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关于90年世界杯冠军争夺战的问题
德国与阿根廷，德国报了上届世界杯阿根廷的一箭之仇，打进制胜点球的德国队的后卫是安德烈·布雷默，左下角。兄弟，你也做任务的吧，问的问题有点刁哦，同样，我也是做任务的，望采纳
⑵ 经常有人说的巴蒂是谁
巴蒂斯图塔，我的偶像啊。
⑶ 谁能一口气说出20个着名足球球星的名字和所在国家
三度金球奖得主，前锋或前卫）为足球而生的一代球王，前西德，前西德，内锋）五十年代战无不胜的无冕之王匈牙利队的领军人物、迪斯蒂法诺（1926年生，前卫或中卫）名扬天下的荷兰“三剑客”之一，阿根廷，阿根廷-西班牙，荷兰，前锋）齐达内之前被认为是法国足球史上最有才华的球星，法国队连夺世界杯和欧锦赛的关键人物之一，前卫）英国最有成就的足球大师，世界杯进球纪录（14球）保持者。
17，法国，当今足坛第一硬汉，法国。
8、克鲁伊夫（1947年生，前锋）天生的射手，前锋）身材矮壮的射门机器，葡萄牙，前锋）原籍莫桑比克、里杰卡尔德（1962年生、班克斯（1938年生、贝利（1940年生。
15、普斯卡什（1927年生、七十年代AC米兰的领军人物。
20，法国，两腿畸形却速度奇快。
13，荷兰，为足球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球星，每次大赛都表现出色、穆勒（1945年生、内德维德（1973年生。
10。
19，前卫）58，巴西。
14，94年巴西夺取世界杯的头号功臣，前锋）迄今享誉最多的足球运动员，前锋）五十年代率领皇马神话般地连续五次夺取欧洲冠军杯，边锋）巴西58、62年世界冠军队的中场核心，曼联足球的见证人，意大利足球的旗帜，现代全能型球员的典范。
11、尤西比奥（1942年生，前卫）六。
2，前卫）东欧足球最杰出的代表，巴西，法国，后卫）当今最佳后卫，前卫）八十年代欧洲最佳球员，意大利，守门员）被公认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守门员。
18，匈牙利。
6、图拉姆（1972年生，前卫）当今最有成就的中场大师。
21，前锋或前卫）当今最具创造性的球星之一。
16、普拉蒂尼（1955年生。
5，现代全能型球员的代表人物、马拉多纳（1960年生，三届世界杯得主，荷兰1，巴西、罗马里奥（1966生。
7，巴西，为本菲卡队夺得两届欧洲冠军杯，前锋）全攻全守足球的代表人物、里维拉（1943年生、齐达内（1972生、博格坎普（1969年生、查尔顿（1937年生、62年两夺世界杯的关键人物，捷克、贝肯鲍尔（1945年生、迪迪（1928-2001年。
12、科帕（1931生，英格兰，中卫）七十年代率拜仁及西德队获得过几乎所有重大比赛的冠军，66年世界杯最佳射手、加林查（1933-1983年，英格兰。
3。
9。
4
⑷ 关于历史的战争涉及的"时间" "地点" "人物" "简要情况"
官渡之战 时间：公元200年（建安五年）
地点：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
双方统帅：袁绍；曹操；
力量对比：袁绍军十二万；曹操四万；（注：《三国演义》说袁
绍七十万；曹操七万；这里以《三国志》记载为准。）
战争结果：曹操以少胜多；袁绍败北；
战争影响：曹操扩大了势力范围，为日后争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战争经过：
公元200年，在河南官渡，爆发了三国时期一次着名的战役。
袁绍征集了十二万人马，以河北名将颜良为先锋，文丑、张郃、高览、韩猛、
淳于琼等为大将；以审配、田丰、沮授、许攸、郭图等为谋士。曹操率军数万，
以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许禇、张辽、徐晃、李典等为大将；用荀彧、
郭嘉、贾诩等为谋臣，来到官渡和袁绍军决战。官渡大战之前的白马之战，曹操
用关羽斩杀袁绍大将颜良而取胜；之后在延津又斩杀了文丑，再次大败袁军。
在袁、曹两军的官渡相持战中，双方互有胜负，此消彼长。之后，袁军谋士
许攸被迫降曹，献出奇计。曹操亲自率精兵五千偷袭乌巢，火烧袁绍全部粮草；
袁军人心惶惶，大将张郃、高览一齐降曹。
决战后期，曹操采用荀彧计策，扬言分兵进攻袁绍邺郡（今河南临漳）与黎
阳。袁绍中计而分兵；曹军分兵八路，直破袁绍大营，斩杀七万多人，袁绍带领
少数人马逃回河北。
官渡之战后，曹操扩大了势力范围，统一了北方，为日后争霸天下奠定了基
础。
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三年七月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据有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全国。八月,刘表病逝,次子刘琮屯襄阳,刘备屯樊城。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不战而降。因江陵贮有刘表的大量粮草兵器等，刘备从樊城向江陵撤退，并命关羽带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曹操亲率轻骑五千，日夜兼程追赶，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打败刘备，占领江陵。刘备放弃撤往江陵的计划，折向东南汉水方向撤退,和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 并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联军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图谋联合孙权抗击曹操。
当曹操南下时,孙权派鲁肃出使荆州，吊刘表丧,兼说刘备同心御曹。鲁肃与刘备相遇于当阳，后刘备用其计退至鄂县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时曹操据江陵, 将顺流东下，形势紧迫，刘备遣诸葛亮随肃往东吴。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说训练好水师八十万，要与孙权在吴地决战。孙权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又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犹豫不决。诸葛亮对他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指出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北人不习水战。孙刘联合，定可取胜。孙权部下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诸葛亮指出主和派意见的错误,进一步消除了孙权的顾虑。孙权决心联刘抗曹，从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召回周瑜。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指出，实际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且已疲惫不堪。所得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这些都是对曹操的不利因素。孙权增强联刘抗曹取胜的信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与刘备统军两万多人会合，共同抗曹。
孙刘联军溯江西进,与顺流而下的曹军在赤壁(历来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相遇(见彩图赤壁之战战场遗址 湖北蒲圻)曹军初战不利，退往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双方隔江对峙。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曹操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曹操骄傲轻敌，相信黄盖的诈降，黄盖带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顺风驶向曹船，因风纵火，燔烧曹军船只，火势延及岸上营垒。曹军人马烧溺，伤亡惨重。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曹操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监利北），向江陵方向狼狈退却，加以瘟疫、饥饿，曹军损失大半。
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无力南下。刘备通过这次战争也乘机占据荆州大部。稍后又夺得刘璋的益州。孙权据有江东，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⑸ 求02年世界杯各队大名单
中北美区：哥斯达黎加、美国、墨西哥
南美区：厄瓜多爾尔尔、巴拉圭、阿根廷、乌拉圭、巴西
亚洲区：中国、沙特、日本、韩国
欧洲区：法国、波兰、西班牙、瑞典、俄罗斯、葡萄牙、丹麦、克罗地亚、意大利、英格兰、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德国、爱尔兰、比利时
⑹ 世界杯前两场比分
都平拉
1:1 和0:0
⑺ 古代埃及文明的特点
一、绵延持久的文明传统
从邈远的古代起，埃及人就在蜿蜒如带的尼罗河两岸繁衍生息。尼罗河流域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西面是杳无人迹的利比亚沙漠，偶有绿洲点缀其间；东面虽然距离红海不远，但仍被缺乏水源的阿拉伯沙漠隔开，几乎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南面是尼罗河的上游，有飞流直下的六大瀑布，河流湍急，河道狭窄；北面是没有良好港湾的地中海海岸，浅滩密布，暗礁罗列。这种地理环境阻断了古埃及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虽然造成埃及与世隔绝的局面，但同时又为古埃及人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和丰富的矿物资源。古埃及人生活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里，长期免于外来侵略之患，因而产生了一种优越的安全感，他们不必像自己的近邻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随时得应付外族的侵扰。生活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古埃及人性格沉稳，自信而乐观，他们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一直过着和平稳定的生活。在此期间，古埃及人以其丰富的资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埃及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因而能使其文明在持续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即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包括第1—31王朝，约公元前3100—332年）免遭民族变动之苦。
尼罗河流域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古埃及国家的统一和长期延续。古埃及人的这种受环境保护的生活，也为国家政治长期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大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在尼罗河畔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1王朝（约公元前3100—2890年），从那时起，埃及经历了早王朝（包括第1—王朝，约公元前3100—2686年）、古王国（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2181年）、第一中间期（包括第7—10王朝，约公元前2181—2040年）、中王国（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040—1786年）、第二中间期（包括第13—17王朝，约公元前1786—1567年）和新王国（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1085年）等时期，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控制了亚洲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其势力远达幼发拉底河畔。在此之前，西亚的两河流域先后建立的巴比伦、亚述强国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各自是独立发展的，西亚、北非这两大文明体系并无直接联系。到新王国初期，第18王朝好战的诸法老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长期用兵，有“古埃及的拿破仑”之称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504—1450年）对外扩张，其军事活动最远抵达幼发拉底河畔。他建立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强大军事帝国。在客观上导致了埃及文化与两河流域文明的接触，加速了埃及文化与地中海地区各国文化的交流，从而揭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史上新的一页。从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开始，繁荣发展了近2000年的埃及文明开始趋于衰落。公元前1085年后，埃及已失去了它那伟大、庄严的形象，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开放一变而为长期沦于外族统治之下。在最后的几个世纪里，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依次入主埃及，分别在埃及建立了异族的王朝，其间还穿插着亚述人的入侵，在亚述人的刀锋下埃及一度丧失独立。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国王历山大征服，完全丧失独立，结束了历时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
在埃及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到第6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345—2181年），才出现了地方州长势力与中央法老王权的对抗。对抗的局面愈演愈烈，到第1中间期时，埃及终于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之后，第11王朝（约公元前2133—1991年）的法老又使埃及恢复了统一，接着又有近300年的太平盛世。约公元前1786年，埃及再次出现分裂局面，进入第2中间期。这一时期，埃及遭受外来游牧民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他们在埃及北方统治了100多年后，被第18王朝的创建者雅赫摩斯一世（公元前1570—1546年）逐出国土。
综观从早王朝到新王国2000多年埃及的历史，是王朝统一的时间多于内乱外患的两个中间期，第一中间期主要是内乱，第二中间期主要是外患，而埃及在统一后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受到外族的入侵。尽管王朝一个个不断兴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更换不休，间或有社会动乱和异族入侵，埃及固有的文化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希克索斯人王朝取代埃及本土王朝的情况下，埃及文明也没有被摧毁，依然向前发展着。在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北方国土的一个多世纪里，不是埃及人被迫接受了入侵者希克索斯人的语言、习俗和畜牧经济；相反，是希克索斯人自己被迅速埃及化了。其原因在于埃及文明由来已久，从第1王朝到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古埃及文明已历时14个世纪，文明的根基已深深扎入尼罗河畔，不是任何外来入侵的力量一下子就能够摧毁得了的。再者，入侵的希克索斯人已不是那些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过来的未开化的野蛮人，而是早已渗入埃及东北边境的半文明的游牧部落，他们在入侵埃及的过程中，逐渐为先进的埃及文明所同化。希克索斯人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毁灭。希克索斯诸王受埃及法老豪华奢侈宫廷生活的诱惑，同时为了巩固其政权，更需要有当地埃及官吏和神庙祭司的合作，所以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埃及人的生活与传统。希克索斯人以阿瓦里斯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第15、16王朝，仍按照埃及王朝传统排序，他们开始信奉传统的埃及诸神，他们的国王承袭埃及法老尊号，[1]自称为太阳神“拉之子”，[2]并沿袭埃及原有的的一套行政机构。希克索斯人曾以法老之尊在埃及的北方实行统治，在古埃及的重要文献《都灵纸草》[3]中希克索斯诸王还被列为埃及的合法君主，至少他们在表面上已经埃及化了，对古埃及的文化并未公开干涉。所以，在希克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以继承和发展。这种文明的延续性在随后的新王国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强大的法老君主专制政体达到了顶峰。
到利比亚·舍易斯王朝时期（包括第21—26王朝，约公元前1085—525年），埃及北部曾处于利比亚人的统治之下。作为统治者的利比亚人仰慕埃及文化，并急切地效仿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埃及人在南部的政权日趋衰弱，给努比亚人的入侵提供了机会。他们将其统治向北扩张到了整个尼罗河河谷。努比亚人的影响虽范围很广，但并没有破坏性。因为在第18王朝时期努比亚人就已吸收了埃及文化的许多特点，埃及的宗教和习俗在努比亚繁盛起来，并深深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而这时的努比亚国王及贵族阶层几乎全盘接纳了埃及文化，在他们看来，任何放弃法老传统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公元前8世纪，努比亚人横扫整个尼罗河河谷，从南面的纳帕特到北面的三角洲地区，再次统一了埃及。在此期间，埃及人继续同化他们的入侵者，这从努比亚人建造的巨大王室金字塔和供奉埃及神灵的庙宇可以看得出来。总之，无论是利比亚人还是努比亚人，他们在古代埃及历史上都重复了一个现象：作为新兴民族，他们征服了埃及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在文化上又被埃及民族所同化。在此之后，法老时代埃及传统的宫廷制度从波斯人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希腊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30年）。显着的政治连续性成为法老时代埃及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埃及人把一个辉煌的文明传统完整无损地维系了25个世纪以上，这在古代近东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其辉煌的文化成就令人赞叹不已。在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古埃及人始终保持着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以象形文字为例，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文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就已形成了完整的象形文字体系，这标志着埃及文明已经成熟。象形文字对保持古代埃及文化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法老时代官方使用的主要文字。在古代埃及，虽然后来有了书写更为简化的祭司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但象形文字并没有被废弃，仍固定用于书写官方和神庙的文献，甚至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神庙祭司仍在使用象形文字撰写铭文，着名的《罗塞达石碑》[4]铭刻就是一例。
古埃及文化固有的特点，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是对死后生活的关心。古埃及人相信死亡只是来世的一种准备，最为重要的在于要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备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死者实行厚葬。古埃及人生来讲求实际，墨守成规，客观上也有助于保存他们的文明成果。尽管他们晚期经常遭受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各个方面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于古老的习俗还是信守不渝，尤其对宗教上的许多传统是决不会抛弃的。在古代埃及一直盛行着对死者实行厚葬之风，法老时代凡是能修起正式坟墓的埃及人，从在世之时起，都会不惜钱财去办理他们认为“有死之年”必备的各种物品来装饰坟墓。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物的保护也大有帮助，尼罗河两岸的土地大部分是沙漠，每年很少或者根本不会下雨，随葬的物品在干沙覆盖下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埋在沙土里的珍宝会腐烂，就是挖出来最精致的雕刻品，也是完美如新的，虽然埋在沙里过了几千年，却像刚刚由艺术家完成的一样，干燥的沙土能永远保存一切。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有过在死者坟墓里放置随葬品的习俗，但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古埃及人那样生前就为冥世的生活进行不遗余力地准备。对冥世深信不疑的观念，使他们在告别尘世之时就把一切能用得上的物品连同他们的遗体一起埋入坟墓，以便在冥世继续享用。即使是在最为简陋的坟墓当中，死者遗体身边也会摆放几个陶罐、一些工具和几件个人用品。家境富裕的人们能够修造得起精致的坟墓，里面配置一些家具、供品和衣物。对于无法埋入坟墓的物品，古埃及人就代之以模型，这些模型的制作精巧，跟真品毫无二致。5000多年来，古埃及人一直把他们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物品如碟盘、衣服、家具、珠宝、雕像、饰物、书籍等和死者的木乃伊一起埋入天然防腐的沙土里。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得到有关古埃及文明一套较为完整的记载，使古代埃及文化的许多遗产保存至今。古埃及文明虽然在年代上离我们极其遥远，但由于保留下来的古埃及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深远今天我们看起来，古埃及文明在某些方面仍比任何别的古老文明更加亲切可知。
古埃及文化在艺术领域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其艺术自成体系，程式严峻，而且几千年一成不变。在古埃及人的浮雕和绘画作品里，人像造型必须遵照严格的侧头正胸式的基本法则，即表现人站立、行走时，头和面孔必须以侧面形式表现，双肩和胸部则以正面表现，而双脚又是侧面的。这种造型最早出现在前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4500—3100年）的蝎王权标头上。从第1王朝之始的纳尔迈调色板上可以看出，侧头正胸的表现手法已经相当成熟，[5]此后，形成固定的模式，法老时代一直被奉为圭臬。对于表现法老的形象，这种“规范”化的程式要求就更为严格，法老必须画得要高大，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因为在古代埃及这样一个王权神授的国度里，法老就是在世的神，艺术作品表现法老的形象必须按照“应有”的样子，而不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样子去塑造，必须把人神一体的君主表现为尽可能的充分和完美，由此确定的一套人像程序，作为官定模式而用于一切艺术作品。所以，埃及的浮雕和绘画中的人像面貌，令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这一艺术风格一旦形成便流行于整个法老时代，历时近3000年而不衰，同时也构成了古埃及文化突出的一个特点。
三、法老对国家经济的严格控制
古代埃及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法老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代表，严格控制着国家的经济，这也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传统特点。
在古代埃及，法老对全国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支配权，法老不但自己占有许多土地，而且还常常把大片土地赠给神庙，或赏赐给大臣、贵族以及其他亲信。法老对国家土地的这种绝对支配权，是古代埃及君主专制政体赖以建立的基础。对全国的土地、人口、黄金和牲畜每两年一次的清查从早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普查土地、财产制度为古王国历代法老所沿袭。《巴勒莫石碑》[6]铭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记录。仅以第5王朝的萨胡拉在位时的清查活动为例，铭文中记载就有七次，[7]足见法老对清查活动之重视。经过频繁和严格的清查后，全国的土地、人口、牲畜全部登记入册，成为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由法老控制调用。由此可以想见法老对全国土地财物以及臣民的控制达到了何等严密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古代东方社会里也是少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古代埃及社会的真实写照。
为了保证国家的基本税收来源，法老将全国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而且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由于尼罗河年年泛滥，地界每被覆盖一次，农民的土地就得重新登记分配一次。因此，古代埃及在土地管理方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严格。尼罗河泛滥，洪水量变化无常，有时水量大到所过之处全被淹没，造成极大祸害，有时却小到不足提供灌溉之用，播种面积减少，粮食就会减产。如果尼罗河一连几年水位过低，必然发生饥荒。所以有必要储备粮食，供应居民。同时，必须保证无论任何情况下，都得保留足够的种子供下一季播种，这对未来的收获至关重要。所以，储粮备荒成为法老中央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法老在上下埃及分设粮仓，丰收之年尽量多备粮食，并限制居民的消费，以补救总会发生的突然灾荒。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粮库有多少储粮，以便在需要时将存粮合理分发到灾荒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古代的埃及，最能体现法老对国家经济的严格控制，莫过于法老对全国水利灌溉系统的控制。古埃及人口较为稠密，聚集在狭长的尼罗河谷地，为了维持全体居民的生计，必须治理好尼罗河，国家命脉全靠灌溉和控制这条大河。尼罗河的水利灌溉活动早在前王朝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上，可以看到蝎王手持锄头站在河岸（或水渠上）主持河渠奠基仪式的场面。[8]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500—3100年），埃及出现的最早国家“帕斯特”，它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块被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分隔开的土地。[9]显然，那时埃及已经有了灌溉活动。进入法老时代后，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灌溉网逐渐形成，这些布满全埃及的灌溉网络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成为中央政权重要的一项社会职能。早在第1、第2王朝，就设专人对尼罗河水位进行观测和记录。水位的记录一方面可供国家水利措施做参考，一方面也是为预算产量和厘定税额提供依据。在《巴勒莫石碑》铭文中关于对早王朝时期尼罗河水每年泛滥高度的记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埃及历代统治者在夸耀自己功绩的时候，也总是把开凿水渠、整修堤坝放在重要地位。相传美尼斯受人称赞的一个功绩就是修建了一道堤坝，把孟斐斯和尼罗河隔开，当他“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现在称为孟菲斯的一座城。”[10]后来，埃及历朝统治者也都常以治水有方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
中王国第12王朝（公元前1991—1768年）的历代统治者曾征调大批劳力修复尼罗河灌溉系统，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兴建水利工程。法尤姆位于孟斐斯西南50公里，低于海平面45米，本是一片沼泽区，中间有一淡水湖，曾与尼罗河相连。后因尼罗河流域气候变化，干旱出现时，湖河联系被隔断，只有尼罗河暴涨时，泛滥的河水才能流入湖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法尤姆湖周围的沼泽，环湖建起堤坝，并开辟渠道，使法尤姆湖水与尼罗河水相连，建水闸以调节尼罗河水量。这样，每当尼罗河泛滥季节，河水便顺着水渠流入法尤姆湖，而每当尼罗河水不足时，又可将洪水泻出。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从第12王朝开国君主阿美涅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1962年）起，历经六代，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公元前1842—1797年）统治时期才告完工。法尤姆地区系统的水利工程建立，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沼泽变为肥田沃土，扩大耕地面积达2500多公顷，当地的农作物一年可收两成，增加了农业亩产量。随着法尤姆地区大片土地被开垦，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卡呼恩拔地而起，一跃成为中王国时期埃及的一大经济中心。毫无疑问，这么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去组织、领导和指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古代埃及，这一工程的实施和成功，正是由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统筹安排实现的，而这个官僚机构的总头子就是人神一体的专制君主——法老。
古埃及文明就像古埃及人的性格一样，是稳定的，但决不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法老时代的埃及在与周边各古代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受外部文化的影响，古埃及人的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却始终保持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
综上所述，古埃及文明反映了古埃及人及其地理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古埃及人有着其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是在长达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逐渐形成的。但是，古埃及人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保守民族，他们在与近东和地中海区域各民族的接触中，特别是从新王国时代开始，通过军事征战，贸易往来于外部世界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与西亚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的交往、融合，古埃及传统文化得以丰富，而又对后来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埃及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⑻ 中国古代计时仪器有哪些
历史上的计时划分和计时器发明
公元前20000年：史前人以在木棍和骨头上刻标记的方式来计时。
公元前8000年：埃及人制订了每年12个月，每月均为 30天的历法。
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天分为 360个周期，每个周期为4分钟。
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人使用每年354天的历法，每月 29天和30天相轮。与此同时，玛雅人创立了一年2印天和365天的历法。
公元前1500年：埃及发明第一个移动日晷，将一天分为12个周期。接着又发明一种叫漏刻的计时器。
公元前700年：巴比伦人把一天分为相等的12个部分。
公元前100年：雅典出现以一天24小时为基础的机械漏刻。 公元200年：西方开始引入星期概念。
公元400年：中国发展了机械漏刻。
公元1100年：日晷在欧洲得到发展。
公元1350年：德国钟表匠发明第一个机械闹钟。
公元1500年：意大利教堂响起了机械钟声。
公元1510年：德国纽伦堡出现带发条的怀表。
公元1583年：格里历在罗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荷兰部分地区生效。
公元1656年：荷兰一位天文学家发明自摆钟。
公元1700年：时钟上除时针外又加上了分针。
公元1800年：计时精确度到1／100秒。
公元1840年：建立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公元1850年：计时精确到1／1000秒。
公元1884年：华盛顿会议制订全球时区表。
公元1928年：发明石英钟。
公元1949年：发明第一台原子钟。
公元1950年：计时精确到微秒。
公元1965年：计时精确到毫微秒。
公元1970年：计时精确到微微秒。
公元1972年：建立全球协调时间时。
公元1990年：精确到毫微微秒。
公元1998年：建立超冷铯原子钟，比微微秒又要精确10万倍。
太阳钟
在历史的长河中，天文学和计时学是相伴发展的，可以说有了天文学，也就有了计时学，计时仪器和天文仪器一样，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精确化的。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是土圭、圭表和日晷，其原理是通过太阳的投影和方位计时，一般通称太阳钟。
1.1土圭
土圭是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是一种构造简单，直立的地上的杆子用以观察太阳光投射的杆影，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影的长短，以定冬至、夏至日。“尚书·尧典”中记述土圭始于尧帝时期，即公元前2357-2258年，史学界认为“尧典”不是尧时写的，是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写，后经春秋战国（公元前7~2世纪）时儒家陆续补订而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已使用土圭分出二分二至，确定一年为366天。到殷商时代（公元前1520~1030年）测时已达到相当高的精度，其干支记日法一直延用到今天。
1.2圭表
由于土圭的构造简单，不易掌握，所以逐渐发展为圭表。“隋书天文志”将圭表的创造追溯到公元6世纪：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3~519年）祖（祖冲之之子）造八尺高的铜圭表，观测圭上表影的长短，测订时间。但1965年江苏仪征东汉墓（公元25~220年）出土了一件青铜铸的圭表，这说明圭表的创制和使用要早于记载几百年。待到“元史·天文志”对圭表的形制、构造、材质都有详尽的记述。
元初郭守敬按照圭表的原理在河南登封建立了高耸的观星台，在大都（今北京）设置了圭表。明正统二年至七年（公元1437~1442年）在北京古观象台建造圭表，清干隆九年（公元1744年）重修并加以改进。古代圭表是用来判断方向，测定季节，四季划分和推算历法，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3日晷
日晷又称晷仪，也是观测日影记时的仪器，它与圭表的区别是：圭表的根据日影的长短判别方向测定季节、全年日数和冬至、夏至就在的日子，推算历法等；日晷的应用，主要是根据日影的位置，以指定当时的时辰或刻数，是我国古代较为普遍使用的计时仪器，但在史籍中却少有记载，现在史料中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律历志·制汉历”一节：太史令司马迁建议共议“乃定东西，主晷仪，下刻漏”，而“汉书·艺文志”中列有晷书34卷，但仅存书名，而无内容。
“隋书·天文志”中记载了耿询的成就，“观测日晷和刻漏，是测天地正仪象的根本”。“明史·天文志”对日晷的形制，定时之法都有详细的记载。较之圭表，它已复杂多了，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仪器了，发展到清代，不仅可以计时用，日晷本身已成为一件装饰艺术品。
中国太阳钟的历史上，指极表或指极针的发现可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纪，而周汉之间的12时辰制是非常先进的，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已成为一种不变的时制。
唐代的赤道式日晷，是所有日晷中计时最准确的。后经阿拉件人或犹太人将其传入西方，十七世纪时赤道式日晷风行于欧洲，人们称它为“二分式日晷”。明末之后，中西各种日晷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种类之多，前所未有。山西姚乔林是十八世纪着名的日晷制作家，其流派远播广东。
总之，太阳钟横跨人类历史数千年，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和进步，为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不仅可以计时，而且能求得标准时间，甚至可以校对现代的钟表。
日晷所测的是真太阳时或视太阳时，因为地球轨道偏心率以及地球倾角的影响，真太阳时和平太阳时是不一致的。因此，不依靠太阳测时的方法成为事实，而且更为重要。欧洲在十四世纪早期，机械钟出现以前，主要靠日晷计时，而中国对水钟或刻漏则十分重视，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机械钟表的诞生作了科学和技术上的准备。
2.1水钟
水钟在中国又叫做“刻漏”，“漏壶”。根据等时性原理，滴水记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特殊容器记录把水漏完的时间（泄水型），另一种是底部不开口的容器，另一种是底部不开口的容器，记录它用多少时间把水装满（受水型）。中国的水钟，最先是泄水型，后来泄水型与受水型同时并用或两者合一。自公元85年左右，浮子上装有漏箭的受水型漏壶逐渐流行，甚至到处使用。
从公元二世纪张衡的时代，到公元六世纪耿询的时代，使表演用的浑天仪和天球仪转动起来的水钟技术孕育了早期机械钟的出现。公元25年，一行和梁令瓒发明了擒纵机构，这种装置实质上就是早期的机械时钟，早于欧洲六个世纪。中国的浑仪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形式上是天文观测仪器，而本质上是时钟装置，因为从张衡的时代起，天文技术人员一直想做一种缓慢放置的齿轮，以便达到与天上的周日视运动步调一致。
公元725年一行和梁令瓒实质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因此，皇室对设在宫中放置不停的天球（天文钟）感兴趣是毫不奇怪的。
公元1088~1090年，苏颂和他的同事们在开封建立的水运仪像台是机械时钟和观测用浑仪的完美结合，在原理上是成功的，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七个半世纪。
2.2香篆钟
水钟尽管是有发展前途的，但是古人仍在广泛的领域进行不竭探索，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有其他较水钟更为准确的计时方法，据宋代学者薛季宣说，除日晷刻漏之外，有一种香篆钟于十二世纪中叶在中国流行。荷兰高罗培着“狄仁杰断案传奇”中，记述了唐宫计时用的香篆钟为梅花形黄铜盘，盘子内梅花五瓣，各缭绕着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薰，称为“五孕祥云”。
2.3沙漏
⑼ 我国铁路建设新成就和修筑京张铁路的背景
世界屋脊的辉煌穿越——写在青藏铁路铺通之际
2005年10月12日，注定要在世界铁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青藏铁路铺轨全线贯通。10月15日，首批援藏物资通过青藏铁路运抵拉萨。这标志着西藏正式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也标志着我国所有省、市、区全部通上铁路。
攻破冻土难题，克服高原缺氧，保护脆弱生态
铁路建设难题一一破解
修建进藏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修建进藏铁路一直关怀备至。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运营。2001年6月29日，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动工。
滑坡，地震，风沙，雷电，强日照，泥石流。除了这些频发的自然灾害外，青藏铁路工程更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铁路建设难题。4年来，10多万筑路大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雪域高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青藏铁路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区，另外还有部分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沼泽湿地和斜坡湿地，是工程建设的最大难关。200多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联合攻关，先后啃下了多年冻土隧道、桥梁、路基施工应用技术等多项世界性难题，不少冻土工程措施在国内外都是首创，使青藏铁路成了“世界冻土工程的博物馆”。
风火山的冰层厚达150多米，青藏铁路开工前，有西方媒体预言：青藏铁路根本过不了风火山。负责施工的中铁二十局与多家科研单位合作，相继攻克了多项世界性高原冻土施工难题。2002年10月，风火山隧道顺利贯通。
青藏铁路全线海拔3000米以上，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有960公里，最高点达5072米，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极端最低气温零下45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仅为内地的一半，建设者随时可能发生肺水肿、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高原病。
为保障建设者的健康，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坚持卫生保障先行，以往建设工地上常见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豪言壮语，被“以人为本、保障健康”所取代。沿线建立了三级医疗机构，职工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就能送往工地医院治疗。青藏铁路沿线建有17座大型制氧站，工人每人每天平均强制性吸氧不低于2小时。在开工以来的4年多建设中，没有一人因高原病致死。
青藏高原珍稀动物品种多、种群大，生态环境脆弱。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总投资330.9亿元，其中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就达12亿元以上。指挥部还在我国大型工程中首次实行环保监理制度，委托第三方对青藏铁路实施全程环保监控。青藏铁路成为我国重点工程环保的典范：首次与铁路所经省区签订环保责任书；首次为野生动物修建迁徙通道；首次成功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移植草皮……
减少运输成本，扩大对外交流，改变消费结构
高原发展机遇千载难逢
初到西藏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感受：物价高。据西藏有关部门调查，在拉萨，一吨煤炭700元，一吨水泥800元，100元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沿海地区的54元。原因主要是西藏自身生产能力相对较低，而以公路为主的运输方式，又增加了进出藏物资的运输费用和进出藏人员的经济支出。
交通的不便，越来越成为西藏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瓶颈。旅游业、矿业、藏医药业、农畜产品加工、民族手工业等高原特色产业的发展，都因为交通而受制约。
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运营以来，成为开发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推动青、藏两省区经济发展的交通要道。戈壁新城格尔木已从昔日的戈壁荒滩，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
青藏铁路纵贯青海、西藏两省区，是沟通青藏与内地联系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也是西部腹地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铁路的贯通，将为青、藏两省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从根本上改善西藏的交通设施，使西藏形成铁路、公路和航空的立体化交通，彻底解决物资、人员进出困难的问题，加快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逐步形成自己的经济造血功能。
串联高原景观，展示迷人魅力，吸引世人目光
黄金旅游线路呼之欲出
蓝天白云，雪山峡谷，民俗风情，宗教寺院……神秘的青藏高原以其巨大的魅力，一直吸引着中外游客。自1980年以来，进藏观光的游客人数以年均27.6％的速度递增，旅游收入年均增长34％，两项指标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藏已经把旅游业作为特色经济之首，然而，闭塞的交通却制约了这一产业的壮大。青藏铁路贯通后，不仅为乘客提供较低的票价，还将把西宁、格尔木、拉萨3座城市串联成一个整体，形成环格尔木旅游圈和环拉萨旅游圈。
建成后的青藏铁路将保持全天候通车，并使用红外线监控系统。列车在一般路段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20公里，冻土地段每小时100公里。这意味着从格尔木到拉萨不会超过12小时。
据介绍，青藏铁路列车分普通客车和观光列车两种，前者以输送乘客为主，后者兼具旅游功能，每到一处胜地可停车观光，预计观光列车年载客量90万人次。届时，游客将坐在具有供氧功能的车厢内，享受饮食、民族风情表演等服务，浏览窗外美景。这无疑会使赴藏的旅游者大增，推动西藏旅游业蓬勃发展。
面对新形势，西藏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青藏铁路的贯通，无疑会使西藏乘上时代的快车，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