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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pelliot怎么样

发布时间:2022-04-18 15:46:29

A. 金刚经的弘注情况

印度《金刚经论》的数量并不明确;根据汉译所传,主要是唯识系无着和世亲的论释。 挂名作者挂名译者题目备注世亲 元魏 菩提流支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三卷 本论译出时,收载整个经文。 同本
异译 无着造颂
世亲注释 唐 义净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释》三卷 义净说弥勒以八十颂授无着,无着再传世亲而注释。 无着 唐 义净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一卷 由义净译三卷论看,仅译七十七颂 无着 隋 达磨笈多 《金刚般若论》(丽本)二卷 二卷本引经文时仅略举,后来收录流支译本全文,整理为三卷本。 无着 隋 达磨笈多 《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论》(别本)三卷 世亲造论
金刚仙释 元魏 菩提流支 《金刚仙论》十卷 此论未载于任何经录,是华人所造 功德施 唐 地婆诃罗 《金刚经破取着不坏假名论》二卷 着者功德施菩萨的事迹不明 Ⅰ部分注疏、科仪等 挂名作者题目情况晋‧僧肇 《金刚经注》一卷 鸠摩罗什译出后的第一部注释。经文未分段。疑为伪作。 梁‧傅翕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一卷 诗歌体裁,为伪作,广引唯识经论的名相。 隋‧智顗 《金刚般若经疏》一卷 天台宗色彩不够,未提“五时八教”对般若的态度,疑伪托。 隋‧吉藏 《金刚般若疏》四卷 介绍比较开善等先德主张。视本经在内的般若经为不了义。 唐‧慧净 《金刚经注疏》三卷 作者慧净的宗派属性难以判断。 唐‧智俨 《金刚经略疏》二卷 以华严“五教”判,视般若为初浅的“大乘空始教”。
后记说南宋时本书难求,故圆澄海舶前往高丽取来。 唐‧窥基 《金刚般若经赞述》二卷
《金刚般若论会释》三卷 法相宗作品。 唐‧知恩 《金刚般若经义记卷上》一卷 采无着和世亲论,广引唯识概念。 唐‧惠能 《金刚经解义》二卷 含“天命”、“五行”儒道理论,疑伪。其前序阐扬佛性。 唐‧惠能 《金刚经口诀》一卷 非惠能所作,内容与《解义》〈后序〉的前半部分完全相同。 唐‧道氤 《御注金刚经宣演》二卷 是对唐玄宗《御注金刚经》(已佚)的注解。受《解深密经》影响,把般若视为不了义的“密弘”、“密说”,把唯识判为“显”、“契会中道”。 唐‧宝达 《金刚暎卷上》一卷 注解道氤《宣演》。除唯识义理外,有更浓厚的真常论。 唐‧昙旷 《金刚般若经旨赞》二卷 也含有浓厚的佛性、如来藏思想。 唐‧宗密述
宋‧子璇治定 《金刚般若经疏纂要》二卷 宗密的思想是禅宗和华严宗的综合体——“教禅合一”,以及和会儒释道。
阐扬以“空”真常化的绝对“真心”,视般若为不了义的“密意”。 宋‧子璇 《金刚经纂要刊定记》七卷 本书是上述宗密《金刚般若经疏纂要》的解释。 宋‧宗镜述
明‧觉连重集 《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
九卷 宗镜的身份存在争议,本书是觉连对宗镜《科仪》的注解;宣扬真常论,三教同源和弥陀净土,对明末民间教派如无为教影响深重。 宋‧昙应 《金刚经采微科》一卷
《金刚经采微》二卷
《金刚经采微余释》一卷 采天台宗的立场注释,其序文“管窥天台义意”即已表明。 宋‧道川 《金刚经注》三卷 为宝卷形式,其注释部分来自惠能《解义》;影响了无为教。 宋‧善月 《金刚经会解》二卷 旨在和会无着和世亲之间的异说,并非《金刚经》的真正注解。 元‧徐行善 《金刚经科释》一卷 是挂名天台智顗《金刚经注》的疏解。 明‧宗泐如玘 《金刚经注解》一卷 融合唯识宗、禅宗、天台宗思想。该书是应明太祖诏令完成。 明‧洪莲 《金刚经注解》四卷 又称《金刚经五十三家注》,主张“空性出生万法”;“空”被实体化为宇宙本源(已非般若的真正意义),无为教的“空生万物”与此有关。 明‧曾凤仪 《金刚经宗通》七卷
《金刚经偈释》二卷 曾凤仪说自己已得儒释两家的真意。
这两部书基本上依照子璇的《刊定记》而撰写。 明‧林兆恩 《金刚经统论》一卷 林兆恩是迷信组织的“教主”;唱和会三教,“虚空”出天地万物。 明‧元贤 《金刚经略疏》一卷 着者不满无着和世亲论以及古来注释,依自己独特观点注解。 清‧溥仁乩释 《金刚经注释》一卷 这是由乩童所扶鸾出来的,把本具的“觉心”释为儒道的“道”和“性善”。 清‧孚佑帝君 《金刚经注解》一卷 由“孚佑帝君”来“降灵”所说,仍宣扬真常论和三教合流。 韩国‧得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家解》收录大士赞、六祖口诀、宗密纂要、宋道川颂、宗镜提纲等五家解。日本‧空海《金刚般若经开题》站在密教立场解释。
Ⅱ部分灵验感应记 编者书名情况唐《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一卷钞于五代的敦煌本唐‧孟献忠《金刚经集验记》三卷 故事由作者搜集而来 唐‧段成式《金刚经鸠异》一卷 作者是小说作家,擅于志怪小说 宋《金刚经受持感应录》二卷 见于《太平广记》的“报应部”,其故事多来自《出报应记》 明‧王起隆《金刚经新异录》一卷 故事内容限定在明代 清‧周克复《金刚经持验记》二卷 内容从后魏直到清朝,情节更为完整和离奇;作者喜好编造各种灵验记 清‧王泽泩《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一卷 根据情节分为延寿、辟邪、还阳、升天等共十八类,集迷信故事之大成 西藏译的《金刚经》注释远比汉译为少。相当于《无着颂》的部分收录在北京版藏经,但作者和译者皆不详。本经未收录于德格版(东北目录),又北京版亦非收录于般若部,而收于杂部之中。汉译的《无着颂》注释《世亲释论》有二种,而西藏译则毫无流传。三卷本的《世亲释论》收录于德格版大藏经中,其末尾附记世亲造。本书只见于德格版而未数入北京版与奈塘版中。
至于《金刚经》的注释,有莲花戒的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rdo rje gcod pahi rgya cher hgrel pa(东北3817号,北京5216号)。此书仅传于西藏。对于《世亲释论》的立七句义,莲花戒则分为五句义,但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莲花戒本来是中观依自起派的学者,同时也是中观瑜伽综合的学者。其对般若系的经典,另有《圣般若波罗蜜七百颂广疏》、《名般若波罗蜜心经疏》等注释。此外另有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的注释,欲借此调和两派的思想。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吴道子(约685—758)在兴唐寺画过金刚经变。
敦煌最早的金刚经变出现在盛唐第219、31窟。
大致开凿于八世纪初的217窟,其主室西壁龛顶壁画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二十世纪末,有学者注意到这是一铺金刚经变。画面南侧约缺三分之一,仅存正中说法图部分和北侧画面,北侧共计5个画面。 a.单经写本(未添加“六十二字”) 版本编号年代备注BD08076号《金刚经》 南北朝 首脱尾全,行21字 BD03636号《金刚经》 七至八世纪唐 首尾均全,11纸,313行,行17字 BD04142号《金刚经》 八世纪唐 首尾均全,12纸,308行,行17字 BD06469号《金刚经》 八至九世纪敦煌吐蕃统治时期 首尾均全,11纸,306行,行17/18字 BD05796号《金刚经》 九至十世纪敦煌归义军时期 首尾均全,327行,行16/17/18字不等 BD14422号《金刚经》 唐高宗咸亨四年(673) 首残尾全,现存7纸,193行,行17字 BD14453号《金刚经》 唐高宗咸亨五年(674) 首残尾全,现存10纸,282行,行17字 BD14490号《金刚经》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 首残尾全,现存11纸,29行,行17字 BD00024号《金刚经》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 首残尾全,现存4纸,109行,行17字 大英博物馆P.4503
柳公权书《金刚经》 唐代拓本孤本 12块,行11字,共5055字 BD是《敦煌遗书》所收文献的编号,为“北敦”的字母缩写,即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柳公权书金刚经》唐代拓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刚经》刻于唐长庆四年(824)四月,系柳公权四十七岁时所作。《金刚经》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行十一字,原石毁于宋代。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是敦煌文献中的稀世珍宝。被法国人希伯和取往国外,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图书馆编号:Pelliot chinois 4503)国内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等均有影印本。目前网络上流行的柳公权书《金刚经》唐拓本都是这些影印本的翻版。 b.单经写本(添加“六十二字”) 书家年代馆藏张即之书《金刚经》 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写本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写本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写本 日本京都智积院 兰溪道隆书《金刚经》 日本镰仓时代(13世纪)写本 日本京都龙光院 赵孟頫书《金刚经》 元世祖至元辛卯(1291)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德九年(1305)写本 大德十一年(1307)写本(泥金) 皇庆改元岁(1312)写本 皇庆二年(1313)写本(泥金) 文征明书《金刚经》 明世宗嘉靖改元(1522)秋九月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嘉靖十年(1532)本 嘉靖乙卯(1555)五月朔写本 嘉靖丙辰(1556)四月朔写本 董其昌书《金刚经》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本 杭州灵隐寺 万历四十六年(1618)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本 天启四年(1624)本 天启六年(1626)本 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本 慈圣太后书《金刚经》 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写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释道肯《集篆金刚经》 明崇祯二年(1629)的摹本 天津市图书馆 查慎行书《金刚经》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写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 康熙帝书《金刚经》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写本 高曦驭书《金刚经》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写本 云南省图书馆 张昭书《金刚经》 清雍正七年(1729)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金农书《金刚经》 清干隆八年(1743)写本 浙江省图书馆 干隆帝书《金刚经》 清干隆十一年(1746)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陈孝泳书《金刚经》 清干隆年间写本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翁方纲书《金刚经》 干隆五十一年(1786)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嘉庆四年(1799)本 嘉庆六年(1801)本 嘉庆十一年(1803)本 大理国写本 云南省图书馆 c.泥金写本 书家年代馆藏《金刚经》一卷 宋至和元年(1054)金银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管道升书《金刚经》 元泥金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金刚经》 明永乐十年(1412)泥金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 徐渭书《金刚经》 明万历五年(1577)磁青纸泥金写本 浙江省图书馆 杜牧书《金刚经》 明天启六年(1626)泥金写本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杨悟明书《金刚经》 明崇祯己巳年(1629)藏青纸金字 《金刚经》一卷 明泥金写本 山东省博物馆 《金刚经》 清干隆泥金写本 温州博物馆 d.血书 版本馆藏敦煌文献P.2876号:血书《金刚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 敦煌文献S.5453号:血书《金刚经》 大英图书馆 敦煌文献S.5669号:血书《金刚经》 大英图书馆 敦煌市博物馆58号:血书《金刚经》 敦煌市博物馆 明朝贺知忍血书《金刚经》 记载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 版本年代馆藏王玠本《金刚经》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本 大英博物馆 曹元忠本《金刚经》 晋高祖天福十五年(950)本 大英博物馆 释延福刻《金刚经》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王念三郎家刻《金刚经》 宋临安棚南前街西经坊 上海市博物馆 宋刻《金刚经》 北宋 江阴市文化馆 宋刻《金刚经》 宋 浙江省博物馆 宋刻《金刚经》 宋崇宁年间 上海市图书馆 元塔伦刻《金刚经》 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本 上海市图书馆 杭州杨家经坊刊《金刚经》 元朝刻本,后有明朝递修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宋释道肯集篆《金刚经》 明永乐十年(1412)刻本 山东省图书馆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倪锦刻本 上海市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 明刻《金刚经》 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 天津市图书馆
洛阳市图书馆 《注真三十二篆体金刚经》
元道肯集篆,明采素先诠注 明崇祯年间纲川许丕据万历本重刊 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 徐道园刻《金刚经》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本 现藏日本 《出相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明成化六年(1470)刊本 明刻本《金刚经》 明永乐刻本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明刻本《金刚经》 明万历刻本 青岛市图书馆 《金刚经》不分卷一册 新印崇祯十七年(1644)大字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孙可望刻《金刚经》 南明永历九年(1655)朱印本 云南省图书馆 明凌氏刻《金刚经》 明刻《金刚经》 吴兴闵氏以明凌氏印本为底本刊印 清刻《金刚经》 同治三年(1864)北平翰藻斋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唐咸通九年敦煌雕版印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水墨纸本规格:27.6 x 499.5 cm)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敦煌雕版印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标有明确刊刻日期的印刷品。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至英国,现收藏于大英国家图书馆(编号:Or.8210/P.2 )。
其卷首的扉页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版画作品之一。刻本《金刚经》6纸,每纸70余厘米,四周单边。首有净口业真言、奉请八大金刚等前仪5行;尾有真言4行,题记1行。题记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通卷文字秀美、唐楷风格浓郁,刀法洗练,墨色均匀。 法鼓山禅寺的水月道场,将整部《金刚经》作为建筑外墙。

B. 冲锋衣里,骆驼Camel、Makino犸凯奴和法国Pelliot哪个好谢谢,给老人买,不是专业人士!

都一般。
Camel去年花了好多钱找韩寒代言,价格变得好高,WEI-TEX面料防雪不行。
Makino牌子一般,东西质量还行。我两年前买过他家的抓绒,到现在也没起球。
Pelliot也一般——很多牌子都喜欢说自己的国外的——基本都是国外注册商标而已。
个人觉得国内做的比较好的:Toread探路者、Kailas凯乐石、Ozark奥索卡、Shehe极星、Acome阿珂姆……国外的大牌如始祖鸟、山浩、土拨鼠、猛犸象、巴塔哥尼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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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中国有没有出版<<大南实录>>

越南末代官修史书《大南实录》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出版,国内仅存5套,原价5000元/册,共20册)

《大南实录》是越南最后末一个王朝阮朝的官修史书,国内外所存版本极少。在版本方面,现今流传的《大南实录》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于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51年)至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之间陆续出版的,全书共20册,为日本越南史研究大家松本信广教授所主编,根据松本信广教授透露,《大南实录》原藏于顺化安南宫廷,松本先生于日本昭和八年(1933年)到越南调查旅行之际对原书进行影印而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出版的20册《大南实录》也是根据当时照片制版而成。越南方面由越南史学院于1962年河内史学出版社出版了拉丁化越南文译本。

中越两国人民曾被称为“同文同种”,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越两国曾经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仍然无法抹杀友好仍然是主流的事实。我们今天谈及越南曾经长期使用汉字并不是为了宣扬“大国文化沙文主义”,而是告诉人们历史事实,回顾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认同。

一、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较少的原因
历史上越南书籍与中国书籍同样遭到多次兵火之灾,根据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历史上越南书籍一共遭受了六次大的灾难。越南方面认为越南书籍在历史上一共遭到了四次大的灾难:一是陈末绍庆二年(1371年)占城兵入越南京城(升龙城即今之河内),当时占城军队掳掠子女、玉、帛、焚毁宫殿,备籍为之扫空;二是根据越史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年)夏青进士到越南取有关越南的古今事迹书籍(也有认为是明朝将领张辅悉取古今书籍,部送金陵);三是越南(1516年)的陈暠之乱,“士民争入禁省取金帛,文书图籍委弃满道”;四是后黎克复莫朝京师(升龙),“诸书又毁于火”; 五是元代蒙古军队攻打越南时,越南曾向北宋请去的四部印制的《大藏经》和一部《道德经》皆毁于兵火,《大越史记全书》曾记载1295年越南陈英宗遣使赴元收得《大藏经》,留天长府(今南定),副本刊行。 六是根据越南史学家明峥的研究,法军在河内即将解放时,曾经运走越籍七百箱。此外,日本曾经在越南进行了短暂统治,期间也运走不少书籍,另越南南北战争以及南北战争结束时远走海外的越南南方人也带走了不少的书籍,这也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越南书籍所剩不多,所剩古籍大多成书书于13、15世纪左右。

二、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越南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要首推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张秀民先生曾经于2001年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上对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笔者深感在此领域研究之不大及,但又认为中国研究越南之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很少略知其中一二,故这一内容大部分参照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成果。
1959年5月12日越南中央图书馆阮馆长透露,越南博物馆馆藏汉问书十万册,有六千多册善本被法国人抢走,现中央图书馆藏书三十万册,而其中大多为新书。张秀民先生通过统计越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着录的185种,法国迦节(Cadiere)、伯希(Pelliot)的《史部书目》175种,加上河内新购的78种,日本东洋文库藏安南本76种,又《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目3070种,中国书越南印版690种,喃字版628种,三者合计共4388种。可见越南现存汉文古籍之一斑。
《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中也杂有不少中国人着作,如《高青邱诗》、《人谱》、《钦州志》等,而重复的如《安南志原》、《大南一统志》等又数十种。其中十之八九为后黎朝与旧阮朝的着作。其中诗文集、来华使者的着作又有数十种,如《使清文录》、《使华丛咏》,还有使闽、使粤、使天津、使燕京等,其中以使燕京的诗集最多。而其中家谱多至一二百种,约有二十余姓,如丁、李、陈、黎、阮、郑、武、汝、吴、范、杜、黄、杨、刘、潘、邓、谭、王、徐、何、郭、裴、张等姓。阮氏族谱又有世谱、合谱、全谱、支谱等二十多种。笔者曾跟不少越南人交流,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
越南汉文古籍中比较重要的地理书包括《十一省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皇越一统舆地志》、山西、清化、北宁等省志、《宣光省志》、《义安志》、《义静杂记》、《永禄县志》、《嘉定城通志》、《南圻六省地舆志》、《龙编百二咏》、《升龙三十咏》、《北城地舆》、《清化纪胜》、《宣光省赋》、《兴化省赋》等等。
越南自李朝以来均仿中国科举制度,我国清末1909年废科举,而越南最后一次廷试则是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比中国还晚了十年。科举制度在越南的推行使得在越南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如《举业津梁》、《辰(时)文集要》、《乡会试文》、《乡试文选》、《历科登龙文选》、《登科录》、《慈廉县登科录》、《大越历代进士科实录》等等。
科学方面有《天文体》,还有算书《算法奇妙》、《算法大成》、《大成算法指明》。医学方面的书有《医海求源》、《医理精言》、《医传旨要》、《活幼心法大全》、《保婴良方》、《妇人科》、《外科医方》、《诊脉秘诀》、《验舌证法》、《南药神效》、《中越药性和编》、《南药考辨》、《南药正本》、《本草拾遗》、《保生延年纂要、《海上懒翁》等等。
也有一些迷信方面的书,如《乩笔文抄》、《卜鸡足全书》、《符咒集成》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书籍。
类似档案文书方面的书也不少,如《丁先皇庙历朝令旨》、《明都王(郑楹)令旨》、还有一些丁簿、田簿、地簿和国王封赠的赦文如《阮曰庶赦文》和封庙宇的赦文。
除此以外,《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还有收录了不少记载越南山区少数民族的书,如《瑶人蛮士》、记载了广安、安沛、宝光、凉山等省蛮士的资料。还有如《高绵世次略》、《高蛮纪略》、《高蛮事迹》和《万象事宜》、《南掌纪略》、《暹罗事迹》、《望国(曼谷)功臣录》、《占城考》、《征占日程》、《阇盘城记》,这些与历史上越南的临国柬埔寨、泰国、占城有关,可以作为研究这些国家历史风土的重要资料。
此外,获越南政府批准成立并于1979年10月13日的越南汉喃研究院的近年来的影响越南越大,从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越南汉喃研究院收藏的包括喃字版的书籍一共有大约2万册书。

三、中国和海外现存越南汉文古籍情况
中国现存越南汉文古书其实也不少,但由于从未有学者进行统计,但很多比较重要的古籍都散落于国内私人或各单位的图书馆当中。根据张秀民先生所列的书目得知,目前中国所藏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安南行记一卷》(一作天南行记,成书于元代)、《交州藁一卷》(成书于明代)、(平定交南录一卷)(成书于明代)、《安南图说卷一》(成书于明代)、《海国广记安南》(成书于明代)、《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成书于清代)、《使交纪事附使交吟》(成书于清代)、《安南军营记略一卷》(成书于清代)、《越南纪略》(成书于清代)等等 此外根据王晓建先生曾经在国内所见的越南汉文古籍也有不少,较为重要的包括:李常杰着《南国山河》,陈世法着《岭南摭怪》,陈国峻着《兵书要略》,黎文休着《大越史记》,阮忠彦着《介轩诗集》,朱文贞着《四书说约》,阮�着《舆地志》、《抑斋遗集》,武轸着《松轩集》,吴士连着《大越史记全书》,黎思诚等着《珠玑胜赏诗集》,阮孚先着《大越史记续编》,黄德良着《摘艳集》,杨德颜编《古今诗家精选》,武琼着《大越通鉴通考》,黎嵩着《越鉴通考总论》,阮秉谦编《传奇漫录》,范公着着《越史全书》,阮俨着《越史备览》,黎贵敦着《黎朝通史》、《见闻小录》,阮攸着《北行杂录》、《清轩诗集》,黎光定着《一统舆地志》,张登桂等着《大南实录》,潘清简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潘辉注着《历代宪章类志》,潘佩珠着《巢南年表》、《越南亡国史》,邓博鹏着《越南义烈史》等。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了解,国内越南汉文古书较为集中地收藏于国内下列单位:北京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包括图书馆,小语种资料室,民族研究所、以及有关教师收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广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等等,此外台湾所收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台湾淡江大学、台湾越南研究所等等。
海外方面,收藏最多的莫过于法国巴黎远东学院、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收藏、甚至再版了越南汉文古籍。美国方面,在1975年前后移居美国加州的越南学者们于2001年成立了越学院,也收藏越南汉文古籍不少,该机构还把很多类似,《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12部越南比较重要的史籍的越文版登载到了网上,免费提供给研究者参考,但遗憾的是没有附上原版中文。

H. 男士冲锋衣品牌哪个好

探路者不错。冲锋衣,外文名Jackets,又名Outdoor Jackets,音译为夹克,户外运动必备装备之一。冲锋衣之所以能成为所有户外爱好者的首选外衣,是由其全天候的功能决定的。

I. 古人称西方人什么

这是学者的错误,大秦泛指波斯帝国,而非罗马 大秦 大秦——泛指波斯帝国,而非罗马 【正 文】 自从张骞走进西域,商贾们也开始远出中东、近东,3 世纪成书的《魏略》率先记载了一个“大秦国”,其云:“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所临的“西海”如此辽阔和奇幻,就有许多学者说“大秦是罗马”了。究其实,西海是西域诸国正西的里海,因此大秦国应该是在南高加索一带。 “大秦国”史说辩伪  《魏略》是一部失传了的私撰历史,作者鱼豢对于东汉、曹魏时期的各种史实,能兼收并蓄,因此有人责怪他“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例如,它既说横渡西海“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又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丹)迟散城……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后世的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是“芜累”呢? 事实上,通过对安息、条支在里海以东的认识,我们已经确认“西海”即是里海,而这个“六日乃到”的说法,又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里海“最宽处要走八日”,不谋而合。如果再循了“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的方向,则不难推定大秦、海西是在里海西岸的结论。 然而,5世纪成书的《后汉书》却只记录了“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 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入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的故事。原来,甘英到了条支附近,即“思土恋慕”想回家了,于是编造了一些说法来蒙骗上司,而《后汉书》拿官吏的谎言当真,就只能怪这部“正史”的作者没有眼光了。 此外,《后汉书》也有五六百字关于大秦国的记载,如:“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郡)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书》……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云云。此中除“大秦王安敦”是它的新说,其馀多是《汉书》、《魏略》的节略。 有人为了附会“大秦即罗马”的立论,就说“大秦王安敦”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180年在位);至于“人民……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样的人类学问题,他们就无以面对了。其实,元朝就有人名“安童”者,它是蒙古语“金”字Altan(“阿勒坦”)的转音,“安敦”也可为大秦王是蒙古人种的证据。 >/8yGBD 《大秦景教碑》 明朝末年发生了又一次“大秦事件”。那是1623年在长安附近出土了一座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来华教士所立。聂斯脱利派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反对已成正统的三位一体说,而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其信徒东逃至波斯建立据点,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译称“景教”。《大秦景教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记叙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既然“大秦景教”就是“波斯景教”,“大秦即波斯”才应该是合理的结论。 唐代称波斯为“大秦”,当是承袭了汉代“大秦国”之名。关于大秦的人种,《后汉书》说“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魏略》则说“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两者都说到大秦人种是相同的,并且认同中国,因而被视为秦始皇的同类。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一伊朗男性具有蒙古人种基因(中亚地区高达三分之二),这是蒙古人种统治波斯两千余年的见证,它至少可以远溯到纪元前的“美地亚——波斯王朝”。因此大秦国人“有类中国”的说法,是不必怀疑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秦”是有所血缘专指的。统一中国的西秦部落为“嬴姓”,也就是实为“金姓”亦即“安姓”,也就是西北地区的通古斯——爱新部落。而齐鲁居民“东夷”也是通古斯民族,故尔《汉书·高帝纪》有“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的说法。因此《魏略》之“大秦国”,是波斯西北部的通古斯民族。 《新唐书·西域传》则说“波斯……东与吐火罗、康(居)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波斯湾),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又说“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因此,与唐同时代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王族,也是通古斯——月氏(兀者)之裔。而“拂菻”或“大秦”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古代正是美地亚,现代则是伊朗的内阿塞拜疆(东阿塞拜疆、吉兰、赞章)诸省,和被沙皇俄国分裂出去的阿塞拜疆国,中心分别是大不里士和巴库两城。 大秦即罗马或埃及的谬见 中国发现《大秦景教碑》的消息,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给罗马教廷,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研究中国古籍地名“大秦”的学术兴趣。然而,可能是出于宗教热情的误导,“大秦即波斯”的真相没有得到弘扬,“大秦即罗马”的观点反倒流行一时。直到1885年,德国学者夏德(Hirth)发表的名着《大秦国全录》, 以为以甘英所说“西海”的辽阔,就不可能是里海和地中海,而必是印度洋之波斯湾,故尔大秦应在叙利亚一带。 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西海泛指波斯湾及红海,大秦应为红海之西的埃及;而埃及城名亚历山大(Alexandria),略去a和s等音,即成Lekan,应即是《后汉书》之“犁鞬”,或是《大宛列传》之“黎轩”,纪元初埃及、叙利亚都是罗马的领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支持白鸟氏。白鸟和伯希和是20世纪世界汉学执牛耳者,他们以“黎轩即亚历山大”的立论,帮助了“大秦即罗马”之说的流传。 伯希和说“余敢断言犁鞬之必为亚历山大”,其根据是汉译佛经《那先比丘经》有“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之句,伯氏说此经巴利文本说该王出生在“Alassanda州的Kalasi村”。他认为“阿荔散”是Alassanda的音译,也是“亚历山大”的音转,因此大秦必指埃及。其实,“阿荔散”(Orasan或Alassan )是波斯东部地名“呼罗珊”(Khorasan)的变译,呼罗珊与阿富汗古代盛行佛教,而埃及则与之无缘。阿荔散既为呼罗珊,大秦无疑就更是中国人泛称的波斯了。 说来,辨证大秦国,还不如将《魏略》的相关文字作一番疏通。而我们只须识得“西海”是里海,“海西”是巴库,“大秦都”是大不里士,并将“飞桥”释为半岛,“积石”解作无草木之石山,再易若干“之”字为“至”,修正个别方向道里,配以山川地舆图片,则通篇似身临其境的游记。古代中国人冒险远行,波斯近东皆在足下的辉煌,亦都可及见了。 西方人所见到的“大秦国” 《魏略》的可贵之处是,它录下了许多商旅见识,大秦国的物产被详尽地记载了下来。于今看来,大秦盛产的“毾毡”,就是举世闻名的“波斯地毯”;而那里还出蚕桑,古代罗马的丝绸未必全是从中国传去的,大部分可能就近来自大秦国。而南高加索地区事蚕桑,也是古代东亚民族迁徙到那里的证据。 15世纪,西班牙使者克拉维约在去撒马尔罕的途中, 过大不里士和赞章(Zanjan)后,抵达赞章东南30公里处的苏丹尼叶(Soltaniyeh)城,目睹了物产的丰富和商业的繁盛。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他说:“里海南岸之吉兰省所出产之丝,亦先运来本城,再经商贩,运往大马士革、叙利亚境及其他各大城市,如土耳其、迦法等处。至于舍里旺(Shirvan,按即外阿塞拜疆库拉河流域)之沙玛黑(Shmakhy)所产之丝,亦运来此城。沙玛黑之丝产量甚巨,除伊朗商人为之销售外,即热那亚、威尼斯商人,亦赴该处采购。”克拉维约又说:“失刺思(Shiraz, 今译设拉子)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丝、绸缎带、纨绮等货,皆运来苏丹尼叶城推销。呼罗珊境内之叶森(Yesen)及塞洛拜(Serb)城一带所产布匹,亦在市场上出售。……自忽鲁谟思(Hormoz)运来苏丹尼叶之商货为珍珠、宝石等。珠宝商,又自海路采购大蚌珍珠之类。大蚌躯壳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颜色纯白,经送来苏丹尼叶及大不里士城,由工匠将其镶成戒指、耳坠等装饰品。”还说:“自苏丹尼叶至里海(按,即吉兰省沿岸),计六日程。里海附近,亦产宝石。”将克拉维约的这些说法和《魏略》的记载比较,即可发现汉代商贾们所言不虚了。 大秦国是蒙古人种的西方历史记载方面的依据 古代内外阿塞拜疆地区是大秦国之所在,那里就是古代的美地亚(Media)。美地亚人(Mede)在世界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元前八七世纪,美地亚人起事,导致亚述王朝的衰灭。后来,美地亚王朝征服了波斯、阿富汗、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成为与希腊城邦对峙的近东强权。中国历史说大秦国是蒙古人种,现代阿塞拜疆民族说突厥语,它有蒙古人种的祖先,并不奇怪;但古代美利亚是波斯帝国的先身,就很难使人设想“美地亚——波斯”王族也有东方的血缘世系。 西方历史学者认为,美地亚人是南俄草原上的息西安人的同类,都是“亚利安”人种的游牧民族,《大英网络全书》帮助传播着这种猜测性的观点。事实上,公元前后的两千年中,南俄草原和乌拉尔地区是蒙古人种的领地,俄罗斯学者称那是一个“前斯拉夫时期”(PreSlavic)。那时,游牧民族持续地通过高加索山东端的打耳班通道,进入近东地区,并在里海西南形成一片蒙古人种的聚居地,即今之内外阿塞拜疆,或古代的美地亚。 在西方历史记载中,也可以发现美地亚人具有蒙古人种祖先的线索。关于美地亚王朝,希罗多德说是一名叫Deioces的酋长统一了六个部落(Busae、Paraet-ake-eni、Strukhat、Arizanti、Budii、Magi)而形成的。另一位希腊史家泰西亚斯(Ctesias)说一名叫Arbaces的美地亚王, 开创了美地亚王朝。暂且不说Deioces是否是“女直”,说Arbaces就是契丹名人“耶律阿保机”之名“阿保机”,却是令人信服的。 公元前五四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Scythian (息西安)王Madyas率一支大军,追赶被逐出欧罗巴的Cimmerian(奇米里安)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来到了美地亚人的领地。从亚速海到法思河和Colchi人住的地方,轻装要走30天。从Colchi人那里再走不远,便可进入美地亚,因为中间只隔着Saspire人的地方。” 此中的Cimmerian、Colchi、Saspire、Scythian,恰恰就是中国历史记载的东方族名“且末”、“高车”、“鲜卑”、“息慎”。事实上,高加索地区的一些现代国名,都来源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族名“车臣”、“阿巴嘎”等。因此,作为蒙古人种集群的成员部落,Mede应该就是通古斯族名“靺羯”或“勿吉”,地名“美地亚”则应就是“靺羯亚”或“勿吉亚”。《魏略》关于南北高加索地区“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的见识,便是基于这些事实。 波斯帝国是美地亚王朝的延续,开国君主居鲁士(Cyrus)大帝, 是美地亚王Astyages和希腊吕地亚城邦公主Aryenis的外孙,他们的联姻兆于公元前585年5 月28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其时正在恶战中的美地亚人和吕地亚人都受到了惊吓,于是就地结束了两败俱伤的长年战争。吕地亚王将女儿嫁给当时的美地亚王子Astyages,婚后他们生下一个叫Mandane的女儿。女儿长大后,Astyages 认为她是不吉利的女子,将她下嫁给了一个波斯平常子弟Cambyes,居鲁士就是Cambyes和Mandane的儿子。 居鲁士降生时,多疑的Astyages又认为他将带来厄运,于是命令家臣Hrpagus将婴儿杀死。但Harpagus将婴儿托付给了山间的一家牧人,牧人的妻子Cyno把他扶养成人。居鲁士很小就表现出领袖才能;Astyages在处理一桩孩童纠纷时,从孩子王居鲁士的身上察觉到了自己的霸气。于是他召来了Hrpagus和牧人, 两人招出了实情。Astyages把外孙还给了他的父母;但诱杀了Hrpagus的儿子, 还骗他食用亲子的骨肉。若干年后,怀恨在心的Hrpagus帮助居鲁士推翻了他的外祖父,他和另一个美地亚人Mazares,是帮助居鲁士征服爱琴海沿岸希腊城邦的头号功臣。 回到父母身边的居鲁士,不忘Cyno的养育之恩,希罗多德说:“父母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出于天意,便把一个说法散播出去,说他在被遗弃后,曾受到一只母狼的抚养。”希罗多德曾不止一次提到息西安人谋杀孩童,诱其亲人食用的泄恨手段;而美地亚人也同样有此恶俗。母狼育婴而终成伟人,也是中国北方诸族屡见不鲜的传说。而cyno又正是蒙古语中的“狼”字“叱奴”(chino)。 这些习俗、传说和语言信息,都是美地亚人具有东方背景的证据。 我们无从考证居鲁士的出生地,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大流士(Darius)是出生在大不里士东南200公里处的赞章城。居鲁士本人的血缘复杂, 但他是在美地亚人的权力环境中长大的,他的亲信也多是些美地亚人;他统治波斯近30年,最后在与Massagetae人的恶战中战死,战前Massagetae女王的使者还称他为“美地亚王”。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几个美地亚人,都有着远东民族常用的名字。如: 英译 应译作 Astyage(s) 阿济格(满语“小”) Hrpagu(s) 阿巴嘎(满语“天”) Cyno 叱奴(蒙语“狼”) Mazare(s) 马佳、麻察、马扎儿 除“叱奴”是地道的蒙古字外;“阿济格”、“阿巴嘎”、“麻察”等,都是源自通古斯语的满蒙两族常见的男子名。这些人名亦表明:Mede就是通古斯族名“勿吉”或“靺羯”。 结束语 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一样,长期受到中国北方民族的入侵和统治,这可以追溯到美地亚人,而《魏略》记载的“大秦国”,是指伊朗内外的阿塞拜疆地区,那里正是古代“美地亚——波斯王朝”的发源地。统一中国的“秦”,是一个通古斯系民族的部落,中国历史称南高加索地区为“大秦国”,可能与美地亚人是通古斯民族有关。 .

J. 保罗·伯希和的简介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着名的法国汉学家,1878年5月28日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开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Eco1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师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志力于中国学研究。
利用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于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着。后期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但其《元朝秘史》研究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二书皆未能完成。其着作单行本极少。大多数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中,如《河内远东学报》、《通报》、《亚洲学报》等。考古学着作主要有:《敦煌洞窟》( 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笔记》(1981—1984)。
1932 年底,伯希和为调查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 二是以1936 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1945年10月29日伯希和去世。
伯希和本人曾写过一批敦煌学论文。他一生中始终注重于其着作中征引敦煌文书。但他生前未出版过一部专着。自从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五十多年间,其弟子和其他学者们,共出版其遗作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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