就有半游牧民族聚居，分布于亚马逊河一带森林，他们主要是从事耕作活动，并且每隔一段时间迁徙。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到达巴西。随后的三百年里，葡萄牙人逐渐在此定居，一开始从事巴西红木的采伐，后来逐渐扩展到淘金、甘蔗种植，逐步成为葡萄牙殖民地。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一世携王室贵族和政府迁往巴西，1821年归国。这期间，巴西开始对英国开放贸易港口，并成为葡萄牙王国的一部分。

随着葡萄牙王国开始走下坡，1822年9月7日，摄政王佩德罗一世宣布独立，建立了巴西帝国。1889年11月15日，佩德罗二世被推翻，成立巴西合众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巴西接纳了超过500万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移民。这一时期，巴西开始工业化。六十年代巴西发生军队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统治，直到1985年1月末才结束。

2006年10月1日，总统和议会选举举行。卢拉·达·席尔瓦与阿尔克明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1]10月29日，第二轮总统选举举行。[2]卢拉当选总统。

1988年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享有广泛的权利，总统和副总统通过选民投票产生，任期4年。总统有权任命内阁，同时是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

巴西的立法机构是两院制。拥有81个席位的参议院，由每个州选举的3名参议员组成，任期8年。4年改选三分之一，后4年改选三分之二。众议院513个席位是按人口比例选出，任期4年。

巴西共分26个州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 (Brasília)，州下设市，为第二行政机构。

阿克里 (Acre)
阿拉戈阿斯(Alagoas)
亚马孙 (Amazonas)
阿马帕 (Amapá)
巴伊亚 (Bahia)
塞阿腊 (Ceará)
圣埃斯皮里托 (Espírito Santo)
戈亚斯 (Goiás)
马腊尼昂 (Maranhão)
马托格罗索 (Mato Grosso)
南马托格罗索 (Mato Grosso do Sul)
米纳斯吉拉斯 (Minas Gerais)
帕拉 (Pará)
帕拉伊巴 (Paraíba)
巴拉那(Paraná)
伯南布哥 (Pernambuco)
皮奥伊 (Piauí)
北里约格朗德 又译为北大河州(Rio Grande do Norte)
南里约格朗德 又译为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
里约热内卢 (Rio de Janeiro)
朗多尼亚 (Rodônia)
罗赖马(Roraima)
圣卡塔林纳 (Santa Catarina)
圣保罗 (São Paulo)
塞尔希培 (Sergipe)
托坎廷斯 (Tocantins)

巴西北部是广阔的亚马逊雨林，南部地区多丘陵，大部分人口居住于此，是农业基地。大西洋沿岸有数条山脉，最高海拔2,900米。北部圭亚那高原的内布利纳峰海拔3,014米，为全境最高点。境内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巴拉那河是南美洲第二大河，着名的伊瓜苏瀑布就位于其支流上。

全境大部为热带气候，亚马孙平原为赤道多雨气候，巴西高原为热带干湿季气候，最南部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偶见霜雪。亚马逊平原降水丰沛，东北部地区略为干燥。

巴西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劳动力充足。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法）在拉丁美洲位居第一，对世界市场影响日益扩大。主要出口商品有：咖啡、大豆、铁矿石、橙汁，钢铁、飞机。

1998年11月，巴西从国际货币基金主导的国际援助项目获得了415亿美元的贷款，前提是调整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1999年1月，巴西中央银行宣布雷亚尔与美元脱钩。这一贬值措施缓和了当年经济增长回落的趋势。2001年，在主要市场增长放缓，中央银行采取高利率政策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投资者担心新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巴西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至2%以下。年底，贸易平衡方面的强劲表现使投资者信心增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仍然是巴西经济的主要问题。

自2003年1月1日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上任以来，外界所担忧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出现。2003年经济出现了0.2%的负增长后，近年增长温和。

大西洋沿岸人口稠密，内陆地区较为稀少。种族和文化差异显着。南部居民多有欧洲血统，可溯源到19世纪初来自意大利、德国、波兰、西班牙、乌克兰和葡萄牙等国的移民。而北部和东北部的的居民部分是土着，部分具有非洲或欧洲血统。 巴西拥有约一亿八千二百多万人口、东南地区是巴西人口最多的地区，根据IBGE 2004年数据显示该地区人口约有7千八百多万，相当于巴西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该地区拥有巴西三个人口最多的洲（圣保罗，七千万人口，MG 1千九百万，里约1千五百万）和两个最大的城市（里约和圣保罗）。（在圣保罗和里约的交界地带形成了以圣保罗，里约以及vp为支柱的商业地带，该地区聚集了约百分之二十三的巴西人口，成为该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民族 东南地区是巴西民族分布最广泛的地区，该地区主要有白人（主要是葡萄牙后裔和意大利后裔）混血人，非洲巴西混血以及亚洲和印第安人后代。 这样在整个巴西，巴西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开始频繁交配。以前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因3第安人拥有这个地区明显的文化特征，比如黑白杂色被葡萄牙人认为是平安，并且开始向爱磨雷族人，后来引起了一场灾难，他们开始袭击并摧毁对内部的村庄。 1532年，自从SAO VICENTE建立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这块地方。由于18世纪采矿业的发展，葡萄牙的各州君王开始纷纷来到这里，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从非洲安哥拉和米纳来的奴隶，他们都属于非洲土着人。从第一年的殖民统治开始，黑人的比例就开始极大的增长。 19世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化开始受到刺激，德国人开始在1818年来到这里，1875年，意大利人，1880年西班牙人，20世纪初，日本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开始相继来到这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东南地区发生了巴西最巨大的移民潮流，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成为这次移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奴隶解放运动，当时种植园以及刚刚兴奇的巴西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移民 东南地区是巴西移民特征最明显的地区，他聚集了国内移民以及国外移民。最大的影响是从巴西东北部传来的。

众所周知，巴西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是足球，据1999年的统计数字，巴西大概有近2万多支足球队。另外，巴西国家足球队是唯一一支由1930年至200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从未缺席过一届的球队，也是唯一一支曾五次夺取世界杯冠军的球队（1958、1962、1970、1994和2002年）。此外，巴西队和巴西球员也包揽了很多世界杯的纪录，可说是完完全全的“足球王国”。

Ⅶ 巴西总统选举即将举行美国要捣乱吗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8月7日刊登了弗拉基米尔·多勃雷宁的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将展开争夺拉美的决战》。文章认为，在阿根廷政-权更迭和委内瑞拉爆发危机后，俄罗斯在拉美的地位明显变弱，而美国的地位则因军事基地得到加强。如今到了决战时刻：巴西近期将决定整个大陆的政治命运。

文章称，在这一背景下，巴西各级法院爆发了实打实的战争：一些法院决定立即释放卢拉，另一些又废除这种判-决。有时这种交替仅间隔几小时。

文章指出，其他政治阵地也在交战。在巴西首都计划进行支持前总统的示-威游-行将在8月15日举行。6个劳工党人宣布绝-食，“直到卢拉被释放出狱”。

巴西分析人士认为，短暂的坐牢只会给卢拉在即将举行的竞选中加分。不过卢拉重新执政将意味着与美关系遇冷和与俄来往增多。

但若在这场战争中，最高选举法院没有站在卢拉一边，赢得大选的将很可能是博尔索纳罗。在他对国际政治的观点中，博尔索纳罗追随华盛顿。

与此同时，第37任美国总统理乍得·尼克松的名言“巴西走向哪里，拉美就走向哪里”还无人反驳。

文章认为，因此，对于是否允许卢拉参选的决定同时将成为整个大陆向哪边转的答案。

文章称，华盛顿的游说能力，也是其干预独立国家主-权事务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但巴西最高选举法院的最终决断难做，还有另一个细节：卢拉的选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大且人数多，因此几乎可以保证，不满意的选民将爆发暴力事件。事情未必局限于砸玻璃和烧汽车——有被骗的选民与当局对峙数月并导致种种必然后果的可能——危机、流-血、长期罢-工……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一个——宣布紧急状态。

文章称，另一方面，不让卢拉参选的决定或伴随混乱和近期进入紧急状态的风险，因此选举可能都举行不了。拉美的重要国家将再度在美俄间摇摆不定，天平暂时还未向任何一方倾斜——将来某个时候会的。

2018年1月24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出席在圣保罗举行的集-会并对支持者发表讲话。

国家的实力取决于说话权。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

Ⅷ 巴西在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努力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积极的措施

巴西在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努力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积极的措施

地区间发展失衡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拉美国家自不例外。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是制约拉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作为拉美第一大国的巴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区发展失衡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其它国家提供了启示。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最为发达、中西部地区次之、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最不发达。由此导致巴西出现了所谓的“发达的巴西”和“落后的巴西”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尽管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缩小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困扰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财富分布不均；各地区在中央财政收支中比重差异显着；人类发展指数（HDI）水平虽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标差距依然明显；人口的地区分布也相差悬殊，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居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紧密相连，并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区不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种族分布也不平衡。由于巴西的不发达地区聚集了比重较大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直接表现为这些群体的贫困问题。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成了人的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有统计显示，不同的种族贫困状况大相径庭，其中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贫困的代名词，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体。如，非洲后裔、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种人和亚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于超大城市。据统计，1989年巴西东北部和北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的9个城市的人口为406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3。其中，仅东南部地区的三大城市—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万人，占全国全部城市人口的65.5%、占全国人口的20%。
城市贫困问题是巴西发展模式的产物，也是亟待解决的痼疾之一。据统计，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约有1150万穷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于东南部地区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个城市的穷人绝对数量最多，均超过300万，分别占9个城市全部城市穷人数量的27%左右。而由于人口过分地聚集于拥挤的城市，引发了城市居民基本的卫生和环境等基础设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中广大城市贫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演变
导致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是地理、资源、历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则认为，地理特征如气候因素，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差异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有学者通过对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巴西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或者加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始于殖民时代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分工，而且受制于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早期，巴西各地区的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工业化进程中，本国内需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前，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拉动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时，能够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地方就决定了区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长周期使那些生产相应出口商品的地区受益，其中出现了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黄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区的“橡胶周期”，等等。由于本国经济严重依赖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的行情波动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生产不同初级产品的地区的发展。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都以出口初级产品作为经济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后者以出口咖啡为主，到187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收入相当，几乎看不出经济发展的差异。
后来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走势发生了严重分化：南部地区得益于国际市场咖啡需求的持续增长（据统计，在1840～1910年期间，国际咖啡市场的需求年均增长率达到5%），并受益于英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素质良好的欧洲移民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随着咖啡出口数量急剧增加，南部地区经济日趋繁荣。大宗出口收入还为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19世纪末期国家出台的本币贬值、关税保护等一系列政策让咖啡出口商和圣保罗地区的加工商受益。与此相反，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却频频受阻。蔗糖出口既面临欧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区蔗糖的竞争。在国际市场糖价下跌的同时，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制糖业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减少，转而靠销往本国的南部地区。在19世纪后几十年，国际棉花市场需求疲软，而产自美国南方采用更高技术和拥有更低国内运输成本的棉花占领了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因此，东北部地区的棉花也开始面向南部地区的市场，但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纺织工业保护主义。20世纪之交，对内贸易成为支撑东北部地区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头十几年，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已经形成。
从上述分析看，总的来讲，地理因素（如气候、地形、土壤等）和历史因素（殖民经济体系、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等）决定了巴西最初的区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认为是导致19世纪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由此拉开了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现。这是巴西在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进工业化发展战略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在这个发展阶段，地区的平衡问题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发展议程关注之内，相反，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客观上讲，政策因素成为人为地加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推动力量。
在此阶段，巴西经济经历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而东南部地区则成为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阶段的主要受益地区，因为巴西政府将发展的关注点一直放在本身已经较为发达的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具体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对东南部地区的咖啡产业的支持政策，这是首次从地区的角度出台这样的措施，强调对南部地区发展的关注；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地区收入分配变得更多地集中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重点关注的是中南部地区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力图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深化。
与此同时，东北部等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专门的产业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产的政策或产业调整政策），相反，在面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而转向本国东南部等发达地区市场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让东北部地区还不得不消费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因此，东北部等地区与中南部等地区之间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东北部地区靠输出初级产品获得的收入又被人为地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区获得，落后地区客观上为巴西全国的、尤其是东南部等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视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发展计划）来促进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使经济布局向东南部地区集中，而并没有任何对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担忧。事实上，随着巴西在这个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所采取的将投资集中于经济增长领先地区来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使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导“西进”运动。50年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一直把开发落后地区作为基本口号之一，致力于对东北部、亚马逊流域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1956年库比契克当政时期，决心完成迁都的“百年梦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并于1960年正式迁都巴西利亚。“迁都”是巴西政府开发落后地区的重要举措。巴西利亚位于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可以充分发挥全国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辐射力可以达到边疆地区。在迁都后的3~5年里，巴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迁都的同时，政府还修建了通往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公路，从而为落后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迁都政策也使区域发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
20世纪60～8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更多切实行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个阶段可谓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的1968～1973年，巴西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被誉为巴西“经济奇迹”。因此，这个阶段的经济环境为巴西政府解决地区差异创造了实力和条件，也为国家利用优势产业反哺落后产业、鼓励优势地区反哺落后地区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成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开始高度关注地区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发展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等，有效遏制了区域聚集程度过高的趋势，促进了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北部地区为例，60年代以前该地区主要依赖橡胶出口，但在60年代期间却失去了在世界市场的几乎全部份额，此后仅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微波橡胶出口收入维持。针对这种状况，联邦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如对私人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公共投资加强该地区与外界连通的道路交通建设，鼓励国有企业增加向该地区的直接投资，等等，为该地区带来发展动力。尽管北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中也出现了环境退化、收入分配恶化等现象，但在改变地区落后面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1988年新宪法颁布后，巴西治理落后地区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扰。地方政府参与财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锐减，联邦政府对于地区发展的投资一度减少。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匮乏，使得贸易和运输等缺乏效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攀升，之后通货膨胀问题开始突显。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稳定计划，这些行动加上贸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有效地规避了资金缺乏等困境。应当讲，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阶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开始关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阶段，通过其采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码阻止了地区发展差距的继续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巴西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将束手无策或无所作为，尤其在当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主要是由人为的政策因素导致的情况下，更应运用政策手段加以弥合，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起码要防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经验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西历届政府一直在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治理落后地区发展问题方面积累了经验。
实现落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在落后地区的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落后地区内部也可以划分出相对发达的次区域和更为落后的次区域。因此分析整个落后地区存在的优势，创造该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扶持地区内部的“增长极”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将是关键。
其实，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区时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地制宜地成功创造了三个“增长极”：亚马逊地区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增长极”、朗多尼亚州的“西部农业增长极”、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矿产和金属产业增长极”。以上三个地区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北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治理东北部地区的过程中，巴西政府力争改变以往支柱经济较为单一的局面，着重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结合各地的优势，打造出石化、纺织服装和金属矿产等支柱产业。
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后地区采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为两种：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鼓励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向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同时以税收优惠措施给予鼓励。事实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联邦政府转移支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在中央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别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说明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该地区的发展予以扶持。实际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资金尤其是联邦政府能够掌控的财政收入多寡是影响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条件。在198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改革后的巴西联邦政府财力一度锐减，导致对落后地区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甚至立法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巴西政府为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脉络基本上为：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开始关注→初期以调研性质为主→出台鼓励性措施→设立专门的发展基金→写入法律法规（1988年宪法）→（1999年以后）成立专门的主管机构→成为国策（2003年出台国家地区发展政策）→更广泛范围的合作来治理（与其他拉美国家合作）。
在对北部地区的开发过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亚马逊经济开发计划管理局”，开始组织对亚马逊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在东北部地区开发过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东北银行”，为开发东北部地区提供雄厚的资金来源；成立“东北部开发管理局”，负责对东北部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内的巴西不平等问题被1988年的巴西宪法所关注；1989年，巴西创建的“宪法融资基金”被认为是该国又一个最为重要的地区政策工具，其目标就是通过给予地方企业以特许贷款实现相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享有优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农业生产者、“小型”和“微型”的企业、利用当地原材料的生产活动以及劳动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产经营项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后地区自身、甚至是国家的界限，从更大的地理范围（如拉美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寻求解决落后地区的治理方法和经验，其中巴西与欧盟还就地区发展问题建立了对话机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利于地区发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国内较小且经济实力弱的州在国会占有席位的比例远多于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州，从而体现出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之间。东南部地区拥有全部选民的46%，但在议会中只占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区拥有4.8%的选民，却在议会中占有11.3%的议席。北部地区具有的较高代表性始于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在联邦中的力量，削减上述实力强大的州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正是让经济实力弱小的州在联邦议会中具有了较高的代表性，使得联邦政府、国会可以将地区不平衡问题纳入政治议程。
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教训
要避免人为因素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国家独立后因政策偏差而人为地加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未能改变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不合理格局，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实施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民族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南部地区；为发挥东南部和南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优势和辐射作用，政府实行的倾斜政策反而不利于各地区的平衡发展。
区域开发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在拉美，巴西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最多，但教训也不少。巴西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开发落后地区的战略过于“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亚马逊地区纳入一体化的“全国发展计划”，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巴西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巴西政府对西部的开发采取了超出国力的大预算、大规模、大投资的办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计划”的预算投资高达600亿美元。此外，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长达5000千米的“泛亚马逊公路”的使用率一度仅为50%，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违反了自然法则，忽视发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造成“20世纪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态问题”。20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在20世纪末使巴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梦想，军政府鼓励外资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到亚马逊地区投资。但由于法规不完善，加上投资者急功近利，烧林开荒建牧场，结果使亚马逊森林、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链遭到了破坏。1998年，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毁面积达1.68万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无限期地不再受理对亚马逊森林开发的申请，要求已采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业立即停止采伐。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世纪性过失”。
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危及社会和谐。城市化过于集中于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大弊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国家普遍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现象，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这种始终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现失控。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使本已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资等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为了应对中心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国家只能加大对中心城市的投资而减少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导致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被削弱，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引发新一轮人口迁移。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并对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地区差异的扩大使地方离心倾向不断上升，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挑战，对国家的统一构成潜在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不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圣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个州存在20多个分裂组织，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酝酿成立独立国家，而且在东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在内的独立共和国。
结语
巴西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治理地区发展差距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断提升对失衡地区发展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统的战略，以动员全局的力量治理这个难题。历史上，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就因受到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使各自的发展历程开始走向分化，而地区收入的减少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也加剧了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既要依靠本国内部的正确政策，也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这样才能维持巴西经济社会稳定的发展，以保证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后地区的进程不至于被干扰或是被打断。
其实，与巴西的情况类似，其它拉美大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甚为严重。其中，在墨西哥，联邦区、哈利斯科州和新莱昂州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区的经济似乎无足轻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轴心的潘帕斯地区发展一支独秀，其他省份则长期被排除在增长的繁荣之外。因此，拉美国家出现的“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甚至“一个城市、两种景象”的发展失衡情况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Ⅸ 巴西总统没做总统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雅伊尔·博索纳罗在出任巴西总统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军人出身。后来军政府垮台，他转而投向了政治，曾经当选过里约热内卢市议员。后来成为了联邦议会议员。到后来竞选巴西总统成功。

对于这位新总统的前景，我并不是多么看好，因为他有太多的出格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相当负有责任感的领导者，而且他对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发表了很多令人反感的言论，所以正是那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想这位新总统的道路肯定不会太好走。

Ⅹ 巴西总统的成长经历

巴西总统卢拉10月29日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战胜社会民主党的圣保罗州前州长热拉尔多•阿尔克明，轻松赢得第二个任期。卢拉是巴西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因为自幼家庭贫困，卢拉小小年纪就开始沿街擦鞋，帮助邮差送信。这段艰难的生活使卢拉后来经常受到巴西上流社会的嘲讽和挖苦，但也使他在从政生涯中拉近了和穷人的距离。
巴西出了个“卡斯特罗”
卢拉原名叫路易斯·依纳西奥·达·席尔瓦，卢拉是人们后来送给他的绰号，在葡萄牙语中是“鱿鱼”的意思。卢拉1945年出生于巴西落后的东北部伯南布哥州的加拉尼温斯，在家中的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

卢拉刚出生不久，他的父亲阿里斯蒂德随着外出打工谋生的人潮来到圣保罗的桑托斯港，成为当地一名码头工人。1956年，卢拉随着母亲和另外七个兄弟姐妹也来到了圣保罗。穷人在都市的生活异常艰辛，卢拉小小年纪就开始沿街擦鞋，帮助邮差送信。上学后，他经常在课余时间兜售花生和橙子，补贴家中生活。

这段艰难的生活使卢拉后来经常受到巴西上流社会的嘲讽和挖苦，但也使他在从政生涯中拉近了和穷人的距离。在巴西政坛，卢拉一直被视为穷人的代言人，他比其他巴西政治家更能体会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

1966年，卢拉进入维拉雷斯公司工作。在那里，由哥哥介绍，卢拉进入公司工会工作。也正是从那时起，卢拉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由于工作勤奋，年仅27岁的卢拉于1972年当选为圣贝纳多·多斯坎波斯和迪亚德马冶金工人工会第一书记。1975年和1978年又两度当选为该工会主席，并领导了反抗当时军政府军事独裁的圣保罗等三城市大罢工运动，加速了巴西军政府的垮台。

1980年2月，卢拉联合一些工会人士、知识分子和学者成立了劳工党，成为巴西军政府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同年4月，卢拉正准备再次号召圣保罗钢铁工人举行罢工，却被军政府逮捕，并被判处三年半监禁，后被高等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在和巴西军政府的较量中，卢拉逐渐成为受到巴西工人拥护的领导人，成为当时反抗军政府统治的象征。卢拉也因此被拉美媒体喻为“巴西的卡斯特罗”。

除下T恤换西装

1986年，卢拉高票当选为巴西全国立宪会议联邦众议员后，开始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刺—竞选巴西总统。

1989年，卢拉首次参加总统竞选就获得了3100万张选票，但输给了后来因经济丑闻而遭议会弹劾的科洛尔。在1994年和1998年的大选中，他又两度败给了现任总统卡多佐。虽然三次参加总统选举受挫，但卢拉并没有就此放弃。2002年他再次参加选举，而且在民意测验中一直遥遥领先，第一轮投票就获得绝对性优势，距离总统的宝座已只有一步之遥。

卢拉在此前三次选举中得票数总是处于第二位，其主要原因是政见过于偏激，引起了中间选民的担忧。这次卢拉吸取教训，决定向英国工党学习，采取“中间路线”，改变以前的“激进工人领袖”形象。

为了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赢得更多的好感和支持，卢拉脱掉了随意的T恤，换上了笔挺的西服。此外，在竞选过程中，卢拉也很少发表措辞激烈的言论，避免被对手抓住把柄。巴西媒体评价说，和以前的形象相比，如今的卢拉显得更加温和成熟。卢拉本人也承认说：“我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改变。”终于在2002年他当选为巴西总统，成为巴西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