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A. 巴西的航空工业为什么发达

因为巴西政府对巴西的航空工业十分支持，并且巴西能够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因为定位明确，有发展的方向，所以巴西的航空工业可以如此发达。

而且巴西对于自己的发展有清晰的定位，因为知道发展大的飞机项目周期太长，所以就开始发展客机项目。然后在客机发展的比较好的时候，在开始开发新的项目，这样的话周期短，而且很容易提高知名度。所以巴西的航空工业就是这样找准自己的定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发展，最后取得成功。

B. 巴西与俄罗斯关系

巴西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可以上溯至1828年，但由于苏维埃革命和巴美自动结盟战略，苏联与巴西两国先后在1917年和1947年两次中断外交关系，两次断交时间长达42年（第一次断交期为1917～1945年，第二次断交期为1947～1961年）。尽管两国自1961年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在长达21年（1964～1985）的巴西军政府执政时期，巴俄双边关系发展较为缓慢。1985年，巴西恢复民主体制后，其多元化外交也得到了强化，1987年，时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巴西，两国政府签署《共同申明》，这也是自1961年复交以来的首个双边政治文件。苏联解体后，巴西于1991年12月26日承认俄罗斯联邦合法地位，成为拉丁美洲地区首个承认俄罗斯联邦的国家。但作为两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巴西与俄罗斯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巴西卢拉政府强调“新兴大国联盟”的外交理念，加之“金砖国家”机制逐步成型，巴俄双边关系进入一个相对较快的发展阶段，两国关系的内涵也有了较大的丰富。相比巴西与其他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南非）的互动程度，现阶段的巴俄关系总体趋于平淡。
一、政治关系：战略互需与机制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调整了90年代初期“宁做第一世界之尾，不当第三世界之首”的国家身份定位，重新强调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拥有多重利益的国家”和“西半球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1]当时，巴西外交决策者认为，作为具有大陆规模的国家，巴西有必要加强与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中国、印度、俄罗斯不仅与巴西同为地区大国，而且也有着相似的国际身份，巴西政府外交思维的改变成为推动巴俄政治关系改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及俄罗斯政局逐步趋于稳定，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回归务实目标。普京强调要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就必须与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展开东西方平衡的多向外交以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融入欧洲，维持全球战略平衡，外交政策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2]这成为普京总统在其第一任期（2000～2004）内的重要外交政策内容，其中“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不仅成为俄罗斯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当时的普京政府平衡与西方关系的战略途径之一。
进入21世纪，巴西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获得了快速发展，两国不仅保持着政府首脑的频繁互动，而且双边政治对话机制的活力也逐渐得以体现。2000年6月，巴西副总统马尔科·马西埃尔（Marco Maciel，1995～2003）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政府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2年，时任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访问俄罗斯，恢复了自1988年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总统访问俄罗斯以来中断了15年的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卢拉就任总统后，“南南外交”和“总统外交”在巴西外交政策中得到强化，这直接促使巴俄高层互访频率明显加快。俄罗斯方面，2004年11月，普京成为首位访问巴西的俄罗斯总统；2008年11月和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先后两次访问巴西。巴西方面，卢拉总统先后3次访问俄罗斯（2005年10月、2009年6月和2010年5月），两国政府在卢拉首次访问俄罗斯期间签署了《巴俄战略联盟双边协议》（Acordo Bilateral Brasil-Rússia de Alian a Estratégica），确定了巴俄政治关系的基础。2010年5月，两国签署《战略伙伴行动计划》，进一步确定了双边合作的内容及框架。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签署了“2010～2012年政治磋商计划”，磋商内容包括多边、地区和双边三个维度：多边事务的重点包括安全与稳定、联合国议程、裁军与防核扩散、联合国人权事务、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及有组织跨国犯罪、国际经济及金融形势、环境与气候，等等；地区事务的重点为拉丁美洲局势、与欧盟的关系、与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中东和苏丹冲突、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前苏联地区一体化进程；双边协商的优先议题主要为巴俄关系、对外政策规划。
外交政策契合度的提高以及政治关系的提升推动了巴俄双边对话机制的正常运行。1997年，分别由巴西副总统和俄罗斯总理联合主持的巴俄高级合作委员会（Comiss o Brasil-Rússia de Alto Nível de Coopera o，以下简称“巴俄高委会”）成立，当时俄罗斯仅与美国、法国、中国和乌克兰等4个国家之间存在由总理主持的高级别定期协商机制。巴俄高委会下设政治事务委员会和政府间经贸与科技合作委员会，其中政府间经贸与科技合作委员会下设经贸及工业合作，金融及银行间合作，能源合作，太空合作，军事技术合作，科学与技术合作，文化、教育和体育合作等7个分委会。2011年5月，巴俄两国在莫斯科召开了第5届高委会，双方均强调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各自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3]
对巴西而言，俄罗斯的战略意义在于其世界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而巴俄关系的政治重要性体现在两国针对裁军、联合国改革及其作用的强化、反对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尤其是维护和平、民主和尊重人权等挑战的相互协调上。对俄罗斯而言，加强与巴西关系不仅仅因为该国在拉丁美洲的“分量”，而且也是由冷战后全球化的形势决定的。俄罗斯前外长及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认为，巴西与俄罗斯都经历了经济的开放与调整，都面临国际贸易竞争自由化的挑战，在政治方面，两国均有全球利益，都寻求实现区域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合作伙伴的多样化。[4]联合国改革问题是巴俄两国政治关系的重点，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较为灵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任何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决议必须基于联合国成员国的共识，这一点是保证联合国安理会合法性和有效性、联合国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虽然拉夫罗夫承认联合国安理会需要改革，如果它的成员国能够反映当今国际新格局，那么它的效率势必有所改善。但是他也强调，联合国改革不应仅局限在安理会的扩大上，而应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改革，包括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相关改革。此外在表决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拉夫罗夫明确表示“安理会不履行本该属于联合国大会的职能，并且安理会不能就一些不涉及具体冲突的、抽象的议题开展讨论”[5]，其意即指包括安理会扩大在内的联合国改革应取决于联合国内部的共识，而非安理会现任常任理事国的态度。对于巴西的“入常”，俄罗斯政府早在2002年与巴西签署的《巴西—俄罗斯共同申明》中便明确了对巴西“入常”的支持态度。时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对此声称：“俄罗斯政府的政治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第一个明确支持巴西的国家，这也显示了俄罗斯政府切实发展与巴西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6]
但是在其他场合，俄罗斯政府官员多次强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应在本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并且本地区国家对其候选国的资格应达成一定的共识。因此，综合俄罗斯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其对包括巴西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入常”愿望的认同实际上是以“联合国成员国共识”和“地区共识”为前提条件的。针对这一点，巴西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实际上不愿意改变联合国安理会现有的权力结构。
二、经贸关系：规模有限
自2000年以来，巴俄双边贸易有了较快增长，但由于双边贸易基数较小，巴俄贸易总量非常有限。2000年巴俄双边贸易额仅为9.9亿美元，到2008年两国贸易额达到79.8亿美元，8年时间大约增长了7倍。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巴俄贸易在2009年降至42.8亿美元，同比降幅高达46%。尽管在随后的2010年和2011年，巴俄双边贸易有所恢复，到2011年回升至71.6亿美元，但尚不及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仅相当于2011年中巴贸易额（771亿美元）的1/10。未实现卢拉在2009年提出的“巴俄双边贸易到2010年超过100亿美元”的目标。从两国具体进出口额来看，巴西基本上一直处于顺差位置（2000～2011年，巴西仅在2000年出现1.5亿美元的逆差）。2011年，巴西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以及巴西从俄罗斯的进口额分别为42.2亿美元和29.4亿美元，均不及2008年的水平（46.5亿美元和33.3亿美元），巴西实现约12.8亿美元顺差。

总体而言，巴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经济及贸易规模很不相符。以2011年为例，巴西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占巴西总出口的比重仅为1.6%，占俄罗斯全年进口总量的比重约为1.4%。与此同时，2011年巴西从俄罗斯的进口额占当年巴西总进口额的比重约为1.3%，占俄罗斯当年总出口额的比重仅为0.6%。但是，如果比较10年前的情况，巴俄双边贸易远远落后于各自进出口贸易的总体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巴西或俄罗斯在对方市场中的份额实际处于“缩水”状态。2001年，巴西对俄罗斯出口占当年巴西出口总量、俄罗斯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8%和2.6%，高出2011年上述两项比值（1.6%和1.4%）；同年，巴西从俄罗斯的进口额占当年巴西进口总额、俄罗斯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约为0.8%和0.5%，略低于2011年上述两项比值（1.3%和0.6%）。
造成巴俄贸易规模有限的主要因素包括：（1）两国对对方市场均缺乏了解，均非对方国家的传统贸易伙伴，两国对对方市场的开发力度尚显不足；（2）两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类似，初级产品及资源密集型产品均为两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经济互补性的欠缺使两国经贸往来缺乏足够的驱动力；（3）巴西、俄罗斯均为贸易保护主义相对较为严重的国家，贸易保护措施直接限制巴俄双边贸易的开展；（4）两国之间尚缺乏便捷的贸易渠道，比如俄罗斯对巴西的出口多数是由国际中介商来运作，这无疑降低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互信程度。另外，虽然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但巴西对俄罗斯在与贸易相关的配套管理、银行融资的保障缺乏足够的信任，这是限制两国科技互补性发挥的重要障碍。[7]
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巴西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以基础产品以及低附加值的半制成品为主。2011年，基础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占巴西对俄罗斯出口的比重分别为49%、43.8%和7.2%。而从出口产品种类来看，粗糖、牛肉和猪肉为巴西对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占出口的比重分别为43.7%、24%和7.6%。相反，俄罗斯对巴西出口则主要以化工和军工产品为主，2011年，俄罗斯对巴西出口的三大产品为硝酸铵、尿素、磷酸二氢铵，分别占俄罗斯对巴西出口额的15.7%、15.5%和14.7%。

C. 巴西在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努力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积极的措施

巴西在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努力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积极的措施

地区间发展失衡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拉美国家自不例外。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是制约拉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作为拉美第一大国的巴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区发展失衡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其它国家提供了启示。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最为发达、中西部地区次之、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最不发达。由此导致巴西出现了所谓的“发达的巴西”和“落后的巴西”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尽管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缩小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困扰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财富分布不均；各地区在中央财政收支中比重差异显着；人类发展指数（HDI）水平虽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标差距依然明显；人口的地区分布也相差悬殊，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居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紧密相连，并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区不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种族分布也不平衡。由于巴西的不发达地区聚集了比重较大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直接表现为这些群体的贫困问题。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成了人的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有统计显示，不同的种族贫困状况大相径庭，其中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贫困的代名词，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体。如，非洲后裔、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种人和亚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于超大城市。据统计，1989年巴西东北部和北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的9个城市的人口为406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3。其中，仅东南部地区的三大城市—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万人，占全国全部城市人口的65.5%、占全国人口的20%。
城市贫困问题是巴西发展模式的产物，也是亟待解决的痼疾之一。据统计，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约有1150万穷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于东南部地区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个城市的穷人绝对数量最多，均超过300万，分别占9个城市全部城市穷人数量的27%左右。而由于人口过分地聚集于拥挤的城市，引发了城市居民基本的卫生和环境等基础设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中广大城市贫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演变
导致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是地理、资源、历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则认为，地理特征如气候因素，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差异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有学者通过对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巴西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或者加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始于殖民时代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分工，而且受制于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早期，巴西各地区的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工业化进程中，本国内需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前，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拉动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时，能够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地方就决定了区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长周期使那些生产相应出口商品的地区受益，其中出现了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黄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区的“橡胶周期”，等等。由于本国经济严重依赖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的行情波动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生产不同初级产品的地区的发展。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都以出口初级产品作为经济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后者以出口咖啡为主，到187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收入相当，几乎看不出经济发展的差异。
后来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走势发生了严重分化：南部地区得益于国际市场咖啡需求的持续增长（据统计，在1840～1910年期间，国际咖啡市场的需求年均增长率达到5%），并受益于英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素质良好的欧洲移民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随着咖啡出口数量急剧增加，南部地区经济日趋繁荣。大宗出口收入还为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19世纪末期国家出台的本币贬值、关税保护等一系列政策让咖啡出口商和圣保罗地区的加工商受益。与此相反，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却频频受阻。蔗糖出口既面临欧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区蔗糖的竞争。在国际市场糖价下跌的同时，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制糖业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减少，转而靠销往本国的南部地区。在19世纪后几十年，国际棉花市场需求疲软，而产自美国南方采用更高技术和拥有更低国内运输成本的棉花占领了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因此，东北部地区的棉花也开始面向南部地区的市场，但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纺织工业保护主义。20世纪之交，对内贸易成为支撑东北部地区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头十几年，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已经形成。
从上述分析看，总的来讲，地理因素（如气候、地形、土壤等）和历史因素（殖民经济体系、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等）决定了巴西最初的区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认为是导致19世纪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由此拉开了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现。这是巴西在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进工业化发展战略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在这个发展阶段，地区的平衡问题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发展议程关注之内，相反，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客观上讲，政策因素成为人为地加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推动力量。
在此阶段，巴西经济经历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而东南部地区则成为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阶段的主要受益地区，因为巴西政府将发展的关注点一直放在本身已经较为发达的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具体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对东南部地区的咖啡产业的支持政策，这是首次从地区的角度出台这样的措施，强调对南部地区发展的关注；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地区收入分配变得更多地集中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重点关注的是中南部地区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力图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深化。
与此同时，东北部等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专门的产业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产的政策或产业调整政策），相反，在面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而转向本国东南部等发达地区市场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让东北部地区还不得不消费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因此，东北部等地区与中南部等地区之间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东北部地区靠输出初级产品获得的收入又被人为地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区获得，落后地区客观上为巴西全国的、尤其是东南部等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视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发展计划）来促进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使经济布局向东南部地区集中，而并没有任何对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担忧。事实上，随着巴西在这个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所采取的将投资集中于经济增长领先地区来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使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导“西进”运动。50年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一直把开发落后地区作为基本口号之一，致力于对东北部、亚马逊流域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1956年库比契克当政时期，决心完成迁都的“百年梦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并于1960年正式迁都巴西利亚。“迁都”是巴西政府开发落后地区的重要举措。巴西利亚位于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可以充分发挥全国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辐射力可以达到边疆地区。在迁都后的3~5年里，巴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迁都的同时，政府还修建了通往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公路，从而为落后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迁都政策也使区域发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
20世纪60～8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更多切实行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个阶段可谓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的1968～1973年，巴西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被誉为巴西“经济奇迹”。因此，这个阶段的经济环境为巴西政府解决地区差异创造了实力和条件，也为国家利用优势产业反哺落后产业、鼓励优势地区反哺落后地区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成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开始高度关注地区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发展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等，有效遏制了区域聚集程度过高的趋势，促进了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北部地区为例，60年代以前该地区主要依赖橡胶出口，但在60年代期间却失去了在世界市场的几乎全部份额，此后仅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微波橡胶出口收入维持。针对这种状况，联邦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如对私人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公共投资加强该地区与外界连通的道路交通建设，鼓励国有企业增加向该地区的直接投资，等等，为该地区带来发展动力。尽管北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中也出现了环境退化、收入分配恶化等现象，但在改变地区落后面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1988年新宪法颁布后，巴西治理落后地区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扰。地方政府参与财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锐减，联邦政府对于地区发展的投资一度减少。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匮乏，使得贸易和运输等缺乏效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攀升，之后通货膨胀问题开始突显。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稳定计划，这些行动加上贸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有效地规避了资金缺乏等困境。应当讲，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阶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开始关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阶段，通过其采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码阻止了地区发展差距的继续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巴西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将束手无策或无所作为，尤其在当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主要是由人为的政策因素导致的情况下，更应运用政策手段加以弥合，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起码要防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经验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西历届政府一直在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治理落后地区发展问题方面积累了经验。
实现落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在落后地区的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落后地区内部也可以划分出相对发达的次区域和更为落后的次区域。因此分析整个落后地区存在的优势，创造该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扶持地区内部的“增长极”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将是关键。
其实，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区时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地制宜地成功创造了三个“增长极”：亚马逊地区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增长极”、朗多尼亚州的“西部农业增长极”、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矿产和金属产业增长极”。以上三个地区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北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治理东北部地区的过程中，巴西政府力争改变以往支柱经济较为单一的局面，着重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结合各地的优势，打造出石化、纺织服装和金属矿产等支柱产业。
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后地区采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为两种：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鼓励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向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同时以税收优惠措施给予鼓励。事实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联邦政府转移支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在中央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别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说明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该地区的发展予以扶持。实际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资金尤其是联邦政府能够掌控的财政收入多寡是影响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条件。在198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改革后的巴西联邦政府财力一度锐减，导致对落后地区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甚至立法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巴西政府为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脉络基本上为：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开始关注→初期以调研性质为主→出台鼓励性措施→设立专门的发展基金→写入法律法规（1988年宪法）→（1999年以后）成立专门的主管机构→成为国策（2003年出台国家地区发展政策）→更广泛范围的合作来治理（与其他拉美国家合作）。
在对北部地区的开发过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亚马逊经济开发计划管理局”，开始组织对亚马逊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在东北部地区开发过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东北银行”，为开发东北部地区提供雄厚的资金来源；成立“东北部开发管理局”，负责对东北部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内的巴西不平等问题被1988年的巴西宪法所关注；1989年，巴西创建的“宪法融资基金”被认为是该国又一个最为重要的地区政策工具，其目标就是通过给予地方企业以特许贷款实现相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享有优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农业生产者、“小型”和“微型”的企业、利用当地原材料的生产活动以及劳动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产经营项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后地区自身、甚至是国家的界限，从更大的地理范围（如拉美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寻求解决落后地区的治理方法和经验，其中巴西与欧盟还就地区发展问题建立了对话机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利于地区发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国内较小且经济实力弱的州在国会占有席位的比例远多于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州，从而体现出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之间。东南部地区拥有全部选民的46%，但在议会中只占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区拥有4.8%的选民，却在议会中占有11.3%的议席。北部地区具有的较高代表性始于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在联邦中的力量，削减上述实力强大的州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正是让经济实力弱小的州在联邦议会中具有了较高的代表性，使得联邦政府、国会可以将地区不平衡问题纳入政治议程。
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教训
要避免人为因素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国家独立后因政策偏差而人为地加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未能改变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不合理格局，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实施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民族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南部地区；为发挥东南部和南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优势和辐射作用，政府实行的倾斜政策反而不利于各地区的平衡发展。
区域开发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在拉美，巴西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最多，但教训也不少。巴西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开发落后地区的战略过于“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亚马逊地区纳入一体化的“全国发展计划”，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巴西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巴西政府对西部的开发采取了超出国力的大预算、大规模、大投资的办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计划”的预算投资高达600亿美元。此外，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长达5000千米的“泛亚马逊公路”的使用率一度仅为50%，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违反了自然法则，忽视发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造成“20世纪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态问题”。20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在20世纪末使巴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梦想，军政府鼓励外资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到亚马逊地区投资。但由于法规不完善，加上投资者急功近利，烧林开荒建牧场，结果使亚马逊森林、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链遭到了破坏。1998年，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毁面积达1.68万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无限期地不再受理对亚马逊森林开发的申请，要求已采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业立即停止采伐。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世纪性过失”。
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危及社会和谐。城市化过于集中于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大弊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国家普遍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现象，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这种始终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现失控。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使本已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资等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为了应对中心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国家只能加大对中心城市的投资而减少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导致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被削弱，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引发新一轮人口迁移。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并对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地区差异的扩大使地方离心倾向不断上升，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挑战，对国家的统一构成潜在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不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圣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个州存在20多个分裂组织，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酝酿成立独立国家，而且在东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在内的独立共和国。
结语
巴西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治理地区发展差距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断提升对失衡地区发展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统的战略，以动员全局的力量治理这个难题。历史上，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就因受到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使各自的发展历程开始走向分化，而地区收入的减少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也加剧了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既要依靠本国内部的正确政策，也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这样才能维持巴西经济社会稳定的发展，以保证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后地区的进程不至于被干扰或是被打断。
其实，与巴西的情况类似，其它拉美大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甚为严重。其中，在墨西哥，联邦区、哈利斯科州和新莱昂州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区的经济似乎无足轻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轴心的潘帕斯地区发展一支独秀，其他省份则长期被排除在增长的繁荣之外。因此，拉美国家出现的“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甚至“一个城市、两种景象”的发展失衡情况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D. 卢拉·达席尔瓦在做总统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

2002年12月14日，对于卢拉·达席尔瓦来说，是一个最值得高兴和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接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正式确认他为巴西第40任总统。他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总统，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卢拉接过证书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2003年1月1日，卢拉·达席尔瓦在国会大厦举行隆重总统就职仪式，他庄严地从卸任总统手中接过绶带，正式成为巴西联邦共和国第40任总统。卢拉早年受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拉美左派思潮的影响，曾是一位激进的斗士，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他曾毫不留情地抨击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前3次总统竞选中，卢拉激烈的“反美”言辞让华尔街的大亨们感到恐惧，使在巴西多有投资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公司心存忧虑。他们想方设法，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卢拉当选。然而，卢拉在吸取前3次竞选失败的教训后，在2002年的第4次竞选中，开始改变激进的左派代表的态度，不再抨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经济政策，承认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巴西经济的作用，主动改善与美关系。他还选择巴西自由党领袖做竞选搭档，以争取美国和国内外商界的认同。卢拉明智地看到了这些因素，开始以务实的态度与布什政府打交道，与美国建立和谐的外交关系与往来。早在2002年7月，卢拉就派遣经济顾问访问华盛顿向美国政府解释未来的经济政策以换取支持。12月他亲自出访华盛顿，会晤布什总统，重申承认债务、稳定经济的承诺，争取美国为巴西的“反饥饿运动”提供贷款。他当选总统后，又任命了符合美国和国际金融界意愿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巴有争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卢拉态度已有所软化，从坚决拒绝，到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美国原担心卢拉执政后对美立场强硬，在美国后院形成又一个反美核心，影响其实现全球战略。面对卢拉对美态度转向温和务实，美国对卢拉的态度也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从开始“打压”、进而“默许”，到最后进行“拉拢”。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合作，是卢拉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作为巴西左派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天然的阶级情谊”。1974年巴中建交以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并且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航天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成功发射了两颗地球资源卫星，并正在继续研制第三和第四颗卫星。两国经贸关系近几年发展迅猛。中国已经成为巴西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2004年5月22日晚，巴西总统卢拉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随同卢拉总统来访的有420多名巴西企业家组成的巴西商务代表团，创下巴西总统出访随行人数的最高记录。除了庞大的商务代表团，与卢拉总统同行的还有外交部、发展工商部、旅游部、能源矿产部的多位部长。可以说，影响巴西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都来了。据统计，巴西是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巴西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003年，双边贸易额达79.89亿美元。5月23日，卢拉总统参加了巴西石油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揭幕仪式。这家石油公司是全球领先的20家石油公司之一。巴西石油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成立后，巴西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将从以前的每年200万桶猛增6倍，达到每年1200万桶。巴西将成为中国又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卢拉总统访华期间还接受了中国旅游局递交的“旅游目的地”文件，巴西有望成为中国公民的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国。

卢拉在评价他2004年中国之旅时说，这是“巴西政府一次伟大的旅行”。借着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中国的契机，中巴两国政府在工业、商业、科技等方面建立起广泛合作，这将极大地改变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均衡状况，也将对两国自身的发展起到明显推动作用。中巴两国签订多个合作协定标志着亚洲和拉美两个大国将在经济互补和双边合作方面更进一步寻求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中巴两国间的合作边远离国际经济旧秩序里的掠夺和依附关系，更冲破了美国凌驾于拉美国家之上的不平等的经济局面。《波士顿环球报》载文称，卢拉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再一次体现了卢拉“灵活务实”的外交谋略，卢拉政府积极的态度发展对华关系，这是由卢拉总统所确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决定的。巴西对外关系研究所所长萨拉伊瓦指出，卢拉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平衡外交、提升双边关系地位和(巴西)国际作用普遍化。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巴西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其中的大国发展关系。中国、印度、南非和俄罗斯被巴西列为重点发展关系的对象国。巴西这样做，欲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在经济方面，增加与上述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实现卢拉总统本人提出的改变“巴西贸易地理”的目标，减少巴西出口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在国际政治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沟通，通过国际作用普遍化的逐步实现，最终完成“巴西需要在世界上占据突出位置”的目标。卢拉以左派身份当选巴西总统后，在国际舞台上往往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而自居。卢拉总统访问南非、印度、中国，以及对其他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与印度、南非结成三国集团，在坎昆会议出面组织20国集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巴西为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

E. 我列举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四国具有的共同点

相同点
矿产资源丰富，人口大国（超过1亿），面积大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

F. 巴西今年7月工业产值环比增长0.6%，低于疫情前水平，释放了哪些信号

巴西今年7月工业产值环比增长0.6%，低于疫情前水平，释放了哪些信号首先就是巴西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其次就是巴西国内的一些工业生产正在逐渐恢复，再者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影响正在缩小，另外就是巴西政府通过一些有利的政策调节使得巴西经济市场更加稳定，还有就是巴西的制造业厂家正在努力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合作。需要从以下四方面来阐述分析巴西今年7月工业产值环比增长0.6%，低于疫情前水平，释放了哪些信号。

一、巴西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首先就是巴西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对于巴西而言他们受到的疫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他们国内的新冠疫苗不是很充足，并且他们的防疫政策也没有足够精细化。

巴西应该做到的注意事项：

应该加强多渠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