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怎么看待塔西

① 塔西陀定理讲什么这个定理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①、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②、塔西佗生活在一个文网日密、但时张时弛的 政治环境里，共和与专制、求实与实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长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总趋势是对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实用史学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塔西佗亲身经历了弗拉维王朝诸君主的暴政，切实感受到了思想专政的恐怖，亲眼目睹了当代罗马史学的腐败(即一味地为当朝元首唱赞歌)。作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和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统治和歪曲历史真实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时他也发现：以往罗马史学中之所以存在着"失真"现象，其主要关键就在于史学家的主观情感(如个人的爱憎好恶以及偏私之见等等)。因而他认为，史学家如果要想为子孙后代负责，那就应该摒弃个人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观立场。另外还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当塔西佗开始撰写历史着作、并提出这些客观主义治史原则的时候，恰逢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了。"因此，这种外界环境也使得他有可能对以往的史学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

② 谁的“塔西陀陷阱”

时评人总喜欢说“普及常识”，给人一种职业成就感，但“普及常识”四个字有时却像绝对正确的红宝书，有几分蛮不讲理。什么常识？给谁普及？谁来普及？都是问题。 近来不知谁先用了“塔西佗陷阱”一词，于是后面跟着一长串，批铁道部时用，批官德时用，批邵阳沉船时用，批红十字会时用，批信息不透明时用，甚至批天气预报时也用。还有自称学者的人写时评时引用这个“陷阱”，说是“着名论断”，还是“西方政治学的着名定律”。 再看这些时评对塔西佗的介绍，说到身份时，有说是着名历史学家，有说是政论家，有说是哲学家，还有人将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两个身份并列。此外，为增添论据的权威性，谈到官职时，有说是当过财政官、执政官，有说多次当过执政官，还有说当过古罗马最高统治者执政官，按这些说法的指引，似乎指向的是那个写过《历史》和《编年史》的着名历史学家塔西佗。 考虑到他也写过《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及《阿拉利可拉传》等政论文，说他是政论家未尝不可。但说这位历史学家兼政论家是一位哲学家，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无意伪装成哲学家，他对哲学家的轻视态度，还招致威尔·杜兰特的强烈批评。 这些资料大多来自网络的词条，词条还说，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错误。罗马帝国被屋大维以“奥古斯都”之名统治之后，执政官就不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历史学家塔西佗当政的岁月，执政官不过是个摆设。 按一些时评的版本，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然后再引伸为：“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有专家说，这是他的“执政解释和思考心得”。 为此，我翻检手头有限的资料，比如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没有发现这句话（不是“发现没有”），在有关罗马的史料林林总总大约30多本专着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表述。后来又特意请教了两位在美国名牌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学者，请求他们帮我找到出处。他们一头雾水，说这个“塔西佗陷阱”让人晕眩，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 疑惑来自于“最高领导人”、“执政思考”等字眼。果如此，那么，这个论断就有可能出自另一个塔西伦——即自称是历史学家老塔后裔的小塔。可是，悖论出现了。提出那个“陷阱”的，如果是最高领导人，那就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是历史学家，那就不是最高领导人。又似乎，老塔小塔各占了半边身份。 小塔在75岁高龄，被元老院推举为皇帝，他本无意于此，但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不得不临危受命，在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时，当了6个月零20天的皇帝。 小塔被后世的史家怀念并感佩之处，在于他的统治忠实了自己的原则。史家记载，小塔有一套成熟的治国之道。比如，他强调要节制帝王的权力傲慢，要克服内政的紊乱，要整治军纪。这些治国理念来自于他对老塔着作的精研，对共和理想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执着，与那个着名的“陷阱”所传达的戒慎恐惧、维护权力公信可说是一脉相承。 但就此认定“陷阱”是小塔的专利还欠缺史料支撑。同样，在小塔的作品中，虽然没有发现相应的出处，但处处可见类似的思想火花。而无论老塔还是小塔，“塔西佗陷阱”也是一个陷阱。以文风而论，像是历史学家的老塔所说；以职权而论，只有小塔才有资格发出治国的感慨。 究竟“塔西佗陷阱”是哪个塔西佗的陷阱，我也晕了。

③ 史塔西的介绍

国家安全部（德语：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MfS）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机构，通称“史塔西”（Stasi），来自德语“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总部设在东柏林。史塔西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其存在期间，有60万人为史塔西服务，与纳粹德国时期为盖世太保服务的人数相当。1950年至1989年之间，史塔西管辖有十七个监狱，约九万一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员，十七万五千名位在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着名的“IM”，另有两万名“IM”通报合作者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以史塔西共拥有二十八万六千名合作探员，情报网绵密、有效。“党的剑与盾”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史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ÜBERALL）。

④ 德国被分成东德和西德期间， 东德人都想往西德跑，是因为高压政治，管制太多 生活太穷之类的...我

东德人为什么要跑？ 程映虹 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有汽车，有乡间木屋，享受度假津贴，基本生活物资受政府物价补贴，教育和医疗有保障。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维持下去呢？ 这是参观德国柏林的东德社会展览馆（DDRMuseum）后的感想。 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大街一号。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19年被右派暴徒杀害。两德统一后，很多由原东德沿袭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名都没有改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罗莎卢森堡广场等等，体现了统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中国网上有一篇德国游记，作者根据一本旧的柏林介绍就这些街名议论道：“书上写的这些当然是东西德合并前的名称，我估计现在大街依旧，但名称大致都改了。马克思、列宁、‘解放’、李卜克内西对西德一些人不是太刺激了吗？”事实上，这些地方地名依旧，而且就在作者的脚下。 东德社会展览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它主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介绍那个已经消失的制度，第二是它的多数展品都可以和观众互动，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展品和启动电子装置来让展品“复活”，从而对那个时代获得更真实的感受。 进入这个展览馆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辆东德生产的家用汽车。东德家用汽车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东德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提议：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了甲壳虫小型家用汽车，东德也要拿出类似的产品。1958年东德的这个叫做Trabi的产品投产，很快就上市。这个Trabi非常小，很难想象平均身材都很高大的德国人如何能舒服地坐进去。 但空间狭小并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一是汽车的售后服务。修理非常昂贵，零部件极端短缺，修车铺如果要换零部件，常常要车主自己去想办法。为了省钱，很多德国人自己动手修车，用展出说明中的话：很多德国人家中的餐桌就是修车的工作台。二是车的价格，对于多数东德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最后是排队等候购买证，一般要十六年（这是展出说明中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东德家庭还是想方设法存了钱耐心地等上十多年去买车。到1985年，东德一半家庭有了汽车。这个比例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实，就满足日常交通来说，东德人没有必要购车。东德的铁路公路和城市公交发达，由于国家补贴，费用非常便宜，有时甚至免费。虽然火车陈旧，行驶缓慢，汽车也是如此，经常误点；但和世界上很多交通工具不足的地方相比，东德人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东德人应该感到满足的还有很多东西。最基本的食品，主要是面包，价格低到一些人拿来喂狗的地步。虽然其他商品，尤其是肉类和水果还是非常短缺。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虽然设施和服务并不理想。东德人普遍享受每年外出度假的福利，度假地可以远到波罗的海的沿岸地区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果在国内度假，政府向度假者发放度假优惠券，在交通和住宿上提供很大的折扣，低工资者甚至只要付三分之一的费用。1982年时，德国工会在全东德有六百九十五所度假村，向工人兄弟提供度假服务。东德的工会不是只管理度假、单位食堂和发电影票这些福利，它们在工资待遇上也和政府或者工厂领导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虽然基本上是配合而不是为难领导。就业机会是公开的，工厂招人都直接在厂门口贴出告示公之于众，中国人在“文革”后期渐渐习惯的走后门和顶替这些途径，在东德似乎并不常见。劳动局和人事局这些政府部门对就业的掌控和名额的分配看来或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此外，东德很多城里人在郊外和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苏联一样，叫dacha.他们在那里不但过假日和周末，而且开派对，吃烧烤。东德人普遍奉行天体主义，很多海滨河滩和公园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一丝不挂的人群，这方面比西方还自由。展览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对此政府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也就容忍了。东德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收录机和照相机品种很多，都是本国生产的，质量很不错，比苏联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东德和西德在物质生活上相比，就所谓硬件来说，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实差别不大。当时东西德家庭的陈设，如果只看家具和电器，双方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展览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东德家庭的起居室，另一张是厨房，其设备和布局，用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可能也不见得差吧？ 那么，为什么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数百万东德人要开着他们的汽车——这曾经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内比其他国家要优越的象征——越过边界去西德呢？和其他一些前东欧国家不一样，东德的体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蚀掉的，而是被去国的洪流冲垮的。而在柏林墙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经造成了东德人涌去匈牙利的奇观。在后冷战的叙述中，柏林墙的垮掉常常被误以为是东欧革命的标志，其实它不是，东德人被过奖了。历史就是这样夸大象征性标志的意义。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东德发生的是墙倒众人推，墙倒大伙走，胜利大逃亡。 物质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说还不错的东德为什么垮掉。这个问题很大，今天的人可能也都会有一个很抽象的答案，但这个展出馆的内容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线索。例如，在一个角落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囚室，说明文字中提到从1949年到1985年，东德一共关押了二十五万政治犯，平均每年将近七千人。东德从建立到瓦解，人口一直没有超过两千万，那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了。大量关押政治犯一直是封闭国家得以维持的主要方法，东德看来不但不例外，而且很突出，也可能是它没有发生激烈革命和顽强的反抗运动的原因。与此相比，西德就没有政治犯。不但没有，六十年代还闹过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中心就在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当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些革命家都曾经是青年的偶像。对比之下，那些新左派，没有一个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问题被关进过监狱。 又如，一个依靠国家补贴基本生活物资的社会，其内里也很可能是一个特权横行的制度，而不会像表面上那么平均主义。展览馆里有一个冰箱，是东德高级干部家庭的，里面放的是各式名酒和新鲜水果，这是生活在短缺经济和配给制度下的一般东德人无法想象的，尽管他们每天的面包非常便宜。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冰箱会不会是虚构的，目的是抹黑东德的红色政党呢？可以肯定，和其他展品不一样，这个冰箱不可能是从哪个干部家中抄家搬来的原件，那些水果都是蜡制的。但是你可以这么想：如果在一些物资丰富，消费品的供应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特供的话，那么，在一个物资短缺的配给制下的消费品特权难道不是更不可避免的吗？苏联东欧历史上的“小白桦商店”就是那些特供品的发放地。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东德建立后的四十年中，尤其是柏林墙建立后的近三十年中，无数人甘愿冒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企图逃离这个地方前往西德。从他们逃离的方法中，今天的人们也可以看到当年东德的一般生活水平其实要高出很多国家。例如，把汽车的后备箱甚至座椅加以改装，把人藏进去；自制人力飞机和热气球；自制简易潜水艇和划艇（有人从波罗的海漂去北欧国家）；挖地道（最成功的逃亡方式，有一条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地下通道曾经在两个晚上让五十七个人逃走）等等。这些都需要相当程度的机械工具、设备和其他条件，而它们多半是由这些逃亡者在他们自己家中完成的。虽然在逃亡者中，多数没有达到目的，而是被送进了监狱，成为每年平均七千名政治犯的重要来源，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如愿以偿，来到西柏林或者西德。 可以想象，在一个物资极端贫乏，人民家中四壁空空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家中最多只有榔头和老虎钳这些最基本工具的社会，一个一举一动都被邻居看得清清楚楚毫无隐私的社会，这样的逃亡只能是奢侈的空想甚至神话。这些逃亡者除了靠长途跋涉和游泳这些最原始的手段，恐怕没有其他的办法。用这些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东德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话）的天堂而不是初级阶段的小康了，除了那些国家福利，这些自制的逃亡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技术和材料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对东德人的拼死逃亡可能会这么想：住在这样一个天堂里还不满意，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往外跑，除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相反，在东德人的眼中，和那些认为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去解释“自由”这两个字，可能就像夏虫不可语冰吧？（RFA）经历过希特勒和东德两次极权主义专制德国社会，尤其是那些曾经经历过残酷迫害的人对于青少年一代不了解东德的历史情况感到忧虑。中德意志电台举办公开座谈讨论，讨论青少年与东德历史教育问题。 德国从三十年代到八九年，大约六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希特勒和共产党两次极权主义专制。很多人自己或者亲友都亲身经历过这两个专制的迫害。 为此，这些人及德国社会对于专制如何欺骗了一般民众，如何残酷有着深刻的体会。现在在柏林墙倒塌，德国彻底实行民主制二十三年后，很多人对于离德国远去的专制并没有丧失警惕。 三月五号，同一天就有两个活动要求人们时刻不要忘记对东德专制的警惕。一个是在柏林民众要求柏林市政府，不要拆除位于市中心的有代表性的一段柏林墙遗址，以让人们不断看到当年的历史。 一个是中德意志电台公开举行了一个有关青少年和共产党东德历史教育问题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不要跟我说东德”。 这个讨论会参加的人有秘密警察档案管理研究部门负责人雅恩，柏林自由大学专门研究共产党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施罗德教授，萨克森安哈特州文化部长道格尔罗和以前是中学教师，现在在莱比锡学生博物馆工作的乌尔班女士。 在讨论会一开始，主持人就开章名义地问施罗德教授。 “施罗德先生，听到很多学生不能够区别民主和独裁专制的不同，您觉得这有多危险？” 对此，施罗德教授明确地回答说：“对于独裁专制的蛊惑，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清醒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会慢慢占领你整个的身心。如果你没有从历史中了解独裁专制的标志，他们曾经具体做了些什么，民主对于一个经过专制活过来的人的意义，他们是如何评价民主的，那是十分危险的。今天民主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回顾历史，如果想象今天在德国生活的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由空间，那么多的发展可能，却绝对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事情。” 根据施罗德教授的调查研究，现在有三分之一学生以为在东德当年也有自由选举，三分之二的青少年甚至认为东德不是独裁专制。为此，这个讨论会让大家都看到，必须在学校加强对于东德认识的历史教育。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⑤ 政府应如何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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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为避免“塔西佗陷阱”，政府应做到自觉接受监督、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增强政府威信，故题肢②正确；同时要坚持民主决策，增强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故题肢④正确；题肢①③与题意无关，故答案选d。

⑥ 什么是塔西陀效应

塔西陀效应是诚信体系故障，社会秩序混乱的体现。该效应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陀效应是因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陀而得名。提出这种治史原则的前提，是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学家；

尤其是 古希腊史学家，已经成功地从具体的感性实践中抽象地概括出了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求真求实"的原则；也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即真实地记载历史的经验和过去的事实。

(6)德国政府怎么看待塔西扩展阅读：

塔西佗是想通过对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揭露和批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希望人们从他的着作中明辨善恶、择善而从。

从塔西佗的经历来看，他实际上是个专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应该对前朝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对前朝的统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然而，在政治倾向上，塔西佗却是留恋共和制、反对帝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历代帝王的腐败与残暴，亲身经历了在专制统治下人格被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痛苦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⑦ 塔西佗陷阱 怎么解释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政治学术语得到了普及，那就是“塔西佗陷阱”，其大概意思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遭到民众和舆论的质疑。
当今中国出现了一个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干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可以解读为：“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