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德国正在美元化

⑴ 一季度德国经济下降3.3%，为何GDP却变得更高，突破1万亿美元呢

按照德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信息，今年一季度德国完成的名义GDP为8418.2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实际缩减3.3%。若经过季调后，则是环比缩减1.7%，同比下降3%。

这或许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采用货币实际购买力换算GDP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货币购买力换算的GDP相比，汇率法的优点是能更符合“现实中的交易”——我们在国际上买卖石油、天然气、粮食、铁矿石等，都是按照汇率兑换货币。

因此，在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积极推动本国或本地区货币的国际化，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金融、支付、结算体系，在保持货币竞争力的同时，让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正常波动，就成了多国的首选。本文由【南生】整理并撰写，无授权请勿转载、抄袭！

⑵ 美元化的美国的态度

毋庸置疑，美国政府对美元化的态度举足轻重，尽管从理论上看，实行单边美元化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对美元化采取开放和中立态度，并让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主动来对话[6]。比较而言，美国商界对阿根廷等国表现出来的政策美元化倾向持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并且对政府在美元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模棱两可极为不满，他们热切希望政府能够抓住这一体现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实现自由贸易理想的历史机会。（Ignatius1999; Shelton 1999）
美国政府高官对美元化表现出来的低调欢迎也的确是事出有因。任何选择均有利有弊。对美国而言，美元化可能带来的最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是美国可能被迫介入调整美元区内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失衡。当它们的经济出现衰退时，美国极有可能面对两种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做的选择，一是投入更多的资本，二是接受更多的劳工。目前美国的对策是运用汇率和贸易政策进行调节，这显然与美元化后的情况大相径庭。反过来看，如果美元化经济体的数量和规模均达到一定的水平，则它们的经济周期或状况亦会对美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Bergsten 1999）此外，美元化虽然可以消除汇率风险，但是它并不能保证美元化经济体的各商业银行不出现支付困难。这样一来，美国还必须就是否成为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者做出选择。（Barro 1999）也许正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才有人积极主张阿根廷干脆就实行单边美元化。他们认为，对阿根廷而言，进入美联储体系的贴现窗口既无必要也不理想，因为现存在的其他机制已经能够提供紧急援救。（Hanke and Schuler 1999）
有无必要支持政策美元化也是美国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元化在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已经从中得到了巨大好处，并集中表现在美元作为大多数贸易品的计价单位和流通支付手段上，表现在由此而来的巨额铸币税上，表现在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全球影响力上。与美国经济规模和成熟的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的事实美元化，是华尔街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美元在境外流通，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种半永久性的无息贷款。长期以来，作为世界投资者的安全天堂，美元使美国吸引了巨额低利率外资。来自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资金，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美国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提供了资金。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资金流入更为安全的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大量外资流入弥补了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
尽管存在上述疑问，但美元化确实能够为美国带来进一步的收益。这种收益首先表现在使铸币税有稳定的、持久化的和广泛的来源方面。换言之，美元化、特别是单边美元化经济体所损失的铸币税，即为美国的铸币收入。在现实美元化下，美国虽然得到了大量的铸币税，虽然吸引了巨额的海外投资，但美国是通过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来向国外借钱并且为此是支付利息的。到1997年底，因为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美国的净外债高达1.2万亿美元。到2001年该数字预计会突破2万亿美元。如果把这笔钱全部投入到美国的有价证券市场，假定回报率为7%，美国仅为此每年就需付出1400亿美元的利息和股息，约占其GDP的1.5~2%（Preeg 1999）。由于欠的是美元，故美国可以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冲销掉所欠外债，但如果海外投资者认为美国将如此，他们就会要求更高的利息。（Krugman 1998; Mundell 1998b）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化、尤其是单边美元化，将诱使大量的美元投资投到美国以外的美元化经济体，从而降低美国向海外借债的利息成本，亦即增加其铸币税。其次，美元化将会为美元区的经济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使美国从中获益。最后，从技术上讲，与欧元区建立相比，美元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它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在政治上予以支持。无疑，这也自然意味着美国在美元区内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而且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亦会因此而得到加强。
在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支付巨额利息后，美国的净债务是否还应被算作美国的铸币税。表面上看，美国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一样，通过卖给外国人有价证券和不动产来弥补其贸易赤字，并为此支付利息，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以无息贷款形式存在的铸币税。但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要远远大于其利息支出。199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为2400亿美元，大约为利息支出的两倍。最近10年来的其他年份亦如此。这等于说美一直在靠新的借款来偿还原有借款的利息，而且偿还后还有剩余。这意味着美国的国际净债务，至少从短期看，就是其所得到的国际铸币税，不仅如此，其数量还在持续增长。当然，这一切归根到底还在于美国雄厚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
尽管货币联盟的历史从整体上看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成功的例子仅为政治上先行统一的美国和德国）[7]，但欧元的启动应该讲已构成美国推行美元化政策或建立美元区的外在压力。这种压力直接来自于美国得自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的下降可能。尽管欧元自创立以来因欧盟经济状况不佳而在美元面前略显疲软，但是仍旧有人认为，在未来的5至10年内将会有5,000~10,0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持有量从美元转换为欧元（Bergsten 1999b）。依据前面的结论，这便意味着美国将丧失如此数量的铸币收入，其年损失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25%左右。尽管在程度和时间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8]，但欧元将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产生冲击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其负面影响除了表现在美国向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下降或将遇到竞争者外，还表现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唯我独尊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表现在美国的货币与贸易政策将受到来自欧洲越来越大的掣肘。再退一步讲，即便是美国通过美元得到的铸币税增长速度的放慢本身，亦会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支持美元化以弥补将要失去的铸币税，至少是减缓丧失铸币税的速度，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来已经是十分现实的选择。

⑶ 1948年6月20日德国币制改革,旧马克怎么处理

1948年德国币制改革

【1948年德国币制改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经济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原料不足，粮食奇缺，各大工业部门之间发生严重的比例失调，同时，通货膨胀日趋恶化，钞票发行猛增，物价飞涨，马克形同废纸，导致政治经济的严盆不稳定。创造新货币和建立新币制的播要迫在眉睫，币制改革的第一个法律“通货法”于1948年6月通过，同时通过相关的西柏林“货币条例”。法律规定，从6月20日起发行新货币，名曰“德意志马克”即DM，原帝国马克等旧币从6月21日不再流通，并规定每年居民的旧马克按10:1的比率兑换60个DM，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存款，也按10:1的比率兑换，但只能将其中的半数列人自由账户自由支取，另一半转人国家账户冻结。后来冻结存款中有70%作废，20%转人自由账，10%被强制购买公债。币制改革后，联邦银行一直推行紧缩或偏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总需求，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稳定了货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望采纳

⑷ 德国是个怎么样的国家你怎么看待德国

说起德国，我就想起了五星球队。他们的领队穆勒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世界杯赛场上不顾及自己形象。

⑸ 如何评价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德国为什么心甘情愿的受美国钳制

当我们回顾战后德国的历史时，会发现这个国家与美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复杂矛盾的心理始终伴随着德国民众。

作为欧洲大陆上的传统强国，德国在上世纪连续发动了两次世界战争，纳粹德国的军队在欧洲所向披靡，打遍欧洲无敌手。然而，就在第三帝国有望占领全欧洲时，美国人出手了。为了维护美国在亚洲、中东、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国对德日正式宣战，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也直接扭转了二战的战局。

二战结束后，德国元气大伤，德国（西德）政治和军事上受美国高度钳制，领土被四国划分，基本上失去了自主权。

战后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输血援助，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冷战对峙中，德国（西德）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被美国当作抵御苏联的桥头堡，夹在美苏两大超级强国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可谓是提心吊胆。

按理说，在这种美苏两强争霸的背景下，德国由于经济军事政治被美国控制，为求生存不得不依靠美国的庇护尚在情理之中，可随着苏联解体，对欧洲的威胁大大减轻，德国却越来越依赖美国，甚至不愿摆脱美国的钳制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从被动接受保护到主动寻求庇护，难道德国这个受虐者在长期受虐过程中对美国这个施虐者产生了依恋？

这种心理分析显然不适合用在现实政治中。德国不愿摆脱美国的控制，这背后又有哪些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在本文中，云石君试着对这个问题做一分析。

首先，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俄罗斯压力的依然存在，使得德国乃至欧洲都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由于地缘关系的相对接近，使得德国在地缘上不得不直面苏东集团。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不仅失去了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国家经济体系也被彻底摧毁，整个国家一时间堕入深渊。

按理说，身边的这头北极熊倒下了，对德国而言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天天担惊受怕了――如果你要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虽然美苏冷战对峙以苏联的解体告终，但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遭受了解体之痛，俄罗斯依然坐拥17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并继承了苏联的庞大政治和军事遗产。凭着这份家底，俄罗斯虽然退出超级大国行列，无法与美国公平较量，但仍不失为世界级大国，与中、欧并驾齐驱。至少，在面对德国时，俄罗斯依然有强大的底气与实力。一旦德国敢在自己背后搞点小动作，俄罗斯的铁甲洪流完全可以跨过东欧大平原直扑德国。更何况，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的核工业与核武器研制的主体部分，一旦使出核武器这个大杀招，德国瞬间可以被秒成渣。

德国眼看着苏联已经内外交困、经济崩溃、人心浮动，到了绝症晚期，刚想缓一口气，一眨眼的工夫，俄罗斯却强势拔地而起，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这让德国刚刚松懈下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

众所周知，战后德国经济体系基本崩溃。外力方面，靠着美国的马歇尔输血援助，德国经济才得以满血复活，踏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内力方面，德国自身也凭借着残存的工业实力和欧洲中枢的地缘区位，主动选择了融进欧洲一体化的大潮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加强与邻国的经贸合作，共同组成了欧洲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德国开始逐步领导欧盟内部事务，成为了欧盟的扛把子，并在其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虽然德国历经波折，重新回到了欧洲的政治舞台中央，但德国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凭借自己的这点体量，要想与俄罗斯抗衡，完全是蚍蜉撼树，不堪一击。

有人要问了，既然德国单独抗不过俄罗斯，不是还有欧盟这个共同体协助打援么？

事实上，即便加上欧盟，也不足以抵御俄罗斯。原因也很简单，欧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共同的认同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虽然这种认同能维系表面上的经济和政治统一，但实际上并不具备有效的约束力。总而言之，欧盟的松散以及德国作为弱势领袖的处境，也决定了德国本身并不足以将欧洲高度整合，以抵御俄罗斯施加的压力。

这种体量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德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的处境。既然组团群殴都干不过北极熊，那还不如重新回到太上皇――美国的怀抱中寻求保护，以防备德国乃至欧洲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其次，德国作为欧盟弱势领袖，其领导力相对低下，凝聚力不够，只能依托美国维系欧洲的统一和凝聚力。

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其政治和军事地位被剥夺的很惨，深受美国钳制。虽然依托美国的输血援助和欧共体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发展，但德国的实力还没有到以一敌十的境界，不能以一己之力威服四方。对于整个欧洲而言，德国本身只有经济优势，军事政治方面的优势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言，欧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共同的认同和价值标准之上的，可以说是十分薄弱。这种情况下，德国作为欧盟弱势领袖，自然无法服众，不足以凝聚欧洲各国的力量。

怎么办？这就需要美国这个欧洲太上皇出马了。

美国作为二战中新兴崛起的超级强国，对战后欧洲秩序重建起着主导性作用。虽然战后欧洲的格局和秩序经历了多方重组变迁，但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地缘影响力，依然牢牢控制着欧洲的政治走向，其影响力已施加到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美国这个欧洲太上皇的存在，有利于维系欧洲的统一和凝聚力。

目前的欧盟虽然在货币等方面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随着欧洲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分裂倾向的加剧，欧洲各国涌现了民粹主义风潮，并且有愈发不可收拾之势，表现在经贸领域，就是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其内部可谓是矛盾重重。凭借着德国的弱势领袖地位，要想真正完成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其难度堪比登天！

这个时候，德国只能继续投靠美国。虽然美国并不真想欧洲统一，但他作为太上皇，对欧洲的全盘统驭，却在客观上压制了原先存在于欧洲内部的诸多地缘、民族、国家等矛盾，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增强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形态的构建，也为德国铺好了道路。没了美国这个欧洲太上皇，欧洲凝聚力必将大为松懈，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根本无从谈起。

再次，德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美国的扶持。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原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升级和金本位复辟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权转移到了美国手中。毫无疑问，美国作为战后的超级强国，主导着全球化分工体系这盘棋，并制订了全球贸易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这两条：建立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鼓励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这是市场经济打败计划经济的精髓。

美国长期作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以他为首，对欧洲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区域化整合都有极大的帮助作用。而德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也从全球化的整合中分了不少好处。

在此过程中，德国已经习惯了由美国做大蛋糕，自己从中分蛋糕的获利模式，而德国这种外向型经济体要想发展经济，只能融合到全球化扩张和区域化整合中，通过贸易往来中获得利益。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有卷土重来的重压下，德国如果贸然摆脱美国，凭借自己的能力，享受不到这份全球化好处，甚至自身的经济影响范围也会大幅缩窄。

要知道，德国之所以能成为欧盟领袖，最大的资本就在于欧洲内部相对强大且稳健的经济发展态势。一旦这种优势地位丧失，德国极有可能失去各国的认同，从巅峰跌落，甚至陷入被各国群殴的地步（谁让你之前当欧盟老大时给各国摊派难民和费用，搞得各国很不爽呢）。

这种情况下，德国只能抱紧美国的大腿，指望着美国继续推进全球化，自己也跟着吃肉喝汤，维持自己的欧盟老大地位。

⑹ 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超发的货币是如何处理的，德国经济又是如何回到正常状态

呵呵，货币战争只不过是一部小说，故事情节只能娱乐一下的，不能当真。

1923年德国超级通胀的根源在于巨额的战争赔款，所以解决之道在于有人担保偿还借款。
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威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沙赫特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1∶30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15488_72253.html

⑺ 有关1948年德国币制改革的问题！

德国马克由德意志银行发行。1马克等于100芬尼（PFENNIG），目前，流通中的纸币有5、10、20、50、100、200、500和1000马克等面额，另有1、2、5马克及1、2、5、10、50芬尼的铸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仍使用原来流通的旧货币一帝国马克、列登马克和占领马克。由于境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48年6月19日，美、英、法三国军事占领当局宣布，在其占领区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从6月20日起发行新货币“德意志马克”。新马克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等于3．333马克。1949年9月19日，马克受英镑贬值影响也贬值20．6％，汇率变成1美元等于4．20马克。1953年1月30日，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初次规定马克含金量为0．211588克，官方汇率为1美元等于 4．20马克。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增长很快，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随着贸易顺差的增长，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也日益增加。1959年1月1日，德意志银行决定马克实行自由兑换。1961年3月4日马克升值4．76％，含金量提高到 0．222168克，对美元官方汇率为1美元等于4．00马克。1969年9月29日，德意志银行不再干预市场以维持4马克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同年10月26日，马克又升值9．3％，含金量也提高到0．242806克，官方汇率为 1 美元等于3．66马克。1971年5月10日，马克汇率再次自由浮动。同年12月20 日，马克升值为1美元等于3．2225美元，德意志银行不再公布马克含金量。1972 年4月24日，联邦德国宣布执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货币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 2．25％的规定。1973年2月14日，美元贬值后，马克对美元中心汇率定为1美元等于2．9003马克。同年3月19日起，联邦德国与其他西欧八国组成联合浮动集团，相互间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订为2．25％，同时马克升值3％。1979年3月13日，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联邦德国为成员国，马克与其他成员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幅限制在上下2．25％，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货币。70年代以来，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增长较快，马克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也是特别提款权五种定值货币之一。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之后原西德马克为合法流通货币，并称为德国马克。

⑻ 美元化的现实背景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3]，深刻地改变了国际经济的运行机制。在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均不是很大和很快的年代，一经济体最可能遇到的外部冲击，主要来自于进出口价格。那时，决策者保留调整汇率的权力是有意义的。然而到了今天，对那些弱小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而言，最大且最可能的外部冲击或威胁，已不再是进出口价格的变化，而是资本流动方向和数量的突然改变，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猛烈的、不情愿的货币贬值。这种冲击的杀伤力巨大，亚洲危机便是前车之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资本流动的突然改变经常并非导因于资本接受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亦即其中含有较大的投机成分。这种外部冲击从进出口价格到资本流动的转换，构成了调整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因。上述转换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和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比如前面曾提到过的“三难抉择”）正好相反，对那些资本依存度（capital-dependent）较高的新兴经济而言，浮动汇率并不必然地使它们享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换言之，当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大量撤逃资本时，实行纯粹浮动汇率体制的经济很可能遭受汇率崩盘之苦。为了防患于未然，提高利率便不可避免。此命题得到了大量的经验支持。一些的统计研究显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判断，即在衰退期间奉行固定汇率体制的国家的实际利率比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的国家要高；相反的情况却大量存在。在1998年夏亚洲金融危机最烈期间，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的墨西哥的实际利率水平，就远远高于实行货币局体制的阿根廷。这等于是说，即使某经济体企图通过浮动汇率来保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一企图通常也是徒劳的。（Beddoes 1999）总之，挑战的性质变了，应战方式理应随之改变。
美元化日益成为政策选择之一的直接和基本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本国货币及政策的不信任和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爆发，随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而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的加大加快，国际金融机构在预防和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的虚弱的能力，更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这种不信任感。结果，在独立小币种受到外来冲击的可能性大增的事实面前，实施类似美元化政策或建立货币局体制以规避汇率风险，顺理成章地作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选择摆到了许多经济体决策者的桌面上。时至今日，欧元与美元“双寡头”外加日元“小伙伴”式的全球货币体系的雏形已经显现[4]，并且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变为事实（Bergsten 1999b）。这将迫使其他经济体在以下三种中择其一种：维护自身的货币主权，进入欧元区或美元区（或日元区），或以某一主导货币为储备货币建立货币局体制。亚洲、拉美和中东将主要加盟美元区或以美元为储备货币来建立货币局体制，而东欧和非洲则主要成为欧元的属地。即使还有一些国家力求坚持自己的货币主权，这样的国家及经济体在数量上无疑要比的175个大为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小币种已无存在之必要，似乎正在成为共识。那些出于政治考虑而拒绝放弃货币主权的国家，有可能将始终生活在一个金融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之中（Leddet 1999; Hanks 1998）。
占全球产值近1/4的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构成了美元化的基础。美国的全球化程度在最近15年内迅速提高。1975年，美国投资者购买的外国股票和债券与外国投资者购买的美国股票和债券之和，仅占美国当年GDP的4%，而到了1997年底，这一衡量美国参与全球资本市场程度高低的重要比例竟然上升到了213%[5]。同样是在过去的15年内，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5倍，结果，美国目前有5%的劳动力是在外国独资或合资的企业中就业。同期内，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亦增长了4倍，从而使得15年前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不到1/5的美国，目前占到了近1/3。1975年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权中只有1%是外国企业的，这一比例到1997年底提到了10%。197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其GDP的11%，而到了1994年底，该比例已高达24%，增长了118%，远远高于同期法国43%和德国24%的增长率。（Stokes 1999）
美元化的更大的背景在于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经济主权日益弹性化的潮流，在于世人对货币主权更为深入的理解。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创立是以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条约为基础的。以经济学的眼光看，各国的货币主权随着欧元的创立而被剥夺了。但从法律的角度看，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与所谓的“主权让渡”（transfers of sovereignty）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只要国际条约的签署或一国政府的选择完全出于自愿，国家主权范畴本身就不会将其解释为主权让渡。这听起来好像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国家主权的真正体现还恰恰在于它可以通过放弃部分权利来寻求自身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像个人在受到自己所签订契约的束缚时并不丧失其主权地位一样。（Dun 1998）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里，国家主权内涵的定义者应当是广大公民本身。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里就曾经有人做出如下估计：如果让公民自由选择币种来开设银行帐户并允许他们以任何一种货币交税，则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就不会为了维护国家象征而持有不稳定的本国“劣”币而使用“良”币交税。（Brenner 1999）1998年冬在墨西哥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竟有90%的受访者赞同接受美元。如果承认公民的意愿才是主权的终极源泉，则至少在部分国家，人们已经不再把货币视为国家的象征。

⑼ 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

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着。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