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容法国大革命

1. 法国大革命特点

1、广泛彻底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830年7月革命，法国大革命历时41年，漫长而曲折。规模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使革命得以彻底进行。

2、成果卓着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法国初步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还震撼了欧洲君主立宪制，给以沉重打击。

3、影响深远
这次革命扫荡了法国的专制势力。在经济上为法国的工革命创造了条件。它对法国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规模最大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革命时代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法国大革命又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指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2. 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法文：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英文：The French Revolution）法国特定历史时期，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对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时间，世界史学界看法众多，难成共识。在中国，以热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结束标志比较普遍。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宣告了法国大革命中市民革命的结束。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在政变中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政权。法国历史进入维护大革命成果时期。

3. 怎样评价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干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着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着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着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

4. 你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1789大革命受北美十三州独立战争的影响，对千年贵族的残酷统治说不，砸碎旧社会，破坏大，伤害大，血流成河，尸堆如山。但它埋葬了落后的制度，促成社会向更公平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捍卫了道义。女人生小孩尚会大出血，何况诞生一个巨大的新社会。也许，背叛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后，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就注定要承受此种痛苦。

5. 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比较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反封建斗争。
——————————>来自初中历史教科书
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十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法国大革命势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而且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注：对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时间，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法国，通常有三种：以热月政变为大革命的结束：以雾月政变为大革命的结束：以波旁王朝的复辟为大革命的结束。在我国，以热月政变的开始作为大革命结束的比较普遍。
——————————————>高中历史教科书
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人民攻占象征封建统治的堡垒——巴十底狱，标志这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始。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成就，“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其影响远远超出法国范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及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的运动。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地。
这样一次伟大地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法国社会长期孕育着的矛盾的发展和斗争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法国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的迷思，而它呈现在一般大众面前的诸多象征，其实就正如玛丽皇后那句无中生有地被传扬开来的“名言”～ “倘若没有面包，何不让他们吃蛋糕？” 那样的不真实。大革命并没有彻底“革”掉了波旁王朝：波旁家族于1814年卷土重来，而如果说他们在十六年后终于还是丢掉了王位的话，那也是由于查理十世(Charles X，即前阿图瓦伯爵)的愚蠢而非其他。

大革命也没有造成法国的高度浴血：整个恐怖的共和二年期间，全国遭到处决的人数，不过只是与一天当中于滑铁卢(Waterloo)战役里倒下来的人数相近。虽然确实的数据再也无法知晓，但1944年法国解放后被处死的人数，显然就要比前者来得高。合法而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是不应被量化的，但其中的比例却也一定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就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些流血事件其实都只局限于一个很有限的规模。

大革命也没有将贵族赶尽杀绝；它甚至没有导致这些人的财产被没收。

贵族的出身难免激起猜疑并使他们比别人更容易遭到逮捕，但这个身分本身却从未因此而成为一种犯罪的烙记。某些望族的确蒙受了非常惨重的人命伤亡，但在一万四千名恐怖统治及内战时期的受害者中，只有区区的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是贵族。另外有约一万八千名的贵族逃离这个国家，并发现他们的财产正面临被充公的极大危险。

不过，这些人巧思钻营，总是常常规避过相关法律。王朝复辟之后，法国境内最富有的一群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由贵族地主担纲。许多资产阶级成员无疑已成功地为自己打造出一个革命前根本就不可能达致的事业生涯，然而不论是屈身于拿破仑还是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政权底下，中产阶级都不曾拥有过显着的政治权力。

通货膨胀与二十年战争下导致的经济生活扭曲，虽使极少数的个人得利，却妨碍了整体的工业发展；社会上的影响力与威望仍为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上仍属“贵族式”的军方所垄断。

所谓“革命带给了小农们土地”的说法，也几乎同样具有误导性。1789年时，法国的小农早就已拥有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他们看来似乎并没有在教会及流亡者的损失中得到太多。地主们不论贫与富，都从什一税的废除中沾到了好处，而农村社区整体而言确实也摆脱了不少惹人厌烦的事物和某些压迫性的封建义务。如今或许已有更多的土地可供租用，但其衍生之利润却大多仍为地主所享用。革命结束后，乡区暴力事件的趋缓，意味着生活环境已不再如此教人紧绷，但这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土地的人口压力减少才带来的。

大革命无疑制造了不少个人成功的事例和一些灾难，但没有一事足以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阶级间生产工具拥有权的转移。真的顶多只是加速了致富成功的城镇居民晋身地主社会之过程；以及较兴旺之小农们，开始有机会建立本身的财富和自尊。

大革命的重要性其实不在这里，而在他处。它对法国人生活层面带来的影响极大，但却不易精确定义。正如时人在创造出“旧制度”一词时所领会到的一般，革命为一种生活方式画下了休止符。旧制度义涵着一个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一个积极涉入国家行政的自主教会，以及一个阶层化社会。

大革命把一个原本阶级化的社会及各省步伐不尽一致的王国，蜕变为一个“财产”较“出身”或“众意”都来得重要的统一国家。虽然良好的出身依旧可以换来尊敬，但这一点如今凭借着可观的财富也可以办到。

此外，法律成了法典化的原则，不再仅仅是一些地方惯例。至于革命的政治遗产，则是宪政政府和一个至少在理论上人人平等的开放社会。这是法国第一次够格被称做是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此后，法王再也无法一意孤行。一直到经过革命的洗礼，法国的政府与社会才开始共享了英国的某些既有特质。

在十九世纪，法、英两国都已可称得上是自由国家，而与奥地利、普鲁士及帝俄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与英国不同的是，革命后的法国是个已经和传统割裂的国家。诉诸于传统，在法国，往往只会带来龃龉而非谐和。

无庸讳言，许多老观念与态度确实获得延续，并横越了革命所造成的鸿沟。举例来说，波旁王朝中央集权的行政模式，直到目前为止仍然照行不误。而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文化沙文主义，则为共和分子相信法国已再一次成为世人楷模的信念所强化。

但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传统事物其实都已经被扫地出门。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极端的观点与想法始终得以在这个仍未完全“消化”革命的国家里占有一席之地。曾导致督政府陷于瘫痪的权力“多头马车”现象，在往后法国历史的许多时期里，一再带来困扰。另一个结果，是把法国造就成一个内部矛盾而吊诡的国家。

自从革命以来，它出现了一方面既较英国贵族化、另一方面又较英国平民化的吊诡发展。法国的中产阶级在其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前，早已被他们认知中的“社会主义”吓得花容失色。

十九世纪的法国，一方面仍然保有非常浓烈的天主教氛围，另一方面却又弥漫着十分炽烈的反教士情绪。当妻女前往教堂时，家里的男人却展读着伏尔泰着作，这种诡异景象恐怕只有在法国的家庭里才看得到。

简言之，许多如今都已被视为“典型”的法国事物，其实都是在这场将传统扯得支离破碎的革命之后，才诞生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也一手颠倒了时人对英、法两国的不同刻板印象。在此之前，英国普遍被视为社会保守但却勇于冒险投机，同时政治上则派系拚斗激烈。

反观法国，则如博马(P-A-C.Beaumarchais)所言，“一切终归是些陈腔滥调”(Tout finit par des chansons)，而政府则诸事折衷。

然而，十九世纪时的法国，则蜕变为社会上既非常保守，政治上却几乎已无法进行统治的局面。然而，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不同的是，它已在全体法国人的历史意识里沉淀。

想想看，除了法国，还会有哪一地的报纸会问起类似“如果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垦殖民发动叛乱的日子)就是雾月18日将如何？”这样的问题。一种对大革命的高度意识，早成了法国人日常呼吸的空气。它的身影，一再地于1848年及1871年重现。

1940年的维琪(Vichy)政府为驱除这个难缠的幽灵，只得可悲地以“劳动、家庭、祖国”(Travail,Famille,Partie)的诉求，来企图取代那更能激励人心的组合：自由、平等、博爱(Liberte，Egalite,Fraternite)。自由法国部队的军人们皆以承了“1789年精神”为豪。我们无疑可将“la Revolution notre mere”(法国大革命是我们的母亲)这句话译成英文，但在英文的脉络里它将变得毫无意义。

大革命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是一桩世界性的事件，而不仅只是法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插曲。1789年前，欧洲各强权的政治家们偶尔确实也需应付农民叛乱或城市暴动带来的动荡，但却从未碰到过现代意义下的革命运动。

然而，此后革命的威胁不仅不断在他们的思绪中浮现，有时候甚至真实地逼到他们的眼前。

法国的革命分子诉诸于一些他们相信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原则，而非只是针对某个特定时空下的权力要求。做为一项传说、一种象征和一个迷思，法国大革命无疑已为世人所共享。这当然并不是因为法国人废除了内部关税障碍或领主的狩猎特权。能够攫住欧洲及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思维的，其实是些更简单与更普通化的价值。

一言蔽之，就是做为一个人的权力主张以及能够勇于清算检讨过去的能力，并主动地为本身创造足以切合自我需求的宪法、法律及各项建制。

在法国以外，1917年的革命事件也许已经逐渐取代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性。即使在法国内部，旧有的象征也可能已经被迫逊位。然而，不论未来如何演变，法国大革命仍将是法国乃至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取自诺曼．韩普森着，王国璋译：《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共经历了5年历程。这场革命的意义有四个方面：
其一，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其二，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其三，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它“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
其四，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
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6. 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

Acemoglu、Cantoni、Johnson 和Robinson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影响。1792年后，法国军队占领了欧洲许多领土，并将一些新的制度带到这些地方，这些制度包括强加的拿破仑法典、废除行会和残余的封建势力，引入公平的观念以及取消贵族特权等。法国对德国的侵略作为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有助于考察精心“设计”的，强加的制度变革如何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法国入侵并直接控制了德国西部和西北部，但南部和东部地区仍在其控制之外。处理组和对照组由此形成，并成为本文此后分析的基准。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国家的权利主要被农村的土地贵族和城市的商业寡头所把持。贵族和牧师在农村创造了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借此维持了限制劳动力自有流动的农奴制；城市寡头通过行会的力量排斥新技术的运用，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拿破仑执政后，法国的冲击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量的城市和地区被重组进这个新的庞大的王国。Rhineland（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被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后，经历了一些列重要的制度变迁。1794年建立了商业法庭，为后来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奠定了法制基础。1795-1798年，封建制度和行会被废除，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最重要的当然是拿破仑法典的推行，它使这样一个封闭的地区重新为新的商业机会打开了大门。但是当拿破仑政权在1815年最终倒台后，过去强制推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Rhineland，法国的制度被当地新的精英阶层继承下来，但在另外一些区域，旧势力完成复辟，改革被废止。

7.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体制，巴黎至高无上的权力，等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人的理论支持，政治自由的缺失，路易十六的改革，而这所有的原因都蕴藏在旧制度里。

怎么讲呢，这场变革在我看来相当于底层劳动人民的自救。大革命爆发前，因为政治自由的缺失，人们注重追逐经济利益，各个政府不断向人民索取利益，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非常的沉重，但贵族却可以免税，资本家通过花钱来购买官爵从而获得免税资格。这样农民与资本家，资本家与贵族之间互相分离并且矛盾重重；农民看似享有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是病态的……所有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从而导致第三等级最后奋起革命。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爆发的，它是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也不是全新的，而是旧制度下的一个产物。

8. 法国大革命是怎样的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者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1st Estate）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2nd Estate），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其他公民如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3rd Estate），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者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9. 怎样评价法国大革命

历史意义
1在革命中 人民群众显示出伟大的力量 一再把革命从危难中挽救过来 并推动它进一步发展
2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足底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借宿了法国的封建制度而且震撼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
3法国大革命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10. 用80至120个字描述法国大革命的过程

路易十六召开三级议会，迫使第三阶级推翻其封建统治，吉伦特派上台后因不限制物价等原因，被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推翻，雅各宾派上台后限制了物价上涨并且驱逐了外国干涉军，但因恐怖统治等原因，被热月党人推翻，又在七月革命中，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才算彻底结束

PS：可能有点多了，说的还是有点啰嗦，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市民革命也就是从三级议会到热月政变这一阶段，之后的内容可以再简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