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为什么从法国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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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德国犹太人，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着有《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29年，汉娜·阿伦特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爱的概念：一项哲学解释的尝试》。甫一问世，该论文就在《哲学年鉴》《康德研究》《日晷》《德意志文学报》等当时德国重要的杂志上收获书评。评论者们认为阿伦特主要犯了两方面的失误：第一，她没有注意到奥古斯丁是神学家这个事实；第二，她并不顾及同时代的那些神学家对奥古斯丁思想做出的原创性解释。

❷ 我们该如何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作者：【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译者：陈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这个世界》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是汉娜·阿伦特的学生。她是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带的博士生，她与阿伦特的研究助理杰罗姆·科恩，后来成为了整理和传播阿伦特思想最为有力的学人——阿伦特很多文集都是科恩的注解和说明，而扬-布鲁尔纪念阿伦特的方式就是撰写了这部传记。她从阿伦特的生平和经历入手讲述她的思想、流亡生涯以及晚年的思想论证，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热情的政治理论家。

阿伦特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在她看来，哲学家追求的是沉思的智慧，但是她所追求的是行动的智慧，是她花费一生精力总结的积极生活的智慧，被杨-布鲁尔恰如其分地概括为：爱这个世界。

“平庸的恶”与“无思”

阿伦特是在1975年12月4日晚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的，终年69岁。去世前她正在招待友人，她的书桌前还摆放着凌乱的书稿，那是她未完成的《精神生活》“判断”部分的底稿。

阿伦特写过很多论战文章，就连她的巨着《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很多章节也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她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她晚年花费大量时间写作的《精神生活》大概是最接近纯哲学风格的写作。但是就连这样的着作也是有现实的诱因的。

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偷运到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主动请缨《纽约客》杂志，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旁听审判。后来她陆续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5篇文章。1963年，文章集结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出版，这本书也成为了阿伦特着作争议最大的一本书，由这本书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争议有很多，但是大多数争议都误解了阿伦特的思想，而她从书中提炼出的一个短语形容艾希曼，说他犯下的是“平庸的恶”。这个观点激怒了很多人，某种程度上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也导致了阿伦特与许多友人之间的不和。

其实，身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并非不知道犹太人遭受的灾难，她在流亡到美国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曾经为犹太复国组织工作过很久。所以，很多人批评她是为纳粹战犯辩护，明显是不公正的。

与其说这个概念是形容艾希曼的，倒不如说是形容某一类人，这样的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邻居，甚至亲人，但是在某种外界条件的刺激下，这些平时慈善面目的人成为“帮凶”。阿伦特用“平庸的恶”精辟地概括了这种人的特质，但她用这个词汇形容一个纳粹刽子手的时候，显得不合时宜。

如果这个概念仅仅是阿伦特一时的思考，随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但事实恰好相反，阿伦特正是从此出发，改变了她后半生着作的研究方向，开始专注于“平庸的恶”是如何激发出来的。除了在众多演讲和文章中一再提及这个话题，更是用《精神生活》三卷本来追根溯源，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的脉络中寻找写作灵感。

在《精神生活》的序言中，她谈到了这个诱因，说在艾希曼这个唯唯诺诺的官僚身上，他表现出的陈词滥调、因循守旧和标准化表达背后是一种心不在焉，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被社会认可的作用，“正是这种心不在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体验，因为我们几乎没时间停下来进行思考，更不用说有思考的爱好——使我产生了兴趣”。

成为哲学家很容易陷入危险状况

在《爱这个世界》中，扬-布鲁尔总结阿伦特思考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里，我们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成为一个恶人违背良知，成为好人太过艰难，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比如，在纳粹统治时代，当其他人都顺从纳粹的统治时，你该如何面对这种选择？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全面崩溃，一个细微的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你的生死。这种关键时刻的抉择更为艰难。

阿伦特正是针对这种极端情况作出了分析，她并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呼吁人们：呼唤道德复原，恢复道德的“法律和秩序”。相反，她坚持在危机中，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要去寻找什么规则或法律，而应该说“我必须忠实于我自己”：“那些我一旦做了就不再能心安的事情，于我是决不能做的。”

阿伦特一生中基本上没怎么写哲学着作，她与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段恋情披露出来之后，给哲学界添了不少的八卦。要是这段恋情给阿伦特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成为一个哲学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就像海德格尔成为纳粹帮凶一样。

在她看来，古希腊沉思的智慧容易让一个哲学家步入迷途，如同柏拉图远去叙拉古妄想成为一个暴君的精神导师和哲人王，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免不了让自己的存在哲学成为政治的污点。扬-布鲁尔总结说，阿伦特通常追求的是这样一些政治制度和态度，它们允许和鼓励人们从道德范型中学习成为有德之人，能够为思考和朋友的亲密交流提供必要的保护。因为询问自己——“如果做了这件事，我能否心安”——这一道德问题会反过来引导他们保护政治领域。

有德之人的光亮

在《爱这个世界》中，正是这些有德之人成为了阿伦特生活中的光亮。这样的人物有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流亡到美国之后的玛丽·麦卡锡等，这些友人的存在照亮了她的生活，还有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致敬的许多人物。阅读和撰写这样的人物，判断他们的生活价值，同样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所谓“爱这个世界”就是爱这样的朋友、家人和在黑暗中发光的人。

在“平庸的恶”遭遇到最大恶意批评的时刻，有人指责阿伦特说，她不热爱自己的民族。阿伦特回答说，尽管她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她不会热爱自己的民族，不会相信他们。她只能热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是犹太人。这是阿伦特基于自己的思考之后作出的最为审慎的回答。

其实，这种立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法国作家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是否应该独立的问题上，加缪拒绝了签字和表态。当人们希望听到他的解释时，他想到的只是，“我一直谴责恐怖。因为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利亚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在加缪看来，所谓的正义和真理，并不是简单地在请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他所厌恶的正是那种抽象的概念，虚空的真理，更讨厌的就是以民族的名义消解真正的问题。也难怪汉娜·阿伦特对加缪赞誉有加，在1952年5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她当时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

与其说《爱这个世界》是阿伦特的传记，倒不如说是黑暗时代里，那些保持良知和思考的知识分子相濡以沫地群相谱，正如扬-布鲁尔所说的：“我们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待定经验，是濡养她的友谊与爱，如有可能，还要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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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从为何平庸是最恶，谈好人至少有三坏

近前,我曾在
平庸的恶是最恶
的读书笔记中提到两个汉娜。一个是被誉为20世纪最为着名的哲学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33年，因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其后逃亡法国，继而于1941年流亡美国。阿伦特在法国期间，曾经于1940年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出逃，免于其后开始的种族大清洗。身为德国犹太人，阿伦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根源。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这是继早前读施林克小说《朗读者》的延缓。我以为读书就如思惟，包括写文章，都必需先有立点，也可称为论点。就以上而言，《朗读者》就是立点。当然，立点也不是不变，而是要反复推进，也可称为论述。就本篇而言，“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就是论述。
及彼，我还想推荐思考，当我们看到
两中国人被美特工设陷阱在匈牙利诱捕 已被引渡到美
最后，我想引用网友
巍巍城墙一览众山
好人的第一坏——不敢与坏人争。
好人的第一坏处是，他们怕坏人，因为怕，所以不敢与坏人争。记得八十年代，我的新闻导师因反对行政干预而辞职的时候，他说：“我这回‘退让贤路’了！”我回答他说：“老师，你错了，你退让的不是贤路，而是道道地地的‘恶路’！”什么叫“退让恶路”？退让恶路是好人用消极而退缩的办法，自承斗恶人不过，最后下台鞠躬，关门叹气，听任坏蛋们昏天黑地地乱搞。最后如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所说的：“这个年头儿，就是因为‘坏人都在台上唱戏，好人蹲在屋里叹气’，”才越来越糟糕！
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另外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结果呢？有能力或可能有能力的好人，在有机会或可能有机会的时候，放弃了打击坏人。阻止坏人作恶的行动。于是天下的坏事，也就一件一件地蔓延起来了。
好人的第二坏——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
好人最大的毛病，乃在消极有余，积极不足；叹气很多，悍气太少。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而已，绝不是“普渡众生”的好汉，但是最后，坏人并不因为好人消极叹气就饶了他们，坏人们还是要欺负好人，强奸好人，使他们连最起码的“独善其身”也善不好，连佛教中最低级的“自了汉”也做不成。最后只得与坏人委蛇，相当程度地出卖灵魂，帮着坏人“张其恶”或“扶或同为恶”。这真是好人的悲哀！
好人所以“独善其身”，其实是一种相当成分的自欺。这种自欺，原因在好人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人格的完成，其实，这一完成，还差得远哪！
为什么？因为好的完成，必须是向外性的，而不是向内性的，顾炎武说他不敢领教置四海穷困而不吭气，反倒终日讲道德教条；林肯说他无法认同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长久存在，都在说明了道德上的向外性。老罗斯福打击“财阀”，推动反托拉斯政策，坚信如果不能使个个都过得好，单独哪个也过不好。就是这种向外性的伟大实证。
以“独善其身”自欺的好人，他们自欺到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坏人是向外性的。好坏关系是一种此长彼消的互斥关系，自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的，就好像踩在粪坑里面高叫自己不臭一样，是不可能的。
好人的第三坏——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
当“独善其身”大行其道以后，伦理学上的“动机派”便成了好人的护身符。“动机派”的走火人魔，判断一件事，不看事的本身，反倒追踪虚无缥缈的动机，用动机来决定一切。认为动机就是事实，一切要看你存心如何；存心好，哪怕是为了恶，也“虽恶不罚”；存心不好，即使是为了善，也“虽善不赏”，这样不看后果，全凭究其心迹的测量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就会变得舍不该舍之末，而逐不该逐之本，以为人在这种本上下工夫，就可得到正果。这真是胡扯！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17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❹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介绍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讲述了1924年，一个学哲学的18岁的犹太女大学生在马堡遇到一位反叛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后来成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先声。于是，在年轻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已婚的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之间演绎出一段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将近十年后，恰恰是海德格尔寄予民族“觉醒”厚望的纳粹把阿伦特这位德国犹太女性置于流亡境地。她先是逃到法国，最终流亡美国。而海德格尔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一职后，又回到他的哲学中去。1950年，两位主人公久别重逢，旧情复萌，继又开始了关于这个充满破坏的世纪的论辩式对话。

❺ 如何理解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

《人的境况》1958年出版，德文版名为《积极生活》。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在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比较彻底清算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着名的“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这样的立场被称之为翻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推崇“沉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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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汉娜·阿伦特

作者：朱莉亚·克里斯蒂瓦

译者：刘成富

豆瓣评分：6.8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10

页数：244

内容简介：

阿伦特和克里斯蒂瓦加到一块，是两名女思想家，而且是两名顶尖的女思想家，虽然她们活跃的时期分别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汉娜·阿伦特是美国现代最有名的政治哲学家，她的许多作品都译成了中文，

也有好几本关于她的传记及评传出版了，但恐怕以前出版的那些都比不上克里斯蒂瓦的这一本。毕竟除了同样作为女性之外，克里斯蒂瓦的优势在于她对阿伦特的思想能产生共鸣，她本人的哲学修养也不在话下。

作者简介：

茱莉亚·克里斯蒂瓦，1941年生于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法国女权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家。

❼ 汉娜.阿伦特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着有《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❽ 汉娜·阿伦特的人物评论

1、沉思与反抗——林贤治评论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纪念汉娜·阿伦特诞辰100周年（林贤治）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的着作，有八种汉译本，不同的传记数种。虽然她的主要着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大陆未见出版，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名字及主要的思想，已为广大读者所知悉。
阿伦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母亲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先后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1933年纳粹上台后，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一度被捕，后流寓巴黎。在法国，她继续为犹太组织工作。1940年，与流亡的共产主义者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结婚。同年，被关进居尔集中营，法国沦陷后，同母亲和布吕歇尔一同逃往马赛，次年前往美国。总的来说，她是喜欢美国的，二战胜利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她坚持留了下来。在这里，她最先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编辑，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多所大学开设讲座。其间陆续出版多种政治学着作及其他着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论革命》、《共和危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等。1975年12月4日，因发作心肌梗塞，病逝于纽约寓所。
阿伦特的政治学者的形象是在美国完成的。作为学者，她大大拓宽了政治科学的论域，譬如“极权主义”论，便极具原创性质，它取自时代经验，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所未见。由于她坚持自由写作，因此不能不打破经院式的“学术规范”，她的绝大多数着作，以评论和随笔的形式出现绝非偶然。然而，在充满激情的表达中，却又无处不显现着她固有的沉思的气质。她是从哲学走向政治学的。
在实证主义学者看来，阿伦特的着作当有许多不够严谨或者偏颇的地方，事实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这样那样的损毁。可是关键的是，她及时地介入现实，把她的思考集中到带公共性的问题，“人的处境”问题上面，直逼时代的核心。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这正是阿伦特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同于传统学者的地方。
在确立个人身份的时候，阿伦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她拒绝被德国文化同化，同时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她也是“外来的女儿”。她要做一个边缘人，局外人，“有意识的贱民”。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她争取的，惟是身份的独立而已，价值倾向却是鲜明的。对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不惮于自我孤立。关于艾希曼审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到，她不但从中挑战广大社会的惯常的善恶观念，“美化”屠夫和公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受害者团体——自己所属的种族团体——犹太委员会以致全体犹太人，终至于众叛亲离，这需要何等超迈的道德勇气！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2、《极权主义》第一次写极权下的人类境况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组织、宣传与恐怖
二十世纪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阿伦特于1949年完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一人类境况，并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总结。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反犹主义”，第二部为“帝国主义”，第三部才说到“极权主义”。前面两部对欧洲18世纪以降的历史进行多个方面的考察，指出极权主义的崛起，乃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崩溃过程，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前奏。所以，雅斯贝斯建议从第三部读起。最后一部对极权主义的起因和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极权主义并未终结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
“极权主义”一词并非阿伦特的发明，而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惯于使用的，但是，阿伦特在着作中赋予它以确定的限界和内涵。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群众”、“运动”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她在书中对“群众”和“暴民”做了区分。暴民是从十九世纪阶级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们，而群众则是阶级社会解体的产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样拥有“阶级的基础”，他们反映的是 “全体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群原子化的人们。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互相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着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忠诚，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必须不断维系群众的忠诚，以激发他们在运动中的献身精神。他们要让群众知道，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运动，是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运动，不断地运动，它在实践上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人们引入其中并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
在论及极权主义运动时，阿伦特着重指出宣传和组织二者的作用。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需要在大众中反复不断地进行，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非事实、非经验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阿伦特认为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然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关于组织的任务，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把经过宣传所粉饰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主要内容一一转化为现实，并且把各个地方尚未被极权主义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按照这种虚构的现实而行动”。这样的组织是分层级的，有先锋组织，有精英阶层，也有普通成员，领袖则处于核心位置。在这个类似洋葱头一般结构的组织内，越靠近运动的中心，越是远离外部的现实，于是悉数埋入为极权主义教义所虚拟的世界之中，为“彻底性”所蒙蔽。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伦特加写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结语”部分。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极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而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的“现代性”的特点。在最后一章，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对于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戕害，阿伦特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倾全力加以揭露，反对“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可以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个聚合点。后来，她论革命，论共和，论责任伦理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不妨看作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维度的延伸。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阿伦特的文章被普遍误解并遭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犹太人委员会，众多犹太人领导人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这无异于拿自己的民族开刀，用阿伦特的话说，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因此 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还有一个集体不抵抗问题。阿伦特发现，犹太人委员会提供“遣送名单”，从中协助了纳粹的灭绝行为的主题，在审判中被故意回避了。她指出，犹太人领导人几乎都无例外地用某种方法，某种理由和纳粹合作。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后来发生的那种规模。在报告中，阿伦特还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阿伦特认为，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没有在“帮助犹太人迁移与帮助纳粹驱逐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同样是一种“恶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对于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不仅在迫害者之间，而且在受害者之间引起的整体性的道德崩溃，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所提供的内容，是带冲击性的。
谁之罪？对于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伦特在这里留下的启示是，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关于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表达的观点，诺曼·波特莱兹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准确的：“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的，她给了我们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深刻的，但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由于她，无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体的卑鄙的伪装，撕破了人们借以掩盖自身的人性弱点的外罩，所以备受攻击和诽谤也是必然的。 1963年，阿伦特的着作《论革命》出版。雅斯贝斯认为，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并且评价说，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认为，革命精神已经失去，她把这看作是现代人的悲剧，从而给予正面的阐释，把革命与共和联系起来，重塑革命精神。从中所体现的作为一个饱经极权统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不泯的激情，倘若拿来与后文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别革命”的论调相比较，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在书中，阿伦特集中讨论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她认为，两个革命都极其重视公共自由和大众福祉，但是美国革命并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它的成功经验表明，革命只能使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她指出，美国这个国家的确有它的特殊性，它所以能够避免极权主义的影响，就因为它不具备民族国家那种建基于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意义上的民族一体性，此外，也不曾出现如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那种具有强大内聚力的阶级结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原本就是一个大众社会。但是，美国与欧洲文明是同源的，这也是一个事实。在阿伦特看来，革命和宪法的制订，在总体上是革命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美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它并非一场突发的暴力运动的结果，而是始终依靠众多参与者普遍的协商和相互契约来发动、推进和维系的。阿伦特说：“革命的目的在于缔造自由。”美国宪法的制订与定期修正，就是建构和扩大自由空间，将自由制度化。倡导宪政建设，不能只是考虑秩序与程序的确立，而放逐了自由精神与公众参与；恰恰相反，阿伦特的关于以“评议会制”取代政党制和代议制，建立一个“参议国家”的近乎政治乌托邦的设想，都是以公众参与、公共空间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她认为，美国宪法体制的本质意义，并不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而在于创建使人民能够由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自由，树立一种新的权力体系：一、真正体现“权力属于人民”而非哪一个政党这一共和原则；二、联邦宪法体制不是采取主权国家的形式，保证没有主权的权力存在；三、通过各政治体互相平等，彼此约束，而非定于一尊，实行代替或兼并；四、民族既非政治体的基础，也就不存在历史和起源的同质性。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开国者们在创建共和政体时，确曾将罗马的共和政体当作最早的范型，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并非罗马的重建，而是新的罗马的创建，体现了一种延续以政治自由为第一义的欧洲共和主义传统的创新精神。
美国在五十年代初曾经一度产生麦卡锡主义，疯狂迫害共产党人以及异议知识分子，阿伦特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这股“划一主义”的狂流没有肆虐多久 ，便很快得到纠正。阿伦特深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拥有以联邦宪法为核心的各种自由制度。
《共和危机》是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收入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其中，曾经在《论革命》中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对于保护美国共和制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思想，特别富于时代实践的意义。 阿伦特以一种新异的文体风格，写作了一本书，名叫《黑暗时代的人们》。所谓黑暗时代，当是她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主宰这一时期的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按她的说法，同时带有象征的性质，采用的是较广泛的意义。其中，她写了从莱辛到同时代人中的多位诗人、作家、哲学家，包括卢森堡这样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处于精神领域中的人物谱系。当时代将人们卷入屠杀、混乱、饥饿，不义与绝望之中时，作为“时代的代表”，这少数人却几乎不受它的控制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作为时代的沉思者，阿伦特无疑同样是其中优秀的一员。如果从专业爱好来说，她应当埋首于哲学研究；事实上，直到临终前，她仍然进行着严肃的哲学思考。她的最后一部未竟的着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声称，她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在弥漫着斗争气息的日子里，她没有成为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运动的成员，然而，她的思考却不能不一再地被现实政治问题——人类生存最急迫的问题——所打断。这样的思考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思考在于，它并非服务于知识的目的，而是与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密切相关，是对于生存意义的探寻。阿伦特试图通过思考打破现实——主要来自体制——的遮蔽，阻止人类作伪和行恶，敞开广大的公共空间，这样的思考，不能不带上批判与反抗的性质。在《人的条件》中，她承认：“事实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为了人类的自由生存，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孤立、最需要坚忍、最艰难的工作：思考。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着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❾ 如何理解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阿伦特有她自己的一个语境，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语境是可以公理化的吗？它立足的公理性基础在哪里？现在看上去，她的一些论点似乎浮在空中。不深究她对词汇的重新定义（比如劳动和工作），只说“人是被处境限制的存在”这个命题，似乎就有许多不脚踏实地，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地方。
或者说，她在访谈中提到的自己并非是哲学家，其实隐含着对公理化游戏规则的拒绝？

另一点，她的两个重要事件似乎在逻辑上与“我们可以从生活于2500年前的人的经验中，得到重要的启示”一脉相承。在我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心智（psyche）的尝试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尝试，因为大多对心智的直觉性研究都仰赖大量的观察、亲身的体验和实验。
很难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心智是否因为火箭升空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成立，那么火的使用，阶级的产生，现代心理学的提出（尽管前两者比较难归为事件event的行列）是否也带来了这样的根本性变化？
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阿伦特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将会流于先有立场再选择性地撷取现象，也即，先有了她的那一套语境，再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挑出一些事件来作为佐证。

我当然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所以从相信（belief）的角度说，我并不相信她的观点，也不相信她的观点是高于信念的任何东西。我很想知道，你在学习她的理论、与现实相映照的时候，有多相信（believe）里面的观点？（我倾向于不说信服be convinced这个词，因为阿伦特的观点不存在公理化的推导证明）

无论你的回答如何，我的观点是，这个选取相信与不相信的心理过程，与阿伦特（以及其他政治哲学家）提出自己理论的心理过程是同质的，同样是情绪主导而非理智主导的。

❿ 汉娜阿伦特的内容简介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一直关注着他的作品，但又从他那里解放出来，成了一位备受争议又不可不提的政治理论家。我们将看到她如何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听诊，并用人际关系中“出现”的精湛技巧，取代了海德格尔“被抛”的孤独感受。“出现”向每个人揭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可磨灭的独特性，正如我们在阿伦特身上看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