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么理解欧盟的分权制衡
分权制衡原则“强调:为防止政府权力的 腐败或滥用，必须对它进行合理分割，并建立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关系。分权 制衡论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系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分权制衡论对权力的制约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1）
除了分权制衡理论，另一种监督权力的制度设计是纵向监督。“以官僚体系纵向监督权构成制度的笼子。这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思路。这一思路中，又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一咐扰般行政官吏的上下级监督。因为对下一级官吏不放心，国家设上一级官吏来监督； 对上一级官吏不放心，又设更高一级官吏来监督； 最后君主要监督所有官吏。二是设专职监察官系统负责监督全国所有文武官吏，监察官直接对君主负责并报告，如中国历代的给事中制度和监察御史制度。三是对监察官系统都失去信心时，就实行君王侍卫机构和特务机构监督文武百官的制度，如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监督。这一方案模式，就如黄宗羲所言，“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①这种制作“制度笼子”的方案很容易设计，思路也很简单，但其实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当监督只有垂直机制时，最后总有一个权力主体不在监督之中。中国历史上，君王正是这个监督体系的最高监督者，是监督之鞭的最高发力点，但他因此必然在这个体系的监督之外。也就是说，如仅仅指望上下垂直的“笼子”来关住权力，必然会导致最高权力在笼子之外！ 更要命的是： 只要这个最高权力在笼子之外，那么一切权力随时可以在笼子之外。为什么呢？ 因为笼子的大小、出口、开关、锁钥都取决于君王一个人的喜怒好恶，而不是取决于一个由“不以领导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制度。大小官吏们只要讨好了这个变化无常的最高权力主体，就可能逍遥法外，亦即逍遥于笼子之外。在古代，当君王可以随意开关“笼子”甚至践踏“笼子”之时，你就再别指望还真的有权力可以关进笼子了。”（2）另外，“政府内部的上级监督由于上级与下级同处于一个机构体系之中，容易形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其监督作用也难以发挥。”（3）
不仅君主专制制度下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也存在这个问题。
“在民主政治中，公共权力本是公民的共同权力，为全体公民共同所有。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可能由全体公民来共同行使，而是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将公共权力赋予权力机关、政府部门由其代为行使。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但在其运用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权力主体的专断性、公共权力运行的非公开性以及公共权力被用来设租、寻租，造成公共权力的所有权与行使权的悖论。”（3）
“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中，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所有亏逗者和委托人，政府及其官员则是公共权力的受托者和代理人。从原则上讲，代理人必须为委托人即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而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当地行使委托人授予的公共权力。但是，政府官员又是一个具有自利性追求的经济主体，这种身份上的矛盾容易使之模糊两种角色间的界限，进而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由人民的公仆蜕变成人民的主宰。”（3）
比如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有“民选君主”之称。如果不对美国总统权力进行制约，那么一旦遇到特朗普等坏总统，对美国而言就是一场灾难。
打个比方，“办一个运动会，如果只有某一组织或某些人当“组织员”—制定游戏规则、拥有决策权，又当“运动员”—亲自参与比赛、拥有执行权，还当“裁判员”—可以对是否违规进行裁决判定、拥有监督权，那就没有其他人敢来参加比赛了，因为销简卖哪怕别人成绩再好，也会被判为犯规罚下场去，冠军总归于他们自己。”（4）
不过，“分权制衡论主导下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模式虽然能有效制约权力，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权力滥用问题。就三权分立自身而言，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虽然是并列的，但在事实上，司法权是其中最弱的，而行政权则是其中最具有扩张性的，因此，很难达到理想的制衡效果。可见，对权力的制约不能只寄托于分权与制衡。”（1）
引用文献:
（1）《行政管理学》（第六版），主编:夏书章，中山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权力制约与“制度笼子”的制作方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3）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公共权力视角的考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4）防范“一把手”腐败要分权、限权、监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2. 分权与制衡是在什么时期由谁提出来的
17世纪的英国人洛克最早提出,不过他的理论并不是三权唤中闹分立,更像是两权分立.18世纪法国人和罩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培薯了近现代分权的基础.经典的话有：凡是掌握权力的,就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3. 三权分立制度是在什么时候哪个国家提出来的，有何作用
三权分立（三权鼎立），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机构共同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
学说历史
最早由17世纪英国着名政治学家洛克提出，用以巩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后来该学说不断传播，并被法国着名人物孟德斯鸠诠释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形式，解决了在该种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现的部分问题。该学说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证。
三权分立的实行
美国的立国者对政府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最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
三权分立制度的作用：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是它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
1、从三权分立制度的产生来看：正是由于人们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所以首先确立了民主和法治，进而产生了普选制和代议制，继而出现了多党政治，最后补入了三权分立制度才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法治体系。可以说，三权分立制度就是为完成“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一目的而生的，所以从三权分立制度的产生看，它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2、从三权分立制度的基础来看：三权分立制度是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要存在就必须维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对于私有财产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就是被其它利益集团所滥用的国家权力，所以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就成为三权分立制度不可不完成的任务。
另外，从其它几个基础来看：①民主宪政要求本身就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②而普选制和代议制中的选民几乎都是公民，自然要求的要求维护公民权利；③各政党为了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自然也不希望国家权力对自身的利益干涉太多。所以从其它的基础来看，也是要求三权分立制度要做到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一目的的。
总之，三权分立制度是必须要完成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一任务的，如果不去完成，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那么三权分立制度又是如何去运作的呢？其实很简单。首先三权分立制度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然后让选民选出来代议的各政党分别行使国家权力，而运作的核心部分无疑就是三权之间的合作和制约，由各政党分别控制的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可使国家权力尽其所能维护公民权利，而三权之间的制约则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总而言之，不论从其存亡之道，还是从其运作状况上来看，三权分立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使国家权力能竭力为公民权利、为私有财产而服务的，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就是其具体体现，这自然是追求民主宪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好的选择，所以，各资本主义纷纷采用三权分立制度，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因为文化、习惯等因素有不同的体现，但究其本质，还是万变不离其中。
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就是三权分立制度的价值所在，也是其利端所在。
虽然三权分立制度要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但是对于这个目标，三权分立制度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能真正做到吗？答案是否定的。
既然三权分立制度的设立就是要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但是三权分立居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看上去似乎是个悖论，但是稍微想想就应明白了，以一件事为目的，并努力去做，却不能真正做到，原因无非有二：1、好心也有可能办坏事，套用一句西方的谚语就是“多少善意将人送进地狱”，最初虽然怀着美好的心愿定下目标，但在操作中却由于方式、方法或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后造成了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与愿望相反的结果；2、力所不能及，虽然有远大的目标，但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只能完成部分目标，并不能真正完成。不幸的是，三权分立两条皆中。第一条原因在三权分立上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一个利、弊两端相互转化的问题。
三权分立制度的核心就在于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三权分立制度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也就是由此完成，这是三权分立的利端所在，但既要它们相互合作，又要它们具相互制约，想想似乎不错，但是这不是透露着几许矛盾吗？三权到底何时合作、何时制约呢？按照三权分立制度设置的初衷，应该是在为公众服务时合作，在某一权滥用国家权力时制约，但是真正在实际运作中会这样吗？那时，统治者的“良心”会告诉他们，应该在利益相共的情况下“相互合作”，在利益相悖的情况下“相互制约”。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想想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设置代议制、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等这么多制度来限制国家权力的运用？还不是怕国家权力会被滥用，为什么会这么怕呢？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的要求、私有制价值观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尽最大的努力获取私利！那就是私有制价值观的“良心”所在！
这很具有讽刺意味，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在作为利端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其弊端的所在，它也可以阻碍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个目的实现。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不然，因为：1、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三权分立制度也不利外，我们试想：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约如果由私欲所支配，为私利而服务，那么会有怎样的后果？相互合作就有可能会在私欲的支配下转变成相互妥协甚至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相互制约则有可能在私立的驱使下转变为相互攻击、相互倾轧甚至造成极其严重的内耗，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国家权力难道不是被滥用了吗？公民权利能得到妥善的维护吗？
当然，上述的情况只是出现在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行为被私欲所支配、为私利所服务的情况之下，于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行为是否会被私欲所支配、是否会为私利所服务，遗憾的是：2、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必然会为私欲所支配、必然会为私利所服务。正如前文所述，三权分立制度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私有制所派生出的价值观使三权分立制度中的合作与制约注定了要为私欲所支配、为私利所服务的命运。这是为什么呢？而合作与制约又是怎样为私欲所支配、为私利所服务的呢？
1、我们应该先认识到私有制社会中的价值是如何评定的？即私有制社会的价值观是怎样的？答案是：看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也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占有的私有财产越多，那么体现出的价值越大。好比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时，不论是世袭的，还是自己打天下的，只要是皇帝，就是最成功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是人力所能及，皇帝几乎是相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至少在当时看来他的体现价值最大，天下人都要对他顶礼膜拜，难怪当时的人大多想做皇帝。总之，私有制的价值观就是看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具有这种价值观的阶级必将倾尽全力求得获取最多的私有财产。
2、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封建社会更民主、更进步就忘记了它同样是私有制社会，并且更为注重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少，正如马克思的名言：资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诚然，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空前发达，各种利润何只百分之一千。既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不要性命，那么以此类推，在百分之一千的利润前资本家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资产阶级将不顾代价追逐私有财产，获取最大的利益。
3、如果要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强有力的支持是什么？自然是国家权力，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之内（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只怕建立不起三权分立制度），恐怕除了自然力量没有什么力量是国家力量对付不了的。任何个人或利益团体，只要控制了国家权力，就可以操纵国家机器运用国家力量，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帮助自己获取最多的私人财产，体现最大的价值。何况，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垄断时代，时值今日，不论从物质层面上还是从精神层面上，要想获取极高的利润并非某一团体单打独斗所能做到的，必须得到来自国家资金、资源、技术乃至法律、政策上的支持，而要获得国家最大程度上的支持，效果最好的无非就是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争取国家支持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获取利益，获取成功的必然需要。
4、正因上述原因，无论近代抑或近代，资本家们不是亲自出马，就是派出代理人，竭力想控制国家权力，相同利益的走到一起形成了利益集团，最终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党派为了获得国家权力你争我夺，争斗得相当激烈，党派之间的矛盾有时看起来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实际上还是可调和的，毕竟是阶级内部的矛盾），比如“光荣革命”后，英国主要是两个政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托利党，可笑的是两党的名字都来源于对方的贬低，“辉格”一词起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为“马贼”；“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将对方贬低到如此程度，两党之间的矛盾可见一斑。当然，如果只是在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争斗，只要不违犯法律，不违背道德那也无伤大雅，但问题是这种争斗将肯定延续到控制国家权力以后，为何？试想如果控制国家权力而不用来打击对手的利益，尽量的为自己谋求利益，那么在争夺国家权力时的那番做作不就是白耗了么？还不如节约资源，以求发展。
所以，当一方政党夺得一块国家权力（就像分蛋糕一样）后，必定面临三种情况：
一是，其它两权与自己利益一致，至少是暂时一致的，那么三权就能非常愉快的在一致的利益上相互合作，这倒是符合了三权分立制度的要求，但是倘若这个一致的利益是个不法利益呢？这可就是滥用国家权力了，这时需要的可就是三权的相互制约了，但是天真的人们不可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权的利益在此时可是一致的，不论哪一权出来制约，不但制约了其它两权，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要权力的主宰者的价值观符合私有制的价值观，我们就实在不能对三权在此时能够相互制约抱太大的希望，三权多半就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国家权力被滥用了，公民权利自然也就得不到妥善的维护；
二是，其它两权与自己利益不一致，其中又分两类：（1）利益虽不一致，但也不相排斥，那么就可各行各的，既可以相互合作，又能相互制约，这种状况虽然比较理想，但却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其中可能隐藏着权权交易，即是倘若三权都有迫切的非法利益需要获取，于是三权会达成各行各路，互不干涉不制约的默契，这也是有可能的；（2）利益不仅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是相互排斥的。这时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倒是一定能执行的了，但是同样的，只要权力的主宰者的价值观符合私有制的价值观，那么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的获取和私有财产占有的多少，三权之间必将展开激烈的争斗，肯定较争夺三权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争斗的可是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政党），这些利益集团完全可能采取这种态度：不论其它权的主张是否合法，为了自身利益都要进行合法甚至非法的制约。因为资本、利益乃至私有财产本就是有限的，其它利益团体拥有的越多，自己所有的便会越少。而在利益相互排斥的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中，如果不趁手中握着国家权力打击竞争对手，物竞天择，有可能自己就会被淘汰，那不是太可惜了，套用一句老话：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私有制的价值观会对敌人仁慈、对自己残忍吗？当然不会，在私有制价值观的指导下，相互制约就有可能会转化为相互攻击、相互倾轧甚至是相互窃掠，会给国家权力带来十分严重的内耗，这也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滥用，而公民权利呢？国家权力连自身都顾及不暇，哪还有功夫去妥善维护公民权利。
三就是，其它两权有的利益与自己的一致，而有的却不一致，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了。那么这时在私有制价值观的指导下就有两个选择，（1）“择其利益一致者而合作之，择其利益不一致者而攻击之”，就是与利益一致者合作或非法，对利益不一致者制约或过分制约，实际上就是上两种情况在复杂情形下的变例；（2）同样，只要矛盾不太深，三权这时候也可以通过权权交易追逐自己合法的、非法的利益。当然，三权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将几种方法兼而用之，甚至玩起各种花招，总之，只要条件许可，要不择手段争取最大的利益，占有最多的私有财产，而其它没有掌控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利益都可以不顾了，更惶论什么公民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做得太露骨了，必须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必须采取适当的掩盖事实的方式，不能为他人抓住把柄，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客所做的事，而对于他们的鬼蜮伎俩，三权分立制度就是最好的遮阳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样一件事，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国外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经常将政客与战争和瘟疫联系到一起，似乎他们也明白了这些为私有财产服务的、为私利所驱使的玩弄国家权力的政客们，有时候对于普通公民或应称作纳税人的危害，实不下于天灾人祸。
从以上四点，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条线索：私有制的价值观要求资产阶级统治者追求私利，占有最多的私有财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就要借助国家权力，而三权分立制度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本来期望三权能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但结果却是由于私有制的价值观的驱使造成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约向着非法合作和过度制约的方向转变，最终反而滥用了国家权力，危害了公民权利。三权分立制度的利端，由于其行使者受私有制的价值观的影响，最终转化成了弊端。
既然相互合作之所以向非法合作转化、相互制约之所以向过度制约转化都是受其行使者主观上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的影响，那么是否可将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或某种制度控制在只能为公的范围之内呢？或是改变行使者的私有制价值观的主观态度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三权分立制度不能完成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的第二个原因：力所不能及。
要三权分立制度将三权的行使控制在只能为公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三权分立制度力所不能及的事：1、从浅层次来说，这是很难操作的。正如法理学界的一个观点：实体上的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只有尽量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因为制度所能控制的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控制人的主观思想，三权行使职权为公为私的行为，可能在程序上表现得一样，但在实体上却会因为主观目的的不同，产生相反的效果。并且连这么严密三权分立制度都无法控制，我们还怎么期望其它的制度能控制。总之，从浅层次来说，难以操作。
2、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与三权分立制度基础相关的。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端是由于私有制的价值观的影响所转化来的，但这种价值观不是我们说改变就能改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私有制价值观只能是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如果我们欲求私有制价值观的消亡，那只有等待私有制消亡，但问题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经济基础就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消亡，支撑着三权分立制度的三足不就倒掉一个，而且，一旦私有制不存在了，那么就没什么私利可争夺了，那也就不会分成许多代表不同利益的利益集团了，而多党制也就消失了，至此，三权分立制度的三个基础就三中去二，剩下的一个也独木难支了，那么，三权分立制度不就也就消亡了吗？因为私有制消亡了，公有制真正形成了，社会的利益既然公有，那整个社会的利益就在一条线上了，还怎么会需要三权来分立制约呢？那不是在浪费资源吗？所以，私有制一旦灭亡，也就是对三权分立制度下了死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致三权分立制度不能完成自身目标的阻碍，恰恰就是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基本身——私有制，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权分立制度注定无法克服其弊端，换个角度来说，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端具有不可克服性。
4. 完成“分权制衡”理论是谁
分权制衡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制衡学说源于分权思想，分权思想可以溯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的先哲在阐释他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时，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个要素，而权力活动又应当普遍地、严格地遵守制定得完好的法律。在分权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衡学说，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尚未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主分享统治权并反对封建主的专横，便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名着《论法的精神》中，论述法和政体以及自由的关系时，强调了专制政体与法律的水火不容，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认为，如果国家的权力全部或部分地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的手里，那么人民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由分权制衡学说引申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 应当指出，不能把制衡学说等同于‘三权分立’。前者是由一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而成的理论学说，后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事物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理，符合法治精神。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考察检察制度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权的出现就是分权制衡论的具体体纤贺现。在这种亮察分权制衡理论的指引下，各国检察权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法律监督的色彩。 首先，从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权的起源看，检察权就具有明的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的色彩。“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德国当代刑事法大师骆克信(Roki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构想出检察官的目的， 自始乃责令其作为“法治国之栋梁”及“政治自由的支柱”。战后，联邦德国着名的检察官华格纳、亦指出：“检察官制之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明显指标。”林钰雄先生在考察检察官史时特别指出：“欧陆德国法系设置检察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法治国功能：守护法律，使客观的法意旨贯通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所谓的客观的法意旨，除了追诉犯罪之毁键派外，更重要的是保护民权。特重检察官保障民权的功能，乃政治大革命及思想大启蒙的时代产物，准此，检察官乃一剑两刃的客观官署；不单单要追诉犯罪，更要嵬集有利被告的事体，并注意被告诉讼上应有的程序权利。简言之，检察官不是、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打击罪犯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德国20世纪的刑事诉讼法着名学者史密特(Eb． Schmidt)也曾一语道破：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的传声筒。尽管在19世纪初不乏将检察官设想为“君王的耳目”的议论，但定稿的检察官制完全背离了“君王的耳目”的构想，被设定为彻底的“法律守护人”。与之相适应，在德国法上认为检察官是单纯的行政官的主张却少有响应，而司法官说则最获认同，且鲜有标新立异者。由上可见，法律监督在西方国家也是被公认的检察权的基本属性。 其次，从社会主义中国检察权的职能看，法律监督权体现着分权制衡的思想，是检察权的基本属性。我国检察机关肩负着监督侦查、公诉犯罪和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职能，是遵循分权制衡理论专门设置的法律监督机关。将分权制衡理论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联系起来加以探讨，对于充实我国检察制度的基础理论，对于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石上认真思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理应被看做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自我调节功能，均衡国家机器运行的国家监督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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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权学说的历史发展及意义
早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有了分权思想的萌芽。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国家有三种显着的机能，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司法）机能，并据此把国家权力划分为三个部分。但是第一个明确表露出分权思想并加以论证的，则是波利比（公元前204－前122）。波利比在论述自己的分权观点时，赞扬了罗马把国家划分为代表贵族的元老院、代表君主的执政官和代表“民主”的人民大会的混合政体，还特别提出在这三个国家机关中，每一个对其他两个都有限制的机能。这可以说是制衡原理的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学说，最先是由英国学者约翰·洛克（1632－1704）提出的。他在《政府论》一书中，把国家权力和机关分成三个部分：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由于对外权也属执行范围，同时又未将司法权从执行权中划分出来，所以这种“三权”也可以说是“两权”。洛克自己也认为，执行权和对外权虽有区别，二者又很难分开。所以，他主张执行权和对外权应委托于君主，立法权则归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会。洛克竭力反对把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交同一机关掌握；同时他还强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其余权力都应处于从属地位。洛克的分权思想反映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实际，它是要从封建君主手中为资产阶级争权，这也是对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并分享政权的确认。所以，恩格斯称它为“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
如果说洛克的分权思想不过是承认和维护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既成事实，那么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三权分立学说。当时的法国是西欧封建专制统治的典型，国王至高无上，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孟德斯鸠反对这种现状，要求对王权进行“限制”和“分权”，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写道：“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务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我们将后者称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他主张三种权力应分属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三个机关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互相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其他两方面的限制。他强调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警告说，如果把任何两种权力“合而为一”，“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握有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那么，“一切便完了”。他还认为，行政权由一个人管理，比几个人管理好些，所以主张仍由代表贵族的君主掌握；立法权由许多人处理，比一个人处理要好些，所以主张由代表资产阶级的、人数较多的议会行使；而司法权则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法院行使；君主虽然对议会拥有否决权，但无权立法，且只能按议会之立法行事等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与机构设计了一个具体的蓝图，它对后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他本人也被资产阶级学者公认为是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西方一些国家分权制度的确立
洛克、孟德斯鸠提出的权力分立的学说为资产阶级国家普遍接受，成为它们宪法的主要原则之一。
“三权分立”学说首先出现和应用于英国。英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过程中，迫使英王接受了各种具有宪法性质的法案，例如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特别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以及1911年的“国会法”等等。这些法规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斗争胜利的产物。它们体现了资产阶级依据“三权分立”的理论，逐步实现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从限制、分享到完全夺取的过程。开始时，资产阶级是分得了国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将立法权划归议会，司法权则划归议会的一院——上院行使。以后又进一步将国王的行政权架空，使整个国家政权逐步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如果从法律上看，今日的英王还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在实际上，这种权力已经如有虚名。
美国是实行分权与制衡最典型的国家。美国宪法的创始者认为，美国需要一体化，借以改变邦联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内政无权、外交无力的局面，但是不能建立一个权力没有限制的中央政府，更不能使权力落入少数人或一个机关手中，那样会导向专制，因此就必须予以分权和限制。这正如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所说，只在书面上规定分权难以实现，必须确定一种具体的制度才能达到防止擅权的目的。“必须以设计政府的内部结构来弥补这种缺陷，使其政府各部门凭借彼此的相互关系，彼此约束，各使对方不能逾越自己的特殊范围”。这部宪法宣布美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实行共和制和联邦制。宪法对联邦权力采用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联邦中央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即联邦政府分为国会、总统、最高法院三部分，这三个机关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掌三权的三个机关，各自独立，互相制衡。此外，美国宪法不仅规定了联邦政府的结构，同时规定了联邦和各州的关系以及州政府的组织结构。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革命后，根据1791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由于革命的迅猛发展，到了第二年9月22日就废除了君主立宪，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说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同美国一样，不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和分掌政权，而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当时颁布的着名的《人权宣言》宣告：“凡权力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它也把分权学说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根本原则。法国从大革命到现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经历了两次封建王朝复辟，两次帝制和五次共和，先后颁布过十二部宪法，但是三权分立原则基本未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根据新宪法，国家政权组织也采用了欧美的“三权分立”原则。新宪法废除了天皇的封建独裁统治，规定立法权属国会，行政权属内阁，司法权属法院。国会、内阁和法院三个机构既互相分立，又互相制衡。最高法院对国会和内阁决定的法律、政令有违宪审查权；内阁有权任命法官；国会有权提名总理大臣组阁并监督政府，国会议员还可以组成“弹劾法院”，审判受到控告的法官等等。
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是按分权的原则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机构体系。
西方国家分权制度比较
虽然，凡是标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几乎都采用了三权分立原则，并且都以宪法或法律的条款加以具体确认。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分权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各个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差异。例如：
在英国，分权原则表现为“女王陛下的政府”——内阁，向议会负责，即实行“议会主权”原则；内阁首相是执政党的领袖，也是议会议员之一，他须得到议会下院的信任；内阁联带地或个别的向议会负责不受成文法的限制，但要受议会内外的监督，然而内阁又可以解散议会。这就是说，行政权是给予内阁的，但内阁以有无下院的支持为进退，内阁和议会彼此分别以解散议会和对内阁的不信任为武器而形成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局面。另外，英国的法院不受行政干涉，但同样从属于议会，它没有宪法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而且议会上院还保持一定的司法权。所以说英国实行的是一种“混合形式”的分权制度。在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基本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并且三权分得清清楚楚，它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严格的分权与制衡制度。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审查权”，这是美国的分权制度和司法制度不同于英国的最显着的特点。法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特点在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受司法机关的干预和监督；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也不得插手司法审判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日本和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同英国的情形大体相似，即作为行政部门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向议会负责，所不同的是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日本的最高法院和意大利的宪法法院都拥有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战后的西德、日本和意大利，虽然在宪法和法律上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权力规定了一些相互制约的条款，然而这种限制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从理论上或法律规定上说，行政权必须向议会负责，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即所谓“议会至上”，但在时间上，一旦内阁组成，则议会对行政的各项具体改革和措施的约束，就很少了。如果我们单从日本的国家体制中的分权程度来看，可以说它是美国的严格的三权分立制和英国的松散的三权分立制的一种“混合形式”。
总起来说，各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形式和“以权制权”的程度，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
1、掌握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三个机关，各自独立，地位平等，一个机关不受另一个机关的干涉，进而三个机关互相制约和平衡；
2、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由三种不同的人组成的机关分别行使 ，彼此不能兼任；
3、掌握三权的三个机关的活动方式不同，不能以一个机关代替另一个机关。
实行分权的国家，有的采取其中的一种行使，有的综合其中的几种形式。另外，它们为了保证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划分和分工进行活动，各国都有自己的关于三个机关的活动程序的规定，如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等等。还有的国家，把分权和制衡的原则引申和运用到国家机构中同一系列的不同部门之间，例如运用到议会中的参、众两院之间，有的国家规定，下院通过的法案，上院有否决之权等等。
资产阶级分权制度和分权理论的发展趋势
西方各国按照三权分立原则所建立的分权制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作为资产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必然要随着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变化。
首先，总的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大大集中，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权力更加集中，国家智能大大扩大，一些国家的分权原则和分权制度被突破，不管是总统制国家，还是议会制国家，行政权多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许多国家，行政干预和左右立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和立法工作形式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委任立法”层出不穷。所谓“委任立法”，就是立法机关委托行政机关、专门设立的机关或司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活动。它是缩小立法机关权力、扩大行政权力的表现。这种委任立法首先在美国十分盛行。除授权总统或一般行政机关从事立法活动外，还授权最高法院制定联邦法院适用的程序法。当然从客观上说，委任立法体制的出现和委任立法数量的大大增加，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法律的影响有关，当立法涉及科学技术的专门问题时，或当立法涉及一定的调查统计材料、专门知识和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协作时，立法机构的成员就感到无能为力了，于是就把这类立法委托给专门机构或人员进行。以上情况表明，这些国家宪法所规定的传统的分权和制衡关系已遭到了破坏。
第二，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普遍加强。在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人口的相对集中，城市的大量增加，经济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和严重，使得政府管理工作的范围从传统的国防、财政、外交和社会治安等，扩展延伸到经济控制、技术开发、环境保护、能源利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广泛的领域，“无为而治”的政府变成了“无所不为”的政府。随之而来的是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加强，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数量的激增。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不法、侵权和失职行为也日益增多。加强对行政活动的法律监督，成为社会舆论的一致呼声。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起而仿效法国，建立行政法院，审理行政纠纷案件，实行司法监督。在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虽然保持着普通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管理权，但实际上普通法院也加强了对行政案件的管辖，并且建立起各类行政裁判所，作为对普通法院力量不足的补充。英国1977年的法院改革规定，凡是行政案件，都由高等法院的王座法院受理。这样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随着行政权的扩大，司法监督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相应加强。
第三，西方国家所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也是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分享权力的一种方法，通过分权途径，各集团都希望得到一定的实惠。特别是到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各个财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它必须反映到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来，所以，分权则经常表现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在三权分立原则下建立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成了资产阶级各政党和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的场所。以美国为例，按照宪法规定，联邦国会本来是享有最高立法权的机关，但在通过某些法案时，往往要屈服某些集团的压力。每一项法案几乎都要出现一个限制和反限制的问题，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想在这里争到更多的人权、财权和政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几乎都是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员构成，而两党背后又有不同的财团支持。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在国会争论不休，表面上是在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实际上是在争权夺利，各为其主。同时，议会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政的工具。至今，美国的总统选举仍然实行间接选举的办法，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第三党的崛起，以维护两党的轮流执政。宪法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没有作出规定，现在实行由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和预选制的办法，其流弊也甚多。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对国家权力的分立制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美国，由于宪法的施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机关之间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制约和平衡”，这就使政党组织有机可乘，它可作为三个机关之间的媒介来发挥作用，或者可以大做手脚。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依照三权分立原则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它的政治民主仍然是不充分、不完备的。分权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摆脱和克服的。
在现代，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来，关于分权的理论和原则出现了一些新的主张，反映了向分权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向。例如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时过境迁，三权分立已暴露出了不少缺陷，不足以再因袭传统应用，提出了“四权分立”、“五权分立”的主张。尽管关于权力划分的内容和方法不同，但他们要改造三权分立制度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分权理论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分权合作论”。实行分权制的现代资产阶级各国，虽然没有放弃分权原则，但是一面实行分权，一面又实行合作，而不重在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资产阶级感到这样才有利于其统治。分权学说所遭遇的困难，是在它并非是一部死板的机器，而是一个生长的东西，可以令各个机构之间互相制衡，而仍可生长着。相反的，它的生命是完全依赖着各个机关之间的调和合作，除了调和合作，政府决无成功可言。
可见，任何一种学说和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资产阶级非常懂得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来改善其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完善其统治方法。
6. 德国政体分析及其形成背景
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 资本主义 国家。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其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具有极高的生活水平。下面是我分享的德国政体分析及其形成背景，一起来看看吧。
德国 政治 体制分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三权分立”的议会内阁制为政权组织形式，以联邦制为国家结构形式，实行多党制。
沿革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 军事 占领和管制。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暂不设立”中央政府，但“应尽速恢复地方自治”。1947年1月～1948年6月，美、英、法 三国 占领区先后合并，统称西部占领区。1948年9月在美、英、法三国支持下,西占区各州议会代表组成协商会议，着手起草宪法。1949年5月8日，协商会议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5月23日,《基本法》公布生效，正式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8月，根据《基本法》举行联邦议院大选。同年9月20日，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同年10月7日，苏占区也正式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联邦德国成立初期，美、英、法三国仍根据1949年4月颁布的“占领法规”以及所成立的“盟国高级专员公署”继续实行控制。事实上，公署是居于联邦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当时，联邦政府不能设置国防部和外交部，也不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美、英、法与联邦德国签订的《巴黎协定》生效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终于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1990年10月3日，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属全部5个州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实现统一。 政权组织形式 联邦德国采取“三权分立”的议会内阁制。设立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和联邦司法机关，分别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制衡。
国家元首 根据魏玛共和国二元行政体制的教训，《基本法》设联邦总统为虚位元首。总统由各政党提名，经联邦议院全体议员与同等人数的各州议会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不经讨论选举产生;任期5年，连选可连任1次。总统不是联邦政府的成员，不拥有实际行政权力。其职责主要是：签署并公布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由联邦和有关部长副署的 法律 、法令;根据联邦议院的 决定 任免联邦，根据联邦的提名任免联邦各;主持国家 礼仪 性活动等。
联邦议会 联邦德国的最高立法机关。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通过普选产生，每届任期4年。主要职权是：制定和通过法律，监督法律的执行;选举和撤换联邦;参与选举联邦总统;参与选举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批准联邦政府同外国签订 国际 条约; 对联 邦总统蓄意损害《基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律的行为进行弹劾;等等。联邦参议院由各州政府按人口比例指派3～5名政府成员组成。各州代表任期不统一，由派出的州政府决定撤换。联邦参议院的主要职权是：提案权(其提案须经联邦政府提交联邦议院)，并对联邦议院通过的法案有审议权;对涉及修改基本法以及涉及各州行政和财政的法案或联邦政府颁布包含上述内容的 条例 拥有否决权;仲裁联邦政府与某一州的纠纷或冲突;批准联邦政府对某一州采取强制性 措施 ;参与宣布立法紧急状态;参与选举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高等法院法官;参与批准联邦政府同外国签订国际条约;对联邦总统蓄意损害联邦法律的行为提出弹劾;参与对预算、国库和债务的监督;等等。联邦参议院实际上是各州政府派驻联邦的联合机构。各州政府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的立法和行政事务，对联邦立法和行政起辅助和牵制作用。联邦参议院在联邦与州以及各州之间起平衡和协调作用。
联邦政府 由联邦和联邦各组成，对所有有关联邦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事务作出决策，进行管理。根据1968年通过的作为《基本法》的补充的《紧急状态法》，政府在“非常时期”拥有独揽一切的大权。联邦是政府首脑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人，由总统提名并经联邦议院全体大会选举产生。各由提名经总统批准。和各均不设副职,但可有1位部长兼任副。联邦对联邦议院负责，各对负责。但联邦议院只能以积极性不信任投票，即以大多数议员选出继任者并请求联邦总统将免职，来表示对联邦的不信任。联邦的权力广泛，主要有：①可不经议会批准或同意改组政府，设置部级机构，规定内阁工作程序,划定各部职权范围。②在组阁和政府活动过程中,对各行使提名任免权。③在政府工作过程中，行使制定总的政策指导方针的权力。④如果联邦要求对他表示信任的提案没得到联邦议院的支持，他可请求联邦总统在21天内解散联邦议院。但联邦议院如选出新的，则解散权立即终止。
联邦法院 司法机关享有广泛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法院组织系统分设联邦高等法院、专门法院和宪法法院。各州设有地方法院、地区法院、州高等法院和州宪法法院。联邦法院在各州不设单独的基层法院。州的法院就是联邦高等法院的下属法院。联邦和州是同一个法院系统。宪法法院的地位高于其他法院。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就与联邦机构的权利义务有关的宪法问题作解释;裁决联邦与各州或各州之间关于宪法的争议。其成员半数由联邦议院选出，半数由联邦参议院选出。
联邦制度 联邦德国沿用魏玛时期的联邦制。《基本法》规定了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及其关系的基本原则：“联邦的权力得置于州的权力之上”。立法权主要由联邦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主要由州行使。联邦有《基本法》列举的专有立法权和共有立法权，各州有保留立法权和共有立法权。凡经联邦立法，州与其相违背的立法即 自然 失效。各州无不可剥夺之权，各州宪法也必须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行政权和司法权不仅大部分由州行使，而且联邦还委托州行使部分属于联邦的权力。在财政预算方面，联邦和各州是自主的和独立的。
选举制度 联邦总统和联邦由间接选举产生。联邦议院由直接选举产生。联邦议员有一半是按单名选区的多数代表制选出，另一半按比例代表制选出。凡年满18岁的公民均有选举权，凡已达法定成年者均有被选举权。每个选民选举2次，其中1次投个别候选人的票，1次投政党的票。全国分248个选区，每个选区选1名议员，选区的候选人均以个人而不以政党身份出现。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则按各政党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议席。分配时要扣除本党以个人名义获得的席位，余下的名额由各党自行安排。这是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相结合的一种选举制度。
政党制度 实行多党制。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选中能获得议席的政党主要是____民主联盟-基督____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 根据选举法规定，在全国没有获得5%的选票或直接取得3个席位的政党不能进入联邦议院。这加强了大党的地位，排斥了众多的小党。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必须在议会中占有半数以上的多数席位，通常都是两个政党联合组织政府。60年代以来,主要是由基督____联盟-基督____联盟与社会民主党轮流组织政府，自由民主党只是作为两大党的联盟角色。
德国政治形成背景
二战后，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使民主政治制度在德国真正运行和巩固，在盟国的主导之下，德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治 文化 重建。重建运动首先从反省纳粹的罪行入手，在此基础上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意识的再 教育 。首先是政府在新的联邦共和国框架内运行, 以其民主和法治的施政原则和方式影响和引导民众政治意识的转变。其次是学校教育在再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学校中，政治教育开始被视为系统地学习民主的重要途径，而民主不仅被理解为政府的组成和运作形式，更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公民都必须去认知、掌握和实践的。再次是大众传媒在肃清纳粹余毒方面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通过报纸、杂志和广播将纳粹的罪行公诸于世，使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认识和了解了纳粹极权统治的真相， 更引发德国人自身的 反思 。为了使大众传媒不再像纳粹时期那样成为独裁统治的宣传机器，战后德国对媒体也进行了改造，开始建立公法广播电视，使其摆脱受制于政府的地位和命运。通过向民众征收广播电视税来保障其资金来源，维持其运营，在管理方面也保证其独立性，但由政府和社会各利益团体共同组成的理事会对其进行监理，这样媒体就得以保持其中立立场，从而保障了充分的资讯自由，使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公开和透明的平台，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观念的交流，形成公众 意见 ，监督并影响政治生活。在这一发展时期，特别是经历了1967 /1968年被称为西方!文化大革命的学生运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受到了洗礼。经过两个阶段的艰苦努力，德国 成功 的完成了政治文化的转型，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巩固也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德国走出了战争的废墟，成为经济强大的西方民主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根据经典的政治 经济学 原理，经济制度是上层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体制的转变也必将带来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为世界上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自1948年问世。“社会市场经济”是西德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以社会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市场自由同社会平等相结合是其原则。一方面,整个经济的运转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准则,使生产诸要素达到最佳配置，从而保证经济以最节约、最高效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国家以社会救济、养老金、补贴等再分配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防止和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冲突，保证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尽管在其60多年的发展中遭遇过种种困境与挫折，但却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是德国政治“变与不变” 历史 进程中最大的恒定因素。
德国独特的传统政治文化，逐步衍生了德国的政治发展史。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发展而言，德国在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易言之，分析、总结德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不仅对于了解德国的政治发展史，而且对于认识今天德国的政治现实及其发展走向，均具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第一，国家主义
德国的国家主义首先表现在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德国的历史——确切地说，是民族国家建立、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是德国人忧心的话题。在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德国一直都处在四分五裂和落后的状态，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自到第二帝国的建立，德意志才结束了长达952年的分裂状态。从此，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崛起。在德国的古典哲学家的中，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课题之
一。在他们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复兴的根源和力量在于发扬“民族精神”。一个民族之所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根本在于它的文化、宗教、道德和风尚等精神力量。他们甚至夸大德意志文化的成就，提出日尔曼是优秀民族，因此应当承担起领导世界责任的谬论。德国的国家主义，还表现在二战前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占领奥地利等一系列行动中。这种国家主义还可以从侧面得到明证。德国在20世纪霸行欧洲的历史，是很多欧洲国家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使得德国的邻国一直将德国视为真正的威胁。在1990年东德和西德统一之后，东德之所以能够实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点在后 社会主义 国家被视为一个例外。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它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流血政治或者说是充满血泪的战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的实现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冲动——东德人高呼“我们是一个民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东德的民主和市场的转型又被视为内生的民主化过程。
总之，德国的国家主义，贯穿于德国发展过程的始终。既要解决将所有讲德语的人都统一于唯一的德国之下，也要解决由于与领国相比自身建国的迟滞、国家主义者抱负的失败而导致的人民内心的普遍创伤和挫折感，还要解决由创伤和受挫所导致的更极端的国家主义，或许后两者比单纯的“统一”问题更难解决。
第二， 传统文化 的禁锢
虽然德国战后在政治文化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巩固了联邦共和国的民主体制，促进了政治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但是轰轰烈烈的重建运动并非没有局限性。直至今天，德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在相当的程度上模铸着其政治生活, 这既体现在其政府运作方式方面, 也体现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表现主要如：第一，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从公民的政治参与角度来看，由于德国在历史上形成了国家至上主义和避免冲突的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个人、阶层和集团之间公开的利益竞争被认为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第二，电视传媒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公法广播电视所播出节目的44% 是信息和教育节目，它们为战后的
政治文化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1984年以后在联邦德国才出现私人广播电视，以播出 娱乐 节目为主，其市场占有率和广告收入直线上升，很快就形成了与公法广播电视相竞争的局面。而公法电视台近年一直受到批评，因其日常经费来自 税收 ，使其难免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战后德国的经历表明, 外在的因素“社会市场经济”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德国的市场经济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它是自由与秩序的结合，强调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有德 国学 者指出:效率与公正不是彼此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效率的对立面不是“公正”，而是“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就意味着浪费,就是在毁灭资源。效率亦是公正的一个组成部分，效率与公正两者兼而有之就是一种第三条道路。艾哈德领导实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第三条道路。
实行经济领域的 民主制度 。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实行经济领域的民主制度, 即在企业内部实行共决权制度，即企业雇员有权参与企业的决策。共决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雇员通过企业监事会参与企业决策，特别是关于劳动权利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决策。通过实行这一制度，在企业这一微观单位里，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了合作的关系，而这样的制度安排首先是针对保护劳工权益的，它的作用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成为维系社会团结和整体利益的有效工具。不仅在企业这一微观层面，与之相适应地二战后德国在宏观层面上也形成了一种协商体制，即在劳动领域牵涉劳工的工资、津贴、劳动条件和解雇等切身利益问题时，不是由雇主单方面来决定，而是由劳工与雇主两大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共同制定相关的标准。
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不仅使经济迅速恢复活力并取得巨大发展，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客观上验证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对它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它的影响和贡献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社会市场经济所体现的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公正的原则与战后德国建立的政治民主原则和体制是一致的。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奠定了民众认同战后德国民主体制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通过经济生活对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奠定了民主体制的观念基础。
德国的政体与我国的比较
无论是在国情还是思想文化方面，德国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德国走过的道路也许也就是我们将来要走的路。我国要在发展的各方面借鉴德国的 经验 和教训。在传统文化方面我认为它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它消极的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去排斥传统文化，而是学会去利用，就像德国在充分的利用的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没有正确利用传统文化。当然，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需要我们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我们现在需要的沉下心来，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挖掘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地方。这样的结果是双赢。
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的。我国现在要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这是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的。但是在一些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方面
应该多借鉴德国的经验，德国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的目标，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把效率和公平并重的结合起来，这是最基本的理念，然后法律和制度安排等都遵守着这个理念，这样发展才不会出现误差。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这诸多问题，效率和公平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对等，相关的配套设施也不太完善。另外，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保持着良好的延续性，在遇到问题是不断的完善体制而不是否定根本，这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德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的，现阶段我国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文化方面我们要借鉴德国的经验，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我相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能够成功。 参考文献：
1、陈志斌.《德国政体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马敏.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J].《德国研究》.2002
3、吴志成.《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瑞士和德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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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世纪洛克分权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影响
答案C
【解析】本题知粗亮考查对史实的准确识记能凳圆力。17世纪，洛克最先搭宽提出分权与制衡学说，18世纪孟德斯鸠改造与继承，但洛克与孟德斯鸠的三权是不一样的，包括立法、行政、对外三种权力。
8. 西方分权思想的发展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权思想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远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分权思想的人之一是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洛克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革命成功后，他在总结革命经验并吸取前人混合政体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其分权思想，从而初步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组织形式的理论基础。
洛克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产物。它的分权思想虽然不系统，但却第一次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主要原则。
分权学说出现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国家职能机构应分工的问题。波里比亚曾在其所着的《罗马史》一书中考察了古罗马国家的政治制度，论述了古罗马帝国兴盛的原因。他认为罗马实行了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者并存的混合制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优点在于国家的三种权力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牵制。一种权力如果想要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另外两种权力便会加以抑制，从而有效地防止一种权力过于强大以致发生衰败，使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能趋于安宁和繁荣。波里比亚得出了权力过大易于导致政治腐败的结论。
洛克和孟德斯鸠则进一轿拦步发展了分权思想。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阐述了其分权思想。他提出国家权力应该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国家最高权力，应当属于国会，国会有权制定和通过法律；行政权由国王执掌，国王负责法律的执行，并拥有司法权和任命高级官员、法官的权力；对外权即处理与外国关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权力，此权力也由国王掌握。这里所说的对外权实际上是执行权的一部分。洛克指出，国王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否则将丧失其权力。这一论述体现了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后来，英国政治制度的建立直接受到洛克学说的影响。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创立了较为完整、科学的分权与制衡的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三个部分，认为应该由议会、政府和法院分别行使这三种权力，强调三权分立，强调制约，保持平衡。这一理论比较科学地划分了国家权力结构，论述了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阐明了三权分立的重要意义。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和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为此，孟德斯鸠指出三权必须分立，而且其中由人民代表机构所行使的立法权应是最重要的权力。进而，孟德斯鸠又论证了建立权力制衡关系的必要性。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防止掌有权力者滥用权力的有效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三权分立须要辅之以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权力均衡。
孟德斯鸠发展了英国约翰·洛克的分权思想，使法国的分权制衡理论比英国的更加完善和系统。他所说的三权即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和关于司法及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他认为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力。后世的人们一般都把行政权理解为包括内政外交权在内闭歼胡的政府管理与执行权。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不能集中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手中，否则就不能保障社会自由和公民自由。他说，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分野而得以保障的。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政治和社会的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而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公民的自由将荡然无存。一句话，没有分权就没有政治自由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的主张，是当时日益强大起来的法国第三等级与封建阶级分权的政治要求。他们争取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控制，限制由国王和贵族掌握的行政权。孟德斯鸠提出分权制衡论的初衷是想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改旁体，而其后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却是更为民主的共和体制。分权制衡理论受到后世很多西方思想家的推崇、继承与发展。在实践中更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的政府组织原则，对近现代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