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人口老龄化怎么办

A. 解决老龄化，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

B. 世界人口有没有存在老龄化的问题

有啊，公交车上都是白发老人；所有房子都自带电梯；许多篮球场改成沙球场；电视中一半以上是老年节目⋯⋯全世界恐怕都在担心以上种种情况有一天会成为现实。老龄化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想没想过，当自己变成诗人叶芝描绘的这般老时将是多大年纪？

60年前，不少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他们60岁前后的景象。不过现在，至少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应该对70岁时仍能在炉前打盹抱有信心。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年发布的《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显示，从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分别从8%和5%上升至11%和近8%。

显然，2010年的世界更长寿了，只是2010年的长寿世界都已整体步入老龄化时代。

2959年的某天，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那么未来，比如2050年时又会如何？

若是彼时读叶芝的碰巧是个日本女人，则她享受那诗意画面的年纪甚至可以延至91岁——40年后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全球最高！但还有个坏预言：高寿的她很可能在盹睡不醒后几天甚至更久才被人知晓死讯，因为她认识的人大多已像她一样，老得只能静坐打盹，还因为她唯一的孩子离她太远，或者她根本没有孩子。自2000年以来，老龄社会的类似悲剧在日本时有发生，悲剧背后的数据是，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2.7%。

于是在2009年的全球老龄化排行榜上，日本稳居第一，欧洲国家则垄断了从第2至27名的一连串位置，它们中的佼佼者包括意大利、德国、瑞典、希腊、法国，而在距欧洲集团不远的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正紧随其后。

老龄化的挑战应溯因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国民寿命的不断延长，事实上，这两个现象如今都已不是“西方”或“发达国家”的专利。

27岁的埃及人阿卜汉姆·纳吉姆(Ibrahim Negm)说他只想要两个孩子，而且他的三个兄弟也这么想，不过他的祖父并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爸爸有9个兄弟姐妹，纳吉姆的曾祖父更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祖父有27个兄弟姐妹，虽然这些孩子是曾祖父与三个女人所生。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埃及的总和生育率，即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已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3.17降为2005年至2010年间的2.89，预测中的趋势是继续下降。

从北非的埃及、苏丹到西亚的黎巴嫩、伊朗，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到东亚的韩国、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这里的女性创造了目前全球最低的总和生育率，即0.91，到南美的巴西、智利，再到加勒比海上的古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正在席卷发展中国家，而此前，发达国家早已被统统扫荡。

压低生育率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城市化。

正如人口学家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的文章所言，“在城市里，孩子意味着昂贵的责任，而不再是耕田放牧时的助手。”而这种责任的昂贵，通常又体现于教育投资。“将来要一个孩子就足够了，因为我要尽我所能给他/她最好的教育”，德国人费边·奥荷塞(Fabian Ochse)说。美国人约翰·马库斯(John Marcus)则表示，“如果我不发财，我可能就不会要孩子，因为太贵。别忘了，美国常青藤大学每年的学费就要五六万美元。”同样因为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她们必须在工作和生育之间进行取舍时，减少、推迟甚至抛弃后者成了很多人的最终选择。

“教育和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中国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如此比喻。数据显示，2007年的世界，散发“避孕药”功效的城市化进程已完成50%，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有望升至80%，届时，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将从2010年的2.7降为2.4，发达国家则仅为1.7。

需要提醒的是，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2”来接替父母的位置，“0.1”去填补不孕夫妇留下的空缺。如果目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速度不发生重大变化，则当2050年到来时，全球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将下降到2.0。在总和生育率仅为1.25的日本，有濒于绝望的人口学家甚至预测，保持这个数字意味着2959年的某天将是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另一些数据与不断延长的寿命有关。拜医学进步所赐，201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7.6岁；在新加坡、以色列、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甚至超过了80岁。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升至75.5岁，近7/8的人能活到60岁，而且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可寿至80岁。

至此再次展望2050年——那一年，全球人口达到91.5亿峰值，并于随后开始下降——联合国的“老龄报告”认为，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则将增至16%；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至64岁之间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对8.7。

老人很多，后果很严重

3.9养1的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养，而如何养老的问题，其实现在已经令很多国家颇感为难。

仍以深度老龄化的日本为例。2010年，日本每三个劳动力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为全球最低水平。由于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口日益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群体在不断膨胀，从2011财年开始，现收现付的日本养老金体系将可能出现2.5万亿日元(约合289.7亿美元)的缺口。填补这一亏空已经使目前的日本政府觉得吃力，到2050年——预计那时日本的每位老人将仅能由一个劳动力供养——养老问题对于日本无疑更是灾难。

在同样灰暗的欧洲，2010年的法国政府为减轻养老财政压力已下定决心推迟退休年龄，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则称，德国和瑞典也准备在未来降低养老福利水平，“某些欧洲国家在养老支出方面无节制的增长是今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篇文章如此分析。同月，“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发布的《全球老龄化2010：不可逆转的事实》(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预测，如果目前的养老支付水平继续维持，那么2050年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将高达GDP的三倍。

至于未富先老，且养老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

同样值得忧虑的是，2050年的世界，每3.9个劳动力中究竟还有几个愿意供养分摊给他们的那位老人。在养老保险负担沉重的东方日本，年轻人其实已经有强烈的不平衡感，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就开始拒缴养老保险费，以至目前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缴费率仅为约60%。

而在有着西方文化传统的澳大利亚，养老的责任似乎也已遭到挑战。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伊恩·麦克法兰(Ian Macfarlane)就曾评论道，“我们花在昔日工人身上的钱太多，用于培训未来工人的钱却太少，如此分配实属错误。”

美国社会学家尤尼娜·加博－托尔曼(Yonina Garber-Talmon)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所占比例很低的绝大多数社会里，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当老年人口的稳定增长日渐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时，老龄群体的形象就会变得消极。”

相悖的解决之道

或许有人觉得，为40年后的世界制造更多劳动力可能是缓解老龄化最直接的办法。于是，想到这个办法的很多国家目前正在鼓励年轻人多多生育，然而，鼓励的效果普遍不够理想。比如为让年轻夫妇多生孩子，澳大利亚政府曾提出“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再有一个为国家”的口号，但是人口学家朗曼的一篇文章却告诉人们，目前澳大利亚妇女甚至连第二个都不想生。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依据政府的奖励政策，妇女在生育第一、二胎时，每个孩子可获得约3000美元补贴，从第三个孩子起，补贴升至4500美元。尽管如此，从2000年至201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还是从1.35下降为1.2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口学家为鼓励政策的奏效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认为，鼓励生育将导致全球人口的进一步膨胀，因此并不可取。

事实上，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接纳移民。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显示，2009年欧盟新增人口140万，其中有90万为移民；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龄化程度之所以低于欧洲和日本也主要归因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不过，依靠移民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当引进国获得年轻劳动力时，移民输出国的老龄化程度却在加速深化，而在全球生育率持续降低时，移民们变成老人后又该靠谁养活？

于是，延长老人的工作时间，使其尽可能地自力更生就成了另一种选择。2010年的法国做出了如此选择，但强烈的抗议表明，那里的老人们并不愿意晚些退休。更大的问题是，即便老人们愿意，他们也须首先征得身体的允许。

或许，人们还可以指望技术进步。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口学家李小平说，“技术发展对人类替代的潜能是巨大的”，他因之认为，“老龄化过程其实是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是用技术密集型生产替代劳动密集生产的过程。”然而另一位学者何亚福的观点却与此相左。“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才会越多”，何亚福说，鉴于全球生育率正在不断下降，以及必然因此缩小的人口规模，科技进步的前景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鼓舞人心。

无论这些构想存在着怎样的争议，人们都希望能有应对老龄化世界挑战的正确选项。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说，“未来的挑战是，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

对此，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有信心！是吧？

C. 发达国家是怎么处理人口老龄化的

发达国家是处理人口老龄化的方法：
一、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
二、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
三、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
四、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
五、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
六、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起诉；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