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怎么评价李白

Ⅰ 德国男女电话亭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曾经看过一篇关于德国人“严谨”的报道，说国内一家幼儿园订做桌椅，德国负责人为了一个钉子该钉在哪而跟木工研究了几个小时，结果买来的桌椅多数用了几年就破烂不堪，可人德国人弄出的却经久耐用。从这篇报道说明国人也已经意识到我们在这个品质上与德国人的差距。其实生活中我们身边也能感受到，总是听到“差不多就成了”，“这样就行了，要那么好做什么”之类的话，更有看到别人做太认真了自己在一边偷乐的，还说别人傻冒。
我也看过一篇报道，写的是留学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想试试德国人到底有多么的严谨，他们在类似中国的IC卡公用电话亭的两边分别写上男用和女用的字样，然后躲在旁边偷看。不一会来了位男士打电话，当他拿起话筒准备拨号码的时候发现了留学生写的女用二字，他很自觉的放下了电话，转到了另一边打电话。最后发展到男用的电话后面排了长队也没有人转到无人使用的女用话机打电话。
我本人也是很普通的其中一员，也不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民族性等等的高度，但只想反省一下，作为同样优秀的善于汲取融汇其他文化的华夏民族，为什么却在现如今的社会在这点上做的落后了呢？（至少我看到了有些不足）。说到底，这还是个态度问题。想起米卢执教国家队时曾提出“态度决定一切”，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我们态度上出现问题了人家才提出问题吗？可咱们的国家队把它当口号使了，喊的一身都是劲可做的却一塌糊涂。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重视严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动。从小了来讲，严谨还是对于个人来说的。严谨可以让个人处理问题时能将问题更完美的解决，并且能不留下后遗症。严谨还是一种习惯，养成了严谨的习惯后就不会觉得认真处理问题会感觉到疲累。以前我做事也马马虎虎，虽然现在不能说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至少我在努力学着严谨的处理问题并得到了成效。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明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我们这里是这样砍树的，向省林业厅申请采伐指标,说是采伐枯树,可最后采伐的都是最好的树,枯树还年复一年的立在那,直到自然倒下烂成泥。
当看到德国到处是绿意盎然的情景，一棵棵大树傲然地站在人们面前，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历史，只能由衷地对那个民族发出赞叹。
可是我们呢？稍微好点的小饭店内都会有男女用卫生间。可是很多大老爷们啤酒喝多了后见到男厕有人会很自觉的钻到女用厕所去方便。在国内的火车站买票插队的人彼彼皆是，如果有人劝说或是阻止，他们会眼珠瞪的像驴踩的样和你争辩。更有甚者会告诉你：我排什么队？我到哪都不排队！！ 唉，这些老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综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强盛国家的人民是不敬业的，也没有一个有敬业精神的民族不强盛。正因为这个民族的认真严谨，造就了他们一流的汽车制造业，生产出奔驰、宝马等世界顶级品牌的汽车。每一个焊点，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细节，都做到精益求精，铸就了整个社会一个长长的严谨认真的链条。“心眼”的德国人真的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呢。
当然，赞扬别人这种公认的品质也不是咱崇洋媚外，德国人的这种“严谨”我个人认为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他们过于的严谨致使他们的效率过低，虽然他们做事力求一战功成，但是过程却耗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甚至在协作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拖沓而影响到其他部门的进度，严重的会由于效率过低导致冗员过多，长期以往造成人员庸懒，懈怠。这点上我认为不可取。提高人口素质不是空喊喊的，必须要每个人都去自觉的遵守社会公德。就觉得现在的中国好比一座大厦，基础还算可以、有高度外表也华丽，但内部布局不合理、结构粗糙，材料参差不齐，还有点渗水，我们国人都好比这座大厦里的一块材料。
正确吸收优点，并结合自我的实际情况，整合出行之有效的能为己所用的方法，才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以上是我茶余饭后的一些关于德国人严谨的小小感言，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苏步青不放过一个错标点——严谨治学，一丝不苟。

李白铁杵磨针——坚持不懈，勤奋不已，学习自成。

李政道兴趣广泛——学有所长，广泛涉猎，辨证统一
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匡衡：凿壁借光。 囊萤映雪。

1.严肃谨慎。 宋 欧阳修 《尚书工部郎中欧阳公墓志铭》：“君讳 载 ，字 则之 ，性方直严谨。” 梁斌 《红旗谱》四十：“ 贾湘农 在政治生活里，一向是严谨的。”
2.严密周到。《西游记》第十回：“博弈之道，贵乎严谨。” 茹志鹃 《高高的白杨树·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那是一个思想严谨、身上永远是那么整整洁洁的工程师。”
3.犹严格。《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 张胜 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亲严谨；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要求 张胜 家中，断然使不得！’” 萧乾 《一本褪色的相册·湖北人聂华苓》：“从诗词格律的严谨，我佩服 毛主席 的学问。”
4.犹整齐。《儿女英雄传》第二四回：“姑娘看了这地方，真个收拾的清净严谨，心下甚喜。

Ⅱ 当年德国人在二战时，是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犹太人的

在发生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开始大面积屠杀犹太人。由于当时欧洲人长相都非常的相似，主要是通过三个方式辨别犹太人。并且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德国纳粹的手段是非常残忍的，那些犹太人在德国纳粹的手上过着非常凄惨的日子。

第3个方式就是判断身体特征。要知道，在世界第2次大战期间在德国居住的这些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身体结构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那些男性犹太人的鼻子非常的特别并且这些犹太人非常喜欢留着自己的胡子。再加上这些犹太人都是棕褐色的头发，眼珠也一般是棕色的。但是德国本土居民则是金发碧眼。所以那些德国士兵在大街上一眼就能认出犹太人。

Ⅲ 外国人 纪念李白

1877年，在纪念1848年2月革命30周年时，雨果写道：‘回忆是力量之源……永远不要忘记周年纪念日，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燃一只火炬。’

在法国，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活动于今年2月7日开始，这一天是法国学生圣诞节假期后开学的第一天，每一个中小学生在这一天的第一节课——不论上的是什么课——自选一段雨果的诗歌或小说在课堂上朗读。中小学校还将连续五天举行‘雨果马拉松’，即在本校的艺术沙龙里接力式地朗读雨果小说，形成一条‘阅读链’，学生、教师以及周围的居民均可参加。之后法国的读书节、诗歌节、戏剧节都将以雨果为主题，整个法国的文化生活都将奏起雨果这支主旋律。

中国有那么多的名人可以缅怀，有那么多的历史可以纪念，却少见一种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敬畏，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之事。(报摘)

-我们头上的天空中，有颗星星的名字叫李白

-中国诗人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就是李白

刘净植(本报记者)：春节前夕，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和北京青年报将联合主办李白诞辰1300周年的纪念活动。它本身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演出或展览活动，其中有很多值得深说细说的文化话题。我们都知道，国外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去年希腊是苏格拉底年，今年法国是雨果年。在音乐方面，去年是威尔第年，今年是马勒年。

欧阳江河(诗人)：马勒晚年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大地之歌》，如今已被公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根据六首中国的唐诗创作的，其中三首是李白的诗作。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引出一个话题：李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演公司和北青报主办的李白系列纪念活动定位在李白与当代、李白与世界这两个基点上，把李白放在古代与当代、中国与世界这样一种相互融合、交相辉映的语境里来纪念，我觉得这样做有特别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生活越来越具有一种消费性和职业化的全球特征，这种特征与李白身上那种中国传统人文情怀似乎是渐行渐远，但实际上李白诗意是具备当代性的。他那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宇宙意识，他亲近山水的自然观，他的想象力，他的酒神精神和浪漫情操，所有这些放在当代，肯定是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和滋养的。至于为什么要提李白与世界，李白身上有没有世界性？中国诗人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就是李白。李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名人，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此次纪念活动的后援单位。

据我所知，我们头上的天空中，有两颗星星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是李白，另一个是屈原。

-我们如何纪念自己的文化名人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主要是跟经济、体育有关，比如申奥，入世，世界杯出线，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刘：以前我们做这种纪念中国文化名人的活动非常的少，而且影响面也非常的小，通常是限定在学术的小圈子里，这让人觉得不可理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名人太多纪念不过来，还是说我们不太善于回首过去？

欧阳：用李白与当代、李白与世界来定位李白诞辰1300年的纪念活动，既有学术与诗歌本身的一些考虑，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运用演出、展览等普通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把李白的诗意、形象、思想和生活态度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去年被称为中国年，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主要是跟经济、体育有关，比如申奥，入世，世界杯出线，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文化上有所作为？这次中演和北京青年报共同来做李白的诞辰纪念，看能不能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将中国精神文化资源的能量发挥出来，创造一种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共享文化。

尚晓岚(本报记者)：钱老师，我知道《文史知识》为纪念李白1300年诞辰出了一期专号，对此学术界有什么反应吗？

钱志熙(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在欧美和日本，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是常规性的，比如某某诞辰多少周年，逝世多少周年。但我们基本上还是限于学术圈内，基本上没有反应到大众媒体上面去。现在很难跟五四以前比，像李白诞辰，在那时人们会举行一些诗歌的吟唱活动，像苏轼逝世多少年、屈原诞辰多少年、李白诞辰多少年都会举行一些活动的。由于有《床前明月光》等比较有名的绝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多少还知道一点李白，但仅此而已。

刘：这种现象正常吗？

钱：当然不正常。我觉得需要政府、文化机构、媒体和学校共同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通过这种纪念文化名人的大型活动，树立起一种尊重文化遗产的意识。至少在文化阶层，有文化的人是应该关注李白的。

余华(着名作家)：中国文人中抒情性最强的一个是李白、一个是屈原，他们的抒情性是后来所没有的，有一些原始性的东西在作品里。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比较开放的结构，唐代新的诗体是格律诗体，但李白是反格律的，开放的。他的诗翻译成外文诗意失去的比较少。如果说诗歌艺术主要的本质是抒情的话，李白的诗歌达到了抒情艺术的极致，有一定的世界性，外国人可能接受李白比接受杜甫更容易一点。

欧阳：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谈到中国古诗的翻译，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德国教授顾彬，他说他这一辈子想做的一件事是把杜甫晚年的《秋兴八首》翻成德文，这可不简单，这等于是在发明德语，因为用现有的德语是无法翻译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艾略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他说现代主义诗歌巨匠庞德对英语诗歌革命最持久、最具决定性的贡献，就是他翻译的唐诗，其中主要是李白诗歌。艾略特认为庞德发明了中国的古典诗，但实际上庞德本人不懂汉语，他是根据英国一个汉学家的笔记翻译出来的。庞德研究了唐诗，研究了李白，然后借助翻译完成了20世纪现代英语诗歌最为深刻的语言革命。

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中国现代诗人觉得古典诗歌遗产没什么用了，外国现代诗人反而在其中发现了有用的东西。

-继承文化遗产是一件长期的、很复杂的事，现在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读者一代一代在流失，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接受文化遗产要创造性地去接受

-我们中国人纪念西方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比纪念自己的文化名人来得更贴近一些，比如纪念莎士比亚。可能普通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的比普通英国人还多

钱：我在四川开学术会议时，感到四川人对李白有很深的感情，对杜甫也有感情。这两个人是可以相互并立的，相互补充的。李白是复古的，他特别崇尚古人，而杜甫是革命性的。李白做出来的事情也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李白是没法学习的，只能是文化吸取，把他当成一种高度。李白不能像学习杜甫那样去学习。

余：中国的文化遗产太丰富，你不读不知道。我小时候以为就是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以为就是红楼梦、三国演义，现在才知道，要把中国古典文学全看完是不可能的，太浩瀚。虽然文言文两百个字就能构成一部长篇小说，但是这样浓缩的东西你读不完。顾彬要做的翻译工作，别说是翻译成德文，就是译成白话文汉语也很困难。比如说杜甫对待山对待道路的感觉，他的思维状态和李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怎么翻译？继承文化遗产是一件长期的、很复杂的事，现在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读者一代一代在流失，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接受文化遗产要创造性地去接受。苏东坡为什么是受到李白影响的文人中最成功的一位，关键在于李白影响了他的原创性，而不是抹杀了他的原创性，这是最重要的。苏东坡通过他的原创性让我们再度了解李白的原创性，两者之间不是单纯的模仿。

欧阳：当代中国文学和诗歌创作，进入语言上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吗？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刚才提到，我们中国人纪念西方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比纪念自己的文化名人来得更贴近一些，比如纪念莎士比亚。可能普通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的比普通英国人还多。所以我认为纪念李白这样的中国文化名人，含有拓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的战略考虑。

余：1999年我去都灵参加一个国际书展，遇到一个拿过布克奖的英国作家，他说英国现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学文学的，大部分都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英国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是很隆重的，但还是留不住自己的文化遗产。民众对此不可能像对奥运会那么热衷，因为那毕竟是对过去的遗产。美国也差不多，福克纳诞辰100周年时我正好去他的家乡，美国主要报纸也就发一点小消息，只有家乡小镇(比邮票还小，大概走两分钟就没了)报纸的所有版面都给了他。假如我们中国要纪念文化名人的话，365天每天都有，而且是国家纪念国家的名人，省里纪念省里的名人，县里纪念县里的名人，甚至有些乡还纪念他们乡的名人，最终事情搞得很乱。所以我们在李白诞辰1300周年时纪念李白，重要的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刘：不管用什么样的纪念手段，关键是怎样看待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遗产对我们当代人有什么意义，这里有一个寻找文化定点的问题。国外纪念文化名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文化背景，人们能非常自豪地说起自己所代表的文化，个人背后的东西。我们呢？

欧阳：对我来说，参与纪念李白的活动，其实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现在正在转型，大家的兴趣似乎整个一边倒地在经济、市场方面。因此，我将李白身上所体现的诗意，那样一种精神上光耀的东西，看作是对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实用化的当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很好的提醒。顾彬有个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和当代诗里面的许多精髓，要通过像他这样的欧洲人来传达。因为德国经济分配早已体制化了，一个大学教授可以不考虑金钱，他的精力和心灵活动完全省了下来，可以用来关注诗歌和艺术。像顾彬教授为翻译杜甫的《秋兴八首》而绞尽脑汁，如今这种现象在哪个中国人身上还能看到？我觉得纪念李白，正是因为他的诗歌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的生存处境、生存品质，是一个独特的提醒。

-树木受到阳光的影响后，是以树木的方式成长的

-我们没有像巴赫或贝多芬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有像莫扎特这样的人，突然把这麼多的展露在民间的音乐资源建筑成巨大的音乐

刘：余华先生，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作家，本身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包括写作也会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此你能谈一谈吗？

余：提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这是一个好事。魏晋时期的文学就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唐朝是文化上的大唐盛世，宋朝、元朝就更不用说，到了明、清也一样。整个19世纪欧洲文学也是如此，莎士比亚的三个戏翻译成法文后在巴黎上演，结果引起轰动，英国文学突然刺激了法国文学，造就了法国一代大师，像雨果和巴尔扎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再强大，慢慢也会变得有点萎靡不振，当外来文化进来时，肯定会促进你。重要的是，外国文学对我这样一个中国作家的影响，包括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包括同时代作家之间的影响，都是一种阳光对树木的影响，关键是树木受到阳光的影响后是以树木的方式来成长，不会改变成阳光的方式。这就是创造。

欧阳：能否用李白来定义中国文化呢？定义欧洲文化肯定离不开莎士比亚和巴赫这样的人，巴赫不仅仅是一个作曲家，他完全是一种文化现象。哪怕现在没人听巴赫，都去听摇滚乐，也不妨碍巴赫作为欧洲文化的奠基者。莎士比亚肯定不如一个英国的摇滚乐队(比如辣妹)那么热，那么流行，这是肯定的，但你能因此就说辣妹和贝克汉姆可以取代莎士比亚成为定义英国文化的基石吗？

余：说到巴赫，他非常像中国的李白。1999年我去德国，刚好是巴赫逝世200周年，整个德国各种纪念活动非常的多，我印象深刻的是巴赫逝世的那天，广播里面不断播放巴赫音乐，24小时全部是巴赫的音乐，别的节目没有了。我相信巴赫对整个德国人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为什么他的音乐那么多人喜欢？与李白一样，他是个老百姓，一个非常着名的管风琴演奏家，收集了很多乡间的音乐，并从中创作出了自己的音乐。他的音乐是德国音乐，当然也是全世界音乐的宝贵财富。巴赫写的音乐在他的时代被认为是相当世俗的东西，而今天我们听起来却是一种非常神圣的音乐。李白的诗不也一样吗，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带有世俗倾向的诗人，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非常神圣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曾经有人问我是不是喜欢当代中国的音乐，我说我不怎么喜欢，虽然我写作也受到中国音乐的一些元素的影响。我们没有像巴赫或贝多芬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有像莫扎特这样的人，突然把这麼多的展露在民间的音乐资源建筑成巨大的音乐。现在谭盾等人在做一些工作，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气候，真正要把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发扬光大，是要有一些像巴赫、莫扎特这样的人来做原创性的发掘，这样我觉得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得以保存发扬。

-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都很有意思，我们这次用演出和展览的方式纪念李白也应该产生有益的影响。作为文化人，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宣扬和推广自己的文化名人

-我们不希望纪念李白的活动成为学术的讨论或是一个小圈子范围的事，而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

欧阳：西方纪念文学家、音乐家之类的文化名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电影。莎士比亚，乔伊斯，艾略特，马勒，韩波和魏尔伦，肖邦，贝多芬，莫扎特，都拍了电影。而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好像总是在拍皇帝，很少有拍文化名人的。

余：我看过电影《莫扎特》和《沙翁情史》，这肯定是纪念的一种方式，绝对不会是刚好赶到他诞辰或逝世多少周年才拍的。还有另外一种纪念方式，一个作家对很多后来者，像李白对很多后来者，无论是在大学里研究他的人，还是普通读者，纪念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我去福克纳家乡时，听人讲了一个故事。福克纳生前特别爱喝酒，全世界喜爱他的人以带一瓶威士忌洒在他的墓地上的方式纪念他。1988年春，来了一个与福克纳一样矮小的小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瓶特别名贵的威士忌，在墓地边坐了两个小时，洒完酒后，因为要等车，他便去了一个我也很爱去的小书店，一声不吭地翻书，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如果书店老板注意一下他，就会知道，他就是佳西亚·马尔克斯。这成了他们城镇最骄傲的段子，来人就说。

欧阳：我在美国居住时，1994年1月，碰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在报上读到过一则让人感慨的消息。下雪那天正赶上爱伦·波的生日，这之前每到这天的早上5点钟，都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男子，开车过来在他墓前放一朵黑玫瑰，这样做已经持续40年了，从未间断。那天因为雪太大，积了一米多厚，当地人以为他肯定不会出现，但到了早上5点钟，有人还是习惯性地起来看了一眼，那人徒步走来，在5点钟准时将一朵黑玫瑰放在波的墓前，这恐怕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阿根廷有个探戈歌王死于空难后，人们为他塑了一个叼着根烟的塑像，因为他生前手里不离烟。据说他手头的烟永远都点着，永远有人去续上。法国的萨特生前习惯在咖啡馆写作，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他的固定位置。他死后，那个专座一直空着，没人占用，这也是一种纪念方式。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都很有意思，我们这次用这种演出和展览的方式纪念李白也应该产生有益的影响。作为文化人，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宣扬和推广自己的文化名人。

刘：我们做这个纪念活动本身是面对大众的，演出是面对大众，北青报本身就是一个大众的媒体，我们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是大众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纪念李白的活动成为学术的讨论或是一个小圈子范围的事，而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纪念他的现实意义在哪？

钱：中国人的纪念方式通常较为含蓄。比如纪念李白，你可以去读书，文献都在这里，你恰好读到一个地方，作为朋友，你告诉我书里有一段话、一种思想打动了你，向大家传播一下，大家知道了。时值李白诞辰1300周年，平时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角度，现在从展览或演出的角度来看看李白，来思考和纪念他。我们任何人身上都有祖先的基因，每一个读过古典文学的人身上都有李白的基因，杜甫的基因，这毫无疑问。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呈现的方式不同，但是肯定有。这麼一个纪念李白的活动，有些人会借此更深入地去了解一种东西。经济学者有一个最重要的假设：一切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最大的事是挣钱，实际上学会怎样花钱比学会怎么挣钱对于人的影响更大。人怎么花钱有两个方面：为自己的身体和为自己的精神，你为哪方面花的钱更多？

欧阳：记得一位当代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句话：一个读诗的人肯定比一个完全不读诗的人生活得要好一些。所以，读读李白的诗歌吧。

-李白诞辰1300周年纪念活动

要目

名为《梦白》的大型现代舞剧(2月5日、6日，天桥剧场)是广东现代舞蹈团为纪念李白特意创作的。他们用现代舞蹈的语汇表现了诗人的狂放性格，勾勒出诗人热爱生活，向往自然，感怀人生的情愫，采用大写意的手法，古代与现代在同一舞台空间并置。同时，还以世界各国现代音乐为基本素材，用电脑进行编排整合，构成了舞剧的音乐背景。整部舞剧充分显示了它的多元性和世界性。

交响音乐会《明月出天山》(2月7日，天桥剧场)则凸现出李白诗歌与音乐的不解之缘。郭文景的《蜀道难》就是根据李白这首着名歌行体长诗创作的交响合唱。周龙的《唐诗四首》分别摄取了包括李白《听蜀僧弹琴》在内的四首唐诗的意境。郭文景和周龙着力于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他们用西方交响音乐的基本手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元素，加上自身的内心体验，创作出了既传统又现代、既本土化又有世界性的作品。

诗歌剧场《天地一太白》(2月9日、10日，天桥剧场)特别强调李白诗歌与当代人生存现状的相互映照、相互交融。演出将特邀唐国强、焦晃、鲍国安、石维坚等表演艺术家登台，用他们或热情奔放或深沈内敛的朗诵传递诗人对人生、自然、永恒的情感体验。整场诗歌晚会中，由着名演员鲍国安扮演的李白将多次出现，演出的主创人员极富想象力地使李白‘复活’于舞台之上，让李白与自己的诗作重逢，让他与现代人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演出当晚将有多个国家的外交官登上舞台，用各自国家的语言朗诵《静夜思》。

Ⅳ 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

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是可以用言词说出来，不是永恒的“名”’。

“名”是概念，必须用“名”界定“道”。“名”是言语及思想的基本单位，没有“名”就不能思考，也不能说话。“名以指实”，意即名称是用来指涉真实之物的，不能虚构。

比如，如果没有茶杯、冰箱的实物，光说这两个词，别人也不懂其义，等于平白杜撰一个“东西”。反之，虚构的事，像“一加一等于二”是计算单位，只能在书本上出现，实际上是看不到的。

“名”用来指真实之物，作用是符号或象征，因此有调整与改变的空间。比如中文叫“茶杯”，英语则叫“cup”，同样的“东西”却有不一样的名称，这就表示名称可以经过大家同意，约定俗成加以修订。老子体验到“道”之后，发现“道”不能说。

就像《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到，“道”根本就没有名字，“强字之曰道”，只是勉强取个名字叫做“道”。我们今天读“道”读得容易，这其实是老子勉强说的，他认为“究竟真实”没有名字，但是要体验“道”时却不能不说，不然无法学到东西。

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译文：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用言词说出来，不是永恒的“名”’。“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源，从“无”中去观察“道”的奥妙；经常从“有”中去认识“道”的端倪。

“无”和“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具有不同的名称。它们都可以说是很幽深的；极远极深，是一切变化的总门。

(4)德国人怎么评价李白扩展阅读

先有物质存在就是“道”，后有意识产生就是“名”，这就是两千年前老子提出的唯物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名和道，都出自同一个事物，一个是客观存在；一个是对存在的认识。认识是在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不断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揭示出来了。

与今天人们所说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哲学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深刻内涵所在。

Ⅳ 再别康桥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再别康桥》表达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对康桥的依依不舍、留恋之情。全诗以离别康桥时感情起伏为线索，抒发了对康桥依依惜别的深情。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新月派代表诗人。

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

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5)德国人怎么评价李白扩展阅读：

此诗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康桥，即英国着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

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心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

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中国南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节”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Ⅵ 窦文涛：德国人为什么对李白感兴趣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是文道，陪着咱们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聊。而且我发现有一个话题，你们两个人都很看中，就是翻译。这个翻译，对文化的变革，或者交融，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
梁文道：当然。
窦文涛：但实际上，好像现在也没有太多人，很把翻译当回事。我看到很多所谓翻译的书，老实讲，外文也很糟糕，中文也很糟糕。但是，咱们可以从最近一个女翻译说起，你知道吗？最近在中国，火了一个女翻译，被称为是最上镜的，最有才的，最有气质的美女，反正中国什么都是美女，翻译。
梁文道：什么都变美女。
窦文涛：你看看这个照片，顾教授，你看，这是前些天，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这个女翻译，说是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叫张璐。据说是外交学院，还是国际法专业毕业的。
梁文道：对。
窦文涛：大家觉得她不得了的地方是什么？这个温总理讲话，引用很多古诗文。老实讲，我很难相信，除非是温总理事先告诉她，我要说这句。要不然她怎么——你比如说她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你连中文恐怕都听不出来是哪几个字。她居然当场翻译。
梁文道：翻得还不错。
窦文涛：翻得还不错，他们说，据她自己讲，她说她平时就注意搜集这个领导人讲话引用一些什么成语，这个古翻译，就是古文的翻译。而且平常自己也加紧古文功底的学习，但是都是很难相信，你比如说他们讲的，有些事很有意思。这个温总理引用《离骚》的，叫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就是说她翻译的好，因为在英文里，九死，死九次，不是个习惯用法。英文里，据说要死一千次，所以她翻译的，她就说要死一千次也不后悔。这个大家很惊讶，另外我觉得，你像说到两岸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温家宝讲的那个话，叫做什么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就是虽然有小的争执，但还是一家人，还是亲人。光懿亲这两个字，她仅凭听，她怎么能听得出来呢？我很难相信。
还得说咱女翻译厉害。但是从这个话题，两位可以说说，你像顾教授刚才就给我讲，他说如果没有翻译，李白、杜甫这些人，怎么可能在世界文学界有地位？
梁文道：没错。
窦文涛：这我还是孤陋寡闻，李白、杜甫在德国，很有名吗？
顾彬：非常有名，对。
窦文涛：他们认为，我们这李白、杜甫是个什么样的诗人？
顾彬：是这样的，德国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李白，特别是德国的作家和文人，从19世纪末开始，因为那个李白，他代表一种自由感。当时因为德国还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文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自由，不能够享受什么自由。所以他们都想象李白学习，所以他们学他不少。
窦文涛：怪不得你现在喝中国白酒，也有李白之风。
顾彬：对，你说的很对。
梁文道：他这话，而且听顾教授说，他在喝白酒，很内行。
窦文涛：拿红酒杯子。
梁文道：总拿大杯子喝。
窦文涛：文道为什么这么注意翻译问题？
梁文道：因为我觉得，翻译，当然准不准确很重要。今天中国有那么多的翻译书，但是不准确，错的地方一大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翻译带来整个文化变化。我们很少中国人会注意到一点，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包括思想世界，是在很多次的翻译运动中形成的。这也就当然是当年佛教的意境，对不对？那是非常浩大的一个运动，那场翻译运动，几百年下来，影响多深！接下来就是近代，是不是？我们借着日本，转移了那么多新的观念跟文字进来，所以我觉得翻译……
窦文涛：也许是不是同时还有误解和误会？
梁文道：没错。
窦文涛：也这么翻译过来了？
梁文道：没错，所以翻译很重要，翻译是会彻底改变一个文化，它的整个世界观，它的框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反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准确这个东西就变得很模糊了。什么叫准确？比如说，我以前有时候常常在想一个事，就是很多人跟我说，你要要求准确，比如说我们要准确把日文的小说译到中文，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中国人是看不惯的，因为日本作家写东西，比如说他们常常会用这么一种说法，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啊，我这么说，也不算过分吧？”，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日文的作者。这个东西，把它译成中文，中文读者看不惯，所以中国读者，或者中国翻译者，有时候会想把它汉化，就想让这个日本人说中国话，想让德国人说中国话。但是在我看来，你这样子去要求的时候，第一，是不准确，第二就是它失去一个机会，就是把一个跟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看世界的方法带进来。这好像是德国的思想家本雅明就讲翻译的时候就说，翻译是让你能够进入，跟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一个世界嘛，对不对？
窦文涛：顾教授，对翻译怎么理解？
顾彬：是这样，如果没有翻译，没有什么新中国。如果马克思没有翻译成中文的话……
窦文涛：没错。
顾彬：没可能会说什么新中国，这是第一点。第二，中国翻译，一个翻译家，也可以创造一个民族的语言。比方说德文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德文的意思是说，老百姓在街上说的话。德国人，他五百年以前，他们说什么语言？他们说拉丁文，还是到18世纪，他们说，也写法语。德语他们不写。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德语？马丁·路德，他16世纪初开始翻译《圣经》。
窦文涛：马丁·路德。
顾彬：对，通过翻译《圣经》，他创造了我们的德文。但是我们还要等三百年，德国文人、作家越来越多用语言，所以到了歌德时代，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第一次能够碰到一个德国文人，他真的能够掌握德文。
窦文涛：几乎可以说德文是翻译创造的？
顾彬：通过翻译，对，通过翻译，因为马丁·路德，他用老百姓在街上说的话。
梁文道：它本来是个熟话，就是老百姓日常说的语言？
顾彬：对。
梁文道：不是一个高雅的，用书写的东西。
顾彬：因为《圣经》一定是翻译成拉丁文的，所以文人他们都可以看，他们不需要一个翻译成德文的《圣经》。但是路德他要求老百姓，他们应该自己看《圣经》里头有什么，所以他决定用德文翻译。
窦文涛：这等于当年咱那个白话文？
顾彬：是，对。

窦文涛：但是你对中国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怎么看？
顾彬：到了49年以前，我觉得无论是哪个时代，中文很有特色，中文很漂亮，比方说鲁迅、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他们写的中文，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是49年以后开始，因为语言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要治好一个国家，你应该考虑到语言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49年以后，有不少政治家们，他们也可以这么说，创造了普通话。通过普通话，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更创造一个新的重要，所以普通话和中国49年以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窦文涛：我听过一句哲学家的话，说这个世界本质上是语言构成的。
顾彬：是，对。
梁文道：对对。
窦文涛：这个话很深了。
梁文道：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我注意到顾彬教授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有一种批评，就是好比像说1949年以前，很多文学家，本身就是搞翻译的，你像鲁迅都翻译过很多东西。
顾彬：对。
窦文涛：他认为好像当代的中国作家，怎么懂外文的极少。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看原着，他看得是翻译过来的东西。这个你觉得，他就不能有好的文学吗？
顾彬：是这样，通过翻译工作，可以提高你自己母语水平。另外，你可以学一种完全新的语言，比如说45年以后，我们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伯尔，他说，纳粹分子把我们的德文完全破坏了。
窦文涛：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顾彬：对，我应该重新学德文，他说怎么重新学德文？通过翻译，他开始翻译美国的短篇小说。
窦文涛：为什么说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顾彬：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意识，来创造一种受不了的语言音。
窦文涛：受不了？
顾彬：因为他们想通过他们的语言，控制所有的人，和人家，通过语言，你可以控制人，所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梁文道：或者有一些语言，本来很重要。但是被纳粹滥用之后，就变味了。
窦文涛：比如我能想到的是一些口号式的语言，强迫性的语言。
梁文道：比如说纳粹很喜欢讲生命，对不对？这个字用多了之后，你一听，你就觉得好奇怪，就等于像在现在中国有一些字，你一听，人民的欢声笑语，这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但你一听，你就觉得肉麻，对不对？用多了，那种字，你就觉得怪了，就给用滥了。
窦文涛：还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我记得像中国有一个已故的作家叫王小波，他就说，他的文字风格的形成，跟中国老一辈一些翻译家，其实他说那些翻译家的文字能力，足够用来当作家，他们也能写出好的。但是他们投身在翻译，于是，他翻译出来的这些文体，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营养。
顾彬：是啊，北岛他自己也说过，如果他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办法看戴望舒的诗歌时，我们今天不能够重视我们今天重视的这个北岛，他肯定会变成完全另外一个北岛。
窦文涛：就是说他实际上翻译，不光是一个翻译一个意思。
顾彬：是。
窦文涛：他自己创造了一种文学？
梁文道：对。
顾彬：对，翻译是创造。
梁文道：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常常能够从翻译里面，就像顾教授刚才讲，你透过翻译的时候，你母语得到锻炼。而且同时在翻译里面，你会发现，重新发现自己。
顾彬：对。
梁文道：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很震撼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念中国哲学，我去念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门翻译中国哲学的一个学者，叫陈龙杰。他翻译很多中国哲学的东西到英文，我看他那些选集里面，他怎么去译中国古典，很震撼。怎么讲？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有时候，他会把八卦翻译成什么？他八卦怎么译成英文？你说？他翻译成宇宙的八种元素，你想想看？中国人，因为我们天天讲八卦，八卦。你讲的很熟了以后，你反而忽略了它很多层面的东西。
窦文涛：给我们启发。
梁文道：是吧，你一翻译，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就新鲜了。而且呢，他这么一译之后，你当然感觉到，八卦还不只是这个意思。还包括别的，但是呢，透过这个翻译，你才更认识到，原来中文，跟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跟英文是这么不一样，你有一个比较
窦文涛：互相辉映。
梁文道：对。
窦文涛：可以互相返照。
梁文道：对，学到很多很多，那时候看这种翻译。
窦文涛：顾教授，照你的观察，你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翻译界怎么样呢？
顾彬：听说，目前中国翻译方面上，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好像不怎么重视翻译，好像觉得翻译是什么工具。在德国是相反的，在德国，好的翻译家可以赚好多钱，另外可以获得好多好多翻译奖，所以好多翻译家，在德国可以好好过日子，没有问题。你别忘了，德国每年发表的70%的书，都是翻译本，美国，每年发表的书，才5%是译本，所以我们是一个翻译民族。
窦文涛：所以怪不得，但是我把这个话题转一转。就是刚才我听你讲到什么八种元素，我也想到，这个翻译，本身也代表了两种互相观察，你看我，我看你。也可能是有这个有色眼镜的？
顾彬：对。
窦文涛：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也很有趣，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个人跟我讲，说是他不能理解，德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说是据他看，最近这些年，德国媒体，发表的对中国的负面报导和评论，他说是欧洲国家最多的。
顾彬：是。
窦文涛：你觉得你能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顾彬：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比方说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南方日报》音），他们每天有关中国，肯定有好多好多消息，政治、经济、文化什么都有，每天都有。但是当地的报纸，也是，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奇怪。但是你不要忘了，德国人，他们从17世纪开始，从莱比尼茨开始，从中国来看自己，想通过中国哲学了解自己。
梁文道：《易经》。
顾彬：对，另外世纪末一个比较重要的当时会说德国，现在说维也纳的诗人，他说，我们的欧洲文化有问题，有困难，我们差不多完蛋了，所以我们应该向中国和印度学习，我们应该用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来恢复我们原来的文化。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我们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是从外面看我们自己，我们不行了。我们好像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想多通过中国，少通过美国，作为人。
窦文涛：所以在德国的东方学？
梁文道：一向很强。
窦文涛：也一向非常强势，非常有名的。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像你刚才说的，欧洲文化，它当年曾经用东方，寻找东方的理念，哲学来观察它自己。
顾彬：是。
窦文涛：但是今天为什么德国的媒体，有一种叫辱华亢奋症？就是说啊，一发现中国有什么反正不好的事情，好像就感觉相当的亢奋。
梁文道：兴奋。
窦文涛：很兴奋，这种心理又是怎么回事？
顾彬：不可否定有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德国好的报纸，比如说《法兰克福汇报》《南方日报》，他们不会这样。小报会这样，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窦文涛：但是是为什么呢？
顾彬：因为好像德国人，心里头，还怀有什么对中国人的恐惧感，好像还怀有。
窦文涛：你比如说有一个中国人跟我讲，他讲的很奇怪，他说跟他们的总理有关系。说因为他们的总理，原来是东德的，说是这个社会主义出来的，最讨厌社会主义。
顾彬：德国老实说，跟中国比较起来，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窦文涛：怎么讲？
顾彬：中国是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福利，很好，所以有的时候，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国家要给你的钱，比你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的钱还多。所以，国家真的会照顾所有的人，基本上社会上的人，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社会，那个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我们都不怕。
梁文道：对啊。
顾彬：但是那个民主德国，原来他们搞坏了的那个社会主义，这个是我们怕的。
梁文道：我很好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了解，就是一个国家的媒体，或者舆论，它集体的表现出对某个国家的一个意见的时候，因为在德国的时候，像顾教授讲的，其实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这么干，有一些小报爱这么干。我们了解一个特点，就是小报是什么样的报纸？小报它一定是要耸人听闻的，它一定要做一些夸张的言论的。而且它是最民粹的，它一定要满足最底层老百姓的心理。
窦文涛：我看中国的小报也这样。
梁文道：没错吧，所以每个国家的小报，都是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最排外。你注意看，很多国家的小报都是这样，我们中国的小报也是这样，有些报纸也像小报一样，极端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这个时候，你先要考虑这点。第二，就是有时候一个国家的这种媒体，它攻击外面的人，其实它重点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讨厌中国人，重点在于，他要透过这种讨厌，去表达一种对内的政治立场，就等于像在美国，我看到很奇怪，美国有些共和党的右派，他很排外，他老骂欧洲。但是你说他真了解欧洲吗？他不了解，他骂欧洲，其实是为了用来骂民主党，因为他说你们民主党，都是跟欧洲人混一块的，所以我想，我在想，德国会不会也有这个情况，是党派的？
顾彬：也会有，对。
窦文涛：那么过去我们说，比如像德国，像欧洲曾经出现过，对东方的一种想象。想象比如说是孔孟之道，或者是东方的这些。我想知道今天的德国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它的传统文化？
顾彬：对，很多很多德国人，是这样看中国的，所以觉得非常遗憾。中国人，到现在，好像不太重视自己的文化。
窦文涛：那么他们现在眼中的中国，是一个什么道统的中国呢？
顾彬：因为他们大部分只能够在德国跟中国的接触，所以他们在博物馆，还是看书的时候，能够跟中国接触。但是还好，最近有德国不少的博物馆，他们可以请中国最古老的文物在德国展览，你不相信会来多少人来看一看。德国人特别喜欢，非常重视中国古代的文物，孔子，在德国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老子，庄子也是，庄子，老子，他们影响我们20世纪的哲学，也影响着我们20世纪文学，所以如果比方说没有什么老子（的书）翻成德文的话，我们可能从来不能够说（杜别林音），因为他看的老子《道德经》以后，能够创造第一部德国完全是现代性的一部小说。
窦文涛：听说着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跟孔子也很有互相引发的关系？
顾彬：对，他们也有一个说法，一直的。
窦文涛：德国人觉得像中国的这些东方的哲学，是一种救世之道吗？
顾彬：不明白。
窦文涛：挽救世界的？
顾彬：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