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采取的基金管理模式是什么

❶ 为什么说封闭式基金是信托基金，谢谢

封闭式工业基金与信托的区别
Stefan Grundmann

再次对封闭式基金、工业信托及开放式基金的区别加以评述并不表示我们要依据德国法对现实作一番设计。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中所谈到的，中国在立法中都可以根据其需要作出相应的取舍。我们还谈到其他法律制度存在的一些缺点，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反对某一种制度，我们这样作只是为了使中国在立法中避免这些制度的弊端。我下面将要谈到上述制度所隐含的主要风险。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我将着重谈一下Hirshman所称的发言权和退出权的选择。在投资信托中，发言权是指参与投资决策及监督投资免遭损失和欺诈的权利，退出权意味着投资人作出的投资可以轻意撤回。

我的同事已经就普通法系对发言权和退出权的规定作了介绍，我在谈到这两个权利时，会对德国法的有关规定作一介绍。

I. 德国的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及工业信托
封闭式基金可以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德国，主要是有限合伙的形式。基金是由受托人即有限合伙中一个或数个负责经营的合伙人发起的。一般来说，经营合伙人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发起人成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投资人是有限合伙人，或者在更多情况下，只是有限合伙的受益人。有时这种有限合伙也被称为隐名的有限合伙，因为投资人在有限合伙中的参与权已经被免除，其在合伙中只拥有受益权。德国法和欧盟法中均未对如何对封闭式基金进行监督作出规定。实际上，在德国的投资基金业中，受到最多指责的就是以有限合伙形式存在的封闭式投资基金。在其他国家中，封闭式投资基金可以以公司的形式存在。在这种情形中，基金的发起人就是未来的公司董事会，投资人得到公司股份。

与封闭式基金不同的是，欧盟法及德国法都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受托人的角色分为两种：管理角色（由投资公司充当）和狭义上的受托人的角色（由托管银行充当）。所以在受托人的问题上，引进了“两双眼睛”的原则。投资人的受益权是由准所有权担保的，这一权利使得投资人在投资公司或托管银行被个别执行或破产时，其权利不会受到损害。并且，这一权利也保证了投资人不受非法转让的影响。

开放式投资基金与封闭式投资基金的不同之处在于清算方式上的差别。在开放式投资基金中，投资者有权以基金的实际价值赎回其投资。封闭式投资基金中不存在这一权利。

投资人可以以持有有价证券的形式参与工业信托。在欧盟法及德国法中，这种参与工业信托的方式是规定在投资服务指令或独立的投资服务法中的，并且受到一定的监督。非以持有有价证券的形式参与工业信托的，不受上述指令或投资企业法的规范，可见更具风险性的参与并未受到监督。我下面要讨论的是我提到的第一个比较标准，即发言权的选择。

II. 在持续的参与中所受到的保护
有三方面的风险需要在这里指出。第一个风险来自管理不善。在开放式投资基金、封闭式投资基金和工业信托中，都应用了信托原则。其中都涉及到受托人的谨慎义务和忠诚义务。但是德国有限合伙形式的封闭式基金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法律上的保障。这是由于其采用了隐名有限合伙这一组织形式决定的。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中存在多重关系，投资人很难强迫终极负责人，即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基金管理人履行义务。他们不得不通过受托人和有限责任公司对基金管理人管理不善的行为提出异议，但基于几种原因＿＿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将管理不善的基金管理人从公司董事会里除名，这样作的结果实际上收效甚微。相反，在开放式基金和工业信托（这里仅指投资服务指令对其适用的工业信托）中，更强调了忠诚义务。根据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尽可能将利益冲突减小到最小程度，应当避免几种冒险情形的出现，并随时披露信息。中国在制定法律，特别是有关封闭式基金、工业信托和开放式基金的基本信托法时可以引用上述规定。所以说德国的情况只是为中国如何避免在德国已经存在的几种不必要的风险提供了一个借鉴。

第二和第三个风险来自第三人。这是因为第三人可以取得信托财产，并且信托财产也可能被受托人违反信托条件非法转让给第三人。我们从普通法、德国及法国的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到，信托财产一经声明为信托财产，一般来说不得被受托人的个人债权人取得。通过上述声明，第三人被告知信托关系的存在。已经知道这一关系存在的第三人不得由非法转让获得信托财产。这一规则，是现代信托制度的基本原则，信托法草案第三章对此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见对该章的解释及所列出的政策性原因）。所以有关信托财产的声明是信托关系包括证券管理中的一项关键的义务。这一点，在欧盟对其各成员国发出的投资服务指令中也有相同的规定。非以持有有价证券的形式参与工业信托，即风险相对较高的、不受规范的信托关系，至少在德国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这类信托的管理规则，可以从信托原则中推论出，但是最好能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信托原则在欧盟有关开放式基金的规定中也可以发现。但是，对于开放式基金来说，受托人的义务不仅包括对信托财产作出声明，还包括接受对其可靠性的监督及不得从事专业范围以外的其他种类的业务。这样，信托财产和投资公司的自有资金（这在信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时尤其重要）就不会遭受由经营其他种类的业务的风险所带来的危害。欧盟的有关受托人的义务的规定只是针对银行和投资银行，即上面所提到的规范的证券管理方案作出的（对投资银行业的投资服务指令及资本充足指令），并不适用于德国法中的封闭式投资基金。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封闭式投资基金相比其他种类的投资方案来说，存在的风险更大。甚至有关有限合伙（即我前面提到的封闭式基金通常采用的组织形式）的判例法很难对声明信托财产这一义务作出解释。这一义务最后是根据同样适用于封闭式投资基金的普遍的原则进行解释的。必需强调的是，立法机关可以规定上面所提到的受托人的三种义务（声明信托财产、接受对其可靠性的监督及不得从事专业范围以外的业务）同样适用于封闭式的投资基金。但是，如果要想使西方各国现行的公司法同样适用于封闭式投资基金，就必需在公司法中增加新的规定。我下面将要讨论的是我所提到的第二个标准：退出权的选择。

III. 撤回投资
在撤回投资问题上的差别，也是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和工业信托三者之间主要区别之所在。撤回投资的权利，即退出权对于所有形式的投资方案特别是风险较大的投资方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般来说，一种投资方案如果更注重投资人发言权或继续投资上的保护，退出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退出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行使。除了通过二级市场或交易市场，开放式基金的开放原则允许投资人以实际价值赎回其投资。除了考虑到它的持续性，这也正是投资人投资于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原因之所在。在不清楚是否存在交易市场时或者考虑到该市场的成本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原因，赎回权显得极为重要。各国通常都设有证券市场。但是信托关系包括建立在信托关系基础上的封闭式投资基金并不产生可转让证券。开放式投资基金至少保障了投资者的赎回权。所以在封闭式投资基金中，委托人的对基金的清算权变得尤其重要。

尽管工业信托和封闭式投资基金都未赋予投资人赎回投资的权利，但是二者在这方面有也所不同。工业信托的投资人较封闭式基金的投资人可以更容易地撤回其投资。缺乏参与决策权及受益人的绝对数目使得封闭式基金更难以终止。这对封闭式基金的委托人来说，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德国，封闭式基金终止的终止不利于其继续享受有关土地、轮船集装箱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所以基金不到不得已时，不会选择终止。相比这下，工业信托的终止更为容易，如果只存在一个委托人，结果当然是这样，即便是存在多个委托人的情况下，因为委托人隐名的情形相对较少，清算也更容易一些。

IV. 总结
在继续投资中，以利益冲突原则为基础的忠诚义务原则为投资人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中，信托财产的声明对于防止第三人通过非法转让取得信托财产极其重要。为了保障基金管理人／受托人的偿付能力，有必要对基金管理人／受托人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督并要求其在专业范围内从事投资活动。基金的管理人可以与基金的受托人分开，即采用所谓的“两双眼睛”的原则。上述原则在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与工业信托中均可适用。上述原则在某种投资设计中适用的越少，清算对于该种投资设计就会变得越发重要。美国和欧洲的经验表明，相对于封闭式投资基金来说，开放式投资基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即使是集体投资计划也是一种很专业的投资模式。中国的信托法草案中没有包括集体投资计划的内容，这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但是，这将意味着工业信托将成为建立在信托法基础之上的一种独立的投资方案。

❷ 在德国投资哪些基金资金安全吗

德国各金融机构经营的国内外各类基金总共有8000多种，为了规范基金的买卖、管理和经营，德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基金的运作受到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事局”的监管。这个应该保险。

❸ 可转换信托基金是什么意思大体怎么个组成构架

尽管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的进一步深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加强，然而该制度组成规则的不明确及某些内容的缺失也同时产生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体现的行业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场约束为导向，以该制度应有的效应为基柚，以制度引进的精神与形式之契合来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为当务之急。

2005年7月《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称为“《办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已构筑起了以《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实施办法》等文件为基础的，以中小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基金保护法律制度。后续修订的《证券法》第134条所规定的“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内容，更是使这一制度披上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外衣。虽然这一制度的“闪亮登场”给原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证券市场注入了一支法律的“强心针”，同时也迎来了学界与实务界人士一片如潮之好评，但笔者认为，这一新生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评判是，它仍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我们检讨、反思与改进的地方。对此，笔者分析如下。
一、功能上的定位——一个目标定位欠完整性的问题
“法律必须回应现实发展的要求”决定了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与社会公众的迫切诉求。对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之功能，《办法》在第1~2条开宗明义地表明：“为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指按照本办法筹集形成的、在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中用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资金。”籍此，不难发现，我国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功效有二：其一是经济补偿功能;其二是信心支撑功能。
尽管上述功能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保护基金事后赔偿的实质，但是它也人为地掩盖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作为与存款保险制度及保险购买人保护制度相应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事后的赔偿性救济，而在于破产预防。这一立论就揭示出了一个潜在的命题，即该制度的主旨是围绕事先性监管与行业自律所展开的。实际上，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公司所蕴含的对银行业之监管权也是对这一理论的反证;然而，《办法》并没有赋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后称“基金公司”)专门性的针对证券行业的监管权，而只是在其职责部分的第7条设定了4项间接相关的内容：一是监测证券公司风险，参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二是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三是发现证券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向证监会提出监管、处置建议;四是对证券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纠正机制。这样一种职能的定位至少说明在对证券公司经营危机的救助上，“基金公司”是被动善后型，而非主动出击型。尽管法律规则的目的在于定分止争，但是从秩序持续性的维护与和谐关系的营造来说，“事前的防范胜于事后的救济”是法律制度设计中真正常青性的主旋律。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在运作的30余年时间中，理赔总额也不过43亿美元，这说明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根本功能是通过制度效应恢复和提升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之信心 [1]。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该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中，我国有必要增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相应的监管功能，从而使之与其经济补偿功能及信心支撑功能相辅相成地组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二、组织模式设计——一个“得形而忘意”的问题
根据设立模式之不同，国外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大体可分为两种运作模式，即独立模式和附属模式。前者即指成立独立的投资者赔偿公司，由其负责投资者赔偿基金的日常运转，如目前的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都是采取这一模式，而其中又以美国SIPC最具代表性。该公司成立于1972年12月30日，为一个非营利性的会员制公司，所有符合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5(b)条的证券经纪商和自营商都可成为该公司的会员。从其组织结构看，该公司的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5位董事经参议院批准后由美国总统委任。为了保证代表性及公司预期职能的发挥，在这5位董事中，3位来自证券行业，其它2位来自社会公众。另外的2名董事则分别由美国财政部长与美联储委员会联合指派。在公司的权力架构中，有一大亮点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即基于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从社会公众人士中进行任命 [2]。后一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起成立赔偿基金，并负责该基金的日常运转工作。采取此模式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那么，这两种样板孰优孰劣呢?笔者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是与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因此，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可能是一个因民族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精神而异的选择问题，然而无论如何论之，选择的结果必须应能顺应本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基金的管理模式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状况、金融风险意识水平、边缘性的法律制度环境及制度所能体现出的效率。晚近以来，设立统一的基金并交由单一的组织管理，在扩容资金，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索赔服务已为大势所趋 [3]。
对于组织模式问题，很显然，我国吸纳了独立公司模式，如《办法》第9~11条规定：“基金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证监会推荐，报国务院批准;董事会为基金公司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基本管理制度，决定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任免高级管理人员，对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等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并行使基金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基金公司董事会按季召开例会。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联名提议时，可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会议决议，由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客观来说，模式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制度构建的要害在于其所能够达到的预期结果，在于这个制度是由什么样的规范来充实，在于是由什么样的程序来保证，即不以“形式论”，而以“目的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估量，若我们意图对中国目前的这种模式作出一个比较客观且公正的定论，那么就必须透过形式来把握其内容。在中国金融法治化的过程中，由于欠缺本土化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法治资源，美国金融法及其创新所折射出的理念一直是我们廉价的亦步亦趋的对象，如1995年我国金融业经营大分的格局就沾有美国1933年《银行法》的印迹，2003年金融业大分而小合的调整便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分久必合”的精神。虽然借鉴或模仿使我们的立法者与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省心又省力”的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由于“西学东渐”并没有实质性地置换或改良内藏于中华民族心理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往往我们只是“得形而忘意”。《办法》所创制的独立模式及其实践便是我们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又一个缩影。其原因如下：其一是董事会组成不当。虽然《办法》规定“基金公司”董事会为9人组成，然而企业登记资料却显示，该公司的董事会由来自中国证监会、央行、财政部及上证所、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8名董事构成 [4]。尽管我们可以推知这种偶数的配置可能是出于各方力量均衡之考虑，但是它却会导致在票数相同时议而不能决的结果。虽然依惯例，在此境下，董事长可多投一票，但是此举却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因为从公司法原理考究，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决权重应与其它董事无异 [5];其二是角色定位的不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创立之目的在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维护与强化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因而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其法定代表人便应具有强烈的“主权在民”与“平民化”色彩。也正是基于这一初衷，在美国SIPC里便专门设置了社会公众型的董事席位，且董事会正副主席都必须由平民化的社会公众担任。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金公司”里的董事会成员清一色地由具有“品级”的官员充任，这不仅体现了强烈的“官为民作主”的传统“父母官”理念，而且也间接地向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证券市场传递了一种“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的声音。虽然我们可以从“基金公司”资本金来源上为这种官僚化的组织结构的正当性提供一种辩护，但要注意的是，未来公司基金的补充还要更多地依于会员会费的缴纳。笔者认为，目前的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架构不仅直接削弱了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和基金可能运行的独立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了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在利益均沾上的寻租心态与严重依赖政府之心理。
针对我国“有形而无意”的独立模式，作者的修正意见是，既然美国版本为我们参考与印证的对象，那么我们所需要仿造的不止是“形”，而更应是其“神”，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基金公司”的董事会进行“平民化”与“亲民化”的改革。为了达到此目的，可进行如下设想：其一是在目前法定的9个董事会成员中，进行官方与非官方董事的适度抗衡性配置，如官方董事4个，非官方董事5个;其二是“平民化”的董事可考虑从社会公众、证券公司、证券行业自律组织中进行选拔;其三是确立话语权平民化把握的理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的主体，因而为了体现“基金公司”一定限度的自律及亲民化，作者认为我国也有必要确立基金公司董事长从平民化董事中进行选任之原则。实际上，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终极目的都在于再造出一种抗衡机制，从而实实在在地体现投资者的话语权，并进而传导出保护基金应有的功能。
三、资金不足与费用分担不公——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及显失公平的问题
依据《办法》第12~14条之规定，“基金公司”的资金主要源于以下几项：一是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的上限后，交易经手费的20%纳入基金;二是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各证券公司的具体缴纳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进行调整。证券公司缴纳的基金在其营业成本中列支;三是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四是依法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和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中受偿收入;五是国内外机构、组织及个人的捐赠;六是其他合法收入。
虽然从上述六大内容来看，“基金公司”的资金来源广泛，但相对于庞大的证券市场来说，在遭受风险之时，与可能的损失相权，这些资金也会表现得捉襟见肘。而且，目前的现实状态已表现出了一些端倪：其一是据现实情况的测算，2005年《办法》第12条所规定的前三项收入来源仅20多亿人民币，且在成立以来，证券保护基金为处置风险券商已支出了近300亿元款项 [6]。其二是虽然国务院给投资者保护基金确定了680亿人民币的额度，并先由央行进行垫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笔款项最终是要偿还的 [7]。实事上，《办法》第13条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基金公司设立时，财政部专户储存的历年认购新股冻结资金利差余额，一次性划入，作为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发放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专项再贷款余额的上限以国务院批准额度为准。”其三是虽然《办法》安排的债券融资可一解“基金公司”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债必须本息偿付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资金的非长久占有性。这一特点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公司”的财务包袱。
此外，费用分担上的安排也存有欠公平之嫌，如虽然《办法》原则性地借用“经营管理、运作水平、风险度”等作为券商具体费用承担比例考核的因子，但是在欠缺比较客观且具可操作性证券风险级别评估体系的情形下，以上因子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是无从考证的，这就可能使这些有形的标准处于一种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为了保证适度充足的金融资源能发挥最大化的效果，一般都对投资者保护基金设定一个资金数量的上限，或设定费用征收持续的时间，如德国即规定，若赔偿基金现有资金足以支付投资者的债权请求，在监管当局同意后，则会员机构可减少或停止缴纳会费;葡萄牙为了防止会员机构负担过重，则对会员的年度会费最高额进行限定;然而不言自明的是，我国目前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对此还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针对以上不足问题，笔者的建议如下：其一是将对违规券商及高层管理人员的罚没资金纳入收入来源的范畴 [8]，如法国投资者赔偿计划就规定，违规的投资公司将向基金支付罚金，罚金归入赔偿基金之中;其二是既然会费(我国不作此称谓)是收入的主要源流之一，那么如何提取会费便是一个需要斟酌的问题。虽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利于量化管理，但是也有背于公正合理之原则。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以“营业收入”为标准。笔者认为，在该问题上，我们可以本着权利义务相配的原则，务实地采取综合化标准来确定会费的多寡。考虑的指标包括券商的资产规模、券商客户的数量、雇员数量、利润额的高低、券商的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情况等，如此不仅可以兼顾费用分摊之公平，而且也可以弱化证券机构可能侥幸存在的逆向选择风险;其三是公平地收取所得税。目前，我国对国有股与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税，而只对流通股征收所得税，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是值得探讨的。从理与法出发，应考虑对非流通股的资本所得征税，并全额拨入投资者保护基金，甚至可以考虑从非流通股资产中强行拨出部分资产作为投资者保护基金之可能 [9];其四是确立基金适度与充足之原则。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最终目的在于强化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若资金过多，则不仅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一定浪费，而且也加重了券商的负担。所以，在保证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对费用的征收有必要确立“灵活性原则”。如基金总额已达一个理想度，则可以减征或少征或停征。

❹ 美国、德国、日本的社保基金运营监管模式

美国《社会保障法案》明确规定：（联邦社保基金）只能投资于美国政府对其本息均予以担保的“孽息型有价证券”。也就是说，根据这项法律，联邦社保基金不仅要由联邦政府统一集中管理，而且收支节余必须投资于联邦政府连本带利“担保”的证券，所获利息也要被除数存入信托基金。这样，美国政府从法律上保证了联邦社保基金不得被用于购买股票，或进行委托投资、房地产开发等其他方面的投资。

德国：公司操作 各方参与

按照德国《社会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德国包括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在内的各类社会保险机构实行法律上独立的自我管理，并且由保险金的交纳者——投保人和雇主共同参与决策。德国养老金保险公司是欧洲最大的法定养老金保险机构，作为受国家和公民委托的服务提供商，德国养老金保险公司没有自身特有的利益，实行自我管理，向个人提供所有养老金方面的咨询、医疗或者职业康复以及向退休者或者其亲属支付养老金。目前，公司在德国建立了由1000多个咨询处构成的客户服务网络。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从制度上杜绝了挪用养老金等违规行为的发生。

日本：注重投资 蕴含风险

日本政府通过用养老保险费设立的养老基金在资金市场运作来实现增值，并以此作为部分养老金的来源。据了解，为了保证养老基金的安全性，日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大部分资金都被用来购买日本政府以及外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不过，这种增值方式也蕴含着风险，由于受利率政策、外汇牌价和股市行情的影响较大，日本养老基金的资金运作一度出现赤字。

❺ 谁有了解过德国的基金状况

今亚投资，他回答的啊！德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基金的运作受到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事局”的监管。从大类上划分德 国的基金分为“开放基金”和“封闭基金”两大类。“开放基金”没有数额限制，这种基金在每个交易日都可以买卖。其主要种类有：“股票基金”、“养老基 金”、“混合基金”、“资金市场基金”和“房地产基金”。与“开放基金”相对的另一大类是“封闭基 金”，这种基金在时间、数额或者范围等方面是有限定的。

❻ 德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

（一）主要特点。
德国模式，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认为它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要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它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要使这些权利的实行给公众带来好处。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它的原则是国家要尽可能少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起调节作用，并为市场运作规定总的框架。所以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以保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二）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
凡是市场经济能自行调节的，都应让市场去解决。国家只是为市场的正常运作制定规则，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干预。所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腿以市场为基础的。
在德国，国家基本上不规定工资与物价，也不规定具体的生产指标。这些基本上都是靠市场供求关系自动决定的。但是德国农产品的价格不是通肺场形成的，而是由欧洲共同市场规定的，为此，政府每年要补贴几十亿马克；德国铁路和邮电的价格也是由联邦政府规定的，发生亏损时由联邦政府补贴。
由于竞争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因此，德国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即卡特尔局（实际上是反卡特尔局),禁止企业与企业就生产、价格、销售、市场分割达成垄断协定，禁止妨碍或破坏市场的企业兼并，禁止垄断对外贸易，禁止其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垄断组织或集团；鼓励中小企业合作，积极参加竞争；保证企业有生产自由、经营自由、投资自由、雇工自由和劳资谈判自由。企业间兼并或合作协议，凡有利于竞争的都可以进行，但必须得到卡特尔局的批准，违反者将受重罚。此外，德国还制定有《反对不正当竞争法》，严惩假广告、缺斤少两、假冒商标、以次充好等不正当行为，以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其他有关法律还有：《调整一般交易条件法》、《折扣法》、《附赠法》、《商标法》、《专利法》等。这些法律为市场的正常运行规定了准则。德国还对某些职业规定了进人市场的先决条件，如手工业者了零售商在开业前必须证明其职业知识。对卫生、法律咨询、会计咨询和税收咨询等部门，国家要求申请者经过专门培训并有一定的年龄标准。
德国的工资基本上也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形成的，由劳资双方自由谈判，签订劳资协定。德国的劳资谈判是集体进行的，一般由一个产业部门的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分别代表双方就工资增长幅度等问题，每年谈判一次并签订协议。关于休假天数、解雇通知期限、加班费、奖金等问题，通常几年签订一次协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采取中立态度，不加干预。
（三）宏观经济管理。
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家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本身，但并不是说国家没有任何经济计划。德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经济计划，有中期的、年度的和短期的。但这些计划仅仅规定一些综合性指标，对企业并没有约束力，而要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来进行调节。如1974年到1975年的四个短期计划中，联邦政府共动用了1000亿马克来刺激经济，对缓解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起了一定作用。再如当前改造东部地区的计划，政府从1990年起每年在东部各州投人1000多亿马克，主要是改造铁路、高速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并采取税收优惠等办法，吸引私人资本参与东部的改造。
（四）德国联邦银行的特殊作用。
（五）德国的企业组织制度。

❼ 高中历史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1、医疗保险。德国医疗保险的任务是保持、恢复或改善受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受保险人应该通过有意识的健康生活方式、通过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康复，避免和战胜疾病以及残疾。医疗保险机构通过解释、指导和提供待遇来支持受保险人，使受保险人保持健康的生活状况。几乎所有的德国国民都参加了医疗保险，未参保率仅为0．3％左右。

2、失业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非常广而且是强制的，所有参加有偿工作的人和正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人都有参保的义务。劳动促进和失业保险的待遇，在雇员方面主要有：就业指导、介绍培训和介绍工作、职业培训补助金、残疾人参与职业待遇、失业保险全和失业救济金等等；在雇主方面有：劳动市场指导、介绍培训和介绍工作、劳动能力降低雇员参加工作时的工资补贴、培训补贴等。

3、工伤事故保险。其任务首先是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通过治疗和职业促进使受保险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得到恢复，此外，通过提供现金待遇使受损害者和他们的遗属获得赔偿。受保险人是所有雇员、中小学生、大学生、幼儿园的儿童和从事公益事业者。工伤事故保险的所有费用均由雇主承担，保险为受害者必要的救治、医疗、康复等资金花费提供补偿，也在受保险人在受伤散后不能工作停发工资时提供受害者津贴、养老全。

4、护理保险。德国的人口的老龄化的情况造成了家庭结构改变，对老年人口的照顾和看护已经由家庭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于是在1994年德国颁布了《护理保险法》，该法规定参保人收入在6525马克以下的，需缴交雇员月收入1．7％的护理保险费，由雇王与雇员各半分担。参保人年满65周岁需要护理人员照顾或者进入养老机构的，经相关程序可以由保险支付大部分费用。

5、养老保险。德国的养老保险以法定养老保险为主，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为补充。法定养老保险覆盖德国全体劳动者，包括自由职业者、艺术家在内的劳动者都必须要参加。月收入8700马克以下的按照收入的19．5％缴交法定养老金税，雇主与雇员各承担50％。德国的法定养老金运作采用现收现付的模式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为65周岁，可领取相当于退休前工资70％的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