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为什么去德国

‘壹’ 关于季羡林的一些问题,和他去德国有关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故去了11年。
第二次是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市；
他什么时候写的<<自己的花是让给别人看的>>?这个问题不很清楚，见谅！

‘贰’ 季羡林去德国哪个大学留学呢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赴北平赶考。他只报了两个学校：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
经过反复思考，季羡林放弃北大选择了清华。原因是，当时清华和德国有交换生，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出国留学。
1935年，季羡林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西克（Emil Sieg）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叁’ 季羡林去德国谁接待的他

季羡林1936年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交换生）
所以，可以说没人专门接待他。
至少在季羡林自己的回忆体文章中，没有提及谁接待了他

‘肆’ 季羡林去德国留学时的背景

漂亮

‘伍’ 季羡林当年学梵语，怎么要跑到德国去学啊

德国的梵文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的。最初的一批西方梵文学家，很大部分集中在德国；并且其中许多本来是数学家。英国的梵文研究当然也很不错，但是不如德国那么强。季先生当年从哥廷根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受聘于剑桥，但他拒绝了；回国开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这些研究状况不是依据高中课本的近代史常识就可以简单推出来的。您可以参看季先生的自传《留德十年》。
德国梵学在字体学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直到现在仍如此。

‘陆’ 季羡林为什么不把德国情人带到中国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有一个相交多年的情人。他一生中的重要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在这个时代作出来的——就是这个情人帮他打字的时候。从博士论文到毕业后当教员的那段日子写的论文，都是情人的双手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但是他却没有留下来跟这个情人结婚，也没有带她到中国。
那时候中国男人可以多妻。以季羡林的学术声望，回国当教授的收入比普通职员高一个数量级，应该养得起２个甚至４个老婆。
但是季羡林没有带情人回来。她为了季羡林一辈子没有结婚。但是直到９０高龄还保存着那台打字机，那是她和季羡林爱情的见证。
季羡林怕老婆吗？似乎不会。他老婆是一个非常贤惠顾家的人，虽然和胡适的老婆一样不大识字，却绝对不会像胡夫人那样拿刀子威胁。甚至季羡林在北大工作多年的时候，也没把老婆接到身边，而是在北大过了很长时间的独居生活。
看了几篇关于季羡林的文章，觉得这个人真有点不可思议。
季羡林在北大工作。

‘柒’ 季羡林为什么在德国呆了十年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季羡林在德国
[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2]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季老在德国与房东女儿有过交往，但后来因季回国而破灭。但那德国女孩终身未嫁。。。。。

‘捌’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德国的情况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

他去的那阵，德国正在疯狂备战，差不多每年都去打一打邻国。每天报纸上登的都是邻国在挑衅、德国在哭泣、不得不反击之类的新闻，四周的人们也都群情激奋，要自强要反抗云云。在这种环境下，季羡林一开始还真有点儿信。
不只季羡林不惊诧，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季羡林的解释是：“司空见惯浑无事”。1941年6月22日，德军坦克撕破苏联防线之时，季羡林和他的德国朋友平可斯、格洛斯一起去郊游。整整一天，乘车坐船，漫步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

季羡林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大战的开端，在他的生活中竟是这样平淡无奇。

但是战争给季羡林的影响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本来，季羡林学梵文和巴利文，老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客观而论，这位也挺牛。二战爆发后不久，教授被征入伍。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吐火罗语的第一代解读者，以垂暮之年，出山上课。

西克教授可不是吃闲饭的，第一次上课就郑重地说：小季啊，我要把我这辈子最专长的学问，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教给你，你可要好好学啊！什么学问？《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就是非着名语言吐火罗语。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期间，季羡林师从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他后来写道。

‘玖’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期德国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

那时，德国正在疯狂备战，差不多每年都去打一打邻国。每天报纸上登的都是邻国在挑衅、德国在哭泣、不得不反击之类的新闻，四周的人们也都群情激奋，要自强要反抗云云。

(9)季羡林为什么去德国扩展阅读：

评价

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此，季羡林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顶“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余英时认为季羡林只不过是因晚年亲共，且被中共力捧的学术样板。不论在专业上或在操守上，都不配被称为国学大师。

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拾’ 为什么季羡林在德国留学十一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着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回答者：☆百变☆星空 - 助理 二级 5-16 17:02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土地是多么美丽。如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想一想，我国现在的"卫生城市"，有哪一个能够做到这样。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学术氛围是多么浓厚。季老的老师们，如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等这些人个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季老选择的梵文课程，只有他一个学生，可是老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在二战大轰炸中，季老还看到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居然在炮火弥漫中仔细观察一段短墙，在研究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短墙的，听到他在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还有个地球物理学教授，当飞机轰炸，人们都往地下室跑的时候，他却急不可待从楼下往楼上跑，要观察实验室里无法看到的“全城震声冲天，动地山摇”的景象。德国学者们这种忠于科学、愿为科学而舍命的精神，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大学自由也是多么令人神往。“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做论文，绝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 如此的自由而又实事求是的学术生活，怎不令人神而往之。不过，德国大学的自由，并不是意味着可以轻易混文凭。有个女学生的论文，被教授当面摔到地上；读书很用功的章用，也因为论文通不过而多读了几年。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人民是多么勤劳、善良、纯朴和正直。季老的老师们个个都对他和蔼可爱，老教授们对他可以说是视如己出般爱护。他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则是对他关怀备至，象自己的母亲一样。她每天给他准备晚饭，给他打扫房间、洗衣服、洗床单、准备洗澡水、擦皮鞋、铺叠被子。他在生活方面的所有需要，她一手包下来了。季老写到的“迈耶的一家”中，很长一段时间，伊姆加德小姐帮他为博士论文打字，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表的喜剧”里，从那位修表的老头和他的太太身上，更可见德国人民的正直和善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艰辛学习和生活经历，见证了纳粹从猖獗到覆灭的过程。

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要什么有什么，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大概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了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后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薯仔。到了1939年，希特勒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腰带就一紧再紧了。口号得到了完满实现。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薯仔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时间到了1945年春末，战局急转直下。德国方面已经谈不到什么抵抗，只有招架之功，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一天24小时，都是警报期。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还是相当沉着的，只是显然有点麻木。

在无言中，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他们等待的事情果然到了。为了保存当时的真实情况，我干脆抄当时的两篇日记。

1945年4月7日

早晨起来，吃过早点，进城去，想买一个面包。走了几家面包店，都没有。后来终于在拥挤之余在一家买到了。天空里盘旋着英美的侦察机。吃过午饭，又来了警报，就出去向那Pilzkeller（培植蘑菇的山洞）跑……一直等到5点多，觉得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了，才慢慢回家。刚坐下不久，就听到飞机声，赶快向楼下跑，终于跑到那Pilzkeller。仍然是一批批炸弹向城里丢。我们所怕的Grossangriff（大攻击）终于来了。好久以后，外面静下来。我们出来，看到西城车站一带大火，浓烟直升入天空。8点前回到家来。吃过晚饭，在黑暗里坐了半天，心里极度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还是带了东西，上山到那Pilzkeller去。

1945年4月8日

Keller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地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再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促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都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前面，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3点了。……不久以纲带了太太同小孩子来。他们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同他们谈了谈，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说不出应该怎么样。哥廷根就这样被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