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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均负债多少

发布时间:2022-11-03 17:44:08

① 为什么日本国债利率这么低甚至低于美国和德国

a、日本的国民素质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人的国民素质,(尽管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不好),但日本人很会配置自己的个人可动用资金,他们除了购买国债、保险等安全稳定的金融资产,也会将部分资产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的各种资产中。
b、国债,又称国家公债,是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债是由国家发行的债券,是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由于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人民愿意购买低利率国债,说明国民不仅仅追求利益,还有爱本国的成份。
c、日本在高速的经济发展期,深深感到为国效力了重要性,本身也是自己受益的事情。
d、日本的总面积:包括各小岛在内,共计377,835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374,744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091平方公里,约为中国的二十九分之一;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十倍。
1.美国 12151(十亿美元)人均收入 41400(美元)
2.日本 4750 人均收入 37180
3.德国 2489 人均收入 30120
4.英国 2016 人均收入 33940
5.法国 1859 人均收入 30090
6.中国 1677 人均收入 1290

② 德国有多大和中国相比,经济到底哪些方面比中国强

德国人均超过5万美元,德国有法兰克福,法兰克福人均超过10万美元,法兰克福是德国首都和德国最大城市,法兰克福是德国最大金融中心和德国最大经济中心,法兰克福是德国最富城市和德国最有钱城市

③ 世界上欠款最多的国家是谁,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是谁

2013排名 国家与地区 外债(美元) 资料日期 人均 (美元) 占GDP比重 1 美国 167343亿 2013年3月22日 52170 106(%) - 欧盟 160800亿 2011年6月30日 27864 85 2 英国 98360亿 2011年6月30日 156126 390 3 法国 56330亿 2011年6月30日 74619 182 4 德国 56240亿 2011年6月30日 57755 142 5 日本 27190亿 2011年6月30日 19148 45 6 荷兰 26554亿 2011年6月30日 226503 344 7 西班牙 25700亿 2011年6月30日 18260 84,2013军费支出排名:1.美国依然高居首位,为682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4.4%。
2.中国位居第二,为1660亿美元,占GDP的2%。
3.俄罗斯第三,为907亿美元,占GDP的4.4%。
在中国和俄罗斯方面使用的是估测数据,美国方面则是官方统计数据。
4.英国排名第四,为608亿美元,占GDP的2.5%。
5.日本排名第五,为593亿美元,占GDP的1.0%。
世界五强国家军费总和为10600亿美元,占世界军事支出的60%。
之后排名第6至第15的国家依次是:
6.法国(589亿美元)、
7.沙特(567亿美元)、
8.印度(461亿美元)、
9.德国(458亿美元)、
10.意大利(340亿美元)、
11.巴西(331亿美元)、
12.韩国(317亿美元)、
13.澳大利亚(262亿美元)、
14.加拿大(225亿美元)、
15.土耳其(182亿美元)。

全部15国军费总和为14300亿美元,占世界军事支出的82%。

④ 人均负债13万!储蓄大国"变"负债大国",中国人的钱去哪了

中国人习惯未雨绸缪,时代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的骨子里诞生了一种"居安思危"的想法,认为平时多存钱,关键时候可以应急。就拿今年年初的公共卫生事件来说,工厂停工、公司不开门,这种情况下,没有点积蓄估计很难生活。

综合以上说法,我国消费者的储蓄率下滑,负债率升高。人均13万的债务,是因为超前消费的观念和行为在"作祟"。但是人均负债13万,真的是常态吗?大家生活中会有存款作为风险支出吗?

⑤ 请介绍一下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及其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当时国际两大阵营的老大——美国和前苏联接管,从中修起一面柏林墙,把德国分成了东德和西德,美国控制的是西德。不过90年以后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西德又合并,于是成为现在的德国。
虽然合并,但是东西德经济差距还是不小,每年前西德要补助给前东德500亿欧元左右的资金。

1945年5月8日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根据《克里米亚声明》和《波茨坦协定》规定,战败的德国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没有出现以前,德国暂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分区占领,首都柏林也由四国分区管制。

由于东西方盟国的立场、目的和利益不同,对各项协议都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德国的统一和柏林问题等,四国及其占领区的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复杂的斗争。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并于1949年5月23日单独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9月20日阿登纳组成第一届联邦政府;同年10月7日,苏联占领区也宣告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自此,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一分为二,在世界舞台上同时出现两个德国。两个德国均是主权国家,都获得了许多国家的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又同时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双方又都参加了不同性质的军事、政治、经济集团。近年来,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1972年签订了《关系基础条约》,各自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相互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互设常驻代表机构;两国领导人进行互访,就两国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两个德国要不要统一,在什么基础上实现统一,应由两国人民自己决定。
“西柏林问题”是怎么回事?

柏林原称“大柏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德国的首都。战后,根据有关国际协定,柏林同整个德国一样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初期还设有统一的反法西斯市政府。1948年,美、英、法占领区合并,成立了“三联占区”;同年,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成立了大柏林临时民主政府;1949年,西方三国又在西部搞市议会选举,组成西柏林市政府。至此,一个完整的柏林分裂成东、西柏林两部分。西柏林座落在民主德国境内,成了“孤岛城市”;东柏林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

西柏林面积为480平方公里,占整个柏林的54%,1981年有人口190万,是全柏林人口的62%。西柏林是一个不独立立的特殊政治单位。它远距离联邦德国,最近距离也有180公里。它与西德的交通联系,有航空线三条(称为空中走廊)、铁路三条、公路三条和二条水路。它虽然在司法、经济、财政、货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同联邦德国一体化,西德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可代表西柏林的利益,但不是西德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也成立了市政府,但仍处于西方三国军事占领之下,美、英、法三国还是西柏林的最高当局。四国的军事车辆仍可以在整个柏林市巡逻。

由于苏、美、英、法四国及两个德国的立场、利益不同,东西方就有关西柏林的主权及其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两个柏林也同两个德国一样在六十年代初以前关系非常紧张,特别是1961年8月民主德国在西柏林周围修筑“柏林墙”后,柏林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顶峰。后来随着两个德国关系的不断改善,特别是1971年9月四国签订了“四方协定”后,柏林局势有所缓和。但由于各方对关协定条文均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此,双方围绕柏林的地位等问题仍不时发生争执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4800292.html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是南斯拉夫。她推行社会自治制度。在1950-1963年为工人自治阶段; 1963-1971年为社会自治阶段; 1971年以来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自治阶段。南斯拉夫的改革尝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独创性,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它曾受得国际共运中的普遍的攻击, 说它是在“搞修正主义” 、“脱离社会主义轨道”。[1]

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阶段的主要措施是: ①1950年6月26日通过<<工人自治法>>,工矿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 生产资料国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

②1951年通过<<国民经济管理法>>, 将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 国家不再规定积累和基金的比率, 实行利润分红制, 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划要求自订计划、自由经营和自负盈亏,1953年宣布废除行政和经济手段的双重价格制;

③扩大企业的财权和自主权, 扩大地方的主权。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是权力下放, 工厂交由工人管理。1953年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 确认自治原则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把工人自治扩大到国民经济和文教卫生的所有部门。在农村, 南共六大决定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模式, 1953年3月, 法令宣布农民可以自由退社和解散合作社。[2]到1960年, 南斯拉夫的合作社只剩100多个, 政府加强国有农场的建设,并把它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工人自治制度对于打破旧有的高中集中体制的弊端, 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也奠定了地方分权的基础。

在社会自治阶段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下放分权。自治范围从工厂企业扩大到社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1963年4月通过新宪法,1967、1968两次修改宪法, 进一步扩大地方共和国的权力。新宪法规定: “自治是社会主义领域中各种关系的本质”, 国家经济机构对自治单位无约束力, 自治单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系。[3]

1964年, 南议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针>>的决议, 从1965年起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 ①进一步减少国家干预, 扩大企业的生产决策权和收入分配权, 增强市场的调节作用, 国家仅从企业利润中提取29%; ②国家将大部分的投资控制权交由银行负责; ③实行价格制度改革, 按国际市场价格调整物价,商品价格基本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④实行外贸、外汇自由化, 取消大部分商品的进口限制, 降低进口税, 允许外商在南斯拉夫直接投资。其结果企业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全面增强, 南斯拉夫的经济由国家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4]

在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自治阶段, 建立了完整的社会自治体系。还在1969年南共联盟十大就提出了联合劳动原则, 1976年通过了联合劳动法, 把分散独立自治的经济单位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 组织为三级联合劳动组织, 与此并存的有专业性的自治利益共同体, 地区性的地方自治共同体, 实际上是生产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在农村则发展个体农民的自治联合组织。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社会自治, 1977年社会自治单位的生产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从1985年起南斯拉夫的改革进入调整阶段, 以纠正分散主义的弊端。

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强调国家的消亡过程应首先从经济职能开始, 社会自治制度意味着国家职能消亡的开始, 与苏联强化国家职能的模式划清了界线;强调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基础, 它既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 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全面市场调节, 主张社会计划应适应市场需要, 市场决定计划, 社会主义经济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式是自由竞争, 就商品经济而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无重大区别。

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开创性。首先, 它强调企业自治, 下放分权, 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上, 注重发挥企业活力, 发扬社会经济民主, 体现了物质利益原则。其次,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冲破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 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的框框。第三, 它强调运用经济方法、经济监督来管理经济。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改革推动了南斯拉夫经济一度发展。[5]

但是南斯拉夫的超前设想和没有及时调整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并对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困难。

第一, 它过早地提出并实践了国家职能开始消亡的观点。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理论是超越时代的唯意志论, 现阶段得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实行社会自治的程度。它虽然在反对苏联模式上有进步意义, 但是过分强调社会自治, 把它绝对化, 则陷入了误区, 实际上这种社会自治,是一种变相的带有部门、地区、集体所有倾向的单位所有制。

第二, 它把分权绝对化, 削弱了必要的中央权力, 使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民族主义抬头, 造成宏观失控。实行社会自治的结果, 使联邦制实际成为邦联制, 根据新宪法, 一切有关经济政策和措施的重大问题, 均需经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一致同意后, 联邦才能决定, 从而形成了地方分权模式。它在经济上使统一的市场受到阻碍, 封闭性的局部性市场取代了集中统一的大市场, 造成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由于宏观失控, 总需求过分膨胀, 消费和投资增长过猛,出现了二位数的通货膨胀,外贸赤字加大, 外债过高又未合理利用, 失业人数增多。1981年人均负债920美元, 70年代中, 失业人口高达60-80万人, 近百万人外流。[6]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

还在1953年,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就提出匈牙利要走符合本国国情,不同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由于苏联的阻挠和拉科西集团的反对而夭折。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 作为新的党政主要领导人卡达尔在十分困难的时刻着手稳定政局, 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改革。[7]

1957-1964年匈牙利实行局部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其主要措施是:
①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放弃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庞大计划, 如在拉科西执政时期不顾缺乏钢铁的实情提出建设钢铁国家的口号。降低积累率, 集中力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
②改革农业管理制度, 调整农业政策, 废除农产品义务销售制, 坚持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合作化,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对农业实行贷款补贴, 鼓励农民致富。
③自1962年起改组工业组织, 取消各部的总管理局,建立托拉斯, 减少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 并在企业中实行利润分红。

自1965年开始,匈牙利实行以工业为主的全面经济改革。1965年11月, 匈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 讨论了<<关于全面审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66年5月, 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 1966-1967年进行改革试点, 1968年1月全面铺开, 实行新体制。其后在1973年和1976年又两次进行重大调整。[8]有的学者称匈牙利经济改革模式是雷热,涅尔什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模式。

这一模式: ①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主张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不同意合作社急于向国营农场过渡; 鼓励发展农村自留地经济、家庭副业经济和多种辅助经济, 允许在农业、服务和加工行业中不超过30人雇工的个体经济; 反对垄断, 提倡国有、合作社、私有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 强调有计划的商品货币关系, 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保证市场机制有广阔的活动余地, 把集中计划管理与市场积极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指导性计划体系和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制定政策。

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 明确划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决策权。有关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和大部分扩大再生产的决策权归国家; 简单再生产和一部分扩大再生产的决策权归企业。分配权由国家控制, 生产权则更多地由企业控制。

③强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 政府以税收、价格、贷款、提成、投资、利润分配等经济手段来领导经济, 实施对经济运行的调整。

④在计划指导下鼓励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实行国家规定价格、最高价格、自由价格三种混合价格制度。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总的说来, 处于苏联和南斯拉夫两种模式之间, 在一定意义上吸取了两者之长。[9]但是,所谓结合实际上只是一种混合,并没有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转。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并出现危机。

波兰经济改革的多次受挫
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后,哥穆尔卡上台执政宣布十月纲领,进行政策调整,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物价不断上涨始终困扰着哥穆尔卡政府。1959年和1963年政府又两次提高物价,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10]1970年12月12日,波兰政府决定对46种食品和日用工业品提价, 这样使每个家庭平均开支增加了20%。14日, 格但斯克、什切青等沿海城市工人上街抗议和示威,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造成死45人伤1000多人。12月20日, 波党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 哥穆尔卡被迫辞职, 由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11]

盖莱克上台后, 局势并无好转。1971年12月, 波党召开六大, 确定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借助外资和西方的技术设备, 推行“高速度、高消费、高福利”的三高政策。主张在10年内“再建一个新波兰”。新战略执行初期, 一度较为顺利, 但是由于政府投资过猛, 积累过度, 市场供应紧张, 加上出口困难, 外贸赤字不断上升, 通货膨胀加剧。1976年政府又企图通过提高食品税来解决经济困难, 结果再次导致6月20-25日一些城市的罢工和骚乱, 再次迫使政府取消提高价格的决定。[12]

1980年7月,涨价和罢工风波再起。8月17日, 格但斯克工人在瓦文萨领导下组织了独立自治工会, 即独立工会。工潮迅速蔓延到全波兰。[13]在9月6日波党八届六中全会上, 盖莱克的第一书记由卡尼亚接任。会上分析波兰经济形势恶化主要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发生的失误所致:

①盲目引进。到1979年, 累计外贸逆差高达152亿美元。这次引进的设备大多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管理不善, 不少专利和设备的引进并未投产, 仅化工方面有1/3的进口品进而不用。
②借债过多。到980年波兰共欠西方债务270亿美元, 仅这一年所需还本息就高达70多亿美元, 几乎占同年出口总额的80%以上,波兰公民平均欠西方债务570美元。
③经济结构比例失调,长期以来忽视农业。在60-70年代, 波兰的工业投资高达38-42%, 而农业投资则由17.4%减少到16%。在工业结构中波兰重视加工而忽视燃料和原材料工业; 在农业结构中则重视畜牧业忽视种植业。
④超前的福利增长。从1970-79年间, 波兰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80%, 而职工的名义工资增加了93%。大工厂企业滥发奖金, 及各种名目的附加工资, 加剧了通货膨胀。为了刺激农业的发展, 政府在10多年间几次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并用增加补贴的办法来弥补消费品的提高。1971年补贴了170亿兹罗提, 1980年则高达1,700亿兹罗提, 占整个国家预算支出的40%。

80年代的经济危机很快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政治危机。1981年10月18日在九届四中全会上,主张采取较强硬政策的雅鲁泽尔斯基接任第一书记。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实行全国军管。[14]

军管后的波兰虽未出现大的动乱, 但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雅鲁泽尔斯基在经济方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企业可以独立制定本企业的经营计划, 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自负盈亏; 在提价的同时, 适当给职工以补贴; 保证个体经济的长期存在。1986年6-7月, 波兰统一人工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 提出目前波兰正处于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 通过了<<1986-1990年的社会任务计划>>, 但是经济困难的被动局面仍未改变。到了1988年经济形势再度恶化, 随即政治危机又起。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夭折
在1958-1959年诺沃提尼担任第一书记期间, 捷克曾进行了第一次经济改革。这一次改革主要针对当时经济体制过于集中、经济效益下降等问题, 实行改组工业的管理机构,把1,000多个企业合并为380多个经济单位, 减少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 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是经济情况并无大的起色。到1966年时,农业才达到战前的1936年水平。工业出现指标冒进、比例失调和增长速度减慢等问题。诺沃提尼认为这是和改革失当有关, 又恢复改革前的经济管理体制。

1965年改革呼声再起, 从1965-1968年间,特别是1968年捷克进行了被西方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1965年1月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主要指示>>的决议, 并在全国110个企业单位进行试点。1966年4月, 捷共中央又公布了<<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的决议。1967年新体制原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开始试行: 宣布物资分配计划要适应市场的需要; 把384个生产经济单位按专业分为90个完全独立的生产经济单位; 改革价格体系, 由单一的国家固定价格, 改为固定价格、限制价格、自由价格; 允许企业进入外贸市场; 改革工资制度, 取消对个人工资和单位工资总额的限制。诺沃提尼等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改革采取了阻挠和限制的态度。[15]

1967年9月、10月、12月, 捷共中央先后召开第9、10、11次全会, 会上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对诺沃提尼阻挠改革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指责诺沃提尼机械地推广不符合捷克条件和传统的政策,实行狭隘的顽固的集权制; 在政治上不民主; 在经济上不改革; 在对外关系上不独立自主, 并要求诺沃提尼下台。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的第一书记职务, 并选举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16]

1968年3月28日至4月5日, 杜布切克主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 改组了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 清洗了保守派人士, 全会通过了<<行动纲领>>, 宣布“打算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社会主义社会”。纲领在经济上主张: ①进行经济改革,实行新管理体制, 扩大经济机构的自主权, 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 ②建立工人委员会, 实行民主管理, 工人委员会有权指定经理、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社会福利等重大问题; ③广泛利用先进科学和技术, 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生产的盈利率; ④恢复市场经济的作用; ⑤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7]由于<<行动纲领>>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结合, 反应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 得到了各界的广泛支持, 从而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生动局面。

捷克杜布切克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是: ①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主张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由中央制订发展经济的长期指导计划, 市场起短期的调节作用, 尽可能实行自由竞争价格; ②在财政上, 实行以税代利, 不再上缴利润; ③在收入分配上, 企业在税后可自由支配分配; ③在企业自主权上, 实行企业自治, 党政分开, 生产决策权下放给企业。由于苏军和东欧国家军队的入侵彻底打断了捷克改革的进程。使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了僵化的年代, 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在50、60年代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革探索,但是后来不是光说不做,就是等待观望。至于阿尔巴尼亚则以唯一社会主义样板自诩,根本按兵不动。[

⑥ 2012世界各国人均负债

我觉着中国人均负债和美国差不多,甚至有可能人均负债远高于美国,四万亿除以十六亿人口再换算成美元,这个数字就和美国的人均负责差不多了,这只是中央的债务还不包括地方性的债务,如果加一起的话中国的人均负债应该是高于美国的。

⑦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基本信息

〖州首府〗杜塞尔多夫
〖最大城市〗科隆
〖面积〗34.083,52 平方公里
〖人口〗18.079.686 (至2003年12月31日)
〖人口密度〗 530,5 人/km^2;
〖人均负债〗6.456 欧元/公民 (2002)
〖负债总计〗1亿1660万欧元(2002)
〖ISO 3166-2〗DE-NW
〖州长〗 Hannelore Kraft (SPD)——该州第一位女州长
〖执政党〗 SPD/Bündnis 90/绿党
〖州议会席位分布〗
共 231 席: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102席
CDU 88席
FDP 24席
绿党17席
〖下一次选举〗
〖德国联邦参议院(Parlamentarische Vertretung)席位〗 6席

⑧ 欠中国钱的十大负债国

欠中国钱最多的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

而欠我们钱最多的国家,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老美,足足欠了我们22.63万亿美元,如果这笔钱要还上,老美人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行。


这就要说到各国的产业构成了,按照每个国家的情况来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梯。

底层的是第一产业,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包括非洲的很多国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等都属于这一类的,这类国家进口产品少,出口也少。


第二类,也是第二产业,就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了,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品种类的国家。

美国人家里的电脑,日本人手里的手机,法国人家里的电视,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

我们通过出口产品换回了大量外汇,然后再用这些赚来的钱,购买各个国家的国债,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债主。

第三类,就是以美国为首的第三产业国家,这些国家的服务业非常的发达,同时工业外迁,这就导致他们所需的产品基本都依靠着进口。

要买东西就要有钱,那么钱怎么来:

就是通过透支未来的政府收入,找其他国家借钱。就拿老美来举例子,老美政府可以说是全球最穷的,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发行债券,到处借钱。

所以,老美既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如今老美光是每年支付给各国的利息,就很吓人。


⑨ 2019年到底有多少人负债被迫过年的

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而中国居民负债总额已经超过了GDP总量,这表示中国的负债率已经是100%了。

为何中国会进入“全民负债”的时代?钱究竟都用到哪里去了?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第三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没有偿还金额是919.16亿元,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信用卡负债金额就上涨了将近12倍。这还只是信用卡,还不算其他的信贷产品,如果加上其他的信贷产品,相信这个数字肯定会高的吓人。

目前年轻人的平均负债超过13万,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在银行没有存款,其中,80后是负债最大人群,负债超过20万。我国的90后年轻人大约在1.7亿左右,但是他们的人均负债却高达12.7万元。据悉,这些债款主要来自于信用卡、花呗、京东白条以及各种借贷软件和民间借贷。按照90后现在的平均工资计算,他们需要18个月的薪水,才能偿还清楚这笔欠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掏空了90后的口袋,让这帮原本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变得如此贫穷?

尼尔森Nielsen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指出,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90后、95后年轻人已然成为消费主力,他们成长发展的需求更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更高,信用消费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90/00后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3%,他们将主导未来5~10年的中国乃至全球消费格局。

有趣的是,根据尼尔森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使用互联网分期产品中,35%的人对未来就业更有信心,45%的人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而没有任何信贷的用户中,这两项数据分别为20%和25%。

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消费的野心大于赚钱的野心,消费的能力大于赚钱的能力,所以在你的赚钱能力没有跟上的时候,理性的合理的规划你的消费支出,别让负债成为你生活的负担!

我也是系统中的人,只是负债不多,20万左右,本来想签证出国,一年就能还清债务,但我一想,我早已离异,有小孩读高二,父母健在都在八十高寿以上,2019年我努力做事,无论工作的高与低,我止住了再负债,儿子一个月1500元生活费,给母亲500元零用,父亲有退休金。我打工一个月七千左右,自己只留300元烟钱,200元手机费用。剩下的钱(大约4500左右)我用来还债。欠人钱财,努力赚钱计划还债;态度诚恳,不沾恶习;心存善意,待机向上。终于,2020年签下大单,正月开工。人生有起有落,上帝为了关上一页门,必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所谓人生的风云,无非是潮起潮落,经得起低谷的折腾,方能看淡风尘的世俗;无论是富在深山,还是贫在闹世,都是人世间的悲与凉:送君一席话,父母永远在牵挂我们,我与你永远在呵护我们的儿子。心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得是我们心胸宽广些,志存高远,努力拼搏!为父母,为儿子,归来一切为自己,2020年,相信一切安好!

我是其中的一个,2019年是我的45年的人生最难过的一年,2018年被人骗去投资花了2000多万,导致资金收不回来,目前负债超过一千多万,曾经想过一死以谢债主之恩,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是不是太自私了,所以硬撑着度过了这一年,在这一年每天都经历过债主们的各种催收,有打人情牌的,有恐吓的,还有法院起诉的,威逼利诱都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内心很彷徨,也很愧疚对借钱给我的亲戚朋友,说真的我没想过赖帐,但目前确实没能力还,只能等公安看看能不能帮我追讨回来,再不等我他朝东山再起的时候还给你们,目前只能打工赚钱生存,(这一年做过四份工作,开专车,每天开十个小时以上,不想面对所有熟悉的人,又要生活费所以选择开专车,累得扒下才回家休息,做了六个月,直到我的银行卡也冻结了,帮朋友看店卖茶叶,做了两个月,他生意也不好,工资都发不出来给我,做珠宝直播,因为大环境不好,也没生意,做了两个月就不做了,现在一家 汽车 维修店做前台,每天忙到腰酸背痛,没空去想事情,这样也好,先沉淀一下自己)等待机会再做小生意,希望你们这些债主们能给我时间!欠你们的我不死一定会还!(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资产能给的你们的全给了,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也没用,命就有一条,我虽然是个女的。但我不逃避,也没想过不承担,但现在确实没钱,求求你们,不要再逼我了,给我一些时间吧)

我也是其中一个,还有将近十万没有还,2019年创业失败回家,下半年开了早餐店又失败!不喜欢过年!2020一切重新开始,加油!总有一天会把债还清的,生活还要继续!

谈一下我的感觉,我是在上海做传媒设计工作室的,2019年环比2018业务量缩水了百分之60,员工全部从全职转为了兼职的,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家里人着急朋友惋惜,劝我去找个公司凭着现有资历和资源拿个p8职位混混日子!但又有谁知道工作好找么?打开邮箱都是变相找兼职的offer,这把年纪与其浑浑噩噩还不如小心翼翼的挣扎下去,不放弃心中的执念,不越过做人的底限,坚持随性一点的活着;觉得不公平,只是你没有到天平往上的那一端,所以抱怨没有意义;我辈还需继续前行,不过换条路走走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从16年创业开始到现在一直负债,因为创业的时候就是贷款创业,所以一直没能还清,上个月开始资金周转不开,资金链断了,要崩溃了,差点想死。一个月的时间睡不着,只能告诉自己不能放弃,连死都不怕,还怕欠款。自己越是低谷时期,越是要努力,谁都帮不了我,只能靠自己,2020年继续加油!

我也是负债过年,头大。年初手里有些钱,突然前任提出和我分手,分就分呗,然后找各种理由问我借钱,都拿父母出事来说了,我能见死不救?后来才知道被她欺骗了,无所谓呀!就当买教训了,谁还没点过去,要紧牙,继续前行。再后来一气之下报了一个cpa课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也是特别流氓,借我5000,快一年了死活不还,要我说,这就是典型的不要脸。再后来年尾有个朋友父亲做手术,没办法,只能把借呗抵出来应急了,虽然每个月利息高的怕人,但是我不想求人,努力一把不知道半年能不能还清。加油吧!顺便希望我把剩下的cpa也通过了,今年老老实实加班吧!虽然加班费不多,有总比没有强吧[打脸][打脸][打脸]

这年头,身边,包括我自己,负债的太多了。只要不是那种家里有背景或者家底殷实的,没有几个不负债的。

我的情况

本人坐标太原!

2012年大学毕业我就是带着债务的。由于家里比较贫困,大学就是靠国家助学贷款过来的!

好在我学习还算不错,还没毕业就签约了铁路行业的单位(这里不赘述)。

进了单位,实习工资半年,每月1000多一点。只够自己生活,完全没有还款的余地。

实习期刚过,从小青梅竹马的姑娘催着结婚。当时身上有8000存款,一咬牙,姑娘等了我好几年,不能拖了,结!

2013年3月结婚,彩礼6万,房子没有,加上乱七八糟的婚宴什么的,花了9万多。父母给出了2万,欠亲戚朋友7万,加上助学贷款,总金额9万!

顿时感觉压力山大,欲哭无泪,好想扇自己一个大耳光,没钱,结什么婚啊?自己找罪受!

好在媳妇儿争气,虽然农村的,没学历没工作,但是能吃苦!两人住单位职工宿舍,省吃俭用一年,还了8万。剩一万债务!

2014刚过完年,感觉债务也就难么回事。两人一琢磨,生个孩子吧!

2014年3月媳妇儿怀孕,6月辞职,家里的收入来源只剩我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每个月除了生活费,生育检查啥的基本不剩啥了。

2015年2月,孩子出生,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一方面人在外地不方便,另一方面是送回老家让爹妈看的能省费用。从此开启一个人奋斗还债之路。

国营单位就这样,工资虽然也不算低,但是也不会很高,波动不大。攒钱缓慢。我开始琢磨兼职,工作,兼职两条腿走路。正赶上,淘客,公众号的红利期,我虽然是兼职,没花那么多经历,但好歹算一份收入,加上自己的工资破万,在太原工薪族也算是个中上收入吧。

2015年9月中旬,身价转正,手里存款6万,琢磨的该给自己弄套房子了。10月,又开启借钱模式,借18万,23万首付一套房子,贷款50万。

好在有公积金支持,每月还款基本能够覆盖。

2016年~2017年,整两年开启勒紧裤腰带模式,哪里挣钱去哪里。网上各种兼职基本都做过,快递送过,家电修过……老婆孩子继续在老家给我省钱。

2017年底,债务还清(不含房贷)。手头还剩个两三万。

2018年,由于干的太猛,3月突然头晕,身体不适。脑供血不足,与长期高强度工作有关。遂放弃很多兼职。只有工资收入和很少的兼职收入,也感觉到了身体的重要。想清楚了很多事:很多东西强求不可,生活不只有钱,还有家人!

2019年用18年的工资装了房子,孩子上幼儿园了也接过来。由于考虑孩子出行问题,贷款6万买了个朗逸。

2019年底了,债务总额27万,房贷21万,车贷6万。

好在媳妇儿又开始工作了。给我分担了不少。

回想过去几年,就是一部,还债背债的循环奋斗史,好在虽然有贷款,但是家的框架让我搭起来了,只要不瞎折腾,我相信未来还是很美好的。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跟我一样的年轻朋友一些中肯建议!

呵呵,希望我的回答给您带来帮助!

2020我欠银行钱应该要执行了,我也盼着快点执行,虽然不知资产最后能剩多少但总归是去了块心病。住建局差我的工程款时间长的7年短的也有5年了,希望今年也能给我付清吧。

二十年的奋斗,终于画了一个圈。庆幸自已还未老,还有颗敢拼的心,还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⑩ 德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6,849亿美元,次于美国、苏联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占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贸出口额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黄金及外汇储备则为各国之冠。战后经过短时期恢复,很快进入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为2.9%;1950~80年平均超过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物质技术基础较雄厚。西德占有战前德国领土的主要部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较强的科技力量。虽然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原有基础好,因此工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另外,战后初期,工资水平较低,军费开支很小,加上美国的援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2)制定了较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进行大量而又长期的投资。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了发展计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战后投资也不断增多,投资重点也随各发展时期的重点不同而有计划的转移。

(3)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成就。西德认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没有搞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研及发展科技、教育的经费比重较高;同时,尽量引进和广泛使用新的技术成就,促使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战后,进口廉价原料和燃料,出口高价制成品,不仅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获得大量利润。因此,西德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工业就业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出口工作。

(5)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发展生产,西德政府及企业主也实行了某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如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福利,工人参与某种程度的企业管理等,对于安定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市场萎缩,本国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等原因,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70~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降为2.8%。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分裂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领区的币制改革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着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公正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倒台,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政府,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路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政府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公众、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政府的下台,联邦政府作出了顺应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西方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改革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政府的执政,推出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显现,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对滞胀困扰

1970年代,德国经济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被迫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政府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政府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重回自由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路,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担责任”,强调政府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政府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卫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破解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

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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