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胀率是多少

德国政府应对通胀也采取了系列的措施，在国际上与协约国重新谈判，减持战争赔款。当然，德国国内也进一步缩紧收支，增加结税收来控制经济平衡。1924年，德国发行新马克取代旧马克，通过多种手段德国政府结束了国内的通胀问题，然而德国政府的第三个策略却导致了当时的中产阶级们的不满，这次的通胀事件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一降再降，也为后来的德国走向纳粹主义“埋”了恶果。

❸ 近六分之一的德国人被迫定期少吃一顿饭以维持生计，当地民生经济怎么了

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重。

目前德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疯涨。因为生活成本提高了，也由此导致很多家庭出现了减少就餐次数，以节约粮食。他们的这种行为可不是大家以为的减肥，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这也是德国出现能源危机以来，接踵而来的粮食危机造成的。

德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德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实力非常强的工业大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却需要一个强大的支撑，那就是能源。德国的能源完全依赖于从俄罗斯进口，才能保证正常运营。但是如此仰仗俄罗斯的能源，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却令俄罗斯大失所望。德国忙着撇清关系，切断各种商品进口，燃料实在是不能切断，就只好花钱买贵的，自己把路给堵死了。

❹ 1.5万欧元等于多少人民币

一，1.5万欧元等于11.78865万人民币。
二，欧元（Euro）是欧盟中19个国家的货币。欧元的19会员国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 1999年1月1日在实行欧元的欧盟国家中实行统一货币政策（Single Monetary Act），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合法货币。
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1年10月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欧元对人民币7.4630元。欧元汇率持续走软中，贬值幅度不断扩大。2020年，在欧洲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之后，叠加欧元区7500亿复苏基金落地的红利，欧元汇率曾一度节节攀高，大幅升值，最高曾在去年9月触及8.2296的高点。
为了挽救遭新冠疫情冲击的本地经济，发达经济体不断“大撒币”，同时财政大规模“发钱”，在超宽松政策环境下，全球通胀正卷土重来，过快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严重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目前整个欧元区的通胀率都升至13年新高：9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17.4%。在德国，9月份通胀率升至4.1%的消息上了当地的头条新闻，并引发灵魂拷问：“我的钱还安全吗？我还能负担得起现在的生活、还清我的房子贷款吗？”比起其他国家的人们，德国人尤其害怕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对二战末期的恶性通胀心有余悸。现在德国民众再次纷纷涌入黄金市场。世界黄金协会（WGC）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德国民众对金条和金币等实物黄金的需求比前六个月增长了35%，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增长则为20%。与历史同期对比，德国上半年的实物黄金需求亦创下2009年以来新高。当前德国所有进口产品都变得更昂贵，并且涨幅惊人。
根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进口价格同比上涨16.5%，创下1981年石油危机(17.4%)以来最大涨幅。并且生产端的感受更为明显，这就是所谓的“输入型通胀”。企业们如果不想自己承受损失，就要把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认为，近期物价上涨是暂时的，而鹰派观点更加激进，为了保增长可以适度容忍更高通胀预期，并通过欧元贬值和低债券收益率维持宽松的融资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9月以来美联储官员持续释放偏鹰政策信号，美元指数大幅拉升，于9月29日突破94大关，录得近一年最高点位。但是，让外贸人喜闻乐见的美元对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似乎并未出现，人民币好像对强势美元“无感”。10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604，较前一交易日上调250个基点。开盘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跳涨逾130点，强势收复6.46、6.45两道关口，截至下午16:40，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4481、6.4530。

❺ 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

1、原因之一：沉重战争赔款，导致德国经济不堪重负。

一战结束时，英国和法国均欠下美国多达40多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英国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提议取消协约国之间所有的战争债务，他认为这对世界的繁荣至关重要。

但是，此时的美国政府却固执于短视的经济利益，坚持让协约国偿还战争债务。鉴于美国的立场，英法两国只好寄希望于从战败的德国那里获得高额的战争赔款来偿还战争债务。

1921年，赔款委员会公布了德国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相当于350亿美元的黄金。

2、鲁尔危机重创德国经济，是德国通胀的直接导火索。

1922年底，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没有按时交付煤和原木，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于1923年1月开进了德国鲁尔工业区，鲁尔危机重创德国经济。

德国政府为了支持鲁尔区的工人罢工，印发越来越多的纸币。1923年底，德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马克变得一文不值。

(5)德国通胀率是多少扩展阅读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德国流通的货币“马克”（全称是“纸马克”Papiermark）从1914年到1923年的贬值情况。

第一列是1金马克（金马克Goldmark是德国1873年到1914年使用的货币）兑换马克的数量，从1914年引入新版马克代替金马克时候的1:1，到1923年11月初已经变成1:100,000,000,000（一千亿）。

第三列是寄一次信件需要多少马克。1918年初只需要0.15马克，到了1923年寄信就得花一亿马克。最后一列则是美元对马克的汇率。

1914年1美元等于4.2马克，但1923年马克已经贬值到了1美元等于420,000,000,000马克（4200亿）。

这些数字后面有多少个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马克已经贬值的如同废纸。而且确实，这些纸币真的被当做废纸使用了。

家里生火取暖不用再去买柴火了，而是直接烧钞票取暖，因为烧钞票比烧木材还便宜，注意下图这个人烧的可是一亿马克面额的钞票：

小孩子们也不用买玩具了，直接可以拿一捆一捆的钞票垒房子；

普通民众的生活，对整个国民经济更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先看一下股票市场，政府印钞票通常会推高股票指数。德国股票指数在1917年刚刚超过100点，到了1923年直接超过了10万亿点。

而劳动力市场同样产生了较大波动。下面这张图是德国勃兰登堡州地区的就业人数（不过缺少数量单位），蓝色是原始数据，橙色是剔除了季节影响的数据。

从20年代末开始就业率出现下滑，到了1932年跌落到了谷底。虽然这一数据是恶性通胀发生之后，但我想就业率的下滑与通胀导致的经济崩溃存在紧密联系。

到了1923年，德国政府终于想出了办法暂时缓解了这场恶性通货膨胀。主要的措施是发行新货币，代替旧版马克，汇率为一个新货币单位等于一万亿老版马克。

同时政府控制货币发行量。此外经过与一战战胜国的协商，德国的战争赔款得到削减。

其实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战争赔款并不是以德国市面上的马克来偿还的，所以通货膨胀并不会导致赔偿款的贬值，但是一个经济临近崩溃的德国对于战胜国来说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一点上政治家的觉悟要远远低于凯恩斯。

不过欧洲政治家的反应还是太迟了，这场经济危机让魏玛共和国元气大伤，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到达极点。

恶性通货膨胀最大的受害者当属德国的广大民众，他们苦心积累的马克变得一文不值，财富直接归零。民众最失望的时刻，也正是新的政治势力野蛮生长的好时机，这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就是纳粹。

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30年代初，纳粹党迎来了扩张的黄金期，他们告诉人们，纳粹党会让德国的经济重新复苏，会让人们重新得到工作，过上幸福的生活。

30年代初也正是就业率的最低谷，纳粹党的这套宣传十分有号召力，而且不要忘了，纳粹党的全称可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仅仅这个名字就对劳苦大众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果然，在1933年，纳粹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德国开始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时期。而当初协约国企图通过《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的计划彻底落空，反而迎来了另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大战。凯恩斯一语成谶。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纳粹上台归因于这场经济危机，但这次恶性通胀对于纳粹的崛起多多少少起到了助推作用。

此外，这次恶性通胀的另一个更加长远的影响是，德国人自此之后对国家的货币政策慎之又慎，因为那次通胀的恶果实在是太过刻骨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中央银行”、“保持币值稳定”作为核心准则被刻在了德国经济体系当中，政府绝对不允许利用货币政策滥印钞票来刺激经济，德国联邦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拥有独立的地位。

后来到了世纪之交的20世纪末，欧盟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市场，引入欧元并建立了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就是根据德国联邦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都坚持绝对的独立性。

❻ 一战后德国为什么通货膨胀那么严重

因为一战后，德国做为战败国要给其它国家赔偿，割地。然后当时的政府就印了很多钱去还战败的赔款，货币超发自然会发通胀的。最后引发严重的通胀之后，导致德国国内的局势极不稳定，为二战的开始埋下了导火索。

❼ 为什么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么慢

1、内部因素是欧央行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自2014年欧央行推出量宽以来，欧元区的通胀率已经达到1.2%—1.3%，正在向2%的目标水平接近。

欧央行通过量宽改善了欧元区的流动性，推动了经济复苏。尤其是欧央行购买欧洲南部国家的债券，减轻了这些国家的压力，为它们进行结构改革赢得了时间。但随着欧央行准备逐步退出量宽，给欧洲南部部分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大潮退后，谁是“裸泳者”，目前仍要打个问号。

2、外部因素则是美国内向化的贸易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对美国贸易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仅退出了一系列贸易协定谈判，同时还高举单边主义大旗，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

欧盟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2017年欧美贸易总额高达6320亿欧元，其中美方逆差1197亿欧元。对此，特朗普深为不满，以国家安全为由发起对欧盟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此举在欧盟引起了愤怒。

3、欧盟对美贸易顺差主要聚焦在三个领域：农业、化工和汽车。这三个领域也是欧盟的出口强项。2017年欧盟对美贸易中，农产品顺差82亿欧元，化工产品顺差278亿欧元，机械交通工具类产品顺差达552亿欧元，其中交通工具顺差361亿欧元。

4、农业领域美国和欧盟都有巨额补贴，双方势均力敌。化工领域欧美双方利益交融。汽车则成为双方主要的关注点。德国因汽车产品首当其冲，奔驰、宝马和大众在美国均投资设厂，所生产的汽车构成了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7)德国通胀率是多少扩展阅读:

贸易是欧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不足40%提高到2017年的50%。

美国对欧盟发起的贸易制裁显然将给欧盟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在近日发布的预测报告中把美国列为经济增长不确定的主要动因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为了应对来自华尔街的危机传导效应，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进而导致一些欧盟成员国财政不可持续，欧债危机爆发，欧洲因此失去了近十年的发展机遇。

❽ 国外的通货膨胀的例子以及经济分析

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

Lin, Ershen (PhD)

英文原文: 2001年11月16日 ━ 2002年5月16日
中文译文: 2007年9月14-17日

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使用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如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货币的负面影响是造成通货膨胀。这篇文章将对于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各方面的后果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并讨论货币稳定性问题。

第一部分 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一、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供应量过剩的结果对于经济，特别是成长率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说明通货膨胀与经济成长的关系，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 (包括官方失业率U1数据和根据就业率计算出来的真实失业率U2) 的历史数据将作为分析的对象。数据系列将涵盖繁荣的1920年代、大萧条的19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扩张期、滞胀的1970年代以及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成长期。由于经济本身具有周期性，一个足够长的数据系列是避免系统性偏差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为什么要采用美国历史数据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美国历史数据的相对可靠性。再者，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其免受外来因子的干扰。在所有这些方面，其他国家的数据是难以匹敌的。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美国经济在扩张与收缩之间大幅度振动 (图1)。到了下半叶，振幅明显减小，而通货膨胀则成为经常性的特征，并在各种线性与非线性回归分析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U2则自从1947年的劳工部开始统计以来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
为了系统地分析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通货膨胀率系列与GDP增长率系列在不同的对应位置作线性回归并得出斜率与回归系数 (R) 的平方，这两个数据被用于对时间作图 (图2A)。总的来说，线性相关性较弱，但可以看出两者在-3至-1年之间的正相关性 (-3年的α ≈ 0.05) 和在1-4年区间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GDP上升领先于通货膨胀三年，而后者领先于GDP下降一年。如果在分析中使用GNP代替GDP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上述结果可以与以下两种可能性相容：(1) 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低增长；(2) 低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增长。
为了对于上述两种可能性进行验证，必须对于通货膨胀时期和通货紧缩区别对待。因此，分别对于两个时期的历史数据作回归分析。
首先，是1927-1940年间的通货紧缩和萧条时期 (图2B)。192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时期没有被包括进去是为了防止1910年代的通货膨胀的任何潜在的滞后影响干扰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在-1至+1年间显示显着的正相关性 (α < 0.01) 和+3至+4年间显示弱负相关性 (α > 0.05)。显然，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并存，两者领先于成长3-4年。这一结果支持低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的推理。
其次，是1941-1999年间的成长与通货膨胀时期 (图2C)，两种的速率都比较低。在-1至+1年间，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显着的负相关性 (α < 0.05)。这一结果与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低增长的推理相容，但仅此尚不足以做出证明。
以上分析也表明图2-1的总体分析包涵了通货紧缩时期的正相关性与通货膨胀时期的负相关性，而总的特征理所当然的是由通货紧缩时期的强相关性统治着。大部分信奉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中间广泛流传的所谓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说法显然是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效应加成并混淆不清并且仅仅观察0年的相关性而得到的错误结论。在这里，他们同时犯了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是没有区别对待经济周期不同的时相；二是没有做不同系列之间不同时间点的“滑动”的分析，而被即时效应所迷惑。
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被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有必要检验根据美国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此目的，选择了二十个由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上各区域的主要经济体在1960-1994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历史数据用于分析。这二十个经济体被分为两组：四个属于高通货膨胀率组 (年通货膨胀率 > 50%)，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亚；其余16个属于中、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德国、埃及、西班牙、法国、伊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典、瑞士、土耳其、美国。在这里，标准是选择各个大陆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某些大经济体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而被排除在外。
对于这两组数据做线性回归得到不同的结果 (图2D, 2E)。中、低通货膨胀率组显示通货膨胀率与GDP成长率自0年开始的负相关性，其峰值在1年 (α < 0.01)。这一结果表明在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略为领先于经济衰退 (与美国的即时相关性略有不同)。因此，可以推测通货膨胀有可能引发衰退，从而证实了由美国通货膨胀数据导出的“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低增长”的推理。另一方面，高通货膨胀率组的分析显示从-2年到0年期间极为显着的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性 (α < 0.01)。在这里，经济衰退领先于高通货膨胀一到两年，显示经济萎缩可能造成产品短缺和通货膨胀。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负相关性：通货膨胀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可以减低通货膨胀，低通货膨胀则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就构成了经济周期的最基本的几个环节。在上述的一般描述中尚有两个环节未能得到充分解释，即如何从经济增长过渡到通货膨胀增加，以及如何从经济衰退过渡到通货膨胀降低。上述分析对于相关性的证明是肯定的，对于因果关系的推理则是假设性的。另一方面，高通货膨胀的起因是比较复杂的；它不完全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结果，也是经济萎缩的结果。这是对于通货膨胀理论的重要补充。

二、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
经济活动与失业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通货膨胀影响到经济增长，也必然要影响到失业率。因此，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劳工部数据系列始于1947年，这里使用线性回归分析了1947-1999年间通货膨胀率与U1、U2之间的关系 (图3A, 3B)。通货膨胀率与U1之间在1-4年以及7年存在正相关性 (α < 0.01)，与U2之间在4，8，9年显示负相关性 (α < 0.05)，在-3至-1年也有弱的负相关性趋向 (α > 0.05)。由此可见，U2下降领先于通货膨胀，后者领先于U1的增加2-3年和7年，而U1增加之后1-2年都会有U2的下降。这里能够导出的一般推理是“失业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U1增加-U2减少”。
如果从上述推理要作出因果关系的假设，首先可以认为失业率持续下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其次，通货膨胀可能造成中下阶层的经济困难，迫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从而增加失业率U1。应该注意的是U1的增加是有滞后的，所以与GDP下降的即时效应不是同时的。换句话说，U1增加不是发生在衰退早期，而是发生在衰退之后的复苏时期。当U1下降到正常范围的时候，U2就降低了，说明全社会的就业率提高了。所以，通货膨胀本身并不刺激就业，而是通过增加生活费用来迫使非就业人口在衰退之后的复苏时期参与市场。
第一部分未能解释如何从经济增长过渡到通货膨胀，而这一环节恰好可以通过失业率持续下降引发通货膨胀而得到解释。从经济衰退过渡到通货膨胀降低存在两种途经，即失业率增加和工资下降。对于U2的分析表明衰退早期的失业率只是略有上升，没有显着意义，说明工资下降可能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货膨胀时期的一个经济周期可以被假设为以下事件系列：(1) 经济增长使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U1增加)；(2) 更多的人就业导致失业率U2持续下降；(3) U2持续下降最终引发通货膨胀率上升；(4) 通货膨胀率上升在短时间内引发经济衰退；(5) 经济衰退减低工资以及就业率；(6) 低工资以及低就业率减低通货膨胀率；(7) 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通货膨胀率的改变与经济增长率的改变是紧密相连的两个事件。可见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通货紧缩时期，GDP数据上述假设相容，但由于就业数据的缺乏，目前尚无法验证上述假设是否适用。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的作用机理

在各种与通货膨胀相关的现象中，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关系最为密切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带来经济衰退？
首先，通货膨胀减少了可用于再生产的资本存量，其结果要么是减少生产，要么是增加借贷以维持再生产水平。在宏观水平上，两种效应必然同时存在。后者将增加对于金钱的需求和价格，使利率上升。
其次，通货膨胀减少储蓄的本金和实际利率，从而减少储蓄的欲望。尽管利率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往往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美国1970年代的情况便是如此。通货膨胀也同样影响到股东的增值与红利。在通货膨胀期间，小投资者的回报在扣除税收之后往往成为负数。在这种环境中，超前消费变成一种时尚，银行的坏帐会增加。这是一种中长期的现象。
由于国内资本形成途径受阻，通货膨胀必然增加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很可能触发货币贬值，造成资本外流、资金短缺，触使利率进一步上升。当利率上升和银行坏帐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衰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上述分析预期利率上升与两个因子相关联：(1) 短期资本存量的减少；(2) 中长期储蓄的减少以及资本外流。于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利率上升是短期现象与中长期现象的加成。这一预期已经为美国通货膨胀率与基础利率在-1至8年的正相关性 (α < 0.01) 所证实 (图4A)。显然，在0-1年的峰值反映了短期效应，而其后的长尾反映了中长期效应。此外，美国通货膨胀率与一年期国债利率也具有类似的正相关性。
利率改变对于GDP增长率具有即时的影响，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基础利率与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性显示于在0年 (α < 0.01) 和1年 (α < 0.05)，正相关性显示于3-4年 (α < 0.05) (图4B)。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与GDP增长率也显示类似的关系。
以上定量分析充分证明了本文对于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中的两种作用机制的理论推理。
有人以为通货膨胀可以鼓励消费而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其实，这种刺激是通过减少储蓄率而达到的。应该认识到储蓄并不意味着资本停止循环，而是减少消费以扩大再生产 (包括基本建设、教育、研发的费用)，资本始终没有停止流动。减少储蓄丝毫不会增加社会的总需求量，而仅仅改变其消费方式。当然，储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但美国社会长期依赖日本和中国的储蓄来填补其预算赤字，其自身储蓄率过低则是毫无疑问的。通货膨胀可以减轻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倒是一点不假。但这种好处是短期的。随着储蓄的减少和利率的上升，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这种负面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相当明显，但问题尚不十分严重。这是因为美元最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最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地位决定了资本向美国集中的倾向，抑制了利率的上升，其它国家决不可能效仿美国的榜样。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必然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必然减少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和储蓄。某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不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工资是与物价指数挂钩的。然而，挂钩不是普遍的，况且银行储蓄的下降无论如何不可能挂钩，两者对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均有影响。通货膨胀说到底是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既然是税收，就不可能不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除此之外，通货膨胀也可以被雇主用于抵消工资的增长，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方式。这里的所谓贫者主要不是指赤贫者，而是广大中下阶层。所以，通货膨胀必然使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基本消费品市场疲软。但是社会总需求量确实可以不受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减低可以被政府购买力的增加所抵消，社会中下层的购买力减低可以被上层购买力的增加所抵消，尽管这是一种不同的需求。
第三部分 国际货币体系极其前景

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世界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代替黄金最为储备，所以这个体系可以称之为美元标准。这种情况与十九世纪英镑的统治地位相类似，但又有所差别：美元与过去的强势货币不同，它已经无法按固定牌价转换为黄金。美元仅仅是一种法定货币，其币值很容易在货币市场上被高估，而且这种情况早已发生。
说美元被高估有两条证据。首先，联合国公布的PPP比例显示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被高估。其次，美元大量持续地流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国这一事实无疑是Gresham定理无处不在的体现。美元在边缘国比在中心国身价更高，所以流向边缘国。这种单向流动不会因为达到平衡点而终止，因为纸币的供应量可以无限增大，同时又完全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美国以印刷的纸张换取其它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而其它国家接受这种交换因为他们以为美元是一种保值的手段。
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永远地延续下去。英镑在四个世纪之内贬值了三个半数量级，从而沿着通货膨胀的路子完成了自我毁灭。美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也已经贬值了一个半数量级。如果美元要避免英镑的噩运，美国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财经政策，放弃那种以通货膨胀来消灭债务和增加税收的如意算盘。不过，在国债利息占用财政支出一半的时代，采取负责任的财经政策对于白宫的主人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挑战。
某些美国经济学家宣称只要国债与GDP的比值不增加，国债不会成为问题。这种思维的背谬在于它一旦被各主要经济体所接受，整个体系就会进入赤字预算年代，到那时就没有人能够出来填补赤字，最终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在统治世界经济。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乐于以凯恩斯疗法对付经济衰退，尽管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界早已风光不在。这种情况大概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通货膨胀的诱惑力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通货膨胀增加财政收入而不必增税。二是通货膨胀减轻债务负担，西方各国政府往往是国内最大的债务人。三是通货膨胀对于富人有利，因为在西方国家富人总是超前消费的主力军，也是主要的债务人群体。最后一点是因为采用大量注入资金的方式挽救危机中的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加重通货膨胀。不久前美国及西方各国对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处理就是沿用了这个老办法。这种注资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危机，但却造成长期的停滞，因为经济错位无法得到矫正。总之，只要权宜之计仍然成为治国的方略，通货膨胀就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而美元的下滑轨迹也不会改变。

❾ 德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6，849亿美元，次于美国、苏联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占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贸出口额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黄金及外汇储备则为各国之冠。战后经过短时期恢复，很快进入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为2.9％；1950～80年平均超过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物质技术基础较雄厚。西德占有战前德国领土的主要部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较强的科技力量。虽然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原有基础好，因此工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另外，战后初期，工资水平较低，军费开支很小，加上美国的援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2）制定了较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进行大量而又长期的投资。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了发展计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战后投资也不断增多，投资重点也随各发展时期的重点不同而有计划的转移。

（3）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成就。西德认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没有搞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研及发展科技、教育的经费比重较高；同时，尽量引进和广泛使用新的技术成就，促使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战后，进口廉价原料和燃料，出口高价制成品，不仅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获得大量利润。因此，西德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工业就业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出口工作。

（5）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发展生产，西德政府及企业主也实行了某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如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福利，工人参与某种程度的企业管理等，对于安定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市场萎缩，本国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等原因，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70～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降为2.8％。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分裂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领区的币制改革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着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公正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倒台，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政府，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路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政府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公众、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政府的下台，联邦政府作出了顺应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西方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改革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政府的执政，推出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显现，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对滞胀困扰

1970年代，德国经济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被迫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政府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政府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重回自由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路，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担责任”，强调政府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政府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卫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破解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

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