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法国是老牌强国,二战哪些原因法军40多天投降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希特勒发动闪击波兰之前,实际就和苏联元首斯大林商量好瓜分波兰了。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法国还停留在一战作战经验上,食古不化照搬经验,这就是思想决定战术,战术决定成败。
一战后,德国总结失败经验,在专门研究法国战术的前提下,与时俱进进行了大胆改进,当战争爆发后,显然法国适应不了德国的战术,当然也就抵御不住,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说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只有不断的提高战术才能战无不胜。
⑵ 当年斯大林为啥不报前仇,像分割德国那样与美国肢解日本
斯大林当年没有像分割德国一样与美国共同瓜分日本,主要原因有三点——两大阵营逐渐形成,需要保存实力,其他帝国的潜在威胁!
其他帝国的潜在威胁
不得不承认在当年斯大林与美国两霸天下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潜在威胁,如果这两个国家贸然对日本进行瓜分,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敌变成其他国家所讨伐的对象,这样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苏联都不是一件好事,于是苏联的斯大林便放弃了瓜分日本的想法!
⑶ 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为何消失整整两周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
和美国的珍珠港被日军偷袭后,罗斯福总统立即在国会发表演讲不同,苏联在被德国闪电突袭的两周内,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却突然“失声”了。这个本该由领袖发表鼓舞人心的抗战宣言,却意外的被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代言了。
所以,对条约的过分依赖;过分相信英法的实力;对自己之前的“大清洗“运动感到不安。这三点促使了斯大林在开战前选择”暂时的消失“,这位苏联的领袖需要思考的时间。
不过德国是要面对的,所以还是让莫洛托夫发表了宣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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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为什么2战中斯大林不接受德国的投降
斯大林听到卓娅被德军残酷吊死的时候,下令苏军如遇德军322团,不接受投降,全部处死。为什么会如此呢?还得说说这个小卓娅的故事: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17岁的女中学生卓娅参加了游击队。她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被德寇绞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50年代出生的人都熟悉这不屈的英名。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着名的女英雄,她为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游击队,后不幸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俘。除了严刑拷打,法西斯匪徒还灭绝人性地轮奸她。面对敌人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她始终没有屈服,直至英勇就义。 在苏联的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涌现出很多卫国英雄,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位就是她,她的名字叫卓娅。 卓娅生于1923年9月13日,从她生下那天起,就生活在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阳光下,她健康而又幸福地成长起来了。在列宁的伟大思想哺育下,她从小就懂得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应该爱什么恨什么。她16岁的那一年,就光荣地被批准加入苏联共青团。1941年卓娅从10年制学校毕业了。就在举行毕业晚会的第二天,德国法西斯突然侵入苏联。 卓娅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立即投入战斗。她被派到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活动。 1941年11月,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她不幸被俘了。 敌人开始审讯她。敌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丹娘”。“丹娘”是十月革命时期着名的女英雄的名字,敌人当然知道。敌人问她游击队在哪里?有多少人……问来问去,所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我不说”。敌人本以为这个女孩子是容易对付的。谁知道却格外坚强。敌人被激怒了,四个敌人轮流用鞭子抽打她。卓娅心里想,在敌人面前决不能示弱,不论敌人怎么打,决不吭一声。敌人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像雨点般似地落在卓娅的身上、头上、脸上、手上鲜血直流,但她没叫一声痛,昂着头,怒视着敌人 敌人对卓娅毫无办法,决定将她绞死。当敌人把她带到绞刑架前,将绞索套到她的脖子上的时候,她高声呼喊说:“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万万人,会有人替我报仇的。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卓娅被绞死了,她只活了18岁,但是,她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政府追认卓娅为“苏联英雄”。 在45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就是曾经杀害卓娅的那支德军被红军包围,弹尽粮决,最后提出投降请求,朱可夫元帅请示斯大林,斯大林拍着桌子说:“我们可以接受任何一支德军投降,惟独不接受这支德军的投降!因为卓亚是被他们杀害!”结果苏联红军在敌人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歼这支德军!
⑸ 沈志华:斯大林如何走上冷战之路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还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
在笔者看来,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再见!世界革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随着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着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
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
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即将缔结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为此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要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到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重大转折。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毅然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
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着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
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
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流和反复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秩序得以保证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美、苏、英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对雅尔塔体系非常满意,他曾指着地图向其下属一一列举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的新疆域。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而这些都是与西方合作给苏联带来的好处。斯大林后来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
如果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是为了向西方表明苏联战后的政策取向,那么能够落实这种政策取向的具体做法和行动方针就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以及莫斯科能力所及的地方,推动共产党与其他党派通过议会制选举建立联合政府,笔者将其概括为“联合政府”政策。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首先要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落实,特别是在那些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战争结束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长期侨居国外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对意大利的政策大同小异,当意共领导人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时,斯大林则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这个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
建立“民主”的东欧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在莫斯科遥控,以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斯大林批评道:“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对此莫斯科再次让步。推迟选举以后,斯大林接见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时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生死)问题。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苏联甚至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
当虚张声势遇上反应过激
二战后的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同时,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摩擦注定这种合作难以持久。
苏联与西方的危机首先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理和有限扩张的意图。
1945年6月2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GKO)下达第9168号命令,决定对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秘密进行研究,同时对已知油田进行打井和开采。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为在伊朗建立一个阿塞拜疆自治区并在北部各省开展分离主义运动做准备,拟将伊朗人民党阿塞拜疆支部改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引各阶层支持分离主义者加入,并在伊朗北部给库尔德人做适当工作,以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于是,苏联与伊朗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伊朗政府则在安理会控告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斯大林于3月24日命令:苏军按照先前的承诺,在5月10日前完成撤军。失去苏联支持的伊朗民主党的武装斗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伊朗危机刚刚过去,土耳其危机却悄悄逼近。1946年8月7日,苏联发出照会,要求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苏土边界地区调动军队,并实行军事演习,以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行动立即引起土、美、英的强烈反应,警告和抗议照会接踵而至,美国不断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力量,土耳其也实行了全国动员。面对如此紧张而严重的局势,斯大林决定知难而退。
如果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势所震慑,而英美对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额外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此时的基本外交战略还是与西方合作,对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当然不能影响长远的和战略的利益。所以,当美国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介入后,斯大林立即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即使失去对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权,牺牲伊朗民主党和大好的“革命形势”也在所不惜。
“遏制”政策与对抗的重启
西方对苏联行为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苏联的威胁没有镇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来西方势力的联合对抗。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布局。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想法。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某种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事项。
1947年,西欧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相继被赶出政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194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问题
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6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实行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如果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东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形成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不过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新纲领。这一纲领的中心命题就是断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欧洲共产党内部的整肃,协调各党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也是这一方针的体现:斯大林为表示对英美处理德国问题的不满,煞有介事地封锁了柏林,好像是要与敌人展开决战,但美国采取全面反封锁的强烈措施不久,苏联便知难而退,认可了西方的所作所为。这说明,斯大林只是想做出一种强硬的姿态,表明立场,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这个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在建立巴尔干联盟、援助希腊游击队等问题上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而触怒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
⑹ 二战法国投降,为什么战后法国成了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是如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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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mpus.cer.net 2005-04-04 10:25 环球时报
罗斯福提出“四警察”思想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二战期间,四国政 府第一次共同宣布,一致赞同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倡导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教训,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谋划,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
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的较为具体的计划。罗斯福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应该是世界性的,而非地区性的。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同意。12月24日,罗斯福再次郑重强调:“英国、苏联、中国、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四警察”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确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
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于1943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会谈中,罗斯福详细叙述了对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想,其中也包括“世界警察”问题。
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应由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由当时大约35个反法西斯国家成员国组成。这个机构定期在不同的地方开会,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并向一个较小的机构提出建议。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参加者为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再加上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洲国家、一个近东国家、一个远东国家和一个英帝国(后改为英联邦)自治领,总共10到11个国家。这个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军事以外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有关国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
在回答斯大林提问的过程中,罗斯福进一步补充说,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胁时,“四警察”有两种对付方法:一种情况是,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采取隔离的方法,封锁有关国家的边界并实行禁运。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威胁更严重,四大国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被拒绝,就将立即对该国实施轰炸和可能的军事进攻。
斯大林赞同罗斯福关于加强制裁权的主张,他认为,联合国的最高一级机构不仅应当有权作出决定,还应该有权控制德国和日本周围的重要军事据点,以防止这两个国家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
斯大林强调说,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有权在欧洲和远东占领重要的战略据点,包围德国和日本,在它们出现发动侵略的危险时,就把它们打下去。
苏联方面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早在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时,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提出过异议。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但它提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中国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坚持拉拢蒋介石执政的中国,斯大林提出了替代方案。他建议组建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由美国、英国、苏联,可能再有另一个欧洲国家参加;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远东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世界组织。方案很周密,言词很委婉,最终目的是不让中国进入“世界警察”的行列。英国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
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表示,他不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更远的将来,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
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中国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
五大常任理事国正式确立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
会议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美国最初的方案是由4个常任理事国和7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又提出吸收法国作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接着又补充说,晚些时候还可能建议增加一个拉美国家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经苏联代表询问,美国代表说,拉美代表是巴西。美国坚持认为,巴西的人口、面积和资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国。此外,巴西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说,苏方认为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暂时限定为四大国,以后法国加入后限定为五大国。英国代表也表示,希望理事会还是不要有第六个常任席位,并补充说,只要一突破增加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框框,理事会就会受到强大压力,就会有提出进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后来,美国代表又提出,应该将以后如何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条款列入基本文件,但英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均持否定态度。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当时法国已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宪章同时也规定了“大国一致”原则:即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一个大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这被称为“否决权”,对于保持大国一致行动,集中力量反对地区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希望建立一种国际安全机制,以消除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冷战开始后,美苏在全球各地角逐,为了破坏对方的行动计划,两国频繁动用否决权而使“大国一致”原则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一致”原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其有效性。它对于防范地区冲突,遏制某些大国谋求地区霸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联合国宪章》中稳定和行之有效的原则。
常任理事国机制发挥巨大作用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止到2002年,安理会总共批准执行了约55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力阻止和减缓了地区冲突的发展和扩大。这一机制在经历了冷战后愈发显示出其生命力。
随着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和世界各地区安全角势的日益复杂,联合国也面临着新的改革。但联合国的改革,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2003年11月7日,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演说中说,改革不是为了剥夺目前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而是为了使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更容易为全世界所接受。言外之意是,维护目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的稳定性应是首先要考虑的。舆论也普遍认为,对于常任理事国的改革应当慎重,充分发挥现在常任理事国机制才是联合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之一。
⑺ 斯大林是如何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3年1月31日,德军南部集团军群投降。2月2日,北部集团也投降。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及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这些损失对希特勒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其整个战争机器。
1943年2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奉召从前线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热情地欢迎他们,祝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正如罗科索夫所说,在这种场合,“他确确实实能够以他的热情和关心使人陶醉。”
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彻底摧毁了希特勒的主力,法西斯当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再能弥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损失,从这时起,德国人只能退却。
1943年10月,苏军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在北面,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梭斯克,莫斯科彻底解除了受进攻的威胁。1944年,苏军先后解放了列宁格勒、克里木和敖德萨、明斯克。至此,苏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所有国土。从1944年7月起。转入外线作战,先后解放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胜利登陆,自此开辟了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纳粹法西斯灭亡的速度。
丘吉尔想赶在俄国前面抢先攻占柏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攻克柏林的政治意义,他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朱可夫回答说。他和科涅夫可以在两周的时间内向柏林发起进攻。但他没有把握罗科索夫斯基是否能够如此迅速的作好准备,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1945年4月16日拂晓前,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4月23日攻入城内。4月30日,苏军直捣德国国会大楼,希特勒自杀。
5月1日凌晨,朱可夫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斯大林回答说:“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希特勒的尸体呢?……告诉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检阅。”
5月9日凌晨,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
6月24日,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旁是朱可夫元帅。阅兵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丝毫没有使庆祝的盛况减色。步兵、骑兵和坦克兵通过泥泞的道路,由红场急驰而过。斯大林作为原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最终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⑻ 同样是苏维埃领导人,斯大林被认为是恶人,那么应如何评价列宁
斯大林玩弄政治手段上位,上位后杀了这么多人,而且还坚持苏维埃中央的至高无上,得罪了格鲁吉亚的分离势力,所以苏维埃内部没人喜欢他,至于伟大导师,也许LZ应该查查导师的由中国人组成的卫士组,对人在异国不通语言的中国同胞伟大导师很是信任,借他们之手清洗掉了不少人,所以毛子不会讨厌伟大导师,而是去怨恨中国人
⑼ 为什么斯大林不帮法国
法国在之前慕尼黑忽悠了苏联一把
苏德当时有了互不侵犯条约
法国当时还打算在芬兰和黑海方向攻击苏联
苏联没有直接出手已经很够意思了
⑽ 拿破仑人生的滑铁卢时,法国还有几十万军队,为什么就这样投降了
815年3月,平静了一年多的欧洲骤然又掀起狂风巨浪。在同第六次反法联盟军决战失败的拿破仑,带领保卫他的1050名官兵逃出流放地厄尔巴岛,巧妙地躲过英国和法国的巡逻舰,于3月1日在法国南部的儒昂港成功登陆。登陆后,迅速向西北推进,沿途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复辟的波旁王朝得悉后,就派兵前去阻击,但政府士兵遇到拿破仑时不肯开火,并且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3月20日拿破仑进入巴黎,受到几十万市民的夹道欢迎。路易十八在前一天就仓惶出逃,拿破仑又登上了帝位。
拿破仑的再起,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欧洲各国,把正在维也纳开会的反法联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决定立即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联盟的成员有英、俄、普、奥、荷、比等国,共集结了70万大军,准备进攻巴黎。而拿破仑在两个月里只征集到18万军队,力量对比悬殊。拿破仑决定在联军会合之前,各个击破。
6月12日,拿破仑率领12.5万大军进入比利时。16日,拿破仑指挥法军,在林尼村打败了布留赫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但由于他的部下进军迟缓,未能全歼普军,8万普军逃得无影无踪。17日,拿破仑错误地让军队休息了一天,并决定18日同英军元帅惠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在滑铁卢(布鲁塞尔以南20公里)展开大决战。而惠灵顿指挥的英军早已修了坚固的工事,等待拿破仑。
18日清晨,大雨滂沦,战场泥泞,炮兵和骑兵无法展开,一直拖到中午才打响举世闻名的滑铁卢大战。战斗一开始,双方用大炮互相轰击,骑兵、步兵短名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法军一再猛攻,曾多次突破英军防线,但因兵力不足,未能扩大战果。正当英军难以支持之时,布留赫尔率领3万普军前来支援,战局急转直下。拿破仑把最后的预备队近卫军也投入了战斗,仍无法扭转战局。法军最后在英荷和普军的总攻下,全线崩溃。拿破仑仅带1万余名残兵败将逃回巴黎。22日,在强大的联盟武装干涉下,被迫第二次退位。结果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最后被囚死在那里。
滑铁卢之战是拿破仑最后一次驰骋在战场上,他的失败,彻底结束了拿破仑的时代,欧洲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后来,人们就把“滑铁卢”当作最终失败的代名词。
这是在滑铁卢狮子山顶上的一块石板,刻制着1815年6月18日上午双方兵力部署图。蓝方代表拿破仑的军队72000人,另一方是威灵顿的联盟军(包括英、荷、比、德的部队)68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