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考古学者什么时候到的水洞沟

Ⅰ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历史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在途经水洞沟时，在水洞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
1923年6月，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得知肯特发现后和着名学者德日进来到水洞沟，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随后开始发掘，总共发掘出了300多公斤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
1960年夏季，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开进水洞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1963年，被称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的裴文中亲自带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的第四次考古发掘。
2003年至2007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对水洞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发掘范围最大，收获也最丰硕。这次，不仅调动了GPS定位仪、全站仪、摄像机等先进设备，而且邀请了地质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的专家到现场研讨、授课。
2014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宁夏水洞沟遗址举行第四届文化旅游节以及第六次考古发掘。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考古所的专家，对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02年开始建设，2006年4月对外试营业，2007年4月28日对外正式开放。

Ⅱ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介绍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距银川市19公里，占地7.8平方公里。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在这里发现，通过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水洞沟因此而成为中国最早发掘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被国家列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1988年，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8月，被公布为国家地质公园。2015年，水洞沟景区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Ⅲ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经济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

迄今发现，早在4～1.5万年前，人类就已在石嘴山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悠久的文化。今市境陶乐县南界的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平罗县暖泉、明水湖，惠农县燕子墩，陶乐县高仁镇、程家湾、察汗埂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及分布于贺兰山的贺兰山早期岩画等等，就是可靠的证明。从秦、汉、三国一直到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各代，石嘴山都是朝廷的边塞要地。境内长城逶迤，古堡众多，名胜古迹随处可见，为今人积淀下了厚重的文化热土。�
在全市现有的近百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遗址中，有国家级保护的文化遗址1处，自治区级保护的文物遗址14处，市级保护的文物遗址20处，县区级保护的文物遗址65处。这些文物遗址分布在市属三县三区。其中平罗县28处，惠农县16处，陶乐县17处，大武口区13处，石嘴山区8处，石炭井区3处。这些文物遗址按照不同年代考究，有史前遗址4处，古生代遗址3处，新石器遗址5处，汉代遗址6处，秦代遗址1处，宋代遗址1处，明代遗址24处，清代遗址13处，近代遗址5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石嘴山逐步形成了一条旅游热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2001年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石嘴山市文物联展，展出文物上千件，有贺兰山岩画，西河桥古生物化石，秦代的弓箭，汉代的犁、陶罐，唐代的铜镜、莲花座佛像，西夏的铜盘、铜碗、铜豆、鎏金佛像、铁剑，清代的铁香炉，民国时期的瓷器，中国共产党在市境早期开展地下活动的史料文物以及太西煤雕、岩画陶艺、刀刻画等新开发的旅游纪念品。是年10月1日，恰逢石嘴山北武当庙（寿佛寺）重建300周年纪念日和森林公园观景广场举行落成仪式，遂举办了为期5天的“石嘴山市文化旅游节”。来自银川、银南和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游人络绎不绝，高峰日达数万人。2001年10月，市政府制定了《石嘴山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01年～2020年）》，2002年4月，又一次召开全市旅游工作会议，提出当年旅游工作将加强重点景区的规划建设，建立以沙湖为中心并辐射其他县区的旅游线路网络，初步树立以黄河大漠风光和边塞历史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品牌。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至2001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75万多人次，旅游总收入1亿元多元，其中2001年游客75万人次，收入4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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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前文化�
第一节 旧石器文化�
民国十二年（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调查鄂尔多斯地区古生物的途中，在陶乐县南与灵武交界的水洞沟古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以后经过另一名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对水洞沟遗址的研究，认为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
1959年，中苏考古学家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对所获材料进行研究后，认为水洞沟遗址的文化时代“放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可靠性更大一些”。�
1963年，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队又一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整理，发现了具有旧石器晚期特征的鸵鸟蛋皮穿孔装饰品、用动物古片磨制成的骨锥和用火的灰烬。这表明水洞沟人已掌握了钻孔、磨制技术，会用兽皮缝制衣物，会用火烧烤食物，还产生了美的意识，用圆形的珠饰美化自己。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贾兰坡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
1980年宁夏博物馆和地质局联合组成发掘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再一次的发掘整理，在发掘研究工作中，采用了地质地貌、石器研究、碳14测定、孢粉分析等多种科学手段测定，证明该遗址距今已有4万～2.7万年，将水洞沟遗址的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
水洞沟文化遗址发掘的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是用坚硬细密的硅质灰岩、石英岩和燧石打制的，器型有大有小，形状比较固定，有的分为多种形制，同时还出现了复合工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牛达生、杜玉冰在其《石嘴山地区原始社会文化遗存》（《石嘴山史志》1989年第1期）中指出：“水洞沟发源于灵武县境，经陶乐县南境流入黄河。在石嘴山市境内，也曾发现过类似水洞沟类型的石器。所以，只要不拘泥于现在的行政区划，水洞沟时代的人类，就是石嘴山地区最早活动的人类，就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文化。”�
第二节 新石器文化�
人类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大约距今八九千年时，进入新石器时代。石嘴山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为新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迄今已在市境平罗县的暖泉、明水湖、简泉，惠农县的燕子墩，陶乐县的高仁镇、程家湾、察汗埂等多处发现，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些遗址大部分选择在周围既能放牧狩猎，又能保证人畜饮水需要的场所，居所中央还设有一圆形灶膛，供取暖及做饭用。从遗址可以看出，这时的居民基本已开始定居生活，居住在可避风遮雨的浅穴棚顶房屋中，经济生活则以畜牧、狩猎兼采集植物果实为主。生产工具除打制石器外，大量使用以间接打制法制造的各种细小石器，如箭头、刮削器等，刮削器中有一种器形如同指甲盖状的圆头刮削器最多，且最精制。此外，还有许多狭长的如同柳叶形的石条石叶，和生产石叶后余下的各种石核。高仁镇出土的石箭头有两种形状，一种是用燧石制成的，呈凹形三角形，均高1.5厘米，两面均用压制的方法加工整理而成，器形中间厚，周边薄，锋尖锐利；另一种为长三角形，近底端的两侧各有一个凹槽，便于和箭杆固定，是狩猎的工具。细石器文化的先民不但普遍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术，从而使石器的刃部更加光滑锋利，而且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且陶器中有彩陶，器形有碗、罐、钵、壶等，外表多呈红褐色，花纹以弧形三角和勾叶为主，与黄河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风格比较接近。这些现象说明，石嘴山细石器文化的经济类型，以原始畜、狩猎经济为主，同时兼有农耕经济成分。它的社会形态，属于母系氏族社会，从暖泉面积不大的房址看，如同西安半坡遗址一样，主要的婚姻形态应是对偶婚（族外婚的一种形态）。�
第三节 贺兰山岩画文化�
早在公元六世纪初，我国着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已经发现和记录了贺兰山、阴山等地区的岩画，直到公元20世纪80年代后，贺兰山岩画文化才真正引起世人关注。�
现已在市境贺兰山北段的黑石峁、树林沟、西峰沟、韭菜沟、归德沟等处已发现岩画2000余幅。1991年以来，又先后在市境贺兰山内多处发现岩画300多幅。其中1995年5～7月，在石炭井区白芨沟两处发现彩色岩画24组105幅。�
这些岩画展现了岩画的凿刻者们的生产生活、原始信仰、风俗习惯、艺术审美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自然景观，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岩画以磨刻、敲凿、线刻的方法作用于岩壁、巨石上，画面最大宽2米，高1米，最小宽7厘米，高4厘米，题材多为动物、人形，不少岩画连续凿刻在数10米、100～200米长的石壁上，构成古代艺术“画廊”。岩画画面有狩猎、游牧生活及人物服饰、发辫及动物形象（有牛、羊、狗、马、驼、鹿、兔、狐、犀牛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羊，尤其是山羊，反映了羊在游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一幅《群山羊图》，高0.8米，宽0.64米，凿刻深度约1.5毫米，堪称贺兰山岩画的代表作。大西峰沟内的老虎岩画形神兼备，被自治区专家称之为“国宝级”作品，是“断代之作”。贺兰山岩画表现手法为单线凿刻，线条简练明确，有时还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山羊角大、身长的特色。除了动物岩画外，还有反映狩猎、放牧、骑射等经济生活内容的艺术作品，反映宗教生活的人面怪像、舞蹈图、祈祷图、天象、手足印等。贺兰山岩画中还有一些武具、械斗、首级等图象，反映了当时贺兰山地区战争的遗迹。所凿刻的武士手持的弓大多为长弓，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骑射生活。这些岩画艺术气息质朴豪放，是中华民族古老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据专家分析，这批岩画最早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据古地理研究和考古证明，与贺兰山岩画临近的早于贺兰山岩画发现和研究的桌子山、阴山岩画之凿刻上限，距今1万多年以前。事实上，从贺兰山——桌子山——阴山一代已出土的史前动物化石物种及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存的众多相近性来研究，可知贺兰山——桌子山——阴山一带的河边湖畔、山前阴湿地带，史前人类在相近的自然条件下生息繁衍，过着狩猎生活。因此，不拘泥于贺兰山岩画本身，用系统的、联系的眼光把贺兰山——桌子山——阴山早期岩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将是追溯贺兰山早期岩画上限的依据之一。�

第二章 山河形胜�
“石嘴山，米粮川，东靠黄河西靠山……”�
这首写实的民歌，形象地把石嘴山、黄河、贺兰山三位一体，紧密地系在了一起。�
是的，巍峨、峻峭的贺兰山，像横空出世的巨人，雄姿英发，巍然挺立在石嘴山的西部边界，用它那博大的身躯，阻挡着西伯利亚的高天寒流和蒙古高原的沙漠风暴，用它那积淀深厚的无尽宝藏，造福于石嘴山，造福于大西北；而黄河呢，这条聪灵通慧的金龙玉女，进入市境后，一改它别处咆哮不羁的刚烈个性，富有灵性地遵循于“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古训，平缓、舒展地纵贯市境，日夜不停地滋润着山川大地，浇灌着万顷粮田……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贺兰山没有黄河水就没有石嘴山。因此，人们只要一提起石嘴山，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黄河，想起了贺兰山。�
第一节 贺兰山雄姿英发�
贺兰山呈南北走向绵亘近200公里，是宁夏与内蒙古的界山。石嘴山境内贺兰山区属贺兰山北端及中段东坡，市境海拔最高峰3475.9米，面积1347平方公里，占市土地总面积的30.24％。�
贺兰山西汉时叫“卑移山”。“贺兰山”初见于公元636年成书的《隋书》卷七十四《赵仲卿传》：“开皇三年（583年)，赵仲卿攻打突厥，而出贺兰山。”据此，贺兰山作为山名大约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至于为什么称作“贺兰山”，主要有两说。一是辑于646年的《晋书》：西晋前，贺兰山以远地区为鲜卑族、匈奴族势力范围，至晋武帝时即恩准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在太康年间（始于280年），属匈奴族19个部落之一的“贺兰部落”，被准入居此山东麓和附近地区，此山便以“贺兰山”称之；一是撰于801年的唐书《通典》：贺兰峰峦苍劲，青白斑杂，远望如驳马（驳马意即杂色的马），突厥语称“驳马”为“曷拉”，“贺兰”即“曷拉”汉语音译，故贺兰山因此而得名。成书于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称贺兰山：“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谓贺兰”，与《通典》释义大体相同。清《读史方舆记要》承袭上说：“贺兰山在宁夏卫西60里。其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可见，在游牧民族心目中，贺兰山犹如茫茫草原上奔驰的骏马，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自古以来，贺兰山一直是我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边关重塞，为兵家必争之地。�
距今20多亿年前，贺兰山地区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海洋槽地。当时隆起的陆地经过风吹雨淋，剥离了大量的粘土沙粒，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这个海洋地槽中，历经漫长地质岁月的日积月累，沉积的厚度竟达15400多米，足见当时石嘴山的古海该是多么深邃无底！在距今十几亿年的时候，我国大地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造山运动。海洋呼啸，大地沉浮，贺兰山破土而出，跃为陆地，然而三四亿年后，贺兰山又沉没为海。随着后来海陆交替的不断变化，到了距今1亿年左右时，强大的地应力终将贺兰山抬起。有趣的是，当时包括今天大武口在内的整个银川平原的抬升高度，竟比贺兰山更加高耸。这种格局大约维持了数千年，后来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贺兰山得以“步步高升”，银川平原则“节节下降”， 最终奠定了贺兰山今日这种雄姿英发的突兀的山势…
贺兰山在大地构造上，为中国东西两部不同性质、不同结构、不同理化特征、不同厚度的地壳块体的接缝地带；自然地理上，它分割温带荒漠与温带荒漠草原、季风气候区与非季风气候区，也是外流流域与内流流域的分水岭；农业地理上，是半农半牧区与纯牧区的界限。因此，贺兰山是我国一条十分重要的地理分界山。�
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着名科学家李四光就注意到了贺兰山。从地质角度看，贺兰山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壮丽。沿着贺兰山南北延伸的方向，出现了六盘山和横亘东西的秦岭，绵延2000多公里，构成了一条总观呈现南北走向的巨大山迹。它宛如长龙，纵卧中原，将我国大地分成有明显差异的东、西两部分，仿佛是大地“伤口”的缝合线。故此，这里集中了我国六分之一以上的大地震。�
贺兰山沧海桑田、海陆交替的变迁历史，形成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沉积岩，因此，今天的石嘴山具有工业价值的矿产，几乎都是沉积成矿作用，也就是说，是外生成矿作用的产物。尤其是三次古老的“造煤运动”，为石嘴山人积淀下了保有储量20.66亿吨的煤炭资源。不仅如此，现已探明贺兰山还蕴藏有铁、铜、铝、金、钛、锆等6种金属矿产以及硅石、云母、石灰石、黏土等多种其他矿产资源。因此，人们自古以来就谓贺兰山为“圣山”、“宝山”——它悠古的地质构造、丰富无尽的矿藏资源、巍峨峭拔的峥嵘外貌、森林繁茂的天然林海、神行兼备的贺兰山岩画……慷慨地为石嘴山人汇聚了灿若群星的耐人咀嚼的博大而又精深的贺兰山文化！�
历史上，贺兰山是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往往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屏障。市境内贺兰山沟谷众多，东坡较大沟谷有大水沟、汝箕沟、龟头沟、大武口沟、大王泉沟、红果子沟、正谊关沟等30余条，其中大武口沟深入贺兰山腹地，是银川平原到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天然通道。这些众多的沟谷平时是贸易交通要道，战时乃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冲。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包括匈奴、乌恒、鲜卑、羌、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留居放牧，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民族文化，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凿刻于贺兰山悬崖峭壁上的古代岩画，就是这灿烂文化和历史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顺山势蜿蜒而上的古长城、烽火台断续相连，依然矗立于空谷旷野，使人不由的想起了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和唐代诗人王维“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卢汝弼在《和李秀才边庭时怨》其四写道：“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在这兵家必争之地，将士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奋起作战，同仇敌忾的气概，在这首诗里生动地展现出来。解放前夕，宁夏北部最大的匪伙首领郭拴子（郭永胜）凭借贺兰之险，盘踞山中，自称“贺兰王”，负隅顽抗，于1950年10月被我人民解放军剿灭。这给雄奇险峻的贺兰山又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贺兰山植物种类繁多，每当夏秋之交，山花烂漫，山果挂满了枝头。据统计，市境贺兰山有天然乔木林3600公顷，有青海杉、油松、杜松、灰榆、山杨等，系水源涵养林。有野生植物665种，有珍稀植物4种，被列为国家二、三级保护植物，另外有3种属贺兰山特有或准特有种植物。其中，世界少有、我国仅见于石嘴山的“四合木”，乃万年所生，被人誉为“文物中的化石，植物中的大熊猫”，十分罕见，成了石嘴山的“国宝级”野生名贵植物，已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药用植物共308种，主要药用植物32种。�
贺兰山还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有野生脊椎动物5纲30目84科216种。其中兽类20种、鸟类153种、两栖爬行类11种、鱼类32种。主要经济动物有51种，属于国家保护的一、二级珍贵稀有动物17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贺兰山又一次换发了青春，被列为全国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
古往今来，贺兰山都以它雄姿英发的威武之躯，与时俱进地捍卫着古老而又年青的石嘴山。�

第二节 黄河水聪灵通慧�
石嘴山黄河的历史，虽没有贺兰山那么悠古，但也有二百万年左右了。据古地理研究表明，早在距今一二千万年前，市境西界的贺兰山脉进一步急剧抬升，东边鄂尔多斯高原也缓缓隆起，中间陷而成断陷盆地。距今三百万年左右，银川盆地成为一个浩瀚的大湖。后来，随着地壳构造运动的变化，分水岭被切开成为峡谷，打开了湖水出路，盆地内洪水漫流，于是出现了这里原始的黄河。中更新世时，黄河完成了上下全河的连接，向东流入平原。中、晚更新世时黄河已基本接近现貌。�
石嘴山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君不见自古以来就兴性情刚烈、泛滥成灾的“黄祸”（黄河），自进入宁夏尤其是市境后，突然间善解人意地变得驯服、温顺、平缓，波澜不惊。清王朝康熙皇帝第三次亲征葛尔丹路经横城渡口时，曾有感而发赋诗曰：“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水无波，汤汤南去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其实，横城渡口就是市境陶乐县南与灵武接壤的黄沙古渡。民间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
黄河自南而北从陶乐县明东长城附近入境，经陶乐、平罗、惠农，到石嘴山区出境，在市境内流经全长146.9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01亿立方米，洪峰期均值流量为3440立方米／秒，枯水期均值流量为491立方米／秒。�
黄河水养育了黄河两岸的石嘴山各族儿女。“因渠以溉，水舂、河槽，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遂使地近荒漠的市境大地，因此而成为“江南水乡”“米粮川”。不仅如此，黄河两岸“村多居以渔为业”。由于市境黄河水势平缓，市境内沟渠纵横，池塘、湖泊、滩涂星罗棋布，很多水面与河沟通，为发展养渔业创造了优越场所。1981～1983年，自治区渔业调查队对境内黄河断面水域和前进湖水域等调查测试，境内天然鱼类有22种，其中有渔业经济价值的有鲤鱼、鲫鱼、长须铜鱼、鲶鱼、雅罗鱼和赤眼鳟等，这其中尤以金色鲤鱼和黄河鲶鱼出名。�
黄河之情，妩媚娇艳，黄河之景，一日三变。晨曦中，黄河水面跳跃着瑰丽的火焰，蒸蒸日上，振奋人心。中午，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戈壁、黄河两相伴，雄浑壮阔尽入眼帘，令人郁闷一扫，心胸豁然舒阔。傍晚，伴随着黄河两岸的袅袅炊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绚烂的晚霞染遍了粼粼长河，随着夜幕的笼罩，令人思维驰骋，遐想万里。“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在都市喧躁的今天，空谷幽寂的贺兰山、宽广壮阔的大草原、奔腾不息的黄河水……这里是原始生态的旅游佳境，这里是鉴古识今的文化净土。�
“冰解河开欲暮春，船家生理趁兹晨。土窑瓷器通宁夏，石炭连船乏水滨。”自古以来黄河水运就很兴旺，大船小舟，往来如梭。明清两代，石嘴山古渡是黄河上有名的通商口岸。1697年清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离宁归京时，由横城渡口乘船沿黄河水路北上进入市境，途经尧甫堡（今姚伏）、流穆河西岸、峡河西岸、哨马营（今惠农县下营子乡）、石嘴子西南（今石嘴山区）等处，并在上述地点各留宿一夜，随驾船只101只，其中楼船3只，官员和侍卫坐船96只，载马大船2只。足见当时石嘴山黄河水运之发达。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开发石嘴山煤炭资源，很多机械设备都是从上游的兰州装船，走黄河水路运抵石嘴山的。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后，长途河运相应减少，黄河水运以短途和轮渡为主。1988年石嘴山黄河大桥通车后，石嘴山古渡退伍了，但平罗与陶乐间的黄河轮渡犹在，成为人们乘船渡河感受黄河风情的绝好去处。近年来，乘船游黄河又渐成时尚，就连古老的“浑脱”（羊皮筏子）也随着外地游人的西部探险而尽兴飘流在黄河水面。野性十足，有惊无险，印象终身。�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生生不息的母亲河！

Ⅳ 水洞沟名称的由来

水洞沟独特的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地造就了魔鬼城、旋风洞、卧驼岭、摩天崖、断云谷、怪柳沟等二十多处奇绝景观，记录了三万年前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动轨迹。由“横城大边”、烽燧墩台、城障堡寨、藏兵洞窟等构成的古代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成为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

Ⅳ 水洞沟历史上和现在的作用和影响

1920年，比利时神父绍特在水洞沟东边的黄土状岩石断崖上，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对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上进行了5个地点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以后又沿边沟下游1号发掘点至上游红山堡到清水营之间(东西长约28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调查，认为在整个水洞沟盆地的黄土中"埋藏着许多完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制作场遗址。这是由黄土形成期间住在该区域的居民所留下的"。除旧石器外，他们还在水洞沟村的周围及长城外采集了大量的、被他们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制品和磨光石斧等。这就是说，在水洞沟文化遗址保护区及至更大范围的水洞沟地区，地下埋藏着面积很大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制品的制作场。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了约2000件石制品。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领的考察队再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和原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队调查队组成联合发掘队，在一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出土了63件动物化石，6700余件石制品，其中仅旧石器时代晚期层位出土的石器有5500余件。

经过上述四次系统发掘和研究，国内外学者公认，水洞沟遗址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对本地区乃至周围地区以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很多专家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东亚旧石器文化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欧洲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的一种文化形态。水洞沟石器中，发现有大量的、罕见的、极为明显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戈瓦娄哇石核。水洞沟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及钻头等工具，"令人吃惊地是同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接近"。水洞沟文化"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

水洞沟遗址，不仅标志着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开端，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遗址之一，而且在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对比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

水洞沟文化遗址，对研究早期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研究水洞沟文化与东亚、西伯利亚、北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Ⅵ 以文字说明水洞沟古人类文化的历史变迁

水洞沟是宁夏之旅最不可错过的景区，是中国唯一从长城通向三万年文明的时空隧道，它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地处鄂尔多斯台地西南边缘，西至首府银川市24公里，西距黄河12～18公里，距离河东机场11公里，有远离闹市、临近首府银川的地理优势，景区总面积7.8平方公里，是迄今中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被国家列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地质公园，水洞沟还是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万里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因为这里有常年流淌不息的河流，有流水最终汇入黄河而经过的石拱洞，有流水冲刷形成的边沟，所以名为“水洞沟”。
水洞沟是三万年前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圣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探寻史前人类足迹，膜拜先人智慧；水洞沟有五百年前峡谷军事防御的地下兵城，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边塞军事文化，惊叹古人才智。水洞沟独特的雅丹地貌还鬼斧神功的造就了魔鬼城、大峡谷等奇绝景观，它们和蓝天、碧水、淡云、陡崖、芦苇、鸳鸯、野鸭共同构成了宁静逸然的室外桃源。景区内交通工具多种多样，长城驼队古朴沧桑、红柳滩马车悠然自得，大峡谷驼车稳健自如；同时还能看到感受竹筏漂流的灵动、峡谷飞索的惊险、鸵鸟舞姿的曼妙、驯鹿温顺的跟随、神兽四角羊的神奇、西北鳄鱼观光的稀有……水洞沟，探寻人类起源，感受军事文化，体验西北风光；来水洞沟旅游，是一次知识与心情全面的收获过程…

人类演化史之食物来源与工具演变
人类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历经了漫长的过程，这里您可以看到人类进化的立体演绎场景：向我们打招呼的古猿告诉我们，采摘树上的果实是古人类最早的食物来源之一，发明了石器以后才有了狩猎活动，铁器的出现促进了农耕的发展，现代人生产工具的多样性，使得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信息时代，生产已经达到了专业化、规模化和科技化的程度，追求的是时间和效率……工具的不断更新促使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断地加快！
从人类进化场景可以看出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类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依次是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水洞沟人属于晚期智人阶段，距今约3万年-1万年，他的体貌特征介于第三四个模型之间，也就是说水洞沟人经历了旧石器晚期和新时器时代，主要从事采摘和狩猎活动，生产工具开始从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变革。

水洞沟古环境
根据水洞沟更新世晚期地层出土动物化石所反映的自然环境，可以认为，在水洞沟文化时期，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地势平缓的草原荒漠地带，贺兰山云杉曾有一定量的扩展，曾经还活动着披毛犀、普氏野马、野驴、鹿、水牛、普氏羚羊、鸵鸟等动物，我国北方东部河谷、平原区的冷湿环境也影响到了水洞沟地区，形成流水与湖泊相连的小环境。三万年前，地球属于第四纪冰期时代，当时的水洞沟水草丰美，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碧绿的湖面波光粼粼，周围草木葱茏，犀牛、野驴、原始牛在湖边的草丛中悠然地吃着青草，羚羊、转角羊在湖与沙漠之间的灌木丛中觅食着饱含露珠的肥美嫩叶，成群的鸵鸟在沙丘中急速行走。湖边、草原上，青壮年不分男女都要手持棍棒和石器去打猎。他们使用的武器太原始了，有时，奔波一天，连一只野兽也猎获不到，只好靠挖些植物的根茎和采摘野果和草籽度日。一旦捕到动物，他们如同过节一样喜笑颜开，剥去兽皮，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熊熊篝火上烤食，吃到高兴，便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由宁夏银川去往陕西，于横城古渡东渡黄河，沿着“宁盐大道”途经今灵武临河镇时，在黄土层中发现了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1923年，肯特在天津遇见了桑志华，便把自己在水洞沟的发现告诉了时任中国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桑志华。1923年6月11日，桑志华连同他的同窗好友德日进从天津出发，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达水洞沟，住进了“张三小店”，对水洞沟进行了科学考察和发掘。
当天晚饭后，桑志华和德日进就耐不住内心的急迫，沿着沟底往里走，当他们走到与长城并行的一处断崖时，突然发现断崖上有磷火闪现，丰富的考古知识使他们立即判断出那里一定有尸骨。他们很快返回小店，找到张三，给了他5块银元，要了一把大梯子，在夜色中爬到崖上去挖。第一个晚上，他们就挖到了一件动物头骨化石。后来十几天的时间里，桑志华和德日进雇当地农民一共挖出了300多公斤的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由于当时中国身处战乱年代，无法提供先进、适宜的研究条件，他们将石制品精心编号后，装入木箱，运回法国进行深入研究。1928年，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事实向世界宣布：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水洞沟的此次发现震惊了欧洲考古界，在此之前，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民族。张三小店就此成为水洞沟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水洞沟五次考古发掘
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23年，也是我国第一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水洞沟因此被称为“中国史前考古发祥地”。此次考古发掘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的新篇章。第二次考古发掘是由中国和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于1960年开始，并于同一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而结束。这次从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在类型上既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性质，同时也具有后期的特征；1963年，裴文中先生率领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在众多出土的石器中发现了磨光的石斧与石磨盘，从而证明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与新石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第四次考古发掘是在1980年，由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调查队组成联合发掘队，进一步肯定水洞沟遗址即属于旧石器时代，也属于新石器时代。第五次考古发掘为期五年，于2003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出土了制作精致的鸵鸟蛋皮装饰品化石，发现了史前水洞沟人用火的遗迹，同时运用了与国际接轨的新型考古方法，使用了先进的科学仪器，被中国第四际研究的泰斗刘东生院士高度赞誉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艺复兴’的标志”。

鸵鸟蛋皮装饰品
水洞沟出土的环状装饰品共有69件。用骨片和鸵鸟蛋皮制成的精美环状装饰品，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批量生产的磨制工艺品，其精美程度为我国旧石器文化中所仅见，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演化、艺术品加工使用情况及其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资料。

迁徙
在古人类历史研究中发现，人类在某一地方生活一个时期后，就会消失不见。那么，距今1万年之后，水洞沟的哪里去了，一直是考古界的一个谜，一种说法认为认为他们因环境的恶化或与当地已有人群发生竞争而走向灭绝，也不能排除他们与土着文化发生了融合从而丧失了独特的标志，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又打道北归，到达蒙古、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北部，之后一部分人因追逐水草丰美的环境到达美洲大陆，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迁徙……流浪。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或许水洞沟人在后来的迁徙中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融合于某个民族中，由于出土资料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水洞沟遗址专题研究也会逐渐深入，在以后的研究报告中，或许能够揭开谜底。

Ⅶ 水洞沟出名的原因

1921年法国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来水洞沟发现了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找到之后直接打破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论断，当时是在国际上火起来的的，然后不断的有中国的考古学家，先后六次来水洞沟考古发掘，发掘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当时的石器，慢慢的水洞沟就出名了，水洞沟人去哪了也成了一个谜。

Ⅷ 水洞沟在那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是三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圣地。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在这里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通过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水洞沟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被国家列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荣获“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