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赫尔伯特·西蒙有哪些观点
1916年6月15日，赫尔伯特·西蒙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他20岁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七年后，在伊利诺斯州技术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和教授。他的爱好和学识是多方面的。他走过许多地方，还在多种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他教过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情报信息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他还荣膺过美国的心理学卓越贡献奖和计算机科学奖。
那么，他必定是一位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天才了。西蒙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提出，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只要他肯认真地下功夫，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掌握任何一门学问；每个立志成才者，经过十年时间的努力，都有可能达到“大师”的水平。
西蒙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这样说并不是夸夸其谈。他的立论，依据的是实验心理学有关的记忆研究成果。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可以记忆一个信息，心理学称之为“块”。我们的汉语词汇和成语，就是这样一些“块”。有人对任何一门学问所包含的信息量作过统计，估量每门学问所包含的信息量约为5万“块”。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这些信息，都可能在某一专门领域内成为专家。一分钟记忆1个“块”，5万“块”大约需要1000小时，以每星期工作40小时计算，要掌握一门学问约需六个月功夫。作为计算机专家，西蒙提出每一个论点，都辅之以精确的量度。六个月或十年虽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像西蒙一样博学的人物，但他所主张的“天才出自勤奋”的观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人们还是把西蒙叫做社会科学家，但他创立的决策理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中为他赢得了荣誉，美国经济学会1973年接受他为该会的荣誉会员。所以，他是美国的一位着名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就经济学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首先是并且突出地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西蒙的突出成就就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决策理论。
决策虽然自古有之，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每家公司都是一架榨取利润活动的自动机，每个企业在决策时，所考虑的问题只应该是如何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但西蒙的决策理论与此有较大差别。他认为，企业在制定计划和对策时，不能只考虑“攫取利润”这一目标，必须统筹兼顾，瞻前顾后，争取若干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同实现。其决策理论以“有限度的合理性”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前提，应用“符合要求”的原则。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有“分享市场”、“适当利润”、“公平价格”。在决策方式上，他主张群体决策。群体参加决策的优点是，群体成员不会同时犯同样的错误，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群体参加决策可将问题分成若干部分，分别交给专家处理，从而加速问题的解决和提高解决的质量。
决策过程，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来说明。日常的活动往往是重复出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知道如何寻找并选择符合要求的措施，就会发展成一套程序化的办法，遇到重复出现的情况，就按既定的程序、步骤行动。这是程序化决策。还有一些问题，用正常程序是不能解决的，应修正或者产生新的程度，以此来解决。这就是非程序化决策。这类决策的过程包含全部决策的过程，从判定问题、确定目标开始，然后寻找为达到目标可选择的各种方案，比较评价这些方案，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并做出决定，在执行决定中进行核查和控制，以保证实现预定的目标。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西蒙有关组织决策的理论和意见，应用到现代企业和公共管理所采用的规划设计、预算编制和控制等系统中及其技术方面，效果良好。这种理论已成功地解释或预示如公司内部信息和决策的分配、有限竞争情况下的调整、选择各类有价证券投资和对外投资投放国家选择等多种活动。现代企业经济学和管理研究大部分建筑在西蒙的思想之上。因此，1978年，由于他“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刨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蒙的主要着作有：《行政管理行为》(1945)、《人类模型》(1957)、《组织》(1958)、《管理决策的新科学》(1960)、《发明的模型》(1977)、《思想模型》(1979)。
⑵ 如何评价18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理性与非理性的交叠对峙
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是法国哲学的先驱，他对于17世纪的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产生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蒙田的怀疑主义影响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和自由的批判精神。蒙田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运用古罗马时期的皮罗主义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蒙田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笛卡尔对于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及以往科学知识的怀疑，对现成的知识进行批判，敢于怀疑一切，都是受到了蒙田的影响。
蒙田也影响了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人学。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而蒙田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和信仰对它的超越。帕斯卡尔充分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中的证明和推演方法。然而，帕斯卡尔也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在他看来，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而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敏感性的精神、微妙的精神及精确性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在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之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得以确立。
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由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以往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19世纪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时代。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雷诺维耶的新批判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的传统，而比朗、柏格森和布隆代尔这三位改变法国哲学发展方向、奠定法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人，则继承了非理性主义的传统。
到了20世纪，除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哲学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之外，萨特的存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属于非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德里达、福柯、德鲁兹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的法国哲学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可见，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纠结的状态一直贯穿始终。
“进步”与“解放”的价值重估
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成为法国哲学讨论的重要主题。崇尚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的启蒙精神是现代性的突出体现。
卢梭是现代性最早的批判者。他通过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卢梭意识到，科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人民的幸福相矛盾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人的道德水准未必成正比。因为假如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被以奢侈、金钱和低级趣味为主体的时尚所左右，就会完全变成一种“金钱文化”和低格调的“俗文化”。
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就使人类从平等进入到不平等。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价卢梭这一学说时写道：“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压迫者被压迫，这就是否定的否定。”如恩格斯所说，卢梭的这部着作“可说是精彩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它不但是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那种基督教封建学说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同时，它也包括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法国革命爆发以前35年，卢梭就不但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在哲学上、在法理上证明了革命的正当性。
当然，卢梭并不是认为，在社会状态中，人就注定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恰恰相反，卢梭把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不合理的社会状态。卢梭想要实现的否定之否定，是使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中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后来，卢梭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思想的形成。
如何看待理性和进步，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思考的两个问题。福柯等人反对理性的总体性、理性的暴力和理性的极权主义。“进步”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解放”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怎么看到“进步”所带来的人的自由的不断丧失、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
对于 “解放”，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放”是一个宏大叙事和元话语，是为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其次，人的解放的过程也是逐渐取得主体地位、成为独立主体的过程，而主体的形成、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人逐渐被规训化的过程，因而最终是限制人、制约人，使人丧失自由。至此，后现代主义不仅解构了法国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同时还把启蒙哲学的“进步”和“解放”概念也解构了。最后，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有可能使人走入误区，制造出灭绝人类的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无论是人的道德、价值、理想信念，还是人的终极关怀等，都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解决的。
人文与社会的多重呈现
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
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法国近代哲学似乎有以下几个风格和特征：
第一，法国哲学一直贯穿着一种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
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怀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一面，那么，崇尚理性则是肯定的、有建树的一面。怀疑的目的就是要崇尚理性，或者说怀疑只是理性的一种手段。
从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阿伯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到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18世纪的贝尔、伏尔泰等人的怀疑论，这种敢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怀疑精神，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也体现了怀疑精神。它怀疑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怀疑历史进步论和启蒙精神，怀疑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成果等。
第二，人和社会是法国哲学聚焦的对象。
自然和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
爱尔维修注重人的灵性、强调人的精神性，把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对象、教育的产物。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学。而孔德直接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从涂尔干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十分注重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法国哲学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我们不亚于一剂清醒剂。
第三，开放性。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极大地吸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洛克的经验论），狄德罗还极大地吸收了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19世纪，不仅勒努维埃的新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而且阿默兰的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和尼采都是德国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是丹麦哲学家，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元素都影响着20世纪法国哲学的面貌。
第四，社会参与性。
法国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不喜欢身居斗室去进行玄学的思辨，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斗争。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时代感，是现实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第五，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
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是名垂史册的文学家、戏剧家、文艺批评家，擅长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他们晚一些的柏格森、萨特和加缪，更是捧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法国哲学的中国传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和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
从近100年来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看，中国人对于法国哲学的主要兴趣大致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笛卡尔哲学。中国人对笛卡尔哲学有着双重的兴趣：一方面是他高扬主体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是他的二元论哲学在物理学领域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启发、他的心身关系学说开启了西方心灵哲学之先河。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对于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和对于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加强，笛卡尔哲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8世纪的启蒙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由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三位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18世纪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孔德的实证哲学。孔德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及其实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了解英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对于我们理解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理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都具有导引意义。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和涂尔干的社会学，被中国人看作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世纪初，柏格森关于生命创造进化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一起被传进中国，为当时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命的活力。
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大学校园里曾经一度流行“萨特热”和“尼采热”。尽管萨特所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观不尽合理，但他强调青年人要自我奋斗、自我创造，在自主选择的时候，要主动承担责任。这些观念正好契合了当时青年人乐于自我谋划、自我选择的想法，对于解放思想、焕发社会活力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法国现象学思潮。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流传到法国，在法国产生了广泛和长久的影响，出现了现象学思潮。它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都产生了影响。近十年来，随着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研究的深入，年轻一代中国学者也对法国现象学家的研究和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结构主义。上世纪末，中国研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众多。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对于深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巴丢的研究在中国也逐渐升温。
后现代主义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包括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在内，都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论文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反省和批判。他们反对技术至上，反对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等。这些观点对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研究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于17、18世纪法国哲学、对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感兴趣，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更感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与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