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拿走敦煌遗书在哪里

㈠ 敦煌的宝物怎么丢的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26日)，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现编号为第17窟)被莫高窟主持王道士雇来清理沙土的杨姓伙计无意中发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宝库豁然洞开，史称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

王道士，退伍清兵，因生活无着，在甘肃酒泉皈依道家，后云游到莫高窟，其时约50岁。

王道士虽读书不多，但对突然出现的古物，还是感到很有“价值”，于是开始拿出部分书写精美的佛经和漂亮绢画，换取一些功德钱，后来，还向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赠送一部分，廷栋不知其价值，又赠送回国的外国使节，自此，敦煌国宝开始从王道士手中陆续流向西方。

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两大包。

接着，那个最着名的敦煌劫掠者——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敦煌。他聘请了一位助手——蒋孝琬蒋师爷。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斯坦因打着要把“圣僧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送回原处的鬼话，以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动用了一个浩大的马车队。斯坦因认为“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提并论”。

由于斯坦因不懂中文，王道士也做贼心虚，故都是蒋师爷深夜前往挑选并背回，因此，并未得到很多历史学家更加重视的关于世俗生活记载的卷子。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时，终被已经察觉的中国政府所知觉，没有获得太多更有价值的文物。斯坦因最终因其特殊的贡献，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士称号并在世界考古界大获殊荣。

斯坦因之后是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iot。伯希和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精通汉语，在敦煌他凭借卓越的汉学知识，在微弱的烛光下翻阅了整整三个星期，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约6000余卷，10大木箱。

如今，要想看到敦煌藏经洞遗书，就得准备一次长途跋涉，前往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瑞典、芬兰、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最后才是中国。因此，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

㈡ 流失青铜组器回到祖国怀抱，这些文物是如何流落国外的

中国的文物流失海外是由多种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为战争和不正当的贸易往来，导致了中国有上千万件的文物流失到海外。绝大多数文物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当然，也有很多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利益诱惑而导致的文物走私。

此外还有世界多个国家均有敦煌遗书的收藏。早在十几年前，英国某考古学家就曾经提出过质疑的话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是否应该归还给中国？现场顿时变得寂静无声。有人同意应该归还中国而有人大声表示反对。反对者认为文物的掠夺见证了野蛮的侵略历史。它既是中国的文物，但是被抢夺之后，也是我们的文物。

通过这些文物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历史。因为就是侵略行为的历史见证。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我们还是更多的希望那些流失的海外文物能够尽快的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吧。

㈢ 敦煌遗书被封有什么未知之谜

20世纪初，冷冷清清的敦煌奠高窟再度为世人所瞩目，因为看管这个地方的一个姓王的道士从中发现了大批的经文和绢画。

作为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的敦煌是着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合点。随着商路的开通，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经典纷纷云集在敦煌。

那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宗教圣地。宋代以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达，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些所谓“古董”就是“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其内容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献，有官私文书，有儒学经典，还有藏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是公元5～11世纪敦煌繁荣的历史见证。如此丰富的文书是何时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这些问题从藏经洞被发现至今，一直是一个谜。

有人持“废弃说”，认为洞中的文书是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还有人持“避难说”，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被有目的地藏起来的。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他对其中的物品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写本和绢匦及佛教法器等，都是宗教用品，但都是当时敦煌各寺院中的废弃物，因为具有神圣性，是不可随意毁弃的，于是，宗教人士就把这些没多大用处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保存起来。同时，根据所见到的写本和绢画上所题写的时间最晚是11世纪初，斯坦因断定这个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主张“废弃说”。的还有日本学者藤枝晃。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因为图书馆的重新布置，所以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公元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他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在唐代“安史之乱”期间，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了敦煌。

唐宣宗时，敦煌一带的人民建立归义军举行起义，摆脱了吐蕃的控制。此后，敦煌又一度被沙州的回鹘占领。公元1036年党项攻占敦煌，随后又被沙州回鹘赶走，在公元1068年又被党项建立的西夏占领了。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了起来。所以藏经洞中的藏品，没有西夏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了分类。

㈣ 敦煌遗书的历史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连接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骗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骗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盗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违命不直接向学部复命。私下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贪污盗取走部分珍品。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贪污不少，这些经过儒官精选的文物被贪污私吞，都是上等文物。
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内烽隧、古墓葬等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4万件以上。

㈤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文物的流失情况。都有哪些人劫走了藏经洞中的文物，顺序是什么什么时候运走的分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1905年俄国奥勃鲁切夫强行换走莫高窟经卷文书两包。
1907年，匈牙利的斯坦因用14块马蹄银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24箱经书、5箱绘画、丝织品。现大多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以及印度。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挑走"藏经洞"6500卷写本和大量的画卷 。
1909年伯希和，将他窃得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开展览，这才将藏经洞的发现公诸于众。长期无人问津的经卷外国人一说好，立刻惊动了朝廷，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偏僻的敦煌还有如此珍贵的文物，于是一纸电令发到敦煌，对洞里剩余的东西进行封锁，严禁外运，适时运往北京。
1910年敦煌知县奉命移送莫高窟经卷于北京。孰不知此时文物已去之大半，而接下来长途运输带来的损失较之洋人的盗窃更为严重，遗书在途中几近处于无人看守，任其丢失的状态，大小官吏和看守层层窃取，运到北京时只剩下八千六百多残卷了。现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
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用超低市价“买”走了400多卷文书和2尊佛像。
1914年斯坦因再临莫高窟，他又带着5大箱，共600余卷经文“满载而归”。现大多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以及印度。
1912年俄国人鄂登堡率团至莫高窟，盗走经卷一批 。
1921年白俄军残部数百人侵驻莫高窟对洞窟、佛像、壁画损坏极大 。
1924年美国华尔纳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劫走彩塑数尊 。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纳尔逊博物馆。

㈥ 敦煌遗书的遗书下落

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0000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000余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000号未编目；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藏文226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卷。
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谷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卷。其他人（包括一些不知姓名者）共有20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000余件汉文文书、南朝鲜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000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000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收藏

㈦ 敦煌---关于敦煌文物遗失的资料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于是，一个中国文化界无法放下的问题，再次焦迫地摆在面前：敦煌文物何时归？

敦煌藏经洞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发现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悲剧性的。三万多件珍贵文物，流散到十多个国家。这是有史以来出土于一地的文物，经受最惨重的一次文化瓜分。

然而今天，对于敦煌文物的物归原主，我国文化界却依然忧心忡忡，并不乐观。不大相信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眼下会回心转意，把东西送回来。这因为近三十年，他们对此的各种强辩与巧辩说得实在太多，这表明他们对敦煌文物的占有欲强旺依旧，没有任何松动与超越前咎的觉悟。

在藏经洞被发现了一个世纪的今天，历史已经没有秘密。藏经洞发现史与蒙难史的所有细节，都明明白白写在纸上，任何辩驳皆无意义。然而，我们还是要强调如下的事实：

一、藏经洞的发现者是敦煌道士王圆�，时间是1900年6月22日。

二、最早认定藏经洞文物价值的是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时间是1903年。

三、1904年3月，敦煌县令汪宗瀚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一次调查后，遂命令王圆�将文物就地封存。这是正式的政府行为。

四、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法国人伯希和于19O8年2月25日，前后抵达敦煌莫高窟。他们都是先得知藏经洞有珍贵文物出土，随即直奔文物而来，并都以少许银钱买通文物看守人王圆�，启封取走大批珍罕绝世的敦煌文物，运回各自国家。随后是日本人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以及俄国人奥登堡等。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连串事实的细节，是要说明———斯坦因和伯希和不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者。他们是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和被封存之后，设法将其启封取走的。可能有些人被当年伯希和在洞中翻阅敦煌遗书的那帧照片所迷惑，以为那是在进行考古发掘。但相反———那决不是在发掘现场进行考古鉴定，而是为了取走文物而做的识别性筛选。这一点，必须认清。

我们承认斯坦因和伯希和是两位优秀的考古学家，伯希和还是一位天才和罕世的法国汉学家。他们对敦煌学的确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特别是伯希和，他与斯坦因的不同之处是，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目的，是割取莫高窟壁画，只不过因那里的佛教徒太多，他不敢下手。伯希和不但没有伤害壁画，相反对莫高窟进行有史以来首次的考古调查，而且学术意义很高。但还是要指出，即使是这样——即使在当时，他们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也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敦煌学的贡献与他们非法取走敦煌文物，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分而论之。

当然，这行为在当时的西方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前期，西方中心主义的肆虐，有着所向披靡的殖民主义背景。这便使他们的考古狂潮从希腊顺利地越过地中海，将金字塔中法老的干尸，以及长眠地下的亚述、巴比伦、苏美尔和赫梯等古王国那些美丽的残骸，一个个搬到太阳之下，然后再搬到他们的国家，入藏他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跟着一路自西向东，进入了古老的印度和中国。殖民者从来无视殖民地的文化主权。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偏执和荒谬，不是谁能避免的。故而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殖民地的“土着”人自己的任何发现，都不算数；而他们之中第一个看到的才是发现者。在学术领域里，殖民地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成立，这些成果最多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素材性的参考，只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学术承认。故此，西方的一些着作总说斯坦因是敦煌文物甚至莫高窟的发现者。包括《大英网络全书》也这样写。斯坦因没到敦煌之前的一千多年，莫高窟一直有中国人在那里。难道它一直等候这位英国人来发现？而且斯坦因到了敦煌，拜见当时的敦煌县令王家彦时，王家彦对他常识性地讲了莫高窟的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他才知道莫高窟由何而来。这也算一种考古发现？在这里，发现这两个字显然已超过考古学的意义，它似乎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谁“发现”，谁就是它的主人。就像儿童游戏那样，谁先看见就算谁的。如今，虽然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源远流长的背景和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仍然使今天的一些人不能走出那个荒谬绝伦的历史误区。这便是敦煌文物不能归还原主的最深的根由。

然而，今天思辩这一问题，并非只是为了责怪过去，而是为了一种超越。

因为廿世纪，人类文明遗存的处境实在艰辛。殖民主义掠夺、战争抢劫、盗窃走私，再加上一些殖民地缺乏严格的文物保护法，那里的人们又缺乏文化的自觉，致使不少文明遗址遭到破坏。文物从它的发生地流散各处，后果极其混乱，不少文明遗址已经支离破碎，失去了它所必须的完整性。

在世纪的交接中，接过廿世纪这个糟糕的文物状况的新世纪应该怎么做？是承续上世纪那个谬误，还是纠正历史，还文明以文明？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万件文物，绝大部分是中古时代的文书。同一地点出土如此浩博和珍罕的古代文书，举世独有。而且它内含无涯，包容恢宏，极大角度地囊括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及其对外交流的历史信息。然而，其中深刻的意义，只有当它置身于这文明的发生地，才能真正充满感染力地显示出来。

文物———尤其是重要文明遗址和重大文化发生地的文物，都有着不可移动的性质。它们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本土。它是那一方水土的精髓，是历史生命活生生的存在，是它个性经历的不可或缺的见证。文物只有在它发生过的本土上，才是活的，才更具认识价值。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都有它自身的完整性，都有它不可移动与不被肢解的权利。这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文明的尊严，也是人类的一种尊严。

谁先认识到这一点上，谁先步入文明。

刻下，一些欧洲国家不是已经开始交换二战中相互劫去的文物吗？这应被视为告别野蛮、自我完善、走向文明的高尚行为。因为，当今的人们已经深知，文明遗址中的文物不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谁把它当做财富来占据为己有，谁就亵渎了文明本身。站在这个文明的高度上说，谁拒绝文物归还原主，谁就拒绝了文明。

1909年，伯希和将已经运出中国的敦煌遗书，选取若干带回北京，展示给我国学者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等人。当学者们获知些绝世珍奇已落人外国人手中，即刻展开一场义动当世、光耀千古的文化大抢救行动。学者们一边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火速运抵京都；一边将这情况公诸国人，于是更多学者加入进来，对敦煌遗书展开迅疾而广泛的收集、校勘、刊布与研究。它显示了我国知识界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和学术上的敏感。随后，学者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等，奔往巴黎与伦敦去查寻和抄录那些遗失的宝藏。学者姜亮夫几乎倾尽家财，自费赴欧，去抢救散失在海外的文化遗产。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流落他乡的敦煌遗书抄录回来。很多人一干就是多少年！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上世纪初，我国着名学者陈寅恪有感于敦煌受难之惨剧，说出铭刻于敦煌史上一段着名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余，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耳。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这痛心疾首的话，有如霜天号角，曾呼叫着当时国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鸣，唱尽一代学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怀。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依然强劲地牵动着我辈的文化责任。从今天的世纪高度看，这桩没有了结的敦煌公案，不仅是敦煌———也是人类文明犹然沉重的一段未了的伤心史。因此，今天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捍卫文物的主权，而是为了捍卫文明的尊严，来呼吁和追讨敦煌文物。那就不管别人是不是觉悟，我们都要不遗余力地呼吁下去。催其奋醒，重返文明。先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自发的文明，尊重先人的创造，才是一种自觉的文明，故而，只有在敦煌文物归还故土，世界各大文明遗址流散的文物全都物归原主，我们才能踏实地说：地球人类真的文明和进步了。因为人类的进步的前提，就是不再重复过去的谬误。

㈧ 最好的敦煌文物在国外，这些文物是怎么流失到国外的

王圆箓的无知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政府的不重视也是其中一方面原因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个时期的修建，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佛教圣地。但是元朝后期，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莫高窟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直到清朝晚期，尽然沦落到由一个道士来主持这个佛教圣地。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

㈨ 藏经洞的文物是怎样流失到海外的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着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着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着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着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㈩ 敦煌莫高窟的故事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首先捡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瀚，请他鉴定，也希望能换点钱。汪毕竟对古物有些知识，就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作为官场交结的"礼品"。1902年，苏州人叶昌炽当了甘肃学政，汪知县便送给叶昌炽宋乾德六年（966年）的水月观音像一幅和写经卷子、梵叶本各两件。叶昌炽是清未着名的金石学家，对此十分珍视，遂建议甘肃藩台，将这些遗书如数运解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藩台认为这些"废纸"无甚价值，遂以五六千两白银的运费难筹为由，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机，私藏遗书若干，或馈赠官绅，以趋炎附势；或私卖于世，以中饱私襄。至少有安肃道道台廷栋、迪化（今乌鲁木齐）将军满人长庚、文人恒介眉、张筱珊、张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流传至民间，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中国的目光都在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烟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从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考察家"来到了敦煌，盗走了三、四万卷经书及许多珍贵的壁画、雕塑，给莫高窟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波特在哈密从土耳其商人口中听到藏经洞的消息，这对他充满诱惑，但又由于时间紧迫，于是他以抛硬币决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会满载而归；背面朝上，则空手而回"，他写道。结果是背面朝上，于是他备马打道回到了喀什干，失去了他的"应属于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可是，同时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来到敦煌，仅以6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骗取敦煌遗书两大包。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伪装成玄奘的信徒，随带中文秘书兼翻译蒋孝琬，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莫高窟，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谋划，在高达10英尺，整堆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桃选了他需要的东西。一翻讨价还价后，他仅用40块马蹄银(合200两)贿通王道士，骗走六朝至宋代的经卷、写本共7大箱约万余卷，以及5大箱装有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约500余幅。6月13日，斯坦因的运输队启程，可是，10月份，斯坦因又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又诱取了230捆手稿。再约10个月后，这批文物被偷运至伦敦博物馆。

1906年6月，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率领考察团，在新疆寻访探古时，在乌鲁木齐偶遇一个被流放的满清某宗室的兰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发现秘密手稿的消息。伯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1909年，日木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经卷，仅大谷大学就收编7000多号。同年，清政府北京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令陈藩交出剩余的遗书。王道士早已将许多私藏于两个大转经筒中。 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上交时又被雁过拔毛，层层剥夺，最后只有劫后残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师图书馆中(今北京图书馆)。

1911年10月，大谷探险队第三次在丝路"考察"时，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写经469卷，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经卷。两次共骗盗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达11，604号，及绣刺品、绘画多件。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背上四个古怪的大木箱，装的就是敦煌文献。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盗去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直到1919年，甘肃政府耳闻民间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写本的消息后，下令敦煌当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面竟然还藏有94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