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文盲有多少

⑴ 据说德国是最早消灭文盲的国家是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德国是最早实施全民义务教育的国家，义务教育是消灭文盲的最好办法。
德国义务教育的历史：1619年，德意志魏玛邦公布的学校法令规定，父母应送其6～12岁子女入学，否则政府得强迫其履行义务。此为义务教育的开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在19世纪70年代后实行义务教育。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有关统计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已有近60个国家实施义务教育法。1763年，普鲁士颁布强迫教育法令，这是义务教育的正式开端。19世纪下半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在全国确立和推行义务教育制度。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各国逐步达成共识，确立了义务教育的一些共同原则：强制性（义务性）、公共性、免费性、中立性、普遍性、平等性等。其中普遍性、平等性是义务教育的核心和本质，而强制性、公共性、免费性、中立性则是保障普遍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的具体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义务教育改革的热潮，义务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A出现了允许选择学校教育的倾向 强制性是义务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为维护社会福利和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分化和儿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规定了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不许择校”的原则。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义务教育由于其质量无法满足各方面的需求，选择学校己成为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 从目前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教育选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允许人们在不同的公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以改变长期以未学生及其家长在教育方面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不利状况，赋予他们主动选择的权利。

⑵ 德国是如何崛起的

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长期四分五裂，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然而，至少从18、19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跃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

普遍的观点认为德国的崛起一靠军队，二靠教育。

其中，教育被视为德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将德国的强大归因到教育，虽然不是很全面，但不无道理。

早在18世纪末，普鲁士就立法推行义务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

19世纪初，在普鲁士进行的诸项改革中，教育改革可以说最为引人注目。

威廉．洪堡从人文主义理念出发，力求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全面的教育，他所创立的教育体制为德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此后，在各邦 *** 的大力推动下，教育体制不断完善。

比如在普鲁士，小学的入学率在1816年就达到60%，到1864年更达到93%。

到1871年时，德国的文盲率大致只有13%，而英国的文盲率为30%（1861年），法国是24%（1866年）。

德国教育领先的情况略见一斑。

洪堡等人所推行的大学改革，更是成就显着。

洪堡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学扭转了大学发展的方向，推行教学和研究结合的原则，创立了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大学的先河。

在洪堡大学精神的滋养下，德国大学很快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培养的人才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和专精的知识，而且富有科学研究的精神。

大学教授更是以学术研究为天职，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做出了数不胜数的学术成就。

德国的大学得到普遍的赞扬和肯定。

英国历史学家梅尔茨在20世纪20年代说：“在现代，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思想学校和学术学校，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自夸开创并进行了这么多巨大的事业，而他们需要大量训练有素人员的合作和集体努力”。

可以说，在近现代历史上，德国的学者和专家为德国带来的荣誉和关注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

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德国大学的成果，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将大学与学术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

大学也许是观察德国人最好的窗口。

梅尔茨认为德国大学“比任何别的东西都表征出德国的心智，德国心智在这种机构里得到最完美的表现”。

德国人重视教育，但不盲目重视。

在19世纪中，德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学校和培训体系。

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双元制”职业培训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

所谓“双元制”，就是把手工业中徒工的训练与学校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 *** 和企业共同培养合格技工。

在培训期间，学员按规定到企业学徒一定的天数，同时也必须到职业学校接受教育。

清末李善兰曾对德国的教育有一个概括，说德国的教育体制的特点为无地无学，无时非学，无人不学”，此说甚为精当。

直到今天，这三条应当仍然有效。

“无地无学”是说教育的普及程度，“无时非学”是说不同的行业和职业都有专门的教育和训练，“无人不学”则是说人人都有学习的机会，都有学习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机会。

这种多轨、多类型的教育制度，虽然不一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但从效果和功能上看，这一体制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行业领域培养了特殊的人才，这倒是体现了人尽其才的思想。

从反面看，当教育不受到重视或受到破坏的时候，国家的实力就会减弱，强国可以变弱。

在纳粹统治时期，教育和科学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大批犹太学人被迫离开大学、离开德国，德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因而受到空前的重创，从19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学术基础面临瓦解。

经过这次浩劫，德国作为学术中心的时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段惨痛的历史为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

纵观近代德国的发展过程，我们有理由把德国看作一个教育兴国或教育强国的范例。

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蒙森曾把大学、军队和关税同时并列，认为这三者是德国崛起的核心因素。

他能够把大学列在首位，想必不会反对教育强国、学术强国的说法。

（作者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⑶ 西方国家文盲多吗，特别是19~20世纪时的情况

相对世界来说，受教育的普及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受到的重视比较高，最起码初级的教育是免费的，这是上面愿意教，而且一般的手工活着技术活都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所以地下的子民还是很愿意学的。。。。所以相对来说一般的家庭都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所以文盲真的不多。。

⑷ 德国人为什么那么严谨

都说德国人很严谨，那么是怎么个严谨法？
和德国人一起开会、谈话，听到“i
don’t
know”（我不知道）和“i’ll
have
to
check”（我要先查一下）之类的话频率甚高。说完后，德国人总是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把你的问题抄下来。
对于一个进度很紧的工程项目，这样的回答是最揪心的，中方的工程人员巴不得老外对每个问题都能立即拍板，偏偏“老德”却要“研究研究”。
德国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不知道或“i’ll
have
to
check”呢？
一种是问题已经超出他的专业知识范围了，或者是问题涉及到他们分包给第三方完成的工作，或者要套用特定的计算软件对问题进行分析才能得到结果（如分析受力等），德国人会说自己不知道，然后打电话回欧洲去问。
另一种是属于动脑筋和通过简单计算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但不属于该工程师的部门责任范围，或者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自作主张替别人拿主意的，德国人多数会说自己不知道。
材料替代是锅炉工程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比如，合同里规定要用美标或德标钢材，现场出现短缺，要用便于采购的国产材料替代，在进度压力下，德国人的技术确认成了卡节骨眼的事儿。
一双双热切的黑眼睛投射在一个焦点上，巴不得那大鼻子下面的嘴唇吐出“ok”来，可偏偏老德不紧不慢地说“i
don’t
know”。
老德的“i
don’t
know”一说完，中国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人骂德国人无能，有人甚至质问，难道我们中国人花这么多外汇雇外国人来做现场指导，就为了听这样的话吗？
过了两天，德国人已经把意见整整齐齐地写好，对于国产替换材料，有国产材料和原设计材料的牌号对照，屈服点和抗拉强度的对比，谨慎的德国人总是通过增加截面厚度和加强焊接强度等方式，来降低替换材料时材料差异带来的风险。
德国人并非不知道中国人期望他去说ok，并非不知道施工进度的压力，但是，他们仍旧能冷静地说出他们的意见，不屈服于现实的压力，这就是他们的思想独立与严谨。
老实说，这些“不知道”要比投领导所好，不经调查就拍脑袋说出来的“知道”和“没问题”要踏实得多了。

⑸ 德国人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所有德国人都是这样吗

一、德国人的性格：

德国人的性格特点是：严肃、保守、自省，在做生意时小心谨慎。德国企业管理者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极为相似，都很节俭，善于运用资源，所不同的是他们更懂得享受生活。

德国人在世界史上留下的笔迹总是那么凝重而深刻。这个民族有着严谨、冷静而内敛的民族性格。他们以乐于遵守自己制定的各种规章和制度并引以为豪。事实上，精确而合理的种种安排总是能让德国社会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稳步前进。

即使在遭受外部环境的巨变之下，德国人仍然能保持着一种本能的坦然。在德国，人们视遵纪守法为最高伦理原则，人们普遍存在着求稳怕乱、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心理。这一心理的形成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的，与德国经典哲学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这样。

德国确实是个优秀的国家，却并非像中国的某些段子手说的那样完美。在德国长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德国也有食品造假丑闻，房价也在上涨，大型活动后一样会有垃圾满地的情况，也一样发生过踩踏事件。德国人的阅读能力和习惯也并非像报道的那样好。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有近1/10的人是文盲。遗憾的是，这类信息虽然会让画面变得完整，但也让其变得复杂，不便于讲述，自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于是，德国神话就这么诞生了，并被不知情的网民广泛传播。

(5)德国的文盲有多少扩展阅读：

中国人偏爱神化德国的原因：

一、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有这方面的心理需求。

1、首先，我国的历史教育突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各种屈辱，这固然有助于培养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同时也销蚀了中国下一代的文化自信。

2、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偏重介绍西方的先进经验。这让中国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将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为楷模，并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意识，成为滋生崇洋媚外心理的土壤。

3、再次，制造和传播德国神话既能宣泄对当前现实的不满，还能通过指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增强个体存在的现实感和社会参与感。

二、德国确实是个优秀的国家，符合喜欢寻找榜样的中国人的口味。

1、德国没有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所带来的政治累赘，也因为深刻反省二战罪行清除了纳粹历史的包袱。严谨、认真、诚实、可靠、守时、讲求秩序和原则等国民性格让德国人深受欢迎。

2、德国人在哲学(康德)、文学(歌德)、社会学(韦伯)、科学(爱因斯坦)、教育(洪堡)、音乐(贝多芬)、运动(足球)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企业(奔驰)在全球提供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等，帮助德国赢得世人尊重。在2014年BBC的全球民意调查中，德国被评为“对世界具有最积极影响的国家”。

中国固然需要自我批判的精神。但是，中国不应该继续塑造甚至编造西方神话来自我矮化，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革新，反而容易让国人继续在心理意识上甘为西方的附庸。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入中心，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抛弃西方比中国好，重建文化自信。

⑹ 发达国家的文盲率

确定一个国家算不算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是： 1、人均GDP至少已达到1万美元； 2、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也就是文盲率要很低，科技水平要较高。 科威特等因为石油蕴藏量高而富裕的国家文盲率太高[科威特的文盲率超过了30%]、科技水平太低，所以中东的石油富国都算不上是“发达国家”。 目前全球共有32个国家被划入“发达国家”之列。 原有的发达国家（共24国）： 欧洲（18国）： 卢森堡（69,056） 挪威（53,465） 瑞士 （49,246） 爱尔兰 （46,335） 丹麦（45,015） 冰岛 （44,133） 瑞典 （38,451） 英国 （36,977） 奥地利 （35,861） 荷兰（35,393） 芬兰 （35,242） 比利时 （34,081） 法国 （33,126） 德国 （33,099） 意大利 （29,648） 西班牙 （24,627） 希腊 （18,995） 葡萄牙 （16,658） 美洲（2国）：美国（42,076） 加拿大 （32,073） 亚洲（2国）： 日本 （36,486） 新加坡 （25,176） 大洋洲（2国）：澳大利亚（29,761） 新西兰（23,276） 新增的发达国家（8国）： 塞浦路斯 （19,008） 巴哈马 （18,190） 斯洛文尼亚 （17,660） 以色列（16,987） 韩国 （14,649） 马耳他（13,144） 匈牙利 （10,896） 捷克（10,708）

⑺ 一战时期 德意志的政治体系与政治冲突 要很具体和详细 谢谢

主流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应该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政体。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特征是：君主的权力虽受宪法和议会的限制，但是,国家实际权力并不在议会手中，而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是国家真正的权力核心，内阁是君主行使政权，治理国家的机构，首相由君主任命，内阁按君主的意志行事，只对君主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特征是：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议会和政府手中，政府对议会负责，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统而不治，君而不主。
以普鲁士（Preuszligen）王国为中心，通过王朝战争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联邦国家。1871年1月18日成立，包括22个德意志邦、3个自由市（汉堡（Hamburg）、不来梅（Bremen）、吕贝克（Lübeck））及帝国行省阿尔萨斯-洛林（Elsaszlig-Lothringen）。
帝国的成立进入19世纪后，德意志各地的资本主义逐步发展。1815年起，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不断高涨。1848年，德意志各地爆发三月革命，但遭到镇压。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以统一为名限制自由，调和君权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利用普鲁士的经济优势，于1864年击败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见普奥战争），成立北德意志同盟。1870～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兼并南德诸邦。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任宰相，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国家制度德意志帝国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德意志的统一道路决定了国家的君主主义、容克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宣告德意志帝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帝国元首是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有任命宰相和高级官吏、召集和解散议会、宣战、媾和的权力，同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担任，只对皇帝负责。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后者由各邦政府任命的58名代表组成，普鲁士在议会中占有决定性票数，可以否决帝国国会通过的议案。帝国国会由普选产生，其预算权和立法权受联邦议会制约。帝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皇帝和宰相，容克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享有特权。
经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扫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世纪70年代，帝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案，如银行法、统一货币法、专利权法、统一关税法、统一度量衡法等。通过普法战争，从法国掠得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钾矿，以及接受和应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使帝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初以及1890～1893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9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不久，重工业生产超过英国，占欧洲第一位。
内外政策德意志帝国前期，内外政策的实际制订者是俾斯麦。其对内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普鲁士和容克的特权，照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872年开始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1878年公布《社会党人法》，1879年采取高额保护关税政策。外交政策是以争霸欧洲大陆为目标的大陆政策，为此1873年恢复德、俄、奥三皇同盟，1882年订立德、奥、意三国同盟。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其子腓特烈三世仅在位99天即病逝，其孙威廉二世即位后于1890年将俾斯麦解职，以加强自己的决策权。9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同容克之间进一步融合，对外积极扩军备战，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扩张、强权和殖民主义，推行世界政策，要求重新瓜分世界。20世纪初，国内矛盾加剧，与英、俄、法等老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在战争中失败，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统治，德意志帝国终结。
容克
Junkers
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起源于16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消亡。在德国文献中容克被分为作战容克、宫廷容克、议院容克和乡村容克等不同类型。在德国历史上真正起过较大作用的是乡村容克。
乡村容克指普鲁士的贵族庄园主，主要是征服易北河（Elbe）以东地区并在那里进行殖民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后裔。他们集领主权与乡村政权于一身。16世纪，容克为了扩大谷物生产，大量强占易北河以东农民的份地，以农奴的劳役经营商品生产性的大庄园经济。乡村容克具有粗犷、暴戾、眼光狭隘的特点。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列·威廉赐予容克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力，并给予免税等大量经济优惠。在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中，容克受到重大打击 。19世纪以来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1848年德国革命后，容克的庄园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大部分容克开始资产阶级化，但仍保留许多封建残余。在容克庄园中，雇农仍然处于半农奴的地位。这种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用资本主义剥削逐渐代替农奴制剥削的方式，被称为普鲁士道路。
容克地主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赞成对农业采取保护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俾斯麦。1871年普鲁士“自上”统一德意志，标志容克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帝国国会中的德意志保守党和国会外的农民同盟均代表容克利益，军队中的军官也多出身于容克，从而使整个德意志帝国打上容克的烙印。魏玛共和国时期，容克敌视共和政体，支持A.希特勒执政。
一、普鲁士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
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了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国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为什么我们讲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就因为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身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欧洲和一个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间，人口和领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鲁士，又究竟是凭借何种“神奇的力量”逐渐由弱变强，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的呢？
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种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
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显得十分与众不同。须知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二、普鲁士道路的特点
（一）奉行先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
（二）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惟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惟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三）王权强大，同时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三、普鲁士道路得以形成的原因
（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
（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
（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
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
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
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
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效仿“样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
（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
无论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象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
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
（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
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
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

检讨德国军政当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过程，如果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那至少也是反应迟钝和麻木不仁的。而这又与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德国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传统的封建因素保留较多。普鲁士的军官团，思想意识特别守旧，他们大多出身于容克贵族，与王室有特别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室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1](P112) 普鲁士军官团是德国军队的精英和核心。一方面，他们作战勇敢，忠于王室，有独立精神，有进取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人民大众，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把行军打仗看成是他们的职责领域，小心地把守着不让别人染指。从根本上说，他们担心人民大众广泛地卷入战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合乎情理的权利要求，从而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特别担心工人群众趁战争的机会，在德国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建立“新的社会”和塑造““新的人”。
这样，军队的精英们，千方百计想要限制战争的规模，控制战争的时间。史里芬相信，防止战争无限化的唯一方法，是将战争限制在职业军人的领域，民众社会与军队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军队只管打仗，迅速结束战场上行动，保持自我封闭。政治不干预战争，军队也不干预市民社会和工业生产。将战争完全看成是军人的事情。他的观念不仅与现实社会的战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也明显地不顾被广泛接受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信条。早在19世纪30年代，他就谆谆告诫他的读者们，战争不是一个能够脱离政治的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依附于政治。是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性质，而不是战争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在另一种条件下的继续”成了他的至理名言，没有人试图去否认它。史里芬试图去否认这一点，在实践中当然行不通。
德国进行战争遇到的困难，除了战争指导者的观念落后以外，还有来自于王室的麻烦。王室将军官团看作其生存的保证，因此，不断将那些忠诚于王室但不一定很有作为的容克贵族塞进高级军官队伍，降低了军官团的整体素质。富勒（J. F. C. Fuller）在检讨德国的战争指导过程时，曾经尖锐地指出，“在法国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腐烂”。
他严厉批评威廉二世，说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他的陆军，完全是供检阅摆样子的。而小毛奇则是一群无能儿中的活宝，他没有进过参谋大学，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已经68岁了。他一切都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参谋制度早已过迟了。富勒的批评是过分尖酸了一点，但基本的事实却是实在的。
史里芬计划破产了，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小毛奇下了台，由法尔金汉（Falkenhayn）继任总参谋长。但法尔金汉指导战争的观念，也没有跳出史里芬和小毛奇的圈子。德国需要有新的战争指导者，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便成了德国军队的宠儿， 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1916年8月，兴登堡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总后勤部长。 他们是坦能堡战役（the battle of Tannenberg）的胜利者，在军官团享有很高的呼声。鲁登道夫与兴登堡比较，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和全面，他也有效地使用了他手中的权力，1916年夏天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在战争指导方面，实际上处在鲁登道夫的某种独裁统治之下。
鲁登道夫不是贵族出身，据说有瑞典人的血统。他被看成是“天才与疯子”的统一体。他认为，在机械化时代，战争已经具有了总体的性质，战场包括了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没有了前方与后方、交战人员与非交战人员之分，各交战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成为了作战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进行战争，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理论，不得不彻底推翻，战争和政治都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最高表达。”在他的思想里政治简直成了战争的奴仆。他对现代战争的理解是深刻的，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观念抱有固定的偏见。他要把全体人民都发动起来，献身于总体战争，但又要千方百计限制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他对战争的指导，使德国在人力物力、政治与军事、军队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实现了重组，把德国作战的潜能发挥到极点；但与此同时，也在不自觉之中种下了完全颠覆德国社会结构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