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旧制度如何打破

Ⅰ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制宪议会为改造旧制度所采取的举措及历史作用

制宪议会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是废除封建制度，后来被称为“八月法令”。制宪议会本来在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是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促使它不能不改为首先研究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于是在8月4日至11日通过了这个着名的法令。8月4日晚，作为法学家的塔尔热提议必须强制恢复农村秩序。而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却提出了革命性建议：要使农民放下武器，就应该无偿废除残存的农奴制和人身劳役，一切人都按收入纳税，与土地相关联的封建义务可以允许赎买。埃吉永公爵当即支持这一提案，代表们也纷纷表示赞同。随后，很多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接踵走上讲坛，提出要废除各类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包括教会什一税、贵族狩猎特权、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会场上情绪高昂，会议开了一夜，史称“八月四日之夜”。八月法令便是根据这一夜的动议制定的。法令宣布“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废除”。按规定无偿废除的有：人身义务、狩猎、鸽舍特权、领主法庭、教会什一税、特权等级免税权、买卖官职制度等，还规定任何公民，不论出身如何，均可出任教会或国家的文武官职。法令宣布要制定“全国性宪法”。此外，对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法令规定要以赎买的方式予以废除。
通过八月法令之后，制宪议会又转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草拟工作，经过逐字逐句讨论，于8月26日通过。到1791年通过宪法为止，又经过多次修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受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非常大，在民主原则上许多地方又超过了美国《权利法案》，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核心内容是人权与法治。《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整个主权在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这些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总纲。它首先明确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天赋权利），即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然权利通过人们的“政治结合”，就变为公民权利，那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政治结合产生的是公民社会，体现出来的是“社会契约”原则。因此，最高权力来自于国民，即主权在民原则。《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的这个根本性原则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以主权在民代替主权在君，是以公民社会代替贵族社会的根本表现。它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意识。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并没有鼓吹无限制的自由，然而它给自由规定的唯一限制，只是不损害他人，即自由是指“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的事”。在这个限制范围内，“公民都有言论、写作、出版的自由”，“任何人不应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受干扰”。与自由密切关联的是平等。《人权宣言》将平等也列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公民权利，它将平等解释成身份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担任公职上的平等，负担纳税义务上的平等。它写道：“所有公民……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显职、职务和公共职位，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没有其他差别”。
为保障人权，必须实行法治。《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强调，决定国家意图的，不应是掌权者而应是国民。国民的公共意志应是立法的根本依据。“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亲身或委托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不依照法律就“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每个人在守法方面也是平等的，“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分权原则，以防止政府的专横与渎职。“没有确立分权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后来制定的1791年宪法中，又为公民规定了集会、请愿、享有公共救济和受教育等自由权利。这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所列权利的补充。

Ⅱ 1792年法国面临的严峻行式是什么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监狱暴发的一场革命，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大革命的结束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794年7月雅各宾派统治的结束为革命的终结。另有观点认为1799年的雾月政变为革命终结的标志。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着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178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监狱暴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神圣罗马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编辑本段]法国大革命-起因
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1715年 - 1774年），由于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不断遭到各种抨击。这形成了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开明的人物，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思想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深入人心。
在革命前，法国的居民被分成3个等级：
天主教高级教士 封建贵族 资产阶级、农民、无产者及除第一第二等级外其他阶层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

Ⅲ 法国旧制度

clergé 教士 monarque 君主 aristocrate贵族 主要是这三大权利，在中世纪开始 卡佩 王朝的权利逐渐分散到其下的贵族手中，在这个时期神权在法国依然有很大的权利，当时法国近30%的土地都规教会所有。百年战争后重骑兵对战场的统治地位被步兵和火药动摇。在火枪普及，查理8入侵意大利前后 王权逐渐占据主导位置，查理曾几次胁迫教皇更是率兵占领了梵蒂冈。

到路易14的时候君主的权利已经到了至高点，因为火炮和滑膛枪的逐渐应用。贵族骑兵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启蒙运动和新工业与农业技术的普及，劳动力得到解放。更多的中产阶级和受过简单教育的无产阶级推动了法国封建主义的灭亡。

Ⅳ 法国一二两次革命成果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急啊！

请参照以下详细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干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着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着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着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Ⅳ 指出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打破的旧制度有何不同

英：揭开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揭开了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
美：摧毁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法：扫清了国内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封建基础。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Ⅵ 18世纪，法国旧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社会矛盾激化，人民怨声载到。

一、封建制度

二、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三、思想启蒙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同事促进了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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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拿破仑推动了法国历史的发展

古往今来，欧洲大地都有着无数聪明绝顶的能人智者，向往着那把寒光四射的将军指挥刀，向往着那匹百里挑一的骑士千里马,甚至向往着那代表无上权威的皇帝桂冠。但在这些人之中,又有少之又少的天才能够驰骋于沙场,呼啸于大地,拓展疆土,叱咤风云。而拿破伦就是这样的人。他创造的历史,他的影响,不是一国性或者是一时性的。在人类文明史上,拿破伦是一个改写世界并且施加于历史长期影响的伟人，他的行为深深影响着法国。
出生在科西嘉岛的拿破仑，从小的生活就不好。波拿巴家族原来是意大利人，在16世纪迁到阿维克修。他的母亲列蒂契亚，其家族原先也是意大利贵族5世纪迁入阿维克修。拿破仑就是在这样一个“贵族”下长大的。在1779年，拿破仑被父亲送入法国的奥亭中学学习，同年春转入法国东部的一所军事学校学习，在那里学到15岁。那所学校只有100不到的学生，并且全为贵族。拿破仑这个落寞的小贵族口袋里一文不名，并且连自己的法文姓名都读不好，所以总是被周围的学生讥笑和歧视。所以拿破仑很孤僻。他喜欢一个人看哲学着作，他接触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马布里等人的着作。他很喜欢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及其他作品。1788年赴奥松城，他特别注意18世纪军事家所注意的那些军事问题的着作。通过少年时期积累的这些知识，为以后拿破伦政治生涯。
18世纪法国正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时期，当时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这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两个等级，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特权阶层和第三阶级的矛盾下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真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为，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绝对权利的整个系统。君主专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尽。一个人表面上看死于感冒，实际上它早已有病，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一得感冒就死亡了。法国实际上已经被很多矛盾所困扰。而他的继任者路易十六，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祖留给他的难题要远远超过荣耀。据说，路易十六温和内向、处事犹豫，最大的爱好是拆装铁锁，但是，这位锁匠国王却没能打开困住国家前进的枷锁。并且此时的法国一场启蒙思想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进行中，启蒙思想的深入发展，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的传播，活跃了法国人民的思想，使人民以新的观念去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如同是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认识自己是人”。这一切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潜在动力。在路易十六登基14余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矛盾被激化了，连续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18世纪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几乎要花掉全部的积蓄才能勉强吃饱肚子，而农民们却承担着比往年更重的赋税。法国社会各阶层迫其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其充分权利的政治制度，而如何形成一种适应法国商业经济与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成了法国问题的关键。“革命暴露了现行政治模式的相当贫乏”。这就是说制度变革是急剧变化的法国社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而政治制度又是制度变革的中心环节。法国就君主制度已经不适应法国社会发展的现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希望改变这个旧世界，革命之势不可阻挡。终于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大革命的爆发为拿破仑带来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1795年他受巴黎督政官巴拉斯之托成功平定保王党武装叛乱，一夜之间荣升为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在军界和政界中崭露头角。1796年3月2日，26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并取得意大利之役的胜利。在这些战役中，拿破仑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而经历了革命的恐怖和动荡的法国人民开始渴望社会的安定，期盼着强有力的人物出现，结束国家的混乱和危机。而在战场上节节取的胜利的拿破仑，让人民看到了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希望，开始接受拿破仑认为它代表了一种能够控制社会的力量，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1799年11月拿破仑成为了法国的第一执政，并在1804年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加冕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拿破仑为了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将激起法国及欧洲剧烈社会动荡的“理性的狂热”化为秩序，用法律“治理国家”。1804年颁布了《法国民法典》，这是拿破仑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亲自主持制定了的。法典中规定：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这部法典的推行，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权的重要。马克思说：它“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译成司法法规的语言”，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说：“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要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也认为这部法典很重要，他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还会被人忘却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伦自己这样评价他的这一立法成就：“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役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回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伦此言不虚，他制订的民法典能否永垂不朽姑且不论，但法国今天还在使用，却是事实。岁月流逝，时代沧桑，《法国民法典》自然有许多补充和修改，但体例、条目的框架却一如旧貌，我们今天打开它，仍然看到在第一页上赫然注明：“一八○三年制订”。
除此之外，拿破仑还在1807年和1810年相继颁布了《商法典》和《刑法典》，这两部法典的颁布经一步完善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巩固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进一步摧毁了封建君主旧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也为拿破仑将法国带到路易十四以后的又一辉煌的顶峰作了政治基础。
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快法国经济的振兴，拿破仑进行了多项财政改革，创办法兰西银行，鼓励发展工商业。由于革命之前，法国已经有许多手工工场，纺织、冶炼、煤矿、造船等工业出现了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在此基础上，许多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船主、商人积极投入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去，将法国的产品行销到欧洲各地。使得阿尔萨斯的染色布和印花织品，里昂的丝绸，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被当作奢侈品高价出售。商业的发展带动了运输业的发展，造船业蓬勃发展，沿海一带出现了大规模的造船厂。轻工业发展的同时，重工业也在慢慢恢复发展，昂赞公司开发北部煤矿，雇用了数千名矿工。东部的勒克佐公司，拥有巨大炼铁炉，许多革命前分散的手工工厂和作坊通过发展不断的壮大自身的生产规模。经济的恢复发展推动了法国经济秩序的稳定，巩固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成为法国经济体制的主体同时也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拿破仑政府赢得更多的税收得以发展军事的同时也赢得全体法国人民的信任。
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为了更好的保障社会的良性发展，拿破仑对教育进行改革。建立公立中学和法兰西大学，使全国的教育制度受中央控制，进行统一监督。全国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为法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人才。同样，行政领域也是拿破仑改革的重点，他将法国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彼此都不是独立的，也是受到中央的控制，加强国家的统一管理。针对革命后，国家仍然存在的激进要求，城市平民和工人风潮以及保王党分子的叛乱一律加以镇压，但保持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逃亡贵族回国，分封新贵族，建立一整套朝臣制度和宫廷仪式。
经过在政治、经济、教育、行政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法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通常而论，革命一般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制度；在第二阶段，运动被人为地继续，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标是试图推毁所有与少数人倡导的制度相反的东西。如果说理性的人们可以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成功的机会就会是巨大的。这样的革命是短暂的、令人高兴的，是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革命就是“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的“短暂的、令人高兴的、流血最少”的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不断革命的代价巨大的不幸的革命。它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号召颠覆了导致“公众不幸与政府腐败”的旧王朝，并使法国的政治经济向着良性的发展方向而发展，可是作为皇帝的拿破仑却没有适可而止，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的他在国家和平稳定的时候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的一面。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在为了寻求更大的利益的驱使下，拿破仑开始革命的第二阶段进行对外战争。
1805年，拿破仑率领他的部下击溃了奥地利、英国、俄国组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并占领了慕尼黑，并于1806年10月14日占领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1807年6月，法国又在波兰大败俄国军队，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面，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在此前一年拿破仑颁布了《柏林赦令》，宣布大陆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大陆与英伦的任何贸易往来。自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得到确立。在这些被占领的国家里，拿破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同时反抗运动也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活动。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的理念意味着一切民族压迫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先是在拿破仑的指引下觉悟到这一点，然后再这位导师的侵略行为背叛了革命原则时转而反抗。拿破仑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在这些被占领的国家里，尤其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仑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成为 “解放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1813年，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双方在德国境内多次激战，虽然法军也取得了多次胜利，但针对拿破仑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1814年3月31日巴黎被占领，拿破仑被迫退位。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
综观拿破仑的一生，对法国的影响有功也有过。应该说作为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带领法国人民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提高了法国在整个欧洲的地位。他所制定的宪法仍被现在所参考，而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一个经济辉煌的时代。他对外进行战争，一方面是为了打击国外的反法势力，同时也促进了欧洲人民的觉醒，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侵略其他的国家，杀戮别的民族，虽然也是为了法国，但是这不被人认同的，就像资本主义为了完成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殖民地疯狂的掠夺和残杀当地土着居民一样式卑鄙的，让人厌恶的。就像歌德说的：“他一生就像一个迈大步的半神，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他的心情永远是爽朗的。因此，象他那样光辉灿烂的经历是前无古人，也许还会后无来者。”而拿破仑留给法国的只有一个虚幻的荣光和再次来临的动荡，巴黎的街道又成为一次次起义、革命和政变的见证。

Ⅷ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体制，巴黎至高无上的权力，等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人的理论支持，政治自由的缺失，路易十六的改革，而这所有的原因都蕴藏在旧制度里。

怎么讲呢，这场变革在我看来相当于底层劳动人民的自救。大革命爆发前，因为政治自由的缺失，人们注重追逐经济利益，各个政府不断向人民索取利益，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非常的沉重，但贵族却可以免税，资本家通过花钱来购买官爵从而获得免税资格。这样农民与资本家，资本家与贵族之间互相分离并且矛盾重重；农民看似享有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是病态的……所有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从而导致第三等级最后奋起革命。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爆发的，它是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也不是全新的，而是旧制度下的一个产物。

Ⅸ 法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农业问题的

近代法国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革命范式”，不仅剪断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翅膀，而且严重地阻碍和拖延了传统农业国转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进程。二战结束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途径和特征是家族化、商业化、资本化、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公司化、社会化、合作化、农民职业化交织在一起，既保持了欧洲大陆地区农业生产的传统特点，又顺应了当今世界农业国际化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历史经验表明，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内生机制。

Ⅹ 法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

参考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

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可以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着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比较研究也是托克维尔史学方法的一个特点。他曾说：“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英国贵族并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德国（除莱茵地区外）的农奴制长期存在，农民不像法国那样早已拥有土地……他甚至还批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王权的美化。

最后，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全书的结尾描绘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