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政策是什么

⑴ 德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怎样的政策

德国在外交上采取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在进行针对但泽自由市的准备。2月底起，每天都有德国军火从埃尔平运往但泽的警察营房。3月13～14日，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沿着埃尔平—但泽公路和“可能的战场”一带进行侦察。

⑵ 19世纪70年代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1875—1878年近东危机，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欧洲列强都不同程度的卷入这场危机，而德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扮演着“诚实的掮客”，貌似中立，实际上却偏向英奥，这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欧洲列强的态度 巴尔干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特别是英俄奥三个卷入最深的国家。奥国担心边境上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从而阻塞奥自失去中欧地位以来唯一剩下的向东扩张的道路。维护土耳其对巴尔干属地的统治有利于遏制那里斯拉夫势力的发展和扩大奥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再则，奥匈帝国害怕给国内斯拉夫臣民开创先例而造成国内分裂。而且，奥国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也不适宜这样做。因此，奥国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德奥冲突由此不可避免。作为欧洲大陆强国,俄国的近东政策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确立有利的海峡体制；确保俄国在保加利亚的绝对优势。因此,巴尔干问题是俄国外交的中心,俄国力图借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义,从而控制多瑙河各国,向巴尔干扩张,加强它对土耳其的影响。此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俄国南部全部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组织者英国也觊觎海峡霸权，因为这是英国从欧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所在。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俄国更需要德国的支持。从近东危机一开始出现，迪斯累利便把它视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机，因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无形的剑，刺痛了英国人的咽喉和心脏, 除去这把利剑对英国人的威胁成了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他利用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间所固有的矛盾，采取了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孤立俄国的外交策略。 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的外交对策德国在东方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麦“公开宣称他对东方问题的绝对冷漠”，声称“不值得一个手榴弹兵为此牺牲”[1]p.29，但是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欧洲的外交结构。因此近东危机对德国是祸福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把欧洲各国的视线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东方，也为德国利用东方问题分化列强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减少他们联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奥三国随时可能要求德国对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国任何的不慎举动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与法国结盟。因此俾斯麦致力于保持中立，使德国避免卷入大国在近东的对立，并尽量使其他强国之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形势。他希望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部需要我们；利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2]p.284具体来说表现在：1、在避免俄奥冲突的前提下偏向奥地利俾斯麦多次谈到“我们能够容忍英俄关系的破裂，却不能容忍俄奥关系的破裂。”[3]p.33这句话显示了俄奥关系在俾斯麦外交优先顺序中的地位。然而奥地利和俄国在近东都有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几乎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发生冲突。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就是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消弱德国的欧洲霸权。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它的两个盟国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因此，俾斯麦支持以“俄奥和解”代替“俄奥冲突”，“消除俄奥之间任何可能的摩擦”[5]p.119,支持二者在近东问题上达成协定。比如安德拉西照会、柏林备忘录、赖希施塔特协定等。德国在柏林问题上也帮俄国做了干预，比如，德国反对奥国要求进一步消减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占领人数和期限；在索菲亚行政区和巴统问题上予以俄国支持等。但是此时，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均势的考虑，德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已发生变化，德俄关系变得不可靠，德奥日益接近，德国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种种有利于奥国的表示。这些有利于奥国的表现是：第一， 1876年9月，为了保证得到德国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养地口头探问德国的全权军事代表韦尔德将军：“一旦俄奥战争爆发，德国是否会采取像1870年时俄国所采取的那样的行动。”[7] p.355对于这个“会迫使德国不得不选定俄国而反对奥匈”的“博士问题”俾斯麦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复：德国即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实质上就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对于俄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奥国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于1877年签订《布达佩斯协定》。第二， 俄土战争后（1878年3月）签订的《圣斯蒂法诺和约》中建立大保加利亚的条款直接威胁到英奥在巴尔干利益。此时俾斯麦又以“诚实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东方问题。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俄国于是被迫接受国际会议的仲裁。《圣斯蒂法诺和约》之后，奥国向德国进一步靠拢，俄国对德国增加了不满。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会议上，身为东道主的俾斯麦居中调停，声称自己只是个“诚实的掮客”，极力维护俄奥双方的利益，在俄奥争执中尽量保持中立。但事实上，俾斯麦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损害奥国的根本利益和与英国导致决裂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奥立场，这使俄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胜利果实，比如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俄国将这一切归咎于德国的支持不力，将柏林会议看作是“一次欧洲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4] p.2032 主张与英国结盟德国主张与英合作，推动英国支持奥地利。德国主张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可能导致俄国与法国结盟，使德国在欧洲腹背受敌。与英结盟可以威吓俄国，使其认识到德国友谊的重要性，不致很快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又可减少对奥地利的外交依赖，提高自身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可以牵制奥俄关系不发生急剧变化。第二，俾斯麦看到，由于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埃及问题上的冲突导致英法关系恶化，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法国就必将同俄疏远；如果俄国不愿离开法国，英国就会被迫同奥匈站在一起。无论怎样都可以减轻德国压力。因此，1876年1月，俾斯麦在会见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时建议英德在近东合作，指出德国“可以通过对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影响来支持英国在那里的利益” [4] p.40。而迪斯累利也知道，英国是一个海军强国，与俄国作战却需要强大的陆军作后盾。因此他决定乘机拉拢德国，利用德国强大的陆军，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坏三国同盟。1876年10月，迪士累利试图与德国建立一个“维持现状的同盟”，而老谋深算的俾斯麦则提出交换条件，英德结成同盟反对法国。1877年1月，法德边界局势紧张，俾斯麦又寻求对德国行动的“中立”。 2月，俾斯麦进一步提出和英国结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议，但遭到英国拒绝，因为英国认为所谓的法国侵略和反德联盟并不存在。俾斯麦的危言耸听，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后的混乱形势制造英俄不和，引诱俄国进行对土战争，给德国彻底击垮法国以行动自由。[4] p.91英国人不希望德国因再次打败法国而更加强大，拒绝了俾斯麦的建议。双方的同盟试探不欢而散。此外，俾斯麦还试图推动英奥在巴尔干的协调来增强他们与俄国的对抗地位。在英奥谅解谈判中安德拉西坚持既合作又保持独立的策略，并对德国透露了谈判的内容，俾斯麦表示“奥国可以信赖德国的支持”[4] p.110。经过3个月的谈判，双方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达成了有限谅解。直到柏林会议前一周英奥才签订一份内容有限的“君子协定”， 双方相约在解决东方未来体制上采取共同路线。但在有《莱希斯塔特协议》和《布达佩斯专约》存在的条件下, 它只能是英奥互赠的一张空头支票。1878年4月3日，英奥谈判重新开始，俾斯麦应安德拉西之请对伦敦施加支持奥国利益的影响，英奥两国很快达成默契,于1978年6月缔结新的英奥协定, 把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期限为6个月。这项协定成为《柏林条约》的蓝本。总之，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有意与英合作，但由于不符合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英国无意与德国结盟。对英国来说，合作是一回事，结盟又是一回事。结盟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英奥协定的签订也只不过是英国瓦解三皇联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国近东政策的评价 在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以“诚实的掮客”自居，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实质上是联合英奥抑制俄国，这给俄德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恶化，“俄国的仇恨不是转移到它的劲敌英国身上，而是转移到原先当做朋友和盟国的一个德意志大国身上了。”[8]p.161正是由于柏林这个“诚实掮客”的欺骗与背叛，才使俄国在进行了一场胜利的对土战争后功败垂成而被英奥赢得“体面的和平”[9] p.51。之后，两国展开了两宰相之战和舆论战。在德奥关系方面，近东危机使德国认识到“它必须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择其一，而不是与两者都结盟”[1] p.30，而与奥地利结盟对德国更有利，因此，德国加紧同奥匈的外交接触，试图以德奥的紧密关系来弥补三皇同盟分裂，开始构建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吞并阿尔萨斯一一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10]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力量不断上升。近东危机给德国一个表现机会，使其它大国都认识到一个崛起的德国已经屹立于欧洲中部。柏林会议所确立的英奥俄三大国在近东长期相持的态势给德国主宰欧陆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无一大国能够单独问津柏林所占据的欧洲政治中心地位，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势力均衡已经存在，德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形象和责任被正式确立。 参考文献[1] 【英】Charles Seymour, PH.D.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16[2]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3] 【英】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80. [4]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 Richard Shannon：“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London.1974.[6] 转引自 萧汉森、黄正柏：《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 第2卷, 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8]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9]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10] 转引自 江捷，唐志明：《略论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近东政策及其影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⑶ 评述德国统一以后所推行的大陆外交政策

统一以来，德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定位，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德国的国家利益。

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突出地表现为其大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努力充当“全球玩家”；其中，外交的“正常化”是德国统一以来外交政策调整的主线。主要表现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坚持和平与反军国主义的安全防卫政策，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睦邻关系的发展。
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继续坚持西方联盟，更积极地推动欧洲一体化
2、加强德俄关系，扩大德国在中东欧的影响
3、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扩大在亚非拉的影响
4、积极“承担更大责任”，谋求成为政治大国
二、科尔时代的自主性全方位外交
一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谋求欧洲主导地位
1、科尔政府“欧洲大厦”的战略考虑
2、科尔政府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措施
二调整与美、俄关系，借助大国提高国际地位
1、借助美国，提高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
2、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
三承担国际责任，开展全方位外交，谋求大国地位
1、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
2、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3、要求承担更多维和责任
4、实现政策全球化，实施亚洲政策，特别是中国的关系
三、施罗德红绿联合政府外交政策-“没有顾虑的德国”
一德国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原因分析
1、德国外交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2、以“9.11”事件为契机，摆脱历史束缚，重新确定大国地位
3、“文明国家”的外交理念
4、德国外交中的务实因素上升
5、德国外交正常化的实现
二施罗德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
1、重新巩固德法“轴心”，共同推进一体化
2、推动欧盟内部建设
3、积极推动欧盟的扩大
4、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设
5、就欧盟发展前景和内部改革提出建议
6、施罗德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诉求
1、伊拉克问题引发德美关系危机
2、德美战略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3、德美关系危机的影响
四对施罗德时代外交政策的评价
1、施罗德外交使德国重返大国地位
2、施罗德外交没有掌握好平衡
四、默克尔大联合政府：全方位协调与平衡的外交政策
一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
1、大联合政府外交的连续性
2、默克尔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二大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
2、大联合政府对德美关系的修复
3、大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
这是大体的内容框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⑷ 俾斯麦成为德意志领导人后对外实行什么政策

对外实行“大陆政策”，削弱法国，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1873年缔结德奥俄三皇同盟，1879年签订《德奥同盟条约》，1882年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与沙俄秘密签订双边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防止法国的报复。80年代德国开始在非洲、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俄土战争爆发时，他提议并主持召开柏林会议。他在国际上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⑸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目标是什么如何做的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继续从事欧洲的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过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以上目标，科尔政府适时地制定了其外交政策的三项任务，以求在欧洲和世界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作用”。

科尔为其外交政策制定的第一项任务是充当“欧洲统一的发动机。”第二项任务是建立全欧安全体系。第三项任务是加强世界秩序。

⑹ l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哈尔斯坦主义

哈尔斯坦主义”是西德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所推行的，由其外长哈尔斯坦提出的针对东德及东方阵营的外交政策。但由于主义压缩了西德自己的外交活动空间，使其被孤立起来，后来被勃兰特政府上台后推行新东方政策 (Ostpolitik) 所取代。
“哈尔斯坦主义”的本质是：西德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同与东德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⑺ 德国外交基本原则和立场

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依据民主德国宪法，其外交政策所
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
关系；支持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斗争；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
平共处，并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合作；致力于欧洲的安
全和合作，致力于稳定的世界和平秩序，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到1989年民
德发生剧变之后，其外交政策的基点也逐渐发生变化。民主德国政府
1990年4月在《执政联盟原则协议》中规定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把
德国的统一进程置于全欧的统一过程中，致力于通过全欧安全体系来推
动两大军事联盟解散的进程。

⑻ 德国外交政策实行的历史背景有哪些

英法推行绥靖政策(“奇怪的战争”)的原因与后果:

1,英法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后经济恢复非常缓慢。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达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国由于和德国毗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保持军备和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法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发展有限，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同时法国的政局也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使得对外政策难以保持坚定性和连续性。总之，英法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物质基础。

2, 绥靖政策的推行是和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苏联的影响，把德国当作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竭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

3, 绥靖政策的推行，同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给欧美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因此，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厌战畏战情绪相当盛行，在法国尤其严重。英法等国的统治者既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

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纵容下，德、意、日三国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这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起来。

历史启示：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1、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保障，经济和军事则是衡量其国力的主要指标。且看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可谓“衰败不堪”，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只得息事宁人，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进行变相的军经调配，幻想用无原则的和平换取经济的发展，导致军力下滑，国力不济。由此可见，没有巩固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军事，国将不国。

当今世界，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任何国家要想赢取财富，充实国力，必须迎刃而上，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然而，“富国”决不能忘记“强兵”，“避战”未必能换来“和平”。不思战，不备战，只能醉身于战争的温床。纵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没有巩固的军力和有效的经济为和平撑腰，“和平”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富国强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目前，台海危机愈演愈烈。一次次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无数次阻挠，要是没有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作保障，“台湾独立”的阴谋早已得逞。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不屈从于美国的武力威胁，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与军备改革；另一方面，不搞军备竞赛，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

军事学家克莱因曾说过：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相对而言，我们的“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分占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处于相对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乘数相当不错的“国力硬件”，但是“国力软件”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却相对低落。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抗议”，只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大有李鸿章“不可衅自我开”之态。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软弱。对于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除了“严正申明”，就是“呼吁对话”，以致让台湾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这正是英国“绥靖政策”的翻版。

对此，我们在富国强兵之际，更应注重上层建筑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国家意志，反对迂回退让的偏安绥靖政策，从“软件”上更新，提高综合国力。

2、友好政治，维护国际稳定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将掀起世界恶浪。只有实行友好政治，才能维护国际稳定!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霸权政治根深蒂固。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国，支持德国整军、毁约，用以抗法反苏，甚至威胁法国“若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8]（p.124），助长了法西斯气焰，终究引火烧身。一定程度上说，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他们恃强凌弱，无视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当今世界，美国到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巴以问题、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它放任以色列、台湾当局，又制造一系列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发展至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应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当然，也不可“沽名学霸王”，忽视弱小国家利益。共同推进友好政治，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3、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外交方式是否得当，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环顾英国“绥靖政策”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可用“传统”概括，即沿袭“光荣孤立”的传统外交立场，变相地实行“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可以说，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拘泥不知变通，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忽视法、苏、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不知所措，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说，“绥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

历史证明，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违背“变通”原则。只有随机应变，灵活外交，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今世界，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近阶段，巴以问题、美伊关系、朝韩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变通，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根据实力“对号入座”，积极实施所谓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见机行事”，它是对“绥靖”的突破，既能避免卷入战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防止战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主张不争一时之长，不扛大旗，不主动招惹麻烦，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至于“不放任”、“见机行事”，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严厉谴责”。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之雄风，万事以“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外交活动极为被动。

当然，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我们既要“袖手旁观”，又要坚定、果断，“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实行多边外交，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它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我们更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⑼ 一战前德国推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统一后德国经济飞速发展.1870—1890年,德国的工业发展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德国安全战略选择有所改变.影响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因素有：1.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实力对比、相关国家的政策取向等；2.国家对威胁的主观判断；3.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目标的界定.
德国崛起于旧的欧洲体系的中心,它的建立冲击着周边国家的利益,并改变着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德意志人居住的空间,恰好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在欧洲是邻国最多的国家.欧洲的主要国家大都有其天然疆界,俄国则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偏远.而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虽可做天然屏障,但其东、西部几乎是完全开放的.兼并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给德国采矿业带来巨大的变化,洛林的褐铁矿蕴藏量估计为7亿吨,而德国其他地方的总蕴藏量不过3亿吨.这就使德国保护这一地区成为维护其安全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法国的威胁并没有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减弱.而德国的东邻俄国,经过1859年的农奴改革后,实力有所上升,它向东南扩张,蚕食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的扩张本性对德国的威胁仍然是巨大的.德国东西边界上弱小国家很少,很难获得新的领土,而且容易造成东西两线作战的局势.
统一后,促成德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这个时期德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迅猛.到一战前,德国经济已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了.德国工业结合高技术的发展,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欧洲的工业力量.到1903年时,德国已是个潜在的霸主了.这个时期德国工业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贸易额随之大增.1913年德国占世界贸易比重的13%,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要求与之匹配的是更为丰富的原料产地和更加广阔的市场,工业化时期积储起来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物力、财力）,本国市场已远远不能容纳.欧洲对于德国来说,扩展空间极小,要维护并扩大其经济安全利益,保护德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展,只有把目标瞄向海外.1914年德国资本输出高达440亿,德国工业开始插足于世界市场的竞争.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德国对安全利益的要求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康恩的“逐步升级战略”理论认为,利益强度的认定与一个国家的实力程度相关.当德国统一后实力与日俱增,对利益等级的认定就会升级,利益的范围更广,受威胁的程度更高.所以德国统一后,先是选择了建立制约性的同盟体系来维护帝国的安全,后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选择了进攻性的外交政策,争取世界霸权.前者是谋求力量的平衡,后者是谋求支配那些反对它或是可能威胁它的国家.进行这样两种战略选择,其实质都是想通过减损他国的实力来增大自身的安全.
德国实施了“大陆政策”和“均势外交”,其重点是削弱和孤立法国,阻止法俄接近,避免东西作战,阻止俄向中欧和南欧发展,形成英、法、俄、奥、意在欧洲的相互制约.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试图进一步削弱乃至摧毁法国.俾斯麦于1874年写道：“谁也不应抱有幻想.法国再次强大之日,就是和平结束之时.”为了防止俄法联盟,东西作战,1873年,德国促成缔结俄国、奥匈、德国三皇协定.1887年,德俄签订“再保险条约”,德俄关系保持着稳定.1890年,德国政府不再续订再保险条约,认为它已不能阻止法俄联盟的形成.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德国由于争夺海外殖民地,同英国的关系开始由冷淡走向恶化.争取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夺取“势力范围”,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一项新的战略任务.德国在亚洲、中近东、远东都进行了殖民扩张.1897年,武力强占了中国胶州湾.德国在瓜分中国的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最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列强间的紧张局势继续恶化.国家间利益扩张空间的接近,资源稀缺与利益增长之间的矛盾是冲突成为现实,并且不断加剧的原因.一战终于爆发.

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德国推行怎样的外交政策

‘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世界政策： 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实力的膨胀，从谋求欧洲霸权转变为谋求世界霸权。制订和推行世界政策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它于1895年1月宣布“德意志要成为世界帝国”。威廉二世曾公开宣扬其对外政策的新路线，即大力扩大殖民地，积极扩建海军。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获取“阳光下的地盘”即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 世界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东亚、非洲和中东。德国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德国在整个世界跟英国争夺。世界政策使英德矛盾变成帝国主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