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生育率为什么下降

Ⅰ 为什么生育率下降

1、是适龄妇女数量的持续减少，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而民众极低的生育意愿和极高的养育痛苦指数，是阻挡生育的客观条件，中国人要面临最高的机会成本、最重的教育负担，以及最贵的房价，这三座大山的存在，在源头上遏制了生育率的提升。对比其他国家，中国妇女的机会成本体现在高就业率方面，比东亚、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同时，中国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而中国高房价更是不争的事实。被遏制了的生育意愿，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大城市的生育率极低，部分大城市目前已经下降到了0.6-0.7。

2、女性的职场隐形歧视严重！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自“十三五”以来，上海女性总体就业形势稳定，城镇女性从业人员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但很不平衡。最新的分区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总体城镇女性就业率为40.3%，但有9个区该比重未达40%，其中最低仅为26.5%。调查者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属性。用人单位在用工选择上的隐性歧视加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新的挑战。

3、家长制更浓厚，观念保守，传统男权思想过重！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在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内从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时，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与此同时，这还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而变成整个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都要发生相应的变革。这也是为何南欧和东亚这些家长制更浓厚、观念更保守的地区在现代化之后生育率更难回升的一大原因：因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会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很多孩子被视为“不该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挣扎了。在这样的结构下，对一个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多生孩子并非人生最佳选择，因为在这社会里，仅仅“做女人”本身就已经够累的了；但要赋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权，则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变化。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没有办法，而是这个办法你敢不敢接。

4、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极高。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父母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机构普遍稀缺。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首先表现于高昂的养育成本。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每年的花费月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实际上，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

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可近几年，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对很多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难以承受之重。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厦门、广州跟随其后，均价达到3万元，而三亚、杭州、南京、福州、天津则突破2万元。房价如此之高并非因为土地不足，更非建筑成本高昂，而实际上是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高价拍卖土地获取巨额收入来支持城市发展，这相当于让新增购房者通过支付高额房价一次性承担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负担。这种模式在城市化初期非常有利于资源快速聚集，但不可持续。特别是，新增购买者往往是年轻人或外来者，而高房价恰恰在抑制城市中这些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

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育率不到0.8，处于全球最低之列。

Ⅱ 法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法国经济与统计研究所16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1月1日，法国全国人口为6339．21万，其中首都巴黎人口215万，包括市区和郊区的巴黎大区人口有1149万。

统计显示，2006年法国新生人口83万，是最近20多年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同年死亡53万多人，比上年有所减少，加上新增移民，全年实际新增人口39万多。分析表明，法国人均寿命有所延长，男子平均寿命超过77岁，女子平均寿命达到84岁。法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继续，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近103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16％，比往年有所增加，20岁以下人口近158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25％，比往年有所减少。
大体有以下社会因素：
①人的老龄化。因科学的发达、社会的进步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人的寿命日益延长，使到达老年期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口学通常认为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分别达到10％或7％以上,就称为人口的老龄化。这种状况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不存在的，当时人的寿命普遍较短。19世纪70年代，法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②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引起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使得赡养老年人的义务部分地从家庭转向社会；工业化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使得老年人和社会都有能力蓄积和提供老年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金、退休年金等。③现代医药科学的发展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提供了科学保证。④都市化和现代化社会的发达，使老年人的社会可见度日益显着，成为社会上引人关注的群体。

Ⅲ 为什么发达国家生育率低

发达国家生育率低的原因：发达的国家制度比较完善，受到的教育比发展中国家更好，摒弃了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而且社会保障体系完整，不用担心老了说没人养，所以出生率就降低了，而死亡率也低。

发达国家的人口模式属于现代型，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传统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我国大城市生育率低于欧美

我国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享有和男性平等的竞争机会。而现代女性追求高品质生活和事业的成功，选择不生孩子的人变多了。一项调查就显示，在近万名女性中，24.7%的人不生孩子，近一半的人选择为了事业暂缓生孩子。

除河南省之外，其他省份和自治区的生育政策都做了调整，例如同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两个孩子。而在个别地区，夫妻中有一个为独生子女则可生二胎。希望这些措施将改善大城市极低的生育率。”

Ⅳ 法国2020年婴儿出生总数为二战以来最低，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法国2020年婴儿出生总数为二战以来最低，也从侧面说明法国人人均生育水平相对较低，这也可能和法国人普遍推崇晚婚晚育有关，而在社会发展今天，大多数国家更意识到优生优育的重要性，正是传统育儿观念的改变，导致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是逐年下降，所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