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为什么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Ⅰ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多
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具体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等。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一般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即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根据研究，导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若从更宏阔视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且包括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圆中国梦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动财政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以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

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2)巴西为什么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扩展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

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着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Ⅲ 求问“巴西之鉴”：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２００４年的巴西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教训。当时巴西企业创建需要１５道程序，平均耗时１５２天，而同期美国企业创建只需５道程序，耗时仅４天；韩国也仅需１２道程序，耗时３３天。营商环境不利限制了巴西企业家精神和经济活力的发挥。提高地方债务透明度一些与会专家还认为，巴西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任方面的丰富经验值得正面临地方债风险的中国借鉴。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巴西各州政府奉行“负债增长策略”，相继出现无力偿还联邦金融机构债务的违约行为，引发债务危机，并被认为是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巴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财政稳定计划，一方面确立公共财政规则，完善法规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建立债务定期报告制度，提高透明度，并规定严格的惩罚措施，在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巴西驻华公使罗西妲在研讨会上表示，巴西依靠与所有银行联网的国家信息系统披露地方政府债务报告，提高了透明度，“让所有人心里有数，这对中国政府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或许有所启示。”知识得到应有尊重在研发创新能力方面，巴西教育水平长期不高是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提高的重要掣肘。“这启示我们，要保证政府教育投入充足并且社会向上流动渠道顺畅，知识得到应有尊重，否则当‘读书无用论’蔓延之时，寄望遍地开花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研发创新能力也只能是无源之水。”齐传钧说。

Ⅳ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包括以下内容。

1、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幸田必兽等）尤为普遍。

2、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促进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3、金融体系脆弱。

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4、劳动力转移困难。

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5、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原来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Ⅳ 导致巴西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

导致巴西国民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是社会对财富的二次分配差距较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优劣性。

Ⅵ 中国掉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

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地从联合国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然而，近年来，面临增速放缓，一些人开始对中国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产生焦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些研究报告都从历史经验角度列举了许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案例，比如，从1960年算起，当时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或发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国发展要解决好创新问题、增长问题，也面临来自国际秩序动荡对中国发展的挑战。

中国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焦虑主要在于如何维持中高增长，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重点深入阐释。此后，鲜有研究报告对这一提法作出公认、统一的定义，背后也缺乏综合、严谨的理论论证。按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永远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存在的“逻辑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显着高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来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却被公认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国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着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没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方法论支撑，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概念。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收入多少则按2015年可比美元计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方法明显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世界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国民收入均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少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色彩。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过早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永远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为时尚早。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未来发展就能高枕无忧，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因此应该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概念，而永远在许多时候代表着虚无。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少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经济自主，它是必须依赖国外，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世界上多数经济体的续存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体量较大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得以培育，持续增长就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等地比较经济现象。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轻心。毕竟，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中国既要为过往的增长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放平心态，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必过于无视。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全球增长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经济体都会因其中的全球化影响而面临增长陷阱。在当前开放型经济、价值链全球化的世界，增长动力与发展变量和外部环境更是分不开。国际金融、大国经济变动、跨国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国际规则、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元素，都与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此时，分析增长因素时，不只是分析本身，还要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体“增长陷阱”变得更加突出，深层化发展的动力更是贫乏。2016年后，发展状况更为严峻。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新增长陷阱”的原因主要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强国制裁、战争等国际因素，而非像过去那样仅仅聚焦在内部原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经济体无节制地“印钞救市”，占了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给国际资产价格带来巨大的泡沫，也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通缩恶果。经过深层化发展，可以发现，当下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各国金融市场频频波动、汇率震荡、大宗商品长期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次生灾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2017年的预期略有复苏，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经济也没有提升到当时的3.26%水平。

全球的诸多病灶如果不解决，很难让人看到走出“新增长陷阱”的希望。这主要来自于五个问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目前，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而发达经济体却已超过43岁。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高、财政赤字、创新能力下降等社会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新鸿沟”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果。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着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存量社会财富出现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多，会使得社会消费动力不足，依靠社会消费而出现经济新增长很难实现。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使得新兴经济体无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识产权与创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产生巨额暴利，发达经济体垄断了暴利，进而通过各种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创新，最终使得创新乏力，无法带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使得热钱“全球漫游”，潜在危害巨大，甚至会引起下一轮的“金融海啸”。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在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一代人的财富。目前，游资像是“风暴潮”，一旦袭来，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正反馈”难题，导致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等对经济造成伤害的非传统因素。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负反馈”迅速放大，危害到各个经济体的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对各个经济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长瓶颈，每个经济体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面对五大难题，只有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全球经济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中国已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险

在“中等收入陷阱”讨论中，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贫富差距悬殊，没有技术进步的单纯资本积累使得本国产业链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收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国家在其城镇化进程中，因为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落后的工业无法提供充分的岗位，贫民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同时，官员腐败问题也激发了民众不满情绪，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序、扎实地推进。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充足就业岗位，提高城镇化质量；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承诺到2020年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极大赢得了民心，社会和谐稳定程度进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举措，足以保证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覆辙，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为镜，明确未来。

Ⅶ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状态的描述，理论上所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陷入这一状态。有的国家面对转型期困境，通过自身改革和调整，适应了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从而成功避免了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早期的英美和晚近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无法克服发展之后带来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危机，体制和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发展战略失误或者遭受外部攻击，经济增长回落或者长期处在中等收入状态，其中部分国家还会出现反复，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拉美、东亚诸国;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有可能从中等收入国家重新回到低收入国家行列。

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GDP)519322亿元，人均收入61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据有关媒体经过集中各方面专家意见，整合了处在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种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对中国现状观察和研究之后可以知道，中国已经具有上述“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部分症候，客观来说，中国正在走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行列或者具有强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如何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成为高收入国家，是中国未来中长期重大战略目标。其中，梳理、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发掘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参照，无疑是一条相对便捷的路径。

二、克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野

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故事中，都有一些阶段存在“成长的烦恼”，有的严重，有的轻微，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发展。全球绝大多数老牌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曾一定阶段处在中等收入国家，不过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度过了难关，直到新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西北欧一些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其高收入国家的身份变得岌岌可危，目前也在为重新找回往日荣光作出努力。在东亚，多数国家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逡巡不前，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得以成功跨越陷阱。而在拉美，巴西和阿根廷在高收入国家边缘徘徊多年后，近些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步进入高收入国家队伍。

下面我们以三组案例分享一下那些从“中等收入陷阱”状态，已经或者初步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成长故事和经验。

1、英美——高收入国家的先行者

英国从近代封建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驱主要得益于三大革命，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其长期的发达国家地位。这三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随着17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能忍受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于1642年引发了革命，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近代政治革命方告结束，从此率先建立了以议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英国政治革命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制度基础的同时，也为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扫清了道路。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1765年，牛顿去世后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近代科学进步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大门，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生产及贸易方面跃居世界首位，以当时标准衡量，其已成为当时世界上首个高收入国家。此后虽然多次经历危机，但其作为发达国家的根本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美国与英国有相似之处，也是先行建立了稳固的民主体制，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保持国家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石和保障。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工业、运输业、通讯业等高速发展，到1890年代，其经济规模已超过了称霸达100多年的英国而雄踞全球老大的位置，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冲突等转型期现象也大量出现，但由于美国独立革命和二次革命为其创立了先进的政治体制，避免了联邦的分裂，保证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成功克服历次经济危机的挑战，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在1990年代后，更因苏联的解体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摆脱了种种桎梏，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大量美国移民提供了平等的创业机会。而对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则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新闻媒体的监督下逐步得到克服。比如美国近代的“扒粪运动”，揭露了当时大量政治和司法腐败、侵犯劳工权益事件，促使国家政府实施改革，加快立法进程，杜绝了其危害，从而创造了长期繁荣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2、日韩——成功跨越陷阱的国际典型

谈到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人们都注意到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社会保障和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做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奠定了从生产型到贸易型再到消费型经济三次飞跃的基础。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最低工资制、教育政策改革和综合开发计划等战略举措，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为社会稳定建立了稳固的防御体制。日本能够做到适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调整，主要奠基于其在美国帮助下建立了君主立宪民主政体和完备的制衡与监督机制。日本在刑法典中设立了反贪污贿赂专章，实行了财产公示制度，日本媒体享有新闻自由，对政府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

韩国也是在二战后经美国帮助建立了民主体制，不过在此后数十年里屡遭军事政变，这也使得其经济长期沉浮不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韩国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改善政府治理，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其经济高速发展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方面从法律上强调市场的作用，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变政府主导型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从对经济大包大揽变为积极引导。另一方面颁布《公务员伦理法》，进行政治改革，推行财产公示制度，建设透明政府、服务政府。政治领域的改革为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保证。韩国经济成功地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变到以技术研发为后盾的创新型发展战略，通过“新村运动”、新教育政策、税收改革和完善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确保发展成果全社会共享，从而推动了国内市场发展，扩大了内生需求，促使国家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3、巴西——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新希望

按照世行标准，巴西迄今已身处中等收入国家达38年。但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之一。据2011年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的全球经济体排名，巴西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另据世行数据，该年度其人均GDP达到12594美元，已初步显示出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某些迹象，一般认为再经几年就会成功进入世界经济第一梯队。因此，对于那些尚在中等收入国家梯队，或者积极问鼎第一梯队，或者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而言，巴西的成长经验，尤其值得参考。

巴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家发展上曾经历重大挫折，经济和社会政策基本失败。它推行负债增长战略，由此导致1981到1983年的经济衰退。但这段时期巴西在政治上的改革举措，为此后的全面改革和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巴西的民主化进程是“通过交易的转型”的杰作。政府体制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经过长时间的博弈，使得改革派和温和派占了上风，军政府从1974年开始推行稳步的、渐进的政治开放和过渡政策，最终于1985年实现军人“还政于民”，初步建立了民主体制。进入九十年代，巴西进入改革和调整的重要时期，之后在21世纪的头十年，它的经济发展成果越发显着，并连续超过几个传统发达国家，成为位列世界前六强的全球大国。这归功于在民主体制下，巴西的内外政策实现了重大改革。经济上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实现产业升级转换，巴西的航天、国防和清洁能源能高科技行业在国际上都具有竞争力;在社会政策上，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资金占GDP长期维持在20%左右，并积极开展减贫，贫富收入水平差距显着缩小，国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它们都显示，巴西已经具备了顺利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各方面条件。

三、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

目前，世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者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国家多数都在东亚、东欧、中东和北非、拉美等。它们都存在政治体制不成熟、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失当，并导致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平等长期盘踞，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动荡或者存在发生动荡的诱因和危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迈上高等收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也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挑战。综合各国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政治成熟，体制科学，依法治国，按制度办事，充分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是前提条件。上述五个国家的案例都显示，它们都是在建立了稳固的科学的政治体制后，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走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在此条件下保持长久繁荣的，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者难以为继。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国家制订科学的内外政策并得到有效落实;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避免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和肆虐;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向;而且，只有在成熟的政治体制下，才能保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全民共享，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维持高收入国家水平。

善于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创新政府决策和科学技术，消除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改进和完善政府治理，是重要关键。在科学、成熟的政治体制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政府制订和实施“适销对路”的政策，不断对政府体制、经济发展思路和对策、社会政策、科技能力等，进行改革和创新，确保国家永远走在康庄大道上。

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合理调节并确保贸易、投资和消费三大领域的内在平衡，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是根本途径。在我们的案例中无一例外都是市场导向型国家，真正让市场起到了基础性支配作用，建立健全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系，并适时调整贸易、投资和消费政策，使其得到平衡，才成功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如何调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防止全国各省相互之间出于自利动机的贸易壁垒，如何打破对外贸和投资的强烈依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改革社会政策，优化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完善保障体系，稳定国民心理，是重要保证。高收入国家的公民社会都很发达，公民自治、社会自治普遍，社会政策的基础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的多数中产化，培育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促进消费的关键。只有在消除两极分化、确立了平等的法律原则下，公民才能拥有公平的社会机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最可靠的动力。而公民消费水平能否保持，储蓄习惯能否改变，首要的则是为其提供安全堤坝，建立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使积极工作、放心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Ⅷ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个什么坑 巴西阿根廷成典型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注意重点，是人均，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非常不利，我们国家就更明显。

Ⅸ 世界上绝大数国家和地区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

因为国家不够强大，然后被其他国家打压抬不起头，所以就一直处于贫穷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