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旧城改造哪个时期重要

‘壹’ 请问有关于法国巴黎城市规划方面的资料吗

法国城市和建筑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对旧建筑的利用、整治予以减免税。在管理上，文化部的直接控制、国家建筑师与规划师和文物总建筑师制度的执行等，都从制度上保证了保护工作在强大市场压力下仍然能够有章可循。

社会住宅建设：无论是城市扩张，还是老城复兴，住宅都是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建设中最基本而又最关键的内容。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住宅建设一直是法国解决广大城市人口居住问题的重要途径。19世纪末，法国就出现了社会住宅，以解决当时工人的居住条件和环境问题。20世纪初，法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确立了政府介入社会住宅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并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建立廉价住房和相关的金融机构，负责建设低收入人口的住宅，该机构在巴黎周边建设了一些高质量的花园城市。但受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建设总量不大。二战后，尤其是60、70年代，随着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住宅年建设量高达30万~50万套(第132页)，社会住宅的条件也迅速改善，基本从数量上解决了住宅短缺的问题。在政府的主导下，法国建造了很多新的城市住宅区和新城，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但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过时，国家政府直接干预的社会住宅建设量锐减，住房补贴大幅下调，到90年代初，法国每年新建住宅量仅占存量的1％(第119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住宅建设开始走向小规模的集合住宅和私人住宅建设。到90年代，低收入阶层住宅短缺已成为法国城市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自90年代末以来，政府加强了对社会住宅在城市中土地资源的保障，并规定在新建项目中，社会住宅占全部住宅总量的比例不得小于20％，力求在城镇联合体的区域范围内，逐步形成平衡的社会居住结构，促进社会融合(第24页)。法律赋予政府土地优先购买权，保证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优先购置市场上拍卖的土地，用于社会住宅建设(第88页)。从总体来看，目前法国的住宅产权结构仍然保持着50％以上的社会住宅，比英美等很多发达国家都高。

法国社会住宅的对象是以收入水平为标准。从理论上讲，2／3的家庭都符合申请条件(第129页)。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使社会住宅中的居民社会结构日趋脆弱，贫困化现象日益突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就注意到城市低收入社区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一系列城市政策力求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主要是通过教育、就业等措施，改善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生活和环境问题。随着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对20世纪60、70年代建造的社会住宅的问题的认识加深，政府开始拆除、改造一部分该时期建造的廉价社会住宅，试图通过改变单一的低收入社区的社会构成，提高居住功能的混合程度以及塑造更人性化的城市空间环境等，来完善社会住宅及其环境，促进社会融合。这也成为80年代以后法国住宅发展的重要特征(第132页)。在巴黎，即使有一些私人开发改造项目，社会住宅的比例也达到了1／3(第62页)。近来，法国政府计划在10年内改造100万套社会住宅，占此类住宅总量的1／4，而2005年法国的城市骚乱也使法国社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低收入社区改造的必要性。

为了保证社会住宅建设，法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以控制地价不能过高，而且对于成片的住宅开发，必须由政府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然后再将小地块交给开发商进行开发。在资金上，为了避免住宅开发中基础设施滞后的现象，政府分阶段进行公共投入，以吸引私人投资(第75页)。国家还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对新建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向居住在社会住宅中的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大的城市聚集区，住宅和地产的政策性支出是政府财政的重要部分(第83页)。另外，政府还通过向社会住宅倾斜的财产税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不同收入阶层住房条件的苦乐不均问题(第86页)。

法国也存在房价过高的问题。这是因为养老阶层不断扩大，由于担心未来的养老保险，大量退休人口纷纷购置住宅，以求减少将来的住房开支，并可通过出租获得额外收入。这种现象助长了房价的上涨，使广大的年轻人无力买房，租房支出大大提高，加重了经济负担。另外，人口的负增长、家庭小型化导致家庭数增加、职业妇女人数的增加、婚姻观念的改变、老年人比例的提高等等，这些都影响着法国住宅的需求与发展趋势。

从住宅的空间分布看，区位和服务设施水平仍然是影响法国城市住宅需求和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第13页)。由于大城市地价昂贵，大量的低收入阶层的移民和本国人都集中居住在缺乏服务设施、位于郊区的社会住宅区和旧城内的低收入区(第13页)，而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美国式的郊区独立住宅区，高收入人群则越来越趋向于居住在环境、设施优良的大城市中心区。如巴黎的左岸地区，越来越多的富人(包括外国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使房产价格大幅上升，对于普通的法国人来讲已经高不可及，然而这些人真正居住在这里的时间却非常短(平均3周／年)，致使原来吸引这些富人前来的街区面包店、奶酪店和杂货店等纷纷关门，被称为“威尼斯现象”。另外，随着区域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城市住宅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农村。高收入的法国人和外国人在风景秀丽的农村购置第二居所。社会阶层在空间上的隔离已经成为法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2005年波及法国很多城市低收入社区的骚乱充分暴露了这个危机。

城市贫困是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出现的重要社会问题。城市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城市成为社会排斥和分离的主要战场。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很多国家出台了各种相应的政策。可以说城市规划也从以往以空间为主导的规划哲学走向了社会、空间综合的方法。法国的城市贫困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间建造的低收入住宅区。这些社区远离市中心，多数居民由于收入所限买不起小汽车，出行极为不便。工作与居住的分离，增加了居民的择业困难。社区自身服务设施匮乏，建筑和环境质量粗糙，缺乏维护，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收入较好的家庭不断外迁，空出来的住房被新来的低收入移民租住，社区的社会结构日趋边缘化，随之而出现社会治安问题、高失业率问题、青少年及儿童教育失败问题等等(第47页)。为了应对城市贫困，法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公共政策。但由于问题根植于社会体制的深层，所以成效并不明显(第46页)。

近年来，法国政府成立了城市改造管理局，集中各方面的资金，通过多方参与，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项目，主要针对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的街区。改造项目主要通过拆除部分社会住宅，植入部分高档住宅，调整社区的社会构成，增加活力。通过改造，改善住宅和街区的环境与服务质量(第51页)。

城市规划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城市规划教育和职业自身发展的历史制约，城市规划专业的工作主要由建筑师、工程师担任。大量的城市住宅建设为建筑师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随着新城建设实践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由国家高级公务员领导的多学科的专业团队，其中包括了公共规划机构和私人规划事务所。但他们都不从事具体的设计，主要为政府决策提供前期研究，包括战略规划、项目管理等。这种规划在经济快速大发展的20世纪60、7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1990年初，法国才成立了类似美国规划协会的“法国城市规划师理事会”。但由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推销城市建设项目，经常请大牌建筑师主持规划设计，从而使规划师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变得模糊。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城市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加快，周期缩短。传统的规划方法简单、机械，年限过长，难以应付迅速变化和日益复杂的现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城镇联合体的区域协调和城市改造项目的需要，法国逐步形成了以战略规划和城市项目为手段的规划、管理模式，不再编制传统的总体规划(第17、23页)。

二战以来，法国一直推行“甲方经营组织”(第30页)以落实城市建设计划，应对长期发展，控制工程质量。该组织由政府、规划部门等组成，在具体项目上与私人合作，确保了对建设项目的政治支持能够相对稳定。一个项目的周期一般在10～15年，这为土地获得、项目决策、公众参与、设计酝酿与优化、工程技术问题的解决和房地产开发等都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保证了较高的工程质量和社会效应。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政府需要与很多掌控土地的实力团体进行谈判、合作，政府不再采用僵死的规划手段，而是更为灵活地转向对战略层面问题的控制，同时利用更为实在的城市设计手段干预工程的质量。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协商规划区”(ZAC)已经成为法国城市改造的重要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结束，全球城市竞争日益激烈，“城市项目”也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式。法国的“城市项目”模式涵盖了从城市战略、社会经济、土地、遗产保护、生态到建筑环境因素考虑的整个过程，也成了极富法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第31页)。在“城市项目”实践的带动下，出现了新的城市规划思想，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法国城市规划40年(1)遗产保护和新旧结合的城市复兴策略：随着遗产保护的内涵、外延在时空两个方面的迅速扩展，保护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加密切，两者的有机结合成为必然趋势。严格的保护与大胆的创新成为城市复兴和文化传承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方面。巴黎在这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2)灵活、开放的小网格城市结构：经过二战后现代主义城市和建筑的实践，法国人重新意识到传统的小网格城市结构具有很多价值和优势。80年代以来，很多项目都尝试重新建构法国传统的小网格街区。近年来，为了保证道路的通达性和鼓励步行交通，在一些项目中，规划师将大规模的改造地段划分成350米×80米的小地块，以保证适当的密度和绿化环境，以及多样化的建筑环境。

(3)功能混合：与其他发达国家城市一样，二战后法国的城市规划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力求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十分重视快速交通道路的建设，希望以此解决居住与工作的联系。同时，位于郊区的大型商业区与低密度住宅也独立发展，出现了大片没有生气的城市郊区。二十年来，规划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在今天的法国，无论是新区建设还是旧城改造，都更加注重功能混合。在旧城改造中，小网格道路模式的复兴为功能和社会混合提供了物质基础。

(4)限制小汽车，营建步行城市：在巴黎，政府通过逐渐减少机动车路面的方法控制汽车的使用，规划逐年减少小汽车交通量，提高步行交通量，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非机动车交通，以期实现“无污染城市”的理想。20世纪60、70年代建设的道路、立交桥等设施都面临改造、甚至被取缔的命运(第14页)。政府还收回一部分道路用地用于住宅建设(第90页)。

(5)城市空间的积极化：与步行城市环境建设相关的另一个趋势是通过改善空间环境设计，明确公共、私有空间的领域属性，消除消极的城市空间角落(尤其是大量的停车场)，提高居住区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这实际上是美国“防御空间”(defensespace)理论的延伸。

(6)探讨多层高密度城市建筑类型：与英国的文化不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城市一直延续着低、多层高密度的城市建筑传统。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将这一传统推向极致，形成了极具法国特色的城市建筑文化。法国自80年代以来的城市改造项目又重新思考如何继承这一传统，如鲍赞巴克的“第三城市”、“开放街区”等城市空间类型。

(7)景观学的发展：随着80年代景观学在欧洲的兴起，在项目设计中，景观设计师的作用日益加强，正改变着人们关于城市环境、景观、生态的传统观念。这些景观项目将日常生活场所、城市遗产、现代文化意识和生态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如巴黎的贝西公园和雪铁龙公园等。

(8)规划与城市文化活动的结合：营造城市气氛，经营城市文化一直是法国人的长项。近年来，法国城市政府纷纷热衷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城市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又往往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从简单的规划公示展览到举办“巴黎不眠夜”、“文化遗产日”、“塞纳河夏日沙滩”等等，一方面吸引广大市民参与到城市活动中来，增加城市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对于政府而言，更主要的目的则是通过这些活动，潜移默化地宣传城市政策。比如巴黎的“塞纳河夏日沙滩”就是利用夏天假期，关闭塞纳河右岸的快速道路，改妆成海边沙滩的景象，吸引游人。巴黎市民在经历了一个愉快的“沙滩之旅”后，自然对车水马龙的快速道路反感备增，转而支持市政府消减机动车交通量的规划目标。

中法两国历史、文化、制度的背景不同，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社会面临的人口、资源条件更是相去甚远，法国的经验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但是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法国城市发展的过程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他人的经验，更实际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拿来主义”地停留在新潮的概念和形式上。

注：本书主编米歇尔•米绍教授等经过多方努力，搜集了很多法国城市规划方面的图片资料，我们特地收入本书，与正文的对应情况如下。敬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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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城市规划40年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0

ISBN:978-7-80230-511-3/D•131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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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巴黎城市的范围为什么不断扩大

2030年巴黎什么样？“大巴黎计划”启示
2009-09-11 11:20:11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在充满历史感的法国巴黎，总统萨科齐同样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巴黎计划”，这个还在公示的重建计划毁誉参半，或许可以给予我们的城市化改造些许启示。

巴黎鸟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北穿过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以及豪斯曼男爵150年前打造的放射性城市区域划分。

日本着名建筑师隈研吾曾提出，人们讨厌建筑物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不可逆转性—建筑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轻易地拆除或重建，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建筑物的寿命恐怕要长很多，因此每一项建筑项目都要慎重，大规模的兴建更需要慎之又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改造甚嚣尘上。在北京，已部分拆毁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舆论下暂缓拆除；在南京，总理两度批示下，老城南历史街区的拆迁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广州，学者叹息“一个作为家园的广州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充满历史感的法国巴黎，总统萨科齐同样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巴黎计划”，这个还在公示的重建计划毁誉参半，或许可以给予我们的城市化改造些许启示。

2030年的巴黎会是什么样子？法国总统萨科齐正野心勃勃地谋划着一项宏大叙事的“大巴黎计划”，依其设想，未来20年将建设的10个大型工程可能改变巴黎面貌，其中包括未来派的玻璃塔、单轨铁路和塞纳河上的人工岛—这项被打上“政治美学化”标签的造城运动，是自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豪斯曼男爵开辟多条林荫大道以来，巴黎最大规模的重建计划。

“‘大巴黎计划’的政治社会脉络及全球化的关系，与中国当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一脉相承。”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理系博士候选人、策展人高政轩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同如今北京、南京和广州等地的拆迁风波和旧城改造相比，“大巴黎计划”如何有效地实施，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重建一个“大巴黎”

在面对埃菲尔铁塔的夏佑宫左翼，法国建筑与文化遗产城，来自全球10名知名建筑师的10个 “大巴黎计划”方案，将在此公示至11月。业内人士对萨科齐质疑声一片，认为他虽有雄心，但最终可能不过给巴黎留下一些“大工程”而已，一如其前任之一— 曾主导建设法国新国家图书馆和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1968年法国新左翼运动的代表人物、10名建筑师之一的罗兰·卡斯特罗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大巴黎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榜样。“作为参展建筑师，我们不仅仅是在改造巴黎，更重要是改写规则，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王一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警惕城市设计的“乌托邦定势”，旧城改造中的最主要矛盾不是要不要改造，而是如何改造，拿什么新的建筑去代替旧的建筑。中国目前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这将是一座温柔、亲切、绿色、环保、能量化、文化感的城市。”在罗兰·卡斯特罗的眼中，20年后的“大巴黎”，是“人类的首都，世界的首都”。

这也正是萨科齐雄心勃勃想要实现的“理想国”。行走在世界怀旧圣地的巴黎，即使拥有凡尔赛、卢浮宫、香榭丽舍和赛纳河等“每个拐角处都有历史”的荣光，亦掩盖不了其成为“博物馆城市”威胁的现实。

由于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巴黎以和谐的外观成为世界上游客访问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整个环城大道围绕的巴黎只有200多万居民，远远少于大伦敦的约750万居民。巴黎市区与邻近郊区合并起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城市规划带来的后果，可以为一个城市带来生命力，也可能为以后的发展埋下致命隐患。”曾在巴黎工作的法国AAUPC建筑事务所建筑师蒋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巴黎地区有1200万人口，产值约占法国GDP的30%，但交通网络脱节和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依然严重。

巴黎亦曾遭遇建筑规划乱局之殇。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现代主义风格的钢筋水泥建筑，在巴黎也一度流行，毫不人性化的工业建筑成为城市的败笔。4年前巴黎郊区还爆发了严重的骚乱。那些未成年的移民后代，为了发泄被抛弃的不满，不时爆发冲动对抗，郊区问题日益尖锐。

自上台伊始，就被法国文化界人士嘲为品位不高的萨科齐，就图谋通过“大巴黎计划”改变巴黎及自身形象。萨科齐入驻爱丽舍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一批优秀的城市规划建筑专家共商大事，其中包括三度普立兹克奖得主、设计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的英国建筑师理乍得·罗杰斯、2008年普立兹克奖得主让·努维尔等人。

法国文化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正式推出“大巴黎计划”将遵循最重要的三个原则—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为准则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交通网络重组以及消除巴黎郊区的封闭状态。作为匈牙利移民第二代的萨科齐，对于城市的活跃性与移民的关系，以及所有移民面临的文化生活的融入困境，体会尤其深刻。

‘叁’ 国外有哪些工业遗产、历史街区的保护改造方面优秀的案例

奥斯曼的改建工程虽然规模浩大，也用了很多手段成倍增加住房率，但他始终强调城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从没有毁坏过整个巴黎的城市风貌。这跟中国当代的旧城改造的结果大不一样，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的旧街区在改造后，尤其是居住区重建后，出现的大多是缺少地域特色的高楼，使得整个城市少了份生机，场所的空间与形式变得乏味。奥斯曼在进行房屋改造时，遵循了法国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标准，并没有肆意增高楼层，只是将原来的5层建筑加建为7层，每栋建筑加上阁楼的高度仅为30米。这比19世纪美国的向天空伸展的筑楼方式更为谨慎。

‘肆’ 法国卢浮宫改造历史有哪些

卢浮宫(PalaisLouvre)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的右岸。原为国王的一个旧离宫，1190～1204年间，法国国王菲力普二世为加强防卫而建造，并存放王室档案和珍宝。1546年法兰西斯一世命建筑家P.兰斯科(PierreLescot，1510～1570)将原先的哥特式“口”字形建筑改建为文艺复兴府邸建筑的形式，平面是一个带角的楼的封闭式四合院，53.4米见方。1606年建成“大画廊”，将卢浮宫与西侧的丢勒里宫相连接，南北长267米，东西宽165米，横分为三个院落。中央院落长113米，宽89米。左右两个稍窄一点，各在中央有一个椭圆形的大会议厅。纵横两条轴线都比较明确。1663年，法国建筑师L.勒沃(LouisIeVau)设计了卢浮宫的方案，国王的权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Colbert)将此方案提交给意大利建筑师征求意见被否决了，其中有着名的巴洛克建筑师贝尔尼尼。1665年，法国宫廷邀请贝尔尼尼来巴黎设计了巴洛克式的卢浮宫，但是由于民族心理的原因而遭到法国人的抵制。因为“修建卢浮宫的整个事业几乎都是具有民族意义的大事”。最后由科尔贝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让L.勒沃与C.勒布兰(Charles，IeBrun)、C.佩罗(ClaudePerrault)合作改建着名的东柱廊，东柱廊总长183米，高29米，立体面采用横三段与纵三段的手法，但两端及中央采用凯旋门式结构。建筑具有纪念性的效果。1793年，卢浮宫改为国立美术博物馆。1982年，建筑师贝聿铭又建造了一座大的及三座小的玻璃金字塔形的现代建筑，作为入口处，使它更加光彩夺目。

‘伍’ 奥斯曼巴黎城市改建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粗暴地折断了巴黎的历史

奥斯曼毁了巴黎？
生活时报
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同意以“假设”来研究历史的。但是，当许多法国建筑师用大量的图片、数字、模型向我说明，如果没有奥斯曼150多年前大刀阔斧的改造，巴黎应该更美丽时，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惊了！奥斯曼改造巴黎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时任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警察局长，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由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对巴黎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总负责人。奥斯曼改造工程的痕迹，在今天的巴黎到处可见：市中心几条主要的林荫大道是他策划的；许许多多的小广场、喷泉、雕塑甚至教堂、公园，都是他主张或遵从拿破仑三世的旨意修建的；巴黎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是他规划的；大量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监狱等设施拔地而起，也是他的功劳。总而言之，奥斯曼“拆”得如何先不说，“建”的功劳却有目共睹。无论是风格式样还是建筑质量；无论是大的规划比例，还是细节的处理；无论是建筑思想还是建筑语汇……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保证了巴黎建筑风格的稳定和连续，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容否认，奥斯曼的功绩，烘托了旧帝国的辉煌，也确实方便了生活。但是，如果他在巴黎的改造过程中能够从善如流，保持原来以赛纳河为核心自然形成的城市布局和风格的话，现在的巴黎会更有味道！奥斯曼毁了巴黎？近年来，对奥斯曼的研究和反思，成为法国建筑界的热点。尤其是近年与其同时代的亨利·西美弘伯爵的8张巴黎规划草图被发现后，人们才明白，巴黎原本的中世纪传统若得到充分保护，应比现在更美丽。因而，“奥斯曼是不是毁了巴黎？”成为许多报刊讨论的主题。被这个题目所吸引，记者采访了法国着名建筑史、艺术史学者、《奥斯曼分析》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沙敦、巴黎市政府“建筑许可证颁发”总监莫里斯·罗朗、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主席邱治平、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旅居法国的华揽洪老先生及其女儿、作家华新民。他们的看法竟如此类似：今天人们认为巴黎是美丽的，主要是因为奥斯曼没来得及毁掉的那些建筑。当然，还有他建的一部分建筑，经过150年，这些质量优异、富有欧洲文化风格的建筑也已成为古迹。但是，奥斯曼设计、规划上的严重错误，令巴黎付出了它不该付出的代价，而且永远不可挽回：其最大的败笔是对巴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城岛的拆建。为了修建一条贯通巴黎南北的大道，奥斯曼消灭了一座中世纪的岛屿——法兰西文化的摇篮。岛上数不清的小房子被夷为平地，代之以当时流行的石头大房。城岛被改建成一个死气沉沉的行政中心，主要由巴黎市警察局、法院和一家医院组成。其实，城岛本身就可以成为一座完整的中世纪建筑的艺术博物馆，现在只是几件艺术品(如巴黎圣母院)摆在了现代的橱窗里。对城岛的改造，集中体现了奥斯曼的短视，就连他的赞赏者也因此感到底气不足。而奥斯曼的前任、“美化巴黎委员会”主席亨利·西美弘的方案是绕开城岛(他的方案被奥斯曼抛弃)，在赛纳河边另外修路架桥。今天人们认识到了他的远见，但已经太晚了。据统计，奥斯曼拆掉了巴黎三分之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10%的私人宅邸。像圣日尔曼区的大批私人豪宅、巴斯兰堡街漂亮的新古典主义宅邸、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宅邸、路易十六时期的入关大楼和法兰西学院对面的圣拉唐骑士府邸的塔楼等，这些消失的建筑，至今令人惋惜不已。在开辟新的交通网络和建设昂贵的新公寓楼群之后，由于大规模的搬迁，传统的社会网络遭到破坏。大批社会底层的人被赶到没有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恶劣的郊区去居住，那里建起的大批毫无味道的“睡觉城”，甚至至今仍是被冷落的一部分，成为社会问题的重灾区。原来巴黎“贫富混杂”的平衡被打破了，西南部越来越“高贵”，东北部越来越混乱。可以说，人们今天碰到的许多麻烦，那时已显现端倪！奥斯曼是个专制、跋扈、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也许正是他的铁腕、自信和日耳曼血统的简单、执着，加上拿破仑三世对他的支持，成就了他“改造巴黎”(或许是毁坏巴黎)的“伟业”？当然，评论他的功过，不能脱离150年前的历史、不能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还没有普遍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法国直到1913年才出现《文物保护法》。而奥斯曼时代，尤其是他本人，对老房子拆还是不拆，只是考虑“需不需要”。关键是如何规划和建设奥斯曼在改造巴黎的过程中，肆意毁坏文化古迹，也破坏了巴黎整体文化氛围的所作所为，已被永远记入历史。法国有一本书《毁坏文物史》，书中列了一个“破坏者”的名单，奥斯曼不幸榜上有名。研究奥斯曼，是为了在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专家们有针对性地对此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一、保护文化古迹是否值得？沙敦先生的回答是：绝对值得！保护文化古迹，不仅是文化利益，也是商业利益。他说，欧洲有许多城镇，要说有什么名扬国内外的名胜，好像也找不出来，但是旅游收入、城市名气、执政者形象，一点也不差。原因就是注意保护城市整体的魅力。靠几个名胜作招牌，当然需要，但最主要的是整体保护。邱治平先生的观点更为鲜明：文化灵魂、历史遗产是无价的！如果只着眼前利益，一定会为后人所耻。华揽洪先生说，保护古迹和城市现代化兼顾，使之相得益彰，的确有一定难度，但绝非没有办法！尤其是现代人已掌握了“旧瓶装新酒”(即在不伤老房子筋骨的前提下，安装现代化设施)的技术。华新民女士说，“整体保护”，也就是文化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如何防止古老文化被一点一点地蚕食乃至面临灭顶之灾，是今天文化人最大的忧虑。二、为了改善交通，就对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大动干戈，是否应该？专家们指出，奥斯曼所解决的巴黎交通问题，只管了几十年，真正使巴黎交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1900年巴黎地铁的兴建。因此，若说现代化，奥斯曼之后还有贝安维诺(第一个建设巴黎地铁的工程师)。如果只是一味地“拆”、“扩”，用这个方法解决交通问题，真正是缘木求鱼。道路的宽度是永远也赶不上人们对缩短出行时间的要求的。过去，面对老旧的房子，有些人容易产生自卑感。一对法国知识分子夫妻对记者说，40年前，他们在巴黎读书的时候，看到“洼地”(奥斯曼没有拆毁的、今天吸引游客最多的老城区)的老房子，也觉得落后，维护成本太高、没有现代舒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现在回头看看，才知道当时我们多么幼稚！”从故纸堆中抬起头，看眼前的巴黎，我明白了，奥斯曼和他的继承者们创造了巴黎的今天，但也毁坏了巴黎的昨天和前天，而巴黎的昨天和前天本来是可以令今天的巴黎更加夺目的。今天人们在提到奥斯曼的功绩时，也越来越多地提到他的劣迹。这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一个城市——巴黎、一个国家——法兰西，甚至整个人类的遗憾。(本报驻巴黎记者 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