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如何控制全球经济的

❶ 历史，求解

1，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战败，包括法国拿破仑三世在内诸多高层投降，这导致了巴黎革命爆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这两个省份则是在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在1919年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中被要求归还给法国，这两个省份正式回到法国怀抱

2，1951年 4月18日，法、意、联邦德国、荷、比、卢6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
1955年6月1日，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
1957年3月25日，6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
1965年4月8日，6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条约于1967年7月1日生效 。欧共体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 ，（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
之后是欧盟正式成立，一直到今天（既然是1分题目，可以选择性回答，核心是欧共体成立和欧盟成立，也可以说是区域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

3，诺曼底登陆是二战开辟西方战线，最终使得德意志第三帝国灭亡。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能够参加让其战败的纪念仪式，实际上表明德国能够正视历史，能够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并能够积极面对和改变，使得欧洲乃至世界的战争根源得以消除，这符合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的要求与主旨。作为战败国参加战胜国的纪念仪式，更具有时代意义，因此此举备受关注。
德国能回归欧洲大家庭，其理由包括：1，德国能够正式历史，承认错误，积极面对和改正，获得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原谅；2，德国是欧洲大国，成立欧共体乃至欧盟这一区域集团化需要德国的加入；3，德国回归欧洲大家庭，符合欧洲和全球的利益，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积极影响；4，战后建立的民主德国消除了以往战争的根源，使得德国不再开战变成可能，稳定了欧洲各国的局面

❷ 德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6，849亿美元，次于美国、苏联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占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贸出口额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黄金及外汇储备则为各国之冠。战后经过短时期恢复，很快进入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为2.9％；1950～80年平均超过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物质技术基础较雄厚。西德占有战前德国领土的主要部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较强的科技力量。虽然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原有基础好，因此工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另外，战后初期，工资水平较低，军费开支很小，加上美国的援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2）制定了较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进行大量而又长期的投资。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了发展计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战后投资也不断增多，投资重点也随各发展时期的重点不同而有计划的转移。

（3）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成就。西德认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没有搞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研及发展科技、教育的经费比重较高；同时，尽量引进和广泛使用新的技术成就，促使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战后，进口廉价原料和燃料，出口高价制成品，不仅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获得大量利润。因此，西德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工业就业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出口工作。

（5）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发展生产，西德政府及企业主也实行了某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如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福利，工人参与某种程度的企业管理等，对于安定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市场萎缩，本国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等原因，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70～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降为2.8％。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分裂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领区的币制改革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着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公正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倒台，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政府，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路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政府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公众、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政府的下台，联邦政府作出了顺应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西方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改革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政府的执政，推出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显现，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对滞胀困扰

1970年代，德国经济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被迫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政府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政府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重回自由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路，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担责任”，强调政府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政府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卫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破解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

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

❸ 二战时期德国的经济到底如何

一、德国为了摆脱危机，不得不加强国家干预经济，通过公共工程消灭失业，加强工业的国有化，同时也保证私有化为经济带来活力。

1. 由政府举债，兴建公共工程。
   

2. 大力扩军。

3. 配给制。

多管齐下，就这样创造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奇迹”，失业近乎绝迹，经济增速超过20%，各种百废俱兴。

二、这种饮鸩止渴的刺激经济，带来了几个大问题。

如果军队不再需要产品，经济该何去何从？这就成为了二战爆发的重要的经济因素，如果纳粹德国不发动战争，在未来经济就会因为大量的债务和赤字崩溃。事实上，1936-38年，德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了25%。所以，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创造军需订单，就成为了维持经济的必须手段。

在1936年左右，世界市场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而工业成品（德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的价格在下跌，德国政府越来越难以维持收支平衡，1933-36年，德国的出口下降了9%，进口同比上涨9%，带来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强行控制个人市场投资的方式来刮地皮。1934-38年，德国的非上市流通证券所占的市场份额从超过一半下降到大约10%左右。

即使在战争爆发，西欧都被纳粹占领的情况下，德国无法将工业产品往已经工业化的西欧倾销，资本流动无法构成循环，德国只能陷入资本的自我循环状态。

所以可以知道，德国的扩张必然是“全球性”的，不以元首意志而转移的，所谓“换取德意志民族更大的生存空间”，倒不如说是向东打开市场。但由于希特勒政权各方面的原因，德国没能灭亡苏联，从而加速了其败亡。

三、在战争爆发后，德国维持经济和资源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点：

1. 在占领国的掠夺式经济政策。在德国政府的“新领土”，德国买家以强制的极低价格购买当地原材料。所谓的“生存空间”理论又使德国强行掠夺占领国资源，法国的全国近半的车皮被用来输送货物给德国；1940年，挪威丧失了自身经济收入的20%，1943年时达到了夸张的40%。

2. 在占领国强制征发廉价劳动力。当然，对于抵抗激烈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则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对于其他国家，主要是以廉价雇佣劳动力为主。直到1944年，强制占领国劳工已经占到德国全体劳动力的1/4，这个数字是极为惊人的。

3. 与同盟、占领地区傀儡国的贸易。由于英国封锁，德国基本隔绝于世界市场，无法从美洲亚洲获得战争资源，于是纳粹只能在欧洲范围内寻求贸易伙伴，比如说瑞典的铁、罗马尼亚的石油、西班牙的钨。甚至在苏德交战之前，德国与苏联的贸易也非常繁荣，苏联利用原材料、粮食和石油从德国换取了大量的工业产品。

❹ 德国靠什么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支撑着他的国民经济那时候德国人生活的如何

二战爆发前德国民众的生活是比较糟糕的，因为一战战败，德国被战后赔款压得抬不起头，民众生活自然不好。如果生活好，希特勒也不可能上台。。。民众生活不好，才会期待国家对外扩张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宣扬对外扩张和德国种族最优论的希特勒才会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但是德国毕竟是老牌的西欧强国，工业底子还在，但海军被一战战败条款限制，非常弱，陆军和空军都还有相当不错的实力。
德国人杀犹太人，有希特勒的个人因素，也有民众的因素。首先，犹太人在德国不受欢迎是肯定的。犹太人常年没有自己的国家，但其较好的经济头脑使其在各个国家都混的不错。外来而且富裕的人肯定会受到本地人的讨厌的。。。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德国人抓犹太人，波兰本地人都一个个的在路边向犹太人扔垃圾，可见犹太人不受欢迎是肯定的。。。另外希特勒的个人意愿也占很大因素，首先希特勒上台的一个对国民宣传的承诺就是日耳曼人是最高等的种族。这种承诺得到国民的强烈支持，其杀犹太人就肯定不会受到反对。虽然德国民众不是全体知情，但至少执行其决定的德国军人都是支持的。

❺ 不碰房地产，不碰金融业，德国是怎样变成一流经济强国的

德国把制造业当成经济支柱。

果失去工业，德国的经济将直线下降。因为德国的工业太发达了，而且它赚了太多的利润，所以德国人甚至不必为发展房地产经济而烦恼，因为绝对不需要这样做。强迫发展房地产经济将付出更多。至于不发展金融业，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每个人也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历史。作为一个被打败的国家，德国必须支付大量赔偿金，这使当时的德国政府印制了大量钞票，导致通货膨胀。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德国和整个国家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因此他们现在在金融领域非常保守，宁愿赚钱少于发展金融业，因为德国担心金融问题会一度再次销毁他们。

❻ 纳粹德国是靠什么走出经济

一、面对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经济的发展。

1.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

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国家税收收入由65.6亿马克骤增到177亿马克，六年中实收税款共增加了600亿马克以上。1932-1939年9月，德国国债由115亿马克上升到371亿马克。帝国银行和几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劳动者的小额储蓄存款也被强迫投入公债。帝国银行以国债为担保大量增发银行券，1933-1939年9月，流通中的银行券由26亿马克骤增为110亿马克。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德国国家有能力进行有规模的投资和军事订货。

2.大规模的军事采购和订货

1932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6.7亿马克，约占当年国家总支出的十分之一或国民收入的1.5%。1933年-1939年秋的六年备战期间，德国全部备战支出在400亿马克以上，约占同一时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五分之二或国民收入的10.6%。巨额的军事订货使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获得了高额利润。以军火工业康采恩克虏伯公司为例，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公司从国家接受的军事订货总值由930万马克猛升到1.45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5倍。在同一时期，公司的纯利润额则由650万马克上升到1.22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8倍。

3.剥夺犹太人资本

希特勒等人登台以后，大量开展“排犹运动”，帮助“雅利安”财团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由于这一“运动”，共计约60-80亿马克的德国犹太资本，通过强力没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都转到了“雅利安”财阀和纳粹党魁手中。
4.强制卡特尔化

强制卡特尔化是希特勒政府扩大垄断组织统治及加速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重要措施，并且比历届德国政府实施得更彻底。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颁布所谓的“卡特尔条例”，规定帝国经济部有权建立新卡特尔，而一切卡特尔则有权限令局外企业合并起来。任何反对这种规定的局外企业，有关的卡特尔可以拒绝承认它们，从而剥夺它们得到原料和商品供应等权利。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上宣布了它们的死刑。在这种威胁下，大量中小局外被迫合并如垄断组织，受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卡特尔的数目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由2100个增加到2500个。

5. 淘汰中小企业，扩大垄断组织

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规定凡是资本不组10万马克的小股份公司应予淘汰；而新设立的股份公司，资本不得少于50万马克。结果，据德国官方统计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不足10万马克的公司绝大部分遭到淘汰，资本为10-50万马克的公司减少一半，而资本在500万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中等资产阶级被大大削弱了。此外，希特勒政府还强迫封闭大量手工企业和小型零售商号。从1937年起，由于局势工业的劳动力供应问题日益尖锐，希特勒政府以“清理”手工企业和小商号为由，连续颁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谓“负担过剩”及“经济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业和小商号停业，把数十万手工业者及小商人骗入军事工厂服苦役。据统计，到战争爆发时止，被迫停业的手工企业近20万家，小商店约10万家。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的势力空前加强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部门生产的垄断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垄断组织控制生产的比重在钾盐、炼铁、金属加工、人造氮、水泥、制糖、化学及药品、电力等部门为95-100%，在机器及运输工具制造、人造丝、麻织业、制纸业等部门为80-95%，在优等钢生产中为60-70%资本进一步集中于各康采恩手中，到30年代末，他们已经控制了了全国股份资本总额的85%，为数众多的小业主沦于破产。
6.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化经济调节机关，1933-1936年秋，帝国经济部是最高中央调节机关。它下面设有各种专业管理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农业、时常、对外贸易、物价等等。同时，根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各垄断组织基础上，新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为640个专业集团。地区调节机构采取了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的形式，全德共有18个。这两类调节机关都具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它们统一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同时，两者的地方基层组织有是同一的东西。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设立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它是由垄断寡头直接把持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拥有很大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经济调节机构已形成为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按军事化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1936年秋，“四年计划全权督办”戈林又设立了一个调节机构“四年计划全权机关”，引起了两大机关职能的重复。 有计划的经济使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1933年-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但同时，德国的部门经济却出现了不平衡。在军火工厂加紧制造武器的同时，德国的纺织及制鞋工业的半数设备被闲置起来。在农业方面，帝国粮食局及其下属的数万个基层机构，是希特勒政府干预农业活动的基本工具。不过全部的农业事务，包括播种面积及作物类别、农业就业人数、化肥的分配、饲料的购买、农产品义务上缴数量、农产品价格、经营农产品贸易的利用额、农户的收入，甚至农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运送给城市亲友的蛋品数量等，都受到国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德国粮食产量基本停滞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粮食进口量与20年代差不多，约在400万吨上下。

7.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时期，德国国家所掌握的股份资本绝对和相对额都增长。1932-1939年，“国有的”股份资本额，由29亿马克提高到36亿马克，它在全国股份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国国家垄断资本共计248亿马克，占全国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在扩大国有化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执行了国有财产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德国政府为挽救一系列垄断资本集团，以优惠价格收购了柏林各大银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业公司的部分股票。随着这些企业的扭亏为盈，希特勒政府把国家持有的巨额股票廉价卖给有关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垄断企业同政府的结合也加强了。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6.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化经济调节机关，1933-1936年秋，帝国经济部是最高中央调节机关。它下面设有各种专业管理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农业、时常、对外贸易、物价等等。同时，根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各垄断组织基础上，新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为640个专业集团。地区调节机构采取了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的形式，全德共有18个。这两类调节机关都具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它们统一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同时，两者的地方基层组织有是同一的东西。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设立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它是由垄断寡头直接把持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拥有很大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经济调节机构已形成为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按军事化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1936年秋，“四年计划全权督办”戈林又设立了一个调节机构“四年计划全权机关”，引起了两大机关职能的重复。 有计划的经济使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1933年-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但同时，德国的部门经济却出现了不平衡。在军火工厂加紧制造武器的同时，德国的纺织及制鞋工业的半数设备被闲置起来。在农业方面，帝国粮食局及其下属的数万个基层机构，是希特勒政府干预农业活动的基本工具。不过全部的农业事务，包括播种面积及作物类别、农业就业人数、化肥的分配、饲料的购买、农产品义务上缴数量、农产品价格、经营农产品贸易的利用额、农户的收入，甚至农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运送给城市亲友的蛋品数量等，都受到国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德国粮食产量基本停滞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粮食进口量与20年代差不多，约在400万吨上下。

7.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时期，德国国家所掌握的股份资本绝对和相对额都增长。1932-1939年，“国有的”股份资本额，由29亿马克提高到36亿马克，它在全国股份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国国家垄断资本共计248亿马克，占全国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在扩大国有化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执行了国有财产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德国政府为挽救一系列垄断资本集团，以优惠价格收购了柏林各大银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业公司的部分股票。随着这些企业的扭亏为盈，希特勒政府把国家持有的巨额股票廉价卖给有关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垄断企业同政府的结合也加强了。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8.扩大对外贸易

1932－1938年，德国在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等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分别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国对外投资急剧上升，由12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1933年5月，德、法、比、卢等国钢铁垄断组织又联合成立国际粗钢输出协会，从而恢复了国际钢铁卡特尔。在国际钢铁卡特尔和国际铝卡特尔中，德国垄断组织也分别拥有近五分之一的出口份额或股份额。

9.兴办公共工程

希特勒政府头两年（1933-1934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共约50亿马克。其中最大的是建筑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16.1亿马克，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后来不少成为兵营）约7亿马克，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等约7亿马克，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等3.5 亿马克，修复和更新铁路设备约5亿马克；对参加公共工程的私人发放补助金和减免税金约6-7亿马克。
二、货币新经济政策

1.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
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
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
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

三、社会福利政策

1.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
2.扩大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使工人享有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
3.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以上措施对于起动处于危机最低点的德国经济，减少庞大的失业人数，起了很大作用。客观评价希特勒，不能抹杀他对德国经济的贡献，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❼ 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

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着。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❽ 德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同时重建家园。有识之士认为，传统的英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不能解决德国战后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同选择。随后，政府以货币改革为先导，将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等通盘考虑，开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塑和转型。事实证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使德国远离战争、实现长治久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联邦德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时期，西德经济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这一模式也为国家统一后的经济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将追求公平与公正作为一大宗旨。在完成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中，德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分配制度上通过政府干预以更好地克服收入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公平。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实力居欧洲首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为第三大经济强国。
德国自然资源较为贫乏。除硬煤、褐煤和盐储量丰富外，原料和能源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2/3的初级能源需进口，天然气产量能满足国内需求量的1/4，东南部有少量铀矿。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3。
德国农业发达，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农业用地约占国土面积的一半。农业就业人数占国内就业总人数的2.4%。农产品可满足本国需要的54%。主要农产品有谷物、马铃薯、甜菜、水果、葡萄酒、蔬菜等。
德国景色秀丽，旅游业发达，每年接待大量国内外游客，2003年旅游入住人次共2.76亿，其中国内游客入住人次约2.98亿，外国游客约4100万人次。
德国交通运输业十分发达，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全面发展，以公路为主，公路密度为世界之首。
德国工业部门比较齐全，水平较高，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电子、钢铁为工业的支柱产业。

德国工业结构的特点是：
1．侧重重工业
汽车、机械、化工、电气等工业部门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以上，食品、纺织、服装、钢铁、采矿、精密仪器、光学、航空航天工业也很发达。
2．外向型
国民经济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一半以上销往国外。
3．中小企业的作用举足重轻
中小企业在德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多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在德国，年营业额少于100万欧元、雇员人数少于9人的为小企业，年营业额低于5000万欧元、雇员少于500人的为中型企业。据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公布的数字，全德国共有330多万家中小企业，涉及工业、手工业、商业、旅游、服务等行业。服务行业是中小企业大显身手的地方，工业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也占着98%的比例，其中83%为家庭企业。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为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作出巨大贡献，是德国经济的中坚力量。研究所的数字表明，德国中小企业营业税占整个企业界的99.3%，提供大约70%的就业机会和82%的培训机会。
德国非常注意培养人们自主创业的意识。政府和金融研究机构联合在中学和大学开设创业课程，让学生接触和熟悉管理和经营知识，鼓励开公司创业。德意志经济研究所发起一项计划，号召中学9年级以上的学生在学校指导下创建微型公司，这中小型公司同其他公司一样被置于市场环境中运行。
为了扶持中小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和壮大，政府对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为了消除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官僚作风，联邦政府还采取措施优化行政管理程序，简化公司注册手续。
德国各级政府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竞争日趋激烈，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更需要政府为其创造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以便把进入国际市场或获得革新资金的障碍减到最小。在德国各地有1000多个经济扶持组织，有国营的、私营的和公私联营的。它们相当于政府与企业间媒介，通过提供信息、咨询、培训和项目基金等手段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帮助其掌握管理知识等。在资金方面，中小企业不仅会获得启动资金，现有的企业也会得到技术革新和发展资金。在获得政府拨款方面，中小企业享有优惠待遇。
4．垄断程度高
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2.5%，占工业就业人数的40%和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❾ 德国经济是走怎样的道路的

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
我们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一般考虑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传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渐进的自然的 变化过程。而统一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如统一力量、统一方式或是 统一策略等等。这更多地属于剧烈的人为的速变过程。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时空的过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现代化之间 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开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序幕，然而统一 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随着西欧的现代化浪潮向周边推进，德国社会也深受震荡， 此后的统一运动开始与现代化紧紧地结合起来。1807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1848年的 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统一的市场，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也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现代化离不 开国家的统一。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展，对德国的统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统一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它是现代化的 产物。因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关系。
一
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一经出现便与德国的统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代英国和法国早就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解决了统一问题。对内，这些民族国家 的专制王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致力于度量衡的统一，道路的建设，关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统 的建立，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专制王权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 ，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成长，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市民阶级在专制王权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英、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遂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德意志社 会虽受影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30年战争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国家为 了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而此时的德意志诸邦还在相互厮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 还是很淡漠。如果说，在18世纪，德意志人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那么也仅仅只是一 种流传于思想界、知识界精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1](第112页)。这与英 法等民族国家基于共同政治意志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显着的差异 。即便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雄心万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没有提出过要统一德意志之 类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件或是什么因素最终使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笔者认为这个 事件便是拿破仑战争，这个因素便是现代化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
从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同封建欧洲进行了历时15年的 战争。毗邻法兰西的德意志受战争的打击最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及《 普兰斯堡和约》的签订和“莱茵联邦”的建立直接导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国家不复存在，如何重拾旧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鲁士军队 和普俄联军的失败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这个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曾被资产阶 级视为进步和理性之所在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2](第241页) 。拿破仑军事上的胜利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以普 奥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败反映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分裂的诸侯专制统治的没落。拿破仑 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专制制度，破坏了德意志强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观上有 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兴起和成长。1803年，德意志有关邦在拿破仑战 争打击下召开的一个全帝国代表会议取消了112个邦国，使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德意 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 ，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的分裂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鲁士虽然元气大伤，但它是全德惟一独立的国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复兴普鲁士才能统一德意志、复兴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于普鲁士，共话 改革。同时，军事上的惨败使普王无力实行专制统治，也意识到了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民族主义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现了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改革虽只在普鲁士残存的一 半国土上推行，却具有全德意义：它既为德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开始走上了 现代化，又为德意志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与此同时，拿破仑在莱茵兰地区推行的资本主 义改造使莱茵兰地区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促成了一个德意志 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普鲁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鉴和效法的榜样。1815年后莱茵兰最 发达地区归属普鲁士成为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火车头，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莱 茵文明”，它不仅发展成为全德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运动的中心 。
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化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拿破仑战争最终把这 两件关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并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二
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工业开始繁荣、活跃起来。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化的起 动阶段。德意志现代化一经起动便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虽然归并 了大量的诸侯国，但德意志依然处于30多个邦国的分而治之之下。这种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现代化启动之后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族分裂问题的克服已成为德意志 现代化必须突破的关卡。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现代化 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首先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分裂局 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是德 意志现代化和统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最典型的体现和最完美的结合。李斯特曾 贴切地描述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 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 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李斯特的倡导下，德意志各邦意识到铁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1835年德国建成了长6公里的第一条铁路，1939 年建成铁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国一共建成20条铁路，长达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铁路长度超过了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铁路建设达到了高潮，开始形成铁 路网，到60年代末，现代德国的铁路格局基本形成。据统计，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不包 括奥地利)，1850年为5822公里，1855年为7781公里，1860年为11026公里，1865年为13 821公里，1870年为18560公里[4](P.93)。普鲁士铁路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1850年为3 869公里，1870年为11520公里[5](P.376-380)，从而控制了全德铁路网的运营，巩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铁路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铁钢等重工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建 成便利了德国煤炭的开采，使德国煤炭产量急剧增加，到1860年时，德国的煤产量已超 过比利时和法国。煤矿的开采给钢铁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能源，铁路又成为铁的主要消费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铁业出现了强劲的高涨，生铁产量超过法国逼近英国 [6](P.2)。普鲁士新建立的炼铁、铁器制造和机器制造企业，为全德之冠，占70%以上 。铁路事业发展的结果，还带动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电报业，60 年代建立的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以及银行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开始促进德意志的工业 化。铁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联系。全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 在经济上方便了交往，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大大增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强了德意志统一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论述表明，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强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7](P.235)。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客观上又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广阔的市场，从而 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大业。正如当时的诗人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铁路 不仅在经济上，还在促进德意志各地区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上起着重大 的作用。普鲁士也因其对全德铁路网的控制而成为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头羊，并最终成为 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全德铁路网的形成一样，在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进程中同样占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事先造就了统一的内部市 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上的统一。可以说关税同盟从倡导之日起便具有两个 明显目的：现代化和统一。
由于奥地利对德国统一持冷漠和否定态度，给了经济上强大的普鲁士以争夺全德霸权 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 姆斯塔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18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的条约奠定了1834年关税同盟的 两个重要步骤。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 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壁垒，建立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 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约条约合并，产生了德意志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关税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纷纷加入，到1836年1月，已拥有居民25151000 人，占1871年统一时德国居民的85.6%，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这 样，日益增长的德国国内产品能按统一的方针销售了。由于奥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国政 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争局面首先在经济上消除了[8](P.77)。当时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识到经济联合对政治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在给国 王的备忘录中对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这样写道：“……收取进关、出关和过关税仅仅是各 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一点确是政治学真理的话，那么反过来说，这 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的同时，它们也必将统一成一个政治体系，这也应当是真理 ……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8](P.77)全德铁路系统的形成和关税同盟 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 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意志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从19世纪40年代起，关税同盟 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这 种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也使普鲁士容克阶级大受其利。在资本主义强有力 的影响、渗入下，容克阶级也被卷入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并不自觉地参加了德意 志民族统一运动。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汉堡等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铁 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连接起来，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 都拉入民族经济市场里来。各邦资产阶级大受其利，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经济代表，并且这时他们已有能力保护关税同盟。1853年，向来与普鲁士不和的萨 克森王国政府准备接受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要求建立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 中欧联盟的计划，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被迫站到普鲁士一边，支持关税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现了支持关税同盟的真正请愿风暴。普鲁士在全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终于挫 败了施瓦尔岑贝格计划。这场危机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们已经 不再是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奥地利也正是经济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关税同盟 。1862年普法商约的签订使奥地利再也没有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并最终被其他诸邦抛弃。
19世纪60年代以来，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据统计，1860年德意志 联邦铁路总的货运量为1700万吨，绝大部分由普鲁士掌握和承担。1846年成立的普鲁士 铁路委员会，60年代扩大为德意志管理委员会，采取多种手段向各邦渗透[9](P.8-9)。 在全德铁路网的有力支持下，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 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 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和经济的 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不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连容克阶级甚至是一 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德意志将把他们抛弃。可以这么说 ：统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运作 下，审时度势，最终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形式排除了奥地利，统一了德国。德国的 统一是在德国现代化造就的资产阶级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是在现代化所造成的国际国 内有利形势下，更是在现代化创造的伟大力量(财力、技术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继击 败丹麦、奥地利、法国，顶住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压力取得的。俾斯麦在德国的统一事 业中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三
如果说德国统一以前现代化与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对 统一的决定作用，那么在德国统一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主要地表现为统一对现代化的 反作用。德国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一)德国的统一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 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
德国的统一不仅把整个德意志的经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种经济 民族主义。加入帝国的各邦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激烈竞争中，在统一帝国 的全力保护与支持下，它们的工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全德在对外 贸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转：1872年德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为32.62亿马克， 出口为23.21亿马克；到1880年，进口下降为28.3亿马克，而出口则上升为29.23亿马克 [10](第366页)。如果说，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那么经济上却是普鲁士“融化 ”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统一 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
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雄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工业化 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 在工业革命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 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 点。统一国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义”的推行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讲，统一对农业现 代化有着直接的影响。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 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德国的农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据统计，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农业经济 的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 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
(三)统一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此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还远未能与英国相抗衡，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更是 为了尽快提高其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扶 持德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麦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 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军事交通运输业 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德国的统一 大大加强了国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营建起一种欧陆均势防卫 体系。这样就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 间。单就工业增长而言，统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长为2.7%；1870—1880年即达到 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仅 次于美国[11](第110页)。世界历史表明国家权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应当 承认，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国家利用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 意识，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四)德国的统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发展，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文盲率从1841年的9.3%，下降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筹备是无法想象的。在 国家的大力建设下，德国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研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技术的 进步，而且德国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人员与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代着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 作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 工业进展更快。”[12](第194页)关于德国统一和重视科技教育同德国经济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在1904年德国钢铁厂职工联合会庆祝大会上主持者不无自豪和自负的演说中得 到明示，他说，德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发展可以“溯源于一种旺盛的事业心，在政治统一 后它鼓舞我们整个祖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的钢铁工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碍作用，……我们钢铁工业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 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现代化。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 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该宪法是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的国家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德国还处 于四分五裂之中，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服奥地利的阻碍，这部 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影响 颇大，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 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 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 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有权宣战、媾和、 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 有军队统率权，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帝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 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14](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它谋求强 大的中央集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 固了统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8](第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 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在“自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 治权，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 立宪制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 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 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5](第23页)。
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 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 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 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19世 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 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这种弊病可否在德国的统一和 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 统一是在容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容克可 以控制的强制力量，只能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周边 大国英、法、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 国，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 即使普鲁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统一了德国，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 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 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侵略扩张的 道路。
其二，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 士的烙印。统一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渗透下恶 性发展，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发表演讲，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要求学校“ 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16](第315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筹建组织，宣扬民 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1898年的“德意志海军协会”和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 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 意志大统主义相结合，随着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 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