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给巴西带来什么

㈡ 巴西的美食多样化

任何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我不能完全确定它是不是最多样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巴西美食的多样性非常丰富——就像这个国家本身一样。

巴西美食-维基网络

巴西的美食如同这个国家的人口一样多样化

https://agenciadenoticias.ibge.gov.br/en/agencia-news/2184-news-agency/news/21115-survey-reveals-regional-diversity-in-brazilian-food-intake

巴西菜不容易定义。不同地区的人口差异很大，这反映了美国本土人口和移民人口的混合，以及整个大陆的面积。这就创造了一种保留地区差异的民族烹饪。基本上，有无数的地方菜系组成了一个国家的场景。

传统的巴西烤肉(巴西烤肉)——可能是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最常联想到的巴西美食——起源于巴西最南端的南大南州。肉通常只用岩盐调味，然后放在铁串上直接在火上烹饪。

在这个州，除了巴西烤肉外，最受欢迎的菜之一是arroz de carreteiro。它基本上是由米饭、熟肉或charque(咸肉干)和一些香草(通常是欧芹)做成的。

西施汉堡(Xis)是当地对美式汉堡的改造，可能是该州最新加入的传统菜肴。它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三明治，直径约16厘米(几乎和一个盘子一样大)，里面填满牛肉、鸡肉、香肠或任何其他肉类，再加上蛋黄酱、玉米、豌豆、生菜、西红柿、煎蛋和马苏里拉奶酪，然后压平。Xis Coracao的变种，填满鸡心，是当地人的最爱。

㈢ 为什么巴西全部是葡萄牙人后裔

巴西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元化的国家，巴西的足球特踢的特别好，只能说巴西人里葡萄牙人的后裔比较多。葡萄牙曾经对巴西进行过殖民统治，留下了很多遗民，在的繁衍发展到今天，巴西人里一大部分是葡萄牙的后裔。
如今的巴西人非常的热情，巴西的足球踢得特别好，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国家的球迷很多都是支持巴西队的。现在的巴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祝福他们越来越好。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里面，人民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是多民族的共同体，有亚洲人，有葡萄牙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们，大家都是移民过去的，作为我们外国人，觉得巴西这个国家很热闹。

㈣ 巴西在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努力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积极的措施

巴西在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努力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积极的措施

地区间发展失衡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拉美国家自不例外。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是制约拉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作为拉美第一大国的巴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区发展失衡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其它国家提供了启示。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最为发达、中西部地区次之、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最不发达。由此导致巴西出现了所谓的“发达的巴西”和“落后的巴西”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尽管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缩小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困扰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财富分布不均；各地区在中央财政收支中比重差异显着；人类发展指数（HDI）水平虽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标差距依然明显；人口的地区分布也相差悬殊，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居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紧密相连，并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区不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种族分布也不平衡。由于巴西的不发达地区聚集了比重较大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直接表现为这些群体的贫困问题。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成了人的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有统计显示，不同的种族贫困状况大相径庭，其中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贫困的代名词，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体。如，非洲后裔、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种人和亚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于超大城市。据统计，1989年巴西东北部和北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的9个城市的人口为406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3。其中，仅东南部地区的三大城市—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万人，占全国全部城市人口的65.5%、占全国人口的20%。
城市贫困问题是巴西发展模式的产物，也是亟待解决的痼疾之一。据统计，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约有1150万穷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于东南部地区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个城市的穷人绝对数量最多，均超过300万，分别占9个城市全部城市穷人数量的27%左右。而由于人口过分地聚集于拥挤的城市，引发了城市居民基本的卫生和环境等基础设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中广大城市贫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演变
导致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是地理、资源、历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则认为，地理特征如气候因素，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差异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有学者通过对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巴西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或者加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始于殖民时代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分工，而且受制于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早期，巴西各地区的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工业化进程中，本国内需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前，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拉动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时，能够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地方就决定了区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长周期使那些生产相应出口商品的地区受益，其中出现了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黄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区的“橡胶周期”，等等。由于本国经济严重依赖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的行情波动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生产不同初级产品的地区的发展。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都以出口初级产品作为经济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后者以出口咖啡为主，到187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收入相当，几乎看不出经济发展的差异。
后来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走势发生了严重分化：南部地区得益于国际市场咖啡需求的持续增长（据统计，在1840～1910年期间，国际咖啡市场的需求年均增长率达到5%），并受益于英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素质良好的欧洲移民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随着咖啡出口数量急剧增加，南部地区经济日趋繁荣。大宗出口收入还为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19世纪末期国家出台的本币贬值、关税保护等一系列政策让咖啡出口商和圣保罗地区的加工商受益。与此相反，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却频频受阻。蔗糖出口既面临欧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区蔗糖的竞争。在国际市场糖价下跌的同时，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制糖业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减少，转而靠销往本国的南部地区。在19世纪后几十年，国际棉花市场需求疲软，而产自美国南方采用更高技术和拥有更低国内运输成本的棉花占领了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因此，东北部地区的棉花也开始面向南部地区的市场，但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纺织工业保护主义。20世纪之交，对内贸易成为支撑东北部地区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头十几年，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已经形成。
从上述分析看，总的来讲，地理因素（如气候、地形、土壤等）和历史因素（殖民经济体系、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等）决定了巴西最初的区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认为是导致19世纪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由此拉开了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现。这是巴西在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进工业化发展战略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在这个发展阶段，地区的平衡问题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发展议程关注之内，相反，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客观上讲，政策因素成为人为地加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推动力量。
在此阶段，巴西经济经历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而东南部地区则成为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阶段的主要受益地区，因为巴西政府将发展的关注点一直放在本身已经较为发达的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具体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对东南部地区的咖啡产业的支持政策，这是首次从地区的角度出台这样的措施，强调对南部地区发展的关注；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地区收入分配变得更多地集中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重点关注的是中南部地区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力图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深化。
与此同时，东北部等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专门的产业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产的政策或产业调整政策），相反，在面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而转向本国东南部等发达地区市场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让东北部地区还不得不消费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因此，东北部等地区与中南部等地区之间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东北部地区靠输出初级产品获得的收入又被人为地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区获得，落后地区客观上为巴西全国的、尤其是东南部等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视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发展计划）来促进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使经济布局向东南部地区集中，而并没有任何对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担忧。事实上，随着巴西在这个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所采取的将投资集中于经济增长领先地区来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使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导“西进”运动。50年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一直把开发落后地区作为基本口号之一，致力于对东北部、亚马逊流域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1956年库比契克当政时期，决心完成迁都的“百年梦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并于1960年正式迁都巴西利亚。“迁都”是巴西政府开发落后地区的重要举措。巴西利亚位于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可以充分发挥全国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辐射力可以达到边疆地区。在迁都后的3~5年里，巴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迁都的同时，政府还修建了通往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公路，从而为落后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迁都政策也使区域发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
20世纪60～8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更多切实行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个阶段可谓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的1968～1973年，巴西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被誉为巴西“经济奇迹”。因此，这个阶段的经济环境为巴西政府解决地区差异创造了实力和条件，也为国家利用优势产业反哺落后产业、鼓励优势地区反哺落后地区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成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开始高度关注地区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发展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等，有效遏制了区域聚集程度过高的趋势，促进了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北部地区为例，60年代以前该地区主要依赖橡胶出口，但在60年代期间却失去了在世界市场的几乎全部份额，此后仅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微波橡胶出口收入维持。针对这种状况，联邦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如对私人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公共投资加强该地区与外界连通的道路交通建设，鼓励国有企业增加向该地区的直接投资，等等，为该地区带来发展动力。尽管北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中也出现了环境退化、收入分配恶化等现象，但在改变地区落后面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1988年新宪法颁布后，巴西治理落后地区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扰。地方政府参与财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锐减，联邦政府对于地区发展的投资一度减少。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匮乏，使得贸易和运输等缺乏效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攀升，之后通货膨胀问题开始突显。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稳定计划，这些行动加上贸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有效地规避了资金缺乏等困境。应当讲，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阶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开始关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阶段，通过其采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码阻止了地区发展差距的继续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巴西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将束手无策或无所作为，尤其在当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主要是由人为的政策因素导致的情况下，更应运用政策手段加以弥合，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起码要防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经验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西历届政府一直在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治理落后地区发展问题方面积累了经验。
实现落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在落后地区的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落后地区内部也可以划分出相对发达的次区域和更为落后的次区域。因此分析整个落后地区存在的优势，创造该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扶持地区内部的“增长极”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将是关键。
其实，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区时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地制宜地成功创造了三个“增长极”：亚马逊地区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增长极”、朗多尼亚州的“西部农业增长极”、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矿产和金属产业增长极”。以上三个地区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北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治理东北部地区的过程中，巴西政府力争改变以往支柱经济较为单一的局面，着重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结合各地的优势，打造出石化、纺织服装和金属矿产等支柱产业。
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后地区采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为两种：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鼓励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向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同时以税收优惠措施给予鼓励。事实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联邦政府转移支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在中央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别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说明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该地区的发展予以扶持。实际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资金尤其是联邦政府能够掌控的财政收入多寡是影响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条件。在198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改革后的巴西联邦政府财力一度锐减，导致对落后地区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甚至立法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巴西政府为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脉络基本上为：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开始关注→初期以调研性质为主→出台鼓励性措施→设立专门的发展基金→写入法律法规（1988年宪法）→（1999年以后）成立专门的主管机构→成为国策（2003年出台国家地区发展政策）→更广泛范围的合作来治理（与其他拉美国家合作）。
在对北部地区的开发过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亚马逊经济开发计划管理局”，开始组织对亚马逊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在东北部地区开发过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东北银行”，为开发东北部地区提供雄厚的资金来源；成立“东北部开发管理局”，负责对东北部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内的巴西不平等问题被1988年的巴西宪法所关注；1989年，巴西创建的“宪法融资基金”被认为是该国又一个最为重要的地区政策工具，其目标就是通过给予地方企业以特许贷款实现相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享有优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农业生产者、“小型”和“微型”的企业、利用当地原材料的生产活动以及劳动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产经营项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后地区自身、甚至是国家的界限，从更大的地理范围（如拉美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寻求解决落后地区的治理方法和经验，其中巴西与欧盟还就地区发展问题建立了对话机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利于地区发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国内较小且经济实力弱的州在国会占有席位的比例远多于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州，从而体现出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之间。东南部地区拥有全部选民的46%，但在议会中只占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区拥有4.8%的选民，却在议会中占有11.3%的议席。北部地区具有的较高代表性始于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在联邦中的力量，削减上述实力强大的州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正是让经济实力弱小的州在联邦议会中具有了较高的代表性，使得联邦政府、国会可以将地区不平衡问题纳入政治议程。
治理地区发展失衡的教训
要避免人为因素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国家独立后因政策偏差而人为地加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未能改变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不合理格局，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实施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民族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南部地区；为发挥东南部和南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优势和辐射作用，政府实行的倾斜政策反而不利于各地区的平衡发展。
区域开发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在拉美，巴西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最多，但教训也不少。巴西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开发落后地区的战略过于“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亚马逊地区纳入一体化的“全国发展计划”，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巴西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巴西政府对西部的开发采取了超出国力的大预算、大规模、大投资的办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计划”的预算投资高达600亿美元。此外，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长达5000千米的“泛亚马逊公路”的使用率一度仅为50%，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违反了自然法则，忽视发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造成“20世纪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态问题”。20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在20世纪末使巴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梦想，军政府鼓励外资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到亚马逊地区投资。但由于法规不完善，加上投资者急功近利，烧林开荒建牧场，结果使亚马逊森林、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链遭到了破坏。1998年，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毁面积达1.68万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无限期地不再受理对亚马逊森林开发的申请，要求已采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业立即停止采伐。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世纪性过失”。
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危及社会和谐。城市化过于集中于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大弊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国家普遍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现象，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这种始终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现失控。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使本已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资等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为了应对中心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国家只能加大对中心城市的投资而减少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导致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被削弱，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引发新一轮人口迁移。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并对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地区差异的扩大使地方离心倾向不断上升，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挑战，对国家的统一构成潜在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不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圣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个州存在20多个分裂组织，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酝酿成立独立国家，而且在东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在内的独立共和国。
结语
巴西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治理地区发展差距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断提升对失衡地区发展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统的战略，以动员全局的力量治理这个难题。历史上，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就因受到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使各自的发展历程开始走向分化，而地区收入的减少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也加剧了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既要依靠本国内部的正确政策，也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这样才能维持巴西经济社会稳定的发展，以保证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后地区的进程不至于被干扰或是被打断。
其实，与巴西的情况类似，其它拉美大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甚为严重。其中，在墨西哥，联邦区、哈利斯科州和新莱昂州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区的经济似乎无足轻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轴心的潘帕斯地区发展一支独秀，其他省份则长期被排除在增长的繁荣之外。因此，拉美国家出现的“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甚至“一个城市、两种景象”的发展失衡情况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㈤ 2022年冬奥会 运动员 教练员背景多元化,让我看到了什么

世界一家亲。
以乒乓球为例，中国被称为“乒乓球王国”，乒乓球被我们称之为“国球”。但是这个“国球”的由来，并不是说乒乓球起源于我国，正如被称为“足球王国”的巴西，并非足球起源于巴西一样。其实无论是什么王国，就比如说乒乓王国的我们和足球王国的巴西，这两项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海纳百川和包容：巴西是足球运动员输出最多的国家，这说明了巴西球员的能力和巴西足球的实力。同时巴西也是世界上吸引足球学习最多的国家。巴西的足球，并没有因为水平高而杜绝国外球员来参观、学习。甚至可以这样说，巴西的各级俱乐部，无论是主流联赛还是不入流的联赛，他们队内都有国外选手。他们同巴西人一起生活，一起训练。而巴西人并没有因为这些异国他乡的人员的到来而排斥，而封闭，而拒绝，相反敞开胸怀接纳他们。在接纳他们的同时，也促进了自己的提高。这就是鲶鱼效应，而不是为了保护鹿而把狼群赶了出租野去。同样，作为乒乓球王国的我们，也一直用这种方式接纳世界。我们是输出乒乓球球员最多的国家，曾几何时，我们的乒乓球曾经遭受到“海外”球员的阻击，我们的乒乓球也曾经经历过危机，尤其是男乒，瓦尔德内尔等瑞典球员的崛起，波尔等世界名将的对决，曾经让我们几度在世界赛事中失去冠扰帆军。但是经历是一笔成长的财富和积累，经历是阵痛的良药，只有迎进来，才能走出去缓型雹。

㈥ 文化多元化真的比单一的文化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吗

是的，多远文化让不同的人对待一些事物能够有着不同的看法，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让不同地方的人明白对方的习俗文化，这样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流。

伴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化及融合化，信息文化交流叠加、更新转型提速，各处地域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更新发生层出不穷质变。不时打破既有壁垒，推陈出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奇思妙想创意！

吸取先进的发展经验，扬弃多元文化中的糟粕之处。加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感觉深层次的水乳交融式整合，一定将对我国各个领域的推动起到合理性的作用。对伟大的中国梦力必发生推波助澜的及历史性变革！

㈦ 巴西怎么做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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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巴西南北方能源供需方面的差异

巴西，这个“被上帝吻过的国度”拥有令全世界艳羡的矿产、土地、森林及水利资源，森林覆盖率达62%，广袤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更是被誉为“世界之肺”，生态环境极佳。丰富的水电支撑着巴西全国3/4的电量供应，生物燃油供应体系全球领先，这些因素促使巴西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第十大能源消费国，依然能够在当前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中，保持可再生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地位，能源的生态效益显着。
2017年，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43.2%，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而随着大型深海油田的探明，巴西也由曾经的贫油国跃升至南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也使其以生态为特征的能源版图更加完整，进而利用深海石油、生物燃料等生态资源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巴西能源的“生态”之光尽显无遗。
巴西能源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巴西虽然坐拥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真正意识到这些资源的宝贵之处还要“归功于”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在此之前，无论是发展单一种植业的“咖啡王国”时期，还是高举“巴西化”的工业扩张时期，巴西的能源战略都较为单一。尤其是20世纪中期，军政领导下的巴西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开启了巴西大规模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刷新着巴西的石油消费量，对外依存度最高时达90%。随之而来的两次石油危机，彻底终结了这一时期斐然国际的“巴西奇迹”，并进一步诱发了巴西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内忧外困下的巴西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单一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于是将丰富本国能源供应体系、降低进口石油的战略目光逐步转移到本国富饶的生态资源上。
首先，巴西利用自身盛产甘蔗等生物原料的独特优势，开启了“生物燃料革命”。1975年，巴西推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替代方案“国家乙醇燃料计划”，通过补贴、减税、低息贷款等财政手段激励制糖厂提高蒸馏乙醇的产能，并强制乙醇与汽油混合使用，添加比例由最初的7.5%最高提高至27%；同时大力推行“灵活燃料”汽车，巴西的乙醇汽车数量一度占到全国汽车总量的90%以上。继生物乙醇后，巴西又提出了“国家生物柴油计划”，利用大豆、蓖麻、向日葵等生物原料生产柴油，并逐步探索出另一条能源替代道路。“生物乙醇计划”和“生物柴油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2017年巴西生物燃料产量占全球的22%。
其次，在推进“国家生物乙醇计划”的同时期，巴西进一步加快了水电开发的步伐，陆续修建了伊泰普、图库鲁伊等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型水电站。至今，伊泰普水电站仍以1400万千瓦装机容量、约900亿千瓦时年发电量保持着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殊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巴西已成为全球水电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17年，巴西水电装机达电力总装机容量的64%，提供全国约七成以上的电量需求。
第三，在石油危机后巴西将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投向了海洋，并从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一方面推进石油私有化改革，开放石油市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加强深海勘探技术的科研投入，实施“深水油田开采技术创新和开发计划”，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道路。随着国外资本的注入及相关技术的成熟，巴西在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巴西的石油日均产量已达191万桶，完全实现自给。时任巴西总统卢拉曾说“巴西实现石油自给就如巴西再次获得独立一样，将书写新的历史”。事实也正像卢拉所说，随后发现的巴西大西洋海域盐下层超深水油田，被认为是新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发现，保守储量估计约为500亿桶。巴西也由此从一个中等产油国跻身全球产油国十强，IEA甚至预测到2035年，巴西的石油产量将占到全球新增供应量的1/3。
巴西的能源版图在生物燃料、水力发电、深海石油“三驾马车”的引领下不断丰富和完善。2010年后，巴西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展迅速，装机容量分列世界第八和第十位，并与传统的水电、生物质发电形成良性互补，在全球的清洁能源发电领域可为风光无限。
巴西能源战略的成就与隐患
巴西突出生态特征的能源战略，不仅成功扭转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由“贫油国”变为“富油国”，基本实现能源独立；而且优化了本国能源结构，促进了能源清洁化、多元化发展；更在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技术创新、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作用凸显，巴西的大国之梦也被重新唤醒。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通过能源战略的及时调整与实施强有力地支撑了巴西经济从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失去的10年”阴影中逐渐走出，并且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相关能源产业也带动“新巴西计划”“雷亚尔计划”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现，推动巴西现代化工业和社会建设快速发展。尤其是生物燃料行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巴西广大农村解决就业、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意义重大。据统计，每加工100万吨甘蔗生产乙醇，相当于提供5683个工作岗位，虽然大多数工作附加值并不高，但在农村甘蔗工人一度是福利最好的工作。
在科技创新方面，巴西能源的“三驾马车”的核心技术在各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巴西的生物乙醇技术一直保持国际领先，并与美国、欧盟一同设立国际标准，共同扩大全球生物燃料市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同时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巴西也在积极开发以各种稻草、蔗渣等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以期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上依旧保持全球引领地位。而作为水电大国，巴西无论是大型水电站还是小水电都有雄厚的技术储备，并在我国水电发展过程中给予很多帮助，曾派专家参与我国三峡水电站的建设。另外，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巴西深海石油勘探和生产技术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曾两次获海洋钻探技术委员会(OTC)颁发的“深海石油开采技术”证书。深水工程技术能力形成后，不仅在巴西海域相继发现大型油气田，而且成功进入墨西哥湾、非洲、澳洲等全球市场，为其深水工程技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能源外交方面，突出生态特征的能源战略成功唤醒了巴西人骨子里的大国意识与大国抱负。一方面立足拉美，以能源作为各国利益的结合点和粘合剂，积极倡导拉美能源一体化，主导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增强其在拉美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积极与世界接轨，与美国打造“乙醇欧佩克”，加强与欧盟的新能源和石油贸易，积极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并称“金砖五国”，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博弈的焦点，“生态”之光照耀下的巴西在全球碳减排格局中地位凸显，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重要一席。
发展“生态”能源虽然给巴西带来诸多实惠，但从其发展过程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看重“开源”轻视“节流”的开发方式，使得“生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诸多隐患。
首先，“生态”能源虽然在“消费环节”更加清洁，但在“生产环节”却在严重考验着巴西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在近似“掠夺”的开发方式下，优质的生态资源也不堪重负。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使得甘蔗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导致亚马逊森林砍伐加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近30年时间巴西森林面积缩小了约53.16万平方公里，近似于英国与意大利的国土面积之和。森林面积的缩小间接导致巴西降雨减少，水电站蓄水位下降，从而引发了现实的供电不足；同时也使巴西的碳减排大国名不副实。因为不同于其他国家，巴西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能源生产，而非能源消费，尤其是森林采伐、农业、土地耕作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到巴西碳排放总量的3/4，因此生物燃料虽然“清洁”了末端，却“污染”了源头。
其次，以资源为主的“生态”能源本质上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虽然巴西海域“盐下层”石油储量丰富，但受海洋环境及实际开采成本的约束，加之近几年巴西石油公司自己的债台高筑，想要依靠盐下层石油“变现”并非易事。而生物燃料行业本身具有脆弱性。一方面易受国际糖价和油价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因糖价上涨、油价暴跌导致生物乙醇行业大萧条；另一方面，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甘蔗等易受气候影响，为了保证产量，采伐森林、占用粮食耕地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粮食问题、劳工问题广受诟病。在水力发电方面，巴西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和旱灾将水力发电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一方面是不断飙升的用电需求，另一方面是水电站缺水，加之巴西“老迈”的电力系统整体安全裕度较低，使得“巴西大停电”成为国际能源电力领域的高频词汇。
虽然巴西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资源型”能源战略的“软肋”，并从资源开发模式、加强生态修复等方面作出调整，但其政策上连贯性不足。尤其是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后，其对于石油电力领域私有化的担忧、允许开垦亚马逊雨林、甚至退出“巴黎协定”等一系列“狂人讲话”，使得未来巴西以生态为特征的能源发展蒙上阴影。
中巴能源合作前景
我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国家”，且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与战略性，尤其是在海洋油气、电力、新能源产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
在海洋石油领域，中巴原油贸易量逐年攀升，2015年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石油的最大买家，而以“贷款换石油”不仅让我国获得稳定的原油进口，又为巴西注入充裕资金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双赢。随着我国“蛟龙号”等深海勘探领域的突破，两国在未来海洋能源的探索和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
在电力领域，中巴两个水电大国有诸多“不解之缘”。三峡集团通过“参股合作、资产并购”等方式深度参与巴西水电开发，目前三峡巴西公司已成为巴西第二大私营发电企业；而负荷中心远离能源基地的特性为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提供了施展空间。2017年12月投运的国家电网巴西美丽山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了我国特高压技术的海外首秀，也标志着中巴电力合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新能源领域，巴西作为推动全球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的先锋，在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上破解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和产业化难题，可为我国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丰富能源多样性、推动农村能源革命提供有益参考；而巴西作为风电、光伏发电的新兴市场，其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相关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
总体看，虽然未来中巴能源合作可能面临资源民主主义、文化制度差异、法律法规制约、党派博弈及美国干扰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但同为崛起中的全球性发展中大国，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能源之路必将符合本国发展的长远利益，也是向全世界展示“大国担当”的重要窗口；而两国在能源资源、能源技术等方面天然的互补性与互利性，决定着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大有可为，这将不仅有利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中拉能源合作乃至“南南能源合作”都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可谓惠本国而利天下。

㈨ 文化多元化对世界有哪些影响

多元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资源，它可以造福于子孙后代。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多姿多彩，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因此，文化多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民族文化带来一定冲击，但总的来说，文化多元化有利于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增强生命
事物相异相合、相辅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也就是说，多样性有利于事物取长补短，创新发展；单一性使事物没有活力，经常会导致生机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组合。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样性就越丰富，人们的选择就越多，就越能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创造、发明就越是丰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完全适用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规律。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国发扬光大。可以说，古今中外许多着名舞蹈、音乐、文学、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维护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是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它们的信息库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与接触，并对异质文化作出选择过程中发展的。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时候，文化的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我们面临的是自然生态破坏、自然资源减少的问题。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质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②文化多样性给文化进化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更大的可能，而保护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是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权
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将本国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一种做法，其实质就是维护文化一元化。美国着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着文宣称：“虽然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拒斥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美国“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优越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③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与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入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亨廷顿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已日益成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强大力量。为此，他才提出要学会与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非西方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对策，并主张要尽力去辨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的共性因素。未来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时代要求每个民族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利益，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化解冲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如阿拉伯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条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在每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异质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认同。
影响
当然，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个悖论。“文化多元化”还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还是一个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内谈论的话题，而“全球一体化”则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都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但其理论术语、思维空间、批评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内。在赛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投射、权力的反映，他对西方的解构与批判，仍然是西方话语，而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 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文化多元”，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这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全球化当然首先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力产生制约，会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让渡出来的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将越来越被跨国性经济组织所接替，例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全球化对人自身的影响涉及到文化问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无不以对人的关怀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越来越明显，对人的主观感受也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 这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需要考察全球化带给人自身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认同危机。的确， 全球化不仅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异，而且还随之带来了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曾发生在工业化之后，大工业化生产产生了人的异化，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搜索来建立与他人更广泛、更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都无不带有一种欺骗性、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而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缺失就是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向往一片纯净的私人空间，自然会追寻那个安适的精神家园。近代诗哲们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属于谁”这样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这样，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我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置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要谈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过“文化是什么”这个头疼的老问题。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150种，在将来，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文化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关的；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又最有可能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有关，人们很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界说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无所不包、无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可文化整体性概念，即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待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话，那些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会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们看来，即使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也不会使文化导向单一的一种。正像一首被广大华人所传唱的歌所说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作为深层结构的核心文化也不同于那种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诸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文化形态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个人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对于前者而言，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对于后者而言，它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会随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改变。赛义德认为，文化首先“意味着那些所有的惯例，诸如艺术的描写、传达和再现等，它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常常存在于审美形式之中，其中一个原则性目标是追求快乐”⑹。 作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化，虽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绝不是线型决定论式的关系，它还具有着一些超意识形态的特质。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决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拥护。
假如我们将这两种文化都看成是构成文化整体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体制文化构成为文化结构的表层，而体现着民族特性的文化则居于文化结构的核心（深层）。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引发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并在核心周围构成一道保护地带，这个保护地带起着将冲击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护着文化的价值核心不受到摧毁。只有在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以及思维、行为模式彻底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核心也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彻底断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以及作出对挑战的积极回应，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在保证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续的前提下，可以无顾虑地吸收与融合来自异质文化的对本民族的整体性文化发展有益的东西，从而实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还可以走得更远些，在保证本民族文化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对于异质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本民族国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它不构成对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赖于一种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应对
不可否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开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自立，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外，别无其他法门。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经历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觉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梁启超在此所说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别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应。这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循环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已彻底断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曾就五四与传统的辩证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用思想“内容”和思想“模式”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指称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是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而在“思想模式”这一层面上，五四却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这种在“思想模式”上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⑼。由此看来，向西方学习，并不一定会带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我们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 发展在经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西方化循环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们也似乎正在重复着这个循环。不过顺序有所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接受西方文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政治层面的改革则显得稍微滞后。我在此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现代化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从现实的要求出发，经济改革要进行得顺利一些，管理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应的，人们的一些法制观念、公民意识、财产权、工作的敬业精神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理应得到加强和改善。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向西方学习便是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呢？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核心价值的东西。这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即我们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看成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趋向，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化的趋势宽容一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善的属于西方体制文化层面的成分，这并不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改变。而且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极力宣扬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经历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国外华人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容易体验到对中国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简单，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才更容易确立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又不致使我们丧失自己文化的认同，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
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因担心中国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制度，也没有必要因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去反对和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说到底，文化的根本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系统，两者不能用谁决定谁的单向思维来看待。我们尽可以参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思想应该统一，但是，思想的统一只是个方向，它和两平行线相交于无限远一样，是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实现的东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来自世界的一体化，有的来自现实的思维。前者属于历史的积沉，后者来自社会的现实发展。
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落后会制约文化的发展，同样，文化的落后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发展在某一方面脱离经济的制约超常发展的情况。如果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与具体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那么，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同样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人类社会只有平衡发展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体还是在文化的哪一个具体方面都不能过快走向单一化，都必须与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适应，更应该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方向
保留现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单一枯燥。

动力
文化的基本原则就是表现，这种表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表现。因此，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性同现代社会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个体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动力。

㈩ 分析巴西粮食增产潜力巨大的原因

巴西是一个农业大国，温带和热带气候适宜，有较强的粮食生产能力。

首先，巴西拥有优质的耕地资源。占总面积的45.2％，拥有多元化的土壤类型，使得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更容易。此外，巴西的土壤肥力高，具有独特的适应性，使农业生产更加高效。

其次，巴西气候良好，日照充足，地方可分为温带、热带、季风性气候地区，满足不同类型的农作物的生长。

此外，巴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进行农业生产研究和技术创新，以提高粮食产量。它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执行许多生产改进计划，为粮食种植者提供贷款和培训，改善农产品销售和物流。

总之，巴西拥有优质耕地资源、适宜气候和许多政府政策支持，使其有发展现代农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