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什么有分裂危机

‘壹’ 法兰西人的帝国分裂

843年查理曼大帝国分裂,莱茵河以东的德语地区成为东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西的罗曼语地区大多划归西法兰克王国，并开始被称作“法兰西”。这是第一次从语言和地域上把法兰西和德意志分开。
从9世纪中叶开始,来自北欧的诺曼人经常南犯侵扰法国,并于911年在法国西北地区建立诺曼底公国。尔后又很快被当地居民所同化，为法兰西民族的构成增添了新的血液。
南法兰西受古罗马文明影响较深，而北法兰西受法兰克人的影响较大，再加以10～12世纪封建割据的状况，南北之间经济文化交往很少，因此南北法兰西之间在语言、文化和经济发展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从而有北法兰西人和普罗旺斯人（即南法兰西人）之分。12世纪开始的加强王权、消灭封建割据的过程，促进了法兰西民族的结合。到13世纪，北法兰西的主要地区已统一在以巴黎为中心的王室领地周围。北部的诸种方言也以巴黎方言为基础，趋于一致。1337～1453年与英国的百年战争后，实现了法兰西大部分领土的统一。到16世纪，法国已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从而，南北之间政治文化联系加强，北法兰西语逐渐在南方得到传播。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各地区间经济往来更为频繁。文艺复兴运动过程中，人文主义作品的传播则为法兰西全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贰’ 法国和德国，为啥一个走向了统一，一个走向了分裂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在经历过内战之后分裂成了三个部分，是为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

在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过后，西法兰克王国逐渐转化为了法兰西王国，即如今法国的雏形；而东法兰克王国则转化为了神圣罗马帝国，即如今德国的前身。虽然二者皆为法兰克王国的直系分支，但在中世纪时期，两个国家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

十几年后，也就是公元987年，统治西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因君主没有子嗣能够继承王位，因此王权便落到了雨果·卡佩的头上，卡佩王朝和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也由此开始。从公元10世纪末期开始，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就正式宣布分道扬镳，二者开始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新的发展道路。

‘叁’ 法国“五月风暴”的起因是什么为何戴高乐在此之后下台了

其发生的重要背景原因,则是-在于当年工业化国家在二战结束全力政经发展之后三十年 五月风暴黄金发展岁月后，由于整个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是在戴高乐总统统治后期法国经济失调·社会危机严重，执政党派内部出现分裂等原因。） 1968年五月之危机虽然在戴高乐总统的领导之下得以顺利化解,甚至还稳定了法国右派政府之政权,但是人民的支持并没有转化成对戴高乐总统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国人民透过公投否决了戴高乐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戴高乐总统因此决定辞职以示负责,十八个月之后,戴高乐总统于1970年11月9日病逝,法国随即进入另一个时代.

‘肆’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解体原因

政治制度的软弱无力，是导致第四共和国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
二战结束后，法国政界围绕着国家的政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5年10月，法国举行了战后首次公民投票，投票结果，绝大多数公民主张放弃1875年宪法，重新制订一部新宪法。但到底制订一部怎样的宪法才合适呢？当时身为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将军，极力反对在法国实行多党制与议会制，认为这样将导致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他主张通过全体公民投票表决通过一部新宪法，建立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总统独揽一切大权，以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当时的现实又使戴高乐无力实现自己的主张。在抵抗运动中崛起的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在1945年10月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许多选票和席位，成了议会中的三大政党。戴高乐虽为政府首脑，但在议会中没有力量。而制宪议会中的各党派不赞成戴高乐的主张，它们要求建立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立一个多党议会制的共和国。戴高乐的主张也未能得到法国人民的支持。罹遭战争苦难和德国法西斯压制的法国人民，战后渴望自由，要求开放和自由争论，对于加强政府权力的主张存在着强烈的抵制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议会主义的老路。”
1946年10月通过的新宪法是第四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但这部宪法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国人民虽然不赞成戴高乐的制宪主张，可是对新宪法草案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10月13日的公民投票，有900多万选民赞成新宪法草案，但投反对票的人数也相当多，接近800万人，而且弃权人数与投反对票的人数几乎相等，超过了全体选民的30%。戴高乐在批评该宪法草案时指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
同年11月10日举行了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弃权者占选民的21.9%。从这两次公民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未能得到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和拥护。
1946年的宪法规定，法国的政治体制为多党议会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任期6年，由各省市间接选出。议会实权在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是一个常设机构，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国民议会的会议。国民议会有立法、批准条约、通过预算、授权总理组阁、推翻内阁以及与参议院共同选举总统等权限。总统提名总理人选，但须经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总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但其职权极为有限。正如戴高乐所说，总统“仅仅限于担任顾问和代表国家。”宪法还规定，政府必须严格对议会多数派负责。对于解散议会，宪法作了种种限制，诸如在一届议会任期开始后的18个月内不得解散议会，解散议会须由部长会议执行，议会解散后政府也必须进行部分改组并由国民议会议长担任临时政府总理等等。因此，第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中心既不在政府总理，也不在国家元首总统，而是在国民议会。第四共和国成了一个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政体。
既然国家权力中心在国民议会，那么国民议会的情况怎样呢？国民议会由各种代表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组成。法国党派众多，也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有6个实力几乎相等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党、以广大天主教徒为主要社会支柱的人民共和党（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国共产党、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社会党（简称激进党）、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以及传统的保守派。此外，还有一些小政党，如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布热德派、自由共和党和独立派等。与英美等国不同，法国各政党历史比较短，加之内部的分裂以及所代表利益的狭窄性等，因而它们“在整个社会中并没有生过根，也得不到支持”。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不少选举代表的弃权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没有哪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各党派对政府提出的政策各执己见，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议会往往因无休止的争论而处于瘫痪状态。国民议会的多党存在，决定了内阁通常由若干不同的党派混合组成。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互相倾轧，内阁随时有可能被一次简单的投票所推翻，“而这些投票往往只能表达那些迫不及待想当部长的人们的欲望”。1946年戴高乐下野后，法国制宪会议中的三大政党共产党、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签署了三党共同组阁协议，开始了三党联合执政时期。不久，三党联合走向破裂，共产党被逐出政府。之后，开始了“第三种力量”执政时期。第三种力量即中间派力量，包括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等，它们既反对左翼的共产党，又反对右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张在两者之间建立中间派势力的联盟。但中间派的构成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很不稳定的联合”。1950年2月社会党退出政府，加入反对派行列。人民共和党在1951年选举中遭惨败，“第三种力量”分崩离析。这样，势均力敌的各个党派之间的相互争斗使国家的权力中心国民议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同时，各党派之间不断的分化与联合，致使政府内阁频繁地更换。
政府因受到议会的严格制约，很难放开手脚，制订一整套国家的长远规划，并使这些规划付诸实施。因此，那些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学校、住宅、交通以及社会福利等，被政府积压下来，推迟解决。对于那些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政府因害怕处理不善而导致议会的攻击，往往采取驼鸟式的规避政策。盖伊政府曾公开提倡“无所作为”的处事方针，企图绕过困难，而不是正视矛盾，解决问题。议会多党制严重限制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对此，仅作了40天总理的埃德加·富尔深有怨言。他指出：“对政府首脑来说，议会制实在是无法忍受的，……他所执行的政策很少是他自己的政策。也就是说，他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是他在想得到的和怕砸碎一切之间寻求的折中方案。”
政府的行政能力受到限制，成堆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政府于是成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反对党攻击的靶子。内阁的更迭只是缓和不满情绪的权宜之计，无助于国内政治危机的根本解决。
当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弊端之后，法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要求政治改革，1946年宪法于是成了众矢之的，修改宪法的提案在议会中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来了。1954年12月和1958年3月两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总统的职权。但原宪法的基本内容仍被保留下来，议会多党制的实质没有改变。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前曾批评国会议员：“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职责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第四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戴高乐的这一预见。 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和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是造成第四共和国崩溃的重要原因。
二战期间，法国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1万4千多亿法郎，相当于战前法国3年的全部生产总值。1945年初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及1938年的一半。
经济的衰竭造成法郎贬值，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未来得及摆脱经济的困境，给第四共和国留下了一道经济难题。
对第四共和国来说，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理应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几乎均把对外政策放在首要位置，轻视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然，在第四共和国初期，政府通过制订经济发展规划、企业的“国有化”、并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等，使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增长。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存在，经济危机不断困扰着法国。1952至1953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8%，危机高潮的失业人数达21.7万人。
1958年3月开始的一次经济危机又使工业生产下降了5%。
除了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外，第四共和国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财政危机。政府因满足工人和政府雇员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及重建军队和进行耗资巨大的殖民战争，造成国家财政支出的空前增长。而国民经济总收入远远赶不上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国家的财政赤字迅速增加。1947年的预算支出为90亿法郎，财政赤字为22亿法郎；1957年的预算支出为554亿法郎，财政赤字增加到102亿法郎。
为了弥补预算收支的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通过马歇尔计划的贷款并向美国大量借款，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并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增加税收。这些措施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法郎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濒临财政破产和经济崩溃的边缘。1948年1月，法郎对美元的官方比价从1美元兑119.1法郎变为214法郎，法郎贬值44.4%。50年代以后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的大量逆差和国家储备的枯竭，法郎再次大量贬值。1958年6月宣布法郎对美元的法定汇率为1美元换420法郎，贬值16.7%，同年12月再次贬值14.9%。
法郎的贬值引起了物价的飞涨。据估计，50年代法国消费物价年平均增长率达5.9%。
由于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加上名目繁多的税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于是，抗议政府经济政策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1947年4月5月，雷诺汽车公司工人举行了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大罢工；1948年秋发生了煤矿工人的大罢工；1950年，70多万五金工人坚持罢工一个多月；1953年8月，因抗议政府的退休政策，40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使全国陷入瘫痪状态。与工人罢工运动同时，农民反政府的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农户变成了富足社会的抗议者”。
1953年10月，法国40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政府提供农副产品，以抗议工农业产品之间日益扩大的价格剪刀差。除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不堪政府沉重的税收和垄断资本的压榨，对第四共和国也感到不满。始于1953年的以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为主的普扎特运动曾震动整个法国社会。
经济与财政危机不但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明朗化，进而引起了政治危机。第四共和国几乎历届政府的垮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它的经济政策及财政状况有关。1957年5月，居伊·摩勒政府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遭到其他党派的激烈反对而倒台的。 外交政策的失误尤其是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战争，直接促成了第四共和国的灭亡。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的实力遭到严重的削弱，由昔日的世界强国降为二等国家。美国和苏联在战后成为全球范围内实力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苏争霸世界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已降为二等国家的法国，如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格局，这是法国在战后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外交问题。可是，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不是根据世界和欧洲形势的新特点、新情况而制定的，它因不甘屈居二流国家的地位，不愿抛弃历史传统，明知不再是一流国家，但仍企图发挥全球大国作用。于是，国家不得不把过多的精力置于不切实际的外交目标上，从而忽视了国内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因为实力不足，法国的外交处处被国际事态牵着鼻子走，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第四共和国的外交失策主要表现在它的非殖民化问题上。与英、荷等国一样，法国曾是一个殖民大帝国，在海外拥有许许多多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二战后，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空前高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其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要维持对殖民地原有的统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第四共和国与英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的比较明智的态度不同，它不顾客观现实，把殖民帝国的完整性当作恢复大国地位的一张王牌，结果迟迟跳不出老殖民主义的圈子，逆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而动，以致陷入殖民战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1946年10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对殖民地问题作了规定，法国虽然放弃了“法兰西帝国”称号而代之以“法兰西联邦”，宣称法国与殖民地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并把殖民地分成海外省、海外领地、联系成员国和归并地4类，但它再次肯定了宗主国法国对领地的支配地位，其殖民帝国的性质并未改变。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米盖尔批评道：第四共和国政府“把法兰西联邦这条随时都会沉没的破船勉强维持在水面上。他们既想延长联邦的寿命，又没有足够的军事、财政和外交手段”。
然而，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大历史潮流。在印度支那、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等地，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疯狂和野蛮的镇压。殖民者的野蛮行径，只能激起殖民地人民更大的愤怒与反抗。在殖民地人民的顽强斗争下，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最后失败。根据《日内瓦协议》，承认印支独立，法国势力退出印支三国。1956年3月，法国政府又被迫先后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同年11月底，法国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冒险遭到失败。尤其是1954年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法国的非殖民化成了一次“痛苦的、令人沮丧的和泄气的经历”。
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战争，加剧了法国的财政危机。由于连年的殖民战争，第四共和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1947年为2，310亿法郎，1947年增加到3，700亿法郎，1953年高达5，380亿法郎。
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本来捉襟见肘的法国财政状况更加恶化，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从1947年至1957年10月，法国财政赤字增加4倍左右。
对外殖民战争及其失败，进一步加深了第四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殖民地问题，法国国内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态度：广大的法国人民和法国共产党主张让殖民地独立，反对政府推行殖民政策；右翼与中间派势力则主张继续保留对殖民地的统治。随着殖民战争的一连串失败，不仅法国人民和各左派力量更加不满政府的殖民政策，连统治阶级内部也相互指责，企图推卸战争的责任，内阁危机于是频频发生。
对外殖民战争大大地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欧洲和大西洋联盟内的地位。许多国家纷纷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要求法国政府尊重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让殖民地获得独立。与法国同属西方联盟的美国，为了与老牌殖民帝国争夺在亚洲和非洲的利益，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推行新殖民主义，不赞成法国的强硬殖民政策。而且，由于美苏冷战，美国极为关注在西欧的冷战阵线力量。而对外殖民战争须将法国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转用于殖民计划，致使法国国内实力空虚，这不符合美国加强西方联盟实力抗衡苏联的目的，由此造成了法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为了摆脱殖民战争的困境，法国不得不进一步从经济、军事上求助于美国，从政治、外交上依附于美国，并降为美国的“二等伙伴”。法国人民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控制，要求政府结束殖民战争。由于统治者的一意孤行，第四共和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对外殖民战争的失败，还引起了军队对政府的不满，军人干预政治的现象由此日益严重。到第四共和国后期，巴黎政府已无法控制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许多保守的军官认为，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失败，是因为政客们“拆了他们的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是对法国军队的“出卖”。
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958年5月，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分子在军队的支持下发生叛乱，宣布成立救国委员会，要求成立以戴高乐为首的救国政府。在巴黎新上任的弗林姆兰政府对叛乱束手无策，第四共和国此时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第四共和国危机四伏的最后时刻，立志重返政坛的戴高乐将军适时担当了第四共和国的掘墓人这一重要角色。在国内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的要求下，戴高乐于1958年6月初组织了新内阁。戴高乐上台后，一方面，他违背了殖民主义分子的意愿，花了约4年时间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着手第五共和国的创建工作。1958年9月28日，公民投票结果批准了戴高乐提出的新宪法草案。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成立。1959年1月，戴高乐正式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第四共和国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其政权的频繁更迭中艰难地度过了它12年短暂的历史。考察第四共和国迅速解体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采取何种性质的政治制度，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否则将给国家甚至政权本身造成致命的危害。被资产阶级吹捧的议会多党制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权，当议会权力过分膨胀而严重阻碍国家的行政权力时，这一制度的弊端也就显而易见了。历史本来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多党制造成了法国政治的混乱，内阁危机频频发生。然而，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废墟上建立的第四共和国，未能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几乎如法炮制了第三共和国那种软弱无力的议会多党制。理所当然，它难免重蹈第三共和国之覆辙。1958年，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的戴高乐的重新上台，实际上是法国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其次，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第四共和国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因政府频繁更迭引起的摇摆不定的经济政策，导致法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不满，从而造成社会动荡，加剧了政治危机。第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不同，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拉殖民地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他们要求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建立主权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这股洪流谁也不可阻挡，任何维持殖民统治的企图注定要遭到失败。事实证明，海外殖民地对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对外殖民战争消耗了法国的元气，加深了法国的政治危机，直接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崩溃。

‘伍’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有哪些

1、起因

• 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1788年春法国的旱灾。

• 18世纪是法国经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7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又进一步削弱农民的收入。

•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以及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

• 新旧阶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推波助澜。

•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

2、简介

法国大革命，法国特定历史时期，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对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时间，世界史学界看法众多，难成共识。在中国，以热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结束标志比较普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和教参也采用了此观点。

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宣告了法国大革命中市民革命的结束。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在政变中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政权。法国历史进入维护大革命成果时期。

‘陆’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搞得法国分裂，德雷福斯到底多牛

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年轻有为的马克龙以压制性的方式，打败了对手获得了总统的位置。这是法国第二次团结，对抗极端势力维护共和制的结果。可是早在19世纪末的法国因为一个小人物，使得法国社会正义平等自由博爱等精神在法兰西彻底建立起来。

为了维护所谓的荣誉将皮卡尔调职。而德雷福斯的家人，因为他洗刷冤屈。1896年在关于德雷福斯的新闻中，因证据不足，却确定了德雷福斯的罪名，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知名作家开始为他平反，力证他的清白。而出卖情报的皮卡也受到了惩罚。他被自己的同僚所孤立。在不断地调查中皮卡尔逐渐将内情告诉律师。随后事件的真相被打开：单雷弗斯是被冤枉的。陆军高层隐瞒真相。真正有罪的人，逍遥法外。因此，这个事件变为一个公共事件。越来越等人相信了德雷福斯是清白的。

‘柒’ 概括法国内阁的危机经常发生的原因

法国近代历史的车轮曾经无情地驶过一个个王国、帝国与共和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我们在探讨法国近代史的时候，有时感到困惑，难于理解它的多变、复杂与深刻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页。）应该辩证地研究法国近代史，因为辩证法内含批判性，不崇拜任何东西。我们在考察法国近代历史的多变、复杂与深刻的特点时，清楚地看到它充满了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曾经常左右历史的进程，因此对于有关政治危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法国近代历史，而不为那些人头落地、王朝倾覆、街垒血斗与议会雄辩等历史现象所迷惑。法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具有多发性、必然性和彻底性，阐释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诸多特性，即是本文的主题。
一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多发性
危机即潜伏的祸机，政治危机是政治上生死成败的关头，法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就是当时社会安危、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转折时刻。必须承认，离开了政治危机，便难于捕捉法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内容。从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1789年大革命至1879年共和制确立之间，政治危机接连发生，震荡着法国甚至欧洲，充分展示历史的力量。
1789至1879年共90年，先后发生了重大政治危机13次：1789年大革命、1792-1793年初反对君主立宪制的起义与处死国王、1793年夏秋山岳派夺权和建立“革命政府”、1794年热月政变、1799年雾月政变、1815年复辟、1830年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48年6月工人起义、1851年政变、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877-1879年共和制危机与解决。众所周知，还有1797年秋的果月政变、1798年春的花月政变、1799年夏的牧月政变、181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1894-1906年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政治危机，但是它们的作用与影响明显不及前述那些政治危机。
90年之内平均不到7年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不是凭空而生或从天而降，它有自己的形成过程。重大社会冲突的产生、发展与解决经历一定的进程，各种力量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较量与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进一步观察便发现如下情况：1789-1794年发生4次危机，平均每1年3个月为一次；1794-1830年发生4次，平均每9年一次；1830-1879年7次，平均每7年一次。上述简略统计表明，1794年是一个界标，此前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社会激烈震荡，此后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明显低于平均数，政治冲突减缓减少，社会动荡逐步缓和，但是1848-1879年仍然发生6次危机，其平均值为5年2个月。
1789年后政治危机如此集中、迅速和频繁发生，为法国历史的其它时期所难以比拟，也为近代欧洲历史所罕见。在此期间，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经历了大革命、复辟和反复辟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变，终于推翻了封建特权阶级，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统治，捍卫了法兰西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法国的资本社会建立之时起，政治体制曾多次更替，直至共和制度的确立。随着上述社会变革任务的逐渐完成，社会动荡才不断减弱。法国社会的阶级、人的群体纷纷卷入了血与火的冲突，恨的深刻与爱的彻底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种社会活力的积极的甚至过度的表现左右了政治生活，影响了文化艺术、心态和宗教领域。
法国近代复杂的社会状况产生了许多“变幻莫测的”事件，如某个刚刚将政敌成批处决的党派，自己也匆忙地垮台遭殃。又如法国民众曾踊跃从军，追随一个皇帝，赢得许多胜利，后来由于厌战抛弃了他，但是当这个落魄皇帝忽然在法国登陆时，民众又自愿地护送他进入巴黎恢复帝位。此外，巴黎公社既缺乏革命的理论又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但是公社战士们同仇敌忾，数万人牺牲街头……
与此同时，各种人物也凭借这个历史舞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1789年6月三级会议代表米拉波奋起反抗专制，高呼：“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马克思曾称此人为“革命的狮子”。1792年8月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后，局势的发展还要求一颗国王的头颅，不久路易十六身首异处。时间刚过一年半，“罗伯斯庇尔被拖到了断头台。人们对这个可怜的躯体，大肆咒骂……黄昏时分，他面色惨白，站立在血红的落日余辉中，他的头像野兽在受到猛击时那样，发出一声狂叫，向法国人民诀别。”此时，“人们鼓掌达数分钟之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他们的确没有弄错。”（注：热·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36页；弗·米涅：《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3页。G.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Paris,1989,édition 7[e],p.429.）路易十八获得“肥猪”的外号，但是他又被人称作“一个十分机灵的政治家”，成为波旁王朝复辟的首脑。路易—菲利浦偏爱英国《泰晤士报》并且习惯于手执雨伞在街头散步，他却被拥立为法国新的国王。拉马丁曾以《沉思集》等作品蜚声诗坛，但又投笔从政在巴黎市政厅宣布共和国的诞生。随后，他成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欧洲宣言》中宣布：“法兰西共和国认为1815年的各项条约不再有效

‘捌’ 为什么欧洲可能走向分裂

美国《外交》杂志最新一期(9/10月号)刊登了英国评论家、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文章。作者指出，欧洲联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问题，当时的西欧领导人朝着一个有缺陷的货币联盟方向走得太快。现在，欧洲依然面临债务危机，走向统一的动力已经停止。如果找不到使之继续前进的动力，欧盟将走向分裂。
●战争记忆推动欧洲走向联合
要想更好地理解欧洲货币联盟这一早已预知的危机如何演变为一场真实存在的危机，人们需要清楚欧洲独特的历史轨迹。二战记忆与冷战危机将三代欧洲人推向和平统一的高峰，这在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在其他大洲也绝无仅有。然而，这一联合方案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便出现了问题，因为西欧领导人仓促地构建了一个存在结构缺陷的货币联盟。
仓促诞生的畸形货币联盟是当前欧洲危机的核心，它产生于两德统一的动荡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出于对德国统一前景的担忧，竭力迫使西德总统科尔制定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时刻表。这一建议被解释为有助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单一市场和应对欧共体内部汇率管理的难题。密特朗是想约束统一之后的德国，使之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欧洲。然而，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让法国获得更多对本国货币的控制权，甚至获得对德国货币的一些影响力。而德国也需要其近邻、特别是法国的支持，实现国家统一。因此，这种相互需求对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和时刻表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元历史最好的记录者大卫·马什认为，推进货币联盟的“关键交易”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完成的。随后经过艰难的谈判，两年后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制定了一些基本条例，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欧元区。由此产生的货币联盟的设计形式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和欧洲一体化历史上诸多法德妥协一样。在德国的坚持下，欧洲央行几乎是德国联邦银行的扩大版，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在科尔看来，货币联盟应该以金融联盟和政治联盟加以补充，因此应该控制公共开支，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协调一致。但是法国并不认可，它想要获得对德国货币的部分控制权，而不是让德国获得对法国预算的控制权。因此，关于金融联盟的讨论无果而终，只剩下一系列“趋同性标准”，要求成员国将公共债务保持在GDP的60%以下，财政赤字保持在3%以内。
在欧元区的11个创始成员国准备引入共同货币的1999年1月1日，十年后困扰欧元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经被预测到了。当时的批评者提出质疑：没有共同的财政部，共同货币如何运转?一刀切的利率怎样适用于发展水平各异的经济体?欧元区怎样应对各地区的经济震荡?问题在于，欧洲与美国不同，各国之间既没有劳动力流动，也没有财政转移。
●欧洲的政治“罗生门”陷入尴尬
从结构上看，欧洲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功能失调的三角链中，即国家政策、欧盟政策和全球市场。自从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年建立以来，一体化一直通过共同的欧盟政策推进，即由农业、渔业和贸易政策一路走向货币政策。但是，欧盟的民主政策依然处于民族国家层面。
欧盟通过货币联盟得以深化，通过吸收东欧国家实现扩容。欧洲领导人在20世纪花费了大量时间忙于一项称之为欧洲宪法的雄伟事业，期待为27个成员国和5亿欧洲人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但是，法国和荷兰的选民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否决了这些崇高的计划。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的确赋予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更多权力，但如今的欧盟决策仍然主要依靠各国政治家在布鲁塞尔秘密的讨价还价。他们担心的政治和媒体都是各民族国家的，而非欧盟所有。在欧洲议会也有全欧性的政治团体，但没有真正的欧洲政治。自1979年实现直接选举以来，到场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人数持续下降。
同时，易于产生恐慌的全球市场常对欧盟政策和欧洲各国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信誉等级被下调以及借贷成本飙升，心力交瘁的各国领导人陷入两种恐惧的夹击之中：既担心明天交易开始时市场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消息，又害怕回家后选民会怎样对待他们。只要会议一结束，领导人就会冲出会议室向自己国家的媒体作简要介绍，因此每次欧盟会议都有27个不同的版本。如果加上欧盟自己掌控的宪法层面的领导人，就是28种不同解释。这就是欧洲的政治“罗生门”：同一个事件有23种语言解释的28个不同版本。
今年6月底，欧盟又举行了一次“挽救欧元”的领导人峰会。尽管没人注意到峰会公报的价值，但它却提醒人们欧盟仍然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例如，欧洲各国领导人达成一项关于欧洲专利制度一元化的协议，使欧洲公司的专利费用降低了80%。他们还决定开始与黑山共和国的入盟谈判。

没人知道欧元的传奇故事将如何结束。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欧元区彻底崩溃;二是继续在泥泞中探索;三是发展成一个真正的金融和政治联盟。然而，即便欧元区能够发展成一个政治联盟，它仍需要欧洲人的团结来巩固。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更加团结的欧元区核心将如何在制度和政治上加强与欧盟内非欧元区成员国的联系，如英国、瑞典和波兰。
●失业困境令年轻一代抱怨渐增
与冷战时期不同，目前欧洲的“前院”没有明显的外部威胁。尽管普京曾努力过，但他还不能和斯大林同日而语，甚至不如勃列日涅夫。中国能够“担此重任”吗?欧盟并未将中国视为敌人，最具说服力的逻辑是欧洲联合的确面临非西方大国崛起的挑战，主要是中国，但也包括印度、巴西和南非。保护自由和推进欧洲人共同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是：行动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从知性角度看，这种观点具有说服力。但从感情角度看，要想影响广大公众的观点，这可比不上出现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
过去促进一体化的另一个动力是东欧人的渴望，现在仍然具有某种牵引力。东欧人比其他欧洲人对独裁、艰辛和战争有更多的记忆。许多人很想享受欧盟内部的自由。对一些人来说，与西欧人加入同一个俱乐部是一个“世纪梦想”的实现。二战后欧洲联合的最大单一驱动力是人们对战争的记忆，但这一因素已经消失。对多数欧洲年轻人来说，欧洲遭磨难的历史意识已经十分模糊，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欧洲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联合的最大问题是“成功”。
老一辈欧洲人目睹了欧洲如何变得四分五裂，他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好的欧洲;西班牙的年轻抗议者成长于这样一个美好的欧洲，现在却被抛回到从前。两种人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前者是从战争到和平，从贫困到繁荣，从恐惧到希望;后者恰恰相反，由繁荣到失业，由民族经历的聚合到分离，由希望到恐惧。这种不满情绪能够为拯救欧洲的民众运动提供心理基础吗?迹象并不明显。民众运动在欧洲危机中已经出现，不过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众运动是反对《反仿冒贸易协议》，许多年轻的欧洲人认为这是对其网络自由的威胁。各国的年轻抗议者抱怨银行家、政治家和婴儿潮一代，认为他们偷走了自己的未来。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克·卡尔多和萨宾·赛尔对这种群众运动的激进人士的采访调查表明，他们要么无视欧盟的存在，要么消极看待欧盟。
对欧盟崩溃的恐惧、“莫内式”的需求逻辑或惰性的力量，都可以使欧盟维持下去，但它们无法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着眼于外部，并获得其公民支持的欧盟。如果没有一些新动力，不对其精英和民众进行积极动员，欧盟将会在效能和重要性上逐渐衰落。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将2005年前后看作欧洲联合过程中影响最深远、最具建设性与和平意义的时刻。 ([英]蒂莫西·加顿·阿什 文 吕虹 编译)

‘玖’ 法国为何成为恐袭重灾区

恐怖主义是全球人民的灾害，反恐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美国、法国目前成为恐袭重灾区。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市举行国庆日庆祝活动时发生袭击事件，一卡车冲入人群事件，并与警方交火，造成至少77人死亡，上百人受伤。2018年3月23日上午，一名持有武器的恐怖分子在法国南部奥德省的卡尔卡松市和特雷布镇制造恐怖袭击，导致3人丧生，16人受伤。法国为什么会成为恐袭重灾区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法国穆斯林移民数量较多，给了恐怖组织温床；其二、法国行政效率低下，反恐力度不足；其三、法国出兵中东地区，给恐怖组织了借口。

最后法国作为北约成员国，总是追随美军征战世界，中东地区的战争几乎都有法国军队的参与。在叙利亚内战中法国不但声称巴沙尔政权“已失去合法性”，还积极追随美国在各种场合推动和协调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巴沙尔政权的干预政策。2011 年 11 月法国外长朱佩声称，不排除对叙利亚采用军事手段，这使法国成为第一个提出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西方大国，并对叙利亚进行了经济制裁。法国还派遣大军进入叙利亚，给叙利亚各派系沉重打击，一些恐怖组织以此为借口在法国策划恐怖袭击，以此威慑法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