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怎么看待抗日

⑴ 德国人是怎么面对二战的

德国人对待二战是持一种忏悔的心态的，网上有一张照片，内容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从此人们说：“勃兰特跪下了，德国人却站了起来！”在德国，如果美化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话，是违法的行为。

⑵ 德国为什么出售武器给中国去打日本鬼子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本报纸和外电惊呼：这是一场“德国战争”！

很明显，作为我军的对手，日军肯定是感觉到了我军在作战过程中的“德国因素”。

也难怪鬼子不好想。

在淞沪战场上，中国士兵手中拿的家伙是德国武器，打起来的步炮协同等战术，一招一式都有点德国味儿，时不时地，还能在战场上看到一两个高大威猛、金发碧眼的德国军官，这不是“德国战争”是神马？

要说鬼子的眼神儿，还真不错。当时确实是有一大批德国人，在帮我们中国人，打日本人。

而且，这些德国人来中国还挺早。最早的一批，1928年就被蒋介石请来了。

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政府整顿军备，逐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显着的标志就是，组建了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完全按照德国步兵师标准编组和装备的德械师。

只是时间来不及。中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日本鬼子却打过来了。

德国人帮中国做抗日规划

在打日本人这件事上，当时驻中国的德国人，正好帮得上忙。因为，当时的德国驻中国首席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曾在1909-1912年之间长期担任德国驻日武官，对日军知根知底。

而这位出身贵族的法肯豪森将军，利用自己对日军的了解，帮助中国做了一个抗日规划。

其实，别说法肯豪森他们帮了我们中国这么多，就是没有帮助过我们中国什么，他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能够有此一念，也足以令今天的我辈国人，心中一暖了。

国与国之间，自然是利益优先；但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感情存在的。

法肯豪森，这个德国爷们儿，对得起中国。

正如他后来担任纳粹驻比利时总督时，也对得起比利时一样。

而他最后得以善终的人生结局，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心存善念，必有福报。

⑶ 希特勒怎样看待日本侵略中国

希特勒是人类的罪人，全世界人民都恨他。但如果你认真看过历史，你就会说，所有国家的人都可以骂希特勒，唯有中国人应保持冷静。因为二战期间，希特勒骂所有国家都是劣等民族，唯有称赞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
在对日本和中国的立场上，希特勒也曾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日本极为鄙视，而对中国却极为尊重。这里面，既有国家历史背景因素，也有希特勒个人因素。
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闯荡时，生活穷困潦倒，没有人愿意帮他，而一个中国家庭却无私地帮助他，这让他终身难忘。这个中国家庭没指望有什么回报，但希特勒内心却深深地感恩中国。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之后，德国、英法、美国等大兴种族歧视，有色人种被排斥到社会最底层。在提到中国人时，希特勒说：“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为中国代表团承担了全部费用。
蒋纬国和他的德国班主任
希特勒最喜欢喝中国茶叶，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为此英国情报机构曾策划用剧毒放入极品中国茶叶中暗杀希特勒，但没有成功。在给一些一些重要将领的信笺中，希特勒曾提出了“二分天下”的设想。即以巴卡斯坦为界，西方为德意志第三帝国领土，东方为中华民国领土，全世界由德国和中国共同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后，希特勒迫于意大利的压力，不情愿地与日本结盟。但在他心里，对日本是极为至鄙视的。他觉得，日本一个弹丸小国掀不起大浪，几个小矮子更统一不了东亚。在美因茨军事基地视察时，希特勒曾对自己的秘书长阿姆施太朗说：“和这种国家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渔。”
日本侵略中国，希特勒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的做法非常愚蠢，就像一条蛇攻击大象，迟早会被大象踩死。因此，日本侵华后，希特勒三次调停，但日本不听劝告，希特勒只好作罢。
在在整个二战期间，希特勒基本上是站在中国一边，从1937年到1941年，希特勒的德国政府曾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到1941年德苏爆发大战后才中断。特别是日军攻陷南京后，希特勒秘密支援国民党政府军一大批德制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孔祥熙和希特勒合影
而对于日本，希特勒则由当初鄙视升级为后来的痛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日本突然不自量力地偷袭美国珍珠港，更让希特勒对日本鄙视上升为愤怒，他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最愚蠢的行为，大骂“日本是没吃饱铁笨牛”。希特勒最不希望美国参战，而日本之举正好打破了希特勒的美梦，使二战加速结束，也使纳粹德国加速了灭亡。而德国纳粹德国灭亡后，日本也跟着完蛋了，这也是希特勒早已料到的。他是被日本送进了鬼门关，估计在地狱里还得和东条英机大战呢！

⑷ 战败后的德国掺状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
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
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内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在西德国内，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击与非议。但是他伟大的举措感动了世界舆论。1971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他也为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从此以后，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应该提及的是，西德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少数大学生深信“资本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组成了所谓的“红军团”，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会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义的歧途。1977年秋天，极左的恐怖主义达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强硬打击下，“红军团”失败并走入低谷。

但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对原纳粹分子的清洗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电视台在四个晚上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仅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对于只有六千万人口的西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该节目的成功使得新纳粹分子恼羞成怒，他们试图通过迫害电视设备来进行干扰，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复与争论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又出现了波动。这与在1982年底以科尔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关系。保守派对6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对纳粹历史以及德国保守传统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怀。科尔上台之后，宣布要实现“政治与道德上的转折”。科尔本人并不想给纳粹历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却认为重新评论德国历史的时候来到了。

1983年，西德出现了所谓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着名的《明星》杂志推出了所谓的“被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德国舆论一片震撼。保守势力欣喜若狂，叫嚣 “应该改写纳粹德国历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记”很快被证实是伪造的。“日记”虽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来的篡改历史的心愿却是真实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月8日是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历史日子的逼近，欧美各国都在准备隆重的纪念活动。联邦德国也因此再次兴起了反思纳粹历史的高潮。但这次反思却变了调。有人认为，5月8日对于战胜国来说是一个“胜利与解放的日子”，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战败与灾难。难道德国人还能与战胜国一起把它作为“胜利与解放的日子”来庆祝吗？5月初，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西德，要与西德总理科尔一起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同时，表示德美两国人民的和解。科尔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体很快披露，该墓地还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犹太人组织因此呼吁里根与科尔放弃该吊唁计划。但科尔还是坚持与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的光辉形象被抹上了一层阴影。

5月8日，联邦德国在众议院举行庄严的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对西德舆论中对这一历史日子的性质的疑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战争结束时自己承受的灾难与这个日子，而应该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于罪恶的纳粹统治。魏茨泽克的精彩演讲不仅赢得了德国众议院的热烈掌声，澄清了德国公众的历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赏，除去了德国国际形象上的阴影。

但是，西德对纳粹历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终结。1986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他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过去”。他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的类似的大屠杀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对诺尔特的进攻，着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了整体性灭绝性大屠杀，而且这种罪行又发生在属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德国。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把自己与落后国家一样看待，逃避良心的谴责。至于诺尔特的第二个观点，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是挖空心思为希特勒开脱罪责。

四、90年代以来：深入与多面化阶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东西德国统一了。统一德国沿袭了原西德的国名，也继承了其反思纳粹历史的优良传统。统一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

90年代初期，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题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博士论文。在此书中，格德哈根通过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该书翻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格德哈根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年轻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观点，而他们的父亲一代，即那些已经成为大学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学生却显得有些落后了，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格德哈根着作的专业缺陷。

随着辩论的深入，纳粹德国军队在二战与大屠杀中的角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以前，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 的粉饰性说法，认为他们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展览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过，它也引起了极右翼的攻击。他们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术错误，试图推翻整个展览的结论，但未能得逞。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早在1980年，以着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去年，德国电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又于今年在好莱坞获得了提名奖。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电影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旧世纪之交，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历程又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讨论，联邦众议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今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结语
但是，即便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仍然充满了波折，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书。该书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战胜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以及德国民众遭受的灾难。作者把战胜国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新纳粹分子又借机挑拨德国与战胜国的关系，他们称战争国1945年2月13日对德雷斯顿的大轰炸为“炸弹大屠杀”，并且扬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示威游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来自德国首都的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街道上。他们在为永久的和平祈祷，同时他们也以此行动阻挡在周边街道上挑衅的新纳粹分子前往勃兰登堡大门，不让他们玷污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幅画面可以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与现状的象征。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让我们为它祝福吧！

⑸ 二战前中国被欺辱，欧美国家都想捞好处，为何德国却帮中国强军呢

有人说，这是德国人对咱中国有好感！哎！你快拉倒吧！好感？国家和国家之间，用好感来说事，这是嫌命长啊，往死了作呢？

您要知道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这里边就有德军，而且领头的就是德国人，更加要命的是，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曾经给他的部队下过命令，不要同情中国人，不接受战俘，他们要干嘛？要让一千年之后，中国人都不敢窥视他们。

所以德国帮助咱强军，那也是有利益在里边的。

当时国民政府和苏联决裂，还是需要军事援助的，毕竟那会大华夏底子薄，什么军工不军工的，连个好好的工厂都少。

而这个时间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国输了个稀里哗啦，那个发动一战的威廉二世，也被指认为战犯，这要不是荷兰女王死保，早被投入到监狱里吃起了牢饭。

而整个德国也没啥好果子吃，一个《凡尔赛条约》，德国人只能拥有十万军队，其他的这都的解甲归田，修理地球去。

这么一规定，德国这帮子军人可就惨了，毕竟他们除了打战啥也不会，要技术没技术，要知识没知识的，咋整？

⑹ 在抗美援朝胜利后，德国人是怎么评价中国志愿军的

引言：抗日援朝战争时期，中国还只是一个刚成立的不久的国家。经济还有待恢复，各项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但是，中国派军援助朝鲜后，战胜了当时强大的美军，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国震惊了整个世界。抗日援朝战争后，许多国家都在研究中国为何能够战胜美国。德国在深入研究后，大家赞叹，将中国的成就总结成了八大不可思议。中国志愿军们做到这八大事，实在是不容易。

第六个就是志愿军们的防御能力异常强。在美剧面前，志愿军们利用地道来进行防御，这对于美军的轰炸有着极强的防御作用。第七个就是我国志愿军们信仰坚定。出战前，领导人们就像志愿军们强调一定要打胜仗。这句话就成为了志愿军们内心坚定的目标。第八个就是志愿军们视死如归。志愿军们为了保护战友，选择和敌人同归于尽。

⑺ 德国日本战败后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二战后，德国对自己的侵略行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当着来自全世界的记者面，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德国总理的这一举动以及德国人在战后的真诚道歉和一系列的实际赎罪行动，换来了世界人民对德国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做出类似的反省，我们倒是看见了日本政府的首脑小泉带头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在日本，甚至有人试图篡改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内容。日本政府的态度以及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必然造成日本国民普遍回避提及抗日战争。

记得在某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时，中央电视台曾在南京做现场报道，我们看到，记者采访了好几位来自日本的年轻游客，可当问及：你是否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这些年轻的日本人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呈现一幅惊恐不安，不知所措的面孔，且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仓促离去的方式。尽管出现在电视镜头中的日本人不多，但此种现象却是日本主流舆论不愿正视历史甚至竭力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必然结果。

日本人为什么不像德国人那样对发动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而是竭力回避和掩饰自己的罪行呢？

显然，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人的罪恶太过深重，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无法正视。

众所周知，做出侵略中国决定的，是日本政府，但实际具体实施罪恶行为的主要是侵华日军，而构成日军主体的士兵，主要是日本的平民百姓。

尽管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后，这些士兵的道德观、价值观会因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和控制而与日本军国主义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作为一个日本的普通百姓，我相信他们也会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良知和与整个人类相似的善与恶的标准。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作为一个人，就会有人所共有的“超我”。

我想强调，“人的超我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稳定性，体现在人的一生都受其影响和制约，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行为模式。而可塑性则见于受到某种因素的强烈影响，超我的标准会发生改变，并由此导致行为模式的转变。超我的可塑性还表现在超我的标准具有两极性的阶段性的情景性的变化。即在一段时间内它的标准就是其的固有标准，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和/或在特定的情景中，超我的标准恰恰是此固有标准的反面，是那些原本不为固有超我所允许的、受到压抑的内容。我们不妨将此时的超我称为“临时超我”。

二战期间，当日本军国主义占统治地位时，那些主要由日本平民百姓构成的日本军人受制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他们的超我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期望的一切，效忠天皇，为日本而战，他们的善恶标准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由此我们看到，他们有屠杀平民的竞赛，他们把活人绑在木桩上让士兵练习突刺，他们将中国人活埋、剜心、让狗撕咬，将孕妇剖宫，挑出婴儿，他们扔下细菌弹，活体解剖病人……将所有的兽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战败并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战犯受到正义的惩罚，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士兵也恢复了战前的平民身份，他们的（临时超我又突然转回固有超我，这种转变如此突然，使得一些顽固分子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满足其临时超我的要求）固有超我开始重新行使功能。此时作为一个战败后的日本人，他们会蓦然看见他们自己国家和人民也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和伤害，除了大量的士兵在侵略其他国家中命丧黄泉之外，日本本土也遭到盟军的轰炸、品尝过原子弹的威力，还有文献中提及的苏联红军对日本侨民的所作所为，再加上由于多年的战争消耗使得国家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等等，这些曾经的侵略者一定也会从中体会到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作为一个人，他们也应该能够从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所遭受的创伤体验中，意识到在作为侵略者时，他们的禽兽不如的残酷行为会给他人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

理论上，他们会在其自身固有的超我的作用下，而产生罪恶感，并会有相应的赎罪行为，如德国人就是一个榜样。但是，理论上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由于他们的罪恶过于深重，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他们曾经的罪行。因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是和他们固有超我绝对不允许的，是其固有超我的另外一极，按照他们固有超我的标准，他们不知该遭枪毙多少次。如果重新以日本军国主义占统治地位时的“临时超我”标准看待自己的行为此时，虽然罪恶感会减轻甚至完全没有罪恶感，但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的“临时超我”标准，他应该战死或因战败而切腹自杀！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既没有战死，也没有切腹自杀，而是选择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临时超我”最不能接受的主动或被动投降。显然，此种心理冲突如果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就会出现问题。

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没有处理好战争的创伤，没有修通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感与对天皇和军国主义认同的矛盾冲突。这种状态潜藏着一种危险，即日本人可能会将其的罪恶感隔离，而不断地强化和内化对攻击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认同。”（参见《IPA首届亚洲精神分析大会中的一个特殊专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b79350100nera.html）

我同意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确实是毋庸置疑的现象。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些日本人在隔离自己的罪恶感的同时，不是强化和内化对攻击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认同，而是采取特别的赎罪行为——补偿行为。只不过这种特别的赎罪行为或称补偿行为，不是向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谢罪和赔偿损失，而是体现在为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拼命地工作，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善意等。

这种类型的补偿行为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为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拼命地工作显然是战后日本社会所鼓励的，也是符合日本社会的主流超我标准的，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其潜台词，“我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事的，因此，我在战时所犯罪行也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的，如果有责任，那也是政府的责任”。这种合理化的防御机制，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善意，是在强调，“瞧！我多善良，这么善良的人这么可能做出那些‘传闻中’的禽兽不如的事情？”以标准的好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子女的面前，就会起到很难使人想象自己曾经是野兽的作用，由此可以达到掩饰自己曾经的罪行的目的。

但是，由于这种类型的补偿行为的对象只是限于其所在的国家和自己的亲人，而不是针对深受其害的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它只是部分性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偿。这种防御机制在给其带来部分好处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虽然罪恶感被深深地隔离，但并没有消失，为压抑此种罪恶感，就必须采取回避谈论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的话题。而他的子女也会对曾在其他国家驻扎的父亲或爷爷产生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实际上也多少知道一些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父亲或爷爷是否也曾犯罪的疑问；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看到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是如此地和蔼可亲，他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曾经是个罪犯，再加上他们的父亲或爷爷对二战罪行的回避行为，会导致在家庭内部谈论日本的侵略战争成为一种禁忌。众多的家庭的禁忌，形成这个国家对谈论侵略战争的禁忌；国家的禁忌又会进一步强化家庭的禁忌。

上述普遍存在的禁忌，会严重阻碍日本整个民族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而不能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必然影响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在战后历经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恰恰是在日本处于最繁华阶段，日本却出现了频繁更迭国家领导人的现象，社会经济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迹象。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必然的？我的观点是：这是必然的。因为，一个家庭存在不恰当的禁忌，会使一个家庭难以整合；而一个国家存在不恰当的禁忌，会使整个国家难以整合。而禁忌的代际传递，还会继续影响日本的子孙后代。

⑻ 为什么德国人要侵略中国

二战时候：德国兵力不够，征16-60岁的男丁当兵，德国死了300多万士兵，这已经是悲剧了，这还会给他的家人带去很大的痛苦。而且战时经济一定会削减百姓日常用品中的军需物品（粮食，油（不是食用油），电等战略物资），士兵日子也不好过，二战后期冬天（莫斯科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德国士兵都没有棉袄，吃的也很少；战争中后期，柏林每天都受到盟军的空袭，人们必须躲到防空洞里生活；物资紧缺又要提高税收。
看看苏联，士兵1000多万，有无数平民死于德国的空袭，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本土的人民生活也不好过，有的女人为了得病的父母而去当军妓。中国人本来就穷，就更别说了。
战争的时候，百姓有时候也躲避不了被杀害的命运。看看德国人是怎么对犹太人的，再看日本人当初是怎么对我们的。提到日本人就想骂几句，我们一定要报仇！！！