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和法国合作是什么关系

1. 我想问民国期间中国用的法币和法国的一样吗

不一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2. 清朝和民国总共和多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清朝时期是被迫和西方列强，建立外交关系的，还向美国英国派了公使。
民国时期也是和西方列强有外交关系的，不然怎么会有租界呢？
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西方列强共同压榨中国。

3. 为什么英国，美国跟法国从民国时期开始关系就那么好他们是怎么开始连接在一起的为了利益不怕背叛吗

殖民帝国，为了共同分一个块大蛋糕，因为一个人吃不下，所以就一起来吃，只要分平均就不会背叛！

4. 中法的历史关系是什么

一、清朝时期（1912年及以前)

当时法国是帝国主义列强，而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两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两国关系。鸦片战争后，1844年中法在广州签署《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又称《黄埔条约》)；

此后于1856年和1859年与英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1900年，法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总的来说，中法关系在当时是侵略与反侵略关系。

二、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

在这段时期里，主要是一战二战，中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在同一战线。一战时期，中国派遣大量劳工赴欧，在法国的有3万多人，这也是中国成为一站战胜国的重要原因。

从1919到1920年间，中国大批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

蔡和森和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华的初步传播上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二战时期，两国均国土沦陷，是反法西斯战线的最前沿，战后两国也都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现在)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顺利。

20世纪90年代初，中法关系因法国政府批准售台武器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1994年1月12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法方承诺不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双边关系恢复正常。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

2008年，中法关系因涉藏问题出现重大波折。

2009年4月1日，中法发表新闻公报，中法关系逐步恢复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进展顺利。

2012年5月，奥朗德总统上任后，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

中法历史事件：

1、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

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

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2、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又作清法战争，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战争过程中，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性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岛的战略目的；

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䜣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

中法越南战争巅峰期间，日本在朝鲜扶持的亲日派（开化党）趁机勾结日军挟持朝鲜国王暗杀诸位朝鲜亲华大臣发动甲申政变，被清军击败。

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5. 第二次大战有哪两大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轴心国、同盟国（反法西斯同盟）。

轴心国（Axis powers），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法西斯国家联盟，领导者是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日本帝国及与他们合作的一些国家和占领国，名称源于1936年11月1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与纳粹德国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同盟条约。后不久对此评价的一次演说：“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因柏林和罗马在同一经度线上，因此，后人就把法西斯同盟称为“轴心”，参加国称为“轴心国”。

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变化，是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5)民国和法国合作是什么关系扩展阅读：

轴心国签署背景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国公约），成立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3]。这个军事集团的成员被称为“轴心国”。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日本在5月25日宣布废除三国公约。同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轴心国集团灭亡。

6. 中华民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如何成为联合国创始国的

因为我国在二战中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之一，是二战远东主战场。蒋介石是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抗战八年成功击败了日本，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加上美国企图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所以中华民国成为了联合国五常之一

7. 无意间看到历史上有个“民国十九年中法科学家考察团”，好像还跟东风雪铁龙有关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民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这样的考察团。这个考察团其实是一个法国雪铁龙的一个探险车队，因为当时民国政府派出了两位中国学者参加车队的行走，所以在国内官方称之为“民国十九年中法科学家考察团”。这个车队一般被称之为“东方之旅”。 车队是于1927年由法国雪铁龙品牌的创建者——安德烈·雪铁龙开始着手组建，目的是通过现代化的汽车工具来探索古代的商业通道“丝绸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次探险旅程于1931年4月4号从欧洲地中海东岸的贝鲁特启程，1932 年2 月12 日到达北京，全程历经315天。这次探险成为人类第一次借助汽车跨越欧亚大陆，第一次利用摄影机录音机考察丝绸之路和第一次利用无线电信及定位技术保障汽车旅途。另外，这次活动还验证了雪铁龙汽车的卓越性能，也证实了人类巨大的潜力，更说明了不管在那个领域，“科技创新”的力量都是惊人的。网上有“东方之旅”的一些详细资料,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8. 中国和法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两国共同对方别国的战争

错了，战略合作伙伴并不是联合起来针对第三国家的意思，希拉克这次来中国目的是有3条，报纸上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9. 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历史上都和哪些国家建立过正式的外交关系

天朝上国，岂能与蛮夷平起平座。

△清朝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俄国大使：崇厚 (光绪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法国大使：郭嵩熹(光绪四年五月六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德国大使：刘锡鸿(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奥国大使：李凤苞(光绪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荷兰大使：李凤苞(驻奥国兼驻荷兰大使)

△清朝首任驻比利时大使：许景澄(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意大利大使：李凤苞(驻奥国兼驻荷兰兼驻意大利大使)

△清朝首任驻葡萄牙大使：刘式训(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日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西班牙大使：陈兰彬(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美国大使：容闳(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秘鲁大使：陈兰彬(驻西班牙兼驻秘鲁大使)

△清朝首任驻墨西哥大使：梁诚(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到任)

△清朝首任驻古巴大使：梁诚(驻墨西哥兼驻古巴大使)

△清朝首任驻日本大使：何如璋(光绪二年九月三十日到任)

10. 分析民国初时期各方势力关系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如下：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