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在法国当什么

① 60多岁属马是哪一年，属虎的50多岁哪年出生

60多岁属马是哪一年

《觉醒年代》剧照，剧中陈延年（前排中间）、陈乔年（前排最右）。图片 ：客户端

相关史料。图片由安庆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自开播以来，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豆瓣评分9.3分。在不久前公布的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觉醒年代》喜提8个单项奖，其中的扮演者于和伟入围“更佳男主角”提名。

在《觉醒年代》中，是当仁不让的男一号，他和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跌宕起伏、感人至深，尤其是全剧即将结束时，送陈延年、陈乔年到法国留学，时为1919年12月，但镜头突然切换到1927年7月、1928年6月，陈延年、陈乔年先后遍体鳞伤走向刑场的镜头，蒙太奇手法将兄弟俩回眸一笑的面孔叠加在一起，即将远渡重洋的意气风发的面孔，即将慷慨赴死的大义凛然的面孔，眼神同样纯净，笑容同样灿烂……有观众看到此处，号啕大哭。

《觉醒年代》背后，历史上与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的真实情况如何？记者采访史学界相关专家，以三个关键词，试图还原充满的父子三人。

关键词一：形象

1991年8月，新光院，78岁的陈看了一部内地的，这部长达160分钟，但他全神贯注，身体始终前倾，没有靠着椅背，也没有讲。结束了，散场了，他还怔怔坐着，没有起身的意思，直到过来他离开。

这部名叫《辟地》，是上海制片厂为纪念中国成立70周年而拍摄，是中国之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陈已有30年没看过了，这次女儿陈祯祥从内地来港探望他，在报纸上看到新光院上映《辟地》的，就建议他去看。陈先是拒绝，继而犹豫，拗不过女儿的再三推荐，还是去了院，没想到，一看就入迷了。

他没法不入迷，这是他之一次在银幕上看到比较公正的形象。陈原名陈鹤年，是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第二任夫人高君曼。

“1992年5月，我在安徽安庆参加的一次研讨会，见到陈祯祥，她亲口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徐光寿告诉记者，徐光寿还有一个头衔：上海市党史学会副会长，他长期从事与创建史研究。徐光寿还清楚记得，当时陈祯祥转述陈鹤年的观影心得：“比演员漂亮多了……”

记者问徐光寿：从1991年的《辟地》，到2011年的《建党伟业》，再到2022 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形象真实吗？

他饶有兴致地开始点评：这三部剧，展现了以来的三代艺术形象，《辟地》比较贴近史实，的扮演者邵宏来以饰演李宗仁和而闻名界，“但他的外形跟还是有些出入，要比他帅，毕竟建党时，还年轻，邵宏来演的年纪偏大。”《建党伟业》中，冯远征扮演的，外形上比高大帅气，但是，气质上没演出来，冯远征演得像，动不动就吼叫，演员和编剧都没有把握住的气质性格，不够精准，“比如张勋，在北大演讲，大吼大叫，不合气质。”

徐光寿对《觉醒年代》中于和伟扮演的形象颇为认可，“虽然在身高外形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气质上却较为接近。甚至一些台词，尤其是演说用语，都尽可能运用的遗文资料。拿捏很精准。”

他坦言，之一时间看完了43集《觉醒年代》，“这个剧很经看，贴近历史，又非常具有情感，既有救亡启蒙大道理，又有家庭单位的琐事，交织在一起。有和的战友情，有北大的师生之情，有的父子之情，还有和高君曼的夫妻之情，等等，让人看了很感动。”

史学界追剧的不止徐光寿一个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研究员熊月之说，《觉醒时代》尊重了历史的逻辑，恰当、到位地反映了从1840年到1920年的时代特征。当然，电视剧也免不了有虚构的人物，比如女大学生柳眉，但这个形象是合那个时代的，“鲁迅讲《》是‘七实三虚’，《觉醒年代》也如《》一样，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成就了这部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扮演者都是英俊少年。事实上，陈延年皮肤较黑，貌不惊人，1927年6月捕后，他坚称自己是烧饭的厨师，叫陈友生，差一点就瞒过了敌人给保释出来，令人痛惜的是，他遭到。陈乔年则是公认的英俊青年，身材高大，器宇不凡，被称为当时者中“最漂亮的人”。

陈延年一直未婚，陈乔年与战友史静仪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陈红五，当时正在失意之中，这个孙子给他带来不少快乐，可惜孩子不久了。陈乔年被捕牺牲后，考虑史静仪的安全，待她生下遗腹子陈鸿后，把她送到莫斯科学习，陈鸿则寄养在朋友家。史静仪在莫斯科又组建了家庭，但始终惦记着女儿陈鸿。研究权威专家唐宝林在《全传》一书中写道：

史静仪1939年回国，设法寻找陈鸿，一直杳无音信，1969年，她在弥留之际，嘱咐继续寻找，终于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经60多岁改名为苗玉的陈鸿，她是参加40多年的军离休，生活幸福，“这也算是给和陈乔年在天之灵的一点安慰。”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英勇就义，年仅26岁，临刑前，狱中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他却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他当时要是知道，他有一个女儿，该多么幸福……

关键词二：转变

1897年8月，“火炉”，暑热难熬，18岁的年轻秀才坐在乡试考场上，看到了瞠目结舌的一幕：

一个 徐州的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脚踏一双，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最得意的 ，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着：“好！今科必中！”

这真实一幕过于丑恶，甚至超过《范进中举》，给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跟人念叨此事。当时他已经开始厌恶科举制度了，但现场看到这一怪状，还是惊呆了，足足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1937年出版的《实庵自传》中，他写道：“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和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转变到康梁派之更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在乡试中走神发呆两小时，落榜，从此告别科举。中国少了一个举人，却多了一个者。所说“康梁”，是指康有为、梁启超。徐光寿说，从儒学秀才到康梁维新派，是平生的之一次思想跨越。从此，他摒弃“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踏上一条“康党、乱党、”的新途，改变了一生的思想轨迹和人生轨迹。

徐光寿着有《“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一书，本书共分六编，全面梳理早期思想的“三次跨越”：从传统，经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到选择、创建中国的历史进程。徐光寿认为，1919年1月至1920年9月，是一个关键时间段，经历了对列强失望、怀疑到抛弃的历程，完成了从法兰西到、从资产阶级者到者的转变。

其实，的转变，是当时中国优秀共同的心路历程。1911年，青年甚至这样设想过：担任新的，由康有为任国务，梁启超任部长。

熊月之认为，近代史上中国至少有四次觉醒，但每次觉醒的情况都是不同的：

之一次觉醒不是1840年之一次战争，而是第二次战争。圆明园被烧，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次觉醒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第二次觉醒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之一次被打败了，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有了公车上书，有了戊戌变法，这次觉醒也没有解决中国的；

第三次觉醒是在义和团运动之中，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此后有了清末新政，有了所讲的风潮兴起，了清朝、建立了，但体制也没有拯救困难中的中国；

第四次觉醒也就是《觉醒年代》所讲的觉醒。袁世凯窃夺大位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胜而辱，中国再次觉醒。年轻人开始读新书、出国留学，使得这次觉醒的主体与之前很不同，最终诞生了中国。“前一次觉醒是后一次觉醒的铺垫，后一次觉醒是前一次觉醒的升华。南陈北李，这批大学的教授，为何提出做一次翻天覆地的呼声与实践？是苦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发生的！”

毫无疑问，作为的总，是第四次觉醒中 在时代潮头的人，影响深远。、、、、、吴玉章、、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谈到自己加入时，均称受到的影响和教诲。1920年夏天，27岁的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讨论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多年以后，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回忆：“谈他自己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者了。”熊月之点赞《觉醒年代》：“这个电视剧之一次把和的关系作了清晰妥当的梳理！”

值得一提的是，陈延年、陈乔年，他们对的，却并非受的影响，在1919年12月前往法国留学时，兄弟俩的是无。《觉醒年代》中，就在老渔阳里2号为即将赴法国留学的赵世炎送行时，托他转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希望他们能笃信。陈延年、陈乔年与赵世炎，后来都成了坚定的战士，至死都未改变自己的。

关键词三：硬骨头

有一位 友对《觉醒年代》的评论，让人泪目：“他们最早醒来，然后更先死去……”

1927年，发动“四·一二”后，于特殊时期在武汉召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会上同时被选为，这在党史上是之一次。但短短一年之后，父子三人，天人相隔。

上海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90号，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27年江苏省委旧址”。1927年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恒丰里90号成立。当天下午，时任江苏省委的陈延年正在开会，敌人冲了进来，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突围，陈延年板凳与敌人殊死搏斗，力竭被捕。翌日，任命赵世炎担任江苏省委，同年7月2日，赵世炎于多伦路189号寓所被捕。恒丰里90号与多伦路189号相距500米，陈延年与赵世炎被捕相隔6天，两人牺牲时间相差约15天。1927年底，陈乔年继承长兄遗志，担任江苏省委部长，1928年2月16日，因叛徒，陈乔年在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议时，敌人包围了会场……6月6日，陈乔年就义。

什么叫作前仆后继？这就是前仆后继。牺牲时，陈延年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他们三人均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紧紧挨在一起。

上海副研究员徐涛说，《觉醒年代》给了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大量的戏份，“他们的经历，证实了早期的高级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他们牺牲的细节也足以感动我们。这样的英雄、年轻人，丰满的形象，吸引了当代的年轻人。”

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的牺牲，是早期的巨大损失，尤其是陈延年。徐涛说，陈延年年纪虽轻，但在党内位置极高，因为他能力超群，深为敌人所恐惧，“四·一二”后，陈延年奉命“逆行”上海，重建党，“当时悬赏要人，3万大洋，2万5千大洋，陈延年是4万大洋。”

说起陈延年的牺牲，不得不提一个叫吴稚晖的人。当年吴稚晖是中国有名的无代表人物，与同在北大任教多年，吴陈两家可谓世好。陈延年从小思维敏捷，才智过人，深得吴稚晖欣赏，1919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到法国留学，就是吴稚晖的。但是在巴黎，陈氏兄弟转向，与吴稚晖分道扬镳。

政见不同，并不妨碍君子之交，譬如与胡适，但吴稚晖走到另一个极端。1927年7月5日的《申报》刊登了吴稚晖致上海警备杨虎的一封信：“今日闻尊处捕获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之巨头，若，若蔡鹤孙（注：），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

在这封信中，吴稚晖竟然热烈祝贺杨虎杀害了陈延年（当时人们也是从这封信中得知陈延年牺牲的消息），哪管他是故人之子，哪顾曾生之谊，由此可见吴稚晖之阴狠，也由此可见当时斗争之残酷，不容有任何幻想与侥幸。

陈延年、陈乔年均牺牲得非常惨烈，敌人太希望的儿子能够屈服了，用尽，然而，兄弟俩均是硬骨头。这一点，遗传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淞沪会战随即爆发，日机开始轰炸，当时正在坐牢，他差一点在突袭中遇难，却与探望者“谈笑自若”。当时全国上下要求释放，胡适等名流纷纷出来保释， 的条件是：保释可以，但要具“”，闻之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保释，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说“爱国情殷，深自悔悟”，所谓“爱国情殷”，实属自打耳光——当时他们是以“危害罪”判决入狱。出狱后，立刻写了一封声明信：“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驳斥 。这封信他投给《申报》，但后者并未刊发，直到44年后，才由上海《党史资料》挖掘出来。唐宝林在《全传》中写道：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为了出狱并未默认“深自悔悟”，“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妥协，确是硬骨头。”

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加的在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的寓所病逝，他有过高光时刻，也曾一度消沉，但跟他两个走在前面的儿子一样，终其一生，都是硬骨头。在他病逝后，他的多年好友、着名学者程演生如此评价：

“他是一直爽直坦白有热情的人，他丝毫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是一个，一个为中国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国的，的污浊，学术的不长进，士风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涤之。他现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绩，是存在的。”

的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觉醒年代》的热播，更让广大的中国年轻人知道了那段波澜壮阔、慷慨激昂的往事。

许多年前，作《告少年》一诗：“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

时光易逝，青春永恒，理想高于天！(记者肖春飞、孙丽萍、郭敬丹)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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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延年真的是被吴稚晖出卖而死的吗吴稚晖为何要出卖他

陈吴两家是世交，如果吴稚晖是公事上遇到陈延年，吴稚晖坚持立场，把陈延年指认出来，那不算是出卖。但现实是陈延年并没有暴露，而是要拿钱赎人，他的友人求到胡适那里，胡适求到吴稚晖这里，吴稚晖才暴露了陈延年，这是私事。

说白了，在战场上，明刀明枪干，哪怕你我是亲生父子，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而自相残杀，那也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公事，讲的是立场。而在生活里，你我是父子，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还是应该亲亲相爱，父慈子孝的，因为那是私事，讲的是伦理。

吴在这件事之后曾说：“我在民国十一年，从法国回华，忿极了，情愿自己来做张献忠，把中国人杀掉三分之二，于是床铺也多余出来了，米价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这话可以说是非常变态和极端了，可想而知，法国的境遇对吴的心理产生了多大的扭曲。

由此可知，吴稚晖对陈延年的恨从何而来。吴稚晖不仅仅恨陈延年，也对所有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非常敌视，他算是清党的主力支持者。

③ 老蒋很喜欢在日记里骂人，连宋美龄也没放过，但这个文人例外，他是谁

在评价任何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用客观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不能站在一个特定狭隘的角度来进行评判。比如说，在评价蒋介石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敌人就对其进行全盘否定，忘记他的政治建树和军事成就。对于蒋介石的性格评价，他身边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公认的——蒋介石脾气很差，喜欢骂人，而且总是骂得很难听，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但在学术界，他是当之无愧的慧星，这是蒋梦麟的评价。国际上对他这个身份的认可度也很高，他曾经得到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的“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能得到这个称号。他是一位传统而优秀的知识分子，但相比起其他腐败的典型国民党高官，他生活作风朴素，为人和蔼，对于名利也没有过多的追求，因此蒋介石对于他十分尊敬，即便在日记中也不骂他一句。

④ 吴稚晖经历了些什么

吴稚晖，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阳在阳湖县（今属武进县）雪堰桥。他的曾祖父叫吴玉裕，祖父叫吴治永，父亲吴有成，世居雪堰桥。他的母亲邹氏是无锡北门人。他了生在农历二底，古书上将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称为“眺”，故取名吴眺。后来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晖，晚年自称老人，笔名燃、燃料、夷。

吴家历代以种田为生，家境贫困。吴稚晖的祖父死时，只能买口有缝的松木板然后用纸把缝煳起来。吴稚6岁时,年方25岁的母亲就病故，下葬时，只能在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可怜他，把6岁的他带到无锡抚养成人。由于吴稚晖一口无锡话，至老未改，许多人把他当作是无锡人。吴稚晖总是笑着说：“说我武进入可，无锡人可，总之，是中国人也。”

吴稚晖7岁进了无锡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外祖母家的生活亦艰苦，在吴稚晖十五六岁时，更是窘迫，往往断炊，衣衫褴缕。

1882年18岁的吴稚晖应聘担任私塾教师，借以稍缓困境，外祖母将自己的外衣典当后给他买了一件布袍，使他免了衣衫破旧走上讲台的难堪。以后，他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便常到无锡崇安寺春源茶社，与孙揆均等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八股及时务，这种讨论对他学业的长进帮助极大。他的文章长于史论，研究《皇清经解》颇有功力，对诗赋喜读而常作，“稚晖”这一名字便是因景仰南朝诗人谢玄晖而取。

1887年,吴稚晖考中秀才。1889年,他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入学第一天,他去谒见书院山长典以周,目睹芮以周的座案上有“实事求是,莫作调人”8个大字，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调和。可以说，就深受这8个字启示的彻底的精神之影响。27岁外祖母去世，吴稚晖对外祖母的感情极深，说“其恩至笃”。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而未中，仍回到南菁书院。有一天，江阴知县经过孔庙而未下轿，吴稚晖与同学纽永建等看到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之举，便拾起石子掷击，知县大怒，把吴稚晖押入县署，后经黄以周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人为非法，便用轿子送回书院，风波才算平息。但黄以周怕以后招惹麻烦，便请他们离开书院，后来吴稚晖转读苏州紫阳书院肄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吴稚晖只想以苦读求功名，他自称自己在甲午前乃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迫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导了波及全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吴稚晖一则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则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始觉中国要学习西方工艺造大炮机关枪才能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后来，他到天津北洋学堂教书。1897年冬放年假，他就去北京南海会馆拜访了康有为，大家谈到最重要的问题乃八股、小脚、鸦片三害，吴稚晖认为除此三害，要从自己做起，他说：“八股，我们可以自动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缠；鸦片，可以相戒不染。”他还写了一个3千字的折子，在1898年膛历春节那天地候在彰仪门大街，拦下了朝贺回宅的瞿鸿禨，请他专呈光绪皇帝，但瞿鸿禨说：“你的折子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带回去细看再说”，然后轿即如飞而去。过了一天，吴稚晖知道不会有什么回音，便离京返津。

1898年6月，吴稚晖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这时，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令，他闻讯后就在无锡崇安寺创办三等学堂响就变法，推行新教育，并与朋友约定不再读线装书，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与“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如果说甲午惨改使吴稚晖开始觉悟“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式艺”，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进一步刺激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吴稚晖离开财洋公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不久，国内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办新学堂。他便于这年12月份从东京回到广东。吴稚晖在广东办学招生，直接接触到官场内幕，深觉与他个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摇头而去。1902年他便带了26个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师范。时清驻日使为蔡均，吴稚晖请求他保闼江苏、浙江、江西自费学生9人入成城学校，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一年后即可升入士官学校，但蔡均不答应保送。吴稚晖与孙揆均带着26个学生赴使馆与蔡均争论，吴稚晖伶牙利齿，据理力争，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亦广为声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吴、孙二人出境。吴稚晖气愤异常，写下了绝命书，愤投水自杀，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国邮般回国时，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闻讯赶到船上护送他回国。吴稚晖由次事件，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回到上海后，便在欢迎大会上慷慨陈辞，痛斥清廷腐败，丧权辱国，革命思想由此引发。

1902年10月，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社，吴稚晖任学监兼国文教员。1903年起，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起演说会吴稚晖等纷纷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词刊登出来。1903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篙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推荐、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序》等文，革命旗帜鲜明，一时欢迎如狂。

清政文化教育十分恐惧，派人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结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邹容自动投案，吴稚晖在亲友的劝说下连忙离开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后转赴英国。

1903年8月，吴稚晖抵达英国，他在英国雒极为当地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骓，在留学生中声望很高。190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在伦敦拜访了吴稚晖，这是两位革空家相见之始。孙中山请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里吃饭，殷殷相待。会晤给吴稚晖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后回忆：“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祗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是年夏，孙中山到日本，各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成一个中国同盟会，以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年冬，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盟。1907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印书报，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6月26日,停刊于1910年5月21日,每周１期，共出121号，吴稚晖始终主持其间。《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应辉。

吴稚晖在主持《新世纪》其间，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屡屡蓍论培击清室，认为清贼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于欲进进步能进步之地位。欲争起直追，能左右于优等之民族，同趋于公善，非破弃一切障得不可。破弃一切障碍则以毁灭皇统为根本之图，万以毁灭满洲皇统为根本之根本，故他说：“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又屡屡着论痛斥满清之所谓，立宪“决不能真”。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头，丧失统治权。而由于清政府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针对国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于将昏睡的中国人讥讽为“猪生狗养”，话虽尖酸，却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国人毅然奋起。他又大谈科学教育，学习西方工艺，认为要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吴稚晖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正值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盛行之时。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出身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创造了互助论，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吴稚晖在雒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实现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没有强权、军队、法律，消灭阶级、去国界、毁政府，众生一切平等，人我无界，无争无尤，无钆怨无竟怡怡然四海如春。在这个社会里，物质文明十分发达，凡劳动都归机器，每人每日只要工作2小时，便已各尽其能，人们享用的东西，应有尽有，使人各取所需，全世界共用一种语言80％的经费用于教授人民生活科学知识，20％的经费教授人们的无政府思想化理。这个社会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只有化理而没有法律，人人正直无私，诚实可欺。从吴稚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其大同思想与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联系，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⑤ 吴稚晖简介 关于吴稚晖简介

1、吴稚晖（1865年—1953年），名敬恒，字稚晖，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

2、举人。历任天津北洋大学、上海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学校国文教员、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委员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1953年卒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⑥ 中国二战期间有名的十大汉奸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3月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武昌起义后获释。曾任《民报》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宁沪汉三方合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5月，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政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38年12月29日，发“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4年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
最初动机:为当国民政府主席，争权失利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最幸之事:三次遇刺，大难不死
最终下场:命丧江湖郎中之手，死后焚尸扬灰

曹汝霖 （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死于美国。

周佛海

（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随汪公开投降日本。汪伪政权期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郑孝胥（1860～1938）近代诗人，书法家。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宣统三年(1911)，为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最后叛国，追随日本侵略者,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

章宗祥 （1879—1962）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 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6月，被罢免。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褚民谊（1884-1946）着名业余昆曲家、国民党元老、日伪汉奸。原名明遗，字重行，别署乐天居士。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径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满革命。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返沪，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1912年5月任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总务长。9月再度赴欧。1915年春回沪倒袁，9月三度赴欧。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年底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7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1928年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32年1月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褚任院秘书长。1937年上海沦陷前，任职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未西撤。1939年5月汪精卫赴上海，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1940年3月底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伪外交部长，12月任驻日“大使”，1941年10月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在协会内设戏曲组，由溥侗指导拍曲和彩唱。1942年褚曾任访日特使，日本天皇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1945年10月14日在广州被军统局诱捕，1946年8月23日以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被枪决。终年62岁。

江朝宗

（1861-1943年），行名世尧，原名雨丞，民国时改字澄，道号大中，斋名四勿轩。因排行第四，世称"四先生"。旌德江村人，寄居六安州麻端口镇（今属金寨县）是北洋军阀重要人物。江朝宗早年家贫弃学，入清末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之麻端口继勋典铺习商。清光绪十年（1884年）赴台湾投刘（当时刘督办台湾军务）参与抗击法军。刘部克复基隆后，江被升任海军管带。次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后，江返内地办理江南等地赈务。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时，随袁世凯出关，负责前敌饷械及侦探敌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江负责处理直隶、山东沿海地区义和团和教民之间纠纷案件。光绪三十一年，江留办京畿冬防，协同守卫皇宫禁地，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保奏，以知府留于直隶委用。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江朝宗为该处成员之一。1917年，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黎召"辫帅"张勋入京调停。张率兵入京，逼黎以解散国会为调停条件。时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于是江朝宗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国务总理，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命令解散国会。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6月24日，江宣告卸任。后被段祺瑞作命为将军府"迪威"将军。1921年，江朝宗保荐许世英为安徽省省长，自己则以"太上省长"自居。此后，江虽失掌军政大权，却以前清遗老、民国伟人、社会名流自命。“七七”事变后，他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由于他是在日本投降前病死的，所以还举行了一个较为“体面”的葬礼

齐燮元（1879年 一1946年），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光绪年间秀才，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民国年间，所率部队屡战屡败，然而职务却由旅长累升为副司令。1937年投靠日本侵略者，1940年被南京汪伪政府任命为 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1946年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⑦ 在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的李火镰，在历史上有原型吗

李鹤龄是李火镰原型人物，刺杀陈箓就是李鹤龄所为。
李鹤龄 (1902—1927)，原名李登寿，又名李合林、李松林，郫县郫筒镇东街人，生于1902年8月6日。其父李星衢，以经营古旧衣货为业。留法勤工俭学。李鹤龄于1913考入郫县高等小学，后转入模范高等小学第一班，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5年李鹤龄考入成都联立中学。
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中学。在清华中学读书期间，李鹤龄曾参加着名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当时正值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李鹤龄于1920年4月去法国，先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由于成绩优良，被华法教育会聘用，作批转信件的工作。1921年秋，经华法教育会华籍秘书李光汉介绍，李鹤龄任华籍女律师郑毓秀的“代笔师爷”。郑毓秀系广东人，是1913年留学法国的唯一女官费生，留学期间曾3次回国。郑毓秀于1922年春在巴黎大学发表博士论文后，成为中国在法的名流人士，与法国的政界人员有密切的往来，拜法国国会议员禹格勒阿为义父。郑毓秀所住的房屋就是其义父赠予的。
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到法国不久，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的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许多工厂停业，新去的许多勤工俭学的学生不但无工可做，连学习也无法进行。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开展争取“三权”（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李鹤龄与同学们一起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请愿，明确提出“三权”要求。陈箓却勾结法国军警殴打学生，激起旅法华侨团体和国内各界的一致声讨。1921年4月，中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向法国政府贷款5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打内战。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得知此项消息后，群情愤慨，在赵世炎、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同学的领导下，筹备并召开了“反对中法借款大会”。李鹤龄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拒借大会。大会上，中国驻法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代表公使陈箓参加大会，愤怒的学生们质问王曾思借款一事，王矢口否认，遭到同学们的痛打。由于在法学生们的反对，国内各界人士的痛斥，北洋政府的借款一事未能得逞。
1921年，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法国里昂修建了中法大学（简称“里大”）。但是，当中法大学建成后，招收的学生却大部分是由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官僚贵族子弟，对勤工俭学学生一个不收，这就引起全体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极大愤怒。9月12日，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陈毅、陈炎等104人，不顾法国军警和校方的阻拦，涌进中法大学，占据一座楼房。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强行进驻“里大”后，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同学们节衣宿食，千方百计筹集钱款支援他们。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和在法的官僚政客吴稚晖等人，表面上假情假意地同学生们兜圈子，暗中却勾结法军警对进驻“里大”的学生代表下毒手。10月14日，法国军警将进驻“里大”的全体学生代表强制上船，驱逐出境，遣返押解回国。
通过争“三权”的斗争，反借款的斗争和进驻“里大”的斗争李鹤龄看清了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是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在法罪魁，他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罪魁。由于李鹤龄掌握中、法两种文字的能力较强，郑毓秀掌握法文的能力还可以，但中文能力却很差，写起中文来往往词不达意，且错别字连篇。所以郑毓秀草拟中文稿或作翻译工作时，都离不开李鹤龄这个代笔师爷，因此李鹤龄是住在郑毓秀的寓所内。这样李鹤龄就有机会接近在法的中国官吏，他决定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待机枪杀陈箓。
机会终于来了。1922年3月19日，为郑毓秀女士生日，法国政界不少的人和在法的中国官吏名流如公使陈箓偕夫人、领事廖世功以及中国铁道工程师张祜等均至郑毓秀的寓所贺寿。李鹤龄把从游乐园购置的用作射击游戏的手枪（击中要害处也能致死人命）擦拭一新，上好五粒子弹，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午宴上，李鹤龄看见陈箓那得意忘形的样子，气得咬牙切齿，多次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进内衣，摸着枪把，很想当场就将陈箓打死。可是由于人多，没有机会下手，心中暗想：让你再活两小时。午宴毕，李鹤龄上楼休息，密切注视着楼下陈箓的动向。直至下午二时，李鹤龄听到楼下陈箓夫妇向主人告辞，他立即下楼冲出门外，见陈箓已上汽车，他急忙举枪射击。遗憾的是连发3枪均未击中，吓得陈箓紧紧伏在车内，子弹打破玻璃，擦伤了陈箓老婆的手臂和同车张祜的耳朵。李鹤龄正要发第四枪，已被郑毓秀的双手箍抱住，只得弃枪逃遁。附近法国警察局立即派人将郑毓秀的寓所包围，严禁出入，进行搜查。三小时后，李鹤龄到法国警厅自首，供称因陈箓迫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不得人心，出于义愤故杀之，为里昂中法大学被迫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
李鹤龄到法国后，没有像其他多数的勤工俭学同学那样，为生活所迫，到法国的小城镇、小工厂到处找活干，好不容易找到一项活，干不上两三月又被人家辞退，只得又别寻新路，一年四季都在奔波。而李鹤龄却被名流人士郑毓秀聘用，一直住在高级寓所内，与上层人士的接触也较多，如果想攀附这些官吏要员，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可是，李鹤龄没有去攀附那些权贵，反而对他们切齿痛恨，甚至颇为大胆地枪击公使大人，他的勇敢之举，吓坏了以陈箓为首的官吏要员，使他们不能不考虑今后在对待勤工俭学学生的问题上，不要把局势搞得太僵了，因为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人数达1300多人，并且在他们身后还有法国和国内的许多人支持他们。李鹤龄枪击陈箓的勇敢之举，得到广大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和主张正义人士的赞赏，他们在舆论上和物质上给予李鹤龄很大的支持，并四处奔走联络，群起声援李鹤龄，强烈谴责陈箓。在异国法庭上，李鹤龄义正辞严，用流利的法语答辩，博得在场大多数旁听者的同情。法庭无法作出判决，只好将李鹤龄暂时拘押。由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领导，旅法华侨、留法学生联合会以及法国主张正义人士，纷纷揭露陈箓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旅居英、德、比、奥等国的华侨也通过报界或直接致电致函声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狱中的李鹤龄辩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老奸巨滑的陈箓只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从宽发落”。李鹤龄得以获释。
从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选送一些党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先后去的四川籍学生有赵世炎（酉阳县人，192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刘伯坚（平昌县人，1935年在广东大庾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希贤（小平）、聂荣臻、朱德、林修杰（南充人，1928年在江西波阳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穆青（树珊、合江县人，1930年牺牲于巴县）、李畅英（大章）等。李鹤龄是旅欧支部第二批选送到莫斯科的。1923年11月，李鹤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课程和军事课程。1924年，由于孙中山颁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南方革命政府与苏联关系更加友好。苏联应孙中山的要求，在莫斯科专门为中国开办了一所大学，只收中国学生，这就是中山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这样，从法国选送到莫斯科的学生，与从国内选送到莫斯科的学生都到中山大学就学。
李鹤龄于1925年初回国。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李鹤龄被安排到刚开办不久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6年在广州参加北伐军，在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组织科科长。1927年北伐军攻下武汉，由于武汉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工运工作急需充实力量，李鹤龄奉调做工运工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由于我党主要负责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看不到潜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敌人，看不清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一丘之貉，自动解除了武装，不采取防范措施以防止蒋介石之类的人物再次发动反革命政变，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把持武汉军政府的汪精卫身上，期求汪精卫把大革命的旗帜再举起来。7月15日，汪精卫的狰狞面目暴露出来了，他与蒋介石一样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又象上海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惨遭杀害，李鹤龄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都在这次白色恐怖中惨遭杀害，以他25岁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壮美人生赞歌。

⑧ 吴敬恒（稚晖） 篆书五言 对联

吴敬恒（稚晖） 篆书五言 对联

吴敬恒，字稚晖，江苏武进人。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曾任北洋学堂教习。1901年留学日本，旋回国。1902年奉两广总督之命率领学生赴日留学，因大闹清政府驻日公使馆，被逐回国。参与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10年先后翻译《天演学图解》、《物种原始》，向国内介绍进化论学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归国，“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伦敦。1915年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法国里昂大学首任中国校长。

⑨ 吴稚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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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稚晖
字号:
时代: 近现代
简介:
吴稚晖系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866年，早年曾在天津北洋学堂、上海南洋公学

任教习、学长，后又到日本留学，完成学业后回国。1902年10月，吴稚晖参加《苏

报》笔战阵营，猛烈抨击祸国殃民的清政府。1903年，《苏报》案爆发，吴稚晖无

处立足，秘密逃往香港，然后去英国，再转往法国。1905年在法国参加孙中山先生

创办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建“世界社”，并创办

《新世纪》报。辛亥革命爆发后，吴稚晖回到中国，二次革命失败不久，吴稚晖再

往欧洲，1915年又与李石曾等创建“留法勤工俭学会”、“世界编辑社”。1916年，

吴稚晖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吴稚晖主张彻底抛弃封建传统文化，并在《中华新报》

等报刊上写了大量抨击封建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政论文章，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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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 1944年作 篆书 立轴 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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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吴稚晖 钱大钧 致钱企裴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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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吴稚晖有什么贡献

吴稚晖还进一步论证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只是接触到环境的影响才使“本善”的人性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发展是善恶交替发展、斗争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人性发露接触万事万物时能不受环境影响而达到善呢？他认为这有待于“理智”的“审查”，即通过理智的作用使恶制于善，使善善相续。吴稚晖一再宣称，“人类向于进化，本由良德”，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断推动发扬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不过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实现。

吴稚晕又揭示了三民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进入大同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天下为公”，使天下的人必须人人为公，不可为私，做到这一点，办法有三条，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中重心是民生主义。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使地尽其力，物尽用其用，人尽其能。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用还着为了物质财富去你争我夺，自然可以做到人人为公，社会进入无政府的大同时代。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都离不开科学和教育，所以吴稚晖充分肯定了科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意义，强调科学与教育是产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

需要指出，吴稚晖的在流亡欧洲时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而逐渐服膺之的；在创办《新世纪》时，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是与反帝、反清、反封建主义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结合的；辛亥革命后，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发展必然一阶段，认为共和制是现实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在历史中起了进步的作用，表现了一个要求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的思想家的气主的胸襟。而在北伐战争以后，他倡导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为了与共产主义思潮相对抗，反对阶级斗争，而实质上，他已经把无政府主义束之高阁，并逐步摆脱其影响，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竭诚拥护者。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崩溃已成定局。孙中山由美国转至英国，准备返回国内。吴稚晖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事，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于伦敦唐人街首先悬挂。孙中山临回国时，关照稚晖也要及早回国。这样，吴稚晖在孙中山抵达上海3天后即12月28日也到了上海。民国肇建，各派势力竞相争权夺利，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是争得不可开交。孙中山非常重吴稚晖，要记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吴稚晖恰恰与一般人相反，坚决推辞。此后直到孙中山逝世的10多年时间里，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育、科学。吴稚晖走遍中国南北，到过英、德、法、日，深知汉语同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无法听懂，而其文则因无注音，让人难以学习。吴稚晖认为，“无音可读”是汉字的一大缺点，如若能为汉字“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内，在全国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平民，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早在1895年，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与卢戆章的“第一快音新字”同开中国拼音了母之先河。在巴黎时期，他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过研究。现在，这位革命元勋可以完全投入。1913年1月，他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并在该年2月召开的全国读音统一会会期中，用3个月时间，主持制定注音字母。1917年在此基础上取6000余字编定《国音字典》，1918年出版。自1919年起，他主持国语统一筹备会（后改为国语推行委会），提出在国推行注音符号的任务、方案、办法；修订标准音，审定《国音常用字沁》等多种国语书籍，颁为国家本；在各国立师范学校增设国语专修科，并出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亲自在国语师资班兼课，以训练推行国语的人才；编制《汉语拼音表》、《注音符号》一类的通谷教材，力图国语推行的通俗化、简易化、普及化。吴稚晖以后仍继续关注这一工作。他以自己毕生精力轶珩国音统一工作，奠奠定了民国时期推“语同音”的基础。

吴稚晖十分关心教育。民国建立后，他就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以及今后的教育目的、方针、作用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还发起俭学会，设立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倡导组织青少年赴法勤工俭学，将其新教育思想付诸实践。1915年他与李石曾等发起勤工检学运动；1917年初在《中华新报》辟“客座谈话”专栏，介绍留学欧洲应具备的知识和外国风俗见闻；1919年初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0-1922年间筹建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出任校长；1925年又创办了海外补学校，为国民党要人子弟出国留学作准备。

吴稚晖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前者有利于提高全国平民的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后者培养了科学技术和政法人才，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响。

官稚晖坚信革命不是为做官，但仍十分关心国事。他的名言是：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所以，他以民国元勋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他以普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

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吴稚晖愤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与蔡元培创办《公论报》，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竭力倡导讨袁运动。后来，袁世凯镇压了小中山领导的讨袁运动，孙中山流亡日本，吴稚晖出走英国。吴稚晖十分关国事，当1915年1月法国报纸披露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内容后，吴稚晖与蔡元培等函件来往，揭露袁世凯丧权辱国。有趣的是，袁世凯自以为地位巩固，革命党人已是穷途末路，只要稍加笼络的一个有影响人物，他便授勋位于吴稚晕，不料，吴稚晖毫不领情，立即写信回绝，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这一封信诙谐而讽刺，传颂一时。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返回上海。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便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奥间，劝陈炯明悔过讨贼，虽因陈炯明不听劝告而未成，但吴稚晖的一片爱国热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在北代誓师大会上，年过花甲的国民常元老吴稚晖将孙中山的遗橡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代军总司令蒋介石，并臻词激劢全体将士。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注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他以８１高龄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青少年。

由于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1949年,他为国民党统治的行将垮台忧心忡忡,体力大衰,时病时好。2月24日他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台湾。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终年８８岁。

吴稚晖一生十分简朴，敝衣败絮，安之若素，外出总是以步当车，经常罢车。他视金如身外之物，通通用来接济别人。他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2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日积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着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1册或2册）。

吴稚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而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他学贯中西，爱国坚定，生活淡泊，臻力教育，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崇敬并受到其深刻的影响。蒋梦麟料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彗星；胡适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196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举存他为“世纪伟人”。无论是吴稚晖的生平，还是其中丰富的思想，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