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德国如何打开外交局面

⑴ 在一战结束后，德国面临的处境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协定条约需要签订的境地，经过战争以后德国的实力被极大的削弱不仅仅在人口上，德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德国不仅仅是在国内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在和战胜国的条约签署上，德国还有着很多的麻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签订了很多的条约，签订了很多的协议。和进行了很多的赔款虽然赔款的多，但是德国还是凭借多年的工业基础迅速恢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

⑵ 一战时期德国的外交策略的变化及其原因

对外政策是侵略~~因为英，法，奥匈帝国，等等列强瓜分世界出现矛盾~这桶火药被“萨拉热窝”事件彻底引爆~

⑶ 希特勒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德国从一战以后迅速强大整体改善了人民生活 希特勒具体采取了哪%

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相反，德国在和平时期就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全面准备。因此在整个战争的前半个时期，它根本不用在经济方面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或动员，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工作。只有在闪电战失败、不得不对军事资源实行全面动员之后，德国的“战争经济”时期才真正开始。
一个国家战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其技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首次试图发展与战略需求相适应的经济控制手段。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凑合起来的，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由于这些经济控制手段决定了每一个工业部门得到的原料和资源的数量，所以这些相关的控制部门就取得了对整个德国经济进行组织、分配和操纵的重要权力。在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其重整军备政策是在考虑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制定出来的，因此能够比一战时期更加完善地及时完成经济生产向战争方面转变的计划。下面将对第三帝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战争努力

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国防军就在为德国的重新武装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德国的总体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国家通常的那些经济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向总体化的重整军备目标转变。这样的转变，是与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而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明确阐明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从以下两个政治口号中得到精辟的概括：一个是“扩张领土”，另外一个是“征服生存空间”。在德国1936年的“四年计划”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会议记录》（注）中，都详细地对这些目的做了解释。

这些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以项雄心勃勃的军备计划。到了1936年，德国的军备力量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备力量。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累计军费开支已经达600亿帝国马克，所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当于德国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为1%（见下表）

由于德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区）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只能负责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为了担负如此庞大的开支，就必须建立起新的财政程序和财政制度。

德国政府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政府为了重整军备而负担着巨额的债务，发行了一种“冶金研究所证券”。“冶金研究所”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机构，它的资本由各主要军火生产厂家提供。德国政府用这种证券偿付军火购置费用，而在德意志银行的担保下，这种证券交到军火生产商手中后将不兑现，或尽量把兑现期延后，利息由政府支付。这就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笔规模巨大的信贷。在1937—1938财政年度快结束时，已经发行的冶金研究所证券面值达12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实际兑现的只有15亿帝国马克。到了1939年，军火生产商手中到期兑现的冶金研究所证券由不付利息的国库券代替现金支付。这样，德国政府（独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的全部信贷权。

在希特勒执政的初期，制造军火的原料和农产品都发生过短缺情况，军队的汽油储备也即将耗尽。这种物资短缺是德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苛刻条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顾到军费开支，又要满足民间的经济需求，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国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国家得以从全国岁入中抽调更多的钱，才得以偿还了日益增加的公众债务。

第三帝国最喜欢标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德国庞大的失业人口问题。不断扩大的军备需要刺激着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畸形繁荣发展。“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这些失业大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尽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会的总体购买力增加了。当然，德国国内基本消费品的匮乏使得购买力的增加仅仅停留在帐面上。作为解决途径之一，纳粹提倡德国的人民大众一种朴素的、农民式的简朴生活，求温饱不求奢华。号召人们用鱼代肉，用黑面包替代白面包，用人造黄油替代真正的黄油。高级食品如野味、贝类、鱼子酱、肥鹅肝和进口的高级酒类仅仅在大饭店和高级食品店里出售，享用这些美味被宣传为非德意志的、罪恶的和堕落的行为。普通的中产阶级美味如热带水果、进口肉类、咖啡、白面包和新鲜黄油，在德国的市面上也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总体上讲，在当时德国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问题。

除了国内的困难以外，德国对外贸易的条件也变坏了。1933年之前，德国曾经因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而获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对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国政府官员就曾经考虑过，如果军备扩张速度保持不变，就从1935年秋季开始在德国国内实行食物配给制度。军备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时提高，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担任原料和通货部的调解员，随后又任命他为这个部的经济协调员，专门负责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1936年之后，德国利用先进的工业产品向中国、丹麦、苏联和东欧各国换取了大量农产品和原料。但是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

燃料问题比对外贸易和原料供应方面的问题都严重。这是后来在1936年制订备战的“四年计划”的主要原因。德国的石油主要来自罗马尼亚和波斯湾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还从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进口少量石油和油页岩。德国国防军曾经发誓要在德国生产出人工合成汽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及考虑到战时不依赖国外的石油来源，就必须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产燃油。这个任务交给了规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钢铁和橡胶方面自给自足化的尝试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进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费品方面的尝试一样，最终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胶工业除外）。

注：《霍斯巴赫会议记录》，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上校。他以记录官身份参加了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开的军事首脑会议，记录了希特勒讲述的纳粹德国侵略扩张计划的细节，并在11月10日将其整理提交给总参谋部。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长篇大论，并详细地阐述了征服各个国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苏联的重要的初步行动。后来纳粹德国按照这个顺序开始了战争行动。出席会议的有希特勒、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男爵、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这份会议记录后来成为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的重要证据。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备战计划”

1936年8月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全面备战的“四年计划”。他随后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全权负责人。德国开始了全面的战争经济计划阶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计划要达到的目标。经济上承担的任务是，给德国人民创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条件，也就是说，给德国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鉴于德国经济的发展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受到限制，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扩大“生存空间”才能保证德国人民获得生活的资料。换言之，也就是为德国获取食品和原料的来源。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德国的经济只能部分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时间里，德国经济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保证人民的生活条件，另外一个是创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条件。军事上的努力要辅之以经济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内，要组织调整德国的经济，以便支援耗费巨大的战争。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燃油、合成橡胶、钢铁、化工工业，以减少德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

希特勒对经济工作的指示是德国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为获取国外原料，武装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后来从一些缴获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经济部门为德国夺取原料产地做出的一些建议和贡献。这些建议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老生常谈，即德国如何武装起来打赢最后一场战争。与德皇的军火和经济巨头们在一战当中所做的同样建议比较起来，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与扩张主义联系起来。这和经济部长雅尔马·沙赫特的最终目标——重振德国经济并使之重返世界市场——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国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经济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负责的四年计划委员会。

德国出现了以戈林及其亲信为核心的一个特殊集团，掌握着全国的贸易、生产、国民经济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军头子的戈林领导下，这种分配必然向空军、航空工业部门以及遍及德国各地的所谓“赫尔曼·戈林”康采恩的各个企业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间，四年计划的组织和目的几次改变，但从1938年夏季开始，它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就已经集中到拟订发展原料和常用消费品的计划。在这一时期，四年计划也考虑到了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工资和物价的管制、劳工、海外投资等问题也在这项计划的考虑范围之内。也是从1938年夏季开始，计划人员把发展那些与装备机械化部队有关的工业列为首要的考虑重点，包括那些制造合成燃料、装甲、枪炮和发动机的工厂。从宣战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相关执行组织成了整个德国战争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它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燃料，但是并没能消灭那种官僚机构的争权夺利和拖拉延误的作风。这样一来，事先制订好的发展原料、消费品和合成制品的指标必然要经常修改，数量多得不合理，时间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本应该由军方掌握，但是也被放进了四年计划那些生产原料和消费品的计划之中。同时，四年计划下属各部门各自为政，通常不能从全局的角度考虑资本的周转、生产的周期、劳动力的分配和运输的途径，因此这些部门常常是产生错误的根源。当然，这种体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某些资源全部集中到某一个部门掌管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计划在德国的战争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进行确切的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业部门中控制个别的项目。但是可以从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看出它的各种活动的规模。从1936年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总投资额达132.5亿帝国马克，占该时期德国工业总投资额的50%。在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生产碳氢化合物的投资占41%，合成纺织品的投资占21%，生产重金属的投资占10%，生产炸药、弹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资占12%。尽管一些生产项目没有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四年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起码德国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当中，德国的这些战争物资从来没出现过严重的短缺。

尽管军工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投资，但是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长。德国政府担心消费品的短缺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国工业投资结构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变说明，经济体系的负担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断地加以调整，以便使各个部门之间出现的不平衡得到纠正。虽然经济上出现了这种状况，但是人们不能因此推理说，因为军备开支如此之高，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纳粹思想的唯物力论造成了生产状况的极度紧张，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社会压力逐渐增大，同时也使战争的诱惑力增大。同样，德国那种以备战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存在极其危险的局限性。即使社会公众舆论未对这种战争经济动员加以阻碍，这种经济也只有在不断爆发危机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战争经济的确立

战争爆发伊始，德国与其软弱而无准备的邻国相比，在战争物资的储备方面享有优势，从而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样就使得他们得以利用闪电战战术，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在战争准备上的那些愿望和目标得到了实现。尽管德国的大部分资源均划归军用，但是它的战争机器并未能如它的宣传鼓动人员所说的那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之中。一种倾向是搞战争经济。另外一种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粹党在表面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在对这两个倾向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办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最后由希特勒拍板决定，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国进入战争之前的一个阶段，必须使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德国也得以借这个机会大量囤积非武器方面的战争物资——到开战时，德国已经储备了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的粮食、糖，27万吨猪油、腌肥肉和黄油，以及大量的饲料用燕麦、玉米。同时，德国军方还囤积了很多皮革、布匹和丝绸（可以用来制作降落伞等战争物资）。这些都是战前的努力成果。事实上，与英国在1940年窘迫的处境相比，德国人民的生活在该年达到了战时的最高水平。从被占领国家运来的大量农产品、肉类和奢侈品繁荣了德国的市场，被占领国家支付的巨额占领费更使得德国得以将这些国家的消费品市场搜刮一空。而英国却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费量分别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黄油、茶叶和咖啡的配给量几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国孩子在1946年之前没有见到过香蕉。

另外一方面，尽管存在很多的内部问题，但是事实证明，由中央统一计划经济问题这种策略对当时以战争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德国来说是正确的，就象在战场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一样，对于战时经济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数据所说明的，英国的战争准备极糟，战争爆发后的对经济的笼统计划和管制也不适用于英国那种民主政治制度。

战争爆发后，德国建立了上夜班、节假日上班和奖励加班加点的制度。工人们在战争初期很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换取加班费。某些部门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到12小时（不包括后期的奴隶劳工）。1940年1月，德国新征召的工人数量达到了140万。到1942年下降到了80万——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劳工的补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劳动分工制度。

从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工人薪金的变化等指标来看，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动员规模并没有扩大。甚至一系列与战争努力有关的法律因为效果没有预期的明显，也在开战后不久就被废除了。这样，限制工人自由流动和冻结最高工资两个德国劳工政策的核心指导方针都在无形中失效了。德国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间增长了10.4%。德国妇女的动员并不象英国那样有效。德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妇女的工作岗位就是厨房和缝纫间。英国的妇女劳动力在开战后增加了18%，大量妇女补充到军工生产、后勤、交通、农业等部门中。同一时期，德国的妇女劳动力数量却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国兵工厂的人数只增加了11%。兵工厂的大生产直到阿尔伯特·施佩尔掌管这方面个工作时方才开始。

当战争拖延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时，德国建立了一种能够充分满足战争需要的体制。此时也是经济动员的第二个阶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认，闪电战没能打倒苏联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对速战速决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拟定战略计划。德国国内、被占领地区以及德国卫星国的战争经济发展方向，随着两个人的职务任命而有所变化。一个是施佩尔就任武器和军事工业部部长；另外一个是弗里茨·沙克尔在1942年春担任劳工部长。施佩尔倾向于搞集权，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也同意工厂加强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拟定计划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为这些老方法已经因为各式各样的权力斗争、争权夺利和随意修改而变得不实用了。施佩尔搞集权的方法一开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国国防军内部某些部门的反对。尤其可怕的是来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尔曾经自嘲为“在德国空军司令官监督下、根据‘四年计划’掌管军工生产的总负责人”。由于施佩尔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计划”宣告结束。但是这个名词在德国投降之前一直使用着。

1942年，德国最高统帅部下属的防御和军械部门并入德国武器和军事工业部。德国海军下属的类似部门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尔还设法控制了德国空军属下的武器军械部门。这样他便可以对中央计划委员会和军队的计划部门进行压制了。后两者曾经负责做出全部的重要决定。这样，施佩尔就完成了国家经济的总动员计划。他现在掌管了除负责征召劳动力方面以外的全部军工企业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四年计划”指导生产的权力现在都归了施佩尔。这些权力包括：现有生产计划的制订权和执行权；更改计划的最后决定权；设置新的生产部门；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军和空军设法保留了对一些船厂和飞机厂的控制，施佩尔还是能通过给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来控制他们。

这种集中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工业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在各工业部门内部设置有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和联营机构，德国第一次能够使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并从中得到好处。无论是位于埃森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地区只有十多个人的家族小工厂，都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同样规格的枪管、子弹、齿轮和其他产品。这种新的控制体系对于经济和生产是有巨大好处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消费品的产量只有少许降低。与外国观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积极备战的德国工业总产量在整个战争期间均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几个月也是如此。

1942年后，唯一不受施佩尔部长管辖的一个部门就是就业总委员会。1942年3月27日颁布的一个命令规定，沙克尔对就业大军负有监督和统制之责。在此以前，根据四年计划的规定，这一职责由几个部门分别负责。

沙克尔特别注意按照武器和军事生产部的需求征集和分配劳动力。这种体系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又有所扩大。这位掌管劳工的头头获得了迄那时为止劳工方面最大的权力。为了增加劳工的数量，他个人有权力颁布法令、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订他认为需要的政策，而置劳工部于不顾。因为各地方长官的支持，沙克尔的权力得到了巩固。1942年4月6日，他颁布法令宣布这些地方长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尔是制订劳工政策的最高官员，而他最关心的是从国外征集劳动力。其次是对德国的工人进行等级评定。最优秀的熟练工人可以得到最优厚的供给和丰厚的奖金。沙克尔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42年一年，德国的劳工数量就增加了130万。

增加的劳工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征集外国劳工。沙克尔和法奸皮埃尔·赖伐尔规定，法国每提供5个志愿劳工，就可以换取释放一个法国战俘。法国的警察在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兜捕青壮年劳动力，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然后运往德国——很多人利用回法国休假的机会逃往英国和西班牙，或者在国内参加了地下军。法国一共输送了60万名劳工。在荷兰和比利时则主要是依靠通敌分子们的欺骗宣传，以及萧条和失业的威力，送去了35万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定了相关协议，许多意大利劳工在签定合同后被送往德国，主要是建筑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墙”筑垒系统中工作。如果说这种征集在西欧主要是通过自愿登记和被占国政府的配合，那么在东欧和中欧，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隶掠夺了。这些外国劳工工作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工资很少，又受到歧视和虐待，待遇仅仅比集中营那些奴隶劳工要好一点而已。因为这种野蛮罪恶的劳工政策，沙克尔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丢了性命。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国劳工政策的两种重要趋势。第一个是用强行征集外国劳动力的做法，至少在数量上弥补了德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第二个是，由于思想意识上的障碍，增加女性劳工数量的做法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1944年德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与1939年大体持平，生产效率却提高了。军火工业的某些部门在1944年之前，曾经出现过生产激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部门（产量增加了30%）、内燃机生产和燃油工业部门（增加了85%），电力工业部门（发电量增加了26%）。而且德国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后才逐渐变坏。1943年以前，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再加上被占领国家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比较高的（前文所说“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是同美国、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家，以及一战前的德国本身比较而言的）。

注：意大利为1943年9月后数据，其他国家包括挪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轴心国不需缴纳占领费，但是需要缴纳其他贡款，并且经常被德国勒索提供“贷款”。

（弗里茨·费德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经费的筹措》，1962年蒂宾根版）

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在向德国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国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铁矿石、硫、硅、氮都来自被占领国家。从1941年开始，德国有规律地用火车将在苏联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以保持他们的生产速度。在德国人建立的“欧洲新秩序”下，欧洲每个国家都要为供养庞大的德国怪兽而耗尽力量。俄罗斯提供奴隶劳工和各种原料，乌克兰提供小麦和玉米，丹麦和荷兰提供奶酪、肉类和黄油，挪威提供电力，瑞典提供矿石，瑞士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匈牙利提供铝矾土，罗马尼亚提供石油和小麦，比利时提供钢铁和机器，法国则提供从粮食、酒类到钢铁、铝、武器、引擎、汽车……无所不包的东西。当然，与战争无关的私人小汽车、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和钢琴等消费物品在战争结束前，都不准再生产。不过这不限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德国政府曾经试图减轻日益增长的战争费用加在人民大众头上的负担。1941年，德国个人年收入一万帝国马克的所得税率为13.7%，相比之下，英国人同样的年收入（1000英镑）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率为23.7%，再加上其他税收，总的税率达38%。德国个人年收入十万帝国马克的税率为55%，而英国为85%。英国对奢侈品征收100%的消费税，非工资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镑要征收94%的税。在战争期间，英国发行了84.67亿英镑（85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作为对比，德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为6570亿帝国马克，其中只有1847亿帝国马克是通过税收解决的。德国政府更喜欢通过隐蔽的方式获得财政支援。它强迫所有的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同意，德国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意处置他们的资产。这样，德国人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大规模的公众资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类暗箱操作可以给德国大众一种稳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税而带来的心理创伤。在1944年以前，大约有160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大约相当与德国的国内税收总额）由这些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偿付。政府的剩余赤字则由发行钞票的方法解决。到1945年，德国国家公债已经达3400亿帝国马克。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德国的 军火生产和作战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尽管政府负债累累，还是可以通过一纸征用令来获得所有的物资。从所有的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时，德国的货币体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战后联邦德国货币改革时，不得不规定限制帝国马克兑换新德国马克的数量（按1：1兑换，现金以40马克、银行存款以1000马克为兑换上限），以免德国经济崩溃。

最后，关于第三帝国的经济动员情况，还有一个现象。1942—1943财政年度，德国的生产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峰，尽管战争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闪电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因此德国得以动员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力量，在最短的时期里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利用起来。德国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自认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起码与美国和苏联相比，它并非什么经济巨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是势必要大显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国的资源已经耗尽，而盟国却有美国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宝库，以及民主国家庞大的人力资源。这也是希特勒之辈一直加以蔑视和忽略的东西。

⑷ 一战后德国是如何重返政治大国地位的呢

一战的战败，使德国不得不面对割地赔款的结果，一切殖民地都放弃，就连本土，也切割大块，分给波兰等国。

但德国并没有被完全打败，尤其是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达成凡尔赛和约的修改，摆脱二等公民的待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再度腾飞，成为欧洲大陆上不可或缺的强国。

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德国确实有这个机会。原因主要有两点：

法国曾打算给赖账的德国人一点颜色看看，所以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结果英美一片哗然，“谴责法国这一行动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⑸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目标是什么如何做的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继续从事欧洲的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过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以上目标，科尔政府适时地制定了其外交政策的三项任务，以求在欧洲和世界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作用”。

科尔为其外交政策制定的第一项任务是充当“欧洲统一的发动机。”第二项任务是建立全欧安全体系。第三项任务是加强世界秩序。

⑹ 德国外交政策实行的历史背景有哪些

英法推行绥靖政策(“奇怪的战争”)的原因与后果:

1,英法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后经济恢复非常缓慢。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达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国由于和德国毗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保持军备和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法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发展有限，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同时法国的政局也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使得对外政策难以保持坚定性和连续性。总之，英法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物质基础。

2, 绥靖政策的推行是和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苏联的影响，把德国当作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竭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

3, 绥靖政策的推行，同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给欧美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因此，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厌战畏战情绪相当盛行，在法国尤其严重。英法等国的统治者既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

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纵容下，德、意、日三国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这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起来。

历史启示：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1、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保障，经济和军事则是衡量其国力的主要指标。且看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可谓“衰败不堪”，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只得息事宁人，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进行变相的军经调配，幻想用无原则的和平换取经济的发展，导致军力下滑，国力不济。由此可见，没有巩固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军事，国将不国。

当今世界，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任何国家要想赢取财富，充实国力，必须迎刃而上，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然而，“富国”决不能忘记“强兵”，“避战”未必能换来“和平”。不思战，不备战，只能醉身于战争的温床。纵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没有巩固的军力和有效的经济为和平撑腰，“和平”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富国强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目前，台海危机愈演愈烈。一次次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无数次阻挠，要是没有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作保障，“台湾独立”的阴谋早已得逞。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不屈从于美国的武力威胁，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与军备改革；另一方面，不搞军备竞赛，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

军事学家克莱因曾说过：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相对而言，我们的“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分占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处于相对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乘数相当不错的“国力硬件”，但是“国力软件”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却相对低落。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抗议”，只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大有李鸿章“不可衅自我开”之态。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软弱。对于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除了“严正申明”，就是“呼吁对话”，以致让台湾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这正是英国“绥靖政策”的翻版。

对此，我们在富国强兵之际，更应注重上层建筑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国家意志，反对迂回退让的偏安绥靖政策，从“软件”上更新，提高综合国力。

2、友好政治，维护国际稳定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将掀起世界恶浪。只有实行友好政治，才能维护国际稳定!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霸权政治根深蒂固。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国，支持德国整军、毁约，用以抗法反苏，甚至威胁法国“若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8]（p.124），助长了法西斯气焰，终究引火烧身。一定程度上说，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他们恃强凌弱，无视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当今世界，美国到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巴以问题、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它放任以色列、台湾当局，又制造一系列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发展至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应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当然，也不可“沽名学霸王”，忽视弱小国家利益。共同推进友好政治，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3、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外交方式是否得当，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环顾英国“绥靖政策”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可用“传统”概括，即沿袭“光荣孤立”的传统外交立场，变相地实行“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可以说，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拘泥不知变通，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忽视法、苏、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不知所措，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说，“绥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

历史证明，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违背“变通”原则。只有随机应变，灵活外交，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今世界，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近阶段，巴以问题、美伊关系、朝韩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变通，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根据实力“对号入座”，积极实施所谓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见机行事”，它是对“绥靖”的突破，既能避免卷入战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防止战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主张不争一时之长，不扛大旗，不主动招惹麻烦，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至于“不放任”、“见机行事”，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严厉谴责”。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之雄风，万事以“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外交活动极为被动。

当然，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我们既要“袖手旁观”，又要坚定、果断，“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实行多边外交，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它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我们更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⑺ 一战后德国与苏联建交，为什么说是无奈之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战败的德国来说，可谓是内外交困。受《凡尔赛和约》限制和巨额的战争赔款，贫穷、憋屈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写照；而由于战败，所有盟友分崩离析，德国在欧洲成了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没有任何发言权。

再加上法国的“不依不饶”，德国简直就是“被掐着脖子过日子”。为了摆脱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展开外交活动，并成功地在战败后仅7年，摆脱战败国地位，重新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但说到底，最大的赢家是德国。不仅剥夺了法国武力干涉德国事务的权力，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鲁尔危机”；而且摆脱了战败国的屈辱地位，获得了与法国一样的大国地位，它标志着凡尔赛体系的失败，以及恢复了德国的自由。

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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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一战后为调整欧洲各国关系与扶植德国召开的会议是什么

大战后的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是凡尔赛体系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1925年，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小城洛迦诺举行了洛迦诺会议，其目的是为了调整欧洲各国关系与扶植德国。

公约的制定，是英国势力均衡政策的再次成功。但是，这使德国军国主义复活步伐大大加快，并迅速崛起。上世纪30年代开始，德国逐渐成为英国最强大的敌人。从长远看，英国并非洛迦诺会议的真正赢家。 在这次会议上，德国还成功地打开了向东侵略的方便之门，德国的外交目标通过洛迦诺会议基本上得以实现。洛迦诺会议是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调整，使欧洲国际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它使德国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而法在欧洲的地位再次遭到削弱。 洛迦诺会议恢复了德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削弱了法国的霸权地位，暂时调整了西欧各国的关系。所以，洛迦诺会议的最大赢家不是法国，也非英国，而是德国。

⑼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德国推行怎样的外交政策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决策者尝试与英国正式结盟以减少海外扩张的阻力，却不管英国有无这样的现实需要和符合英国的外交传统。而且最要命的是，当英国恪守其“光荣孤立”传统不愿意和德国正式结盟的时候，德国外交决策者的想法竟然是通过武力恫吓和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来逼迫英国结盟。例如德国皇帝在英布战争期间通过支持布尔人来对英国施加压力，却适得其反。这种简单粗暴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德国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态势。因为英国本身一贯不愿意在欧洲外交情势明朗前就缔结针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盟约，而且由于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英国的极度警惕--一个有能力绝对保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就是一个能绝对摧毁大英帝国的国家，因此德国的友好承诺不具备外交意义。如果德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英国就不需要德国的承诺。如果德国有这个能力，那么英国就必须摧毁德国的这个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后，欧洲外交的局势就是德国称霸欧洲和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情势越来越明朗。因此英国不得不与法国和俄国调整在殖民地上的冲突，而一致对付德国。而德国皇帝在屡次遭受英国拒绝之后，却恼羞成怒。更加坚定了要把英国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决心。俾斯麦的外交才能能够同时玩八个球，他的继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国这一个球的本事了--当然最后还是玩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