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有哪些报社

Ⅰ 工业革命以后法国出现了哪些重要的廉价报纸

19世纪中后期，廉价商业报纸兴起，法国经历了4个政治时期：
（1）七月王朝时期（1830.7～1848.2）
七月王朝是一个代表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权，1830年通过的新宪法取缔了一些封建特权，扩大了选民范围和议会权力，并规定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同年10月和12月，颁布减少出版保证金的数额，规定出版诉讼中陪审团有裁决权。法国报业暂时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环境。1835年发生了图谋杀害国王的事件，议会以此为借口通过法令，将出版保证金增加一倍，并建立对报刊漫画的预审制度。
这一时期的党派报纸有亲政府的《论辩报》、《立宪党人》，自由派的《国民报》，民主共和派的《改革报》等。两家着名的廉价商业报纸是《新闻报》和《世纪报》。
（2）第二共和时期（1848.2～1851.12）
1948年3月，政府颁令废除印花税、保证金等一切限制报业的措施，使新闻界享有充分的自由。一时间巴黎和外省各种政治倾向和风格的报纸纷纷涌现，售价相当低廉。同年6月工人起义被镇压后，种种限制新闻自由的措施如保证金制又恢复起来。
（3）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9）
拿破仑三世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限制报业的规定有：限制报刊数目，取缔反对派报刊，巴黎只留11家报纸；恢复报刊预审制，报纸有义务刊登官方文告，外省政府可以随时警告和处罚当地报纸。1860年以后管制有所放松，1868年5月正式废除新闻预审制，允许创办新报。
这一时期的主要官方报纸是《箴言报》。主要党派报纸有中间偏右的《论辩报》，天主教的《宇宙报》，封建正统派的《团结报》等。后期创办的新报中影响较大的有《费加罗报》、《觉醒报》、《灯笼》周刊、《小新闻报》等。
（4）第三共和前期（1870.9～1881.7）
1881年7月29日，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它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新闻出版自由发展进程的全面总结，是法国新闻界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成果；对《人权宣言》的言论出版自由提出了一些具体化的措施，对法国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巴黎公社时期的报刊状况。
1870年巴黎公社起义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当时巴黎约有近四十种支持公社的报纸，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版的第一批革命报纸，是公社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这些报纸阐述公社的任务和目标，公布公社的各项法令和决议，向人民解释法令、决议的内容和意义，揭露“国防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反映群众要求，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为捍卫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报纸中，最重要的有：
（1）《法兰西共和国公报》，是巴黎公社时期最重要的报纸，巴黎公社机关报。除发布公社各项重要宣言、法令、决议和指示外，还报道有关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教方面的时事新闻和公社委员会会议纪录。
（2）《杜歇老爹报》，为公社时期影响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重视并大量刊登读者来信，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主动向公社提出建议。
（3）《社会革命报》，很有影响的普鲁东派报纸，注意同反动政府作斗争，探讨有关人民生活的社会问题。
（4）《公社报》，是普鲁东派另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许多讨论公社的社会和经济任务的评论文章。后在公社内部斗争中被勒令停刊。

Ⅱ 世界报业史的18～19世纪欧洲和日本报业的兴起

18 ～ 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进入成熟时期。欧洲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陆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欧洲进入殖民和产业革命时期。亚洲的日本也进入资本主义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大城市人口增长。许多国家取消了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受过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市民文化程度和对政治兴趣的提高，增加了对报纸的需要。金融资本逐渐形成，能为办报提供巨额资金。铁路的广泛修建加快了运输、邮递速度。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使报纸得以用刊登广告来获得丰厚的收入。这一切使报纸日益成为社会的需要。
产业革命使与报纸有关的造纸、印刷、电信等领域发展很快。1820年发明新造纸法，纸价下跌1/4。60年代发明用圆筒纸印报。用氯气漂白使造纸原料从布头过渡到棉花，后来又发明用木材制造纸浆，解决了廉价纸张问题。欧洲电报开通于1845年，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海底电缆开通于1850年，欧洲与美洲间海底电缆开通于1866年。接着通讯社出现。新闻的采访、传递，报纸的组织、机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也不断改进。1831年双滚筒印刷机问世。1846年发明第1 台高速滚筒印刷机。1863年发明能自动连续进纸的印刷机。1872～1892年间发明了浇铸排字机。1889年出现能双面印刷并自动折叠的印刷机。这一系列发明和改进，加速了报纸走向现代化。(见外国印刷史)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胜利，对新闻出版物的各种限制陆续取消。报纸的职能从传递信息发展成为进行政治斗争、宣传教育和表达舆论的工具。新闻出版物从“新闻书”形式的周刊发展为对开或 4开的日报，进而出现大众化的廉价报纸，具有了当代报纸的形式。印刷业与报业、杂志与报纸逐渐分离。报业从私人办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与政党、工业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有利可图的大企业。同时, 工人阶级的报纸开始出现。
英国 1702年，伦敦出版英国第 1张日报《每日新闻》。这是 1张对开单面印刷的报纸，每页两栏，无标题, 反面印广告。其出版宗旨是“每天提供公正新闻”。它很快成为伦敦权威报纸，出版6000期。
政论作家出现。1704 ～ 1713年，D.笛福出版《评论》，初为双月刊，后改为 3周刊。它与《手艺匠报》、《检查者报》成为当时辉格党与托利党互相斗争的工具。笛福善于以动人和有说服力的文笔议论各种问题，在现代报纸“社论之父”之称。1719年，他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鲁滨逊漂流记》，这是世界上第 1部由报纸连载的小说。
由于报纸参予党派斗争，1712年执政的托利党为限制报纸的攻击，制定了印花税法案，对每一份报纸、报纸所用纸张、所登广告均课以重税，以约束出版业。这种被称为“知识税”的限制办法到1861年才取消。这使英国报纸在此期间形成版面小、发行量小的特点。
1730年以后，伦敦报纸逐渐集中于大书商之手，报纸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18世纪中叶，重要政治报纸的发行均在 1万份以上。报道面逐渐扩大，广告开始成为报纸收入中的重要因素。1785年，J．沃尔特第一创办 《每日天下记闻》，1788年改称 《泰晤士报》。1803年 J．沃尔特第二接办后， 善于反映、 引导舆论，使它成了有影响的大报，发行量在19世纪上半叶居全英报纸首位。
1832年， 英国通过了“国会改革法案”。 1833～1861年，对报纸、纸张、广告的税收逐渐废除，报价下降，被称为“一便士报”的廉价报纸纷纷出现。第 1张成功的廉价报纸是1855年创刊的《每日电讯报》。它的创刊号 4页，许多新闻只以国名、地名作标题，售价比别的报纸便宜一半。不久由半价报改为一便士报，发行量迅速增长。18世纪末叶，英国开始出现星期日报。
随着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报业也进入扩张时期。1821年，英国有报纸 267家，1861年增加到1102家。经过激烈竞争，到1880年,伦敦有日报18家,英格兰96家，威尔士 4家，苏格兰21家，爱尔兰17家。此外，还有专业报纸 157家，其中宗教报纸44家，禁酒报35家，幽默报33家，时装报24家，体育报21家。
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英国从 18世纪末叶到 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激进报纸，如 《谢尔温政治纪事报》、《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其中有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提供各种服务的工人报纸，多为不纳印花税的出版物。较有影响的工人报纸有 《戈根》、《一便士报》、《穷人卫报》、《毁灭》、《铁手套》、《人民之声》、《联合行业报》、《穷人律师》等。空想社会主义者R.欧文于1834年创办了《新道德世界》周刊。
法国 18～19世纪，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进行了长期的反复较量，政局动荡不定。为不同阶级服务的各种报纸也时生时灭，兴衰无常。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资产阶级确立了稳定的统治，法国报业才获得了迅速发展。
1777年，法国第 1张日报《巴黎新闻》在巴黎创刊。以报道社会、艺术、戏剧新闻为主，回避谈论政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制宪议会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告思想和意见的自由是最宝贵的人权。此后 3年中，法国的新闻出版物达到约1000种，巴黎报纸达 300 多种。着名者有 《法兰西爱国者报》、《人民之友报》、《杜歇老爹报》、《论坛报》。1792～1875年，共和与帝制在法国反复出现，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也时松时紧，许多报纸昙花一现，1848年第二共和国建立后，法国涌现 450种报刊，着名者有《人民之友报》、《火炬报》、《罗伯斯比尔报》、《红色便帽报》、《断头台报》等。拿破仑三世复辟后， 400多家报纸最后只剩下14家。但是政局动荡吸引人们关心政治，阅读报纸，因而法国的日报发行量，从1815年到1870年增加19倍。在此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迅速传播，出现了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报纸。较重要的有傅立叶主义的《法朗吉报》、《和平民主报》，圣西门主义的《地球报》。
1836年，法国第 1张成功的廉价报纸《新闻报》出版。1866年《费加罗报》改为日报，1887年成为巴黎的政治性报纸。其他成功的廉价报纸有1863年创刊的《小日报》，1876年创刊的《小巴黎人报》和1889年创刊的《日报》。它们的资金由金融业和工业康采恩提供。
1871年 3月， 巴黎工人阶级起义， 建立巴黎公社，5 月28日起义失败。在此间期间，巴黎出版了许多革命报纸，着名的有《口令报》、《人民呼声报》、《杜歇老爹报》、《复仇者报》、《公社报》等。
1881年 7月29日，第三共和国政府制订了欧洲当时最开明的新闻法，从此法国报业得到顺利发展。
德意志地区 18世纪，德意志地区商业信息发展迅速，刊登商业信息的报刊纷纷出现，但没有政治性的日报。普鲁士对报纸的控制较松，奥地利则由政府和维也纳大学对报纸实行严格检查。在整个德意志地区，18世纪的出版物有两种，一为以大学为基地，由学者、专家、官吏撰稿的学术刊物；一为由家族主办的小城市报纸。后者有的延续到20世纪。到1926年， 1/5的德国报纸仍为家族所有。此种出版体制在俄国、瑞士、北欧国家都存在。
1848～1849年, 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对报纸的限制得以取消。在奥地利,1848年创办报刊200多家，其中90家为日报，最着名的是《新闻报》。1867年，奥地利通过基本法，建立议会政党，逐步进入工业化。1889年出现政治报纸《工人报》。同一时期着名的报纸有《新自由新闻》和《新维也纳日报》。维也纳成为当时欧洲报业中心。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创刊的重要报纸有1855年的《柏林交易报》，1856年的《法兰克福新闻》。柏林成为普鲁士地区报业竞争的场所。报纸发行量从1847年的不到10万份, 增长到1870年的 900万份。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促进报业发展，创刊的重要报纸有1871年的《柏林日报》，1883年的《柏林地方通讯报》，1898年的《柏林晨邮报》。
俄国 18世纪初，彼得大帝于1702年在圣彼得堡创办《新闻报》，1711年起出莫斯科版，刊登国外消息与官方文件。这是俄国最早的新闻出版物。1728年，沙俄政府又出版了每周 2期的《圣彼得堡新闻》。
1756年，莫斯科大学出版《莫斯科新闻》，每周 2期。与此同时，大量私人办的刊物出现。此后历代沙皇对出版物都进行严格的检查。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日益发展, 农奴起义连绵不断。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者ɑ.И.赫尔岑在伦敦创办《钟声报》，偷运进入俄国,鼓吹改革,产生极大影响。1861年废除农奴制，报业开始发展。着名的有《俄语报》、《时务报》。到1813年，俄国有报刊859种，发行270万份。

比利时 1830年比利时独立后，1844年弗拉芒语报纸《商报》出版。法语报纸也有发展。到1874年，比利时有日报68家，订户17.5万个。
丹麦 1666年丹麦王室报纸《丹麦信使报》创刊，是丹麦最早的报纸。1749年《贝林时报》创刊。1849年政府发布新闻自由法令后，丹麦逐渐形成不同派系的报纸。1913年，丹麦有 143种独立日报，至少30个城市中都有代表三四个党派的报纸。
意大利 1714年《罗马新闻》创刊。1770年，威尼斯出版仿效法国报纸的《公报》， 向意大利各地发行。19世纪初，意大利独立运动兴起。1820年，烧炭党创办《意大利周报》。1831年,G. 马志尼建立青年意大利党，1832年创办《青年意大利报》。1847年，C.B.加富尔创办《复兴报》。1860年加富尔统一除罗马、威尼斯以外的意大利各地,出版《人民公报》。1870年,罗马归属意大利。梵蒂冈天主教教廷于这年出版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1876年米兰《晚邮报》(意大利)创刊,它采取美英报纸的编排技术，发行量很大。这一时期创刊的重要报纸还有米兰的《世纪报》，都灵的《邮报》，罗马的《论坛报》和《意大利新闻》。
19世纪欧洲其他国家出版的重要报纸还有：瑞士的《新苏黎世报》(1821)，挪威的《晚邮报》(挪威)(1860)，荷兰的第 1张廉价报纸《每日新闻》(1869)，西班牙的《西班牙先驱报》，瑞典的《瑞典日报》(1884)，芬兰的《赫尔辛基日报》(1889)。
在亚洲，日本于19世纪 70～80 年代实行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商业大众化报纸陆续诞生。重要的有 《东京日日新闻》 (1872)、 《读卖新闻》(1874)、《朝日新闻》(1879)。到1910年，日本有报纸250家。

Ⅲ 工业革命以后法国出现了哪些重要的廉价报纸它们的性质、特点及影响

工业革命后，法国出现了哪些着名的廉价报纸？试分析这些报纸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报业发展的影响？
（一）19世纪30年代起，工业革命逐步兴起，广告需求在增加，人口向城市集中，文化教育有所普及，国民识字率普遍提高，这些都为廉价报纸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836年7月1日法国出现了两份着名的廉价商业报纸《新闻报》和《世纪报》，它们都是日报，创办于巴黎。
（二）《新闻报》由资产阶级报人、亲政府的议员吉拉丹创办。售价低廉，每份1苏钱，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直线上升。其特点是：
（1）减少政治新闻和言论，大量刊登社会新闻和法院新闻；

（2）多刊登有关卫生、健康、食品、服装、家庭等方面知识性、实用性材料；

（3）多刊登文学作品，1836年连载巴尔扎克的小说《老处女》，开长篇连载的先河；

（4）改革报业经营，在法国首创通过增加广告收人来降低报价。

（三）《世纪报》的创办人为杜塔克。该报在政治上是温和共和派的支持者，但是报纸的性质和内容却不同于政党报纸，而是独立经营的商业报纸。

它报道广泛，注重社会新闻、法庭案件，对犯罪新闻的报道比《新闻报》更加耸人听闻。它率先刊登短篇小说。1836年发表了巴尔扎克的《保尔船长》，1844年连载大仲马的《三剑客》等名着。报纸每份售价1苏钱，发行量和广告量逐年上升。

（四）廉价报纸的出现推动了其他报纸的商业化，它们纷纷仿效廉价报纸的某些做法，以利于竞争。如《论辩报》、《立宪党人》都刊登了长篇小说，各报都加强了新闻报道。巴黎报刊的总发行数在1836年到1847年间由8万份上升到18万份。

Ⅳ 紧急求助：请提供有关法国报业整个发展的详细资料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行动之一，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中，1793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法国大革命为世界历史献上了一部最精彩的歌剧，革命者、被革命者、保守者、激进者以及我们所能想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角色纷纷在历史舞台上展示风采；在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法国大革命异彩纷呈。
本文试图在所能找到的文献中简单勾画出在1793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法国报业的大致情况，然而由于能力有限，材料亦有限，文章粗浅，还望读者见谅。

1793年的法国

“九三年，这十二个月抵得住这十五个世纪。” ——雨果
1789年夏天，巴黎人民把爆发起义，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正式引爆了法国大革命。此前的法国，“封建王室专制高压统治已经到了极限，而人民群众抵制高压的反弹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这种反弹心理压力随时都会因为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不满而引爆出来” 。8月4日，革命者们成立了新的国民大会。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国民大会一直不停的在为社会的各个方面立法，包括着名的（1789）《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说明。革命爆发后的法国逐渐发现国王路易十六根本不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即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合格的立宪君主，并且这个名义上的君主还在不停的为国家制造着麻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92年的秋天，国王最终被推翻，人们成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国王被推上审判庭，最终被处以死刑。
路易十六走上断头台的时候，雅各宾派已经在国家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这个派别的首领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这个派别也被人们称为“山岳党人” 。当掌权的吉伦特派把国王处死的时候，时间已经滑进了1793年，这一年，以1月21日国王的被处死作为开始。
“1793年初，在英国策划下，普、奥、荷、意、西、那不勒斯以及撒丁王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法国国内也发生了王党暴乱……”
从这一年开始，法国开始被迫（有时也是主动）的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交战，而在国内，发生在西部和南部的暴乱也使得新政权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当政的吉伦特派却陷入了一场由不恰当的“限价政策”所引发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最后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失败。
“5月……爆发第二次武装起义，即‘五月起义’……6月初……政权落入雅各宾派之手。”
雅各宾派刚刚夺取政权，领导人之一——马拉就被保皇党人暗杀，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影响革命的进程，这个时候所有人——包括不同代表政治力量的角色，都完完全全的处于一种狂热之中。雅各宾派执行了着名的“恐怖政策”，在国内运用恐怖手段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实力，“恐怖政策”在“杀人”上不遗余力，的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0~12月，革命政权先后挫败了西线的英荷联军、东南线的普奥联军与南线的英军，平息了国内大部分省区的武装暴乱。”
10月，路易十六的皇后被送上断头台，在狂热的国家里，执政的人们之间也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斗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当时间离开1793年的时候，丹东、埃贝尔等“政治伙伴”也被陆续送上了断头台，而罗伯斯庇尔本人也在处死路易十六后的十八个月被送上了自己发明的断头台。彼时法国大革命又在进行一个新的开始，不久之后，法国的军队开进了欧洲大陆各国，大革命的影响波及全欧，那个时代需要的是新的领袖，他的名字叫拿破仑。
1793年在整个的大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坚的角色，它用恐怖做面具，用革命做武器，用断头台做口号，将大革命的成果安全地送到未来。用雨果的话说，“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巴黎，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

1793年的法国报业

1793年的报业似乎不能代表法国大革命的报业。1788年7月法国发送了宣传品的审查制度，这个时候，法国报刊约有60种 。而紧接着，“大批政治宣传册和报纸如洪水般遍布法国 ”，特别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将出版自由的概念明确写在法律中之后，一直到1792年，“这个时期，正是政治家们最繁忙，也是他们更跌得最频繁的时期。他们常常要为自己的生存夜以继日地奋斗挣扎，也为如何战胜自己的政治对手而殚精竭虑。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无暇顾及新闻出版界那些手无寸铁、貌似苍白但却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敏感、最活跃的书生。所以，这个时期就是法国出版行业最不受束缚的时期。 ”
“这个时期，各种党派的报纸、刊物应有尽有……这个时期也是法国报刊新闻出版业不受任何行政司法约束的时期。 ”
这个繁荣景象在1792年8月便告一段落，彼时法国共有报刊500多种。走上权力中心的罗伯斯庇尔们开始在巴黎查封反对派的报纸，同年末又宣布了一批报刊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中。
接下来便是1793年。
雅各宾派的控制在继续加强，对报业的掌控也愈加厉害，虽然6月份修订的1793《人权宣言》，这部“法国历史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 ，依旧写明“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因而每个公民都有言论、着述、出版的自由，但需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有责任。”
但是这部宪法制定后便束之高阁，在法国，实际的情况是，吉伦塔派压制了君主立宪派的报刊，雅各宾派又压制了吉伦特派的报刊。特别是在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之后，执政的雅各宾派取消或者改组了当时的救国委员会，成立了国民公会。在这个“爱国志士占大多数的国民公会的首要任务是……2、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监督，毫不留情的制止新闻界乱说，‘不能允许危害大众的新闻自由’。 ”
“在议会被解散之后，下一个要摧毁的东西就是新闻出版自由。在议员受到侵害并不得不退让的情况下，新闻编辑记者是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神圣性的。 ”
在罗伯斯庇尔们的恐怖政策下，时间是1793年9月17日，雅各宾派通过了一项严格控制新闻出版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只要报刊上有煽动社会动乱、怂恿公众抵制执政者的不法文章,文章的作者一律要判处死刑。”“而且，这类文章的时间认定，不是以该法令颁布之日起定为界限，而是上溯到该法令颁布日之前的任何时期。也就是说，只要某报、某刊上刊登过反对现政权的文章，文章的作者要被判处死刑，刊登该文的报刊也要被查封。 ”
这个时期被称为“法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
相当多着名的报纸在这个时期消失：已经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的《人民之友》，主要负责人马拉在7月份遇刺身亡；阿贝尔/埃贝尔/埃贝特的《杜歇老爹报》曾一度赶超《人民之友》，可是阿贝尔也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德穆兰，在恐怖的1793年仍在创办影响力巨大的报纸《老科尔得利报》，试图在政治上与对手一争高下，可惜德穆兰也被罗伯斯庇尔夺走了生命。从罗伯斯庇尔对待《老科尔得利报》的态度中我们能隐约看见其他被查封的报刊的遭遇，他认为“蔑视《老科尔得利》这个刊物，就像蔑视收买它的那些贵族一样……这种蔑视是理所当然的。” 在1794年，罗伯斯庇尔把几个着名的报人同时也是政治伙伴即对手的人送上断头台后，自己也被人押上了断头台，1793年的恐怖才算告一段落。
在1793年，只有《山岳党人》、《自由人报》这些机关报和少量的半官方报纸能够安然存活，而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些报纸在不停地接受来自政府的津贴。
“从雅各宾派的公安委员会到吉伦特派执政者，他们在采取严厉的新闻出版控制高压政策的同时，也积极推行一种政府补贴的政策，以资助那些对自己的执政行为进行正面宣传的各类报刊出版社。
在法国，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某些报刊的做法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我们看到，一直绵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报业坏风气——收贿，也正是从此处生发开来。

以上是笔者根据所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对1793年的法国报业做的归纳整理，不难发现，法国报业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得到了相当迅速地发展，然而1793年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报业的面前，翻过这座山，法国报业元气大伤，接下来屡受挫折，艰难成长。
列宁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而1793年，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眼”，它承前启后，它破坏，它创造，法国报业经过这个动荡的时代，再也没有回到过那种激扬战斗的混战局面。

Ⅳ 世界各国知名报社有哪些

世界八大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受权发布公告性新闻和外交性新闻。负责将国内、国际新闻供给全国报纸、电台、电视台。前身是红色中华新闻社，1937年改名新华社，建国后为国家通讯社。国内外均有分社。

法国新闻社 简称法新社，为西方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1945年11月成立，总部设在巴黎。在160多个国家有分社，在全世界雇有记者2500余名，总社每天收到新闻约30万字，通过各条线路用法、英、西、德、阿拉伯等多种文字编发新闻稿60万字。

安莎通讯社 简称安莎社，意大利最大通讯社。1945年1月13日在罗马由12家日报社合作成立。意主要大报消息三分之一来自安莎社，总社在罗马。有记者和通讯员340余名。用意、英、法、西、葡5种文字每天播发30多万字的新闻稿件。

美国联合通讯社 简称美联社，美国最大通讯社，也是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前身是美“港口新闻联合社”，1892年改为现名。由美1200余家报刊和3400家广播公司、电视台合股组成。是美国报纸的主要消息来源，总部设在纽约。国内外设有总分社，工作人员万余人，给世界100多个国家发稿，使用语言达100种，每年还发行15万张照片。

合众国际社 美第二大通讯社 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1858年5月16日合并而成，总部在纽约。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图片网，用48种文字向世界140多个国家供稿，以生动活泼的片断性报道闻名。

德意志新闻社 简称德新社，1949年创办，德最大通讯社。领导机构是监事会，在国内外聘有2000余名自由撰稿人。

路透社 英国最大通讯社，西方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1850年创办于德国亚琛，1851年迁到伦敦。创办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初时为提供商情的小机构，后成为有限公司，1944年成为英报业联合组织的托拉斯。每天发稿70多万字，有1500多家报纸定购其新闻。

塔斯社 前苏联国家通讯社,1925年7月10月创办，用五种文字昼夜向空中播发400小时的消息。大约有4000多家报纸、电台等抄收该社消息，并向外每年发650多万张图片。

Ⅵ 19世纪欧洲着名的报纸刊物有哪些

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
法国：《费加罗报》、《新闻报》
奥地利：《新自由新闻》、《新维也纳日报》
美国：纽约《太阳报》、《纽约时报》、《世界报》，《纽约新闻》

Ⅶ 法国全国性报纸有哪些

1、《世界报》

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作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该报侧重政治和外交报道，对国际重大事件反映灵敏，内容丰富。

2、《法兰西晚报》

法国一份全国性的日报，创刊于1944年，前身为法国地下报刊《法国防卫报》，该报创刊十周年的时候，发行量超过百万份。

3、《十字架报》

由法国语罗马天主教会创办的日报，以宗教信息为主，主要提供与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家庭、运动等相关的讯息。

4、《巴黎人报》

法国知名报刊，创办于1944年，为小开张的大众报纸，属于阿莫里报团所有。50年代时，《巴黎人报》的发行量达到过90万份。

5、《回声报》

法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类日报之一，1908年由斯克雷兄弟创办，该报能比较完整地提供法国财经及国外经济方面的重要信息。

Ⅷ 世界上第一个通讯社是什么

世界上第一个通讯社是哈瓦斯通讯社。

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通讯社，是夏尔·哈瓦斯（CharlesHavas1783~1858年）在1835年建立的哈瓦斯通讯社。哈瓦斯是一个匈牙利血统的移民。法国革命时移居法国，在拿破仑时代曾开办过银行。

与人合办过《法兰西公报》。1832年他成立了翻译事务所，专门经营外报翻译的业务，1835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哈瓦斯通讯社，每日出一份新闻稿供给报刊、使馆、政府机关、银行，他自称是“报纸的报纸”。

他的新闻供稿原则是“迅速和优质”。最初以快马、信鸽传递消息，供应巴黎几十家报纸和许多机构。巴尔扎克1840年在他主编的《巴黎杂志》上曾写道：“一般人都认为巴黎有好多家报纸，但是严格地说全巴黎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曾在卢索大街开过银行的哈瓦斯先生经营的哈瓦斯通讯社编发的新间稿。”

184年，该社开始在国内使用电报传新间，并在布鲁塞尔、罗马、维也纳、马德里甚至美国开设分社。随着19世纪50年代电报业务的不断实现，哈瓦斯社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展。1857年，该社与通用广告社合作。

与200家地方报纸订立了以新闻换广告版面的合同。1859年又与当时的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订立了新闻互换合同。60年代又开始利用新通的海底电缆把业务发展到了美洲，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新闻网。

Ⅸ 19世纪法国汉学界中的着名学术刊物，传统欧洲汉学界中的三大翻译家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着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着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着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着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着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着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着翻译着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着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着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着《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着，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着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着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着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着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着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着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着《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着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着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着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着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着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着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着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着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着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着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着，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着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着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着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着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着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着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着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着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着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着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着，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着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着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着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着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着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着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着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着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着翻译的论着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着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着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着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着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着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着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着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Ⅹ 法国19世纪末刊行的小日报为什么出名

法国《小日报》也称为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小日报》由米洛创办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63年2月1日，是法国重要的廉价报纸之一，因为价格只有5生丁（1苏），相当于英国的便士报或美国的美分报，所以也称作为生丁报。虽然售价便宜，但是销量特别大，并且都是第一时间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件，无论是在新闻史上还是历史研究中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与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不同，西方对新闻的态度以负面为主，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晚清时期许多丑陋、罪恶和不幸，如暴乱、瘟疫、屠杀、饥荒、战争和酷刑，其残酷令人毛骨悚然。这批罕见的彩色石印版画，弥补了早期中国影像史、近代中国印刷与出版史上的缺失，也是近代历史西方视角解读的重要依据。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是一份重要的史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