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1932年发生了什么

1. 30年代经济危机对法国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法国陷入经济危机虽然较晚，但持续时间特别长。1933年6月以后，整个经济更加恶化。据统计，1935年约有50万以上的全失业者，部分失业的人数则占工人总数的50%。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在1929～1933年间平均减少了约30%，不少企业的工作日延长到12～15小时，加之1935年紧缩通货的决定，使困难重重的法国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降至1929年的67.4%。

法国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产量在西欧是最低的。生产过剩使价格下跌，因而又进一步降低了本来就较低的人均收入。失业的工业人口流回农村，虽在表面上掩盖了失业的真实人数，但实际上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据估计，危机期间，法国农村中存在着一支为数达270万的雇农大军，许多失业者加入了这一队伍，他们得不到一点失业补助金。大农场主和富农则趁机加紧对农业工人进行剥削，压低他们原已少得可怜的工资，在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而赋税负担加重的条件下，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虽然1936年5月，由法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和进步阶层参加的人民阵线上台执政，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一度使法国经济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从1937年下半年起，法国再度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来势很猛，致使当年法国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减少了15.5%。这对法国脆弱的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如以192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37年下降到82.8，1938年4月下降到82。冶金工业在1937～1938年的危机中受的打击最大，同1937年相比，1938年冶金工业的产量下降了16%，造船业和建筑业也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汽车生产上，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在飞机制造上，法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第一位迅速下降到第四位；法国的钢产量在1932～1937年间只增加了30%，而德国却增长300%。

2. 法国大革命过程和影响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干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着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着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着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

3. 法国一二两次革命成果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急啊！

请参照以下详细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干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着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着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着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4. 1929-1933法国经济危机具体情况

1930年11月，法国乌斯特里克银行宣告破产，标志着法国经济危机的开始。接着，大批银行与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1930年12月失业人口还只有12000人，翌春猛增至5万人。物价暴跌，资本输出锐减，对外贸易萎缩。危机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使斗争日趋激烈。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善生活状况，反对政府和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后果展开了顽强斗争。在城市，广大工人和公务人员等主要是反对降低工资，要求取消间接税。在农村，农民和农业工人也开展反对政府农业政策的斗争。从1929年11月塔迪厄第一次组阁到1935年5月议会选举，法国共更换了8届内阁，都因无力应付经济危机先后下台，每届平均任期不到4个月。其中，塔迪厄、赖伐尔各领导过3届内阁，他们执政期间，法国政局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他们对内采用紧缩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转嫁危机，如缩减公务人员工资、减少各种抚恤金、补助金。同时却拨出巨款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难关，并且用秘密基金资助一些法西斯组织。对外继续孤立和反对苏联，主张同德意接近和亲善。更有甚者，塔迪厄在1932年2月第三次组阁时，公然主张建立“强力政权”，力主修改宪法，使国家机器能够更好地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一主张一出笼就遭到左翼力量的一致谴责。在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塔迪厄企图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实行公开反动统治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5. 法国第二次爆发经济危机对法国各行各业的打击是什么

1936年5月，由法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和进步阶层参加的人民阵线上台执政，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一度使法国经济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从1937年下半年起，法国再度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来势很猛，致使当年法国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减少了15.5%。这对法国脆弱的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如以192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37年下降到82.8，1938年4月下降到82。冶金工业在1937～1938年的危机中受的打击最大，同1937年相比，1938年冶金工业的产量下降了16%，造船业和建筑业也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汽车生产上，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在飞机制造上，法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第一位迅速下降到第四位；法国的钢产量在1932～1937年间只增加了30%，而德国却增长300%。

6. 法国近代史大事年表

1、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法文：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英文：The French Revolution）又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2、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

1792年9月22日，新选出的议会即国民公会开幕。国民公会通过废除君主制的议案，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称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经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掌权和雅各宾派的专政。热月政变后，又相继有热月党人、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1804年5月为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所代替。

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二月革命成功后，由拉马丁，赖德律洛兰等人以及工人代表组成了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国成立，七月王朝崩溃，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后被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

在法国历史上，第二共和是存在时间最短的政体。它是最后一个经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期间男性公民的普选权首次得到确认，奴隶制度也被正式完全废除。

4、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由欧洲联盟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在1957年3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成员国签订《罗马条约》，决定成立共同市场及原子能共同体。

后来，根据《1965年布鲁塞尔条约》（Merger Treaty）在1967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到欧洲共同体架构内。如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已经在欧洲联盟架构内。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目的为核子能源联营及分销共同市场，并可出售剩余核子能源至境外国家。

5、欧洲共同体成立(1993年改名欧盟)

1950年5月，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建议把法国和西德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领导之下。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根据“舒曼计划”在巴黎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决定建立煤钢的共同市场。

1952年7月25日该条约生效。1957年3月25日，六国又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

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废止了“欧洲共同体”，其地位和职权由欧盟承接。

7. 80多年前法国发生过什么大事

1870年-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1920年1月10日,巴黎和会宣布<凡尔赛条约>生效,国际联盟成立.
1920年9月,与比利时结为军事同盟.
19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法郎士获诺贝尔文学奖.
1921年,与波兰结为军事同盟.
1921年5月,法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
1922年7月2日,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生于意大利威尼斯.
1923年1月10日法国、比利时联军10万人占领德国鲁尔区.
1923年1月19日法国宣布发明了射程90公里的新火炮.
1923年冬天塞纳河决堤.
1924年1月25日至2月5日在法国夏蒙尼举行第一届冬季奥运会.
1924年激进社会党与社会党组成以赫里欧为首的左翼联盟政府.
1924年3月28日成立法国石油公司(CFP).
1924年5月4日至7月27日,法国巴黎奥运会举行.
1924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结为军事同盟.
1924年9月1日，协约国和德国双方通过并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
1925年与意大利签订了《洛迦诺公约》.
1925-1926年镇压摩洛哥部落起义.
1924-1928年,法国海军建造了巡洋舰,迪凯纳号,图尔维尔号,“絮弗伦”号,“科尔贝尔”号,“福煦”号,“迪普莱克斯”号,贞德号(训练舰)
1926年4月1日，巴黎地区的10万名五金工人举行大罢工.
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有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
1926年,将罗马尼亚拉入军事同盟,1927年南斯拉夫进入军事同盟.
1926年法国足球4比3胜比利时。爱德华·克吕创造了法国足球历史上的第100个进球.
1927-1932年六届戴维斯杯冠军.
192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获诺贝尔文学奖.
1928年8月27日，法国等11个国家签订《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1928-1930年法国制定了“社会保险法”，这是现今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

8. 1932年发生了什么震惊世界的大事

1月2日 日军于本日14时许侵入锦州。 1月4日 日军进占绥中。 1月6日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与英国、法国两国大使讨论"满洲事件"，谓三国应作进一步合作。 1月7日 张景惠就任黑龙江省伪主席。 同日，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现状。 1月10日 东北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四旅在锦西与日军激战。 1月12日 日军分三路侵犯热河。 1月14日 日军侵占阜新。国民党政府就青岛日侨暴行案向日本提出抗议。 1月15日 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 1月17日 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分别致电胡汉民(在香港)入南京。 同日，日军猛攻热河省边境五项山等处，被东北义勇军击退。 同日，溥仪潜逃至沈阳。 1月18日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颜惠庆为出席国联代表。 1月19日 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 1月20日 日本特务唆使日本浪人借口日僧侣被害，焚烧三友纺织厂；上海日侨开会要求对华强硬处置；日本监队及陆战队纷纷出动。24日浪人复纵火焚毁日公使重光馆，以此作为进攻上海的借口。27日日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赔偿损失及解散抗日团体，限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吴铁城答应照办。 1月22日 东北义勇军在兴城与日军激战。 同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大批军舰至沪。 1月24日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辞职。 1月25日 孙科辞去行政院长，28日汪精卫继任，罗文干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财政部长。 1月26日 日军进攻哈尔滨。 1月27日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并通令制止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 美国政府就上海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 1月28日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于下午4时15分完全接受日领事通牒要求。但当晚12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我驻军，强占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就地奋起抵抗，沪战爆发，史称-二八事变。 1月29日 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坚决抗日，誓死保卫国土。 1月30日 上海总工会通告全市工人自即日起实行总罢工。 同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迁洛阳办公。 同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上海事变适用于联盟章程第十五条。 1月31日 上海沪西17家日本纱厂工人4万人罢工，并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 同日，日本陆战队向闸北发起总进攻。

9. 第二次世界大战

露西
露西出生于1912年，法国沦陷后28岁的露西和丈夫雷蒙德 奥布拉克一起在里昂加入了抵抗组织，1941年露西和其他抵抗运动成员创建了抵抗运动宣传报纸《解放报》。秘密活动了2年后，1943年6月21日，露西的丈夫雷蒙德的身份暴露并被盖世太保逮捕。露西用尽智谋在盖世太保面前为自己的丈夫辩护，同时联系抵抗组织请求援助。1943年10月21日，雷蒙德被逮捕整4个那天，露西带领一队突击队员终于成功把自己的丈夫营救出来，几天后，两人在抵抗运动组织的安排下双双逃到伦敦，露西一直不知道帮助她营救丈夫的突击队从什么地方来，由哪些人组成，但她知道，那些人和她一样，都是抵抗运动成员。

战后露西从事维护人权活动，1984年72岁的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与盖世太保周旋》（《Outwitting the Gestapo》）

Raymond Aubrac

雷蒙德是上面说的露西的丈夫，他出生于1914年，比露西小两岁。在里昂夫妇两人参加抵抗运动组织后，他也参与了《解放报》的编辑工作。1943年6月21日雷蒙德被盖世太保逮捕，经过他妻子的努力，4个月后他被一队突击队营救并和露西一起安全抵达伦敦。

法国解放后，经戴高乐任命。雷蒙德担任了一段时间马赛区专员，后来致力于现代工业体系的研究，他最后在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中担任相当高的职务。需要说明的是，雷蒙德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mmanuel D' Astier

达斯提耶1900年出生于巴黎，年轻时期进入法国海军军事学院学习，1924年加入法国海军。退役后达斯提耶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和自由撰稿人，此时的他政治倾向右翼政党，但当纳粹上台和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迅速从右翼转向左翼。法国与德国开战后，达斯提耶重新被征召进法国军队，担任法国海军情报部的高级军官。当贝当与希特勒签订停战协议后，达斯提耶被解除了职务，他随即转入地下活动。在里昂，达斯提耶组织了一小批人员进行破坏活动，不久这个小小的团体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1941年，它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动频繁的左翼抵抗运动组织，并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解放阵线，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解放报》。

1942年达斯提耶与另一个名声显赫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简 墨林秘密会晤，经过磋商，双方共同发起，联合法国境内八个主要抵抗运动团体——墨林的民族抵抗组织，达斯提耶的解放阵线、亨利 福莱哪的战斗团、皮埃尔 莱瓦的自由法国、皮埃尔 威龙的民族阵线和皮埃尔 布罗索莱特的社会主义行动联盟——组成了统一的法国抵抗运动组织。

1943年达斯提耶在阿尔及尔与戴高乐会晤，达斯提耶接受了戴高乐的邀请，加入了自由法国政府，法国解放后，达斯提耶被戴高乐任命为内政部部长，同时他继续出版那个战争年代创办的《解放报》，并且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几部书。达斯提耶在1958年被授予列宁和平奖，1969年6月12日，这位法国游击队员在巴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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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妮.德.贝奥沃伊尔是一个律师的女儿，1908年出生在法国巴黎。1929年在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毕业，获得哲学学位。在索邦神学院学习期间，她认识了一位着名的哲学老师——简.保. 萨特，两人成为好朋友，这种友谊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贝奥沃伊尔在1931年开始在马赛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她回到巴黎，战争爆发后，她和萨特一起加入了抵抗组织，并且共同编辑抵抗组织的秘密刊物《战斗》

1943年，贝奥沃伊尔失业，随后她致力于写作，同时在一个地方小广播电台担任制作人。1943年她的第一部小说《L'invitée》出版，这部小说为她赢来一片赞誉。1945年，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她根据自己战时体验创作了小说《别人的鲜血》。

事实上贝奥沃伊尔最出名的应该上她在1949年的专着《第二性》，她也是一个多产作家，着作包括1954年的《官僚》、1959年的《孝敬女儿的回忆》、1963年的《青春年华》、1965年的《环境的影响》、1966年的《轻生》和1970年的《女性的毁灭》。它去世于1986年。

Marc Bloch[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马克.布劳契1886年出生在里昂，年轻时先后在巴黎和柏林学习。大学毕业后在亚眠和蒙彼里埃做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劳契作为士兵参加了战斗，战争结束后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中世纪历史。1929年，布劳契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诸多文章，他的一系列文章都强调了宗教信仰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30年代，布劳契被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聘请为教授，在此他专心研究中世纪历史，先后发表了研究专着《国王和奴隶》和《封建社会》。

战争爆发后，布劳契被征召入伍，关于他的这段经历可以看他的文章《莫名其妙的战败》。法国战败后，布劳契知道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在纳粹铁蹄下会是什么结果，他尝试着带自己的家庭移民美国，但是努力失败了。

1942年，东躲西藏的布劳契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并很快成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1944年6月16日盖世太保抓获了这个被通缉很久的抵抗运动领袖，布劳契随即遭到酷刑拷问，但他只字不提，绝不合作，几天后，恼羞成怒的盖世太保将他和其他27名抵抗运动成员一起在里昂郊外枪杀。

布劳契是法国三十年代历史学界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泰斗，学识渊博，成果显着，他死后，他的一些着作，如《历史学家的手笔》和《封建社会》被一再出版。

Georges Bidault[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乔奇斯.毕道尔特1899年出生在法国墨林斯，在索邦神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位历史教师，1932年毕道尔特发起建立了天主教法国童子军，并且协助创建了左翼报纸《L'Aube》，他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排犹思想，1933年毕道尔特成为反对慕尼黑协议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战争爆发后，毕道尔特应招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第二年被释放后他旋即加入了抵抗组织，后来成为抵抗运动团体战斗社的主要成员。1942年1月简 墨林奉命潜入法国联络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建议下，毕道尔特开始为战斗社出版自己的宣传刊物《战斗》。毕道尔特还和墨林一起联络其他抵抗运动组织，最终成立了法国最大的抵抗运动团体——民族抵抗联盟（CNR），当简 墨林在1943年7月被纳粹逮捕杀害后，毕道尔特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1944年8月，在毕道尔特的领导下。民族抵抗联盟举行反抗德国占领军的大起义，诺曼底登陆以后，毕道尔特被戴高乐任命为法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1946年毕道尔特当选为法国总理（到1950年），1951年-1952年担任法国国防部长，1953-1954年任法国外交部长，1958年再次当选总理。

再次成为法国总理后，毕道尔特逐渐变得保守，1958年他建立了法国基督教民主党，1961年戴高乐开始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进行和谈的时候，毕道尔特被激怒了，他开始暗中支持反对者采取非常手段阻止和谈，一时间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当事态被法国政府平息后，毕道尔特被指控犯有叛国罪，1963年毕道尔特离开法国前往巴西躲避，直到1969年才重回祖国，1983年1月27日，这位老抵抗运动成员在法国一个乡村小镇去世。

Pierre Brossolette[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皮埃尔.布罗索莱特1903年6月25日出生。1929年，政治左倾的他加入了法国社会党，他是法国一些政治刊物的撰稿人，并在一家广播电台（PTT——巴黎广播电台？）工作，在他激烈反对慕尼黑协议后，他被这家电台解雇。

战争爆发后，布罗索莱特应招入伍，在停战协议签订的时候他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上尉。布罗索莱特无法接受战败的现实，1941年3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行动阵线，并用他妻子在巴黎的书店做掩护进行秘密工作。1942年4月他作为自己团体的代表赴英国参加了抵抗运动代表大会并在伦敦见到了戴高乐将军，期间他还接受英军安排的特种行动训练。

1942年夏天，布罗索莱特被秘密空投回法国，随即与简 墨林会晤并促成了法国统一的抵抗运动联盟的建立。1943年6月7日，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员雷恩 哈迪被盖世太保抓获，在盖世太保驻法国头目克劳斯 巴比指挥下，盖世太保对其进行了严刑逼供，终于从哈迪口中得到了重要情报，根据这些情报，盖世太保一举抓获了布罗索莱特、简.墨林和另一个抵抗运动团体——秘密阵线的领导人查尔斯 德雷斯特勒恩特。

三个重要领导人的被捕对整个法国抵抗组织来说简直是一场劫难，三人掌握着整个法国抵抗运动的命脉，为了营救他们，英国当局甚至派遣了两个特种作战专家潜入法国，但是很不幸，消息再次被纳粹侦得，两个间谍刚抵达法国便被等待已久的法国警察抓获。

皮埃尔.布罗索莱特被盖世太保严刑拷问，巴比试图从他这里打开突破口，然后一举摧毁整个法国抵抗组织，布罗索莱特担心自己无法承受刑讯，有恐怕自己在严刑下会吐露机密，从而导致自己的同志暴露，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结果，1944年3月22日，布罗索莱特在盖世太保拷问自己的时候，从雷恩监狱5楼跳下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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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Camus

阿尔伯特.卡马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福。他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卡马斯是一个好学生，在阿尔及尔高中学习期间他获得过奖学金，同时他也是个很有潜力的运动员，但这一切都在1930年他患上肺结核后化作泡影。中学毕业后，卡马斯在阿尔及尔成为一个教师，同时他也写一些剧本和杂文，193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杂文集《左还是右》。

大战爆发后，卡马斯来到巴黎，1940年3月他在巴黎一家刊物内担任撰稿人，此时的卡马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贝当签订停战协议后，他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抵抗运动中并成为抵抗运动秘密刊物《战斗》的总编。1942年他的小说《陌生人》出版并得到读者的欢迎。

战后，他创作了很多声名显赫的着作——1948年的《瘟疫》、1954年的《叛逆》、1957年的《秋》。1957年卡马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谦虚地公开宣布他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这个奖励，同时他宣布已经故去的André Malraux才理所应当获得这个殊荣。

1960年卡马斯死于一次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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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 Louise Dissard

玛丽.路易斯.迪萨德1880年出生在法国图卢兹，1940年法国投降后60岁的迪萨德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迪萨德加入的组织是由一个错过了敦科尔克撤退的英国士兵伊恩 加罗创建的，加罗没有来得及给随英国远征军撤退，因此他一直在计划经过巴黎、马赛到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逃出纳粹占领区，但当他建立好通道后他意识到这条通道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逃生，于是他留下来会合法国抵抗组织进行营救工作。

1941年10月加罗被德国人逮捕关押，阿尔伯特 格里司接替了加罗的工作，当格里司被捕后，61岁的老奶奶迪萨德担任了这条逃生通道的领导者。

迪萨德当时已经61岁，盖世太保不相信一个老太太队是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年龄的优势使她能够畅通无阻地在法国各地旅行并计划安排盟军飞行员逃离法国重返英国。这些盟军飞行员都是在执行轰炸任务后飞机损坏后跳伞着陆并被法国人搭救的，迪萨德负责收容这些人，并把他们集中到图卢兹，然后安排他们经巴黎到法国南部，然后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到中立的西班牙去。

这种极其危险又很容易暴露的工作竟然被迪萨德滴水不漏地经营了2年之久，1944年1月，一个为迪萨德工作的比利牛斯山脉向导被逮捕，这名向导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基本准则，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有迪萨德的名字，迪萨德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她被迫转入地下，在图卢兹各处躲藏直到法国解放。

整个战争期间迪萨德共把250多名盟军飞行员送回英国，这中间有110名是在她身份暴露被盖世太保追捕期间送走的。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授予迪萨德自由勋章，上面的照片就是她获得勋章时拍摄的，授勋章者似乎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Jean Moulin

我怀着极其尊敬的心情写此人的简历，这个坚强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不应当只得到法国人的尊敬，他也应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简.墨林是一个历史学教授的儿子，1899年6月20日出生在法国Belziers，1918年年轻的墨林参加了法国军队并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没来得及上前线战争就结束了。

战后墨林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很快成为一名年轻的公务员，在他的朋友影响下，他成为一个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并接受左翼思想。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墨林协助走私军火到西班牙，以帮助西班牙政府对抗叛乱者。1940年法国沦陷，墨林拒绝和德军合作，很快他就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遭到拷打，在遭受非人折磨时，墨林一度用碎玻璃切割自己的喉管自杀以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令人不解的是当他伤好痊愈后他被德国人释放。

1940年11月，维希法国政府下令解散所有左翼政党公务员的职务，愤怒的墨林开始联络其他同志准备推翻维希政府并且把德国人驱逐出法国，这些同志中包括亨利 福莱纳 他后来创办了“战斗”社；期间墨林还和法国共产党联系紧密，有资料称墨林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加入这个政党。[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941年9月，墨林来到伦敦，在那里他见到了戴高乐将军我其他法国临时政府领导人，1941年10月，墨林向临时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行动起来！——在法国组建抵抗组织的计划和需求》的报告。戴高乐非常欣赏墨林的才干并且决定任命他为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领导者。

1942年1月2日墨林被空投到法国，他随身携带了大批现金用以帮助创办地下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包括很多抵抗组织的秘密刊物。但是墨林返回法国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联合法国国内各个独立的抵抗组织，把他们组合起来，成立统一指挥的法国抵抗运动组织。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墨林与法国国内八大抵抗组织代表秘密集会，会议上彼此达成了合作协议，最终成立了民族抵抗委员会（CNR）。

1943年6月7日晚，里昂抵抗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雷恩 哈迪在巴黎与墨林的代表接头前被捕，哈迪很快成为一个叛徒，他提供的情报直接导致了墨林的助手查尔斯将军被捕，2周后，哈迪又带领盖世太保在里昂抓捕了墨林和其他7名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墨林被德国驻法国盖世太保头目巴比押解到巴黎刑讯，不久又移送到德国柏林，在那里墨林遭受了非人拷打，于1943年7月8日死在刑讯中。

10. 法国 1920-1930 都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不久，即1920年，法国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建立了“马奇诺”防线，并且与东欧的各新兴小国结成“小协约国”联盟，防止德国和奥地利的复兴。1923年法国、比利时出兵占领德国鲁尔区（Ruhr-gebiet）。1924年激进社会党与社会党组成以赫里欧（Edouard Herriot，1872－1957）为首的左翼联盟政府。1926－1929年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统治时期，出现了暂时繁荣和稳定局面。
但英国法国政府在1930年代推行的绥靖政策，导致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坐大，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沦陷更使“小协约国”联盟立即灰飞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