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是如何操作德国的人民的心理

A. 关于纳粹，希特勒是怎么煽动整个民族的

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于是创了魏玛共和国，但是，由于苛刻的凡尔赛条约的关系，德国不得不割地赔款，而且还要缩减其军备。然而战败的德国无力赔偿。于是，德国人在失业，通货膨胀，外交屈辱的困境中。民族心理转趋极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魏玛共和渐渐的不被人民所信任，给予纳粹兴起的机会。而鼓吹对外侵略之思想。
造成民德新纳粹主义思潮影响扩大的原因主要是：
（1）在德国统一呼声很高的情况下，一部分德国公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给新纳粹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市场；
（2）两德边界打通以来，民德的新纳粹与西部的新纳粹组织建立了联系，受到了鼓舞和推动；
（3）民德发生动乱以来，特别是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以来，民德经济急剧恶化，失业大量增加，在民德居民中引起了一种对前途悲观绝望的情绪是新纳粹主义的影响陡然增加的社会土壤。这些新纳粹和极右组织十分重视在青年人中扩大影响。据民德“青年问题研究所”1990年初提供的民意调查结果，在民德大约有20%的青年人有极右倾向，而在东柏林和莱比锡则有高达60%的青年人有这种倾向。民德新纳粹主义和极右势力的影响的增加，正如西部地区新纳粹活动日益猖狂一样，已经引起西欧乃至世界的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

B. 希特勒是如何给德国民众洗脑的

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有清醒头脑的爱国人士，反对纳粹极权操作国家机器愚弄民众，却被盖世太保诬陷是“卖国贼”。这些真正的爱爱国者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眼中钉”，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危害国家的稳定”，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二战结束，德国民众重新审视了历史，才明白爱国不等于爱纳粹，真正的爱国是要维护国家不被纳粹操作，真正维护民众的权益为根本的。

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整个德国陷入了暴力与谎言。为了维护极权，希特勒采用了两个手段：利用盖世太保，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将人拉入监狱，甚至很多人被秘密处死。另一个手段，便是动用国家机器，不断的利用媒体宣传“纳粹思想”，不断制造谎言，达到洗脑的目地。

在这种恶毒的媒体宣传下，大量的德国民众被欺骗，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维怪圈。

一、混淆了“国家”与“纳粹”的概念：

被洗脑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没有纳粹就没有德国的存在，德国的发展要依赖纳粹的统治。甚至很多民众陷入了一种误区：认为离开了纳粹统治，德国就会发生动乱。事实上是，德国并没有因为纳粹而变的强大，反而因为纳粹被卷入了二战。二战后，没有了纳粹统治的西德迅速进入了真正的稳定状态，经济不断发展，民众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谁在养活谁：

虽然希特勒在统治德国期间，搞了不少的经济项目，表面上德国的经济是因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事实上是德国民众的财富被大量的变相掠夺。为了维持自己和情妇的奢侈生活，为了维持庞大的盖世太保机构，只能从民众那里进行掠夺。

由于希特勒上台前恰恰是德国经济低迷的时期，于是希特勒紧紧抓住了德国人怕失业的心理，大量的引进军工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赚来了大量的财富。可怜的德国人竟然认为是希特勒和纳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对希特勒产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没意识到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辛苦劳动所得。事实上是德国民众用自己辛苦的劳动养肥了希特勒，养活了一大批以监视民众为乐的盖世太保。

三、认敌为友

在希特勒的洗脑下，德国民众将墨索里尼视为“德国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认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对德国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结果是这个“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国的悲剧。

四、处处防人

在盖世太保无孔不入的监视下，德国民众即使对纳粹有意见，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了保护自己，德国人觉的谁都可能是盖世太保，甚至亲朋好友之间也充满了戒心。

五、真正的爱国者反而成了民众的“眼中钉”

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有清醒头脑的爱国人士，反对纳粹极权操作国家机器愚弄民众，却被盖世太保诬陷是“卖国贼”。这些真正的爱爱国者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眼中钉”，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危害国家的稳定”，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二战结束，德国民众重新审视了历史，才明白爱国不等于爱纳粹，真正的爱国是要维护国家不被纳粹操作，真正维护民众的权益为根本的。

假如当年德国民众能清醒的意识到纳粹的危害，那么德国也许就避免了战争。假如德国人谁都不加入纳粹，那么德国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惧和担心中，也不必为此极权的奢侈和其属下的盖世太保机构负担如此庞大的开支。遗憾的是，德国人被谎言蒙骗，最终整个德国卷入了灾难。可见，纳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国国家稳定和损害德国民众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没有了纳粹的德国，获得了新生，民众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强国。

C. 希特勒是怎么俘获德国人民和德国军人的心的那可是纳粹思想啊！好羡慕希特勒。

以口才征服世界-希特勒的演讲能力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的作者哈特认为：“就其动员人民从事重大行动的能力而言，希特勒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家。”
应当说，希特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下士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杀人恶魔，全凭他的一张不烂之舌。
演讲吸引来了人才和钱财
希特勒的目标是想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要实现狼子野心，单靠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网罗一批骨干帮手。令希特勒高兴的是，很多骨干帮手根本用不着三顾茅庐，不请自家就找上门来了。之所以会如此，实与希特勒超人的口才分不开。可以说，希特勒最重要的几名骨干全是听了希特勒的演说之后，因为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愿屈居希特勒之下，跟着混世魔王闯天下。
鲁道夫·赫斯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第二号人物。他因偶尔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震惊于希特勒的口才，便加入了纳粹党。戈培尔是希特勒手下的宣传部长，是希特勒的股竤大臣。此人也不缺少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加之又获得过哲学博士，对一般人的口才都不以为然，但对希特勒的口才，由衷的佩服。1922年，他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立即决定加入纳粹党。稍后几年，他与希特勒的思想发生冲突，但听了希特勒一场三小时的“精彩之极”的演讲，立即“怀疑自己的看法”，决定要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戈培尔日记中的话语）。
演讲不仅吸引来了心腹大臣，而且还带来了大批政治捐款。
汉夫施丹格尔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劝他听听希特勒的演讲，他就去了。这一去，他就成了纳粹党徒了，因为他对希特勒的滔滔雄辩极为倾倒，爱屋及乌，他就信仰起了纳粹主义来了。纳粹党从这位信徒那里确实获益不小。汉夫施丹格尔借给纳粹党一笔巨款，使纳粹党报《人民观察报》得以维持下去。
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是1923年在慕尼黑结识希特勒的。初次见面就被希特勒口若悬河的辩才征服了，慷慨解囊，甩手就向当时尚不为人知的纳粹党捐资10万金马克（2.5万美元）。
可以说，纳粹的许多钱财都是富商感于希特勒的口才魅力自愿从腰包里掏出的。
沉默寡言的少年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希特勒，少时却沉默寡言，羞怯怕生。这种性格按理说不应属于一位卓越的演说家。形成希特勒这种性格的原因有二：一是6岁弟弟的死亡在心理上造成了极深的创伤，给他的生活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二是性格暴躁的父亲强迫他不得学习他喜欢的美术。如果说弟弟的死使希特勒变得孤独，那么暴躁父亲的强制则使希特勒变得沉默寡言。
希特勒在小学、中学都没有给老师留下能言善辩的印象。无疑，希特勒是有演讲天才的，但在沉默寡言的外表下面，老师难以发现这一天赋才能。只有一位老师似乎有所留意，但在评价时却用了一个贬义词：强辩。也许这位老师是在希特勒与别的老师或同学的争辩中发现希特勒这一才能的，所以才对希特勒有了“好强辩”的印象。故他俘获了人民的心。
希望回答可以帮到你

D. 德国纳粹是怎么控制群众的德国真的懂得反思战争吗

鄙人学学浅粗陋地认为纳粹是这样控制群众的:

1、民族情绪，美好未来

众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有极高演讲天赋，有很高个人魅力的战争恶魔。他的飞黄腾达，恰逢其时，一战后的德国被战胜国的巨头们，压的不能喘气。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更让普通的德国人，对那场天灾人祸恨的牙痒痒。所以二战前的德国就像一堆机易引燃的干草。而阿道夫.希特勒的军国主义言论，就成了点燃德国民众所以负面情绪的火焰。

至于战后德国悔改，应该是真的，因为二战后的德国，得到美帝支持，牵制苏联，它再也不是一战后的“受气小媳妇”。而是被人央求的“小祖宗”。故此富起来的德国，那还有心思去在听纳粹那一套啊!故此，仓廪实、知反思。

E. 希特勒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德国从一战以后迅速强大整体改善了人民生活 希特勒具体采取了哪%

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相反，德国在和平时期就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全面准备。因此在整个战争的前半个时期，它根本不用在经济方面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或动员，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工作。只有在闪电战失败、不得不对军事资源实行全面动员之后，德国的“战争经济”时期才真正开始。
一个国家战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其技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首次试图发展与战略需求相适应的经济控制手段。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凑合起来的，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由于这些经济控制手段决定了每一个工业部门得到的原料和资源的数量，所以这些相关的控制部门就取得了对整个德国经济进行组织、分配和操纵的重要权力。在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其重整军备政策是在考虑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制定出来的，因此能够比一战时期更加完善地及时完成经济生产向战争方面转变的计划。下面将对第三帝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战争努力

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国防军就在为德国的重新武装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德国的总体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国家通常的那些经济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向总体化的重整军备目标转变。这样的转变，是与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而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明确阐明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从以下两个政治口号中得到精辟的概括：一个是“扩张领土”，另外一个是“征服生存空间”。在德国1936年的“四年计划”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会议记录》（注）中，都详细地对这些目的做了解释。

这些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以项雄心勃勃的军备计划。到了1936年，德国的军备力量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备力量。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累计军费开支已经达600亿帝国马克，所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当于德国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为1%（见下表）

由于德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区）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只能负责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为了担负如此庞大的开支，就必须建立起新的财政程序和财政制度。

德国政府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政府为了重整军备而负担着巨额的债务，发行了一种“冶金研究所证券”。“冶金研究所”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机构，它的资本由各主要军火生产厂家提供。德国政府用这种证券偿付军火购置费用，而在德意志银行的担保下，这种证券交到军火生产商手中后将不兑现，或尽量把兑现期延后，利息由政府支付。这就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笔规模巨大的信贷。在1937—1938财政年度快结束时，已经发行的冶金研究所证券面值达12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实际兑现的只有15亿帝国马克。到了1939年，军火生产商手中到期兑现的冶金研究所证券由不付利息的国库券代替现金支付。这样，德国政府（独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的全部信贷权。

在希特勒执政的初期，制造军火的原料和农产品都发生过短缺情况，军队的汽油储备也即将耗尽。这种物资短缺是德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苛刻条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顾到军费开支，又要满足民间的经济需求，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国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国家得以从全国岁入中抽调更多的钱，才得以偿还了日益增加的公众债务。

第三帝国最喜欢标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德国庞大的失业人口问题。不断扩大的军备需要刺激着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畸形繁荣发展。“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这些失业大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尽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会的总体购买力增加了。当然，德国国内基本消费品的匮乏使得购买力的增加仅仅停留在帐面上。作为解决途径之一，纳粹提倡德国的人民大众一种朴素的、农民式的简朴生活，求温饱不求奢华。号召人们用鱼代肉，用黑面包替代白面包，用人造黄油替代真正的黄油。高级食品如野味、贝类、鱼子酱、肥鹅肝和进口的高级酒类仅仅在大饭店和高级食品店里出售，享用这些美味被宣传为非德意志的、罪恶的和堕落的行为。普通的中产阶级美味如热带水果、进口肉类、咖啡、白面包和新鲜黄油，在德国的市面上也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总体上讲，在当时德国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问题。

除了国内的困难以外，德国对外贸易的条件也变坏了。1933年之前，德国曾经因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而获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对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国政府官员就曾经考虑过，如果军备扩张速度保持不变，就从1935年秋季开始在德国国内实行食物配给制度。军备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时提高，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担任原料和通货部的调解员，随后又任命他为这个部的经济协调员，专门负责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1936年之后，德国利用先进的工业产品向中国、丹麦、苏联和东欧各国换取了大量农产品和原料。但是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

燃料问题比对外贸易和原料供应方面的问题都严重。这是后来在1936年制订备战的“四年计划”的主要原因。德国的石油主要来自罗马尼亚和波斯湾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还从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进口少量石油和油页岩。德国国防军曾经发誓要在德国生产出人工合成汽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及考虑到战时不依赖国外的石油来源，就必须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产燃油。这个任务交给了规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钢铁和橡胶方面自给自足化的尝试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进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费品方面的尝试一样，最终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胶工业除外）。

注：《霍斯巴赫会议记录》，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上校。他以记录官身份参加了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开的军事首脑会议，记录了希特勒讲述的纳粹德国侵略扩张计划的细节，并在11月10日将其整理提交给总参谋部。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长篇大论，并详细地阐述了征服各个国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苏联的重要的初步行动。后来纳粹德国按照这个顺序开始了战争行动。出席会议的有希特勒、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男爵、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这份会议记录后来成为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的重要证据。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备战计划”

1936年8月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全面备战的“四年计划”。他随后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全权负责人。德国开始了全面的战争经济计划阶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计划要达到的目标。经济上承担的任务是，给德国人民创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条件，也就是说，给德国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鉴于德国经济的发展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受到限制，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扩大“生存空间”才能保证德国人民获得生活的资料。换言之，也就是为德国获取食品和原料的来源。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德国的经济只能部分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时间里，德国经济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保证人民的生活条件，另外一个是创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条件。军事上的努力要辅之以经济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内，要组织调整德国的经济，以便支援耗费巨大的战争。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燃油、合成橡胶、钢铁、化工工业，以减少德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

希特勒对经济工作的指示是德国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为获取国外原料，武装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后来从一些缴获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经济部门为德国夺取原料产地做出的一些建议和贡献。这些建议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老生常谈，即德国如何武装起来打赢最后一场战争。与德皇的军火和经济巨头们在一战当中所做的同样建议比较起来，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与扩张主义联系起来。这和经济部长雅尔马·沙赫特的最终目标——重振德国经济并使之重返世界市场——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国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经济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负责的四年计划委员会。

德国出现了以戈林及其亲信为核心的一个特殊集团，掌握着全国的贸易、生产、国民经济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军头子的戈林领导下，这种分配必然向空军、航空工业部门以及遍及德国各地的所谓“赫尔曼·戈林”康采恩的各个企业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间，四年计划的组织和目的几次改变，但从1938年夏季开始，它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就已经集中到拟订发展原料和常用消费品的计划。在这一时期，四年计划也考虑到了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工资和物价的管制、劳工、海外投资等问题也在这项计划的考虑范围之内。也是从1938年夏季开始，计划人员把发展那些与装备机械化部队有关的工业列为首要的考虑重点，包括那些制造合成燃料、装甲、枪炮和发动机的工厂。从宣战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相关执行组织成了整个德国战争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它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燃料，但是并没能消灭那种官僚机构的争权夺利和拖拉延误的作风。这样一来，事先制订好的发展原料、消费品和合成制品的指标必然要经常修改，数量多得不合理，时间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本应该由军方掌握，但是也被放进了四年计划那些生产原料和消费品的计划之中。同时，四年计划下属各部门各自为政，通常不能从全局的角度考虑资本的周转、生产的周期、劳动力的分配和运输的途径，因此这些部门常常是产生错误的根源。当然，这种体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某些资源全部集中到某一个部门掌管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计划在德国的战争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进行确切的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业部门中控制个别的项目。但是可以从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看出它的各种活动的规模。从1936年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总投资额达132.5亿帝国马克，占该时期德国工业总投资额的50%。在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生产碳氢化合物的投资占41%，合成纺织品的投资占21%，生产重金属的投资占10%，生产炸药、弹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资占12%。尽管一些生产项目没有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四年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起码德国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当中，德国的这些战争物资从来没出现过严重的短缺。

尽管军工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投资，但是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长。德国政府担心消费品的短缺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国工业投资结构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变说明，经济体系的负担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断地加以调整，以便使各个部门之间出现的不平衡得到纠正。虽然经济上出现了这种状况，但是人们不能因此推理说，因为军备开支如此之高，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纳粹思想的唯物力论造成了生产状况的极度紧张，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社会压力逐渐增大，同时也使战争的诱惑力增大。同样，德国那种以备战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存在极其危险的局限性。即使社会公众舆论未对这种战争经济动员加以阻碍，这种经济也只有在不断爆发危机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战争经济的确立

战争爆发伊始，德国与其软弱而无准备的邻国相比，在战争物资的储备方面享有优势，从而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样就使得他们得以利用闪电战战术，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在战争准备上的那些愿望和目标得到了实现。尽管德国的大部分资源均划归军用，但是它的战争机器并未能如它的宣传鼓动人员所说的那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之中。一种倾向是搞战争经济。另外一种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粹党在表面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在对这两个倾向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办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最后由希特勒拍板决定，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国进入战争之前的一个阶段，必须使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德国也得以借这个机会大量囤积非武器方面的战争物资——到开战时，德国已经储备了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的粮食、糖，27万吨猪油、腌肥肉和黄油，以及大量的饲料用燕麦、玉米。同时，德国军方还囤积了很多皮革、布匹和丝绸（可以用来制作降落伞等战争物资）。这些都是战前的努力成果。事实上，与英国在1940年窘迫的处境相比，德国人民的生活在该年达到了战时的最高水平。从被占领国家运来的大量农产品、肉类和奢侈品繁荣了德国的市场，被占领国家支付的巨额占领费更使得德国得以将这些国家的消费品市场搜刮一空。而英国却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费量分别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黄油、茶叶和咖啡的配给量几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国孩子在1946年之前没有见到过香蕉。

另外一方面，尽管存在很多的内部问题，但是事实证明，由中央统一计划经济问题这种策略对当时以战争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德国来说是正确的，就象在战场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一样，对于战时经济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数据所说明的，英国的战争准备极糟，战争爆发后的对经济的笼统计划和管制也不适用于英国那种民主政治制度。

战争爆发后，德国建立了上夜班、节假日上班和奖励加班加点的制度。工人们在战争初期很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换取加班费。某些部门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到12小时（不包括后期的奴隶劳工）。1940年1月，德国新征召的工人数量达到了140万。到1942年下降到了80万——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劳工的补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劳动分工制度。

从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工人薪金的变化等指标来看，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动员规模并没有扩大。甚至一系列与战争努力有关的法律因为效果没有预期的明显，也在开战后不久就被废除了。这样，限制工人自由流动和冻结最高工资两个德国劳工政策的核心指导方针都在无形中失效了。德国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间增长了10.4%。德国妇女的动员并不象英国那样有效。德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妇女的工作岗位就是厨房和缝纫间。英国的妇女劳动力在开战后增加了18%，大量妇女补充到军工生产、后勤、交通、农业等部门中。同一时期，德国的妇女劳动力数量却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国兵工厂的人数只增加了11%。兵工厂的大生产直到阿尔伯特·施佩尔掌管这方面个工作时方才开始。

当战争拖延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时，德国建立了一种能够充分满足战争需要的体制。此时也是经济动员的第二个阶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认，闪电战没能打倒苏联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对速战速决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拟定战略计划。德国国内、被占领地区以及德国卫星国的战争经济发展方向，随着两个人的职务任命而有所变化。一个是施佩尔就任武器和军事工业部部长；另外一个是弗里茨·沙克尔在1942年春担任劳工部长。施佩尔倾向于搞集权，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也同意工厂加强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拟定计划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为这些老方法已经因为各式各样的权力斗争、争权夺利和随意修改而变得不实用了。施佩尔搞集权的方法一开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国国防军内部某些部门的反对。尤其可怕的是来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尔曾经自嘲为“在德国空军司令官监督下、根据‘四年计划’掌管军工生产的总负责人”。由于施佩尔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计划”宣告结束。但是这个名词在德国投降之前一直使用着。

1942年，德国最高统帅部下属的防御和军械部门并入德国武器和军事工业部。德国海军下属的类似部门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尔还设法控制了德国空军属下的武器军械部门。这样他便可以对中央计划委员会和军队的计划部门进行压制了。后两者曾经负责做出全部的重要决定。这样，施佩尔就完成了国家经济的总动员计划。他现在掌管了除负责征召劳动力方面以外的全部军工企业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四年计划”指导生产的权力现在都归了施佩尔。这些权力包括：现有生产计划的制订权和执行权；更改计划的最后决定权；设置新的生产部门；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军和空军设法保留了对一些船厂和飞机厂的控制，施佩尔还是能通过给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来控制他们。

这种集中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工业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在各工业部门内部设置有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和联营机构，德国第一次能够使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并从中得到好处。无论是位于埃森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地区只有十多个人的家族小工厂，都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同样规格的枪管、子弹、齿轮和其他产品。这种新的控制体系对于经济和生产是有巨大好处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消费品的产量只有少许降低。与外国观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积极备战的德国工业总产量在整个战争期间均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几个月也是如此。

1942年后，唯一不受施佩尔部长管辖的一个部门就是就业总委员会。1942年3月27日颁布的一个命令规定，沙克尔对就业大军负有监督和统制之责。在此以前，根据四年计划的规定，这一职责由几个部门分别负责。

沙克尔特别注意按照武器和军事生产部的需求征集和分配劳动力。这种体系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又有所扩大。这位掌管劳工的头头获得了迄那时为止劳工方面最大的权力。为了增加劳工的数量，他个人有权力颁布法令、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订他认为需要的政策，而置劳工部于不顾。因为各地方长官的支持，沙克尔的权力得到了巩固。1942年4月6日，他颁布法令宣布这些地方长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尔是制订劳工政策的最高官员，而他最关心的是从国外征集劳动力。其次是对德国的工人进行等级评定。最优秀的熟练工人可以得到最优厚的供给和丰厚的奖金。沙克尔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42年一年，德国的劳工数量就增加了130万。

增加的劳工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征集外国劳工。沙克尔和法奸皮埃尔·赖伐尔规定，法国每提供5个志愿劳工，就可以换取释放一个法国战俘。法国的警察在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兜捕青壮年劳动力，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然后运往德国——很多人利用回法国休假的机会逃往英国和西班牙，或者在国内参加了地下军。法国一共输送了60万名劳工。在荷兰和比利时则主要是依靠通敌分子们的欺骗宣传，以及萧条和失业的威力，送去了35万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定了相关协议，许多意大利劳工在签定合同后被送往德国，主要是建筑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墙”筑垒系统中工作。如果说这种征集在西欧主要是通过自愿登记和被占国政府的配合，那么在东欧和中欧，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隶掠夺了。这些外国劳工工作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工资很少，又受到歧视和虐待，待遇仅仅比集中营那些奴隶劳工要好一点而已。因为这种野蛮罪恶的劳工政策，沙克尔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丢了性命。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国劳工政策的两种重要趋势。第一个是用强行征集外国劳动力的做法，至少在数量上弥补了德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第二个是，由于思想意识上的障碍，增加女性劳工数量的做法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1944年德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与1939年大体持平，生产效率却提高了。军火工业的某些部门在1944年之前，曾经出现过生产激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部门（产量增加了30%）、内燃机生产和燃油工业部门（增加了85%），电力工业部门（发电量增加了26%）。而且德国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后才逐渐变坏。1943年以前，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再加上被占领国家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比较高的（前文所说“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是同美国、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家，以及一战前的德国本身比较而言的）。

注：意大利为1943年9月后数据，其他国家包括挪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轴心国不需缴纳占领费，但是需要缴纳其他贡款，并且经常被德国勒索提供“贷款”。

（弗里茨·费德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经费的筹措》，1962年蒂宾根版）

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在向德国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国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铁矿石、硫、硅、氮都来自被占领国家。从1941年开始，德国有规律地用火车将在苏联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以保持他们的生产速度。在德国人建立的“欧洲新秩序”下，欧洲每个国家都要为供养庞大的德国怪兽而耗尽力量。俄罗斯提供奴隶劳工和各种原料，乌克兰提供小麦和玉米，丹麦和荷兰提供奶酪、肉类和黄油，挪威提供电力，瑞典提供矿石，瑞士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匈牙利提供铝矾土，罗马尼亚提供石油和小麦，比利时提供钢铁和机器，法国则提供从粮食、酒类到钢铁、铝、武器、引擎、汽车……无所不包的东西。当然，与战争无关的私人小汽车、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和钢琴等消费物品在战争结束前，都不准再生产。不过这不限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德国政府曾经试图减轻日益增长的战争费用加在人民大众头上的负担。1941年，德国个人年收入一万帝国马克的所得税率为13.7%，相比之下，英国人同样的年收入（1000英镑）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率为23.7%，再加上其他税收，总的税率达38%。德国个人年收入十万帝国马克的税率为55%，而英国为85%。英国对奢侈品征收100%的消费税，非工资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镑要征收94%的税。在战争期间，英国发行了84.67亿英镑（85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作为对比，德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为6570亿帝国马克，其中只有1847亿帝国马克是通过税收解决的。德国政府更喜欢通过隐蔽的方式获得财政支援。它强迫所有的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同意，德国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意处置他们的资产。这样，德国人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大规模的公众资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类暗箱操作可以给德国大众一种稳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税而带来的心理创伤。在1944年以前，大约有160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大约相当与德国的国内税收总额）由这些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偿付。政府的剩余赤字则由发行钞票的方法解决。到1945年，德国国家公债已经达3400亿帝国马克。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德国的 军火生产和作战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尽管政府负债累累，还是可以通过一纸征用令来获得所有的物资。从所有的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时，德国的货币体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战后联邦德国货币改革时，不得不规定限制帝国马克兑换新德国马克的数量（按1：1兑换，现金以40马克、银行存款以1000马克为兑换上限），以免德国经济崩溃。

最后，关于第三帝国的经济动员情况，还有一个现象。1942—1943财政年度，德国的生产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峰，尽管战争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闪电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因此德国得以动员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力量，在最短的时期里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利用起来。德国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自认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起码与美国和苏联相比，它并非什么经济巨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是势必要大显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国的资源已经耗尽，而盟国却有美国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宝库，以及民主国家庞大的人力资源。这也是希特勒之辈一直加以蔑视和忽略的东西。

F. 关于纳粹德国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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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希特勒如何把德国人民洗脑而服从战争

1929年10月末从华尔街开始的经济恐慌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德国的经济是靠美国发展起来的，所以受害最大。企业倒闭，产销萧条，失业人数直线上升，最高时达600万。这可给希特勒、戈培尔等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无能”的一个佐证，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希特勒公开宣布，他欢迎这场经济危机。他正可以利用它达到搞垮共和国的目的，而且他为此甘愿去干任何事情。不久，经济危机就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由于经济萧条，国家税收下降，相反失业救济的支出却迅速增加。1930年3月，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终因入阁各党在如何平衡国库亏空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垮台。

从1930-1933年期间，魏玛共和国不得不由所谓的“总统内阁”来治理，经济危机更使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对魏玛共和国政府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拯救德意志民族、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新政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展开更强大的宣传，对各阶层人民不断做出符合其愿望的慷慨许诺。一方面又通过纳粹党的宣传机器，宣称该党不是一个阶级政党，而是“大众党”，并重点向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发动讨好攻势，以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宣传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诺言能够兑现，因而纷纷聚集在纳粹的旗帜下。危机前，纳粹党只有10.8万人，到了1932年，人数超过了100万。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不断获得胜利，1932年4月10日举行总统第二轮选举，希特勒竟然获得了36.8%的选票。1932年7月31日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37.3%的选票，获得230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1932年8月13日，总统兴登堡召见希特勒并试图说服他与佛朗茨·冯·巴本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但希特勒予以拒绝，声言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要得到“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权力”，但兴登堡也发表声明加以拒绝。就在这时，巴本和施莱歇尔为了一己私利，互相拆台，宁让第三者上台，也不让对方执政，通过政治上的交易，把希特勒推出来，搞了一个以“保守派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总统、国防军和钢盔团”为一方，以希特勒的纳粹集团为另一方的联盟，组成所谓“民族团结”的联合政府。就这样，希特勒终于在1933年1月30日通过“后门”交易登上了总理的宝座。从这时起，魏玛共和国也就正式死亡了，第三帝国由此诞生。

H. 希特勒如何煽动民族复仇情绪的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把签订《凡尔赛和约》的犹太裔德国外交官指为卖国贼，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I. 希特勒怎样鼓动人心的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尓·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着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J. 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心理做了什么行为

什么也没做···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洗脑···也不是灌输某种思想···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那时候整个德国名族都在右倾化···这不是一个人能通过演讲来改变的···希特勒只不过是迎着这个潮流而登上宝座的人物····是时代造就了个人，而不是个人创造了时代····

从大方面来讲·这是人类在发展探索中必不可少的一步···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走错了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