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如何集权

❶ 分析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绝对主权产生的原因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史称路易大帝。他亲政55年（1661—1715），是法国专制制度极盛时期，在他的统治下，法国一度统治欧洲，伏尔泰曾把这个时期称为“路易十四的世纪”。

亲政
路易十四1638年出生，年方5岁即继承王位，由其母和路易十三的寡后安娜执政，但实权掌握在首相马扎然手中。马扎然执政时，十分专制，当时正值以德意志为主战场，几乎欧洲主要国家全都卷入的“三十年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法国也是参战国，长期的战争使国内捐税不断增加，农民、城市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怨声载道。负责登记国敕令并有权对其表示异议的中央政权机关巴黎高等法院以及贵族们，也因马扎然的专制而心怀不满。
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会反对英国查理一世的斗争节节胜利，这些都鼓舞了巴黎高等法院和一些法国主权的反对派，于是在巴黎爆发了由法院贵族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抗政府的“投石党运动”。年幼的路易十四也被迫随朝廷出逃，并遭到追捕，所以路易十四在目己亲政后就不断地加强王权，削弱高等法院的权力和钳制贵族。
1661年，首相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开始亲政。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大多让首相或亲信大臣代理执政。路易十四则不然，事无巨细都由他亲自过问，他称之为“国王的职业”。路易十四十分注重王权，他在回忆录中声称：“构成国王的伟大和尊严的不是他的手中的权杖，而是他的手执权杖的方法。由臣民来决定一切，君主只是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就歪曲了事物的面貌。唯有君主才有权考虑和决策，其他人的职责只不过是执行君主的命令而已。”
路易十四亲政时，国王的权威被削弱了不少。所以，他刚一上台，立即着手发起一次政变，大大地加强了君主的权力。他首先对不可一世的财政总监福凯进行审讯、判决，并终身监禁，没收了他收刮来的巨额财产。路易十四还着手打击高等法院的势力，一些法官被流放。他还亲自去法院撕毁投石党的议事记录，宣称一句名言： “联即国家”。从此，巴黎高等法院失去了对国王敕令提出异议的权力，只起着记载敕令的作用。一切介于君主和庶民之间的承上肩下的中间机构，一切传统的权力机构，诸如三级会议、市政府、教士会议都只徒有虚名，高级法官和高级教士们被撇在一边，失去往日的威风。国王还恢复了直接向各部派遣司法、治安和财政监督官的制度，这些监督官员是国王意志的传达者，完全听命于国王。
路易十四在中产阶级中选择自己的亲信大臣，有负责财政、海军和经济的科尔伯，负责陆军的勒泰利埃、鲁佛瓦和佛邦，以及负责外交的利奥纳和邦本。国王通常亲自主持国务会议，直接听取各大臣的报告，然后单独决定一切重要事情。这些大臣虽然官重身显，但在路易十四的眼里。他们只是执行国王意志的工具。至于那些只知道花天酒地的宫廷贵族，虽表面上受到路易的尊重，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
路易十四在他亲政时期，把亨利四世以来，通过黎塞留和马扎然的势力，不断巩固而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到了顶峰。专治主义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核心，中央王权在他手里得到空前的加强。

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虽然给法国带来了灾难，但也曾对法国历史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法国一度在贸易和工业上取得相当成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开始站稳脚跟。强大的法国的军事力量和侵略扩张政策，使他在17世纪跻身于欧洲强国的前列。但是他在位55年中，有32年在打仗，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奢侈无度的宫廷生活耗费了大量的财物，使法国的人力和财力日趋枯竭。不合时宜地在经济领域实施专制的规章制度，使工业和商业趋于萧条，对异教徒的迫害驱使几十万新教徒——能工巧匠、富有商人和工场场主逃亡国外，也间接地导致工商业的萧条。为了补充兵源，不借采取抽签的办法，强迫人民背井离乡，无定期地在外地作战。为扩大财源，想方设法制立各种新的苛捐杂税，歉收、饥荒、瘟疫更加剧了人民尤其是农民因操作税造成的经济破产。

路易十四统治的时期，法国虽然一度强盛，但是这是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压榨的基础上的，他们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从1662年起，就爆发过农民和平民暴动，要求废除捐税，废除封建义务，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晚期，国内起义频繁，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加斯科尼（1664）年鲁西莱（1666一1669）、策戎和布列塔（1674—1675）大起义相继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之后，捐税急剧增加，起义更加高涨。最有影响的就是朗格多郡塞文山区的“卡米扎尔”起义。起义开始于1707年，起因是为了反抗对加尔文教徒的残酷迫害，但实质上是一场农民、贫民的反封建斗争。起义声势浩大，组织了游击队，涉及了广大地区。屡次打败国王的军队。路易十四收集了大量的军队，经过3年的围迫堵截，才镇压下去。大批起义者被残酷杀害，骇人听闻。

路易十四的后半期，民众起义，军事失败，国库空虚，农业凋敝，工商业破产，王权削弱，民心丧尽，封建专制制度日趋衰落。1715年，曾称雄一时的路易大帝在人民的一片怨声中死去。
对路易十四评价：
路易十四

政治上：路易十四通过加强王权，在欧洲国家中率先使得王权的集中度达到中国清代以前的程度。这大大提高了法国军事的调动能力。其中最着名的要属他说的：朕即国家了。

军事上：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塑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

科技文化上：路易十四大量开办各种学院，使得当时的法国文化成为欧洲的典范。

根据大国崛起的介绍，当时，路易十四王权的集中，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并行的，没有产生冲突。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路易十四大力提倡的科技文化孕育了路易十六时代的大革命。路易十四用君主专制使得法国强大，同时又埋下了摧毁君主专制，使得法国进一步发展的种子——科技文化。

❷ 路易十一能够统一法兰西，是因为他用了哪些阴谋诡计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公元1461年至1483年在位，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阴谋诡计，吞并了法国境内的诸侯，加强了中央集权，被称为法兰西领土的“凑合者”，又因为他极其擅长使用阴谋诡计以及拥有出色的间谍组织活动能力，以至于被人们称作为“万能的蜘蛛”。

新任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认为他的父亲菲利普三世是被迫签署的协议，同时对法国国王支持他属下叛乱的行为非常恼火。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将反对国王的领主们都集合了起来，组织了一个军事联盟，路易十一的胞弟查理为盟主。

一众法兰西诸侯率军兵临巴黎城下，老谋深算的路易十一假意无条件归还原勃艮第的领地，又将诺曼底分封给他的弟弟查理作为封地。两个月后，路易十一的弟弟查理与布列塔尼公爵发生内讧，趁机收回诺曼底。

这使得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重组联盟与法国国王对抗，这次大胆的查理又联合了英国，准备对法国发动进攻，路易十一担心两面受敌，于是他用武力胁迫不列塔尼公爵脱离盟约，然后他表示愿意到勃艮第与大胆的查理讲和，不料却被大胆的查理逮捕，迫使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路易十一被释放后，立即撕毁条约，然后又鼓动英国内乱。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又组织了第三次反对国王路易十一的联盟，不巧的是，路易十一的弟弟查理在1472年突然死亡，之后路易十一便将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各个击破，收回了他们的领地。

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率军登陆法国，路易十一知道无法以一己之力对付勃艮第和英国这两个强大的敌人，于是他决定以重金贿赂爱德华四世，与之讲和，并让他的儿子娶了爱德华的女儿为妻。

就这样，通过他的纵横捭阖，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成为了唯一的敌人，路易十一又用金钱资助瑞士人和洛林公爵，借刀杀人击败查理，1477年大胆的查理与洛林公爵交战，在南锡战役中战死，路易十一立马进军勃艮第，统一了法兰西的领土。

文章的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路易十一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他那出色的外交手段和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但是这样一个内心阴暗的人也免不了始终生活在黑暗之中，自1481年起，他害怕手下的人叛变，担心被人下毒手，从此惶惶不可终日。1483年，他在极度恐惧中死去。

❸ 中世纪后期英法两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比较研究

【背景】
首先，由于法国是欧洲大陆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对法国的影响十分深刻，天主教一直是法国的国教，甚至在中世纪末期，法国中央集权国家仍未形成。而英国1066年便统一了英格兰，建立起英格兰王国。
但奇妙的是，本来英国是最有可能提前完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但直到15-16世纪法国在中世纪之后确立稳固的中央集权国家，英国却在朝相反的方向行进。

【英国与法国中世纪后的比较】
也就是在南特敕令颁布以后，法国的改革逐渐使国家走向强盛。国王的积极措施使他得到了广大市民及贵族的支持，法国王权得到巩固，并随即对外扩张，国王的权利至高无上，成为国家的象征和最高权威，路易时期甚至废除了首相制，可以说法国在16-18世纪早期是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盛行的中央集权国家，皇权至高无上中央拥有绝对权威。

而英国却早在12世纪就因为大宪章的缘故将英王严格的管制起来，但这种依靠贵族力量挟制国王的方式并不稳固，英王开始在战争中谋求机会确立个人统治。结果遭到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反对。与法国传统的封建经济基础不同的是，由于日不落帝国全球贸易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基本确立，可以说资产阶级成为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基础阶级之一。英王的行为遭到了严厉的制裁，清教徒革命的爆发最终在英国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

总的来说，由于大陆和岛国先天的自然条件使双方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社会制度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加之由于英国王权一开始就遭到了限制，可以说贵族并不相信国王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英王试图通过垄断教权强化王权的行为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计划了矛盾，结果导致在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轰然倒塌。而由于法国国王的宗教自由政策与他的威信，同时对外战争也在增加王权，尤其17世纪以后，两国就完全分道扬镳了。

❹ 法国一杆子插到底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百年战争末期，法王查理七世实行了两项重大措施：国王不经过三级会议批准直接征税，建立国王直属的常备雇佣军。王权进一步加强了。战争胜利以后，法国进入经济复兴时期。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最后消灭了封建割据，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路易十一充分估计到商业和手工业对充实国库的重要性，采取保护政策。他鼓励工业品输出，取消一部分内地关税。他依靠中小封建主和上层市民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国王在宫廷官吏和顾问的辅助下统治国家，政事越来越少让三级会议过问。等级代表制的封建君主政体演变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法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

❺ 在中世纪,欧洲帝王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

欧洲也是有区分的，有国王、皇帝、元首等不同称谓，事实上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器并没有被后来的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继承，所以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只有拜占庭皇帝是兼有俗世和教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而在欧洲，教皇的地位和教权曾一度凌驾于西欧诸国的国王和皇帝之上，而对于所谓皇帝和国王他们也是依靠分封来使领主效忠自己以维持对国家基本统治的大领主而已，其本质与我国春秋时期的周天子有点像，然而不同国家的国王的权力范围不同，比如英国国王因为大宪章的制约，受到贵族议会制约，而法国国王在封建时代的世俗权力就要大的多，神罗皇帝的名位一度由于地方势力的强盛形同虚设，欧洲虽然有教皇加冕的习俗，但是一般来说国王和皇帝是从部落首领演变而来，承袭了一定的古罗马的统治习惯而形成的；
我国的封建帝王大多源于家族情缘式的统治传统，史上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固然没错，但是后世之所以能一直出现大一统的集权政治很大程度上和中国人血亲统治以及封建官僚体系有关，所以中国皇帝无论权力还是自由上都要比欧洲王室统治者要大的多

❻ 法国的君主制度。

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形态。16世纪，欧洲诸国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发展，是实现这种转变的经济基础。趋于没落的封建贵族和羽翼未丰的资产阶级势均力敌，均不足压倒对方，君主以双方仲裁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取得了他们的支持，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俄国都形成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专制统治的方式各具不同的特点，君主权力所能达到的限度也有差别。
专制王权在本质上属于封建性质，它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粉碎了地方割据势力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所以君主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虽然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封建割据势力，使贵族丧失独立地位，但他处处维护这个阶级的特权和封建秩序。当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后，资产阶级必然与专制王权彻底决裂，并将君主和专制王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一)法国的专制制度: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是通过国债和包税两种形式进行的，因此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是新兴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政治上和封建王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双方互相利用和支持。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借助资产阶级财力的支持，不但削弱了贵族力量，而且使教会摆脱了教皇控制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即“教会的民族化”。随后，法国君主通过1叨多年的战争才最终完成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过程。(1)掠夺意大利的战争，法德两国经过叨余年战争，法国虽领土略有收获，但未能占领意大利的领土，且耗费了大量人、财、物的力量，使王权一度削弱。(2)“胡格诺战争”，这是法国南北两大贵族集团借宗教旗号争夺统治权的混战。经30余年战争，南方贵族占了上风，建立了波旁王朝，两大贵族集团也在人民起义的威胁下达成和解，放弃分裂，拥立王权。
如果有人读这本书到此释手，那他对旧制度政府只得到一个很不完全的形象，他就理解不了产生大革命的那个社会。
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看到如此景象人们可能认为独立精神已同公共自由一起消失了，以为所有法国人都同样地百依百顺。但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已然独断专行地指挥一切公共事务，但它还远未成为所有个人的主宰。
在为专制政权制订的许多规章制度中，自由仍未死亡；不过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很难设想的奇特的自由，要想搞清它对我们能有什么利弊，就必须详细加以考察。
当中央政府取代所有地方政权，日益充斥整个行政领域时，它原先允许存在的或是它一手创立的规章制度，古老习俗、旧风尚，乃至种种弊端，均在妨碍着它的行动，并在众多人的灵魂深处保持着反抗精神，使形形色色的特征保留其坚固性和鲜明性。
中央集权制那时便已具有同我们今天一样的性质、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目的，不过尚未具有同样的权力。为了千方百计捞钱，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职的能力。政府的这一欲望大大地妨害另一欲望：它的贪婪与它的权欲相抗衡。为了办事，它被迫不断地使用那些并非它自己制造而它又没能力捣毁的那些工具。结果它的最专制的意志，经常在实行中变得软弱无力。公职这种古怪而有害的结构成了抵挡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一种政治保障。这就好比一道堤防，尽管歪歪扭扭建造低劣，却能分化它的力量，缓和它的冲击。
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那样支配无穷无尽的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因而它掌握的诱惑性手段与强制性手段都远不如今天多。
况且政府自己对其权力的准确限度也并不了解。它的权利均未经正式确认，也未牢固确立；它的行动范围已经十分广大，但是它的行进步伐并不稳当，仿佛身临陌生之地，四周一片黑暗。这片可怕的黑暗将一切权利的界限都掩盖起来，它分布在一切权利周围，有利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的企图，但对于保卫自由也常常有利。
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当人们读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种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它停顿下来，犹豫，商议，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路易十五优柔寡断的利己主义和他的继位者的仁慈品德均有此倾向。况且这些君王从未想到会有人要推翻他们。他们丝毫不具备后来的统治者常因恐惧而沾上的那种不安的、冷酷的天性。国王们蹂躏的只是些他们看不见的人。
最不利于确立正规的、有益的自由的那些特权、偏见和错误思想，现在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着独立的精神，使他们坚决反对当局滥施权力。
贵族们极端蔑视严格意义的行政当局，尽管他们不时有求于它。即使他们放弃旧权力，他们仍保持着他们先辈的骄傲，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公民们的普遍自由，对政府在公民周围加强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要时甘冒种种危险。当大革命开始之际，这个行将与王权一起倾覆的贵族阶级，面对国王，尤其是国王的代理人，态度比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还要激烈，言语更为自由。贵族强烈要求我们在代议制的37年中所拥有的差不多所有反对滥施权力的保障。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起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教士们自那个时期以来在世俗事务中常常俯首贴耳，屈从于不管哪一个尘世君王，只要君王稍有惠顾，他们就大事阿谀奉承；然而在当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惟有这个团体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
外省已丧失自主权，城市只保留下一点自治的影子。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聚会商讨任何事务。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还保留着定期会议。在其内部，教权本身受到种种它必须遵守的限制。低级教士在这里拥有严肃的保障，防止上级的暴虐，也用不着担心主教凭籍淫威迫使他们屈从君主。
我无意对教会这一古老体制妄下评断；我只是说，教会丝毫未使教士们的心灵接受政治奴役。
此外，许多教士具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地位所具有的那种自豪、不顺从带入教会。再者，他们都是国家的上流阶层，享有各种特权。这种封建权利对教会的道义威力危害甚大，但却使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独立精神。
但是赋与教士们以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以及甚至公民热情的特殊条件，乃是土地所有权。我曾耐心阅读旧的省三级会议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因为朗格多克的教士比别省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细务；我还耐心读过1779年与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我带着我这个时代的思想去阅读，惊讶地看到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其中许多人以圣洁和学识出众——就道路或运河的修建撰写报告，以行家的知识论述修建原因，从科学与技艺各个方面探讨什么是增加农业产品、保障居民福利与增进工业繁荣的最佳途径，他们同那些负责同类事务的所有教外俗人相比不相上下，常常还更高一筹。
与普遍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的一种意见相反，我敢认为，剥夺天主教教士一切土地占有权并将其全部收入改为薪俸，这种做法只有助于罗马教廷和尘世的君主们，人民自己却失掉了自由的一个极大成分。
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服从于一种外来权威，而在他所居住的国度又不能有家室，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唯一一种牢固的联系可以将他维系在土地上，那就是地产。砍掉这道联系，他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这块他偶然降生的地方，他像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能直接触动他。在良知上，他只能依赖教皇；他的衣食只能仰赖君主。他的唯一祖国是教会。在每次政治事件中，他只辩别什么对教会有益，什么对教会有害。只要教会自由昌盛，其他无关宏旨。在政治上他最自然的状态是漠不关心：基督之城的杰出成员，其他各处的平庸公民。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类似的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必须重读1789年教士等级的陈情书，才能对人们的地位变化所引起的精神革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教士在陈情书中常常表现出不宽容，有时顽固地依恋他们以往的特权；但尽管如此，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布个人自由应受保障，不靠许诺，而是要靠与人身保护法类似的法律程序。他们要求摧毁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和调案，一切法庭辩论公开，所有法官不得罢免，所有公民均可录用任职，才干是任职的唯一标准；征兵对于人民应少带侮辱性与压迫性，任何人不得免除兵役；赎买领主权利，他们说，领主权利源于封建制度，与自由截然对立；劳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废除内地关税；大办私立学校：按他们的计划，每个教区必须设一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所有乡间均设世俗慈善机构，诸如济贫所和慈善工场；尽一切方法鼓励农业。
在严格意义的政治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宣布，国民拥有召开议会，制定法律，自由表决捐税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认为，未经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决，不得强迫任何法国人缴纳捐税。教士还要求自由选举的三级会议必须年年召开；三级会议必须在国民面前讨论一切重大事务；三级会议必须制定普遍法律，任何特殊惯例或特权不得与之冲突；三级会议编制预算，甚至控制王室，三级会议代表不受侵犯，大臣必须始终对三级会议负责。他们也要求各省都设立三级会议，各个城市都设立市政府。关于神权问题，则只字未提。
尽管他们成员中某些人罪恶昭彰，但总的来说，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哪国教士比大革命突然袭来之际的法国教士更加卓越，更加开明，更有民族性，更少仅仅固守私人道德，更多具备公共道德，同时信仰更坚定：对教士的迫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老实说，教士身上的缺点只不过是所有行业组织固有的缺点，不论是政治组织也好，宗教组织也好，当它们紧密联合、结构严密时，就好侵占，少宽容，本能地、间或盲目地坚持本团体的特殊权利。
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同样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更善于体现独立精神。甚至它的构造上的许多缺陷也有助于这种独立精神。
我们已看到资产阶级在当时占据的职位比今天的数量多，而且中产阶级为获得这些职位表现了同样的热忱。但请注意时代的不同。由于这些职位大都是政府既不能授与也不能夺走的，因而任职者的重要增加了，而他不必受政权的任意摆布，这就是说，今天迫使那么多人俯首贴耳的因素，在那时恰恰最有力地促使他们受到尊重。
此外，使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不幸分离的各种各样的豁免权将资产阶级变成了假贵族，而在假贵族身上也往往表现出真贵族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特殊的小团体把资产阶级分割成那么多部分，以至人们在每一个这样的联合体中，自然地忘掉整体的利益，一心只顾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利。人们在这儿要捍卫共同的尊严、共同的特权。从没有一个人会隐没在人群中苟且偷生。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实非常小，但灯火通明，台下始终有同样的观众，他们时刻准备报以掌声或喝倒彩。
那时，平息一切反抗的手法较之今日还很不完善。那时的法兰西还没有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万马齐喑的地方；相反，它响声隆隆，尽管法兰西还没出现政治自由，只须拾高嗓音远处就能听见。
那个时代被压迫者使自己的呼声上达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机构。法国当时因其政治与行政制度已成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国家，但是由于它的司法制度，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旧制度下的司法机关十分复杂、阻力重重、手续缓慢、费用昂贵；毫无疑问，这些是严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机关从不存在对政权的屈从，而屈从不过是卖官鬻爵的一种形式，甚至更糟。这项致命弊病不仅腐蚀法官，而且很快毒害了全体人民，但在当时，司法机关却无这种弊病。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升迁，这两点对其独立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使用万般伎俩进行收买仍不能迫其就范，这有何妨？
王权确实已从普通法庭手中窃得几乎所有涉及当局的讼案审理权，但尽管剥夺了它们的权力，王权对法庭还是心怀恐惧。因为王权虽然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永远阻止法庭听取控诉，陈述意见；古法语爱给事物正名，而当时的司法语言保持着古法语的这一风格，所以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举动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行为。法院不正规地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有时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谓以毒攻毒。
在司法团体内部及其周围，旧风尚在新思想中间保持着活力。高等法院无疑对它们自己比对公共事物更加关心；但必须承认，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们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传给所有接近它们的人。
1770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在国王的意志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退让。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各法院，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虽然并未受到株连和威胁，但当国王的严厉处罚已经确定无疑时，他们情愿挺身而出，同受处罚。还有更精彩的事例：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甘愿与最高法院共命运；他们抛弃荣华富贵，宁可缄口不言，也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在各自由人民的历史上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件更加伟大，可是这事件就发生在18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宫廷附近。
司法习惯在很多方面变成了民族习惯。人们从法庭普遍接受了这一思想，即一切事务均可提交辩论，一切决定均可复议，利用公开性，讲究形式——这些都与奴役性格格不入：
这就是旧制度留给我们的自由人民教育的唯一部分。政府自己也从司法用语中借取了很多语言。国王认为在发敕令时必须说明缘由，在下结论时必须阐明原因；御前会议在下达的判决中冠以长篇前言；总督派执达员传达他的法令。在渊源古老的所有行政机构内部，例如在法兰西财政官或当选人团体内部，人们对各类事务进行公开讨论，经辩论之后才作决定。所有这些习惯，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君主专横跋扈的障碍。
只有人民，尤其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
我刚才列举的大部分抵御手段人民都不具备；要想使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但是在人民之外，在法兰西没有人——只要他存心——不能巧妙地指责顺从，在屈从中抗争。
国王以首领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对国民讲话。路易十五统治初期，在一道敕令前言中说道：“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无尚光荣。”路易十五的一位祖先早就用更古老的语言，表达过同一思想，他在感谢敢于进谏的三级会议时说道：“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向农奴讲话。”
18世纪的人没有那种培育奴性的对安逸的贪求，这种欲望萎靡柔弱，然而又顽固不化，它很容易与一些私德混合、甚至交织在一起，如爱家庭、崇尚风化、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现行教仪采取不冷不热但按时参加的态度；它使人笃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它善于造就规规矩矩的人和怯懦的公民。18世纪的人比现在的人要好，但也坏些。
当时的法国人喜爱欢快，崇尚享乐；和今天相比，他们的习惯更放荡不羁，感情和思想更杂乱无章；但是他们对我们眼下的这种有节制的、有礼貌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人们也从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他们常常抛弃对安逸的追求，而去寻找更美妙更高雅的享乐；他们除金钱之外到处置有某种其他财富。当时有个人用古怪但不乏自豪感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们精于铸造和浪费金银，但不会用惯常的信念去崇拜金银，他们随时准备回复到他们古代的偶像——
价值、光荣，我敢说，慷慨宏伟——那里去。”
此外，决不能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评价人们的卑劣：这样就会应用一个错误的尺度。不管旧制度的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意志，他们却不接受这样一种服从：他们不会由于某政权有用或者能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个不合法的或有争议的、不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视的政权下，这种可耻的奴役形式对他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国王在他们心中激发起种种情感，已往世界上最专制的君主们都办不到，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心中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也几乎无法理解它。
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服从的最大弊病是强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最坏的弊病是迫使人服从的奴性感。
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
因此，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譬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但是，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

❼ 十八世纪末法国国王专制统治是怎么结束的有何意义

怎么结束：
通过100年左右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结束，被称为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采用暴力手段矛头直指国王的权力。
1789年5月由于财政困难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想找出最理想的制度来统治人民，实行剥削。由于各阶层的角度不同，提出的改革制度也不一样，所以会议长期没有结束，在开会的同时，巴黎人民于7月14日起义，攻占了法国象征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Man and the Citizen），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原则。宣布人与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参见路易十六出逃事件），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士底狱。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1791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继续发展。
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十六国王。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之后，经过数次专制主义复辟、拿破仑及其侄子建立帝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最终革命胜利。
有何意义：
法国大革命是采用暴力手段矛头直指国王的权力，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并给以沉重打击。
1.对国内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2.对世界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3.对影视
法国大革命对影视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因其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有了许多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如《悲惨世界》、《乱世冤家》、《贵妇与公爵》、《黑郁金香》、《再见，我的皇后》、《大革命之夏》、《绝代艳后》等，他们都有法国大革命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