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丹东（法国大革命时期人物）的生平
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1794） 乔治·雅克·丹东 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领袖。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着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律师之子，曾承父业并供职于巴黎高等法院，1759年 10月 26日生于奥布河畔阿搏派尔西镇一检察官家庭。1773年到省城特鲁瓦上中学。1784年在兰斯获法学学位。1785年在巴黎高谨兄等法院任律师，后任枢密院律师。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参加雅各宾俱乐部。1790年组织科德利埃俱乐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1791年带领群众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黜国王、宣布共和。12月丹基晌贺东当选为巴黎公社检察长第二助理。1792年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在吉伦特派掌权的临时政府任司法部长。1792年8月10日第二次巴黎人民武装起义后，任司法部长。 为动员群众抵御外敌，1792年9月2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着名演说：“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丹东当选国民公会的巴黎代表后,辞去司法部长职务。 在国民公会中,他与J.-P.马拉、M.F.M.I. de罗伯斯比尔同为山岳派的着名领袖。他赞成审判和处死国王，倡议建立革命法庭和救国委员会，以镇压内外敌人。1793年 4月8日至7月10日，他主持救国委员会，企图与吉伦特派妥协，遭到拒绝后，参与推翻吉伦特派的 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 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取得革命政权后，丹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罗伯斯庇尔派发生严重分歧，逐渐变成雅各宾派的右翼，被排挤出救国委员会，回归故里。不久复出。在对外政策上，他反对法国继续进行反对欧洲干涉的战争，积极主张与英国议和。在对内政策上，要求取消革命恐怖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丹东还主张取消最高限价，实行商业自由。1794年支持C.德穆兰办《老科德利埃报》抨击救国委员会，反对恐怖扩大化。丹东一派被称为“宽容派”。丹东极力攻击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因此，吉伦特派分子乘机利用丹东势力准备发动政变，阴谋推翻雅各宾派政权。1794年3月30日夜,丹东与德穆兰等人被救国委员会逮捕，4月5日以“阴谋恢复君主制颠覆共和国”罪被送上断头台，时年35岁。据称被捕前愤然斥责逃跑者：“走？难道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 受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影响，崇尚自由、平等，积极投身反封建革命洪流。力主废黜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共和制，几度任革命政府要职，领导人民奋勇抗击欧洲封建势力的武装干涉，捍卫革命果实。
2. 拿破仑没有安葬在先贤祠的理由
先贤祠(Panthéon)---原为献给圣日娜维耶芙的王家教堂。1744年，国王路易十五得了重病，当时“衷心爱戴”国王的巴黎人曾祈祷圣女日娜维耶芙保佑国王。路易十五病愈后，答应为圣日娜维耶芙修建一座教堂。这一教堂由着名建筑师由雅克－日尔曼·苏富罗(Jacques-Germain Soufflot)按照路易十五的意图设计。由于这一地段地下采石场星罗棋布，形若迷宫，所以，仅地基整理和加固工程就用了近十年时间。1764年，教堂地下室终于竣工。1780年，建筑师雅克－日尔曼·苏富罗去世，这时教堂主体建筑、四周墙面以及内外柱廊已经基本完工。接下来的工程则由建筑工程师让－巴蒂斯特·隆德莱(Jean-Baptiste Rondelet)主持。圣日娜维耶芙教堂自1790年竣工之后，曾几易其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把它改为“伟人”墓地，即先贤祠。拿破仑于1806年把它恢复为教堂，但路易－菲利浦又于1830年重新将它改成先贤祠。然后，1848年又改称“人类神庙”，1853年，成为受圣日娜维耶芙保佑的全国大教堂。第三共和国利用1885年6月1日为着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举行国葬之际，再次把大教堂改为先贤祠。先贤祠的建筑按希腊十字架形设计建造，长110米，宽84.50米，高度为83米。柱廊气势宏伟，三角楣浮雕由皮埃尔－让－达维·当杰尔(Pierre-Jean David d'Angers)创作，上面镌刻着：“祖国感谢伟人们”。里面圆顶表现圣日娜维耶芙神圣事迹的壁画为安图瓦纳－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所作。先贤祠的地下室原用于安葬圣日娜维耶芙修道院教士的墓室。1791年教堂改为先贤祠后，即被用于安葬伟人。目前墓室里安息着六十多位法国名人，其中有：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萨迪·卡尔诺(Sadi Carnot)、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等等。
拿破仑没有入先贤祠。 只有在思想和科学上对法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有资格入先贤祠，判断标准并非权力和地位。 另外，“入主”的说法是中国人的习惯表达，先贤祠没有谁能够主宰，在里面长眠的不是世界级的思想伟人就是举世无双的科学巨匠。他们不仅仅是法国的骄傲，也是人类的骄傲。
3. 路易十四下葬在何处
得不到安息的国王们
——法国大革命轶事之一
一 圣丹尼教堂的浩劫
1793年10月12日的清晨，巴黎城北的圣丹尼教堂。
这座建于12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差不多已化为一具凄惨阴森的骨架，而仅仅两个月前，它还是巴黎最优美最典雅的教堂之一。传说这里是殉教圣人圣丹尼的埋葬地，为此波旁王朝的历代君主和王族选择了这块圣地作为自己的安息场所，两百年来，圣丹尼教堂一共埋葬了54位国王、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正因为此，在巴黎民众的眼里，这座教堂无疑是专制王权的最高象征之一。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第四个年头，也是大革命一步步走向恐怖和疯狂最高潮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但激进的民众并不满足，而是开始搜寻下一个发泄愤怒和仇恨的目标，他们找到的，就是路易十六祖先们安眠的这个教堂。93年8月里，民众手持铁锤冲进教堂，捣毁了所有的墓葬、雕塑和教堂装饰，青铜像被溶化后铸成大炮，大门口树立起象征共和国理想的自由女神像，人们围绕着她彻夜跳舞狂欢。
圣丹尼教堂的劫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两个月后的今天，又一批更彻底的破坏者进入教堂，他们手持火把，沿着昏暗的阶梯走进教堂的地下大厅，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排安放在铁制台座上的橡木棺材，覆盖着暗红色的天鹅绒，一共54具。地面上的陵墓已经在8月里摧毁殆尽，安放在地下的棺木却尚未染指，而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些君王显贵的尸体。
破坏者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波旁王朝创始者亨利四世的棺木。用板斧劈开橡木板，里面还有一层铅棺，再用凿子将它凿开，掀掉裹尸布，亨利四世的遗体出现了，保存状态几近完美，丝毫没有腐烂，面目安详如同入睡一般，让人不敢相信他已经在这里躺了整整183年。
亨利四世的尸体连同棺材一起，被竖立起来靠在柱子上，示众两天。巴黎民众蜂拥而至，多数仅仅是出于看一眼的好奇，但也有不少激进分子，把自己对专制帝王的仇恨付诸行动。一个士兵拔出剑来，割下亨利四世的白胡须按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大叫：“现在我有信心啦，我们一定能打败所有的敌人！”还有人打落老国王的门牙，或者撕碎包裹身体的尸衣。两天之后，遍体鳞伤的遗体被抬出教堂，扔进附近瓦洛阿公共墓地里刚刚挖好的深坑。
亨利四世之后轮到路易十三，路易十三之后则是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铅棺打开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一张颜色发黑但依然不失威严的脸庞，尸体的保存状态甚至超过亨利四世。尸体之所以经久不腐，诀窍在于铅棺，如果铅棺能够焊接得不留一丝缝隙，空气和水分无法进入棺内，尸体便不会变质。但这需要高度的焊接技巧，并不容易做到，事实上54具棺材中，除了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其他遗体或多或少都已经败坏，其中最可怕的当数浪荡国王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性喜寻花问柳，最后便是死于梅毒，死时全身腐臭，皮肤脱落，惨不忍睹。工匠用凿子刚在铅棺上凿出一个洞，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喷出，竟把四周的人群熏得一哄而散。好不容易把铅棺全部打开，只见盐水里漂浮着一团团紫色的烂肉，简直看不出人的形状。尸体运到瓦洛阿墓地后，先是用火烧，再洒上生石灰埋进土里，其间恶臭怎么也驱不散，警卫的士兵们实在受不了，只好向空中频频放枪，用硝烟来缓和一下发臭的空气。路易十五是最后一个被搬出圣丹尼教堂的国王，这天是10月16日。也是在这一天，差不多同一时刻，在巴黎中心的革命广场上，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走上了断头台。
光阴流逝，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早已过去，盛极一时的拿破仑帝国也云散烟消。王政复辟后的1817年1月，瓦洛阿墓地的王族遗骸再次被挖掘出来，装进两具巨大的棺木，重新送回修葺一新的圣丹尼教堂。这一次，他们总算得到了永久的安眠——不，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二 寻找路易十四的心脏
为什么说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国王们身体的另一部分，仍然没有找到归宿。
1819年2月的一天，一个名叫谢克的巴黎人走在街头，被告示板上的一则广告所吸引。广告是这样的：去年去世的建筑家拉戴尔所遗留的家具和收藏品定于今天拍卖。谢克爱好收集古董，虽然不知道拉戴尔的藏品里有些什么，还是决定去看一看。拍卖品里有13块雕刻着繁复纹样的铜板，精美异常，谢克十分的喜爱，便买下其中的一块。回家后，谢克取出铜板仔细打量，发现花纹中间有一行文字：路易十四的心脏。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法国的王族死后，他们的遗体并不像平民百姓那样装进棺材就完事，而是要经过好几道复杂的保存程序，类似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工艺。先是切开腹部取出所有的内脏，并将身体中的血全部挤出，用香油仔细涂抹后包上细布，然后穿好衣服放入铅棺，焊死后再放入更大的橡木棺内。从身体中取出的心脏，则浸泡在盛有酒精的玻璃瓶里，加进肉桂、没药、安息香等香料后密封，然后装入铅盒焊死，最后再放进珐琅盒保存。谢克买下的铜板，无疑就是镶嵌在安放路易十四心脏的珐琅盒上的。王族们的心脏，本来都安放在巴黎几处王家所属的教堂，在大革命的动乱中早已下落不明，但既然有了铜板这样一条线索，顺藤摸瓜，或许可以找到劫后遗存的心脏，忠心耿耿的保王派谢克决心追究到底。
经过一番努力，谢克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拉戴尔的密友、画家马尔坦或许和这件事有关。借口要买画，谢克敲开了马尔坦家的大门。说明真实来意后，马尔坦先是推说毫不知情，经不住谢克再三的恳求，终于说出了真相。事情的真相，完全出乎谢克的意外。
圣丹尼教堂遭到破坏时，拉戴尔作为一名建筑师，被指定为现场的监督官。在那段疯狂的年月里，遭难的不仅仅是圣丹尼教堂，法国全土几乎所有与王族有关连的教堂、城堡、别墅等等，都难逃一劫。圣丹尼教堂以外，拉戴尔同时也是格拉斯教堂和圣路易教堂破坏工程的现场监督官。出发去这两个教堂时，拉戴尔带上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画家马尔坦和画家德劳林。
这两个画家都怀着同样一个目的，那就是获取心脏。这两个教堂一共保存着38颗王族的心脏，监督官拉戴尔将其中的11颗卖给德劳林，马尔坦则买下了两颗，包括最大的一颗也就是路易十四的心脏。画家为什么要搜集心脏？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当时，用香油等进行过防腐处理的尸身和内脏溶解后产生的清油，涂抹在画布上，可以产生其它任何原料都无法制造出来的光泽，因此成为画家们梦寐以求的宝物。获得这种尸油的主要途径是从中东进口，因为犹太人有为尸体涂抹沥青和香料的习惯，不法商人便掘开犹太人的坟墓，收集尸油后出售，但价格昂贵无比，令马尔坦和德劳林这样并不出名的画家只有望而兴叹。没想到大革命的混乱，竟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机会。
马尔坦把买下的两颗心脏带回家，却迟迟不敢打开使用。毕竟，这可不是普通人的心脏！最后他仅仅用掉了路易十四心脏的一小部分，另一个也就是路易十三的心脏则丝毫未动。谢克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当政的路易十八，宫廷派人从马尔坦手中买回这两颗先王的心脏，将它们安置在圣丹尼教堂，和它们曾经属于的身体聚于一处。
德劳林的心肠要比马尔坦硬得多，11颗心脏一个不剩，全部被他用在了画布上。作为画家，马尔坦早已湮没无闻，德劳林则并没有完全被遗忘，时至今日，他的作品还陈列在凡尔赛宫还有斯特拉斯堡博物馆这样的艺术殿堂里。不知道画面上的那一层光泽，会是来自哪一位君王的心脏？
三 路易十七和基因鉴定
或许有人要问：谁是路易十七？国王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后，法国不是成了共和国了吗？确实如此，但路易十六留下一个儿子路易•查尔斯，虽然从没有当过一天政，法国人还是尊他为名义上的国王，王政复辟后登基的普罗旺斯伯爵也自称路易十八，为的就是把路易十六之后的空白留给他的儿子。
小查尔斯在大革命时代的遭遇，是一段悲惨而离奇的故事。1792年8月推翻立宪君主制废黜国王之后，国王一家五口人被送进丹普尔堡监禁，包括国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还有国王夫妇的两个孩子：14岁的公主玛丽•黛莱丝和7岁的王子路易•查尔斯。随着革命的日渐激进，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一家人头上，先是93年1月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半年之后国民公会又突然下令，将小王子从他的“反动母亲”身边带走，另行接受平民式的教育。据说官员们强行带走小王子的那一刻，生性高傲的玛丽•安托瓦奈特跪倒在地，一边痛哭一边苦苦哀求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其实过不了多久王后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她与爱子的生离死别只不过提早了几个月。随后伊丽莎白公主也被处死，丹普尔堡的囚犯只剩下两个与世隔绝甚至相互之间都见不了面的孤儿。
小王子从母亲身边被带走后，仍然住在丹普尔堡中，由国民公会指定的鞋匠西蒙夫妇负责养育和管教。西蒙是个铁杆共和派，性格粗野但心肠其实不错，少不更事的小王子很快习惯了新生活，并喜欢上了西蒙。然而奇怪的是，94年年初西蒙夫妇突然不明不白地辞职，收拾行李离开了丹普尔堡，而从这时候起，小王子就被关在屋内，再也没有在院子里出现过。
时光又过去半年，罗伯斯庇尔终于倒台，恐怖政治宣告结束。督政官帕拉斯乍一上任，立刻带领随从来到丹普尔堡，看一看这个有可能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的孩子究竟怎样了。他看到的是一幅令人震惊不已的景象：房间里凌乱不堪，弥漫着刺鼻的臭气，送进来的食物已经几天没有动过，一个少年身裹着肮脏的被单躺倒在床边的地板上，膝盖肿胀化脓，虚弱得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帕拉斯当即下令招来医生为孩子治疗，并改善居住和饮食条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将近一年之后的1795年6月8日，这个病入膏肓的孩子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法国政府对外公布了路易十六之子路易•查尔斯也就是路易十七的死讯，当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怀疑。但渐渐地，巴黎的街头巷尾传出了这样的风声：死在丹普尔堡里的那个孩子，并不是真正的路易十七！
如果是这样，真正的路易十七哪里去了？流传得最广的说法，是说西蒙夫妇偷偷把小王子藏在行李中带出监狱，并用另一个不相干的孩子掉了包。西蒙本人在罗伯斯庇尔倒台时和他的领袖们一起被砍掉了脑袋，他的老妻珍妮贫病交加，只能在救济院里度过余生。在救济院里，珍妮反复向人讲述的故事就是：她和丈夫当年救出了小查尔斯并把他送出巴黎，而且，在过了八年之后，这个孩子还回来探望过她！另一种说法是，路易十七其实早已在1794年1月病死，当时的国民公会害怕这孩子的死会刺激国内的保王势力，并且引来欧洲各国的抗议和攻击，所以隐瞒不报，用另一个孩子来冒充。赶走西蒙夫妇并把孩子禁闭在房内，正是因为害怕计谋败露。
法国官方对这些流言起先并不理会，但流言越传越广，到了王政复辟之后，甚至冒出好些自称路易十七的人物来，闹得沸沸扬扬。为求一了百了，1846年政府下令挖出当年落葬的遗体，检验一下到底不是路易十七本人。检验的结果是：这具尸体死亡年龄在15到18岁之间，根本不可能是死时年仅10岁的路易十七。难道谣传竟然是真的？
自称路易十七的人物前后多达一百五十来个，除了法国以外，还来自英国、丹麦、加拿大等各个国家。其中最着名的是德国人鲁道尔夫，他来到巴黎认祖归宗，竟然得到了路易十七幼年时的乳母甚至英国和荷兰政府的认可，但法国政府始终拒绝承认。路易十七的生死去向成为法国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业余的和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为此穷究不已，出版的专着多达800余种。众说纷纭之下谁都以为永远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想不到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里，现代科技手段居然彻底破解了这个谜团。
还是先回到丹普尔堡那个少年死去的时候。少年死后第二天，四位医生奉命对遗体进行解剖，调查死因。其中一个医生佩尔丹趁旁人不注意，偷偷把少年的心脏切下，用布包好带回到家中，当作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佩尔丹死后，这颗心脏几经转手，最后送到安葬王族遗体的圣丹尼教堂。正是这颗心脏，成为揭开谜团的关键。1999年年底，比利时鲁本大学和德国穆恩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从心脏上取样，分析其基因构造，并与波旁王族其他成员的基因样本相比较。用于比较的样本包括路易十七母亲玛丽•安托瓦奈特的头发，还有在世的波旁王族后人的血液。基因鉴定的结果在2000年4月公布：这颗心脏与其它样本的基因构造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丹普尔堡的少年千真万确就是路易十七本人。
一切都水落石出：珍妮老妇的话完全是出于妄想，鲁道尔夫则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而1846年的发掘肯定找错了地方，因为当年埋葬时并没有立碑，发掘时完全借助守墓人模糊的记忆。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结局，对于为此耗费了无数笔墨的历史学家，还有从历史之谜中感受浪漫的无数普通人，到底是令他们感到满足呢，还是失望？
四 处刑前后的末代国王和王后
巴黎市中心的协和广场，是游客必到的一处景点。1793年时它的名字是革命广场，广场西北角上竖立起断头台，成为向民众展示公开行刑的场所。大革命的诸多领袖包括罗兰夫人、丹东、罗伯斯庇尔等都在这里被砍下头颅，君临法国二百余年的波旁王朝的末代君主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也是在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1793年1月16日由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其实一直到死刑确定的那一刻，大部分议员还有民众，都不相信国王的死刑会成为现实。投票结果是361票对360票，支持死刑的票数仅仅多了1票，而这关键的1票，竟然来自路易十六的堂兄、投身革命阵营的奥尔良公爵！
1月20日，死刑执行令由议会代表传达给监禁国王一家的丹普尔堡，对于王后、王妹和孩子们来说，这个可怕的消息如同五雷轰顶，唯一镇定自若的是路易十六本人。当天晚上，他向家人们告别，特别叮嘱小王子将来决不寻求复仇，还答应第二天早晨下楼去再与他们见最后一面。路易十六和神甫谈话谈到深夜，随后像往常一样入睡，居然睡得很香也很死，一直到唯一的侍从格莱利进来叫醒他。
城堡外渐渐人马声嘈杂，路易十六把格莱利叫到身边，递给他一个戒指和一个装着全体家人头发的小包，请他转交给王后和王子。国王告诉他，虽然答应过家人见最后一面，但自己实在难以忍受生离死别的残酷场面，所以请他代作最后的诀别。说这番话时，路易十六流下了眼泪，这也是他在接到死刑判决后唯一一次在他人面前动情。
将近9点，丹普尔堡大门洞开，涌进一大群议员、宪兵和军人，他们是来押送路易十六去刑场的。离开房间时，路易十六想把自己的遗书交到一个宪兵手上，请他转交国民公会，却被粗暴地拒绝：“这不关我的事。我来这儿不是给你跑腿的，而是要把你送上断头台！”“确实如此。”路易十六微微叹了口气。
路易十六乘坐的马车在武装宪兵的簇拥下，缓缓驶离丹普尔堡。由于国民公会得到保王党人计划在途中营救国王的情报，一路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但是当马车进入革命广场时，顿时欢声震天，这里聚集着两万多名等待目睹国王受刑的民众。
刽子手桑松剪去国王的头发，将他双手反绑在身后。路易十六很吃力地一步步走上又窄又陡的阶梯，在平台上站定，开始向面前的民众们演说：
“法国人啊，我无罪而死。我宽恕所有送我走向死亡的同胞。我向上帝祈祷，再也不要发生我的血流在法兰西土地上这样的悲剧……”
现场指挥官当即举起剑下令鼓手们擂鼓，路易十六的声音淹没在震耳的鼓声中，没有一个人听见。随着断头台的刀刃落下，“共和国万岁”的欢声响彻整个巴黎，人们发狂一般地涌向断头台，用断头台上流下的血水洗手，甚至伸出舌头舔上一口，大叫：“卡佩的血可真咸！”人们把手绢、纸片、帽子、衣袖还有一切随身携带的东西涂抹上路易十六的鲜血，或者买下一束死者的头发、一张衣服的碎片，心满意足地带回家去。鼓声和欢声也传到了丹普尔堡，小王子和小公主不停地哭泣，一夜没有合眼的玛丽•安托瓦奈特呜咽着倒在床上，但她立刻直起身，走到王子面前跪倒，向自己的爱子、法国的“新王”致敬。
路易十六的遗体被运到玛德莱纳墓地，放进一口木棺，和所有被处决的犯人一样，头颅夹在两腿中间，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所以赤裸着双脚。三米多深的墓穴已经在前一天挖好，两个神甫送上简短的祈祷之后便开始填土，没有弥撒，连墓碑也没有。两个神甫中名叫罗纳尔的一个，内心对国王无限同情，他叫墓地工人填上一层土后再填上一层生石灰，这样反复多次，形成明显的夹层。不用说这是为了留下标志来判定墓葬的位置，以便将来改葬。罗纳尔神甫这一预见的实现，还要等上22年。
如果说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令所有人震惊，对于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的审判结果，谁也不会感到惊奇。这已是雅各宾党人恐怖独裁的顶峰期，议会里温和派和妥协派不是流亡便是上了断头台，革命法庭的陪审员们没有一个人敢向王后的死刑说不。安托瓦奈特的辩护律师，由于为代理人作了无罪陈述，居然在法庭上被法官宣布当场逮捕。所以，1793年10月15日凌晨，当法庭向安托瓦奈特宣读死刑判决时，王后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动摇，自从心爱的幼子被夺走之后，安托瓦奈特已经万念俱灰。从法庭走回牢房的途中，被日以继夜的审讯，还有不停的出血症状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王后突然停住脚步，喃喃自语：“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没法走路。”身边的卫兵皮诺默默地伸出手搀扶住她。皮诺旋即遭到告发并逮捕。
第二天清晨，安托瓦奈特唯一的女仆罗莎丽走进牢房的时候，发现王后和衣躺在床上，看起来彻夜未眠。桌上放着一张满是被泪水打湿的字迹的纸，那是王后写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王后没有勇气直接给孩子们留下遗言。窗外鼓声响起，那是军队和宪兵出动的信号，罗莎丽开始帮助安托瓦奈特更衣。王后在床头脱下贴身内衣的时候，罗莎丽站在她身前，挡住24小时监视着王后一举一动的宪兵的视线，但宪兵走上前来，紧紧盯住王后。“能不能请你们回避一下，让一个女人从容地换一身衣服？”王后问。宪兵的回答斩钉截铁：“不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监视你的每一个举动。”王后只能叹一口气，尽量背过身去。
和乘坐四轮马车赴刑场的路易十六相比，安托瓦奈特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特权，她不得不坐在一辆原先用来装干草的破板车上，双手反绑，穿过人潮汹涌的街道，在一片辱骂和嘲笑声中驶向革命广场。38岁的王后早已满头白发，容颜苍老，当年那个倾倒巴黎的绝代佳丽连一丝痕迹都难以寻觅。她双唇紧闭，面如冰霜，仿佛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次，当一个母亲怀中的小男孩边笑边向她送来一个飞吻，安托瓦奈特惨白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泪水涌上眼眶，毫无疑问她是想起了自己即将成为孤儿的孩子们。
板车抵达了终点，没有人伸手相帮，安托瓦奈特独自走下车。当她第一眼看到那具黑色的怪物般的断头台，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惊恐，但随即镇定下来，快步登上阶梯。这时，她无意中踩到了刽子手桑松的脚，王后立刻道歉：“请原谅，先生，我并不是故意的。”这是安托瓦奈特生平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行刑结束后，尸体被装上同一辆板车，一路滴着鲜血驶向玛德莱纳墓地，路易十六也埋葬在那里。但是到墓地一看，不仅墓穴没有挖好，连棺材也没有准备，时间已经过了正午，负责搬运尸体的警官们急着回家吃午饭，随手把尸体往草丛里一扔，扬长而去。这以后也没有任何指令下来，尸体就这样在草丛里躺了两个星期，最后总算被守墓人草草埋葬。守墓人向政府开出一张棺材费和人工费的催款单，政府付清这笔小小的费用是在四年之后，用拍卖安托瓦奈特留在狱中的随身物品所得到的收入。
1815年1月，随着拿破仑的倒台而登上王位的路易十八，决定寻找路易十六夫妇的遗体并举行葬礼。所幸的是，当年的玛德莱纳墓地已经被一个保王分子迪克罗梭买下，当作圣地一般保护起来。政府召来22年前守墓和掘墓的工人，进入丝毫没有遭到破坏的墓地，开始挖掘。首先找到的是一些女人骨骼，损坏得相当厉害，无法辨认身份，但在骨骼边上发现了两个完整的鞋扣，这两个鞋扣帮助判明了死者的身份，正是王后安托瓦奈特本人。
发掘路易十六的遗体进展得更顺利，因为罗纳尔神甫留下了明确的标志。1月21日，也就是国王走上断头台的同一天，路易十六夫妇的遗体在盛大的葬礼后被送往圣丹尼教堂安置。不久之后，在发现遗体的地点建立起一座小小的赎罪礼拜堂，进门的地方，左右两侧树立着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奈特的大理石雕像。这是国王一家唯一活下来的成员、公主玛丽•黛莱丝奉献给父母的礼物。
（望采纳，谢谢）
4. 伏尔泰死后,教会不准他葬在巴黎的原因是什么�1�3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夫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渣缓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县一个自然神型李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虽重病在身，但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他特有的辛辣讽刺，无情地揭露这些“披着僧衣的豺狼”的丑恶嘴脸
所以伏尔泰死后反动教会对这位亵渎宗教的宿敌恨之入骨，下令连夜将他卜梁迟的尸体运出巴黎，弃之荒冢。
5. 介绍一下法国大革命的情况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干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着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着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着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
6. 丹东是怎样开始参与革命的
1785年起，丹东在巴黎的高等法院任律师，他的能言善辩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预感到法国当时的社会像冰山正哪孙在崩塌下来，小规模的改革方案根本无法挽救这一颓势。两年后，当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丹东立即投入了滔虚缓兆滔的革命洪流当中。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丹东应征参加资产阶级卫队，他活动积极，深受群众拥戴。10月，他被选为哥德差租利埃区区长。不久加入雅各宾俱乐部，热心群众斗争。不过，丹东仍主张保持国王的地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