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简论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的典型意义
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着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着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2. 要大二古代文学的复习资料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时间：196年到589年（共约400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
文体：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 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朝代：汉末——三国·魏——西晋——东晋——南北朝。
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文学
什么是建安文学：1、建安汉宪帝年号，（190——220）共25年的时间。
2、代表作家：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
3、指建安的东西，在此期间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文学中心，史学上习惯把建安时期以及若干年以后的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三曹的评价及作品分析：
曹操：
诗风与文风：诗风高爽，苍凉而又沉雄；文风通脱而机智。
诗歌的突出成就：
①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写当时的社会现实。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
②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短歌行》等诗“汉人乐府本色尚存。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骨直，甚有悲凉之句。
③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作品：
《蒿里行》
找出诗中名句并说明？
答：“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大幅度地勾画出了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战乱破坏的严重，控诉了军阀的罪行。
你认为锺惺〈古诗归〉评此诗说“汉末之实录，真诗史也”的评论如何？
答：诗歌首写群雄起兵，次叙军阀混战，末言人民遭殃，真实而概括地记录了东汉末年诸侯拥兵自重，为争夺权利而互相残杀，至使百姓遭殃的受沉重灾难的黑暗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大幅度地勾画出了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战乱破坏的严重，控诉了军阀的罪行。
《短歌行》
举例说明诗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及此诗的语言特点？
答：以“朝露”比喻人生易逝，以“明明如月”比喻才德高盛。以山、海比喻胸怀宽阔，招纳人才越多越好；语言质朴自然，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情绪。
本诗主旨（思想感情）？
答：诗歌开头便抒写自己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最后用周公吐脯的典故，抒发其延揽贤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大理想。
艺术特点？
答：①这首诗在表达感情上运用诗经成句②诗中运用典故表达③运用比兴手法贴切恰当④语言质朴自然，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向上情绪。
曹丕
诗歌分类：1、宴游诗 2、抒情言志诗 3、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
作品：
《燕歌行》
前四句景物描写的作用？
答：前两句比兴手法领起下文造成气氛的作用。后两句增加气氛，大雁南飞更能勾起对子女丈夫的思念之情。全诗于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悲凉气氛为少妇的孤独寂寞情怀起了烘托和渲染的作用。
简析这首诗的感情内容？
这首《燕歌行》着意描写出一幅萧条寂寞的深秋景象，接着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拟闺中少妇在秋夜思念出门未归的丈夫，倾诉自己独处空房，对月伤感的怀抱，最后以牛郎织女的故事比喻自己相思的衷肠。
艺术特点？
答：全诗于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悲凉气氛为少妇的孤独寂寞情怀起了烘托和渲染的作用。而一韵到底，句句押韵的形式，更适合于婉转抒情的舒缓旋律，流畅的语言，抑扬的节奏，使全诗产生出一种感伤的情调和音韵和谐的美感。
曹植
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快乐、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主要表达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内容可分四类：一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瞒。代表作《赠白马王彪》
二：用思弃妇寄托身世，表白心迹。
三：述志诗。
四：游仙诗
如何理解锺嵘《诗品》对曹植诗歌的评价？
答：1、这一评价准确而高度概括指出了曹植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说其诗内容充实而丰富，多慷慨多悲愤之气。艺术表现形式上注意辞藻的华美从而形成了既华丽绮焕的浑厚雄健艺术风格。曹植一生热爱于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对抗迫害面对迫害转而有和多悲愤之情。所以诗歌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他诗歌骨气奇高的一面，骨气奇高的一面。骨气奇高主要指他诗歌的内容。
2、在艺术上他继承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汗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加以改造和创新，描写细致，辞藻华美，使诗歌逐渐文人化，从而造成了他的诗歌辞藻华茂的一面。
谈曹植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答：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无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涵了《楚词》窈窕深邃的奇橘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他的诗又有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曹植一个人完成了”。
诗歌分析：
《白马篇》
中心内容？为什么说这也是他的自况诗？
答：这首诗热情赞颂了边塞游侠儿驰骋沙场，奋勇杀敌，保卫边疆的英雄行为和忧国忘私、视死如归的爱国思想。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又素以国仇为念，所以此诗写来情意昂然，显然寄托着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志愿。朱乾〈乐府正义〉说“此寓意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
此诗是怎样用铺陈的手法描写游侠儿的？
答：1、开头两句烘云托月的表现出游侠儿的高超骑术，豪迈气概。
2、借问四句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补叙游侠儿来历。
3、以下8句刻意描绘了游侠儿的超群武艺，用了“破”“摧”“接”“散”四个动词，从不同的方位，表现了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又以“猴猿”“豹螭”为喻说明他的敏捷灵巧和勇猛。
4、‘边城’以下四句写了游侠儿驰骋沙场杀敌的情形，
5、最后8句表达了游侠儿报效国家，视死如归的内心世界总之这首诗既有外在形象描绘又有内在心理刻画，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赠白马王彪并序》
曹植后期作品，一首五言诗。
写作背景：1、京城会节气
2、曹彰暴死了
3、使者不允许他们手足同行
4、使曹植内心愤恨因此作了此篇文章
思想内容：它以赠别的形式，抒写了诗人悼死痛生、手足离异的愤恨，全诗紧扣“愤恨”这一中心，以曲折的笔触，分析描写了自己对京都的的眷恋，在途中的艰难，对自身的感伤，对任城王的哀悼，对白马王的劝慰以及对前途的忧惧。字里行间流露出哀伤、苦闷、恐惧的情绪，揭露了曹丕骨肉相残的狠毒与阴险，深刻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的尖锐复杂和冷酷无情。
艺术特点：全诗叙事、抒情、议论有机结合在一起，叙“归番”之事，状残秋之景，抒亲爱离居之情，发小人离间，人生无常之论，移情于事、理之中，成功地传达生死离别的沉痛感情。造成特有的阴郁悲怆的气氛，真切动人。
结构特点：借鉴《诗经·大雅·文王》的蝉联顶针手法，造成特殊的章节结构和层层递进的抒情气氛，不仅使情感得以绵密细致地表达，而且加强了诗的音响节奏，从而使作品结构更加紧密，内容和形式谐统一。语多对称，辞藻华丽，开启了文人诗歌“辞藻华茂”的风气。
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秆、阮瑀、应玚、刘桢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高。
正始诗歌：
解释什么是“正始诗歌”：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以后，直到两晋建立这一段时间的文学，代表作家“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成就最高。
第二章：两晋诗坛
什么是太康诗风？
答：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
太康诗风的特点？
答；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如何评价“太康”诗歌的“繁缛”特色？
答：一语言由朴素骨直趋向华丽藻饰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总之追求华丽辞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的主要表现。
左思
左思咏史诗的贡献及特点？
答：艺术特点：钟嵘《诗品》评说“文典以冤。颇为精切。得讽谕之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批评态度，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刺的作用。又有“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贡献：《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歌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仿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独特的贡献。
郭璞《游仙诗》
什么是《游仙诗》？
答：游仙诗以“游仙”名篇开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分两类；“游仙诸诗嫌九洲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是不得志于时 ，即此一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领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内容不出为求仙问药。
解释玄言诗？
答：兴盛于东晋，代表人物孙绰和许询。诗歌特点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从现存诗来看的确寡味，缺乏想象。也以抒发老庄玄言为主，大都借山水以抒情。
第三章：陶渊明
在东晋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
答：东晋建立数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及后来的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过多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该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题材的作品。成为东晋诗坛成就最高的诗人。
生平：1、29岁以前居家读书
2、29岁——49出任做官
①江洲祭酒
②桓玄幕里做幕僚
③刘裕的参军
④刘敬宣的参军
⑤彭泽县令
3、41岁——63岁死去，期间隐居在家种田。
陶的思想？
答：1、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37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据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
2、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
3、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并不沉浸于老庄和玄言。
4、陶诗中偶见类似佛教的词语，但绝非佛教徒。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之说，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什么是田园诗？
答：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两类不同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主要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举例说明陶田园诗的内容？
答：1、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以及对田园生活的无比喜爱。例《归园田居》。
2、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描写躬耕的生活体验，例《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就从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
3、他的有些田园诗是写他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
陶诗艺术特色？
答：一、情、景、事、理的浑融。他所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相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
二、平淡中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作品分析
《归园田居》分析课文。
《饮酒》（结庐在人境……）分析课文。
解释“心远地自偏”？
答：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到尘俗喧器的干扰。
《归去来兮辞并序》
中心思想：文章抒发了诗人厌恶仕途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而洁身自好，宁愿归隐田园，喜爱田园生活的情缘，反映了诗人厌恶世俗生活回归自然的人生观。
艺术特点：同他的诗歌一样，善于用平淡质朴的语言描写自然景物，并从中寄托自己的个性情操。例如文中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此处的松和菊象征高洁的品格。
《五柳先生传》
简析《五柳先生》的评价形象及其意义？
答：本诗只有一百二十多字和四十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了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本诗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形象上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第五章：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浅谈山水诗的产生与发展？
1早在《诗经》和《楚词》的时代，诗中就有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
2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才算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3西晋的左思的《招隐诗》和郭璞的游仙诗都写到了山水的清音和美貌，但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毕竟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
4山水诗和游仙诗玄言诗一样，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玄言诗里，也常常寓玄理于山水之中。
5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江南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歌的产生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
谢灵运
为什么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
1政治上不得志
2有钱游山玩水有时间
3对山水景色情有独钟。
4以此举对抗当政，发泄不满，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作品分析
《登池上楼》
背景？他被贬在永乐上任不久，被排挤出京城，由于长期卧病在床，39年春天，病愈，登楼观景，看到春天的景色，内心的情感涌上心来
诗中的典故分析？
答：“祁祁伤豳歌”译“吟起诗经《七月》使我悲伤”用了《诗经·豳风·七月》的典故，采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典故使我悲伤，用春天到来引起的伤感。“萋萋感楚吟”译“春草萋萋的楚歌也使我伤感”。借用了楚辞的典故，表现向往隐士生活的情感。“索居易永久”译“人总是离心所居觉得岁月漫长”引用《礼记·檀弓下》。“无闷征在今”译“干什么没有烦闷那？”引用〈周易·乾〉表示大德之人避世隐居而无所烦闷。这些典故的运用使诗歌非常精练，含蓄、耐人寻味！
诗中名句和名在何处？
答：“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1、叶梦得云“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
2张九成语“灵运平日好雕镌，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
何焯说“‘池塘’一联惊心节物乃尔，清绮”他们都道出了此连清新自然的特点。
《入彭蠡湖口》
简析《入彭蠡湖口》的写景突出特点？
谢灵运山姿水态在他是诗里占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尚巧似”成为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余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他们一一真实地展现出来，如其《入彭蠡湖口》就是代表作，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画也相当精妙。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景色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谢诗的缺点？
答：1、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写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2、在结构上谢的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叹，如同一篇旅游日记，而又多常常拖一个玄言的尾巴。
鲍照
试述鲍照诗歌艺术风格及贡献？
答：1、他是 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娇凌厉，从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风格特征上来看他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多得益于汉魏乐府和南北朝民歌的艺术经验。他现存的200首中乐府占80多首。
2、贡献他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地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形体。
第六章：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什么叫永明体？代表诗人是谁，意义何在？
答：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永齐明时，故称永明体。
代表诗人为谢脁。他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的诗歌就体现了这一审美观点。他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因此他的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
谢脁
代表作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傍晚的时候登上三山回头看故乡京城。
指出文章用典的作用和意义。
答：第一句用了王灿《七哀诗》的诗意，以王粲离开长安比喻自己离京（化用了诗人的情感，借用了诗句）
第二句用了潘岳《何阳县》的诗意，以潘岳在何阳眺望京都洛阳比喻自己还望京城。
以上两句用来比喻自己环望京邑暗暗流露出怀乡之深情，诗歌显得非常有深度耐人寻味。
说明诗歌中写景的句子？并对其中写景的名词略加分析？
白日丽飞甍两句写京城建筑的壮丽
余霞散成绮两句写晚霞澄江之美
喧鸟覆春洲两句写鸟之多，花之繁。
试比喻“二谢”的山水诗，说明其异同？（谢脁突出的贡献？）
答：谢脁最突出的贡献：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三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有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三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诗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宫体诗
什么叫宫体诗？
答：就其内容来看，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同对器皿的审美观照的心理是一样的。因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这类诗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
宫体诗的贡献？
答：1形式上，宫体诗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继承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2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宫体诗语言的风化流丽、对仗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第四章;南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西洲曲》
结合作品说明此诗的艺术手法？
答：1，运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诗中多次提到“莲子”使文章显得个优美，更精炼含蓄。
2，运用了顶页的修辞把上下问句连起来。是结构紧凑，句句相连。
北朝民歌《花木兰》
南北朝诗风的融合
代表人物：庾信《拟咏怀》
第七章：庾信与南北朝文风的北渐
庾信的艺术成就？
答：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词赋、骈文与散文
什么叫骈文？特点？发展过程？
答：1在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骈文。
2他是一种匀偶、匀衡、对称之美德文体。他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有明显区别。他对偶工整、用典繁密、声律严整、词藻华美。
3因为汉语的单字单音很适合从声形方面形成匀衡和对称的灵活性，对称是有规律的，普遍存在的一种美感。早期的诗歌中已经存在对称句子，只不过很少，已经孕育着雏形。因为南朝人以柔靡为尚，讲究追求华美，因此，对文章的对称的运用更为自觉，并总结出一套对称的经验，到齐梁以后骈文成熟，到了庾信达到高峰。
代表作品：《与宋元思书》
《北山移文》
《北山移文》的内容？
答：本文的内容在封建社会中一些音为仕途失败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仕子，隐居到山林，安逸乐道，终身不仕这就是真隐士，但是封建统治者，为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表示重用人才，有时也会以高官厚禄引诱隐士，结果一些内心热衷于仕宦的文人为谋取高官厚禄便以入山隐居起来太高自己的身价和声望。等待朝廷的征召，以便一步登天。这种人便是假隐士。《北山移文》便是以山林的口吻讽刺做隐士的虚伪。揭露了某些封建士大夫假装清高，实则争名夺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
艺术特点？
答：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具体表现1、第一段先写真隐士，通过对比，揭露做假隐士何其缪哉。2第二段先写做隐士，始至时风情张日，霜期横秋，在写朝廷诏书下达后焚芖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从而揭露了假隐士前后不一个真面貌。3在写假隐士出山后绸缪于结果，每份论于折狱的繁忙得意与山灵的寂寞悲愤做对比，对做隐士进行了谴责；通篇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例：1开头“钟山之灵……山庭”表示钟山的神灵发布公文声讨做隐士。2最后一段更加鲜明写了周子逃离北山做官后，山中景物都是凄怆落寞，惭愧愤怒，拟人化手法运用的淋淋尽致，惟妙惟肖。3特别是“秋桂遗风，春萝罢月。”本来桂花的香气随风发散春萝在月光下更叫美丽，但是因为悲愤而打发走了风，而不接受月光的照耀，不使自己的芳香远播，不使自己的美貌呈现。
此文的骈文表现在什么地方？
1组对工整，词藻华丽，音韵协调，生动流转。
2全篇基本上是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搭配而成，另外也穿插运用了若干三言、七言句，使文章在整齐中又有流动变化。
3短句结构紧凑，长句舒缓，交互使用，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景和感情。
词赋
汉初——汉武帝：⑴骚体赋 →《七发》→大赋
⑵抒情小赋《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登楼赋》
写作背景：王粲十七岁时，因董卓之乱避难荆州依刘表，到写此赋时已有十二年之久。但刘表“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受到刘表的轻视，使王粲既有长居异乡的忧伤，又有怀才不遇的感慨，故登上麦城城楼，借眼前所见景物抒发自己真挚深沉的怀归之情和对国事艰难的危惧之感。
文章特点：⑴是汉代赋的延续，发展。
⑵东汉末年出现了抒情小赋
⑶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章分析：⑴一段写了城楼的地理位置和登楼所见的景物。
⑵二段写了自己的思乡之情
⑶三段写了岁月流逝，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愤
简析此赋的内容和结构？
答：此赋前后照应，从登楼到楼下，从白日到黄昏的活动，随着风光景物的变化感情也随之变化。故首写登楼所见原野的富美，暗喻刘表的昏庸；次写思乡怀归，说明此处非久居之地；末写自己有志难展，托出内心的苦恼。开端表明为削忧而登楼，末尾点明因登楼二更加填忧。前后照应，两者结合，丝丝入扣，十分自然。
找出文中用典的句子，并说明其用意？
答：⑴昔尼父之在陈兮
用孔子在陈的典故《论语》
⑵钟仪幽而楚奏兮
用子钟仪的典故《左传》
⑶庄舄显而越吟
用了庄舄的典故《史记列传》说明不论穷达，怀乡之情是人共所有的，从而强化自己的思乡之情。
⑷惧匏瓜之徒悬兮
用了匏瓜的典故《论语》表示怀才不遇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为不被世用感到担忧，好处是委婉，动人含蓄。
⑸畏井渫之莫食
用了井渫的典故《周易》
抒情小赋重在抒情，结合作品加以说明怎样抒情？
答：⑴登楼观望的感情是; 开始舒畅， 继而转忧，由乡关之思转到忧伤国事，最后带着沉重的心情下楼，半夜辗转反侧。
⑵赋中铺叙登楼所见：白天丰饶的原野，引发思乡之情，傍晚的萧条景象，强化了忧伤的心情
⑶文章用了 匏瓜井渫的典故，表达了自己蹉跎的一生不被世用的忧虑之情。
还有 一点小说部分没整理完。过两天 添上。
3. 屈原司马迁陶渊明那一个是我国古代历史中身残志坚的典范分别说说他们的主要经历和成就
司马迁身残志坚
受宫刑后仍坚持写作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着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着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陶渊明(365--427)又名陶潜，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仕。田园生活是陶诗的重要题材，因此后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4.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
陶渊明，字符亮，或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着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渊明从小就 “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然而渊明年幼时，家境即已败落，身处乱世，有志不得伸，他只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几个不高的小官职，且时间皆不长。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下《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怀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的人事的束缚不适合他。抱负不得施展，又不肯与黑暗的世族社会同流合污，便于四十一岁那年弃官而去，从此开始他后半生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陶渊明诗歌现存120多首，有多种题材，其中最主要的是田园诗和咏怀诗。陶渊明的后半生长期活动在百里之内的农村，接触的多是田野村夫，议论的多是稻麦桑麻，过着平淡自然的贫士生活。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为他的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样，将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来描绘自然就成了陶渊明诗歌的主要主题。“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每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不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明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①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可以概括为：
一、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爱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其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我们很难在陶诗里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平平淡淡，只是白描，朴朴素素。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为人一样。因此陶诗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得它美。
1. 清新的笔法。这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形象模糊、晦涩难解、淡而寡味的玄言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陶渊明刻画田园山水，绝不追求华丽的的语言与表面的形似，而是随意点染，清新自然，而有无尽的神韵。试着《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会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
纷纷士女，趋时竞逐。 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在春天美丽的原野上，花木盛开，春各送暖，农夫农妇们为赶农时，纷纷下田，女的一早就去采桑，农夫干脆就夜宿在田野里。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欢乐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农作本来很很辛苦，但在作者来看，却是很美，一片清新自然，这也反映出陶渊明淳朴自然的性情。《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少。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渔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获得自由、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他终于从“尘网”中解脱，就像鸟归山林、鱼回深池一样快活地长嘘了一口气。诗人不厌其详地罗列景物，“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②，形象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摆脱尘俗归返自然的这一特定环境中无比欣慰的心情。中间一节写景，“方宅”以下四句的清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已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对这些景物的描写，无不饱含着诗人对乡村的亲切依恋之情。，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束“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2.细腻的描写。陶渊明的田园诗植根于田园生活，他对田园生活的切身感受，融化在诗歌之中，最平常的一草一木，在他细腻描写下，都显示出无限的生机，构成一幅幅美丽的乡村图画。我们看他的诗：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之五）
诗中的意思是：扶着拐杖，从崎岖弯曲的山间小路回来，先在山涧小溪中洗一洗走得发烫的脚。然后斟满一壶酒，宰杀一只鸡，请来邻居，痛饮几杯。太阳下山了，就用火把照明，只恨夜太短。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如此生活情趣，又如此的诗意盎然。这首诗展示了浓厚的生活情调，表现了陶渊明对田园美和田园生活的敏锐观察力。他善于挑选富有诗意的题材，并通过细腻的描写，给人以美的享受。“此诗言还，不特章法完整，直是一幅画图，一篇记序。”③
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不少的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劳动，对一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诗人已认识到劳动在其是必要的，他对躬耕生活有了感情，并和农民之间有了经常性的交往：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他尝试了，这就很了不起的。同时其诗中还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心理上的安静乃至安乐。
3. 质朴的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能千古流传，与他语言的质朴关系很大。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经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园景色，要求尽可能采用近似“田家语”的朴素的语言和白描手法，从而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陶渊明的田园诗，农家生活气息浓厚，又体现了“贫士”诗人自己的性格。试看他的《移居》第二首诗：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他笔下，却如此富有诗意。他并没有雕词琢句，裁云绣月，用的只是朴素的口语化句子，如实写来，他的诗篇看来古朴无华，读起来却琅琅上口，又如“平畴交远风，良苦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用朴素精炼的语言，逼真地描绘了自然景物。吟读此诗，仿佛眼前展现了一片广阔的田野，清风徐来，绿油油的庄稼碧波荡漾，生意盎然。
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如何？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他们的旧巢以及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里是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语言浅显平淡、质朴自然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之一）“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
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③十分精辟，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④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之三》）“蔼蔼堂前林，中厦贮清阴。”（《和郭主簿》之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十分精彩，不可更易。
二、情、景、理交融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而情又是最为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是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昧”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陶诗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1.陶渊明并不是只有如前所述的以平淡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些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束说：“惜哉剑术疏，奇动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两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曾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⑤这首《读山海经》是陶诗情景交融因景就情感情较为强烈的代表作。
2. 在陶诗中，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水都包含了强烈的思想感情。他作诗无意于模仿山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统摄。在南山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
《拟挽歌辞》（之三）也是情景理三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呜，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写作者预想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前两句起兴，“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点明时间在秋天，九月乃晚秋，已经下霜，一早起然后说人皆有一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死了就别说什么了，不过是将形体托于山陵之中，回归自然罢了。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一诗勘破了。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述景比兴，衬托出萧条气氛，然而诗中又以旷达自慰，显出陶渊明一贯的通达的人生观，也算是曲终奏雅了。
同类诗中较具代表性的还有《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记叙了躬耕南山种豆劳作的情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是总括初始归耕的情况，在南山下种豆，但因为疏于耕作，豆苗长势并不好。这里似含有作者的无奈，也属自我调侃，说明作者的豁达。一大早下地锄草，月亮高升才归家，但还是免不了“草盛豆苗稀”，越发证明疏于耕作。前四句是述事，也是用典。《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宝贵何时。”作者走在农田中踩出的小道上，因草木茂盛，夕露已下，沾湿了衣裳。这两句写得极形象，非亲与躬耕者不能描绘。初始耕作，虽然辛苦，成绩也不算好，但仍然切盼最终能亲见有所收获。这也非亲与耕作者不能道出的。这首全属写实，展读之下，一位初始亲历农耕的隐者形象就活现在读者眼前。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盛赞此诗曰：“览渊明此诗，相与太皇。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所愧者多矣。”该诗明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歌咏自己的人生理想；明之写田园之景，实之都是在渲泄作者自身的情感，即对和平安宁、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对污浊喧器、虚伪欺诈的上层社会的厌弃。
3.陶诗又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来，寒气袭人。这个时候，亲旧就要送我往村外的墓地了。四周而望，全无人居，只见坟头丛立，在荒凉空旷的坟地里，马到成功儿也觉得不自在，仰天而鸣，其声划破天空，于是感到风儿也极为萧条了。灵柩下到墓室，一经关闭墓门，千年之间，便不再能见到人间阳光了。这是多么凄伤啊！但是，无论贤愚，都不能逃脱这一劫。原先相送的人，不久已还原正常生活了，亲戚或者馀有悲恸，一般的人们早已歌于路途了，死算得什么！
且看《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真有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器的干扰。“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它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的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外，还有什么可以追求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和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都能体现出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过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筌，其谁辨之。”《饮酒》（之五）这首诗，我们无法说是田园诗还是咏怀诗，因为诗中景、情、理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互相衬托，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能领略到不同的奇趣，享受到无尽的美。
从诗歌渊源关系中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语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中包含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于陶渊明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一个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有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的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陶渊明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辟的典故。他的诗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的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陶渊明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田园诗，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他的田园诗，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反映了他的出仕与归隐，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的思想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封建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感情，即使退隐以后，也并未忘情政治，心情并未真正平静下来。他的诗文，平易朴实，清峻自然，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炼，深入浅出，在当时崇高雕琢，追求形式，骈俪盛行的时代，他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创作出大量质朴优美，生动活泼并富有情韵的作品，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他的诗歌均饱含着浓郁的情感，又情景事理水乳交融，做到了情景、事理和谐统一，开辟了古典诗歌的一新境界。
注释:①转引自明·黄彻《溪诗语》卷五
②引自黄文焕《陶诗析义》
③引自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④引自苏轼《与苏辙书》
⑤引自元好问《论诗绝句》
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言：“……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次版
（2）《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中国古代文学读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合编)
（6）《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版
（7）《陶渊明集》郭建平解评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9月第1次版
5. 请问一下陶渊明的简介与生平最好有典故和事迹。。。。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符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煮”（《杂计》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仕。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辞归的想法，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阳居丧。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次年篡位，改国号为楚。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于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彭泽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归隐了。
辞彭泽县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着作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的谥号曰 “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陶渊明留下来的作品，诗、文、赋俱佳。
陶渊明写得最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新苗，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比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陶渊明的咏怀诗主要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自然，是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着名。
《五柳先生传》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他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理想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在当时只以隐士着称，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6. 求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全文及翻译
治国第一
【本文】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着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侧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侧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借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本文】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
君之于臣，犹如天之于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于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于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于政事，臣子勤于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么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于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着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第三
【本文】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之道在于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于国事，若太过专注于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第四
【本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着，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
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么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后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第五
【本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于远，疑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
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于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么就要徵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复，前后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么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第六
【本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干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译文】
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于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于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𫄸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𫄸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𫄸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
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于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于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于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于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于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借着交情，而安排职务，那么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第八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
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
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罢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罢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于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于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后，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
赏罚第十
【原文】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
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
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借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于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
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后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
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
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后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
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于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喜怒第十一
【本文】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可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后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
身为将领应注意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境虽难免有怒有喜，但仍应将公事与私心区分开来，才不至于误事。
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应详究其情，再行发落。决断案件，也不可因自己的喜好，而滥杀无辜，或纵容有罪之人，不使情绪影响决策。将领不可喜怒无常，这足以抵销以往所有的战功，作战时，应团结部众的心，激励士气，齐力作战，如果只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强求军队硬攻，那么全军将毁在他的手中。
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就不容易发怒；终日郁郁寡欢，也就很难快了的起来，所以将领必先修文德，而后再讲究武功，如果战胜后不能更加谨慎，则将因轻敌而战败。一味的意气用事，事后必会后悔。一时的冲动，将导致身败名裂。
所以有才德的君子，威武而不野蛮；只知忧心，而不知恐惧；喜怒皆不形于色。平时就要树立威严，这样，刑法才有效力，一切的罪恶都可以扫尽。若无法确立威信，则刑罚就无法施行，众人跋扈而无法管束，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治乱第十二
【本文】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上，后理下；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
要整顿政治，必须先裁汰冗官，去除虚职，不使闲散无用的官员，群聚结党，危害政务。全国上下若不遵守三纲六纪，就会大乱。所以国君行为举止必不失正道，为政需合乎理法道统，则万事可成，而功业亦可长久保持。
军队之所以会纷扰没有秩序，是因部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所以国君要治理国家，要有先后次序，先整顿大纲，而后处理细目；先颁布戒令，而后执行刑罚；先治理好国都附近几省，而后全国都可治理好；先安内而后攘外；先修身而后治人。
如此一来，法令申明了，刑罚就可以执行无碍了；国家强盛了，邻国就不敢来犯；压制强者，则弱者得以伸张；吏治清明，则百姓亦会循规蹈矩，国君拥有崇高的品德，就能得天下人的景仰，这就是治国之道。
7. 陶渊明详细资料
陶渊明（365—427），字符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着，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着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四节 陶渊明
8. 陶渊明对于今天的你我,具有何种意义
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意义。作为社会会的每一个公民，都要过上幸福生活，这样的生活当然要有如桃花源般的生态环境，人类文明高度发达。
9. 求诸葛亮《便宜十六策·治军》翻译。
【本文】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着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侧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侧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借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本文】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
君之于臣，犹如天之于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于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于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于政事，臣子勤于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么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于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着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第三
【本文】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之道在于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于国事，若太过专注于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第四
【本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着，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
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么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后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第五
【本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于远，疑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
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于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么就要徵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复，前后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么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第六
【本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干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译文】
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于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于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𫄸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𫄸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𫄸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
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于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于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于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于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于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借着交情，而安排职务，那么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第八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
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
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罢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罢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于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于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后，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
赏罚第十
【原文】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
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
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借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于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
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后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
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
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后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
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于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喜怒第十一
【本文】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可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后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
身为将领应注意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境虽难免有怒有喜，但仍应将公事与私心区分开来，才不至于误事。
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应详究其情，再行发落。决断案件，也不可因自己的喜好，而滥杀无辜，或纵容有罪之人，不使情绪影响决策。将领不可喜怒无常，这足以抵销以往所有的战功，作战时，应团结部众的心，激励士气，齐力作战，如果只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强求军队硬攻，那么全军将毁在他的手中。
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就不容易发怒；终日郁郁寡欢，也就很难快了的起来，所以将领必先修文德，而后再讲究武功，如果战胜后不能更加谨慎，则将因轻敌而战败。一味的意气用事，事后必会后悔。一时的冲动，将导致身败名裂。
所以有才德的君子，威武而不野蛮；只知忧心，而不知恐惧；喜怒皆不形于色。平时就要树立威严，这样，刑法才有效力，一切的罪恶都可以扫尽。若无法确立威信，则刑罚就无法施行，众人跋扈而无法管束，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治乱第十二
【本文】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上，后理下；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
要整顿政治，必须先裁汰冗官，去除虚职，不使闲散无用的官员，群聚结党，危害政务。全国上下若不遵守三纲六纪，就会大乱。所以国君行为举止必不失正道，为政需合乎理法道统，则万事可成，而功业亦可长久保持。
军队之所以会纷扰没有秩序，是因部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所以国君要治理国家，要有先后次序，先整顿大纲，而后处理细目；先颁布戒令，而后执行刑罚；先治理好国都附近几省，而后全国都可治理好；先安内而后攘外；先修身而后治人。
如此一来，法令申明了，刑罚就可以执行无碍了；国家强盛了，邻国就不敢来犯；压制强者，则弱者得以伸张；吏治清明，则百姓亦会循规蹈矩，国君拥有崇高的品德，就能得天下人的景仰，这就是治国之道。
10. 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诸葛亮
不是强行科普，只是恶心有人黑正史里的丞相。演义丞相粉不要担心，因为正史里的丞相同样非常优秀，希望你们也能喜欢正史里的丞相。
历史上的丞相：又高又帅气质又好
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
历史上政治地位
历史上六大政治家：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
历史上军事地位
唐朝武庙十哲：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
宋朝武庙十哲：管仲，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郭子仪，田穰苴，孙武，范蠡，乐毅
元朝：《元史·祭祀志五·武成王条》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
其实陈寿说得也没错啊，政治高于军事只能赖我丞相政治太好了这可怎么办233333
文学才华：丞相从来不卖弄文采词藻，但是句句真情实感，《出师表》：临行前给皇帝写了些建议，然后就千古流传了。《诫子书》：临终前给儿子写封家书，然后又千古流传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被历代书法家喜爱233333 此外还有《论交》《论光武》《论诸子》《论让夺》等。还有军事作品，以及兵法推演等。
另外，说丞相是全才是因为，他还会音乐，绘画，书法，发明，，水利，法律学，天文，兵器学，农业学(这段太恐怖了,不太信)
历史评价（这群人可都没看过演义）
李白：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
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李商隐：管乐有才真不忝，梁父吟成恨有余。
杜牧：子夜星才落，鸿毛鼎便移。
元稹：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
刘禹锡：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
白居易：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
孟浩然：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陈子昂：犹悲坠泪碣，尚想卧龙图。
岑参：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
杨万里：四川全国牙旗底，万里长江羽扇中。
王安石：武侯当此时，龙卧独摧藏。
范仲淹：留侯武侯者，将相俱能任。
王阳明：八阵风云布时雨，七擒牛马壮秋风。
苏轼：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
辛弃疾：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朱熹：英姿俨绘事，凛若九原作。
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文天祥：天下皆传清献节，人心自有武侯碑。
陆游：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求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不要黑我诸葛了！忠粉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