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人怎么铺路视频

1. 德国法西斯

一战刚刚结束，在战败国德国，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冲突不断，双方都雇用了从一战战场归来的士兵作为准军事部队。

1918年11月，在战争的废墟上，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坚决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大压力之下，德国建立了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规模不大的陆军与极右翼政党的军队一起，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试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努力，绞杀在血泊之中。

1919年，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部宪法，这就是“魏玛宪法”。

然而，在《凡尔赛和约》强权条款的遏制下，德国局势却在进一步恶化。

1920年3月，德国的一位军方高级将领及其党羽试图颠覆共和国政府。政府被迫从魏玛逃到了德累斯顿。

另一方面，巴黎和会以后，德国战争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又在1921年作出新决定，要求德国在30年内赔偿战胜国330亿美元巨款。同一年，德国交付了首次赔款之后，便向协约国提出延期支付下一年赔款的请求。

由于52％的德国赔款将支付给法国，因此法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法国的高层政要和工业金融寡头，一向不满足《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一直蓄意寻找机会与德国发生冲突，企图占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

1923年1月11日，法国以德国故意不履行煤炭供应义务为借口，与比利时共同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地区。

德国士兵向希特勒宣誓效忠
本来，《凡尔赛和约》已经给德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致使马克极度贬值，到1920年8月份，德国货币由原来7000马克兑换一美元上涨到了100万马克兑换一美元，法比两国占领鲁尔区，更使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在英国和美国的默许与支持下，德国对于鲁尔问题采取了消极抵抗政策。声明：停止继续向法、比两国赔款以及提供矿石原料。

然而，德国也很快意识到，对战胜国的任何反抗都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全面崩溃，因此被迫重新开始了赔款。

实际上，对于鲁尔区的占领，法国和比利时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另一方面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它们最终从那里撤军。

透过鲁尔事件，德国极左翼和极右翼都感到了政府的软弱无能，因此暴动不断。

巴伐利亚地区的冲突尤其严重，内战也促使右翼组织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政治冒险生涯。

这里是奥地利和德国边境的小镇布劳瑙。

1889年，希特勒就出生在这个小镇。

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画家，一度流浪在维也纳街头。

这是他年轻时的水彩画作品。

华尔街股市暴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是德国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的一名下士；1919年他在慕尼黑参加了成立不久、成员还不到100人的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字眼，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人们也许会误认为希特勒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事实上，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不过是希特勒争取底层民众、骗取工人选票、最终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

凭借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和强硬的政治手腕，希特勒很快就成为了纳粹党领袖。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抨击，又为他赢得了众多支持，甚至还获得了曾经任德军参谋长的鲁登道夫的赏识。

希特勒认为武装夺取政权、重新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1923年11月8日，他和鲁登道夫共同策划了一场政变。

这就是德国历史上着名的“啤酒馆政变”。

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本来希望通过政变，夺取魏玛政权，撕毁《凡尔赛和约》。

然而，事与愿违，政变失败了，他们被送上了审判台。

虽然这仅仅是历时数天的一次短命政变，却是希特勒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预演。

政变失败后，鲁登道夫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希特勒则被判处五年监禁，关押在慕尼黑城外的兰斯堡要塞。

纳粹王牌飞行员司令戈林
由于政府高层中纳粹同情者的斡旋，以及鲁登道夫一战英雄的特殊身份，最后他被无罪释放；希特勒的刑期也被从五年减到了九个月。正是利用狱中的这段时间，希特勒口述了他的政治宣言《我的奋斗》。

但是，希特勒出狱后，一度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

国际局势似乎也有利于德国。

1924年五月，美国预算局局长道威斯提出了战后德国赔偿的修订计划。

道威斯计划不赞同外国贷款2亿美元给德国偿付债务，只是要求德国尽自己的能力支付条约规定的赔款。

法国和英国也表示支持道威斯计划。

在这项修订计划的纵容下，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国际地位也稳步上升。

1926年9月，德国正式加入了国际联盟。不久，又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这一年，禁止希特勒在公众场合演讲的限制也被解除。希特勒决定放弃武装暴乱夺取政权的策略，通过议会斗争，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使纳粹党成为 执政党，进而统治德国。

不过，这条道路并不像希特勒想象的那样平坦——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只赢得81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也仅仅占了12个席位，是位居第九的最小党。

然而，一年之后爆发的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溃，给希特勒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转机。

希特勒发表演讲
1929年10月，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股价暴跌，随之企业相继倒闭，银行破产。

脆弱的德国经济遭受的打击更为惨重。

在整个经济危机期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点六，农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到1933年希特勒出任总理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全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挣扎在饥饿和贫困线上。

然而，德国人的苦难却变成了希特勒实现野心的筹码。

他把这一切转化为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

从1930年到1933年，他离至高无上的权力宝座越来越近。

1930年，德国国会大选时，纳粹党和左翼政党所取得的票数都不足以组建新政府，希特勒便利用冲锋队显示纳粹党的实力。

选举中，充斥着身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与左翼政党之间的暴力冲突。

1932年春天，希特勒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他参加了总统大选，并且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票数。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已经年迈却受人尊敬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从1925年以来，他连任了两届总统。

希特勒酝酿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在这一年的国会大选中，尽管纳粹党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却最终确立了最大党地位。

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

冯·兴登堡认为打破政治僵局的惟一出路就是劝服希特勒出任总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了总理职务，但是，内阁成员中，纳粹党仅仅占了两个名额。

一个月后，国会大厦发生了一场神秘大火，据说纵火犯是一个半疯的荷兰人。希特勒趁机指控左翼政党是大火的幕后策划者，并说服兴登堡对他们进行政治限制。

但是，即使有总统的命令铺路，纳粹党仍然没有在1933年的大选中获得绝大多数席位。

不过，希特勒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国会大火为由逮捕了左翼政党代表。随后，其他政党也被逐一禁止活动。

1934年8月，冯·兴登堡辞世，这意味着对纳粹党的最后束缚被彻底解除。

希特勒继任德国总统，集总统、总理和军队最高统帅职务于一身，所有人尊称他为“元首”，他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至高无上的审判者”。至此，希特勒完成了对德国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

希特勒以典型的政客手法提出了纳粹党的25点纲领，这个纲领无所不包，几乎能满足每个人的任何一项要求。

贯穿希特勒思想的中心就是血与土，换句话说就是狂热的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

希特勒在检阅纳粹空军
在当时的德国，这不仅吸引了陆军以及工业巨头，即使对生活在战败国阴影笼罩下的普通公民，也有巨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早在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的第三天，他便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另一方面，尽管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希特勒却准备决心重建德国的武装力量了。

1933年，德国组建了“国家秘密警察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盖世太保”。到1939年，秘密警察已经发展到3万多名成员，他们渗透并控制着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德国占领区，拥有大量监狱和集中营。

《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必须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

然而，希特勒上台之后，根本无视这个规定，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肆扩张军队，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

其中最显赫的是希特勒建立的三个装甲师。

并且，为了吸取一战的教训，德国的治军理念也被重新改写：每一名士兵都经过精心挑选，并接受可以承担比自身军衔高两级的士官或者军官的工作训练；所有士兵都必须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

这确立了军方在国防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为军队的迅速扩张搭好了平台。

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认为：他们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应该以其为基础，组织一支站在国防第一线的军队，并由他亲自领导。

这与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冲锋队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

希特勒对罗姆这个潜在的政治对手的实际动机开始了怀疑，最终决定血洗冲锋队。

1934年6月，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协助下，希特勒迅速逮捕并处决了冲锋队的高层领导人。

他给罗姆所定的罪名是——破坏政党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

此后，党卫队便成为了负责保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一个将纳粹种族主义转化为行动准则的独立机构。

这个比冲锋队更加傲慢的杀手精英团体，渗透到德国的党、政、军各个领域，参与国内外的各种血腥镇压活动，成为了纳粹党统治的重要支柱。

在对外关系上，希特勒也日益加紧了撕毁《凡尔赛和约》的步伐。

《和约》规定，德国不得拥有空军。

然而，德国和苏俄1922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打破了这个规定。

在此前的魏玛政府统治期间，德国并没有空军。

但是，从1922年起，战胜国允许德国发展民用飞机，于是，德国组建了汉莎国家航空公司，飞机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更是大力支持成立滑翔俱乐部，德国由此掀起了飞行热。

滑翔俱乐部有助于渗透发展空军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德国有机会在苏联秘密训练军事飞行员，同时，还可以利用苏联的装备研究军用飞机的设计。

接下来，希特勒命令秘密筹建了德国纳粹空军，并任命他的忠实追随者赫尔曼·戈林，负责空军事务。

赫尔曼·戈林，是一战时期的战斗机王牌飞行员，1933年协助希特勒取得政权后，主管盖世太保。1935年任空军总司令。1940年被授予帝国元帅称号，地位仅次于希特勒。

本来，按照和约规定：德国海军只能保留轻型水面舰艇，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水艇。希特勒担任了纳粹元首之后，这一状况却发生了变化。

1935年6月英德签订了海军协议，同意德国把水面舰艇的数量限制在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规模的三分之一内，而潜艇力量则与英国相当。

由于致力于扩军备战，纳粹德国急需钨、锑等战略物资。而中国华南各省的这些矿产资源储量丰富，恰好适应了德国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也非常需要从德国进口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因此，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纳粹德国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曾经在军火和战略物资方面交易频繁。

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表面上呼吁和平，成功地扰乱了对手的视听，使得英国和法国对其采取了绥靖政策，错误地认为纳粹的野心尚在控制之中。

1933年10月19日，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越发标志着：对于希特勒而言，《凡尔赛和约》已经失效了，而国际联盟作为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已经名存实亡。

希特勒正为制造一场德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巨大灾难，悄悄地准备着。

2. 当年二战中德国老百姓是如何生存的如何在当时环境下活好呢

事实上，纳粹党本身，就是一个音译，如果意译的话，其实是德国国 家 社 会 主 义 工人党，你可以体验一下听到这个党名的内心感受。

没错，这个党，一开始就是走城市工人路线的，和另一个名称类似的党，其实干的事情也有很多干系，譬如说对工人利益的关心和维护，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上种种不公的抨击，建立公义秩序的渴望，这些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至少在措辞上如此）。

甚至，人们还在一本叫做《我的奋斗》的书中，看到了这样的表达：

“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工人如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晚景凄凉，生不如死。”呵呵，相信同类的理念，你们也能在另一个类似的党那里看到。

3. 有没有什么关于二战期间西欧北欧的地下抵抗组织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人民在“自由委员会”、“国土与人民”等组织领导下，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反法西斯德国和本国纳粹分子的斗争。随着德国统治和搜刮的变本加厉，斗争规模越来越大，由小型的破坏活动发展到大规模怠工和总罢工。地下抵抗组织不仅在丹麦本土活动，还在瑞典成立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丹麦营”。1945年5月4日德国占领军投降。

丹麦在一九四四年初共分为六个抵抗区域，虽互相独立，却又都接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地区都成立地下自卫队，用偷运自英国与瑞典的武器进行训练。不到一个月，这些组织即与其它破坏小组协同行动，对制造小型武器、坦克车、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供德军使用的丹麦机构发动攻击。破坏份子于六月间对铁路线发动十九次攻击，是前五个月平均次数的三倍。
抵抗运动原本的目标是要声张丹麦主权，以采行积极活跃的行动而大量降低德国对丹麦的剥削。自由议会的推动已然使其超越了这项目标。不过，自由议会的发起人之一雅各森却认为有另外一个目标必须先达成。他写信向身在伦敦的穆勒指陈道：“在我看来，提升我国人民性灵的斗争毋宁是最为要紧的......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必然是：‘我们要如何号召所有人加入这场斗争？’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重创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产生的效果相同，那么有一千人参与其中绝对比只有十个人来得好。听来或许矛盾，但绝对不会错。”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雅各森反对丹麦军方成立地下军队的提议，因为他认为抵抗运动应该是全民都能够参与的，而大多数人都必须在地上生活。他希望全体社会一同反抗德军，而不是只有一小群武装人士。这种想法与甘地如出一辙。甘地认为，要有效对抗外国占领军，就必须要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共同参与。一旦大多数人民皆反对外国力量！一旦他们不再同意接受支配——外来统治者就不再能够拥有维系政权所需的人民合作，也不再有表面的合法性假象。
自由议会对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而强调非暴力抵抗的优先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目标明确且毫不松懈地......制造阻碍......拒绝合作，推诿拖延，并贬抑德国当局。”唯有“拥有勇气与相关资源”的人士才能够实行暴力抵抗行为，而且行为对象必须是“对占领军具有极度重要性的人事物”。
不过，在破坏行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德国的报复行动也随之增加。报复行动通常由亲纳粹的丹麦解放军当中的老手“丹麦沙尔博格部队”执行。沙尔博格部队利用反破坏的手段攻击丹麦人民所珍爱的国家象征以及历史古迹，这种手段后来被称为[Schalburtage]（译注：与“破坏”谐音）。举例而言，一家为德军制造步枪的工厂遭到破坏之后两天，沙尔博格部队即纵火焚烧丹麦皇家瓷器工厂，并在哥本哈根着名的趣伏里公园放置炸弹。
六月中旬，希姆莱命令贝斯特严厉制裁破坏份子。他于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晚上八点至早晨五点间实施宵禁。第二天，哥本哈根的柏威造船厂全体员工即因此于下午一点集体下工。他们向老板保证这绝非罢工，只是纯粹提早下班回家照料花园，以免延误时间，违反宵禁规定。其它工厂的工人很快就耳闻了这项计策，而纷纷以同样的借口停工。
不过，丹麦人并没有回家浇花，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头上集会向德国示威。地下通讯社“讯息社”报导：“哥本哈根居民以数百人为一群站在街角，以便在德军巡逻队出现之时逃入小巷道里。若遇见丹麦警察，他们便说：“别插手”警察也欣然从命……群众以铺路石、厢型车、脚踏车等构成屏障封锁街道，并对德军丢掷物品。德军则在狂怒下到处开枪。”到了当天傍晚，有六名丹麦人丧生，数十人受伤。
第二天早上，哥本哈根市内各地的工厂工人全部加入罢工。“提早回家”运动广为蔓延，以致城市中已有一部分地区公然展开反抗行动。贝斯特未雨绸缪，把宵禁时间延后到晚上十一点，但却无济于事；电车与公车不是出轨就是翻覆，路障愈来愈多，焚烧物品的火堆更是照亮了夜空。贝斯特对这种混乱情景极感愤怒，而召集丹麦行政官员及工会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德军原已在欧洲各地陷入寡不敌众的困境，现在武器与车辆的产制及运送又因罢工活动而告停顿。贝斯特威胁对罢工活动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警告将追究丹麦官员的责任。
丹麦政府考虑过后，即向大众提出呼吁。“德国即将采取后果无可弥补的严厉措施……因此我们恳切要求所有人恢复日常工作。”不过，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必须在声明中表明德国已确实展开镇压行动，否则丹麦民众不会把他们的呼吁当一回事。他们于是在声明中加入一句话，怪罪德国方面“令人遗憾地采行了若干措施”。贝斯特对这句话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德国部队断绝市内所有瓦斯、电力及自来水的供应。在与丹麦官员召开的最后一场会议上，贝斯特表示“德国的荣誉已遭到玷污,有人得为此吃上苦头......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
自由议会于六月三十日深夜召开一场紧急会议，会中决议认为，既然罢工活动已成为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抗德运动，自由议会自然必须加以支持。自由议会于第二天早上宣告：“这是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全国示威运动。沙尔博格部队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不断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治人权的彻底破坏，在在使人民忍无可忍。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持续进行，直到沙尔博格部队撒离、紧急状态解除为止。”抵抗运动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因德国的打压而大幅削弱，但侵害人民的暴力行为却激使丹麦全民展开非暴力行动！抵抗阵营于是忙着赶上人民的脚步。
德国当局的下一步则是企图让哥本哈根与世隔绝。不过，由于德国部队陆续调离丹麦移往前线，以致哥本哈根的封锁行动人手不足，因此数千名民众也就轻易通过了封锁线。哥本哈根市内的罢工活动持续加剧，罢工工人不但挖掘壕沟，还敲碎街道表面而以石块丢掷德国士兵，刺激他们开枪还击。到了七月二日星期六晚上，已有二十三名丹麦人丧生，超过两百零三人受伤。罢工及抗议活动蔓延至西兰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各城市。德国方面也展开反击：坦克车驶入哥本哈根市区，并有谣言指出德国将对丹麦首都进行轰炸以迫使市民屈服。由于各种公共服务均告停摆，市民于是到邻近的湖泊汲水，并且采集木材在街上烘烤食物。地下组织安排牛奶、鸡蛋、奶酪等生鲜食品的秘密运送，商店也降价贩售农产品。
即使违抗精神高昂，但丹麦民众究竟还能承受这种情形多久仍未可知，、况且德军轰炸的威胁也似乎极有可能实现。于是，地方当局、工会职员，以及重量级议员都纷纷在德国方面与自由议会之间折冲斡旋，以期打破丹麦挑衅与德国报复的恶性循环。贝斯特同意把招怨甚多的沙尔博格部队撒离哥本哈根，解除宵禁，同时禁止德国部队向丹麦民众开枪。他也承诺在罢工活动终止后取消紧急状态，并恢复瓦斯及水电供应。
对德国而言，这场“人民罢工”带来了令人焦虑的启示：自由议会以不合作政策一跃而为丹麦的号令中心，而罢工活动也让德国政权的信用荡然无存。这些挫败所造成的打击又和德军在欧洲各地节节败退的消息形成加乘效果，一方面削弱占领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则鼓舞了丹麦人民。七月四日星期一晚上，自由议会发出一份“胜利公告”，内容详列德国方面的退让事项，同时赞扬丹麦人民面对德国报复行动的坚韧不拔。公告结尾指出：“全面罢工是个比零星进行的破坏行动远为有效的武器。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是人民罢工，而非街头上的路障或骚乱……自从丹麦遭到占领以来，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民所获致的最大胜利。”
自此以后，自由议会即不再倡议破坏行动与军事手段，而大力鼓吹非暴力运动。自由议会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停止组织地下自卫队，而转向从事罢工活动的协调工作。一位议会成员写道：“我们只要短短数小时就可以发起一场全面罢工。上自政府机关部会，下至基层首长，全都参与其中。只要我们一声令下，全国就会陷入停顿。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视情况需要指定特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展开罢工，同时让其它人照常工作。”有限度、有节制，并且经过挑选的非暴力罢工活动，已然成为最佳的抵制手段。
七月十二日中午，丹麦全国人民共同默哀两分钟，以纪念在人民罢工活动里丧生的人士。同样的默哀活动在八月二十九日又举行了一次。此后，这类纪念性示威活动在占领期间内频频出现。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柏威造船厂爆发罢工活动，以抗议十一名丹麦青少年因参与破坏行动而遭处决。自由议会随即介入，宣布自第二天起展开一场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自由议会同时也敦促工人“避免示威。保持冷静与尊严”。罢工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不到十天即有五十四个城镇加入罢工行列。
才一个月后，九月十四日又爆发大规模罢工，原因是为了抗议丹麦囚犯遭遣送至汉堡。贝斯特曾与丹麦前任政府协议在弗洛斯列夫设立一个收容所，俾使丹麦囚犯能够留在国内。现在贝斯特却自毁承诺，而把两百名囚犯送往德国。有鉴于此，德国边界的丹麦铁路工人于是集体罢工。罢工活动迅即蔓延至日德兰半岛各地，以致岛上的铁路网络宣告停摆。由于德军极度依赖铁路运送部队上前线，于是采取了和法军在鲁尔地区的同样作法，派兵占领主要车站。罢工工人皆受到处决的威胁，同时又有五百名囚犯即将遭到遣送。国家铁路总管与工会领袖由于担心德国会落实这些威胁，于是极力劝导工人恢复工作，但却徒劳无功。日德兰半岛依然爆发了全面罢工。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活动，并号召全国人民一同展开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束。那天早上，丹麦各个城市的生活机能全告停摆，德军补给品的生产也再次陷入停顿。
占领期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罢工在不久之后随即爆发。九月十九日，德军在哥本哈根、奥胡斯、奥尔堡，以及奥登塞施放假空袭警报，德军士兵即在警报声的掩饰下搭着运兵车到达各警局，开始逮捕丹麦警员。对德国当局而言，由于丹麦警方对破坏行动与失序现象视而不见，因此已不再可靠。到了当天傍晚，已有近一万名警察遭到逮捕及卸除武装。在阿美莲堡，国王的随扈也遭到拘捕。一名德国军官向丹麦国王表示他奉命要在皇宫上升起骗字旗，国王拒绝之后声称道：“你如果升起那面旗，就会有一名丹麦士兵去把它拿下来。”“那么那名丹麦士兵就会被射杀，”德国军官回答道。国王则响应道：“那名丹麦士兵就是我。”阿美莲堡上终究没有升起骗字旗。
针对丹麦警察逮捕事件，自由议会发起另一场全国总罢工以为响应，预计于当周稍后结束。他们敦促丹麦人民保持冷静，在“时机成熟”之前不要任意走上街头。日德兰半岛上的五十八个城镇又再次全数参与，而且极少出现暴力景象。不过，少了警察在街上巡逻，大城市里的犯罪活动明显增加。自由议会于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维持秩序的呼吁，而将若干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加重，并由地下自卫队充当城市警卫队。
到了秋天，秩序终于多少得以恢复，而当时丹麦人也和欧洲大部分占领区的人民一样，预期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但随着战事持续延长至冬天，丹麦的煤、天然气、水、电，以及食物也都出现了短缺。加上警力薄弱，犯罪活动于是大幅增加。同时间，盖世太保借由渗透手段锁定抵抗组织，而对抵抗人士加以刑求或谋害。沙尔博格部队也回到哥本哈根，四处纵火焚烧疑似有破坏份子藏匿的处所。接着更有抵抗组织集体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自由议会的重要成员。虽有报复性抗议行动出现，但由于天候恶劣，因此也未能造成太大影响。丹麦政府一再拒绝为日德兰半岛上的德国工厂提供工人的作法较为有效，而加入地下抵抗组织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到了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抵抗组织成员已超过四万五千人。
不过，德军占领之下的丹麦仍未脱离险境。德国如果成功除掉了自由议会，实在难以知道剩下的丹麦行政官员会怎么处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因为他们依然将自己视为丹麦人民的屏障，而非抵抗运动的推动者。一般而言，丹麦人民仍然把行政单位和史卡维尼斯的妥协政策画上等号，而宁可信赖自由议会。为了避免德国在节节败退之际做出垂死挣扎，英国皇家空军便在抵抗组织的请求下，对盖世太保三个最重要的总部进行轰炸，地点分别在奥胡斯、奥登塞，以及哥本哈根！这起攻击行动可能拯救了好几千名抵抗斗士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